2 第二夏 The Second Summer

2 第二夏 The Second Summer

又有谁会知道呢？

那曾经是明亮的，忧郁的，是蓝色的，还是灰色的？

反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西雅图。

所以，一方面我流连于圣迭戈无休无止的阳光，感受夏天才20摄氏度出头的凉爽，另一方面我又神往美墨边境线那一边——想象中的蒂华纳人间地狱。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名谚”：不作不死吧！

2017年7月，我又来到了美国。这是我规划中的第二夏，打算从美墨边境地区开始，一路沿浩瀚的太平洋西海岸北上数千公里，到达西雅图。

去年是横贯美国，今年是纵贯，两条线路在洛杉矶交会，在地图上，形成一个转了90度的“丁”字，是《丁丁历险记》的“丁”字。

我站在圣迭戈海边巨大的树冠下，看见太平洋在远处沉吟，午后的热风轻轻吹动，银灰色的水光抖动出一层层细密的波纹。

“这厮是要疯！”一位去年在华盛顿接待过我的网球球友在微信群里知道了这个信息，发出感慨，去年我横贯美国时，他已经表示了费解、不安，估计他心里想说，这家伙吃饱了力气多得没处使。

“墨西哥有多乱你知道吗？去年，一个反毒品的女市长，在她上任第一天，被枪手闯入家中杀害。人们在找到她的尸体时发现她的手被捆在一起，推测她遭到了刀刺、毒打、火烧等残酷的虐待后才被杀死。该女市长被虐杀纯粹是报复，带有行刑式处决的色彩，这个案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但是，在墨西哥，永远无法破案……”远在得克萨斯州的老孟一如既往在晚上九点半给我发微信，给我提示卡。我去年驾车横贯美国的后期，他总像个军事指挥官，拿着个铜柄的放大镜，趴在他写字台后面那张新买的1.8米巨幅美国地图上，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告诉我下一站去哪里好，哪里可以去看看。

“晚上8点钟以后，千万不要出门哟！”“如果驾车时碰到打劫的，你把车窗摇下一条小缝，把20美元塞到窗外去，记住是塞出去，千万不要摇下整个车窗，否则，他把枪伸进来，接着打开车门把身体挤进来，你就惨了，因为这样的话，简单的打劫有可能变成绑架。”“等我拿着钱赶到的时候，你的耳朵可能不在头侧面了，或许你以后半辈子都得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阴影下。”

我开车从圣迭戈海边回来，老孟的这段语音，听得我腿肚子都打战了。

7月12日晚，我联系到一个叫老叶的球友，他约了我晚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附近跟当地华人朋友一起打网球。打球休息期间，坐在凳子上闲聊，我很仔细地询问了老叶和每一个球友，问他们有谁去过美墨边境线和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尽管这里离蒂华纳只有20多英里，开车最多30分钟，但是，他们都摇摇头，居然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美墨边境和蒂华纳对华人来说，是恐怖的代名词。

打完球，我跟随他们去了一家福建人开的广东餐厅“皇朝”，喝着例汤，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叶说出了原因。他说那些蒂华纳抢劫犯爱打劫中国人，因为，我们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看上去是“二小”，样子小、胆子小，偏偏兜里还爱揣现金，不打劫华人打劫谁呢？所以，没事他们都尽可能不去墨西哥。

他说：“你知道墨西哥警察的工资有多少吗？”

我问：“多少？”

他说：“才375美元一个月！这怎么养家糊口？于是很多毒枭集团都给警察发工资。听话的警察有奖金拿，不听话的警察杀头。”

美墨边境蒂华纳的恐怖和混乱，如宇宙的黑洞，倒激发了我的探寻欲望，这就好比爬山遇到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里面透出一线灯光，如果不让我进去探寻一番，岂不难受死了吗？但是，我又天生胆小，属于典型“二小”一族，特别怕死。有次大地震，我所在的省份有震感，当晚，我和爸爸在床上坐着发呆，突然，爸爸踹了我一脚，说：你别抖脚！我说，我没有抖脚啊！我们二人都抬起头，发现头上的灯泡在剧烈地晃动，再一看，房子的墙壁也在嘎吱嘎吱地动。爸爸说，不好！地震啦！房子要倒！快跑！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一骨碌从床上滚下来，想迈开腿跑，却发现我的腿软得像快要融化的冰激凌。爸爸连拉带拽把我拖出屋子，我记得自己一出屋子，就在门口的空地上一边跑，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嘶喊：地震啦！地震啦！地震啦——！这绝望而恐怖的声音，配合着房屋的晃动，永远地刻在了我幼小的心里。

当然，这种濒临死亡的感觉也十分刺激，体内化学物质的释放会使心怦怦怦地加快跳起来，让人感到兴奋和刺激。或许越是害怕死亡，这种挑战死亡的乐趣也就越大，这种过程让人着迷。

所以，一方面我流连于圣迭戈无休无止的阳光，感受夏天才20摄氏度出头的凉爽，另一方面我又神往美墨边境线那一边——想象中的蒂华纳人间地狱。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名谚”：不作不死吧！

终于，在圣迭戈游荡了5天之后，老叶的一个朋友帮我找到一个在墨西哥生活的导游，答应带我去边境地区，而且，好消息是，这个导游还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次日早晨，一辆带有美墨两国牌照的丰田汽车停在酒店门口，那个姓沈的导游还是一副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的样子，皱巴巴的细条纹衬衫，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一串钥匙挂在裤腰上，感觉他被冻结在1980年的上海时光中了。只是他的皮肤已经晒得如墨西哥海边的海狮，透着一种闪闪发亮的黝黑。

一上车，我就问他：你在墨西哥被打劫过吗？

他说因为害怕，他在墨西哥18年了，晚上从来不出去，小心翼翼，所以从来没有被打劫过。车上时间多，他就讲了个他身边的事，十多年前，他初来墨西哥的时候在一个中国人开的贸易公司里工作，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墨西哥人来应聘，此人寡言少语，举止安静，叫干啥就干啥，特听话。后来才知道他是个毒贩子。有一年，他把毒品拿给下家，却没有收到钱，上家来逼他，他走街串巷找到下家，争执起来，一怒之下用弹簧刀刺中下家的心脏，下家当场委顿在地，大出血死掉了，他就逃跑了，一晃就是十多年。沈导说，他应该快要回到蒂华纳来了，因为根据墨西哥的法律，10年以上的案子就不再追诉。

说着说着，我们的车就过了边境，从美国这里进入墨西哥，国门洞开，二车并驱而入，畅通无阻，墨西哥方面连个护照也懒得看。

沈导说，这里有些警察特黑。看到你是美国牌照的车辆，他会挥手拦截下来故意找碴，于是，按照心照不宣的规矩，你小心翼翼地递上20美元作为小费打发他走。假如他是“本分的警察”，他会拿了钱放行，一句“阿你要死（西班牙语再见的意思）！”，你就快跑吧；如果他是“不本分的警察”，他会说“烦哥米锅（跟我来）！”，以贿赂罪把你带到警察局，敲诈一笔大的。

“好在，我的车也有墨西哥牌照。”沈导说，“而且我会说西班牙语。”

我看看窗外的蒂华纳，天色奇蓝，阳光炽烈，土壤干得都裂开了嘴巴。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棚户区的房子，居然就盖在美墨边境墙旁边，黑压压的。

沈导先带我去革命大街和宪政大街转一转。

现实中的墨西哥革命大街是这样的：一个穿着白色紧身短裙，脸上、大腿上、屁股上的肉都肥嘟嘟挤出来的矮个女子，抹了猩红的口红，头发蓬松而凌乱，白了了的脸上刻着些许倦意，胸口的衣服低垂，懒散地倚在一个昏暗的店门口，眼神迷离。时间是上午十点半！

“这是妓女！”沈导小声说，“你注意哟，她们附近往往有黑帮的，穿花衬衫的文身的男子。”我往附近的街上扫了两眼，果然撞到一个凌厉的眼神，冷冷地扫视着街道。我的眼光碰到他的眼光，像是刚刚打开一个电冰箱的门。我本来还打算再看看其他几个妓女长得具体啥样子，看这情形，我想我还是快点走吧。

沈导说，一般加利福尼亚州人喜欢过边境来这里召妓，圣迭戈大学生毕业典礼后，大家也集体来这里寻乐子，在疯狂作乐中告别校园。因为这里召妓是合法的，而且价格十分便宜。

色情业是蒂华纳“发动机中的战斗机”，蒂华纳据说就是一个著名的老鸨的名字，当年她开了第一家店来做对面美国大兵的生意。

从革命大街到宪政大街，整个城市都是色彩鲜艳明快的西班牙风格建筑，但是由于很多房子经年失修，透露着破败与颓废，极像一块生锈的铁皮，又宛如一个浓妆艳抹的妇人，却掩盖不住一夜无眠、三餐不继之后的落魄。

我看到一堆墨西哥人在一家小银行的门口排起了长龙，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张单子，队伍几乎不动弹，但是他们都超有耐心地相互聊着天。

难道这是一家网红店？

我好奇地抓住一个留两撇翘翘的胡子的胖子，问：“你们在干吗？”他说：“交电费啊。”我心想，交电费的场景都这么壮观。

这时沈导推着眼镜一溜小跑上来，对我说：“你是不是把包留在车子里了？”我说是，他说：“你赶紧回去拿吧！”他带着我往回跑，说：“千万别在车里落下包，这里抢匪多如牛毛。上次，我的包在车子里面只停留了一会儿，等回来时，车窗被砸得破碎，汽车椅子上空无一物。”

拿好包，他跟我说，前两年，小城发生一起大劫案。警察从后来的银行监控录像中看到，劫匪开着大卡车来到银行的ATM机（自动取款机）前面，下来4个蒙头党，手上只有绳子和斧头，警察一上来也纳闷，这么简陋的装备来对付ATM机管用吗？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天才劫匪，他们先用大斧头把取款机周边凿开，然后用钢绳的一头套上取款机，另一头绑在卡车上，用力一轰油门，把取款机硬生生从墙上拖到大街上，然后再抬到卡车上运走，回家慢慢切割。

一个晚上，如法炮制，他们抢了蒂华纳8个ATM机。

我想，如果他们走上正道应聘苹果公司，那么蒂姆·库克这样没有想象力的人应该下岗。

美墨边境线跨过河流，翻越山脉，挺入荒漠，穿过城市和村庄，最西面的一段边境墙直直地插入蔚蓝色的太平洋，在大海里倔强地往前延伸了最后100米。这是我们这颗星球上，人与人之间竖立的最奇特的栅栏。

午后，我跟在沈导和几个美国游客后面，来到海边的边境墙。

这边境墙有两道，一道是破败不堪、褐色铁皮扎起来的3米左右的大篱笆，这是墨西哥方面的边境墙，在这道大篱笆的外面，是美国方面标准的边境铁丝网。铁丝网后面，不远处有警方的巡逻车、巡逻狗，地上有无数个摄像头，天上据说有些地区使用了无人机。

铁丝网的那边是生机勃勃的圣迭戈，铁丝网的这边是黑暗的蒂华纳。

那些偷渡者如大雨来临前的蚂蚁一样逃亡。

我问老沈：“偷渡到美国最安全的是什么方式呢？”

他说：“地道。”

他说，特朗普想在美墨边境修建一个新“万里长城”，阻挡偷渡，这堵墙仿佛是一个笑话，因为经过毒贩们不懈地挖掘，美墨边境已经有不计其数的地道，就像一块布满孔洞的奶酪。

我站在某一高处眺望，发现整个蒂华纳都是贴着边境墙修建的，像一只紧紧依偎着灶台取暖的猫。有一些房子看上去仿佛直接建在边境墙上，那些人家假如在墙上挖个洞，可以把尿直接尿进美国境内。假如坐热气球升空，往东看，会看到非常夸张震撼的场面，边境墙的美国一侧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像月球的表面；而边境墙的墨西哥一侧，则绵延着数不清的民居、仓库、工厂，密密麻麻纠缠在一起。理论上讲，这些都是走私地道出口的最好掩护。当地人解嘲说：“因为墨西哥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

前些年，美国警方累计发现了185条地道，据说世界上最危险的“卡特尔犯罪集团”和“古斯曼集团”是大部分地道的施工方。有人推测，美墨边境可能有近千条未被发现的地道。迄今被发现的最长的一条地道，是“大师级”土木工程师的杰作。这个地道从蒂华纳通往圣迭戈，700多米长，离地深度达10米，隧道内具有通风系统，设有金属结构支撑以防隧道塌陷，同时还铺设有轨道，拥有电灯、推车，而隧道墨西哥一侧的出口附近就是当地的警察局。

老沈说，特朗普修建新的边境墙，只能阻挡一部分赤贫的偷渡客，因为他们可能连走地道的费用也支付不起。

想想看，那些可怜的偷渡客，一路上拖儿带女，背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扒火车，跳火车，睡路沟，住野外，风餐露宿，抵达美墨边境的蒂华纳。这样子到达边境时已如惊弓之鸟了，然后再要用衣服包住头在烈日的烘烤下用尽全力翻越边境的荒漠地带，或者佝偻着身子在幽暗的臭气熏天的地道中摸索，奔往一个多数人听不懂西班牙语的地方，一个耳熟能详却又十分陌生的社会。

迄今最“奇葩”的一个墨西哥偷渡案，是一个瘦子把自己伪装成小汽车的座椅——头是靠枕，身体弯成90度的座位——藏在座位里，试图过关。脑洞不是一般的大！

就在我抵达美墨边境的前两个月，一天夜里，圣迭戈港附近的警察正在进行例行巡逻，突然发现前面有几十个人慌慌张张地走夜路，一喊话，他们惊恐万分，撒腿就跑，跑到一个都是干草和树枝的洞口，顺着长长的梯子就往一个洞里爬。于是，这些人被带到警察局，接着，最狗血的事情发生了，警方问话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偷渡的人多数不会英语，也不说西班牙语，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居然都是华人。从前的中国人先想办法来到墨西哥，然后再从边境偷渡到美国，从圣迭戈去美国各地的中餐馆或者华人店家打工，这个路线艰辛、曲折，却是几十年来的经典线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样的人或许越来越少。

偷渡是惨烈的。香港期货大王刘梦熊是20多岁偷渡到香港的，他说，由于海禁，他走了6天6夜才到海边，天一黑，他就下水了，从天黑游到天亮，终于抵达了对岸……他说光他的同学在偷渡中就死了8个，其他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了。据说，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或者用一网兜的乒乓球当救生圈，一直游过去。从陆上偷渡，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者临行时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心怯了，就不敢追了。

非洲人花几百欧元偷渡到西班牙的“危险之旅”，也往往死在路上，地中海上曾经漂浮着上百具偷渡客肿胀的尸体，随波逐流，无处可去。这些人的妈妈可曾找到她们孩子的尸体？这些曾经在她们怀里吃奶，牙牙学语慢慢长大的孩子，变成了在海上和树枝、水草、海风一起四处漂荡的浮尸。

偷渡者也是无辜的，只是为了追求想象中的美好生活而已。

站在蒂华纳的海边，夏日的海风呼啦啦很大，我看见一个小孩把手臂张开，T恤鼓起来，宛如海鸟展开翅膀，如果可以一点点飞高，飞高，就可以飞过边境的那堵铁皮墙。

我目测了一下两国接壤的漫长而壮阔的海岸线，发现从海上游泳泅渡到美国似乎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这么干，主要原因是整个夏天都是加利福尼亚寒流，海水的温度极低，跳进冰冷的海水里，游不出五里地，人就冻僵了——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季。

这美丽的海岸线上，只有一样生命是真正自由的，那就是海鸥。

它们在墨西哥这边吃吃游客的残渣，在海滩上跳跃着小碎步，接着呼啦啦地飞过边境墙，在那一头翱翔，停歇在美国的海滩上……这比我们人类要自由得多啊，面对着那一片蔚蓝的海和褐色的墙，你会思考，为啥人这么高等的动物，万物之灵，却没有鸟的自由？而那些低等的鸟类啊，体内或许只是延续了一些翼龙的DNA（基因）而已。

离开美墨边境前，沈导带我去海边一个地道的小店里吃墨西哥卷饼。这种卷饼将烤碎鸡肉、熟豆角、生菜、细奶酪条抹上酱，卷在薄饼里，并完全包紧，送入口中，那个爽呀！此刻，附近的大海泛出绿松石蓝，涛声悦耳，天色透着迷人的深墨色。

我呼吸着海的味道，坐在人群中。

突然，4个戴着墨西哥大檐帽、脸色黝黑粗糙，穿着统一红衬衫的中年粗壮男子聚拢过来，其中一个额头上还有长长的刀疤，他们一声不出，把我们团团围在餐桌上，我十分紧张，他们要干什么？！

猛然，这一刻，他们手上的家伙鲜活了起来，手风琴、吉他、低音提琴、手鼓一起奏响，是熟悉的西班牙弗拉明戈……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5元一首歌，我们一桌的人都东倒西歪地跳起了舞，跟上节拍或者没有跟上节拍，和着那慷慨、狂热、豪放的音乐，刹那间，《卡门》让我们忘记了黑帮、偷渡，忘记了死亡的威胁和一切暗淡的东西，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在4个墨西哥大叔的音乐中，我们都变成了那些异乡的、美丽而自由的灵魂……

蓦地想到一则佛教寓言，一个人被老虎追赶跌入了深井，却发现井底盘着一条毒蛇，上有虎下有蛇，他只好四肢并用困在井壁上，正沮丧无比的时候，井壁上方的树枝上有个蜂巢突然滴下一滴蜂蜜，正好滴进他的嘴巴里，他就细细地品味起来。品味蜂蜜的这一刻里，他就尽情地享受那滋味的美妙，暂时忘却了一切忧愁，因为忧愁永远像老虎和毒蛇一样在前面、后面等着你。

那一曲激荡的弗拉明戈不就是生活赐予我们的一滴蜂蜜吗？

那就享受这一刻吧。

我从美墨边境墙回来后，看到一则温暖的新闻：4月，美国边境巡逻队两位警官合力把圣迭戈和蒂华纳边境墙上的一扇大门打开，人们激动地鼓起掌来，一位脸色黝黑的中年人在大门口一把抱住了他白发苍苍的老母，母亲的眼泪涌出来。这是美墨边境墙开放活动，让一墙之隔的亲人们相聚3分钟。

你没有看错，是3分钟！只有3分钟！

分隔两地，很多年没有机会见面的亲人们，在那3分钟里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一刻希望时间停滞，不再分离。

视频里，我看见一位奋力滚动轮椅的残疾人，挤在门口张望着，张望着，希望能够在对面的人群中看到自己亲人的身影。

更多的人由于时间不够，只能隔着边境墙的栅栏相会，隔着栅栏，他们看不清自己的孩子或者妻子的脸庞，孩子长高一点了吗？妻子脸上可有岁月的纹路？母亲的背是不是更佝偻了？

墨蓝的海水在阳光下泛动着亮色，气势恢宏的加利福尼亚寒流或许正在北美西海岸温和地列队南下。我看见许多人跃入大海，和海狮一起游泳，间或有两只年轻的海狮在海里快乐地呼朋引伴，“嚯嚯”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

从蒂华纳回来，我不争气的贱胃开始想念中餐。

晚上8点多，根据谷歌地图找到一家粤菜馆，装修是20年前的土豪风，只是如今豪气被蒙上了一层猪油，宛如富贵女子经历了社会动荡和岁月的无情摧残。一位目光炯炯、胡子拉碴，看上去意志力坚定的东北老板守在厨房入口处，正在督工厨房。我坐在他对面的位置上，“这旮旯那旮旯”地和他侃了会儿大山，咕咚咕咚仰脖灌下一瓶青岛啤酒。

最后只记得他反复说：“美国的刀了（dollar）也不好挣。”

我说：“全世界哪儿的刀了都不好挣啊！”

“这倒也是。”聊得高兴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给你炒面里加点青菜。只多两刀，要不要？”

第二天临近中午，我打算去拉霍亚角的海边看看海狮、海豹和海鸟，今年租的“毛驴”是一辆白色的本田，这头“毛驴”干净得像是洁癖患者开的。半路上，看到一家汉堡王，下去买了一个火烤鸡腿汉堡，香喷喷的，我舍不得吃，打算带到怡人的海边吃掉它。

拉霍亚角的海边是一大片绿色的草坪，海边的树长得如海风一样没有规律，树冠宛如一团物理上的混乱熵值，草坪在靠海的地方突然消失，变成悬崖峭立在海边。站在那些海边的悬崖旁，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海风呼啦啦地吹着，风大得几乎钻进了我的毛细血管。

我想闻闻大海的味道，但是，走上草坪不到十步，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这是海风腥味中夹杂了某种腐臭，东一阵，西一阵地飘来，像极了中国的霉干菜。浙江绍兴有些地方把新鲜的雪里蕻菜腌制发酵后，铺在房屋的走廊上、马路上暴晒，整个世界都弥漫着一股刺激的腐臭味。现在，这种绍兴乡下的味道搬到了圣迭戈的海边。俯视悬崖下面的海滩，到处都是海狮，小眼睛眯着，懒洋洋地四仰八叉地在那里，间或吧嗒吧嗒动几下鳍状前肢，奋力往前挪动一下，或者张着嘴巴“嚯嚯嚯”叫着。此间，我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怪怪的臭味是不是来自它们？

一阵阵饥饿感涌上胃壁，我也顾不得这四下飘散的腐臭味了，拿出火烤鸡腿汉堡，就着刺鼻的恶心味道，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肚子里是一阵冒火的饿，鼻子里是一阵反胃的臭。

海风一阵阵地吹着。

这一刻真的是很奇妙的感觉。

墨蓝的海水在阳光下泛动着亮色，气势恢宏的加利福尼亚寒流或许正在北美西海岸温和地列队南下。我看见许多人跃入大海，和海狮一起游泳，间或有两只年轻的海狮在海里快乐地呼朋引伴，“嚯嚯”声此起彼伏，忽远忽近。

此刻，天色的蓝和海水的蓝融合在一起，这微凉的夏日海边，除了那股怪怪的味道，真是地球上和谐的角落。拉霍亚好像是西班牙语“珠宝”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应该理解为：海狮们“拉”开了嗓门，在“嚯嚯”地喊“亚”。

接下来的一天，我在圣迭戈出了趟海。

此前，中途岛博物馆的对面，一张揽客海报吸引了我：出海看鲸鱼去吗？

“看鲸鱼？！”去！去！去！

清晨7点，我揉着睡眼来到海边的小码头，三组同行人有一半睡眼蒙眬，凛凛的海风吹醒一切。在加利福尼亚的海边，夏天的早晨可以把你冻成一只寒号鸟。

一个大学生模样的肌肉型帅哥负责开快艇，此哥的眉眼长得颇有点像少年版布拉德·皮特，说话宛如连珠炮，我勉强才听懂几个单词。坐在快艇最前排的是一对墨西哥中年夫妻，皮肤黝黑，体形富态，都着丝绸的短袖花衬衫，戴墨镜，让人不免联想起电影中“墨西哥大毒枭”的样子。船上还有一对美国母女，女孩有10多岁，脸上有美丽的雀斑。我坐在快艇的最后一排。

气温很低，我戴上帽子，穿起冲锋衣。

临出发，少年版布拉德·皮特递给我们每人一件上下连体像登月服一样的救生衣，我感觉我穿了冲锋衣，可以不用这个“登月服”。前排穿丝绸衣服的“墨西哥毒枭”夫妻，更是皮糙肉厚，无惧严寒，穿丝绸短衫出海，一个字，牛！

船绕过科罗拉多岛，刚刚驶出圣迭戈港口，少年版布拉德·皮特已经第一个穿上了“登月服”，把胸口的拉链拉得紧紧的。我看最前排迎风昂首的墨西哥夫妇，还是毫不在乎海上的寒气，心想，或许不用穿这个熊一样的救生衣吧。

8点钟，海上的雾气并没有消退，城市和岸远远退后，青色的海、黛色的天和着灰色的寒风迎面而来，一阵钻心的凉意。这一刻，你或许能够听到宏大的加利福尼亚寒流心跳的声音。

看海狮！大家齐刷刷地呼喊起来。

一个棕色的胖家伙，居然趴在一个航标灯的底座上，随波摇曳，呼呼大睡。它或许是上一次涨潮的时候，爬上了这个高高的底座。

兴奋地注视着海狮，一道青色的鼻涕悄无声息、几乎垂直地从我的鼻子里流了下来。好冷！我急忙伸手去拿刚才发的“登月服”，再一看，船上的人除了墨西哥夫妇，都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穿上了这厚厚的家伙。

岸渐渐消失了，波涛似乎汹涌起来，快艇却并没有减速，从上一个浪峰上啪的一下跌入下一个浪谷，紧接着又随波冲上下一个浪峰，我的心摔得一荡一荡的，和坐过山车一样。放眼望去，无边的青灰色海浪滚过来，我在想我们的小船会不会翻掉，于是，我去看少年版布拉德·皮特的脸，那么年轻，那么嫩，他会不会是一个新手？

一对大嘴巴海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在船的右上方逆风展开翅膀，有时候一动不动，姿态缓慢而优雅，如果此刻配上舒曼的幻想曲《飞翔》，简直绝了。

七八只海豚在十多米的地方跃出水面，朝着它们前进的方向，我们的快艇和这些海豚来了一场追逐。

上百只海鸟在远处的天空中盘旋、俯冲，年轻的船长带我们过去，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原来这里有鱼群，宛如海鸟的海鲜大餐厅，大家都来聚餐，两头海豹也混在里面抓鱼，发亮的身子一滚一滚地俯身下潜，活像两只黑色大皮球。

那群飞翔、尖叫的海鸟密密麻麻遮蔽了鱼群上方的天空，这些鸟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在安徽的一个国营农场里面读小学一年级，天天背着军绿色的小帆布书包走半个小时的田埂路去学校。某个秋天的清晨，我吃惊地发现田野上有数不清的白色大鸟，在青灰色的迷雾中嘎嘎叫喊、拍打翅膀、扭头小憩或是散步觅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大鸟迁徙场景，痴痴呆呆地看了很久很久，我甚至把书包摘下来，蹲在田埂上，想伸手去摸那些鸟。等到了学校，已经迟到20分钟了，严格的班主任罚我站在讲台右边的墙角整整两节课，在同学们幸灾乐祸的目光下，我想着那些即将飞往远方的鸟。下课，我捅捅前后桌的同学，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居然没有一个看到那群鸟，我感到失望又感到庆幸。

但是，此行主要是来看鲸鱼的，在海上逡巡一个多小时了，那些巨大的灰鲸在哪里呢？

少年版布拉德·皮特用对讲机和其他观鲸船在联络，好像其他船只也是一无所获。于是，他分配任务，让我们分别观察自己一边的海面，看看有没有喷水柱。这里的灰鲸都是从遥远的白令海峡游过来的，它们呼出一口气，会喷出4米高的水柱。

水柱，找水柱！

我眯起眼睛，扫射着海面，快艇在海上跳跃，太阳没有出来，海风依然凛冽。长时间盯着海面，没有任何动静，后来，连海豚也不见了，海浪翻动着世界。我甚至产生了一点幻觉，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水柱，但是，揉一揉眼睛，什么也没有。

回圣迭戈海港的路上，船长大概是在向我们讲解鲸鱼的知识，弥补我们没有看到鲸鱼的遗憾，他讲得飞快。

那个穿丝绸衬衫的墨西哥老哥坐在驾驶位置上，把着方向盘。

我问少年皮特，看到鲸鱼的概率是多少，他说50%。我说，看到海豚的概率呢？他说60%。我说，那是不是有人连海豚也没有看到？他说是的，有10%的人出海，很不幸，什么都没有看到。

下船告别大家，我心想“墨西哥毒枭夫妇”身体真是好，怎么一点不怕冷呢？

他老伴恩爱地拉着他的手，从我身边走过，我瞧瞧他的脸，原来是黑里透红的，现在好像变成黑里透紫了。

那对母女从我身边走过，她们嘟囔着，我一听，好像是法语，敢情她们也不是说英语的。那么，那个少年皮特在船上热情如宋世雄版本的高频解说，全白费了。

他自己知道吗？

上了岸以后，我看了篇文章，说南游的灰鲸是在每年的11月到3月期间，游经圣迭戈地区，也就是说现在的7月份，是最有可能看不到灰鲸的。如果这个夏天看到了鲸鱼，这头灰鲸会不会是落单的，或者是孤独症患者呢？

这里的近海，今天看来没有一头鲸鱼患上孤独症，也没有一头鲸鱼在鱼群中落单，只有那些快乐地吃鱼群大餐的海鸟，还有我残存的童年记忆。

一个海风凛冽的美好上午。

回程路上，我路过圣迭戈码头，看到那个著名的“胜利之吻”。日本投降日，那位着深色海军制服的士兵突然一把抱住身边的白衣女护士，女护士下腰75度，二人猛地热吻起来。据说，拥吻后男主一句话也没说，就兴冲冲去火车站接自己的女朋友了，这小子愣头愣脑的。

有一对欢乐的年轻情侣在8米高的雕塑下，也摆了同样的造型，让路人代为拍摄，特别有“东施效颦”的喜剧效果。

最后，总统兄弟抛弃了“金发炸弹”的她，抑郁症像魔鬼一样伴随着她，整垮了银幕女神。她走向末日，不是极致辉煌之后的一种幻灭吗？

生活曾经如此灿烂，又是如此艰辛。

7月15日，圣迭戈。

回到住的居家小酒店，在大堂里遇见前台服务员。

“我的爸爸是纽约一家万豪酒店的总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听素不相识的美国人说起他的爸爸，我抬头仔细看这位服务员，他的头发、胡子都修得很干净，语调柔和，似乎比周围的人都要有教养。

“那么你家一定很有钱啰！”我赞叹。

“我爸爸是很有钱，可是你知道，这跟我无关！”他把肩一耸，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这一瞬间，我的脑海里想到“李刚”，我也笑了。

“明天你打算去哪里？”他热心地问。

我说：“你有什么推荐吗？”

“坐船去科罗拉多岛吧，那是一座非常迷人的岛，岛上有一个著名的酒店，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在那儿遇到了他的心上人，丢掉了王位，另外那儿还是玛丽莲·梦露和肯尼迪约会的地方，你一定不会失望。”

“玛丽莲·梦露？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梦中情人啊！”我立马产生了兴趣。

告别这位服务员的时候，我在他手心里面塞了3美元的小费，他的笑容很灿烂，他很感激地护送我出居家酒店的大门。我想，如果万豪酒店中国老总的儿子得到3美元小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开往科罗拉多岛的渡船二楼是敞开式的，坐在海的中间，可以远眺“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这个庞大的机械怪物粗暴地践踏着圣迭戈的柔美。

加利福尼亚的明媚阳光四射下来，气温怡人，我摸摸自己的脉搏，跳了58下，心动过缓，却是处于一天中最祥和的节律中。墨蓝的海湾很平静，海水又浓又亮，发出一股咸咸的潮湿味道，拍在船帮上，温柔作响。

船一点点靠近科罗拉多岛，感觉是在一点点靠近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是我们高中时代共同的梦中情人。那年头上海还是一片灰色，那时候的女人都包裹得像粽子一样。夏天，我买到一本《大众电影》杂志，里面有一个外国女子，一双迷人的眼睛，好像会隔着纸头对我说话；白色的短裙，那么生机勃勃又性感撩人。我突然发怔了，目光像被粘在杂志上一样。你想象一下我们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在机械地背单词、背课文，做数理化题目：2aS=Vt2-V02，或者y2=2px，表情阴森的物理老师、戴着厚厚镜片的数学老师敲着桌子，宛如牢头；多少次从梦中焦虑地惊醒，永远是考试时间结束，而我的题目只做了一半。她的出现，却似一抹春天的绿色，擦亮了我们生锈的心。那本《大众电影》在宿舍间传递，大家看着她，隔着杂志，似乎听到她朗朗的笑声，看到她惊人的胴体，傲人的胸脯，芬芳的气味从腋下流淌出来，充斥着我们的鼻子，并电击着我们的小心脏。后来，那本杂志和玛丽莲·梦露都不见了，我的上铺渐渐赖在床上，早晨怎么喊也不肯起来，晚上，整个床和蚊帐都地动山摇，后来，我在他的枕头底下找到了这本杂志。

整个科罗拉多岛是一个公园，我跨上一辆二十八英寸的自行车，时速16公里，一路猛蹬，海边的小店、高尔夫球场、各式风格的老别墅一闪而过。

到处都是红色屋顶、白色墙面的房子。

那远处的海，深如画布上抹的蓝，而岛上的绿、白、红，也是东一笔西一笔涂上去的，假如整个岛从空中镶上一个大画框，就是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天然作品。

我的左脚趾最近患了脚癣，赤了脚在白色的沙滩上走，皮肤特别舒服。那些沙子白如银，钻进脚趾缝里。这个沙滩就是玛丽莲·梦露主演的《热情似火》的主拍摄地，而沙滩后面那座大酒店的顶部，宛如一顶墨西哥人的暗红色大檐帽，那是肯尼迪幽会梦露的酒店——科罗拉多大酒店。

我记得《热情似火》好像是部黑白喜剧片，里面玛丽莲·梦露演一个女子乐团的胸大无脑的甜心，一心想钓金龟婿，结果上当受骗，令人啼笑皆非。现在上海、香港、纽约的女孩不都是这种想法吗？唐朝李商隐的诗“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恐怕是诗人自己吃不到葡萄的怨情吧。你看，古代唐朝人和现代美国人一样有嫁金龟婿的社会风气。

科罗拉多大酒店是纯木头结构的房子，建成这么多年来，居然也没遇上一次火灾。

酒店走廊上悬挂着肯尼迪总统、罗斯福总统下榻时的老照片。我还发现了温莎公爵的旧照，当然少不了玛丽莲·梦露的，其中一张是拍摄《热情似火》时，她穿着白色风衣短裤，头发凌乱地站在海滩上；一张是穿着白色的貂皮坎肩，下身是紧身小裙，匆匆走路的一个侧面，感觉是在急着赴约的途中，她要和谁去吃晚饭，着装如此正式且行色匆匆？

《热情似火》里最好看的是一场接吻戏：男主角乔假扮成一名石油大亨邀请性感女郎秀珈到一艘豪华游艇上，他声称自己性冷淡，对女人没有兴趣，如果有哪个女人能治好他的病，他就会娶她。梦露扮演的秀珈果然上钩，用自己的美色给乔治病，趴在他身上亲吻起来。据说，所有男观众都被这个吻搞得欲火焚身。导演怀尔德很坏，影片中用了一个性隐喻来暗示乔被亲吻之后的反应——一只高高跷起的脚。

和观众感受完全相反的是，她的男搭档托尼·柯蒂斯曾透露，拍摄在游艇上接吻的镜头时，“亲吻梦露如同亲吻希特勒”。

科罗拉多酒店里的墙都是褐色的木板，显出一种老派的庄重。我觉得这种老派的庄重最经不起推敲，一推敲全是动物凶猛。

一楼拐角处是纪念品商店，里面有很多T恤和明信片，我看到其中有一张明信片是梦露赤裸全身裹着一条绿色浴巾，酥肩全露，这是在科罗拉多岛拍戏的瞬间，性感喜悦的眼神中隐藏着一丝憔悴。

从一个人的人生来说，性感女神的背后是无尽的悲哀。

她的单身母亲在精神恍惚之中产下梦露，并常常在孩子面前突然大哭大笑，反反复复地唠叨一件事情，无数次发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梦露也被送进了孤儿院，这一点和卓别林非常像，卓别林的母亲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8岁那年，据说梦露还受过性侵犯。梦露从小没有安全感，心理能健康到哪里去呢？她16岁被迫嫁给邻居男孩，如果不结婚，她将重返孤儿院；仅仅为了50美元，她就同意脱了全身衣服给杂志拍裸照；无数男人诱骗了她的肉体，3次失败的婚姻，都没有让她得到家庭的幸福。她梦想成为一位母亲，却4次小产，7次人流，还有宫外孕，孩子也与她无缘；她的飞吻、媚眼、摇曳如蝶的撩人姿势，成为好莱坞的摇钱树，但是公司却压榨她，不给她应得的待遇；她自己成年后多次住院接受治疗，长期服用药物；她表面光鲜靓丽，私下却是渴求爱而不得，充满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她常常把自己灌醉，醉倒于地。梦露说：“男人们宁愿花大价钱买我的一个吻，却没有人花50美分了解我的灵魂。”

梦露的第三任丈夫，美国作家阿瑟·米勒这样评价她：梦露是一名站在街角的诗人，试图向争抢着拉下她衣服的人群朗诵诗句。

最后，总统兄弟抛弃了“金发炸弹”的她，抑郁症像魔鬼一样伴随着她，整垮了银幕女神。她走向末日，不是极致辉煌之后的一种幻灭吗？

生活曾经如此灿烂，又是如此艰辛。

我看见酒店沙滩上个别穿三点式泳装的性感姑娘，在白浪里时隐时现，突然想到，玛丽莲·梦露留给男人的福利多，还是留给女人的福利多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后者。

在玛丽莲·梦露这金发尤物在银幕上展现性感以前，地球上多数女人不知道可以这么火辣辣地展示“性感”，甚至炫耀性感是女性的一种权利。日本女人穿着厚厚的和服，裹得宛如一个大肉粽，把脖子后面的一点点白肉露出来，这就是性感了；中东女子从头到脚都遮起来，一双眼睛才是展示性感的部位？

而玛丽莲·梦露打破了这一切。

性感可以波涛汹涌，可以红唇似火，可以高调，可以美艳，可以热情，可以酷辣，可以无时不在，可以踢翻规则，可以让你热血澎湃。

在玛丽莲·梦露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女性可以这么炫耀地自由展现自己的性感，是一种女性的权利。

如今在美国，女孩子不炫耀性感，你或许就失去了一些机会。这种文化符号是玛丽莲·梦露这个人强化给美国的。

午后1点，我坐在酒店的外走廊上吃中饭，点了最喜欢吃的青口贝、鸡蛋蘑菇三明治，外加一杯大大的冰白熊，猛灌一口入嘴，爽！那里的围栏是白色的，可以无障碍地眺望大海。隔壁桌是一对满头卷曲白发的游客，黑人服务员在鞠躬给他们倒酒时，他们仨闲聊了一会儿。

我听见那银发老人问服务员：“听说这里有一鬼屋，曾发生过凶杀案。”我一下子竖起了耳朵。

“是的，曾经有人被刺死在床上。”黑人服务员说。

“听说，无论房间里的东西怎么换，总有客人看到一个人的灵魂在屋子里四处游荡。是真的吗？”

黑人笑了：“我倒没有看见，我下次看到他的话，代你向他问候。”

闲聊了几句其他的，白发的夫人问：“请问，哪一个房间是玛丽莲·梦露和肯尼迪总统约会过的？”黑人说：“……”他说得太快，我没有听见。

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由于梦露知道了太多秘密，并扬言要揭露这些秘密，梦露的传记作者认为最后是肯尼迪兄弟痛下杀手，除掉了梦露。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而已。

知道梦露死亡秘密的人都已带着秘密进入坟墓了。

梦露在这里拍的《热情似火》荣获了金球奖，过了两年，她在麦迪逊公园广场上为约翰逊·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快乐》歌，当时，她着一件几近赤裸的金属珠串的衣裙，性感美艳征服了整个地球人，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肯尼迪的情人。这首歌唱完仅仅两个半月后，她就香消玉殒，离奇地裸死在她洛杉矶的家里，药瓶倒地，现场显示她是自杀的。但是，由于有太多疑团，所以，她的死几十年来都是一个谜，她生前的时装设计师之子在书中透露，玛丽莲·梦露死前曾经说她已经怀上身孕，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肯尼迪兄弟二人谁是孩子的父亲。

现在，科罗拉多大酒店就差公布玛丽莲·梦露和肯尼迪约会的房间了，酒店对面的洁白沙滩上或许留下了他们的秘密。梦露死后一年，肯尼迪也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被人射中头部死亡，两个人都离奇地去世，他们宛如天空中最闪耀的一对流星，照亮了整个宇宙，划破天空，迅速烧尽熄灭，留下无尽的悬疑。

我走在通往酒店客房的走廊，两旁都是深褐色的实木护板，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旧的装修风，现在看来真是老土了。当年，肯尼迪和梦露也曾穿过同样的走廊，手拂过护板，避人耳目进入其中的一间，共度良宵。

我只想知道：他们曾经真正相爱过吗？

作为人，他们假如在这家酒店曾有一夜真正的欢愉，那也是极其值得的，管他娘的外面的滔天巨浪！

我大学时候学过一点点法语，其中有一个例句：Marilyn Monroe est une femme fatale. （玛丽莲·梦露是一位蛇蝎美人。）现在想想，很好笑，梦露哪里有一点点“蛇蝎”呢？她是无公害的大胸“白痴女神”，这不就是很多男人的梦想吗？

梦露的名字不知道是哪位大大的牛人翻译的，取自《金刚经》中最重要的一句：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她给世界一道惊世骇俗的光芒，然后，如朝露一样迅速消失，生命如梦幻一样破灭。

登船离开科罗拉多岛的时候，码头旁的一个中年乐队在午后的阳光下尽情地摇摆，好像在唱老鹰乐队的《亡命之徒》，风把大叔们的歌声传得很远，几个人在树下快乐地摇摆着屁股。

我扔下双肩包，四仰八叉地躺在那片隆起的草坪上，听了好一阵子。起来时，发现前一班次的渡船已经开走了。

回到住的居家酒店，在门口又碰到那个前台服务员，他问：玩得开心吗？

我说：想再看一遍《热情似火》。

他说：我想当里面的男主角。

于是，我在他手上又塞了3美元。“演出费。”我说。

纽约某家万豪酒店总经理的儿子又笑了，嘴巴是一道浅浅的弯。

曾经是高度军事机密所在的航母，如今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一样的地方。

曾经仇恨的敌人，曾经相爱的恋人，都被时间带走了。

禅宗说，我们不要太执着一切事物。

中午吃了个超大的牛肉芝士汉堡，肚子几乎爆掉。汉堡是汁水横流的那种，外加一杯大可乐起了催化效果。

午后，我散步去停泊在圣迭戈港湾内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这艘已经退役的航母如今变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军事博物馆。买了门票，沿着灰色的旋梯爬到主甲板上，太阳明晃晃地刺眼，机翼折叠的战斗机没有汉堡的战斗力强——汉堡在胃里的运动起了功效，我睡意一阵阵涌上来，该死的午后犯困。于是我找了一片甲板上战斗机之间的空地，仰面倒下，在一架老式鱼雷轰炸机的阴影下，我用帽子遮住脸，迷糊了半小时，再坐起来，一抹嘴巴，口水横流。

我脑中一片空白地看了会儿轰炸机，又看了会儿远处的海，它正泛着死鱼肚皮似的光。

她递给我一张七英寸的黑白照片，里面的姑娘站得笔直，穿着深色的海军陆战队制服，戴军帽，打深色领带，眉毛浓浓的，一双乌黑的眸子大而深邃，宛如晴空一样把人点亮，有点奥黛丽·赫本的清朗。她旁边站着一位神态温和的中年军官，二人眉眼间有一些相像。

“这张照片是1943年拍的，那年我23岁，旁边的是我的父亲。”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指着照片跟我解释说。遇见这位老人的地点是在航空母舰机库的中央走廊，退伍军人摊位上。

“太漂亮了！”我赞美道。

望着她消瘦的身体、皱起的皮肤、充血的眼睛，我问了一个数学白痴问的问题：“你70多岁还是80多岁？”

人群嘈杂，她还是听清了我的中国山区式英语口音，她笑着说：“97岁。”

“哇！快100岁了。”我心里说，西方人年轻的时候不见年轻，年老的时候也不见老啊。

她说她名字叫齐默曼（Zimmerman）。

我说：“你好英武哦！你以前在这艘航空母舰上工作吗？”

她说：“不。”

我说：“你在哪艘船上当兵？”

她说：“我哪艘军舰也没有去。我在海军陆战队，陆上工作。”

“哇，海军陆战队的女兵！”我肃然起敬。

她说她也不是战斗人员，是在陆战队后勤小卖部工作，负责卖衣服的。

“海军陆战队的女售货员？！”太逗了。

在“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来站台，和吃瓜群众合影的二战老兵，居然是一位前“售货小妹”。代表二战老战士的人，不再是那些开枪打炮的猛士，而是当年小卖部的工作人员，你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

不过转念想想也是，那些参加二次大战的人如果还活着，基本上都要100岁左右了，而能够活到100岁的，又有几人呢？

说话期间，我端详着她，她脸上的皱纹透着一种穿越时光的安详。

我和97岁的齐默曼合影时，我又问她：“你以前那么漂亮，不！你现在也依然漂亮，在军队的时候，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吧？”她认真地想了一想，混浊而有血丝的眼睛变得深邃起来，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岁月里，她说：“是的，很多人追求我，有军官也有士兵。”我笑说：“是不是很忙？”我想70多年前，她工作的那个小卖部，一定是大兵们来侃大山的好地方。

她说：“我后来嫁给了一个少校，战后，我们生了两个孩子。”

她好像不愿意谈她的婚姻，她的一本老相册放在桌子上，我从头翻到尾，也没有看到她丈夫的照片，70多年前那位开吉普车来海军小卖部追求她的少校后来去了哪里？难道离开她另外组建家庭了吗？我只是胡猜。齐默曼两个孩子的照片倒在里面，也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了。她很高兴地指着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照片对我说：“这是我的重孙女！”我发现这个姑娘的眼睛也是大大的，眉毛很浓密，依稀有她当年的影子。

我觉得她有不平凡的过去。

说起那些战友，她平静地说：“他们多数人都走了。”

她说：“以前常对一些小事情很计较，现在想想都过去了，很多老友、亲人都消失了，一切的一切都会消失，那也就没什么好计较的了。”

我继续在这艘航母上爬上爬下。

我发现“中途岛”号，其实是一艘沽名钓誉的航母，不但和中途岛海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而且连“二战”都没有参加过。“二战”结束一个月后，这艘航母才姗姗来迟地下海，它的命名只是为了纪念那场著名的海战，那场6分钟决定了战争命运的关键之役。

而且这艘航母的设计和后期改装可能有严重问题，只要一满载飞机，舰首就沉到巨浪里面，吃水太深，行驶的稳定性很差。当年，对全美国的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来说，“中途岛”号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海上夜间训练时，常常狂风大作，战斗机飞行员要在这艘稳定性不佳的小型航母上降落，是非常要命的事情。因为起伏的海面带着晃动的甲板，在高空中，以时速200公里的速度，用肉眼努力去搜寻晃动的甲板上的那条线，极其困难，先是瞄准，然后再控制飞机摇摇晃晃地降落下去，这简直是一个噩梦，个别年轻的飞行员因此牺牲。

1975年的一天，“中途岛”号正在南中国海航行，突然一架小飞机出现在中途岛号航母上空，像蜜蜂一样在航母上空兜着圈子，接着一个黑乎乎的手榴弹呼地从天而降，吓得航母上的大兵大喊一声“卧倒”！过了很久，手榴弹没有爆炸，有人上前一看，原来是一个烟灰缸绑着一卷航海图。打开航海图，背面写着一行字：你们能把那些直升机挪开吗？这样我就可以降落，请帮助我、我的妻子和5个孩子。

原来南越政权终结，一个叫黎邦的南越军少校驾着陆军观测机疯狂逃命。还有一个小时，飞机的油就要用完了，那些娃娃在天上惊恐万分地望着下面汹涌的大海。

“中途岛”号上的大兵被震动了，为了救这一家子，他们狠狠心，一群人抬起军用直升机，这可是价格不菲的武器装备啊，居然直接扔到海里去了，腾出地方让少校的飞机降落。

不得不说，在那冰冷的岁月里，那些大兵的心肠很温暖。

我是个军事迷，打小就喜欢看战争片，小时候常常背着我爸爸给我做的一把长柄木头枪，趴在田野上向路人啪啪啪射击。有一次，被路人“马脸”书记发现后，他在后面疯狂地捡石块，嘶吼着追打我；我长大后也痴迷于讲述“二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途岛海战一类的电影，讲述诺曼底登陆的黑白影片《最漫长的一天》，我看了无数遍。

但是，这艘“中途岛”号航母却颠覆了我对战争和航母的敬畏之心，如今，它已经沦落得更像一个游乐场：一些孩子在中央机库里玩4D空战游戏，还有一些人在摊位前排队买热狗，烤香肠的炉子嗞嗞地冒着烟。机舱里停着预警机、攻击机、救援直升机，人们纷纷爬上去，从打开的飞机窗户中，伸出一堆堆的剪刀手。据说，更夸张的是，某个农历大年夜，有一个300人的中国旅行团浩浩荡荡上了该舰，在这里狂欢，吃年夜饭。你只要静心想一想，国人过年时喝酒的嗓门有多大，喝完酒后脸有多红，喝完酒后蹦得有多高，就可以推测出这个夜晚“中途岛”号航母上狮吼炮轰的壮观了。

下了“中途岛”号，阳光依然晃眼，海边天气凉爽得如上海桂花飘香的秋天。

我站在岸上远眺这个巨大的灰色家伙，突然想到航母不就是一个国家军事上的阳具吗？大家比赛造了那么多硕大的航空母舰，到处巡航，宛如向周边的人炫耀彼此的军事阳具。但是，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而炫耀，那说明内心还不够强大。越是有强大的肌肉，其实越是要秀出自己柔软的身段。如果整天在街头上嚓嚓嚓地打碰自己手上的武器，炫耀自己的肌肉，只会吓退那些胆小之徒和无能之辈。你看，二战初期日本有那么多航母，中国也没有任何屈服啊。

曾经是高度军事机密所在的航母，如今变成了一个游乐场一样的地方。

曾经仇恨的敌人，曾经相爱的恋人，都被时间带走了。

禅宗说，我们不要太执着一切事物。

回到居家小酒店，我看到双肩包里放着一张复印的齐默曼的照片，她下午临别时送给我的。她的瞳孔里有那种历经沧桑后的平和，柔软而有力，这是“中途岛”号航母上，我遇见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把它撕掉，扔进了落地台灯旁的字纸篓中。

富豪也不一定需要每天吃满汉全席、法国大餐吧，恐怕没人受得了。富豪或许只是多了一种生活的选择而已，人家可以选择土豪奢侈，也可以选择赤贫一般的节俭。

7月22日，开着白色的本田“毛驴”进洛杉矶，这是我去年夏天旅行的终点城市，像大饼一样无限摊开在我的眼前。

太阳好晒，大地好像被烧烤着，那些棕榈树孤零零的。

开车腰累歪了，我找了爱彼迎预订的一家condo（公寓）型民宿临时住一宿，鞋子也没有脱，就横在床上，困惑地想，洛杉矶这么大，明天去哪里兜呢？打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地图指挥官”老孟，老孟好像正在蹲坑，因为说话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他哼哼唧唧咕哝着说：“按照国内的说法，洛杉矶有三大‘文化工程’：环球影城、迪士尼和盖蒂博物馆。本人觉得第三个最好，因为是免费的。”

“免费的？”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也有免费的东西？

去年横贯北美六七千公里，我瞪大眼睛都没有搜寻到哪里有免费的东西。最让我不能适应的是，美国人太小气，大多数宾馆客房连个免费矿泉水也不送。好在部分酒店大堂是有免费水的，于是，我每次经过大堂，就咕咚咕咚喝到打饱嗝为止。曾有一天，在圣迭戈的喜来登酒店，我正在咕咚咕咚喝大厅的免费水，过来了衣冠楚楚的一家五口人，也在免费水前轮流喝个够。特别是长得像银行家一样的父亲，一头银发，着三件套深色西装，喝起免费水来毫不含糊，一杯接一杯，喉结上上下下像乘电梯一样，我数了一下，他足足喝了五杯，喝到最后一杯，他还打了个嗝，最后我吃惊地看见，他从高级皮包里掏出一个空瘪的矿泉水瓶子，灌起饮用水来。

我想，算你狠啊。

我太喜欢免费的东西了。记得读大学的时候，阮囊羞涩，大学的食堂有一种清可鉴人的咸菜清汤是免费的，中午时分，我常常花五毛钱买份白米饭，然后就着这碗免费的清汤把饭吞下去。一次，我正仰脖咕咚咕咚喝清汤，发现对面一个骨瘦如柴的黑框四眼也和我一样舍不得买菜，在咕咚咕咚喝免费汤，我俩相视一笑，双手举碗，互敬对方，把最后一点免费汤一饮而尽，那情景宛如高渐离别荆轲的前夜。

上午9点多，我吃了个超市买的没有热狗的热狗面包。

坐上“毛驴”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自由的快乐感觉浮上心头。

墨蓝色的太平洋在左边翻涌，右边是一片夹道的棕榈树，直插天际。沿着海边公路，猛踩油门，开了20分钟左右，就来到盖蒂博物馆。

那是圣莫尼卡山脉上的一片白色房子，不，严格来说，是一堆堆白色的石头。我抚摸着这些石头，表面粗糙，它们是大小完全一样的正方形，爬满了建筑的外立面。每一块石头都仿佛在挤着眼睛对我说：“我是用金钱刨出来的。”当年的世界首富保罗·盖蒂先生花了13亿美元！

我听见一个导游说，建盖蒂博物馆的16000吨石灰石来自距离洛杉矶万里之远的意大利。

她说：“白色的石头是一种精神。”

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撼的私人博物馆。

你不得不感慨捐赠者保罗·盖蒂的大方。

我免费看到了这几件馆藏——

凡·高的《鸢尾花》，一朵朵患精神病的花。我觉得应该是凡·高得精神病时住在法国南部的一个修道院时画的，画面被一片蓝色占去了大半，浅如海蓝，深似墨团，透露着一种亘古的忧郁，但又不乏生机。蓝色的花海中，一朵白色的鸢尾花开得如此残败和病态，在画面中突兀、倔强地呆立，和凡·高本人一样精神有疾？这幅藏品曾被拍卖出5390万美元的高价，要知道这可是1987年的价格……

一幅《路易十四》的画像。这个腰配宝剑，手扶权杖的太阳王，乍一看就是个表情做作的“蠢蛋”——头戴着羽翼般的蓬松假发，身上披着一条羽绒床单一样的袍子，像舞女一样露出纤细的腿，脚上更夸张，是一双猩红的高跟鞋。按照现代人的标准，完全是一个裹着床单、男不男女不女的怪物，这就是伟大的法国国王？他把17世纪贵族全部的顶配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联想到这位大人物才1.54米高，或许就原谅他的肤浅了，可能只有矮子才会如此强调自己的伟岸吧。听说路易十四还酷爱舞蹈，曾日夜苦练亮相、压腿、跳跃、旋转，甚至亲自上台大跳芭蕾舞，这幅肖像把戏子国王画得如此怪异，画家居然没有被杀头，也真是服了。

还有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画家直接画出血淋淋的冲突，一团团的血似乎四溅在画布上，血已经凝结成深褐色，刺痛我的双目，我想起那句名言：“这不是希阿岛的屠杀，而是绘画的屠杀！”

这样的藏品在盖蒂博物馆只是冰山一角。

盖蒂博物馆的捐建者保罗·盖蒂是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首富，曾经蝉联世界首富20年，比比尔·盖茨还牛。他花了22亿美元——毕生财产的2/3——来收购这些伟大的艺术品，并称“任何人只要穿上鞋子，就可以免费参观”。

我进大都会博物馆要钱，我进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要钱，我去古根汉姆要钱，我去天安门旁上个公厕都要钱，进盖蒂的地儿，免费！哇！这难道不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生前身后饱受抨击，被美国媒体评为一个极端“吝啬鬼”，一个靠石油发财的“怪人”，开启了一个“悲剧家族”。

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金钱世界》，讲的就是保罗·盖蒂，导演斯科特对他是极尽挖苦：电影一开始就是保罗·盖蒂的孙子被绑架，儿媳急匆匆地去向保罗·盖蒂报告，盖蒂大概正在埋头看股市行情，居然认为她说的事打扰了他的工作，他冷冷地说道：“股市马上要开盘了，出去！”

这就是保罗·盖蒂的家族丑闻——“孙子绑架割耳案”。

1973年，他的孙子保罗·盖蒂三世被一个意大利黑帮组织绑架，可当该组织向他索要1700万美元赎回他的孙子时，盖蒂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直到绑架者将这名少年血淋淋的右耳朵连同一缕头发一起寄给盖蒂，最终，老盖蒂还是支付了320万美元的赎金，其中一部分钱还要用来抵扣税金。这名少年被囚禁了几个月，后来在一个加油站被人发现。

其实，当时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盖蒂的孙子就是一个“讨债鬼”，经常对外声称可以绑架自己骗爷爷的钱，此外，保罗·盖蒂也认为：他不愿意支付赎金，是因为他有14个孙子孙女，如果他支付了这笔赎金，就等于让其他孙辈处于危险之中。

我研究了一下盖蒂的生平，觉得如果了解他是如何发财的，或许就能理解他的选择了。这是和绑匪的一场博弈，而博弈必然是有风险的。保罗·盖蒂绝不付款的博弈态度，其实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的其他家人，至少以后的绑匪，会觉得和这家人打交道没有油水可捞。

而保罗·盖蒂成为石油大王，就是带有中西部人的那种赌性。

盖蒂喜欢豪赌，23岁那年，作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没有去纽约发展，却跑到俄克拉何马某个环境恶劣的小镇去冒险，用仅有的500美元租了块土地，赌地下有没有石油。很多人买了地打不出油，就破产了，盖蒂运气很好，在租借地上所挖的第一口井就出油了，赚得了他的第一桶金。

60岁的时候，盖蒂又进行了另一场生命的豪赌。没有人会想到，他看中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之间的一大片沙漠，他获得了60年石油开采特许权，但必须满足沙特阿拉伯相当苛刻的条件，要冒极大的风险。美国石油界许多人认为，盖蒂这样做注定是要破产的，他们认为那里根本不可能出油。盖蒂却很有信心，他在4年中先后投入了4000万美元，但只产出少量劣质油。这种油很难提炼，几乎是他破产的前兆！然而，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不断挫折之后，成功意外地降临了。第5年，这片不被看好的土地上发现了含油沙层，接着就开始向外喷油。这一发现彻底扭转了盖蒂的命运，高产油井被一口接一口地打了出来，一个月内，盖蒂公司的股票翻了一倍，他就依靠这样的一场豪赌，逐渐成了世界首富。

回顾他在孙子绑架案中，和绑匪进行的那场博弈，或许也是他的一种豪赌。作为他的孙子，简直倒霉透顶，但是，他的其他家人或许就此摆脱了被绑架的可能。这里有面对亲情的残忍，也有一种智慧。

盖蒂博物馆的圆形中央花园里有一个植物迷宫，三个大圆圈裹着一堆小圆圈。

我刚进迷宫就后悔了，这是欧洲人发明的“害人”的东西，太绕了，非常费体力。

接着又看展，走到下午3点，我已经累得快要瘫倒在地，最酸痛的还是眼睛和大脑，信息量太大，大到爆，我怀疑自己会不会得了博物馆疲劳症。不过，我发现我不是第一个瘫倒的人，已经有人在过道的座位上横躺下来，呼呼大睡。

花13亿美元修一个走得人双腿发软的私人博物馆，保罗·盖蒂的胸襟不可谓不大，可是，我翻阅历史资讯，看到的全是这位首富先生的“吝啬鬼奇闻”。

随便来一个，如“萨顿庄园的付费电话”。盖蒂的豪宅为萨顿庄园，这位超级富豪常常在家里举办派对，会见各类宾客。那些出席聚会的宾客有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吃惊地发现，这地球上最富裕人家的电话居然全部是公用付费电话。原来，盖蒂怕他家仆人偷偷长时间打电话，居然把所有的外线电话都变成了付费电话。另外，他家里的地毯要到露出大洞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叫仆人去修补；他要求仆人在旧信封上重新填写地址，以便反复使用；手下人的旧铅笔一定要完全用干净了，他才让换新的——按照美国标准，这不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吝啬鬼吗！

但是，我觉得这种亿万富翁“抠门”的情况在亚洲不但不是什么吝啬鬼，反而是一种值得传颂的美德。如李嘉诚，他的皮鞋坏了，都让人带去鞋店补，补好了照样穿。熟悉台湾首富王永庆的人都知道，这位“世界塑胶大王”的个人生活也是节俭到“抠门”的程度——他觉得长途电话费太贵，不喜欢子女给他打电话；他给子女写信选择很薄的信纸，字迹密密麻麻，这和保罗·盖蒂简直一模一样；他吃的原则是“简便”，常常就是一份卤肉饭，打发一顿正餐。曾经做过中国首富的娃哈哈老板宗庆后，一次出差途中，被人用手机拍摄到，他居然挤在二等座的火车座位上，和一群大妈、推销员挤坐在一处，使用很便宜的国产手机打电话。

我觉得在“抠门”中，这些富豪或许更有安全感，因为这是童年时播下的种子。富豪也不一定需要每天吃满汉全席、法国大餐吧，恐怕没人受得了。富豪或许只是多了一种生活的选择而已，人家可以选择土豪奢侈，也可以选择赤贫一般的节俭。

盖蒂博物馆的某些花园不种花，种一排排的仙人掌和仙人球。

我在花园露台咖啡馆坐下来休息，这个巨大的半敞开空间拥有270度环形视野，可一览洛杉矶全景，还能看到远处淡蓝色的海笼罩在洛杉矶蒸腾的空气中。

我想象，当年的建筑师第一次爬到这个山坡上，整个洛杉矶平铺在眼前，他的视野越过连绵起伏的山丘、密密匝匝的城市，他看到笼罩一切的虚空，立在天地之间，他的心与这宽广的景致一起跳动起来，灵感之花绽放，他触摸到了这个建筑的灵魂，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我点了一个鸡肉汉堡，一边吃一边做些笔记。这个汉堡口感很差，鸡肉没有味道而且有点冷，还硬，宛如嚼蜡一样。因为两面没有墙，所以咖啡馆的风很大，一阵大风突然刮过来，我的导览地图被风吹跑了，我从座位上起身，拔腿就去追，嗵嗵嗵地跑过四五张咖啡桌子，才一把抓住。

说起吃饭，保罗·盖蒂还有“100个女朋友的愤怒”的奇闻。

新闻中说，保罗·盖蒂跟女朋友吃饭却不愿意付钱，他声称要给他的100个情人留下遗产，于是他就不断地修改他的遗嘱，多达25次。而在他死后，许多与他有关的女人只感到失望和愤怒，她们认为盖蒂欺骗了她们每一个人，遗嘱里钱根本就不多，有的甚至少到带有侮辱性。

保罗·盖蒂是世界上第一个“勇敢”而且“无耻”地承认有100个女朋友的亿万富翁，这个数字或许有点夸张。他的名言是：“只有做生意失败的人才能和一个女人维持长久的关系。”

估计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如果要交女朋友，最希望的是和普通人一样，至少自己觉得是靠自身魅力来吸引对方，而不是单单靠财产。所以，当双方AA制付费吃饭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这样一种假象，即他们和美国的其他普通男女朋友一样约会，两情相悦，而不是冲着保罗·盖蒂的钱在约会。但是，事实上，很少人不会因为首富先生的巨大财富而和他约会，保罗·盖蒂的钱就是保罗·盖蒂这个人的组成部分，这或许是他没有想明白的地方，他还是太天真了。

那生首富先生气的100个女人，既然觊觎的是首富先生的钱，而不是首富先生的人，被遗嘱耍了一把，也无须太气。这就好比销售员找客户，在客户身上投资了很多而没有得到单子一样，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事情，因为这种投资行为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中国有一句古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就是首富先生的钱。

我最要为保罗·盖蒂打抱不平的是他的“500美元遗产丑闻”。

有媒体说保罗·盖蒂自己一掷千金买艺术品，却只想留给儿子500美元的遗产，亲情太过淡漠。其实，在美国的价值观中，父母的钱是父母的，和孩子无关。保罗·盖蒂自己成长为世界首富，其实就得益于他父亲的这一理念。他23岁时与父亲合作，由父亲投资石油设备，占公司70%的股权，喷油后盖蒂将其转卖出去，按照与父亲的协议，他仅仅取得了这次转卖利润的30%——11850美元。父亲的这个举动很好地培养了两点：一是商人做生意的诚信；二是借钱投资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钱买不到的、无价的。老盖蒂临终时，为了防止儿子成为一个纨绔子弟，他给妻子萨拉留下了1000万美元的遗产，并把遗产的控制权交给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和他的副手；保罗·盖蒂只得到50万美元遗产，一个零头。

同样曾为世界首富，被称为“赚钱机器”的比尔·盖茨，将自己所有财产全部捐赠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一分钱。他说他希望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以正面的财富观念来引导全社会。股神沃伦·巴菲特也承诺将把自己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捐献给慈善组织，而且他的子女也支持他的这一决定。

捐出财产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孩子成为纨绔子弟。

西方人那么热衷于捐出个人大多数财产，还有一个宗教因素，教义中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每个人或许只是替上帝临时保管一下资产。相比之下，“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国社会直到今天还没有这个观念，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也都希望孩子来继承自己的财富。所以，坑爹的纨绔子弟比比皆是，如“四大名爹”之首的李刚，给他儿子买汽车、买名牌，这小子就在校园中喝酒、泡妞、胡乱驾车，结果当场撞死两个女大学生，坑死他老爹了！

作为地球上最慷慨的“吝啬鬼”，保罗·盖蒂收购艺术品可不吝啬，他在经济萧条年代艺术品跌价时，还在大量买买买。他说：“一个不爱好艺术的人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人。”

我想，艺术对保罗·盖蒂来说是什么？应该是他平庸生活的一剂春药。

走出盖蒂艺术中心远眺，白色建筑群有如从地面自然地生长出来。巨大的观景天台与室外花园、附近的山峦、海景融在一起，白融于蓝，海、天、楼一体，这是东方人能够体会到的一种“空明”的禅境。

5点了，我打算去车库开“毛驴”，看见一群人都在一个窗口排长队，我走过去探头一看，原来是需要交纳15美元的停车费，看来，“怪人”首富的地盘还是精明，门票免费的同时，还是留了一手。

高！

吃早餐的时候，穿着土灰色T恤的强尼问我：“昨晚有没有烤火看星星？”

7月23日，洛杉矶。

前天订的房间只能再住一天了。

于是我打开爱彼迎，设定好价格150美元以内，一个叫“最好的沙滩、床、早餐和自行车”的五星评价的房子跳了出来，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4B”（四个单词beach，bed，breakfast，bike的第一个字母都是B）的独立屋离威尼斯海滩只有3.5英里，上一个住客的留言是“很棒的体验，房东超级搞笑”。

房东叫强尼和马克。“我们是结婚25年的一对男同志，忠诚的伴侣！”他们的自我介绍里是这么说的，“我们和两条狗住在一起，它们叫‘狼帮传奇’和‘海德薇格’，它们举止文雅（暗示不会咬客人？），希望你也喜欢狗哟！”

我没有跟他们说，我的老家附近有一个冬天要靠炖狗肉补身体的地方，那里离上海约有250公里，每到冬天，上海人在抱着心爱的狗亲吻的时候，附近乡村的野狗都惶惶然四处乱窜，一群流着口水的秃子和农民拿着套绳在后面疯狂追逐。

我在孤独的城市女房东家里住过，也在丧夫老太的海边出租公寓中住过，但还从来没有在同志家中住过，这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我按照谷歌的指引，驾着“毛驴”一溜烟地疾驰。

一栋漂亮的橘色两层楼前，谷歌结束了导航。和其他的房子不一样的是，这栋房子外花园的草木丰盛，一种旱地生长的大草长得有一人多高，紫色和白色的绣球花绽放出笑脸，背后三棵细瘦的棕榈树插向蔚蓝的天空，在缺水的洛杉矶地区，这种茂盛宛如黑夜地区亮起的一盏明灯。

我正在这栋楼下东张西望，突然，一个头发蓬乱、五十多岁的男子从二楼的窗户里探出脑袋，问我：“你是刘吗？我是强尼。”等我穿过精致的花园，推开房门，惊呆了，这家里的布置完全就是一座小型的家庭美术馆，挑高的客厅墙壁上，悬挂着密密麻麻的各种尺幅的油画作品，从100多年前的类巴比松风景画派作品，到当代的小尺幅抽象画都有，地板上铺着波斯梨花图案的阿拉伯地毯，每一盏灯，每一处饰品，都是主人从世界各地搞来的藏品。

“Daily Bitch！（每日婊子！）”这是桌面上放着的一本日历，是他家的第五个B字。每天都画着一个撩人的女演员以“婊子”形式说一句搞笑的话，比如：“我假想中的男朋友从来不会认为我疯了”“我们不就是离开马戏团的小丑吗？”“节食3天，我已经丧失活下去的意愿了”……

马克抱着他心爱的海德薇格出现在楼梯上，目测大约65岁，脸色灰暗，鹰钩鼻子，眼神犀利宛如福尔摩斯，衣服耷拉在身上，不修边幅，但是抱着狗的温柔姿态，却又像公主一样挺拔而矜持。

他们两个大白天都待在家里，是搞什么工作的吗？我心中生疑，偷偷又去查了一下爱彼迎上的介绍，说他们都在“娱乐业工厂”工作。

我不明白娱乐业工作是什么，直到应邀和他们一起吃完晚饭。

晚饭同席的还有一个出差来洛杉矶也住在他家的客人，小圆餐桌很小，于是，我和3个陌生美国大叔紧紧地挤坐在一起，像是一场同性恋的相亲聚餐会。

他们两个看起来和路上碰见的普通美国大叔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聊了会儿各自的旅行，突然，电视新闻里出现了特朗普，他正在某个集会上演讲，下面的人们挥舞着口号牌：“美国再次强大！”

我问：“你们对特朗普是什么印象？”

煮饭后头发更加蓬乱的强尼说：“Fuck！特朗普！”

我一惊。

马克正举止优雅地给大家分水果，他缓缓抬起他的鹰钩鼻说：“特朗普就是一个白痴！他什么都不懂！”

听说同性恋都是毒舌，看来这一点不错。

强尼附和马克说：“他，一个自大自恋的家伙！对于全世界，特朗普就是一个笑柄，而不是领导者。”

骂了几句解气话后，马克优雅地坐下说：“其实，他是一个有钱人家被惯坏了的孩子灵魂，困在了一个71岁的老男人身上！”

他接着说：“他甚至可能会发起毁灭全人类的战争。”

我问：“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他说：“对于一个白痴和浑蛋，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奇怪。”

他们对自己的家充满了全宇宙的自豪感，说前一次家里住了几个北京人，一进屋就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因为强尼家的花园太美了，这里的空气太新鲜了。

“在北京会呼吸困难吗？”马克转脸问我。作为特别好面子的中国人，我头上顿时冒出一滴汗，打算嗯嗯啊啊敷衍一下。

他似乎也并不在乎我的答案，替我回答：“住在我这里，所有中国人都会被治愈。”

我岔开话题说：“我从圣迭戈开车过来，那里的海太美了！”

通常中国人都会附和一下“哦，是的”之类的，但是，强尼不这样，他说：“圣迭戈简直太无聊了！”马克也跟着说：“圣迭戈没有洛杉矶有趣。”

我说：“我很喜欢旧金山，过两天开车过去。”

“旧金山吗？我憎恨那个地方，尽管我出生在那里。”强尼说。

我问：“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那里失去了我的母亲。”强尼半开玩笑半正式地说。

说来说去，我终于搞明白一个意思，他们觉得洛杉矶是天下最好的地方。

我前天曾经从洛杉矶的华人超市买了一份烤麸，这是我的最佳“啤酒伴侣”。吃饭期间，我拿了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尝尝吗？这是中国人最常吃的菜。”看见油乎乎的烤麸，他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不！不！这个会让我们中毒的！”这个这个，文化差异也太大了，他们这么说话，让我几乎无法再继续后面的对话了。

吃完晚饭，强尼洗碗，因为是马克准备的晚餐，这完全是一个和睦家庭的分工，而且和我家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妈妈准备晚饭，晚饭结束了以后，由我爸爸洗碗。强尼和马克这样的分工好像已经持续了一二十年。

我在博物馆似的房子里四处转了转，问马克：“我可以拍一些你家墙上的绘画吗？”

马克摸了摸鼻子说：“那最好不要拍！因为，你发到朋友圈，很多人会看到，这样贼就会来我家偷画了！我可不想我的画被偷走。”我看着他的眼睛，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头上又是一滴汗。

洗好碗，马克和强尼带我去后院，说要自豪地介绍一样设备。绕过精致的花园，朝着围墙的小草坪中央有一处隆起，那是一个碎石火盆，火盆的旁边放着四把老式的木头椅子。围坐在碎石火盆边上，马克打开煤气，用打火机点了一下，石头就跳动起蓝色的火焰，在这夏日寒气袭人的加利福尼亚海滩附近，迅速传递温暖。马克说，在晚上的时候，围坐在火盆旁喝啤酒，烤火，看暗星、舒云和棕榈树，很爽，你一定要试一试哟！

我的脑子迅速回放，上一次烤火看星星是在哪里？好像是N年前的一次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还自由自在，我和朋友背着包去了云南大理古城。深夜在人民路上的一个小酒吧，那里的酒吧都在斜坡上，还带一个小小的院子。酒吧主人从洱海畔的树林里捡来枯树枝，用它生起一堆火，听着毕毕剥剥的木头燃烧声，一种红色的炙热蒸腾起来，坐在那里的夜里，没有大城市的嘈杂，没有人会讨论房价、孩子和股票涨幅，感觉回到了曾经居住过的久未曾谋面的老巷子。于是，我们一群陌生人就像老朋友一样聊着天，脸上红扑扑的。记得，天上有随风快速流转的云，还有几颗不怎么眨眼睛的星星，院子里长着两棵矮小的果树，叶片还带着夜的气息，大家直接拿着冰啤酒，嘴对嘴吹瓶子，我们扯东又扯西，聊了很多虚无缥缈而又不着边际的话题。记得那些虚无缥缈的话题，把我带回到小时候，我们在几栋破房子间的空地上胡乱坐着，大脑空白，无所事事。

现在场景切换到强尼和马克家的院子，一阵夜风吹过棕榈树，这样的画面闪现在我的大脑中：两个穿得像矿工一样随意的中老年大叔，乱头发和高鼻子，手拉手坐在火盆边上，火苗跳动，他们彼此亲密地互望着，然后一起抬头仰望墨色的天空，此刻，流星划破天际。高鼻子会毒舌地说“流星许愿就是一个骗局”吗？

他俩的卧室就在我房间的隔壁，我路过的时候，朝里张望了下，屋子并不大，中间放着一张1.8米宽的双人床，看样子，这两个胡子拉碴的大叔每天还要抱在一起睡觉，而且一抱就是二十多年，并且无比忠诚于对方。

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晚上，我躺在他们隔壁，突然想起这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早晨起来，他们已经细心地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桌上放着黄油、燕麦、水果，盆里是水煮鸡蛋、香肠，以及三种可选的面包。“茶、咖啡、果汁，你们要喝哪一个？”看起来，这里的服务比飞机头等舱还好。

吃早餐的时候，穿着土灰色T恤的强尼问我：“昨晚有没有烤火看星星？”

我说：“我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

他表示很失望，这么好的东西错过了，实在是太遗憾了。“你少了一次罗曼蒂克的机会。”他最后总结说。

我说：“午饭前，我就换地方走了。”

强尼突然扭头仔细地询问我：“下一站会住在哪里？”

我说我可能去住一个酒店，在洛杉矶市区，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说：“这就对了，因为只有我们家的4B房间是最棒的，爱彼迎上洛杉矶其他的房间全都是臭狗屎！”

“是吗？！”他略带混浊的眼睛看着我。

我赶紧猛点头。

“流浪是一种生命状态，精神病也不可耻。”晚上，老孟在临睡时发微信跟我说。我熄了床头射灯，想想我的小时候，那个常常饿肚子而温暖的世界，便沉沉地睡去了。

洛杉矶海边的上午很寂静，偶尔才有一辆汽车远远驶过的声音。

离开5B民宿前，倒在床上和老孟微信聊天。

“流窜到哪里了？”

“洛杉矶。”

他说：“洛杉矶要当心。”

我说：“洛杉矶又怎么啦？”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你是绝对不能去招惹的。”

“都有谁？”我好奇地打字问道。

“东京的高中生，沈阳的大妈，和洛杉矶的流浪汉。”

“哈哈，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这里的流浪汉真多，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牛羊。”

“你晓得？”老孟不经意间打出了上海口音，“洛杉矶市区现已完全沦陷为‘流浪汉占领区’了，晚上8点后，你千万不要进城。”

“会遇到麻烦吗？”

“可能会遇上打劫，特别是你这大舌头英语，打劫的非裔兄弟估计听不懂，以为你耍他，惹毛了他你就惨了啊。”

我发了“嗯嗯”二字，忍住了，没有跟他说——我今晚就要住洛杉矶市中心。

午前，马克帮我把行李扛上白“毛驴”，他和强尼穿得像两个码头工人，手拉手站在车库前，旁边的剑麻、绣球花和三棵细瘦的棕榈树刚刚浇过水，场景既雷人也温暖。

我从圣莫尼卡的海边开车进了城，进了市中心ACE酒店的20楼。

这个新开业的工业风设计的酒店坐落在一个哥特式大楼里，据前台介绍，酒店底楼带有一个1600座的大剧院，其疯狂的装饰灵感来源于一座西班牙教堂。

晚上9点左右，我从20楼俯视街面，发现车辆渐渐稀少，但是楼下蚂蚁大小的人脑袋似乎聚集在一处，有些反常地热闹，于是，我也下楼去看看热闹。

底楼的剧院门口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里暂时没有流浪汉和劫匪的踪影。

几辆黑色奔驰和GMC（吉姆西）商务巴士停在剧院的门口，一排穿黑西装，配耳麦、枪支，胸肌鼓鼓，肱二头肌凸起的安保人员围成一个半圆形的圈，警戒周边，如临大敌。我稍微靠近一些巴士，他们马上挥手势大声地驱离我。

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抓住一个从剧院里面走出来的青年男子问。

那青年男子穿着西装，他的女朋友则穿着拖地的深色长裙，旁边的一些人还有的穿着黑色发光面料的晚礼服。

他边匆匆往前走边对我说：“这里刚刚举办完电影《极寒之城》的首映式，查理兹·塞隆来了。”

“查理兹·塞隆？”我惊呼了一声，那个眼睛深邃而迷人的Dior（迪奥）香水女神？那个《速度与激情8》中的反派性感尤物？她一身黄金战衣从金色的水中湿漉漉升起来的火辣场面，封神香水广告，还有电影《女魔头》，性感女神在里面自毁形象，演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丑陋不堪的杀人妓女，她满脸疙瘩叼着香烟，整场表演刻骨铭心。

我想，我今天有点幸运了，流浪汉和打劫犯没有碰到，碰到查理兹·塞隆了。

原来剧院门口的这一排黑色商务车是接剧组人员的，而门口那么多人则是参加完首映式的观众，很多人都聚在门口说话，不急着离开，在等查理兹·塞隆。

于是，我也混在人群里，掏出手机，一阵猛拍，希望能够看到查理兹·塞隆的蓝色眼珠子。这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人，身为奥斯卡影后，演戏依然玩命，本月，洛杉矶全城的户外看板上都是她的新电影《极寒之城》的海报。据说她在戏中有震撼级的“手指劲爆戏”。有一个真实的笑话，说是塞隆这个人太认真了，容易紧张。她第一次遇见奥巴马，就出现了“语言性腹泻”，她提出要带奥巴马去脱衣舞俱乐部。回来后，足有一个月的时间，闭上眼睛，这个错误就像个大苍蝇一样嗡嗡嗡萦绕着她。

大约等了30分钟，人群渐渐变稀，一些人走掉了，还是没有她的身影。

正有些失望，突然，街对面出现了一阵骚动。

是不是查理兹·塞隆来了？

等候的人的脸都转过去，看着街对面。

我向前紧走了两步，透过安保人员，就看见根本不是什么大明星，而是一个30多岁的身材不高的白人男子，五官比例不错，但就是眼神凶狠中透着迷乱，上身的T恤几乎烂了，头发像个鸡窝，横着从街对面撞过来，跌跌撞撞，脚步歪斜，直接就穿越了保安的警戒线。同时，他还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做成一把手枪的样子，指着自己的脑袋，叫嚣着：“我要杀了我自己！我要杀了我自己！！”歪歪扭扭地穿过人群，那个声音简直像在咆哮，在嘶喊。“我要杀了我自己！！！”这声吼叫盖住了街上所有的嘈杂声音，尖锐刺耳，非常恐怖。

旁边人一边慌忙地躲避，一边嘀咕：吸毒的。

他几乎是贴着我身体横行过去，差点撞到东张西望的我。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酸臭的味道，而这种酸臭味是流浪汉的烙印。

这人刚刚过去不久，人们也终于明白查理兹·塞隆不会再出现了，宛如等待戈多。估计她早早就退场离开了剧院。于是，保安开始护送商务车发车，人群完全散开。

此刻，又有一个头发微卷的中年黑人大叔拿着塑料袋隆重登场了，他厚厚的嘴唇嘟囔着什么，在每个还在剧院门口的人面前都纠缠几分钟，把手一伸一缩，重复着一个单词。“Change（零钱）”，似乎无人愿意搭理他，他仍然坚持不懈，终于有人从口袋里找出一根烟递给他，然后他走到我面前要火。我把手一摊。

10点不到，街上人烟稀少了，我还打算在夜晚的南百老汇大街走上一二百米，但紧接着下一刻的场景，就好像是一个打僵尸的游戏。

每过三五分钟，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流浪汉，或瘸腿破裤子的黑人，或喃喃自语的披发老人，或脸上脱皮的精瘦高个，他们或空手，或拎着破口袋，或推着超市推车，一个个冲我走过来，拐过来，挤过来，每个人都是老和尚念经一样喃喃一个词，零钱，零钱，零钱……几乎要把我搞疯掉了，最后，“僵尸们”彻底打败了我，我连个“植物炮”都没有发，就落荒而逃。

第二天，我的大学同学老于进城来看我，他以前是个扔铅球的，膀大腰圆，光头牛眼，向来以胆大著称，但是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住在这里？！

这句话怕就是洛杉矶人对城区的印象。

他告诉我昨天报纸上登的一件事情，说前两天一个中国游客在洛杉矶的小巷子里拍照片，结果正好拍到几个卖白粉的，卖白粉的不高兴了，要他删除，结果双方发生了冲突，那个可怜的游客被活活打死了。

“你小心点。”他上车的时候对我说。

晚上，我在微信里问老孟：“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美国人为何容忍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成为流浪汉的天堂？”

“因为美国的精神病院在大街上……”读历史的老孟打字说，“20世纪60年代，很多精神病院虐待病人，如电影《飞越疯人院》里面的护士长，就喜欢用大音量音响折磨病人，这一情况引发了愤怒的吼声，于是，各地索性关闭了精神病院，这导致大量精神病人直接睡大街。”

我说：“这么多人睡大街不影响城市形象吗？”

老孟说：“在美国，无家可归者有‘露宿街头’的人权。在我的记忆中，国内街头只有讨饭的，是‘正在工作’的乞丐，而美国不同，多数流浪汉都是无家可归（homeless）者。”

我说：“是的，中国的大街小巷属于公共场所，是不可以随便露宿的，一旦露宿，马上有铁面黑脸、神腿无敌的城管出现。”

他说：“攻陷洛杉矶的流浪汉中有精神病、瘾君子，此外还有真正的破产者，他们中很多是老人，比如，房租上涨，合约到期支付不了房租，索性带着狗直接住公园睡大街。此外，还有的人是不爱劳动，喜欢晒晒屁股、唱唱歌，到处流浪的嬉皮士。”

“在美国做流浪汉会饿死吗？”我问。

“一般饿不死的，因为不同的州情况不一样，不少州的流浪汉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取600多美元的食品券。

“折合近4000元人民币啊！”我掐指一算，“从绝对值来说，比咱三四线城市的白领收入都高。”

老孟说：“街头流浪冬天最难过，越来越多的流浪汉在往不太冷的西海岸迁徙，洛杉矶作为西部第一大城市，其城区被流浪汉‘攻陷’，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甚至有些州，会给流浪汉一张单程机票，让他们去更温暖的夏威夷。”

老孟说：“洛杉矶允许精神病、流浪汉露宿街头，是一种包容，他们觉得公民的基本人权，比城市的面子要重要。”

他说：“美国流浪汉中，有五大流派，除僵尸乞讨派、吸毒癫狂派、精神病派和嬉皮士派，还有最让人唏嘘的无敌天才派。”

他接着微信发给我一段新闻，我一看，新闻是讲一个叫博斯特尔的哈佛大学高才生，沦为街头的流浪汉，引起了全美关注。新闻开篇就很雷人：一起非法入室案在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被告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法庭上，当这位名叫博斯特尔的流浪汉称自己197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时，审理该案的法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与眼睛，因为他本人也是1979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同班同学中还包括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位胡子拉碴、身材浮肿的流浪汉竟是他的昔日同窗？！原来，这个博斯特尔从小就是学霸，在其母亲的公寓，可以看到壁橱里满是他的奖状、证书。他31岁时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在知名律师事务所谋得了高薪工作，但是，生活突然就断裂了——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博斯特尔的一个亲戚说：“那时，他过着富裕的生活，忽然间，一切都变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失去了一切。这绝对很疯狂。”之后，博斯特尔与他心爱的姑娘分手了，没多久，他就彻底发疯了。30年一晃而过，这期间博斯特尔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过着幽灵般的生活。

我回复老孟：“你要当心，你是哥伦比亚毕业的天才，从天才到疯子，仅有一步之遥。”

老孟说：“我没疯，说明我不是天才，哈哈。不过牛顿和康德患精神分裂症，恺撒和拿破仑患癫痫，普希金和歌德有狂躁型抑郁症……仿佛天才身上存在着精神分裂的基因。”

第三天早上，离开洛杉矶前，我去饭店附近的超市买点水和面包，在门口看见一个头发像乱稻草堆一样的黑人流浪汉推着辆超市顺来的手推车，里面放着用来睡觉的硬纸板。他停好车，居然和我一起走进了超市，他身上有一种刺鼻的酸臭鱼腥味。结账时，他又正好在我前面。我看见他挑了一个卷饼、两条面包，他从脏兮兮的破口袋里往外掏钱，除了2美元纸币，剩下的只有几个1美分、5美分的硬币。营业员是个黑头发的胖姑娘，她数了一遍说：“你的钱不够买。”流浪汉耸耸肩，顺手抓起面包和卷饼就往外走，大模大样地踱着步子出了大门。胖姑娘也没吱声，好像也没有叫保安。我正在发愣，身后一个排队的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突然插话说：“缺多少？我这里有零钱。”

整个过程在笑声中结束了。

洛杉矶人的这种包容感和同情心，让我挺感慨的，这也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

我小时候也曾经有露宿街头、流浪的经历。

我10岁那年，因冤案在劳改农场被强制劳动了23年的父亲带我返回上海，因为我身高已经快到他下巴了，还没读过什么像样的书，父亲最好的年华都已荒废，他希望我不要再走他的老路。于是他带着我，背着一床破被子、草席和一个水壶，衣衫褴褛地从安徽农场出发，走了很久很久，先是抵达一个黑黢黢、满是苍蝇的小镇车站，然后，我们睡在颠簸的长途汽车上，睡在绿皮火车的长椅子上，没有换洗的衣服，路上花了两天两夜才到上海，已是春末了。没有地方洗澡，估计我身上也和美国流浪汉一样，有一种酸臭味。我趴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吃了一碗酱油当浇头的光面。爸爸来到他23年前的老单位，一个已经公私合营了的国营纺织厂——上海第六帆布厂门口，他22岁的时候，是这个厂的工会主席。那个厂门是在江宁路和安远路的交叉口，他把席子铺开，让我睡在马路上，睡在厂门口。现在无法推测当时父亲的心情，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他告诉我，这个叫“滚钉板”。我第一次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想睡觉，我想看来来往往的电车，父亲说，你睡觉！于是我就睡在厂门口，睡在那里。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和他臭臭的营养不良的儿子睡在马路上。我眯着一只眼睛偷偷地看街景，16路电车带着长长的辫子开过，带着呜呜的绵长声音。厂里的叔叔阿姨不时从我们的身边走过，他们没有嫌弃的眼神，都是同情地说：“哦，好可怜的孩子。”到了晚上，厂长出来了，把我们安顿在厂里的宿舍住下，结束了我的流浪生活。这样快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工厂那些叔叔阿姨关切的眼神，不是对流浪者和上访者的讨厌，而是深深的同情，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中最温暖的一抹颜色。

在脚步奔忙、自我膨胀的城市中，这种同情心，哪里再去追寻呢？

“流浪是一种生命状态，精神病也不可耻。”晚上，老孟在临睡时发微信跟我说。我熄了床头射灯，想想我的小时候，那个常常饿肚子而温暖的世界，便沉沉地睡去了。

他常常头发凌乱，一下巴乱糟糟的胡子，穿一双非常破的靴子，衣着邋遢，像流浪汉一样地坐在街头，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在。作为好莱坞巨星，他不置房产，在一家普通的汽车旅馆住了很多年，过着四处飘零的日子。

一夜乱梦，早晨起来，坐在窗口呆呆地看了会儿楼下的街景。

然后，我发短信给老孟：“今天我去好莱坞和比弗利玩。”

老孟发了张照片来，显示他正在喝豆浆配蒜蓉面包，然后，他回我：“依我看，地球上著名的景点，全是旅游陷阱，那儿没风景，只有一车一车送上门的‘游客小猪’和正在霍霍磨刀的‘游客屠夫’——好莱坞就是这样的地方。”

“我算是去打个卡吧。”我回复。

“那还不如看看电视，有个真人秀，叫《比弗利娇妻》，比那些景点好玩多了，你应该看看。”老孟说。

“怎么个好玩法？”

“话说有个比弗利阔太‘豪’得没人性啊，住大别墅，房间太多，她在家里需要用广播哇啦哇啦找老公。

“人家的衣帽间有5000平方英尺，大约是5个上海老百姓的家。”

我回道：“如果溜进来一个流浪汉，那就更好玩了，住在衣帽间里和主人玩躲猫猫，3个月找不到人。”

午前，开我的小“毛驴”先去好莱坞。

这里的太阳毒如芒刺，土地干裂，一个月不下一滴雨，但似乎并不妨碍长出一二十米高、枝干巨粗的棕榈树。

一个个黑脑袋在街上使劲地攒动，还有三角形的小旗子在街上麻雀式地跳跃，不时传出“大家请跟上哟！”的中文。大家都像老母鸡啄米，低头在星光大道上找星星，莱昂纳多的名字在哪里？玛丽莲·梦露的名字在哪里？

巨大的青色屋顶，门口立着两根玉皇大帝天庭似的红柱子，这个好莱坞的地标——中国大戏院的牌子上，赫然挂着“TCL”，这个在广东乡镇生产彩电的企业，如今把招牌挂到了好莱坞大道上，有点时光穿越的感觉。

走在好莱坞，想起我第一次看好莱坞电影，大概是1994年的秋天，我和一个眼睛弯弯的女同学在复旦后门“开膛破肚”的马路上一家灰暗的小店里，租到一部录像带，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这片子当时在上海上映引起了轰动，我第一次看到了炫目的特技镜头，爆炸、枪战、撞车、追逐……要知道，那可是20世纪90年代啊，可惜我家的那台彩色电视机屏幕小得可怜，尽管如此，刚勇的哈里森·福特从水坝上一跃而下的场景还是深深震撼了我们，趁着紧张，我拉紧了女同学的小手。

我看街对面的TCL剧院正看得入神，突然，有一只黑乎乎的毛手在后面猛拍了我一下，我吃了一惊，回过头去，看见一个面目幽暗、衣着邋遢的黑人大叔正冲我咧嘴笑，问我：“比弗利山庄要不要去玩？”我说：“不要！”拔腿就走。他就一路跟着我说：“马上就走，很便宜的，可以看很多名人的漂亮房子。”我嫌他烦，扭头瞪了他一眼，说：“No，thanks（不了，谢谢）！”这一刻，我突然发现他是一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似乎很吃力地跟着我。大约跟了100米，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看他走路一高一低，嘴巴像一部复读机，不停地说：“给你一个好价钱！比别人便宜20美元！”“给你一个好价钱！比别人便宜20美元！”街上的人似乎也都在盯着我。我第一次感到比中国胖大妈还厉害的是美国黑人大叔。我只好站定，看着他的眼睛，问：“多少钱？”

这里7月的中午，太阳就是一个大功率烤炉。

我们的观光车一溜烟地上了好莱坞后面的山，然后转向比弗利山。

两个多小时后，太阳更加肆虐，气温直线上升，我们车子顶部是彻底敞开着的，太阳没有任何遮挡，赤裸裸地烘烤着我们。所有人已经在车里被太阳烤得不要不要的，每个人的脸都红里透黑，像一群各种肤色的酒鬼坐在一起。

好容易爬到了半山坡，在一个眺望好莱坞全景的地方下车。其他旅游小巴也都会合过来，各色“旅游小猪”都下车来，我突然发现，其他所有的车都是有遮阳篷的，唯独我们的没有！那些游客都不慌不忙地从车上下来，而我们这车人都如酒鬼一样从车上狼狈地逃下来，四处去找树荫。我想，车子上没有遮阳篷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便宜的那20美元吧。

烂顶的巴士在比弗利山附近的山峦上转悠，驾驶员兼导游是个有点歪嘴巴的络腮胡子，介绍着那些别墅，歪嘴巴不时蹦出几个熟悉的名字，如迈克尔·杰克逊、布拉德·皮特。山头上那栋大房子是茱莉亚·罗伯茨的，她好像养了双胞胎，从谁谁谁手上买了这栋房子。络腮胡子还说了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我频频点头，那些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得我都忘了这些人都是干吗的了。

其实多数在外围的房子都只是比较好看的别墅而已，略微大一些，个别花园很大，而且修葺得特别好，要知道洛杉矶这么干旱的地方，每天得浇多少水才能维持一个大花园。很多人算算水费，一阵阵抽筋地心痛，于是，心也就歇菜了。当然，算水费的人，可能永远也住不上这样的房子。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总是在悖论中意淫地自我解嘲。

在山顶或者是景色绝佳的位置，掩映着一些规模非常不同的超级大房子。

歪嘴巴络腮胡子说：“哈，这些房子，只有三种地球人可以住，大明星、犹太大律师、中东大富豪，目前多了一种新物种——中国新‘土豪’。”他说，比弗利的海外买主目前不少是中国人和俄罗斯人。“这里的房子都是用最好的大理石、最好的外立面石材和最好的木材来营建，还要配上最好的家庭剧院。”“最好的”三个字他说得特别用力，有点砰砰砰拍胸脯的感觉。这话是如此熟悉，让我想起当年叱咤风云的星河湾老板和一些山西煤矿主的相似爱好，他们现在又在何方漂泊？

车子路过著名的购物大道——罗迪欧大道，这是《风月俏佳人》中理查·基尔带着茱莉亚·罗伯茨疯狂购物的地方，这里的名言是：“买东西不要问价钱，问了就表示你买不起。”可能是一眼就看穿了我们这群买便宜20美元票的游客是绝对买不起贵包包的，所以，歪嘴巴络腮胡子在罗迪欧大街连停都不停，一踩油门，就开走了。

他真是一个明白人。

旅游小巴转到下午两三点钟回到好莱坞，我感觉自己鼻子都被晒焦了，刚下车，就瞥见那个黑人瘸腿又很执着地跟在一个鬈发游客的后面，口里喃喃着道：“票！给你一个好价钱！”“好价钱！”“好——价钱！”

对面是个巨大的正方形大门框，那是杜比影院，奥斯卡奖的颁奖地，我到了二楼，点了碗日本拉面。煮拉面的小哥好像是个墨西哥人，尽管穿着日本服务员的衣服，但我隐隐觉得这碗面不会好吃。

面果然生硬得很，而且淡得没有味道。

我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了，发短信和老孟聊天：“刚刚参观完比弗利山庄，你说买数千万美元的大豪宅，那么多房间，晚上住着都瘆得慌，还有巨额的维护费用，这些人是不是有点蠢？”

老孟今天看来没啥事情，他回得很快：“他们一点不蠢，精着哪！除了自己住夜里恐怖点外，这背后其实是一门大生意！”

“大生意？”

“美国像比弗利山这样位置的房子，本身就保值，一旦遇到像去年那样的地产上涨年，就赚疯了，投资两千万美元的房子，一年不到可赚四百万美元。

“另外，买比弗利山的房子对主人来说，也是一个绝好的广告，还可以结识各类大佬，如王薇薇，这位婚纱女王，她花了千万美元移居比弗利山，因为，那些好莱坞明星都是她的‘猎物’。”

我感叹道：“不得不服，还是这帮人脑洞大，会算计。”

老孟说：“美国哪里没有算计呢？好莱坞也到处是赤裸裸的算计。有一个词叫‘沙发试镜（casting couch）’，就是年轻女演员为出名，出卖她们唯一的资本——身体。当某些导演遇到来自中西部的漂亮女孩，他可能不会要求她们白天来参加面试，而是请她们共进晚餐……”

“这个，中国的电影圈不也这样吗？”

“美国可能会更赤裸裸一点，玛丽莲·梦露在自传《我的故事》中说，她在好莱坞遇到了无数的骗子、失败者、野狼，好莱坞就是‘一家拥挤的妓院，一个为种马备了床的名利场’。”

他发了一个资料给我看，里面说好莱坞“金手指”哈维·韦恩斯坦，《低俗小说》《英国病人》《杀死比尔》的天才制片人，就是一个好莱坞的旧式领主，习惯向那些惊慌害怕的年轻女演员不雅地露出下体，让助手把那些女演员带到他的酒店房间，让她们看他洗澡，给他按摩，或是强迫和他发生关系。

老孟说：“好莱坞不相信眼泪。成功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我反驳老孟：“好莱坞也不完全是这样吧，我的偶像基努·里维斯就是一个反例。”

基努·里维斯一直是我的神。

《黑客帝国》里那个沉默的黑发男子，他是一颗孤独的行星，与老孟说的好莱坞格格不入。他会读完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全部七卷，大约130万字，只是为了加深对角色的理解。他愿意牺牲6个月的个人时间，独自在一个空旷寒冷的仓库里苦练中国武术，只是为了出演一个角色。

他常常头发凌乱，一下巴乱糟糟的胡子，穿一双非常破的靴子，衣着邋遢，像流浪汉一样地坐在街头，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在。作为好莱坞巨星，他不置房产，在一家普通的汽车旅馆住了很多年，过着四处飘零的日子。

对于金钱，他把《黑客帝国》收入的70%都捐献给了治疗白血病的医院，他将7500万美元的分红分给工作人员，他给他的12位替身演员，每人送了一辆哈雷摩托车。此外，还有各类慈善项目捐款无数。

这不就是禅宗说的一种大自在吗？摆脱了一切名利的束缚。

“好莱坞还是有好人的啊！里维斯就是。”我打字给老孟，从杜比影院里面走出来。

“恐怕还是唯一的好人。”老孟回复道。

我觉得这可能太绝对了，就没有回复。

从杜比影院大门出来，突然，3个打扮成阿凡达一样的人从侧面围住了我，绿脸上两个尖尖的耳朵，女的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口里喊着“一美元！一美元！”让我和他们合影。

我猛地推开他们，说：“不要，不要。”

女阿凡达突然一龇牙咧嘴，冲我“啊呜——”了一下，我跑开的时候，她的尾巴还重重地打在了我的屁股上，口里喃喃地咒骂了一句。

我落荒而逃，找到停车库，上了“毛驴”后，摸摸屁股，给老孟发了一条短信：“在好莱坞，里维斯的确是‘唯一’的好人。”

天空湛蓝，像是一个深邃的梦境。脑海中不知为何浮现出泰戈尔的诗歌：“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今天是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天，我一摸我的头发，发现杂草丛生。尽管多数人认为我是一个光头，但是，实际上我是保留有两毫米长度的“准光头”，属于“草色遥看近却无”，而且，这两毫米是表示“我还有头发！”的庄严声明。

为了理齐这两毫米，我打算找一家小店理发，谷歌给我推荐了附近3.3公里处的一家叫Fransco的店，评价说，“价钱便宜”“服务非常好”“在这里理发是愉快的体验”。二话不说，我开了白色小“毛驴”，一溜烟地驶向那里。

在一个大商场旁的停车场，导航显示目的地只有20米，我陷入了混乱，这分明是个停车场，哪里有理发店，是不是导航出错了？是不是在对面商场的底楼？我下了车，拿了手机向大商城走去，但是导航马上提醒我，离目的地越来越远。于是，我迷惑地折返回来，站在停车场上举目四望，突然发现离我20米的地方，那个看上去像是停车场的保安岗亭的小小房子角上涂着红白蓝三色的长条形发廊标志。

欢迎我的理发师是一个棕黑色头发、棕白色皮肤的中年妇女，她的嘴巴闭着的时候就很大，笑起来就宛如弯月了。她自报家门，叫Tina（蒂娜），她脸上的笑容不是那种服务员式的，而是从心而发、天然的喜悦，这种表情在泰国人、菲律宾人等热带地区的人脸上，常常看见。我一直不明白为何热带地区的人就要比温带和寒带的人来得快乐，是不是他们那里不容易得心血管毛病？

走进这个才六七平方米的小店，居然四面都是窗子，窗外面就是停车场，它像个碉堡一样站在停车场的出口处。我想，假如发生巷战，这里会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四台机关枪守住四面的窗户，前面全部是停车场开阔地，射击视野会十分开阔。

Tina告诉我，这个理发店以前是停车场的收费岗，后来不需要人工收费后，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再后来，也就是9年前，她的墨西哥老板把它盘了下来做理发店。我问她从哪里来，她说来自洪都拉斯，到美国35年了。我又问她，为啥不自己开一家理发店？她说，开一家店要很多钱，她没有。现在她和她的墨西哥老板五五分成，比如，剃一个男人的头，大约15美元，那么她可以分到7.5美元。而且，她特别强调，小费是她自己的。

她一边和我聊天，一边拿出一把推子来，我说两毫米，她调了一下推子上的调节刻度，就在我头上用力地推起来。这把推子明显钝了，更像是在刨地。但是，这么友善的一个人，我又不好意思反抗。我的头皮默默忍受着犁、耕、剔，我突然想起大学的时候，宿舍楼下面有一个脾气倔强的苏北老头，剃头也十分便宜，但是推子也是特别钝。我和室友们为了省钱都在那里剃头，他每次歪着脖子用力摁着我们的头，把我们的头皮都推得大痛，后来，我们一致送他一个绰号，推土机。

现在，这位“洪都拉斯推土机”正在我头上用力地耕耘，我明显感到我的头发有些不配合钝钝的推子，犁了一遍地后，一些草依然桀骜不驯地长在那里。

她也感到了“两毫米”工程的艰难，于是，笑着问我，要不还是“zero”（剃光）吧？

拒绝她就是拒绝一位国际友人啊，这让我左右为难起来。她已经拿了新的推子来，这是没有毫米调节的推子，上来就是一通横刨，一阵竖犁，我想，我的两毫米的尊严估计要跌落一地了。

10分钟结束战斗，我说：“帮我简单冲一下头吧。”

她说：“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水。”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理发店没有水？！”我目光四下搜索一下，发现小店里是没有洗头沙发和水斗、水龙头之类的东西。

“那你们都是怎么搞定客人的头的？如果是长头发，剪完了不洗，碎发怎么办呢？”

“喏，这样！”她拿出一个大个的电吹风，“吹掉啰，然后自己回家去洗。所以，我们的理发价钱便宜嘛！”她开到最大挡，呼呼呼地狂吹我头上的碎发，还解释：“我们这里是停车场的岗亭，造的时候就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

完了，她拿出一个圆形镶花的镜子，照着我的后脑勺。“满意吗？”我看到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光头，俨然是《熊出没》中光头强的形象。

照镜子的时候，我通过小窗户瞥了瞥窗外，外面的停车场上，两只黑色的乌鸦在跳跃着觅食，间或扑打着翅膀，一点多钟，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天空湛蓝，像是一个深邃的梦境。脑海中不知为何浮现出泰戈尔的诗歌：“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这一个惬意的午后，是四处游荡中的一个短暂休止符。

我于是赖在椅子上，摸着我的光头，和她聊天。

“你从哪里来？”她开始问我。

“中国上海，你知道吗？”她说她知道，那是一个“大城市”。她问我上海有多少人，我说，上海是一个城市，有几千万人口吧，另外，估计还有五百万条狗和五百万只猫。她说，好大呀，整个洪都拉斯才几百万人口，你们的猫都比我们人多。

“你来洛杉矶干什么？”她又问。

“我从墨西哥边境开车去西雅图。”我这么说的时候，通常都会解释一下，我打算写一本中国人在美国旅行的书。

“你会把我写进去吗？”

“会的。你或许在中国会变得非常有名气。”她听到这个，不禁大笑了起来。她还不知道，坏坏的作者，已经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如果她知道这个绰号，会笑得更厉害吧。

她告诉我，来美国后，她嫁给了一个巴基斯坦人，生了二女一男，女儿最近刚刚结婚。我说你看不出来像是女儿已经结婚的人，还很年轻。她笑得就更灿烂了。

我问：“你女儿过30如果不结婚，你们会逼婚吗？”

“不会啊，这个跟狗到了发情期拉出去强行交配，有何差别啊？”

她说完，我俩一阵哈哈大笑。

“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一个日本的女发型师，和我差不多大，她单身。”

我隐约看到了，在美国，一个洪都拉斯女人和一个巴基斯坦男人组成家庭，然后和墨西哥人合开理发店，她的好友可能是一位略带寂寞的日本中年女人。

“你在洛杉矶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问她。

这是一个超越理发店层面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她似乎第一次被人问到这个问题，停顿了一阵子，在脑海中搜索好，告诉我，最快乐的事情是去了一次拉斯维加斯。“去赌钱吗？”“不！光在那里四处看看就很开心。”我说：“你喜欢那里赌场的自助餐吗？”她说：“没有去吃，那太贵了！再说，我太胖，看到自助餐会控制不住嘴巴。”

她说，三十多年来，她还曾经去过一次墨西哥的坎昆，加勒比的海太美了。我说你是洪都拉斯人去墨西哥没有问题，外国人在墨西哥会不会不安全？她说，是的，墨西哥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因为你是亚洲人的脸。

最后，付钱时，她提醒我，他们只收现金。

我给了她20美元的零钱，她接过钱，拉开一个靠窗的小桌子的抽屉，把15美元放了进去，那或许是她和墨西哥老板共有的抽屉，然后把5美元小费放在了自己的钱包里。这里没有监控，没有摄像机，墨西哥老板也没有自己特派的收银员。二人的合作，全靠一种天然的诚信。

这样近乎乡间小店的合作机制在我的家乡、她的家乡，是否也可行呢？我不晓得。

临别，我们合影留念，她特地梳了梳她有点波浪的头发。

我咧开嘴，灯光正好照在我的光头上，像个大电灯泡。一些不肯离开头皮的碎头发，搭在我的前额上，像是一个白煮蛋在地板上滚了几滚，沾了灰。

离开这家店，我用微信告诉远在华盛顿的同学方正，说我刚才只花了15美元就剃了个头，这儿可是洛杉矶市区。他正在上班，空隙时回了一句：“我们这里剃个头更便宜，只要11美元。”我问：“华盛顿为啥这么便宜，不是很多地方都要50美元、100美元吗？”他说：“因为那是一个韩国人开的店，亚洲精神啊！你懂的。”

我非常享受这一刻，有点忘记自己在哪里，忘记了时间，没有负担，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旁人的眼光，不用努力去完成什么，不用向任何人证明什么，这个无用的瞬间，没有任何挂碍和恐惧，这一刻，是不是一种禅悦呢？不清楚。

7月29日，9点多，我坐上“毛驴”，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有一种自由的快感。

今天将离开洛杉矶，我厌倦了那些密密匝匝的房子。踩着油门，一路往北。

中午驶上1号海岸公路。

我把车窗摇下来，风吹着我头发长度为“zero”（零）的头，左边就是惊涛拍岸的太平洋。

洛杉矶距离旧金山600多公里，如果沿崎岖的1号海岸公路开，路程会长很多。这里的风景像是从一场悠长的梦境中蓦然醒过来，完全缺乏真实感。一边是蓝玛瑙色的浩瀚大海，一边是起伏的山脉或者砾石荒滩，每开一段时间，就遇到一个海边的小镇。早晨的时候，夏日的浓雾在海上集结，阴冷笼罩海岸，中午阳光四射下来，浓雾退却，海岸边小镇上的人们出来晒太阳、遛狗、喝咖啡，或者什么也不做。在墨蓝墨蓝的海边呆若木鸡，怔怔地看着海。下午，天空澄澈，快乐得你直想扯着喉咙大喊大叫，四处撒欢。

进入圣巴巴拉，树木立即丰茂起来。停下“毛驴”，沿着小山坡一路走上去，远远的一大片一大片全是西班牙式的红陶瓦顶、白色粉墙的房子，掩映在棕榈树下，可能缺水，不少棕榈树的“巴掌”有些蔫了。

小城高处耸立着一座使命教堂，六根粉红色的罗马柱是它的最大亮点。

我正要往里走，一位黑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我。“买票。”她温和地看着我。我心想，原来，美国的某些大教堂和中国的寺庙一样，居然也是要买票的。

因为是周六，教堂里面挤满了人，我打算在后排休息一下，突然，提琴声大作，下午的一场弥撒马上开始了。我是禅宗信徒，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坐在里面入乡随俗。

主祭神父长着白胡子，穿着白色袍子，拿着一个金色十字架徐徐通过走道，人们都站立起来唱圣歌。我远远看见主祭在讲坛上站定后，大家静默了一会儿，我左边、右边的人都开始捶胸，我也只好跟着大力捶了两下。神父让大家坐下，跟着他念了一会儿经，然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又站立起来。我一句听不懂，只是机械地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有时候，隔壁的人已经站起来了，我还坐着，等我站着，他们已经全部坐下去。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神父拿着话筒，大声地唱起了圣歌，这是独唱，声音洪亮，穿透屋顶，绝对是一个优秀男中音，他的神情看起来很陶醉。我想，做神父也不容易，除了会讲经，唱歌还要达到美声水平。大约进行到40分钟的时候，前后左右的人突然相互鞠起躬来，前排的一个老人，转过脸来，向我鞠躬，我手足无措，情急之中自然双手合十，向他鞠躬，我发现我这是东方的佛教徒之礼，好在对方也不管，已经转过身去了。紧接着，所有人又咕咚跪倒在座位前，捶胸吟唱。整个弥撒前后大约一个小时，因为完全听不懂，我渐渐有些瞌睡了。

后来，教堂大门终于打开，阳光射进来，神父在圣乐中退堂，我也赶紧起立。

挤出教堂门口，正是明媚的一天，可以眺望到远处的海，蓝莹莹的一大片一大片。

门口站了好几个发小广告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接到一位华人姑娘发的传单，上面写着“燕京饭店——圣巴巴拉地道的中餐馆”，看着上面麻婆豆腐的照片，我不争气地口水直接往外飙。

这家店估计有年头了，装修都是几十年前的风格，而且好像都没有翻修过。

我翻看菜单，对服务员说：“‘左宗棠鸡’‘李鸿章鸭’都不要，请问你们家是宫保鸡丁做得好，还是鱼香肉丝做得好？”服务员看上去是个内地来的小男生，他说：“鱼香肉丝好。”我想了一想说：“那么来份麻婆豆腐加米饭吧。”其实后者早在开过来的路上就钻进我胃的深处了。

太阳下山前，开“毛驴”去圣巴巴拉的海滩，翻过两个小山包，看到海边有个小酒吧，是蓝色和白色的木头组成的小房子，很多人坐在酒吧前的沙滩上，海浪在很近的地方温柔地翻滚着。

我问服务员要了瓶绿色的IPA啤酒，坐在沙滩前的木椅子上，慢慢地啜。被云包裹着的太阳马上就要浸入大海，海面上泛着鹅黄的水光，风有点刺皮肤，涛声忽远忽近。气温很低，我不禁抱紧了双臂。这时服务员递给我一条毛毯，我马上裹紧了，蜷在椅子里。几只海鸟在桌子、椅子底下跳跃着，寻觅着吃的。

我一直坐在那里，坐着。想到上一次是和谁一起去看的海，想到2000年和一群朋友在海边扔鞋子玩，想到海明威笔下倔强的满脖子褐斑的渔夫老头。

想着想着，天就完全黑了。

离圣巴巴拉海滩只有几十分钟车程，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梦幻庄园，名字取自《彼得·潘》一书，到了夜里，孩子们会飞去梦幻之岛。20世纪80年代，内心世界像儿童一样天真的迈克尔·杰克逊买下这片2800英亩的土地，建起了摩天轮、人工湖、小火车、电影院，还有长鼻子大象、细脖子长颈鹿的动物园，让全世界的孩子可以免费进入玩耍，特别是贫穷和患有疾病的孩子。但是，一个叫钱德勒的男子诬告杰克逊性侵他的儿子，这场肮脏官司和漫天的流言彻底毁掉了杰克逊的事业、尊严和身体，间接导致了杰克逊的早逝。官司后，杰克逊离开圣巴巴拉，再也没有回来住。尽管后来真相大白，杰克逊得以昭雪，但是，梦幻庄园变成了全球歌迷的悲伤之地。最近，一则让我心痛的新闻说，梦幻庄园目前正挂在网上，狂降七成大贱卖——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凑巧，另外一位20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住在这附近，那就是里根总统。里根酷爱在西部的大农场骑马。这位救生员、播音员、演员出身的总统是一个著名的段子手总统，他当年被一个流浪青年打了6枪，其中一枪离心脏只有一英寸，他中弹的时候，都不忘本职工作，他对南希说：“宝贝，我忘了猫腰了！”躺病床上插满管子时，一堆人围着他，他还不忘来一段：“如果当年我在好莱坞当演员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我就不来从政了！”

里根说当年自己要是在芝加哥的蒙哥马利百货公司谋到职位，就不会去当电台播音员；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大萧条，电台削减播音员岗位的话，他就不会去当演员；如果做演员非常成功的话，他就不可能去从政当总统。他说，那些看起来像是细小琐碎和无关紧要的事情是怎样形成了生活，道路上一个偶然的转弯总是使我们偏离原来想去的地方。

我感觉里根总统是深谙“娱乐至死”精神的。1984年，他在一次广播演讲前测试麦克风时，对现场的记者说：“我高兴地宣布，我刚刚签署了永久取缔苏联的文件。轰炸将在5分钟内开始。”现场的记者都知道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段话居然传了出去，搞得苏联人神经紧张，战斗机一度升空。

娱乐也是一颗原子弹。这位罕见的段子手沟通大师最后和戈尔巴乔夫做了朋友，并一手结束了冷战，让世界摆脱了核战危机，东西方走向“大和解”，他是美国运气最好，也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1986年，里根和他夫人南希骑在马上，在这片土地上纵横奔驰，那是一个让人铭记的黄金时代。

圣巴巴拉，一个住大人物的小地方。

当夜，我投宿隆波克的一家公路旅馆，在公共洗衣房里花了2.5美元，洗了汗衫短裤。

一早继续沿1号公路前行，中午前后经过圣克鲁斯，我下车赤脚在沙滩上走走，有些凉。这个海边小镇挺热闹，有一个古老的靠海游乐场，射气球的摊位、卖糖小贩车以及摊位上五颜六色的风车前，挤了不少孩子，欢乐充斥着整个小镇。

我看见一对只有十七八岁的学生恋人，青涩地手拉手上了过山车，我的耳朵里混合了他们的尖叫声和海风的呼呼声。

7月30日下午两点半，我到了另一个人烟稀少的海滩，达文波特。

这个海滩是在一处断崖下面，海浪比圣克鲁斯的要大一些，但是只有四五个游人，静得只听见海浪声和风声。我把随身带的《今日美国》报纸铺在沙滩上，在离海40米的地方，一个大字躺下，沉沉睡去。睡了一会儿，猛然醒过来，发觉身体一半冷一半热，很不舒服，原来这里一边是夏日阳光的炽烈烘烤，一边是寒冷海风的阴冷吹拂，弄得人体冰火两重天。

收拾好行李，爬上断崖，走去停车场时，我看到马路对面的一排靠海小店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似乎有两辆刚刚抵达的警车，警灯还在旋转，两位警察在路上对一个女人问话，我正诧异间，一辆救护车又呼啸而至。

我好奇地走过马路，惊呆了，看见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个中年男子，脸的侧面都是血。救护车上的医生拎着急救箱下车来，给他清洗伤口，包扎。我问一个围观的男子：“发生了什么？”

他说：“那个女的拉开那男人的车门，用榔头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天！”我叫道，“为什么？”

“不知道，可能是嗑了药。”

“什么样的榔头？”

“好像是铁的。”

我扭头仔细去看那个女人，40岁不到的样子，金棕色头发乱得像个鸡窝，衣服也很脏，眼睛里有一点混浊和迷茫。警察在问询了周边几个目击者后，就把她双手铐上手铐，拽到警车上去了。

我一阵后怕，因为我刚才就在这排小店的门口停过车，如果我晚到30分钟，这个榔头很可能就会敲在我的头上。

我不禁摸了摸我的光头。

伴着一丝丝海风，我听着QQ音乐中收藏的马友友的《阿帕拉契之旅》，盎然的夏意让人没有力气。我从达文波特的海边拐上一条山路，离开1号公路，钻进前面的一片山，加利福尼亚的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大提琴民谣在山路上飘荡。

今晚住在山里的一处爱彼迎客房。

房东是一个精明利落的女主人，她家的房子在前排，是一个很大的英式乡村别墅，她把后面的农舍仓库改成了一间客房，对外出租，灰色的麻布地毯，工业风的洗手间，精致的烛台，设计得很有品位。

窗户外面有一个没有认真修葺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些杂草，大院子外面罩了一个一人高的大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是黑黢黢的森林和小山。

我问：“这个铁丝网是干什么用的？”

女主人说：“防一些动物闯进来，如郊狼、蛇。”

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铁丝网上有几个大洞？”

她说：“是很旧了。”

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的铁凳子上喝啤酒，吃花生米，发微信，突然看到那个破掉的洞里，跳进两只灰扑扑的东西来。我仔细一看，嗬！居然是两只野兔子，它们一前一后，在院子里的杂草中，跳跳，停停，东张张，西望望，完全无视我的存在。

看来，这儿一直都是它们的游乐场。

我坐在那个破院子里很久，天上的星星像一颗颗宝石一样升起来。

对面的山麓只有暗幽幽的轮廓。

我非常享受这一刻，有点忘记自己在哪里，忘记了时间，没有负担，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旁人的眼光，不用努力去完成什么，不用向任何人证明什么，这个无用的瞬间，没有任何挂碍和恐惧，这一刻，是不是一种禅悦呢？不清楚。很多时候，在自己待久了的地方，心思散乱，沉静不下来，不能忍受孤独，有时候连30分钟都坐不住，极力借助外来的东西来填满自己。其实，有时候人更需要享受独处的空间，找到一刻，放空一切。

记得一本书中有一段对话，也是发生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山间夜晚，偶尔山脚下的佛寺传来几声狗吠。巴楚仁波切和他的学生仰卧在地上。

巴楚仁波切问学生：“你看到天上的星星吗？”

“看到。”

“你听到佐钦寺的狗叫声吗？”

“听到。”

“你听到我正在对你讲什么吗？”

“听到。”

“好极了，大圆满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次日去圣何塞之前，我一早出门散步，巨大的松树围着纤细的公路。

阒静无声。

走了半小时，没有遇见一个人。

走着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对我“嘿”了一声。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穿工装的人爬在电线杆子上，他正在离地大约3米的地方，笑着向我打招呼。我也赶紧冲他“嘿”一声。我问：“修电线吗？”他声音洪亮地回答：“修电线！”我估计，他很久没有看到一个步行路过的人了。

路的尽头是一家葡萄园酒庄，木制大厅里面堆满了橡木桶，看看板上的介绍，花25美元，可以品四杯酒。我向一个服务员要求品尝四杯酒，他面无表情地倒了四杯。我请他介绍一下酒，他也老大不情愿地嘟囔了几句，算是交差。我发觉他的心情不太好，举着杯子问他：“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发了一下怔，没有回答，低头继续去擦他的杯子了。

夜里赶着“毛驴”到达圣何塞，找了个便宜的民宿住下，这里靠近硅谷了。

永远不要把死亡当作别人的事情。以前，我每天都能收到一件珍贵的时间礼物，那就是当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

我在一个黑暗的隧道中窸窸窣窣地向前摸索，看不清前面的路，摸索了很久很久，好累，突然隧道结束了，前面出现一条横向的车流很急的公路，我下到公路，居然发现有96路公交车站台，这不是开往我上海华山路的家的公交车吗？于是，我就坐在站台的凳子上等汽车……就在这一刻，我听到巨大的敲击声，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吗？！有人吗？！”这个声音如此刺耳而且真切，我遽然醒来，原来刚刚是在一场思乡的梦里。

朦胧中，我听见一个外国女人巨大的、愤怒的尖叫声。“开门！开门！！”接着，这个声音又好像绕到房屋的后面，后院的窗户也被“咚咚”地擂得直响。

我终于明白是有人在敲我住的房子的门窗，我赶紧挣扎着离开温暖的被子。

揉着眼睛打开房门，我的天！一个有200多磅的中年女人叉腰喘着粗气站在我的面前，像一头愤怒的母牛，她的眼睛瞪得足足有两个乒乓球那么大，她恶声恶气地问：“那辆白色的车子是你的吗？！科罗拉多州牌照的！”我说是啊。她说：“你为什么要堵住我的车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开“毛驴”入住时已经很晚了，回这个民宿房子泊车的时候，路灯非常昏暗，我看到地上没有黄线，旁边也没有禁止停车的牌子，于是就放心地停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停车位居然是眼前这个女人的车道出口。

我赶忙解释了一下原因，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实在是没有看清楚。”女人的愤怒好像无法停止，她像一只充了气的河豚，大声嚷嚷，几乎整个社区都能够听到她的咆哮声，她说：“你知道吗！你害得我一个早上都无法上班！！”

我跟着她一溜小跑，低声下气地说了足足一百个“对不起”，赶紧发动车子把车挪开。下车走回去时，我看见了喜剧性的一幕，几个退休老头模样的人正在对面房子的门口吹牛，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这个胖女人对他们吼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懂，然后胖女人和退休老头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心想，这个女人很会扮演愤怒的公牛这个角色。

最后，胖女人从她的车库里面开出一辆车子，居然是一个带割草设备的拖斗车，嘟嘟嘟地开走了。

这是离圣何塞市区约几公里的一个普通住宅区，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她是怎么知道我住哪里，以及那辆是我的车子的呢？我推测，她从我的科罗拉多州车牌照看出这是外来的车辆，而邻居中做爱彼迎生意的就是我住的这家，她估计整天看对面家的人来来去去，一切了然于心。

我住的房子的主人叫马克和琳达，因为时间已经接近晌午，可能他们一早就出门了，家里其他的借住客人也不在，所以，这一敲门事件，除了几个退休老头，没有什么目击者。

我选择在这里住，可能是他的房屋标价比较便宜，才1000元人民币上下，另外也因为其他客人的评价是“干净、热情”。其实，房子布局有一种过气的陈旧感，比我在其他地方住的都要简陋一些，洗衣机、厨具、烤箱、面包机看起来已经用了10年以上，但是维护得还挺干净的。我非常吃惊的事情是，房屋总共三个卧室，两个用于出租，主人夫妻自住一间，花园里面还违章搭建了一个带洗手间的小木屋，这样，房东同时能有三个房间在爱彼迎上出租。

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马克这样的中产家庭把自家能腾出的空房间全部出租做爱彼迎，任陌生人每天进进出出，几乎完全放弃隐私呢？

昨夜我从圣克鲁斯过来，主人马克正好在家，他是个衣着朴素、满脸风霜的中年男人，50岁上下。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失业的工程师，而且已经半年多没有工作了。自从失业，他就开始尝试做爱彼迎的生意，现在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一下子多了很多余暇时间。我白天就去附近的海边转转。不过，每天不去办公室，而是去看海，一开始还真的不太习惯。”

“那么你现在适应不上班的日子了吗？”

“现在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回到家，再和各种各样的客人聊聊天。不过，我还是希望找到工程师一类的稳定工作。”

我说：“美国经济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找工作应该很容易吧？”

他沮丧地说：“谁知道呢？反正我找了很久，也没有啥回音。”

我心想，或许全世界中年人找工作，都是招人白眼的。

他家的冰箱上贴着他儿子和女儿的照片，瘦瘦的儿子穿着8号球服，在一个校足球队的合影里笑着；女儿好像近18岁了，一头棕色卷曲的浓密头发。

我好奇地问：“你家房间都出租，他们住在哪里呢？”

他说：“我和前妻离婚了，孩子跟了前妻，目前的家是和现在的妻子重新组建的，妻子也是再婚，也有两个孩子，但是他们成年了，这些孩子都不住在这里。”我想起昨晚按门铃时，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琳达开的门，一个眼角、皮肤满是岁月痕迹，但是手脚利落的中年女子。

这位失业工程师说：“我目前最大的遗憾是，如果女儿过来看我，不是想回来住就可以回来住了，需要提前和我预约，这样我好提前把你住的那个房间从爱彼迎网站上撤下来。”

我说：“理解。”忽然明白这可能是他并不十分缺钱，却急切地找工作的深层次原因。

从马克家出来，开着停车闯祸的“毛驴”，一路往南。路上的车流很大，大家都想把车开得飞快，结果是堵成一团，谷歌地图上一条触目惊心的红，我把它叫作“硅谷红”。

先去丘珀蒂诺，看看苹果公司的新总部。

这是乔布斯生前的最后一件作品，一个宏伟的规划，建一艘巨大无比的“飞碟”，也许刚从银河帝国飞来，静静地停泊在地球某处森林。据艾萨克森的传记，苹果公司总部最初的构想可不是一个飞碟，而是一个弱弱的三叶草形，乔布斯的儿子看了后说，从空中看有点像男性生殖器，第二天“乔帮主”立马就要设计师修改，因为一旦产生了这个想法，简直是越看越像。

我把车停好，站在马路对面，远远望见一个椭圆形建筑，确实有几分星球大战的感觉。但是走近了看，那透明体和绿色的大树掩映在一起，却像是螳螂在草堆里下的一个巨大的蛋。这让我想起谷歌的新总部设计得如何牛掰如何高科技，有人却说像一副掉在地上的铠甲。

整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路边一个武装到牙齿，戴着防尘护耳头盔的工人拦住了我的去路，说前面施工，不通。我无路可去，就站在原地，和他聊起了天。他的脸晒得红里透黑，再抹上一层灰，呈现灰黑红三种颜色，像是走麦城时掉进了陷阱的关公，或是从马上一头栽下来的堂吉诃德。

全副武装的“关公”说：“这个工程拖太久了，估计永远也造不好了。”

我说：“新闻里面不是说快要好了吗？”

他说：“我看不会结束，估计苹果公司的人永远也搬不进去！”

我说：“那不是挺好吗？这样你一直有工作可以做……”

他说：“好是好，就是太累了，每天在这里要站近8个小时，谁受得了这个……”

和他聊天挺亲切的，我感觉碰到了一个北京出租车老司机。

我绕着“大飞碟”散步，这个圈子有点大，足足一英里，一拐弯，遇见一个脸圆圆的胖监工，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而椅子就在“Apple Park（苹果飞船总部大楼）”外围林荫小道的正中间，拦住了我的去路。看见我，他就用中文大声说：“泥浩（你好）！”吓了我一跳。我说：“你在哪里学的中文啊？”他说电视上，功夫片。我说：“如果我光看功夫片，我可学不会中文，那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啊。”他得意地笑了，然后说：“你们中文，一个人说‘泥浩！’，两个人说‘泥闷浩（你们好）！’，对不对？”我连连点头，到底是苹果公司的工地，工人水平都不一样。

苹果总部里面还不能参观，我就打算走到“飞碟”对面去喝一杯星巴克。

穿过马路就是一片商业区，我抬头一看店招，差点没有乐歪。一个很大的“冬虫夏草”店！没有看错，是中文的“冬虫夏草”汉字标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太穿越了！走进去，里面一个柜子里都是死去的褐色虫子，这么个卖土特产的中国店居然开在苹果公司新总部对面，据说冬虫夏草能够滋阴壮阳，难道苹果公司的技术员工这么需要壮阳？有些程序员连女朋友都找不到，还需要吃这个吗？太不可思议了。

从冬虫夏草店逛出来，旁边居然是一家上海老字号，“乔家栅饭店”，这在上海是老阿姨排队的点心名店，居然也开在这里。有点像来到了横店影视城。走了一圈，发现这地方是一个中国城。估计是哪一个华人地产商赚钱有方，率先在苹果公司新总部旁圈了一块地，开发一个中国城，然后用“苹果概念”把商铺卖给一个一个的中国投资客，中国投资客再租给中国商家，好像一个“螃蟹”后面带着另外一串“螃蟹”。硅谷地区充满了这种地产“发明家”，我昨天在马克家看到圣何塞的一个房地产广告，上面写着：快来抢圣何塞附近一个越南城的商铺，买了商铺，你每天在家睡大觉也能赚钱……

告别“飞碟”，我计划的下一站是去看一个车库——乔布斯的老家，帕洛阿尔托市Crist Drive（克里斯特大街）2066号，那个诞生苹果电脑的车库。

尽管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泼冷水说，第一台苹果不是在车库里诞生的，但是，果粉们当他是空气，耳朵全部塞起来，理都不理他，所有人都宁愿相信传奇的苹果电脑是在车库产生的，而不是在令人作呕的办公室。

谷歌地图显示31分钟就可以到达，31分钟后就可以亲眼见到乔布斯的那个车库，31分钟后就可以触摸到他当年成长的地方，想想就心潮澎湃。

这是一幢标准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平房，屋前一块简单的小草坪，屋顶是最老款的黑瓦，有斑驳的红砖烟囱，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白色卷帘门车库，样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紧紧锁闭着。甬道入口处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得非法侵入，整个路段全部摄像监控”。

仔细观察这栋房子，窗帘紧闭，发现里面还有人生活的痕迹。据说，乔布斯去世后，该房屋目前属于他的妹妹帕特里夏·乔布斯，她是乔布斯的养父领养的第二个孩子。我想假如是某某地方要开发旅游，这样的历史文物建筑，当地可能首先会把里面的人动迁走，周边围一个3米高的大铁栅栏，门口挂上“苹果车库博物馆”的牌子，对面立一个红色大广告牌子，上书“世界上第一台苹果电脑的诞生地”几个黑体大字，入口处再建一个岗亭，然后安排一个鬈发大妈端坐在里面，卖门票。

我和那个标有2066门牌号码的白色圆拱形信箱合影时，一辆车缓缓地靠近，一对情侣从上面欢快地跳下来，他们可不管什么“不得非法侵入”，立马跑到房屋的地界内，在车库前面激动得又喊又叫。我想，还好乔布斯妹妹不是一个持双管猎枪的易怒症患者。

这栋房子倾注了养父老乔布斯的爱，一度让老乔布斯变成房奴。这位生不出孩子却意外领养了一个儿子的二手汽车翻修工人，为了给乔布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在1970年前后倾其所有，咬紧牙关，负债买入了山景城这栋市值两万美元的新房。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果纯粹从房产投资角度来看，这可是一个天才的投资决定：在此后的40多年里，硅谷成了地球上房价涨幅最快的地方之一。我计算了一下，这栋房子的市值如今变成了150万美元左右，足足翻了75倍。

1976年，该房子的车库里诞生了一台电脑，21岁的乔布斯与26岁的沃兹在这儿成立了一家电脑公司，取名为苹果。我想，别人21岁的时候怎么就这么能干呢？我21岁的时候，傻得要死，还在背无用的课本和向爹妈要钱。

这栋房子的对面都是近些年建的高大的新别墅，明显有硅谷新贵风，衬得乔布斯这栋老宅像是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宛如一部黑白电影。望着房子，我脑海中不知为何出现了《阿甘正传》中的最后一段场景：“我不知道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有注定的命运，还是我们的生命中只有偶然，像在风中飘荡……但我想，也许两者都有吧，也许两者都同时发生着。”这段阿甘在墓前说的话，好像就是说的乔布斯的一生。

乔布斯的传记有很多，我对他发明苹果电脑、搞iPhone（苹果手机）等事业上的伟大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传奇一生中的“生”和“死”。

我仔细研究过乔布斯的照片，发现他如果包上头巾，黑头发、黑眼睛、高鼻梁，活脱儿就是一个阿拉伯人，而且眼神特别像阿拉法特。的确，他的亲生父亲就是一个叙利亚人，叙利亚，那个战火纷飞的地方。所以，能想象吗？一个阿拉伯人后裔领导了美国IT产业。

乔布斯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他曾经去寻找原因，自己为什么会被遗弃？原来，母亲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她是未婚先孕，由于家庭反对，二人无法结婚。母亲不肯堕胎，到旧金山秘密生下了他，然后把他送给了老乔布斯抚养。这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但是，后来乔布斯根据出生记录，找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乔安娜，乔安娜说了两件让乔布斯震撼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乔安娜和乔布斯的生父钱德里后来终于还是结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把乔布斯领回来——我觉得无论如何解释，知道这事后对乔布斯内心的打击都是巨大的；第二件事是，几年后钱德里和乔安娜离婚后，又把乔布斯的亲妹妹莫娜抛弃了。

于是，乔布斯到处去找他的亲妹妹莫娜。她的亲妹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生活在纽约，正撰写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我在一家小杂志社找了一份工作，办公室很小，还有其他三名作家在这间办公室工作。有一天，一名律师给我打电话，说他的一名客户非常富有且是名人，而这位名人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兄长。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这家杂志社的编辑们都欢呼起来。要知道，那是1985年，我们发行的是先锋派文学杂志。而我个人的身世，却与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经典小说中的情节相吻合。说实话，我们都非常喜欢这种传奇般的情节。”

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两人就意识到无论是他们的长相、脾气秉性，还是兴趣喜好都惊人地相似，两人似乎都继承了亲生父母的优良基因。此外，更重要的是相同的被抛弃的命运，使得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可是，同样被抛弃的命运又发生在乔布斯的私生女丽萨身上。

乔布斯的女儿小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丽萨出生后，他父亲几乎从不来看她。“我不希望做父亲，所以我就不做。”乔布斯后来说。丽萨3岁时的一天，乔布斯开车路过她家，决定停下来看一看。丽萨还不知道他是谁，他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聊天。直到丽萨8岁，乔布斯看她的频率才渐渐高起来。丽萨同样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坐过山车，时好时坏。这次他们可能玩得很高兴，下次他就可能很冷漠或根本不用心。

乔布斯的生父钱德里同样是个工作狂，他曾是内华达州一个赌场的副总裁，在加利福尼亚也投资了几家餐厅。《乔布斯传》中有这样滑稽的一幕：乔布斯告诉已相认的妹妹莫娜，不要在父亲钱德里面前提起自己。被蒙在鼓里的钱德里，有一次和女儿聊起他的餐厅：“所有科技界的成功人士都会去那儿，甚至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是真的，他来过，而且小费给得很多！”莫娜强忍着没脱口而出：那是你儿子！

到了多年以后，钱德里才知道了被他遗弃的儿子居然就是乔布斯，估计这个新闻让他太震撼了，他没有去找过乔布斯，担心人们说他贪图乔布斯的钱。终其一生，乔布斯都未与生父相认。从电视新闻中知道乔布斯得绝症后，钱德里用一部iPhone 4手机发了一封邮件给乔布斯，祝愿他早日康复。乔布斯只冷冷地回复了两个字：谢谢。

他终生都没有原谅这个遗弃了他和妹妹的人。

我在乔布斯老家附近散步，一些低矮灌木后面是高大的杉树和叫不出名字的乔木，公知了正在树梢上死命地嘶吼着，呼唤它的情侣，一片聒噪。车库门前的水泥甬道已经皴裂了，巨大的裂缝里估计住了无数只蚂蚁。卑微的小生命在顽强延续。

从2003年发现，到2011年，乔布斯和胰腺癌抗争了8年。

全世界人都曾热切地关注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病情。

他在斯坦福的毕业演讲台上，说：“我被诊断出癌症，医生告诉我，我大概只能活3到6个月了。医生建议我回家，好好跟亲人们聚一聚，那代表你得试着在几个月内把你将来10年想跟小孩讲的话讲完。”

尽管做了胰腺癌手术，他的情况还是急转直下，为了活下去，他还远赴田纳西州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这可是一个要过三道鬼门关的极其痛苦的大手术。与奥巴马共进午餐的时候，从背影看，他已经非常虚弱、瘦小，完全没有记忆中的乔布斯的样子。

乔布斯为何会得胰腺癌？这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在苹果发展早期，乔布斯曾焊接电路板。这个部件通常包含铅、锡和其他金属，铅有可能直接破坏DNA，直接导致癌症。换句话说，如果不搞电脑，不搞苹果，乔布斯或许就不会得这个癌症。

我想，这难道就是宿命吗？

2011年10月3日，史蒂夫·乔布斯意识到他最后的日子到了，那天，他突然希望自己不要被火化，他想葬在他的父母身旁。第二天早上，乔布斯给妹妹莫娜打电话，告诉她赶快来帕洛阿尔托。莫娜回忆：“他的声音满怀深情，可爱，让人喜欢，但感觉就像一个行李已经放在了车上的即将起程之人。”对于离开，乔布斯感到很抱歉，他说：“因为我们不能如愿一起变老了。”

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乔布斯也在反省，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居家好男人。作为一个有家之人，他可能很粗暴，还经常心烦意乱。临终时，他的妻子劳伦娜和四个孩子，都陪伴着他，让他感受到了爱。他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都没有成年，他希望能够在婚礼上领她们走上圣坛，但是这下不可以了。那个周二，他一度长久地注视孩子们的眼睛，然后看向劳伦娜，最后目光越过他们看向远方。“噢哇，”他说，“噢哇，噢哇。”这是乔布斯生命中最后的几个单音词。

死是无常的，不分年龄、贫富，随时可能发生。

面对死亡，禅宗信徒乔布斯说：“记住自己随时都会死掉，是你避免陷入畏首畏尾陷阱的最好方法……你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理由不去追随你的心。”乔布斯是从一本书开始接触到这种东方哲学的，这本书叫《禅者的初心》，作者铃木俊隆，是只身赴美传教的日本禅宗法师。

我个人觉得，乔布斯留给我最受用的不是苹果手机，而是一些关于死亡的禅宗思想。

他说：“没有人想死，但死亡是我们共有的目的地，死亡简直就是生命中最棒的发明。”

我从加利福尼亚北上西雅图，心里一直有个小喇叭在广播：“每个人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自己内在的心声。”

永远不要把死亡当作别人的事情。以前，我每天都能收到一件珍贵的时间礼物，那就是当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

这都是乔布斯教我的，我唠叨一下，记录在这里。

乔布斯隔壁邻居家在马路上丢了一个棕色的布艺三人沙发，已经积了一点点灰，写着：不要了，谁要谁拿走。我正好溜达累了，就一屁股坐上去，弹了几下，还挺软的呢，休息了一会儿，暖洋洋的，有点打瞌睡的感觉，再抬头看看天，天蓝得几乎没有底线！

于是，我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

醒来，抬头看看天，天上有上帝吗？有人说是上帝看到很多人在用iPhone 4，终于忍不住，也弄了个，可是又不会用，就把乔布斯叫去了。

上帝也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罗丹刻刀下就是她曾经的痛苦和挫折，和作品一样，要么化为摧毁自己的力量，要么化为重生的力量。

早晨起来，我先往小“毛驴”的四个轮胎上猛踹了几脚，确定这些轮胎都还身体健硕，然后再跳上车。

正打算发动汽车，嘟嘟两声，收到一条妈妈的短信，只有11个字：“美国又有枪击案，注意安全。”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她已很少给我发安全类的短信，今天偶然收到，有一丝温暖，也有一丝内疚掠过心头，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回家陪她好好说过话了，有多久没有打过一个电话了。我们在上海一见面，就是商量事务性的事情，好像很少停下来唠家常。尽管她和我一样有特别的童年——成长的时候，母亲都不在身边，但她非常爱我的儿子。天黑了，77岁的她还常常跑到中山公园，去帮我接袋鼠回家，她对袋鼠的爱意，似乎是要弥补我成长的某些缺失。想到她微微佝着背，眯着眼睛，在一排一排的下班年轻人中焦急地翘首等袋鼠的样子，我很感动。

这一刻，在加利福尼亚，我突然非常想念她。

从乔布斯的老家到斯坦福大学很近，开着“毛驴”哧溜一下就到了。

但是，到达容易，停车太难了，我绕主校园停车场兜了三大圈，一个停车位也没有。

在斯坦福停车这是要“死了坦腹”的节奏。

然后我前往附近的教学楼，发现到处都是该死的各种各样的禁停标志，好容易看到一个空的停车位，大喜过望，踩油门飞车过去，发现旁边赫然立着“仅许停C证车”的告示。我翻了两个白眼，只好又兜回来，像驾车的游魂一样四处飘荡。我眼角的余光从反光镜上看过去，发现很多车子都和我一样，绝望地在停车场外的甬道上一圈一圈地兜啊兜，像时钟的秒针和分针。错车的瞬间，我发现这些驾驶员的眼神和我的相仿，渐渐堆积了痛苦。

我突然想起，当年乔布斯来斯坦福做他的那场旷世演讲，他同样找不到停车位。在前往校园的路上，乔布斯和夫人劳伦娜突然发现，VIP（贵宾）停车证似乎被落在家里了。校园里面到处都是涌动的人和车，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提前动身才是——23000名学生将会到场。当时，劳伦娜负责开车，估计她也和我一样，一圈一圈地绕行。据说，搞得乔布斯都开始紧张了，他怕会错过自己唯一一次答应的毕业演讲。终于，乔布斯一家来到了体育场前的最后一个路障前，那里站着一位威严的女警，她挥手让车停下，她对劳伦娜说：“女士，这里不能停车。”“不，不，不，”劳伦娜说，“我们是有VIP停车证的，只是忘带了。”面对女警狐疑的眼光，她继续解释：“我们这里有人要去演讲，他就在车里！”女警朝车内看去，只见里面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白胡子黑胡子拉杂、头发稀疏，衣衫不光鲜的男人。她显然十分怀疑：“真的？哪一个？”这时车内的所有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乔布斯只好举起了手，他说：“真的，就是我。”

后来，我就索性站在停车场一个车道的出口处守株待兔，念念有词乞求半天，终于有一辆小丰田车要出去了，我赶紧猛踩油门上去占位，正往车位里面小心翼翼地打方向盘时，一辆越野车慢慢开近了，里面的人小心翼翼地探头问：“你这是要走了吗？”我说：“对不起，大兄弟，我绕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这个车位的。”

在斯坦福这么痛苦地停车是有回报的。

它有全美最古典梦幻的校园。

校园马路边种着两行高大的棕榈树阵，形态舒展，对着幽蓝的天空婆娑摇摆。传道堂风格的中心广场（Main Quad），把人们生生拉到了17世纪西班牙的地中海边，土黄色石墙环绕下的红屋顶建筑，拱廊相接，形成象牙塔式的围合感。

在斯坦福读书的人都是幸运儿，但是多数学生没这么好命，那些失意者，据说，都收到一份告知书，上面这么写：真正能够影响我们一生的，并不是你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你在哪里学到了什么，以及你的与众不同之处。

假如在这所学校读大学，我脑补了一下自己的“黄粱美梦”：抱着砖头一样厚的书，穿着黑色拖地长袍走过半圆的古典柱式拱廊，对面斯坦福纪念堂的金色壁画反射着太阳的余晖，这样的人生才与众不同啊！好了，现在梦醒，我要去付款机前排队预付4美元的停车费了。

兜了一圈校园，我发现斯坦福最大的赢家是罗丹。

罗丹的雕塑比塑料垃圾桶还多。

这个胡子比头发茂盛的家伙是怎么做到的？

据说，斯坦福夫人生前收藏了200多件罗丹雕塑，她为何如此酷爱罗丹的作品？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罗丹的东西，特别是在斯坦福的这些作品，我被吓一大跳，这些黑乎乎的铜家伙，不少都是表达的极端痛苦的人生瞬间。

《地狱之门》永远被一群游客包围着，人们一点也不怕这个高6米的乌黑的“鬼东西”，还纷纷合影留念。其实有186个备受折磨的痛苦灵魂，全被罗丹钉在了这堵铜墙上。但丁说，“地狱之门”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下，那是个巨大无比的深渊。热恋中的男女在走入地狱，想吃人肉的饿鬼等在地狱，还有各种恶人、奸贼、暴君、淫妓等等，大家或为情欲、或为恐惧、或为贪婪、或为杀人、或为欺骗、或为理想坠入地狱，可以听到他们绝望的惨叫，他们为求第二次死而不断呼号，承受无比的肉体痛苦，精神幻灭，落入黑暗。

《殉教者》，一个体态窈窕、乳房微垂的美丽女子，却赤身裸体地平躺在地上，身体无力地翻动，头歪向后方，面向上，目光绝望迷离，正痛苦地挣扎着，煎熬地慢慢死去。

在斯坦福中心广场的《加莱义民》，6个有威望的市民自己穿上囚服，脖子上套着绳索，去英军处受降并被处死——在敌人的屈辱中死亡。真的，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处境吗？其中一个义民双手紧捧着脑袋，极端绝望，也许他想到他的儿女从此将无依无靠，还有一个义民用手遮眼，好像要驱散这个可怕的噩梦，他站立不稳，因为死神临近，使他异常恐惧。

罗丹的心就是一杯苦酒，打工供他学艺术、他深爱的姐姐遽然去世，他的情人发疯，死在疯人院里，他的人生布满痛楚，他雕刻出人心的挣扎和悲壮。

所有在斯坦福的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斯坦福夫人为何如此疯狂地喜欢罗丹的作品？

身为加利福尼亚首富利兰·斯坦福的夫人，加利福尼亚州第一任州长的太太，和自己的老公共同创立铁路公司、斯坦福大学，富可敌国，不爱富贵主题、宗教主题的作品，为何如此偏爱悲痛、悲凉、悲壮的罗丹作品，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揭开斯坦福夫人的这个谜，我先去逛了斯坦福艺术馆。

那里有埃及的木乃伊棺木，也有中国明代的木雕卧佛，居然还有几十个鼻烟壶，最震撼的则是多幅斯坦福家族的巨幅油画——估计养活了不少死穷死穷的画家。

其中一幅斯坦福夫人的全身油画，身体富态，穿着百褶拖地的丝绒长裙，旁边则是她老公利兰·斯坦福，一脸修剪得非常庄严的络腮胡子，其中还有一幅她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的画像，西装礼服，安静青涩，20岁不到的样子——那是她早逝的儿子吗？

在花园里喝咖啡时，我找了些资料，仔细研读了一下斯坦福夫人的一生，唏嘘不已。

纵观她的一生，那些光鲜、那些名望、那些富贵传说的背后，她的内心其实处在一种无处话凄凉的悲痛中，最后她硬生生把这种悲痛活成了悲壮。

当年，斯坦福夫人随老公来加利福尼亚淘金，移居旧金山。在可以俯瞰海湾的坡地上，夫妇两人修建了一座豪华庄园，并在郊外买下5.5万英亩的牧场，这个牧场未来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用地。斯坦福夫妇结婚后有一个巨大的心结，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一直都没法怀上一个孩子。夫人每天向上帝祈祷，奇迹终于出现了，婚后第18年，在斯坦福领导的东西铁路建设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儿子小斯坦福诞生了，那年她已经40岁了，儿子终于来了！！中年得子，这是何等狂喜啊！她跪在地上，感谢上帝的恩赐。

斯坦福夫人把儿子视作掌上明珠，从儿子上幼儿园起，就专门为他请了音乐和舞蹈家庭教师，还特别对他进行法语训练。他们准备让小斯坦福将来上哈佛大学，所以把中学教育选在纽约。1883年，斯坦福夫妇带着15岁的儿子去欧洲旅行，厄运突然降临，小斯坦福高烧不退，经诊断，患的是伤寒。老夫妇那个急啊，特地从巴黎请来名医诊治。但是很不幸，小斯坦福还是死了。斯坦福夫人这一年55岁。

中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怎样的一种痛啊！看着和自己打趣逗乐、活蹦乱跳的儿子，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作为母亲，怎么才能承受这种痛苦呢？欢景不再，阴阳两隔，夫妻二人相顾无言。

为了纪念爱子，斯坦福夫妇正式宣布捐出巨资创立大学，学校以他们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的名字命名，所以，斯坦福大学的全称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他们说：“以后所有加利福尼亚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孩子。”这句话说得好悲壮。但是，学校创办仅仅两年后，又一次巨大的痛苦袭向斯坦福夫人，年仅69岁的斯坦福先生突然心肌梗死过世。原来可以和她一起分担些许丧子之痛的丈夫也不在了。

我可以想象一下，一位夫人在10年之内，相继死去了儿子和丈夫，留给她人生的是什么？

她跪倒在基督前昼夜哭泣，上帝为何要如此待她？

于是，独自活着。

她把所有的爱都投入到了斯坦福大学上去。她坚持不收学生学费，还从康奈尔大学找到了最早一批愿意远赴加利福尼亚的教授。像蜜蜂筑巢一样，她一点点地扩建学校。她设想在校园中心建造一个供学校师生聚会的地方，这就是如今的斯坦福纪念教堂，斯坦福夫人曾说：“我整个的心在这所大学，而我的灵魂则在那座教堂。”

但是，紧接着第三波巨大的痛苦又来临了。斯坦福家族在铁路公司的资产全部被冻结，学校面临关闭。

这时，夫人开始省吃俭用，将家里原来的17个管家和仆人减少到3个，每年的开销降到最低水平。她将省下来的近万美元年金全部交给校长，用于维持学校的运转。后来，学校的钱还是不够，夫人带着行囊，颠簸万里去了东海岸的华盛顿，向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求助。最终，她的爱心再一次感动了上帝。法院宣布解冻斯坦福夫妇在铁路公司的资产。夫人当即将这些资产卖掉，将全部的1100万美元交给了学校的董事会。斯坦福大学最艰难的6年终于熬过去了。乔丹校长赞扬道：“这时期，整个学校的命运完全靠一个善良妇女的爱心来维系。”

我算了一下，斯坦福夫人比丈夫多活了几年，大约77岁的时候去世，也就是她在儿子去世22年后，去和他会合了。

这22年的时间，对斯坦福夫人来说，是多么煎熬。

人间无常，人间是不是值得呢？

我在校园四处游荡了一阵子，那些黄色拱廊的砖头毛拉拉的，很有沧桑感。远处，暗青色的山峦给红色黄色的校园画上一道迷幻的青边，棕榈树伸向天空，像是一个个少年的朋克头。

我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妻子失去丈夫，儿子失去母亲，普通人所遭受的种种痛苦，莫过于母亲失去年少的孩子。这种痛苦在斯坦福夫人承受的3次痛苦中尤其强烈，尤其刻骨，撕心裂肺。这种打击如伤口流血不止，永远无法愈合。22年里的任意一个瞬间，记忆之门略为拨弄，都会激起斯坦福夫人不计其数的痛苦的想念，那微启的神秘的苦难大门里面，许许多多错综复杂、无可救药的精神上的伤痛，一道道悲哀的疤痕，一种种往事的苦味，让她久久不能摆脱幻灭感。

这22年里，她会依稀看到自己的儿子小利兰在书房念法语、弹钢琴的身影。

这22年里，她会看到儿子和自己说着笑着，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她看他在甬道上奔跑。

这22年里，她会看到儿子帅气地穿着礼服，打着红色的领带，端坐在画师的对面。

这22年里，她会看到发高烧，牙齿发抖战栗，脸色苍白的儿子，他对她说，妈妈，我头痛，妈妈，我受不了了。

这22年里，她会看到儿子去世的那天，他走了，脸色如此蜡白，身体渐渐变得冰冷。

这22年里，她会看到自己的儿子曾经用过的书桌，儿时曾经抱过的玩具，那些他曾经一遍遍读过的故事书正变黄变旧。

这22年里，她无数次在梦中紧紧地抱住她的小利兰，紧紧地，紧紧地，但是，醒来，一切都不存在了。

后来，她偶然一次看到了罗丹的作品，那些挣扎的灵魂，那些挣扎的肉体，那些纠缠在地狱边缘的苦难啊，那不就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吗？那不就是她的爱的挣扎吗？那不就是她并不想遗忘的苦难吗？罗丹刻刀下就是她曾经的痛苦和挫折，和作品一样，要么化为摧毁自己的力量，要么化为重生的力量。

我听一位导游说，至今还有传说，斯坦福夫人的灵魂会在教堂里面游荡。

但我宁愿她的灵魂已经在天国安息。

那些罗丹雕塑背后的故事，突然让我想起一段星云法师的话，他说：你遇到了困苦、灾难、不平、劫杀、死亡……那都是命运，不因为你做对了什么，就可以逃开；不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才受到惩罚。

人生，有时候他妈的就是一场逆境。

它或许会把我们变成有用的人。

中午不到，突然发现自己肚子饿得咕咕叫，校园服务中心挂着一个萌萌的圆形熊猫标志，这是疯狂扩张的“熊猫快餐”，它的繁殖能力比四川的大熊猫可要强太多了。看，都已经爬进斯坦福了。

这是扬州老乡程正昌开的“美国式”中餐馆。

我看过程正昌的照片，这位在美华人首富，银发圆脸，一副无锡胖阿福的长相。估计他当年不是这样子，他跟父亲从中国辗转到了日本，最后到达美利坚，起早贪黑开中餐馆，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有了要做“中餐馆里的麦当劳”这个想法。熊猫快餐目前已开了近2000家分店，看来他是有让所有美国人都吃上中餐的狂热劲头。

我挤在暑期学生组成的稀稀拉拉的长队里，一个长长的勺子伸过来，给我的盘子里来了一勺，鸡肉外面裹着厚厚黄黄的煎炸物，吃到嘴里，一股酸甜味，一股刺鼻的柠檬味，天哪！这还是中餐吗？

在美国，中餐也是无常啊。

熊猫也疯狂。

但事实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小团体，这是人性。特别是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小团体是一种温暖的向心力，是一种乡音的呼喊，是一种跨越万水千山的亲切。

天渐渐暗了，太阳把最后一抹绯红涂在山景城的天边。

我和秋哥聊着天开着玩笑走向谷歌公司的停车场，他是一位身材敦实的硅谷IT精英，远处草坪上立着一个白色“GOOGLE”立体标志。

他说：“我下班了！”我说：“再见！”我把裤兜里面的一张印着格兰特总统头像的50美元提前拿出来藏在手里，这张皱巴巴的钱还带有我的体温，在握手的一瞬间，我把钱塞在他的手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绽放出一个羞涩的笑。旁边下班的谷歌精英们都没有觉察到这戏剧性的一幕。我说：“感谢你带我参观谷歌公司。”他说：“很高兴认识你！”于是，我们开着各自的小车，扬长而去。

前天，得克萨斯州的老孟听说我去硅谷，想看看谷歌公司，他说他认识一个北方哥们儿，在谷歌工作，经常带人参观谷歌，届时只要支付一点参观小费即可。

收到联系方法之后，我立即编辑了一条消息：“秋哥，你好！我是朋友介绍的，来自上海的大刘，想来参观谷歌总部，不知方便否？”我发了出去。

到了下午，我正在斯坦福参观的时候，他回了消息，几个字：“今天下午5点如何？”

我一看时间，正好，赶紧跳上“毛驴”，往谷歌方向猛踩油门。

天好热，大地干得冒烟，我一边开车一边“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瓶“箭头”矿泉水。

提前半小时到达谷歌公司，我在约定的纪念品商店里等秋哥。

这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小楼，旧得就像国内某个乡镇企业10年前的办公楼。但是里面人头攒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谷粉”。一对德国中产夫妻带着三个娃凑在一个巨大的屏幕前，用3D地图查看自己的家在柏林的哪里。我也探着头看，忽然发现刚刚咕咚咕咚喝下去的“箭头”起作用了，一时内急，想上洗手间。

栗色头发的售货员温和地告诉我：“这个纪念品店是没有洗手间的。”

“什么？这个游客中心没有厕所？！”我急了，“那客人如果要上洗手间怎么办？”

她摇摇头说：“不好意思，如果要上洗手间，你得去旁边的那栋办公楼。”

“那么，我怎么才能进去办公楼呢？”我着急地问。

她说：“你没有访问证是不可以进入办公楼的。”

“你的意思是，我不可以用你们的洗手间啰？”

“我想是这样子的。”

我一急，脱口而出：“你们谷歌也太不人性化了吧！纪念品商店居然没有洗手间！”

我只好憋着，感觉自己的膀胱已经鼓胀起来了，随时会在纪念品商店“泄洪”。只好转移转移注意力，看谷歌地图，瞅瞅后面几个人住在华盛顿州的哪里，但是时间过得好慢，像是一只在跑马拉松的蜗牛。

好容易等到5点钟，长相敦实，剃着平头，迈着IT男特有的细碎步子的秋哥出现了。我说：“内急！”他似乎并不能感受我的着急，先带我去隔壁楼给我做了一张访问证，然后，指了指方向，我挂着访问证，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猫着腰，撒腿狂奔向旁边的米色办公小楼里的厕所。

秋哥操着一口京片子，儿化音很重，他说：“谷歌是搞B2B（企业对企业）模式儿的，打起家就是服务企业的，所以，对散客的服务这方面做得就不如苹果好。”

我说：“不是做得不好，是非常不好，害得我差点得前列腺炎！”

秋哥笑了，说：“是！末了儿还得改改。”一派北京小哥的腔调。

我说：“你们拉里·佩奇不放过每一个客户，乌兹别克斯坦人不用信用卡，佩奇就接受他们的‘山羊’来支付。这个劲头如果用在服务散客上，我也不至于上不了厕所啊。”

秋哥告诉我他来美5年，30出头。可能老是在办公室搞电脑技术不出去晒太阳，所以看上去白白嫩嫩的。如果不说话，一点也不像“秋哥”，倒是活脱儿一个“秋弟”。

我脖子上挂着“狗”牌，开始跟着秋哥参观。

先后有谷歌的陈列室、办公楼、员工餐厅、洗衣房、户外运动场，其中，最震撼的谷歌陈列室里，有一个谷歌在全球的运营情况，好像能够服务的区域是白色的，不能服务的区域是黑色的。

秋哥为人实在，对人自然而随和，兼具了北京人和硅谷人的特点。参观期间，他告诉我他是广告业务部后台负责技术分析的，说了几个专业的词，反正我也没有听懂他是干吗的，大概就是大数据分析，然后给公司提供发掘新客户的方案之类的，反正他们不直接面对客户。他说，他其实是青岛人，但是在北京读的书，口音被拐到北京去了。从北京来美国5年多了，一直在谷歌工作。我问他怎么来的谷歌总部。他说，谷歌每年都在北京大量招人，可能是在中国招的学生比较好使，尝到甜头了，结果就是每年有大量中国学生像候鸟一样，远渡重洋飞赴美国总部工作。他是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经过了两轮技术电话面试，然后还有书面考试，从清华、北大的一干人中杀出来的。他说他被录用的原因，很可能是英语听力比较好，还能适应多种口音，尤其是印度英语，因为谷歌最多的人就是印度人和中国人。我一边听，一边表示钦佩。

末了，我问他：“在谷歌工作的人找老婆容易吗？”

“男的那么多，像钢铁厂一样，会容易吗？”他说。

我说：“像上海张江男，很多老阿姨会去堵地铁口，往他们手里塞女儿的电话号码。”

他叹了口气，说：“所以，谷歌把我们放在鸟不拉屎的地方，省去了麻烦。”

谷歌的办公楼散乱得很，几栋楼之间是一片沙滩排球场地，几个人在扣球拦网，附近还有一个逆流游泳训练池，池子里面喷出一股平稳有力的水流，我看到一个男子在里面，正玩命地双臂划水，和水流搏斗，这宛如一个游泳跑步机，下了班这么刻苦训练，是不是能量大得使不完？

秋哥领我去看谷歌的食堂。

一个接一个的自助餐厅，西餐、中餐、印度菜，随时可以开吃，最重要的是，全部是免费的！

还有冰激凌吃！！甬道上还停着一辆MIKOMIKO的大冰激凌巴士。“这里的夏天有些热，”秋哥说，“公司就与当地冰激凌商联合生产一种叫‘It’s IT Ice Cream’的冰激凌，这款‘IT’冰激凌外头印着Google标志，外形酷似三明治，表面裹着一层薄薄的巧克力糖衣，有香草、巧克力、薄荷以及咖啡4种口味，每一个冰激凌的售价为24美分……”听得我直咽口水。

我说：“我可以买一个吗？我想发朋友圈。”他说：“不好意思，好像收摊了。”

推开一处办公楼的玻璃门，看到了那个著名的滑滑梯，原来是不锈钢做的。员工可从二楼一跃而入哧溜哧溜滑下来。

我问：“你经常从上面滑下来吗？”

“好像从来没有过。”

“这个东西宣传效果大于实际使用价值啊。”我发现我的话有点多。

目前，这玩意儿在硅谷非常流行，各公司都大肆抄袭，疯狂拷贝。据说，YouTube新总部里的超级滑滑梯青出于蓝，它足有三层楼那么高，而且不是直上直下的，中间有很多波浪起伏，滑下去可绝对爽歪歪了——是谁说只有中国人最爱抄袭的？

“谷歌公司是不是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的空气分子？”我问。

秋哥答道：“你在公开场合是不可以讲中文的。”

“这在美国算是违法的吗？”

“应该算是违法的，但是没有人会去控告公司，除非你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他说，因为公司里面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直接用中文交流，于是，他们团队的领导就担心中国人搞小团体，遂做出规定，在公共场合都不可以用中文，违者罚款。大家都尽可能使用英语，消除族群间的隔阂。这个想法似乎和中国老板的想法有点相同，我们在管理上也很反对小团体。但事实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小团体，这是人性。特别是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小团体是一种温暖的向心力，是一种乡音的呼喊，是一种跨越万水千山的亲切。

撼山易，撼小团体难啊。

末了，他感慨地说：“离开北京来硅谷不知道算不算是正确的选择。”

他说：“心里觉得，美国真的挺好的，但是北京未来的机会也挺多的。我不知道自己来美国的选择是否正确。几乎所有来美国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永远无解。”

参观快结束的时候，从办公楼回到纪念品商店，要跨越一条车流滚滚的马路，人行道在远处的十字路口，我打算折回去走斑马线，秋哥拦住了我，说甭走冤枉路。于是，他带头，瞅准了车流的空隙，直接从绿化带上下到马路，我们一起横穿了略有车流的小马路。“我们都这样！”秋哥向我解释。这是硅谷吗？这令我感到震撼，一瞬间，我产生了错觉，这是美国还是中国？

告别谷歌的秋哥，后面几天，我继续沿5号州际公路一路北上，旅途的空隙，我默默地关注了他的朋友圈。过了一阵子，我看到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他18岁时的照片，他好像正在家里厨房的小桌子上喝豆浆、吃油条，穿着高中生的校服，那校服白衣蓝领，像是监狱里面的少年犯穿的那种，他边吃边笑，很憨厚的样子。

又过了一阵子，我发现他居然结婚了！他发了一张结婚照，他穿着洁白的西服，戴着红色的领结，在一棵满是金黄色的银杏树下。他的新婚妻子长着很典型的中国南方姑娘的小脸，小鸟依人，他们互相看着，看着，在那棵树下。

后来，我看到他还发了一张青岛的全家福，好像是新拍的，有40多口人，估计祖孙四世同堂，前前后后立了四大排，前排中间好像是爷爷奶奶，鹤发鸡皮，容光焕发。两个孙辈在爷爷奶奶膝下蹲坐着，男孩胖墩墩，小女孩穿着纱裙。秋哥的爸爸妈妈估计也在人群里面，亲戚们都笑得很灿烂，其中很多人似乎都发了福，大家庭团聚时的幸福感从这张照片里一览无遗，这是传统中国人最向往的一刻。

但是照片里面没有秋哥。

这张朋友圈照片，他的配文是这样的：“没能参加全家福的合影，不过看到你们笑得这么开心，我也好开心。”

大街上，一位中国老板模样的大腹男人和朋友从广东餐厅里面鱼贯而出，几乎碰到我，他剔着牙，回头对朋友说：“这家正宗！”一口酒气几乎喷到我。我突然想到，对多数国人来说，“正宗”对一家餐厅的赞美程度是要超过“好吃”的。

猛蹬几下脚踏，一股巨大的横风扑面而来，8月1日上午9点多，我把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踩上金门大桥。

左下方墨蓝的海面上飘荡着一层阴冷的雾气，这股雾气被风一吹，飞起来，飘过大桥，荡过红杉树、黑松树的尖尖，掠过对面的山峦缓峰，消失在无垠的天空中。

一阵寒气逼来，桥上浩浩荡荡的骑行大军都疯狂地蹬起来，每到一个无桥梁部件遮挡的横风口子，海风都试图把拍照的游客吹到海水里去喂虾米。我也停了一会儿车，把着桥栏杆探头往下看，桥面离海面足有60米高，波涛翻滚，胆小的人都会害怕。想当年，著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创始人罗伊·雷蒙德就是在我这个年龄，从这儿纵身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小命。据说当时他的钱包里只有67美元，而被他卖掉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如今市值已经数亿，这是金门大桥上最辛酸的红尘往事。

我这一天打算骑自行车环城，旧金山是自行车运动的“美女与野兽”。

说它是美女，是因为在骑行的时候，一个大弧度下坡，人好像飞起来，眼睛里全是森林、大海，翡翠连着墨玉，在那些森林里，松树、橡树、月桂杂生一处，是如天堂如美女一样的景致；但是，它又是倾斜之城，这城里有的坡道斜得令人胆战心惊，自行车下了一个20度的小坡，跟着上一个30度的大坡，每玩命地蹬一下，自行车才不情愿地往上蹿一蹿，人顿时气喘如牛，如地狱如野兽。

下午，骑过卡斯特罗街，这是最令人放松的同志小街，彩虹旗斜斜地插在街上的一家家商店、酒吧门口，大白天在这条街上，无意瞥见靠街餐厅里坐着的两位盛年大哥，四目锁定对方，怔怔间，两个人的宇宙都消失了，眼睛里只有对方；还有一对牵着手散步的金发郎，如年少时情窦初开爱如潮水的情侣，在街头十指紧扣漫步，我骑车一瞬而过，居然也有一种感动。

突然明白了，为何骑到这里特别放松。

当性别都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其他一切问题好像都是可以放下的。

一圈骑下来，到了五点半，脚已经严重不听使唤，像一只得了帕金森病的母鸡。

于是，到金门公园对面那家小店还车。

那是个意大利裔家庭开的自行车店，贴满了各种单车活动的招贴，店小二30岁左右，肤色黝黑、头发深褐色，自报家门叫里奇。他是一个热情温暖，脸上总是挂着笑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父亲在25年前租赁了这个门面开的店，没想到来金门公园玩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还不错。他说：“我的老爸是老板，我给老爸打工。”我问：“老板去哪里了？”他说：“他有其他生意要做，当然，他也有可能是出去玩了。”我问：“你平时什么时候出去玩？”他说：“我要看店，这里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去玩了。”我说：“你爸爸比你自由嘛！”他说：“对！他是老板嘛！”

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和我在死木镇遇到的情况一样，儿子干活，爸爸妈妈出去玩——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就好了。

后来我又想，这和我印象中的意大利年轻人完全不一样啊，我一个叫彼得的同学在纽约读书，彼得说他的一个意大利同学特别花，超级会玩，超级会勾搭女生，对女生热情温柔呵护有加，换女朋友像走马灯。记得有次派对，一个圆脸长发的德国女生的手机不见了，这个意大利同学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去帮她找手机，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于是又是细语安慰，又是轻轻揉脸，又是拥抱示好，最后派对结束后，他顺水推舟把这个女生带回了寝室。记得彼得转述的时候大声感叹：意大利男人，禽兽啊禽兽！

我听得出，这是一种不能取而代之而欲痛斩之的感叹。

但是这个意大利裔的里奇却是那么勤恳，“橘生淮南则为橘”，还是美国的水土好。

出了自行车店，肚子饿得好像里面有一只青蛙在呱呱叫，我赶紧上了自己的小“毛驴”，搜谷歌地图，一个叫“Spicy King（辣王）”的川菜馆就在几公里之外，想到麻婆豆腐和鱼香肉丝，我一边开，一边已经有点咽口水。

在离Spicy King大约23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停车位，这是一个恐怖的停车位，它在一个大斜坡上，该坡向下倾斜有30多度，停车的时候，整个车头朝下，人几乎直立起来，猛轰油门，汗嗒嗒地倒进车位，如果手刹坏掉的话，小“毛驴”会不会像失控的犀牛一样冲向山坡下的唐人街？

我去找“King”，但是“King”在哪里？找了一圈，大脑发蒙，在定位的地方，发现一家英语名字叫“Queen（王后）”的川菜馆，门口还有两个中文招牌叫“麻辣一品”“重庆小面”。正好有两个厨房大妈模样的人出来，我就直接用中文问：“King是这里吗？”“对！”她们和中国广场舞大妈一样中气十足。“那么，King就是Queen啰？”“对！对！！”她们热情地说，“King就是Queen！King就是Queen！”

这个有四个名字的川菜馆布局非常有中国乡土气息，竹凳木桌，油烟四布，有一种家乡人民的可亲可爱的烟火气。刚才找King的时候，穿过唐人街，是那种熟悉的脏和乱，内巷里纸屑一地，油光可鉴，到处都是饭馆和杂货铺子。唐人街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多数店都是很老旧的中式装修风格，我有一种穿越到了1996年的山城重庆或是香港旺角的感觉，那时候重庆还没有大建设，朝天门码头附近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苍蝇馆子，香港还没有回归，旺角的店招和全世界唐人街一个模板。

坐到了竹凳子上，就不用再说不地道的英语了，顿感舒坦。我跟店小二说，给我来一份毛血旺、一盘夫妻肺片、一碗白米饭、一瓶冰啤酒。

要的量这么大，一看就是饿疯了。那盘黑乎乎、油汪汪、火辣辣的毛血旺端上来的时候，我马上续命了，一大口鸭血，哇！爽！辣得我眼泪鼻涕全部奔流下来，马上猛就两口白米饭，老套路。这盘东西的味道实在很一般，但是够劲辣，辣补百味吧，能在美国吃上毛血旺已算是吉星高照、祖上有德了。

在我记忆中最好吃的毛血旺在大学后街一个公房的底楼，1月份上海很湿冷，穿格子衬衫的矮个子光头哥在他的小厨房里忙活，一地肮脏的鸡血、鸭血，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热腾腾、麻辣鲜香的毛血旺，轻轻晃动的泛着亮色的鸭血，油汪汪的红汤，剁碎了的朝天椒，一把细如蚂蚁的花椒，再加上几块肥肠，简直是让人欲罢不能，吃完嘴唇发颤发酥，好像在打微型机关枪，整个人都能沸腾起来。

King的夫妻肺片烧得也还凑合，据说，目前这道菜在美国某些地方也略有知名度。如果你看到一家中餐厅来了一对美国情侣，坐定，看菜单，他们以前通常会说：“给我们来一份左宗棠鸡吧！”以后不排除这样的场景：“给我们来一份史密斯夫妇吧！”“来一份史密斯夫妇？”这是什么鬼？原来，美国《GQ》杂志发布了某“食神”亲口吃出的美国餐饮排行榜，休斯敦一家川菜馆招牌凉菜“夫妻肺片”荣登榜首。最牛×的是，这道菜的英文名被翻译成“史密斯夫妇（Mr. and Mrs. Smith）”，没错，就是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那部电影。这个神翻译，瞬间让清末成都街头巷尾挑担提篮叫卖凉拌肺片的小贩穿越去了好莱坞的星光大道。

问：“在美国人中最知名的两个中国人是谁？”答：“毛泽东和左宗棠。”为啥是左宗棠？因为左宗棠鸡，是北美第一中华名菜。居然就是一盘鸡，把什么“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等都盖了过去。有做事顶真的纽约人出差来上海，一定要找到最正宗的“左宗棠鸡”品尝，结果令他吃惊，全上海没有一家餐馆做“左宗棠鸡”。左宗棠鸡和清末将领左宗棠没有半毛钱关系，湘菜大师彭长贵为美国将军雷德福做菜，他心血来潮将鸡肉切成大块，先炸成金黄半焦状，再下了酱汁作料去炒出一道新菜。雷德福品味后大为惊艳，问这是什么菜？彭随口编了个名字：左宗棠鸡。

即使像我这样偏爱糖醋里脊的中国人也吃不下去“左宗棠鸡”。据说美国还有“李鸿章炒杂碎”，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中餐馆专门用来对付老外的“假中餐”。

这似乎和肯德基在中国推出的“新奥尔良烤鸡翅”如出一辙。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新奥尔良地区有一道名菜是烤鸡翅，我问了从路易斯安那州来的英语老师凯文，问他喜欢家乡的烤鸡翅吗？他完全一头雾水，等我解释后，他笑得前仰后合的。

今晚吃得太撑，很有犯罪感。于是，从山坡上踱下去，在附近的唐人街逛一逛。

一路上看招牌，五花八门，有广东杂货店、北京商店、龙宫古物店、共和旅社，最多的还是叫皇宫酒楼或者湖南又一村之类的餐厅，满街的中文招牌，美国人会说：“你看，这哪里是在美国呀，你们中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居然把美国变成了中国。”

路上走着可以听到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悬在马路当中的牌楼上，附近五星红旗、美国星条旗、青天白日旗和红灯笼都挂着。另外，附近小街还有看面相、手相的招牌，整个场景非常和谐、幽默。特别是有一处，破败矮小的电影院，上面赫然写着“明星大戏院”几个粗楷体，让我感觉20世纪30年代的周璇和胡蝶香魂结伴回来了，汗毛立了起来。

人行道旁的摊位有卖白菜和萝卜的，也有卖玉器镯子的，我在一个摊位前，仔细看了看这个大妈卖的东西，蓝得不真实的绿松石手链，金得黄灿灿的铜佛，以及比绿毛龟还绿的翡翠，所有价格都不高于10美元。大妈一口东北口音说：“试戴一下嘛，不要钱！”说完，双目热切地看着我。

这个场景对我来说熟悉得有点温暖。

唐人街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一句英语不会，也可在美国生活一辈子。据说，一个长年生活在这里的哥们儿，一次在路上与人撞车，情急之下就打了911报警。他不懂更多的英语单词，于是就说“our car，嘣！啵儿啵儿come”。意思是讲，我们的车撞了，警车快来。他不知道“撞”和“警车”怎么讲，于是就拟警笛声。警察竟然也莫名其妙地搞懂了，把警车开了来。

我当香港记者的时候还看过一部英语禁片，叫《妓院里的中国姑娘》，就讲一个中国女孩来到美国接受一家餐厅聘请，好像是她已故的叔叔请她来的，她来了以后才吃惊地发现，它其实不是餐厅，而是一个妓院，就在旧金山唐人街！

这可能是美国导演的意淫吧，权当是给唐人街打免费广告。

大街上，一位中国老板模样的大腹男人和朋友从广东餐厅里面鱼贯而出，几乎碰到我，他剔着牙，回头对朋友说：“这家正宗！”一口酒气几乎喷到我。我突然想到，对多数国人来说，“正宗”对一家餐厅的赞美程度是要超过“好吃”的。

前些年，是不是“正宗”的中国菜，只需要拿出一根银针试一试。变黑了——“哇，绝对正宗！”

最后我问大善，如果我问多数美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们会不会都有一个关于枪的故事告诉我。

大善揉着他的大肚子说：“很有可能，因为美国人的枪就是中国人的麻将。”

在旧金山逗留的四五天里，一个人闷得透不过气来，想找人说说话，哪怕遇到一个絮絮叨叨的话痨，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猛然想起房地产中介，他们是最热心的人，一边跟他们看看房子，一边或许可以说说话、听听故事。

街上有一些铁皮玻璃箱子，从里面翻出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旧金山房屋信息”中介大全，这本印刷粗糙的册子，除了刊登房源信息，还刊登了脸上涂着厚厚白粉、明显曝光过度的华人女中介的照片，或者西装笔挺的、三七分发型、作风老派的绅士型男中介。

我打了电话过去，照片上那个脸白得不太正常的女中介不接电话，还有一个自称“最值得信赖的伙伴”的中介接了电话，说没有空；只有一个英文名叫“老鹰”的福建口音的人说可以，大概问了我的预算范围，说明天带我去看一些房子。

第二天，我开着“毛驴”到了圣布鲁诺附近，停在一家华美银行隔壁的星巴克，一个中等个子的敦实男子走进来，他前额头发微微卷起来，笑容像一只殷勤的鹦鹉而不是老鹰。我们坐在咖啡馆门口院子的圆桌子旁，外面是来来往往的车辆，大家只聊了几句话，就一见如故。

卷头发的“老鹰”原先是福建的一个中学物理老师，早些年和妻子双双去了新西兰打工，那里的市场“小得像一个马路跳蚤市场”，于是，两人再转战美国（就这点看，还是很有“鹰”派作风的）。看房前，他先带我去了隔壁的华美银行，那柜台后坐了个脸圆嘟嘟、操广东口音的女人，他们好像挺熟的。卷头发“老鹰”让我就贷款问题咨询圆脸女人——这一举止是否是为了让我对他产生信任感，确保我不会被卖掉或者被做掉？我推测。

然后，我坐上卷发“老鹰”漂亮的道奇车去了得利城。

第一处带看的独立屋在得利城的山坡上，大雾弥漫，都看不见房子在哪里。

我看见他在迷雾中摸出钥匙开门，勉强可以看到他的手。他说这里是加利福尼亚洋流冷气和地表热气交汇的地方。我说，这好像电影《小岛惊魂》的场面。我伸手去摸房子的外表，一把水。老鹰说，我的预算只能选这里的房子，他的一个上海客户去年花了90万美元，买了一栋类似三个卧室的，如今市场价要110多万美元了。除了夏天在雾里面穿来穿去这个缺点外，其他都是不错的。

这屋子的餐桌上放了些五颜六色的糖果和各种来过此屋的经纪人的名片，我抓了颗糖扔进嘴巴里，吧唧吧唧，酸酸甜甜的。想起有一次某个中介带我看一个空屋子，他急急忙忙地直奔洗手间，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我听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声响，很久他才出来，对我说：“对不起，带看了半天，其他房间都有主人在。”

我又坐上卷毛“老鹰”的车去了第二处，路上已经开始堵车，这是从旧金山去硅谷的要道，一路车尾红灯，好容易才爬到米尔布雷的陡峭山坡上，奇怪！原来这里阳光明亮，一点点雾都没有！别墅前花开草长，蔚蓝的太平洋在面前尽情释放着迷人的粼粼波光，仿佛香港的赤柱山坡上的景致。这么好的住区，价格已经飙到得利城的一倍以上了。

老鹰很努力地开车带我去第三个房源，因为太堵了，又在遥远的东湾，我都有点不想去了，但是，他很热情而且坚持说我一定要看那个房子。最后，我们的车子完全陷在去圣何塞方向的车海中，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堵车时，大家偶尔有相互留电话的艳遇——只有他和我两个陌生男人，一个光头一个卷毛，肩并肩挤在他的道奇车子里。

于是，我们就开始唠唠嗑聊聊家常。他说来了美国，就没有办法照顾家乡的老人了。父母目前年事已高，非常担心家里人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问：“选择住在旧金山湾区，你觉得怎么样？城里很多流浪汉，安全吗？”

老鹰说：“旧金山总体上治安还是不错的。但是，晚上出门要小心。去年我就碰到一件差点丢命的事情。”

他说，那天，他去给东湾一个客户看装修的房子，弄得晚了，大概是晚上12点，下楼来，到附近露天停车场去开自己的车。只有一些昏黄的路灯，这里的居民本来就不多，到了夜里更是稀少。他拿一个多余的花瓶下来，绕到车子的后面，打开后备厢，打算把瓶子放进去。低头的一刹那，突然感到一样硬邦邦的铁家伙抵在自己的腰间。瞬间，他浑身一阵冰凉，头皮都炸开了。一个声音说：“钱！”他感觉自己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像是安装了一个鼓在心房边上，脚开始发软，颤动，然后汗就唰地下来了。他说：“钱包在我的前座位的包里，我去拿。”那个人用枪顶了顶他，说：“快！去拿！”于是他被顶着走到副驾驶旁，打开门，把包拿出来，翻出里面的钱包。那个人抽出里面的几百美元，然后把钱包丢在地上，说：还有吗？老鹰话都说不出来了，摇了摇头，腿肚子不争气地一个劲抖动着。他从侧面看过去，那是个黑人，身材并不高，黑暗中完全看不清脸，只有两个发光的眼珠子在黑暗中泛着微弱的光。“你把手放到车子上去！”黑人挥舞着枪。老鹰说：“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他把双手放在车门上时，听到一阵脚步声，等了许久，没有了声音，他转过身子，发现那个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他说：“我当时坐回到车子里面，许久，手脚都在不听使唤地颤抖。”

我同情地说：“我能体会这种恐惧。”

我们的车子一点点往前挪，终于拐上了去东湾的大桥，最后看的一处房子巨大，有450多平方米，有一个开间8平方米的客厅，布置着简约的水晶灯和漂亮的波斯地毯。站在二楼卧室，窗户外就是堵车严重的东湾大桥和透蓝透蓝的海。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屋子的隔壁邻居，居然是一个黑人，他穿得非常考究，雪白的衬衫外面是一件意大利面料的黑西装，西装口袋上把手帕插成自然隆起的花朵。

老鹰说：他是一个建筑师，足足花了300万美元买了隔壁的大屋。

他似乎认识老鹰，我们握手互致问候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神很温和，发出自信的光芒。他说话优雅、缓慢，和我心目中的黑人样子完全不一样。

这次来美前，我的上海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他在旧金山的亲戚“大善”，也是一个房产中介。第二天，大善也来酒店接我去看房子。

他模子很大，肚子像6个月的孕妇，我目测他体重有100多公斤，五官倒是眉清目秀，笑起来很可爱，手臂上的毛发很旺盛，他说自己有1/8的德国血统。开车往圣布鲁诺方向走，遇见堵车，他就拿出一个4.5升的浅蓝色矿泉水桶，举在面前，对着嘴，在方向盘上方“咕咚咕咚”牛饮一番，把我看得一阵咋舌。

我们当天看了两个非常便宜的房子，一个是铁路员工家属卖的，就在铁道旁，还好火车好像不多，否则估计会因为火车轰鸣声患上严重的失眠症；一个是老寡妇的带两间卧室的小平房，推开门，全是老式的陈设，一股30年前时光的气味，尽管经纪人已经做了些布置，但是我还是可以嗅出那股味，依稀闻出当年男主人和女主人在厨房做饭，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吃薯片的味道，窗外有一个荒草丛生的小院子。

看累了，我们回到旧金山一家唐人餐厅吃晚饭。

点好我喜欢的麻婆豆腐和青菜米饭后，我问大善同样的问题：“旧金山那么多流浪汉，治安好吗？你觉得怎么样？”

大善说他模子大，肚子大，流浪汉从来没有找过他什么麻烦。但是，前些年，他遇到了一件极其惊恐的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啜了口热茶，慢慢说起这件事情来。

那时候，他还不在旧金山，而是住在得克萨斯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家是那种最常见的联排房屋中的一套，大概已经晚上9点了，他在餐桌上写报告，那是白天没有完成的一部分工作，妻子陪7岁的儿子在二楼卧室，二人正在阅读一本童话书。此刻，他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个敲门声不同寻常，粗鲁而急躁。他心想，这么晚了，还有谁来呢？就打开了门。

门口四把黑洞洞的枪对着他。

四个大汉，满身酒气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他们都穿着便装，端着半自动步枪，第一个人把手指放在扳机上，眼神不善。

大善说，他当时一下子就浑身瘫软，手控制不住地剧烈抖动起来，心里像有只兔子在跳，颤抖着声音说：“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稽查队的，有人举报你家窝藏了偷渡的越南客，我们可以进来搜查吗？”领头的中年人挥了挥手上的纸头，他一张黑黢黢的脸，人很粗壮，黑夜中表情看不太清楚，但是听声音有一点急促和紧张。

大善无法看清那张纸头上写着的是什么，那个黑色的枪口又冲他扬了一扬，这样的关头，如果不放他们进去，他们会不会立即开枪？他只好点了点头，一侧身，那四个人中的三个马上鱼贯而入，一个人站在门口守着。

他们端着枪进屋，立即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搜查起来，这样的嘈嘈声把大善的妻子和儿子都惊动了，他们跑下楼，看到几个持枪着便装的男人在楼下乱闯，孩子顿时就哭了。

大善说，他当时第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借搜查的名义绑架他的妻儿，因为家里是不可能有躲藏的越南人的。他心里极度担忧，特别是他脸色苍白的儿子已经瑟瑟地躲在妈妈身后了。

一楼没有搜查出来什么东西，稽查人员又上二楼，两扇门被踢开，所有的柜子门都被打开翻查，里里外外搜了半个多小时。一无所获的人从楼上下来，其中那个领头的黑脸中年人对大善说：“我们搜查结束了，你家没有非法移民，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看到非法移民，请给我打电话。”然后，还没有等大善反应过来，这一行人已经扬长而去了。

大善看那张名片，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没有任何工作单位和职务。奇怪了。他安慰了一下妻儿，就去门口看看动静。那几个人早就驾着车呼啸而去了。

门口的甬道上站着一个老头，定睛一看，是隔壁邻居罗伯特。

罗伯特说：“刚才那几个人开车来你家，我都看到了，我还想跟你说，不用同意他们进去搜查。”大善说：“他们端着枪，还有证书，我哪儿敢啊？”罗伯特说：“他们是民间的私人稽查队，不是警察和移民局的，那张纸头啥也不是，所以完全可以不让他们进去。如果他们执枪硬闯民宅，那属于违法行为，理论上，你可以开枪击毙他们的。”

“难怪刚才他们四个人那么紧张！他们酒气冲鼻子。”

“是的，他们可能是喝点酒壮胆。他们也知道没有真的搜查令私闯民宅的危险。”

罗伯特告诉他：“你知道吗？他们其实是五个人，有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停在你家后门，你没有看到，如果有人从里面逃出来，将在后门被活捉。”

大善说，这个邻居老头罗伯特活像个北京胡同的小脚侦缉队老太太，看得好仔细，他刚才特地骑自行车到大善家后门看动静呢。

我插嘴问大善：“这些私人稽查队到底是谁啊？”

大善说他后来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是给移民局干活的，可能是民兵。他们可能得到信息，有偷渡客在我们这几个房子里面，就来搜查了，因为一旦查到非法移民，他们将他扭送至移民局，移民局会发一大笔钱给他们作为奖励。非法移民太多，移民局管不过来，所以就用这种扰得人不得安宁的民间稽查组织。

大善说，那天他回到家，关上门，终于长出一口气，不争气的手也渐渐停止了颤抖。时间已经十一点半多了。

听到这里，我嘟囔了一句：“这些闯入大善家的私人民兵不就是以前西部的赏金猎人吗？到了21世纪，美国居然还有干这个工作的人。”

冒死替政府抓人挣银子。

美国是一个多爱发动私人力量的国家啊。

我胆子太小，如果生活在美国，也要去练练枪法了。

最后我问大善，如果我问多数美国人同样的问题，他们会不会都有一个关于枪的故事告诉我。

大善揉着他的大肚子说：“很有可能，因为美国人的枪就是中国人的麻将。”

在伯克利自由的空气中，张爱玲走完远遁社会前的一个过渡，宛如一座短短的桥梁，她在桥上歇了一会儿，然后就不回头地离开红尘了。

下了桥，那个灵魂，要飘到更远更冷的地方去。

8月6日在旧金山，雾都。

我冻得瑟瑟发抖地爬上“毛驴”，驾去伯克利大学，这是我心目中古灵精怪的圣地，曾有两朵自由生长的“奇葩”在这里开放过。他们一个是物理怪才，一个是码字精灵；一个制造出最具毁灭性的危险炸弹，一个描绘着人间柔软的心；一个曾是纽约的犹太人，一个是上海的民国女人。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啊，却曾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过。

后者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

白色的“毛驴”载着我，跟着无声的车流，进入了旧金山面海的伯克利地区。

奇怪，这里没有一丝雾气！没有旧金山的阴冷，没有密集的高楼，天色蓝得像刚刚刷过漆的幼儿园墙壁。伯克利附近的马路窄窄的，街上的咖啡馆招牌迅速向后掠去，还有一对黑人兄弟在街头吆喝着跳跃着打着篮球，看见我的车过来，就收了球，原地拍着。

我赶在一辆雪佛兰之前，在马路边抢到一个停车位。

停车位旁边有一个脏兮兮的水泥柱子，柱子的底部贴了一张纸头，上面手写着“Doggies Please Piss Here（小狗狗们请冲着这个撒尿尿）”，这行字的下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名字——“Trump（特朗普）”。

哇，我想，自由的伯克利！

伯克利萨瑟门上的星辰环绕着希腊风的无名花。

阳光把树上跳跃的长尾巴家伙染成亮色的剪影，这天气，不出门都感觉对不住自己。想到上海8月热得人宛如沙丁鱼罐头，这伯克利夏日的清凉感就翻倍了。

在校门口的甬道上，有个脏辫子的哥们儿试弹一架风吹雨打的小钢琴，弹的好像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还不赖，估计贝多芬也会喜欢这个人的弹奏，因为他也听不太见。无人赏识似乎丝毫没有影响脏辫子小哥的表演，他的双手在钢琴上一起一伏，头还不时地扭来扭去。

校内那两棵巨大的橡树，估计要几个人环抱，树冠大得像格林童话中的小森林，随风自在地摇曳。看到它，我老是想起《飘》里的地名：十二橡树。

背后那幢伯克利高耸的尖塔，带着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心情，直插天际。

一点钟，塔钟按时当当敲打起来，钟声送至伯克利的教室、楼梯和各个角落。

我一直觉得，伯克利是天才、极客、自由灵魂的天堂。

伯克利迄今诞生了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最有魅力的人却是一位没有得奖的主，一个叼着烟斗，整天咳嗽不已，被伯克利学生模仿搞笑的倔强天才，他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他搞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引爆在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

在我看来，他是伯克利的缩影。

据说，这位奥本海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神神道道的。有一天，他的老师、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在报告厅发表物理演讲，用粉笔在黑板上运算完一道量子物理方程式，然后，拍拍手，扫视着学生们，开始给大家讲这道演算的思路，此时，突然看见一个黑头发的犹太人从无数个脑袋中腾地站起来，像个移动中的黑蘑菇，但见他用力挤出座位，闪电一样冲上台来，打断了演讲。台下顿时一片骚动，这个犹太学生拿起粉笔，唰唰唰写了一个新的演算方程式，对老师说：“这样的计算方式会更好！”玻恩被搞得目瞪口呆，怒火中烧，但是，他看见了那个学生清澈的眼睛和单纯的眼神。这个学生就是奥本海默。

学神奥本海默印证了那句名言——“哥就是个传说”。他以十门全优的成绩毕业于纽约菲尔德斯顿文理学校，接着，他三年神速读完哈佛大学，后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据称论文发表当天，在座评审的有白发苍苍和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大家听了他的报告都静默了，像是一群不会唱歌的夜莺，竟无一人敢发言反驳。后来他来到伯克利任教，并创立了“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中心”，站在了世界理论物理学最前沿。奥本海默的大脑结构估计异于常人，他研究范围很广，从天文、宇宙射线、原子核、量子电动力学到基本粒子都有涉猎。

这位“哥”还像一只聪明的八哥，通八种语言，尤爱读梵文《薄伽梵歌》。他常常穿着深色西装，撑开他那双浓眉大眼，站在一堆《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之类的书前面，用高亢的、奇怪口音的梵语朗读：“那些认为灵魂是屠夫的人是无知的，灵魂永远也不会去杀人或者被杀。”

在校园内部道路的一个十字路口，我看到地上镶嵌着一个铜质的圆形纪念牌，上面写着“纪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作过的伯克利的学生、老师和职员”。看时间，此圆牌已经立了20多年，被无数双脚摩擦得发光了。我想，这里面需要纪念的第一位可能就要算奥本海默了吧。

二战期间，德国和美国进行了一场旷世的造原子弹比赛，历史的天平会向哪里倾斜？在海森堡的主持下，德国进行了秘密的原子弹研究，而罗斯福总统制定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他招募了4000名顶尖科学家进驻洛斯阿拉莫斯基地，开始研制核武器。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那个荒无人烟的绝密军事基地中，与世隔绝度过了战争年代，他们得向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撒谎他们的去向。要把原子核裂变理论，变成军事上的原子武器，须克服理论、方法、材料、技术工艺等无数难题，谈何容易？这是一个庞大、恐怖而且惊人的计划。结果，德国的海森堡（也许是故意）算错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数字，让奥本海默抢先一步造出原子弹，随后在沙漠地区引爆。引爆的当天，奥本海默看着缓缓升起的蘑菇云，用奇怪的梵语喃喃：“漫天奇光异彩。”紧接着，美国朝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了战争。奥本海默的成绩，被杜鲁门总统盛赞为“一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有组织的科学奇迹”。

在我看来，他更是伯克利自由思想的代表。

当原子弹试爆成功的那一刻，奥本海默认为自己错了，后来他神情低落至极，惊慌失措，觉得自己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认为自己“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对着联大主席，对着无数要员，对着新闻媒体的镁光灯，脱口而出：“主席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气得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大叫：“以后不要再带这家伙来见我了。无论怎么说，他不过只是制造了原子弹，下令投弹的是我。”

面对压力，奥本海默和他读大学时一样不屈服，他扬着不羁的黑蘑菇头。“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知识不应当拿出来使用。”

午后两点钟，我走过图书馆门口的大草坪，看到一些在树荫下看书的学生，还有几个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坪上，呼呼大睡。阳光令人四肢温软，血脉自由舒张。

我拐去了校门附近的小街，有一个卖小商品的宪法广场，楼高三层，底楼拉着一个巨大的横幅“所有的玻璃器皿全部打七折哟！”，这个发旧的小楼，外墙油漆斑驳，贴着三四个市井气的招牌，散发着古怪的气味，门前行人寥落。我抬头望向这里的三楼，那就是当年的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

这就是张爱玲待过的伯克利吗？

那个玲珑心的女子。

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真的是急转直下。真应了她对胡兰成说的：“我将只是枯萎了。”

东亚研究所这栋小楼是个里程碑。张爱玲曾经穿着精致的旗袍，她消瘦的身影走进我眼前的楼梯——1969年到1970年她在伯克利找了一份工作，做文学研究。这时她的第二任老公美国作家赖雅已去世，丧偶的她，开始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她在这座楼里工作时，小楼估计还没有今天这样杂乱。

她避免与同事碰面，曾经与她共事的人说：“任何一个外人释放出的恭敬、善意，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她希望远遁人群，一个人生活。

一个台湾作家兼记者试图去采访她，租在她隔壁的房子，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她，就给她留了一个条子从门缝里面塞进去，上面写“如果可以的话，明天中午12点钟我来采访你”，结果，过两天，发现隔壁已经人去楼空，张爱玲悄悄搬走了。

胡兰成别了，赖雅走了，她只想和过去的那个世界在物理上告别，不想再有任何接触。

她一个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悠然。人类登月那天，她坐上公交车专门去附近的一个商场买电视，回程时错把路牌当成公交站，恰好被路过的朋友发现，得以搭车回家。

在伯克利期间，她在那张简陋孤寂的书桌上，写下了《小团圆》的第一个字。

张爱玲在遥远的伯克利开始写《小团圆》时，“文革”正席卷中国，东西方冷战，故国国门紧锁。她是没有爱人、没有家，也没有国可以大团圆了，只有在文字里，梦回故乡，和自己的爱人团圆了。她说：“我写小团圆，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以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我走在伯克利的小街上，一个人异国旅行很久，我忽然就很能理解这种精神上的小团圆意味着什么。

张爱玲在伯克利期间的写作兴趣放在《红楼梦》考证上，因为她有机会在大学图书馆看到脂本《红楼梦》，她完全醉心于自己的世界，窗外的万丈红尘，与她何干？她曾经被卷入过红尘，1949年她其实是留在了上海，次年还作为上海文艺代表团的一员，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可是林妹妹终归是无法爱上焦大的，最后她只好远涉重洋。

一个不开车的人，她却在美国频频搬家；她的书在内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海外风靡的时候，她却住在汽车旅馆里面，住在混乱的街区。她是多么爱美爱优雅的人，后来因为公寓跳蚤（或者皮肤病），不得不剪去自己的头发，穿得像一个灯笼。

我很能理解她，她的过去都死亡了，爱都幻灭了。

她的至爱是汪伪政府的文人，胡兰成，她喜欢他，他是那么有才华，懂得她，他们相爱的那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3岁。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两人热恋，岁月静好的时候，胡兰成在《民国女子》中这样描述：“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我与她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句，她道：‘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不但是为相守，亦是为疼惜不已。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房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地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

抗战结束，全国人民抓汉奸。胡兰成一路逃亡到温州，并爱上了一个寡妇，张爱玲从上海一路颠簸着寻去，最后发现，他对她的爱没有了。于是她说，“我将只是枯萎了”。

到美国，她遇见了同样被美国主流文化所不容的第二任丈夫——65岁的落拓作家赖雅，两人相依为命。赖雅年老多病，中风瘫痪在床，张爱玲不得不从文人闺秀变成食人间烟火的家庭主妇。几年后，赖雅去世，张爱玲来了伯克利，此后越发远离人群。

我在东亚研究所小楼前转悠的时候，忽然明白张爱玲在这里的一切足迹其实都已经消失了，生命的温度都只在另外一个维度里。这时期的《小团圆》原是她写给自己的，她希望这本小说能够一把火烧掉，消失殆尽，无人知晓。

她曾有一次回国的机会。某年，北大学者乐黛云在哈佛访学，想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张爱玲回信致谢，说：“我在大陆没有什么牵挂……”经历了战争、运动、离乱，她记忆中的上海，一切面目全非了。

正像她年轻时候写下的句子，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

在伯克利自由的空气中，张爱玲走完远遁社会前的一个过渡，宛如一座短短的桥梁，她在桥上歇了一会儿，然后就不回头地离开红尘了。

下了桥，那个灵魂，要飘到更远更冷的地方去。

现在我所看见的伯克利是不是还是当年张爱玲看见的那个伯克利？

无论如何，此番驾车在北美乱窜，能在伯克利触摸到一点点她当年的气息，也是幸运至极的事情。不知为何，她一直是我心仪的女子。

我太爱她的自由意志，那种坚决，曾像闪电一样照亮黑夜中没有方向的我。

1995年，张爱玲在美国的友人林式同接到警察通知，说Eileen Chang Reyher去世了。他第一次走进张爱玲那套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寓。根据他的讲述，这是张爱玲告别世界的场景：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照皮肤的紫外线太阳灯还开着，电视机却是关着的。张爱玲躺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她身穿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条灰蓝色的毯子。她合上了眼，神态安详，只是出奇地瘦。她走了。走得寂静……她走的时候，仍是一个上海女子。

伯克利大学有奥本海默和张爱玲两个异类，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伯克利是美国西海岸高校中的异类。伯克利多元与包容，让每一种声音都可以有自己的讲台——这里拥抱异类。自由意志的血液，在奥本海默身上流淌着，也倔强地流淌在张爱玲身上。多数人生，都像是蒲公英，看似自由，却是身不由己。教授、研究员这些身份其实都是绑架，只有如他俩一样完全抛开了，才有可能通往自由之路吧？

太阳快落山了，有点凉意，估计温度降到20摄氏度以下了。

我问一个学生，咖啡馆在哪里？热情的他立即领我去一处带露台的咖啡馆，那个露台上，我记得仿佛可以远眺旧金山。一种毛茸茸的小尾巴的松鼠在最后一抹太阳光影里跳来跳去，有一阵子，它居然倏地跳到了我的大腿上，向我讨吃的。我被它的利爪刺入裤子，抓痛了腿，顿时一声惊呼。

此刻，风从咖啡馆后面的树林里面慢慢地吹来，那些橡树、红杉、银杏、桉树，还有叫不出名字的树都仿佛轻轻地飘荡起一层层褶皱。

这个咖啡馆就是言论自由论坛咖啡馆。1965年伯克利发起了席卷全国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该运动改变了一代人对政治和道德的看法。

咖啡馆外面，我吃惊地发现，校园的阅报栏里，赫然张贴着当天北京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日报》，伯克利居然鼓励大家每天公开阅读共产党的英文版党报，这在西方大学中极其罕见。这让我想起伯克利一个礼堂的门，是没有把手的，那是象征着言论自由。

据说前阵子，伯克利还举行过盛大的反特朗普游行。游行的人集结了不少，不过这次挺平和的，一些人上台做了抨击式演讲，说特朗普不断撒谎，而且也没有履行竞选承诺。下面一半人鼓掌，一半人在举着手机拍照发Ins（照片墙）。

警察叔叔则在旁边悠闲地吃着热狗。

伯克利的校训是，LET THERE BE LIGHT，我翻译成：“让光明普照大地。”

跳上我的“毛驴”，看见一只野猫路过我前面，以为它在四处觅食，我把手上的面包渣渣留给了它，但是它只是闻了闻，就走开了。

连猫都这么个德行。

它沐浴在最后一道金色的光线中，喵喵叫着，看我一眼，跃进丛林。

地震也给了我“无常”的思考，即没有什么是可靠的，没有什么是不变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即便是我们脚下的大地。

驱车前往旧金山，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恐怖声响，窗外的树木与路灯东倒西歪，错乱不堪，剧烈摇晃之后，紧急刹车后跳下车子，顿时被眼前的景象“震趴下了”：公路被一条深不见底的黑黢黢的深沟切开，这条深沟有几百米深，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一座房子被硬生生地撕裂成两半，隔着“深沟”遥遥相对。再往城市里面走，整个旧金山CBD已经变成一个大烟囱了，大火映红了天空，联合广场附近的大楼像积木一样坍塌，到处都是尖叫逃命的人。

还好这不是我在旧金山的亲历，这是电影《末日崩塌》中的场景。

昨天晚上，我和同学老孟在微信里聊旧金山，我问：“听说华人喜欢炒旧金山的房子？”

我的这位地图指挥官说：“我们得克萨斯州人才不买那地儿的房子呢，旧金山要来大地震，你知道吗？”

我惊愕道：“大地震？”

他说：“这是全美国人都知道的秘密！《末日崩塌》看过吗？”

我说：“看过啊，一部大烂片，两次里氏9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淹没旧金山，夸张的是，水位已不可思议地到达城市最高建筑的顶层，无数大厦像泥巴捏的，瞬间被震成了碎渣，搞得美国好像都是豆腐渣工程。还有弹幕说，强森女儿的饰演者‘奶震’比地震好看，她只穿一件吊带衫到处蹦蹦跳跳地逃难，她夸张的胸部罩杯和超夸张的地震震级一样离奇！”

老孟说：“这电影拍得是有背景的，因为，整个旧金山湾区的确就是建在几个地震断层带之上，宛如把房子建在一个摇椅上。”

他发了一个资料给我，我一看，是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的介绍，这横贯加利福尼亚上千公里的断层，地质学家形容该地区已“怀胎10月”，而且“已远远超过预产期”，断层地区每15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但该地区已300年没有发生大地震了（1906年旧金山地震是由于其他断层）。未来30年中，约有70%的可能性会发生6.7级及以上的地震，不排除8级以上。

老孟说：“现在加利福尼亚州人对地震的风吹草动很敏感，最近最好别买房。地震来了，才知道不动产也会动，而且动起来要人命啊！”

傍晚，海边一片绯红。

远处的金门大桥在余晖中沐浴，大海墨蓝，宛如《黑客帝国》结尾，病毒特工被杀后的梦境。

我驾着小“毛驴”，开上巨大的红色斜拉大铁桥，像是一群蚂蚁正列队通过食蚁兽长长的红舌头进入它的身体，然后被消化在各个部位。

因为好几天没有好好洗澡了，后面几天我就奢侈了一小把，住在了市中心的宫殿酒店。

这家酒店位于新蒙哥马利大街上，是一个充满古典主义色彩的老派酒店，年长的拉门员举手投足很优雅，让我觉得小费给少了都有点惭愧。

9米多高挑空的大厅，大理石罗马柱子和凡尔赛宫一样的走廊，处处是巴洛克风格的纹饰，地上铺着土耳其手工绣花款式的大地毯，最夸张的是大厅天花板上有10个巨大的水晶吊灯，每个都有一个大圆桌面那么大，让每个走进去的人，产生一种自我陶醉或者某种“高贵感”，有人把这家酒店翻译成皇家宫殿酒店，那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有免费早餐，所以，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我就坐在大厅里喝着红茶，嚼松饼。

猛一抬头，看见高悬的巨大水晶灯正在我的脑门正上方，7到8米的高度，让我有一种心惊肉跳感。我想，如果此刻发生大地震，这个桌面一样巨大的水晶灯晃落下来，根据自由落体公式v2=2gh，水晶灯砸向我的末速度是每秒13米左右，也就是这么重的东西以大约每小时46千米的速度直落我头顶，如果无处可逃，我肯定就会变成一个肉饼夹馍馍，早茶杯子会是这个馍馍上的一朵青瓷碎片花。

1906年4月18日清晨5时12分，这所酒店的人还在做大梦，8.3级大地震突然降临。旧金山湾的海浪剧烈翻滚，整个城市的大地也跟着翻滚、舞动起来，拱起又跌下，跌下又拱起，形成2至3米高的波幅。一位美国记者这么描写他的地震感受：“在房间上下左右摇晃时，我听见玻璃的破碎声、家具的撞击声、地板和墙壁的错位声，钢琴的沉重跌倒声则又为这一长串难以忍受的噪声增添了一个音节。”“当时我在睡梦中被巨响吵醒，惊慌地发觉自己的身子在床上被高高抛起，又重重落下，黑暗中，周围的一切都在被地震肆意地摇晃，摔倒，房子里的嘈杂声像几十个发脾气的人在摔东西泄愤，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

大地震仿佛一只在地下行走的暗兽，很多地方被夷为废墟，市政厅像纸牌一样倒塌在地。接着，煤气管爆裂，引发全市大火，旧金山变成一片无法控制的火海，整个城市笼罩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下，钢筋软化，砂岩裂开。火焰在80公里外清晰可见，冲天的浓烟高达数公里。

我所在的这家酒店的老板，很幸运地发现大楼在8.3级地震中岿然不倒，暗喜建筑质量之高超，但是高兴了没有几小时，酒店却被随之而来的大火迅速吞噬，烧为一片灰烬。

这场地震带走了旧金山2500条人命，并让旧金山成为一片黑黢黢散发着焦臭的废墟，那些亮晶晶的铁轨变成扭曲变形的烂铁。但是，仅仅6年时间，旧金山的重建工作大部分已经完成，再过3年，“太平洋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在旧金山举办，一座亮闪闪、散发着摩登气的城市，已经取代了焦黑的废墟。

我目前所住的宫殿酒店是灾后在原址上重建的，推测是八九十年前重新开业的，落成剪彩时，华服、美车挤满了新蒙哥马利大街。这就是生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是，人人好像都有健忘症，好了伤疤特别容易忘了痛，酒店室内设计师一点也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要在客人正上方七八米处挂这么大、这么重的水晶吊灯，难道圣安德烈亚斯断层是纸糊的吗？

难道设计师都是西安人的后代吗，那么喜欢肉夹馍？

我亲历了三场大地震。

唐山7.8级大地震，全国有震感。记得大概是7月的一个傍晚，天气酷热，不知道为啥爸爸那天没有去邻居家串门，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哪儿也不想去，反正晚饭后，我们两个人都赤膊坐在床上呼呼呼扇蒲扇，床是那种很破很薄的木板床，床头上方吊了一个照明的电灯泡，我爸爸突然踹了我一脚，说：“别抖脚！”我委屈地说：“我没抖啊！”他说：“床都被你抖晃了！”我说：“我真没有抖啊！”这时，我们两个人同时看到，头顶上那个电灯泡在绳子上来回剧烈晃动，像一个到处飞舞的巨大萤火虫，我瞬间很委屈，这明显就不是我能晃得出来的嘛！此刻，我就听到爸爸说：“不好了！是地震了！房子要倒！！”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下了床。到了地上，我发觉地在动，根本站不稳，一瞬间，我怕得要死，脚立马就软了，嗓子眼发热，好在那时候的爸爸才40来岁，身强力壮，使劲拽着我可能就像拖死狗一样地往门外猛蹿，我们住的是农场的一个平房，八九步路就蹿到外面去了。一跑到外面，我就声嘶力竭地喊：“地震啦！地震啦！地震啦！”那是一种小动物濒临死亡的恐惧叫声，也是一种小动物给自己壮胆的呼喊，我一路跑一路喊，这才发现邻居都出来了。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很多男女都是和我们一样半光着身子只穿条大裤衩跑出来的。等我平复下来，躲在爸爸身边的时候，发现很多阿姨穿了平时看不见的内衣，害羞地躲在人后面。那是一场5.0级左右的余震，房子没有倒，我们在外面待到半夜，终于抵不过睡意，很多人撑不住，还是回去睡觉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想起那场地震，就是自己那声嘶力竭的呼喊，那个剧烈晃动的电灯泡，半光着身子的人群，还有爸爸有力气的大手。

2008年汶川8.0级大地震，我清楚记得5月12日是一个工作日，下午，我假装去见客户，其实是翘班和一个朋友去看刚上映的电影《钢铁侠》，那是南京西路的一个电影院，白天看电影有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快乐。当天，里面坐的人估计一大半是溜号的，若有人大喊一声“老板来了！”，立马能走一半人。立体声效果特别好，小罗伯特·唐尼和恐怖分子进行枪战的时候，火力十足。我感觉到这个票买得很值，因为那一刻，连房屋都剧烈震动起来。等我们看完电影走出大楼，外面天光很亮很刺眼，我吃惊地发现，写字楼云集的南京西路上都是人，大家都西装革履地站在马路上交头接耳，像集会一样。我当时还很好奇，走上去，问了一个办公室女郎模样的人，她说：“你不知道吗？刚才地震了，写字楼晃了好几下呢！”后来，我回想起来，才发现到枪战场面时房屋摇晃不是影院效果，而是真的地震来了！这立体效果也配合得太天衣无缝了吧！回去后，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当时他正在跟客户打电话，很镇静地告诉电话那头的客户：“我这里好像地震了！”客户在那头停了停，也很镇静地告诉他：“那就挂了嘛！”后来，看到一条花边新闻，上面说，5月12日那天，重庆有4个婆婆在打麻将，突然发现桌子在摇晃。婆婆们二话不说，分头去找了些硬纸板，垫在桌腿下面，然后坐下来继续打！这估计是重庆最强悍的几个老太婆了。

2016年4月16日，大阪樱花怒放时节，我却赶上熊本大地震。

那天也是鬼使神差，我居然住在288米高的日本第一高楼里——位于天王寺“Harukas”的万豪酒店，我的房间大约是在52层，这座楼是360度玻璃帷幕，窗口远眺，大阪的迷离夜色尽收眼底，甚至可远眺关西国际机场，由于相对高度太高，有一种仿佛站在大阪半空中的感觉。半夜，突然从酣睡中惊醒，在最初几秒钟，只有一个念头如雷电般在我脑海中闪过，地震了！大楼正发出“吱——”“呀——”的恐怖声音，并在缓慢地左右摇动，床也在晃，人在床上根本睡不稳，远处低矮的大阪城市在夜色中摇摆，那一刻，我非常担心大楼会这么直挺挺地倒下去，和大地接吻。好在日本的酒店里面，没有任何悬挂物，连五斗橱都是死死钉在墙上的，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东西会砸向我的光头。我心惊肉跳地打电话到酒店大堂，前台很平静地说：“不好意思，请在客房里等候，因为电梯已经自动停止运行。”哇！想跑都没有门了！我心里一阵哀叹！我当时就在责备自己，傻啊！日本在火山地震带上，地震这么多，我还选这么高的楼住。“吱——”“呀——”“吱——”这大楼恐怖的声音又来了。时间只有一两分钟，但是好像过了很久很久，我打开电视，NHK新闻里面播报，九州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关西有感。电视里面有一个地震地图，地图上有一个个红点点，像是蚊子叮咬过肿起来的一个个小包，那都是正在发生余震的地方。

后来，我听说一个日本人路过大阪的丰臣秀吉雕像，突然看到丰臣秀吉在向他招手，他差点被吓死，撒腿就跑，等停下来才知道是发生地震了。

这天上午，我想休息休息，在可怕的大吊灯下喝了一会儿茶，发了一阵子呆，乱想一通。拿着杯子时想到，人其实也是一件容器，哪怕是最轻微的震动，最小的颠簸，都可能让他破碎。

地震也给了我“无常”的思考，即没有什么是可靠的，没有什么是不变的，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即便是我们脚下的大地。

喝茶时，我突然喷出一口来，因为突然想起有一句土土的中国“名言”，可以分享给旧金山人：“专家叫蛤蟆不叫，可以安心睡觉。蛤蟆叫专家不叫，赶紧玩命逃跑！”

只是冥冥之中，仿佛一直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再走远点吧，什么都别怕！

8月12日清早，我离开旧金山，继续沿海岸线北上，方向是西雅图。

我把车窗打开，让大风横冲直撞地吹进来，把脑袋吹醒。

突然，鼻子里闻到一股怪味，臭臭的、臊臊的，一阵一阵地钻进来。我扭头看见旁边车道上有一辆双层运货车，我超车过去的时候，看见无数个猪脑袋被关在货车的铁栅栏里，它们在车里拱来拱去，也有几头猪正好奇地张望着外面。我看到一头猪阔阔的鼻子被卡在两根铁栅栏之间，那个表情好搞笑。

我踩油门远去的时候感叹，这些猪大概不知道自己是被送往屠宰场，被送往做汉堡的厨房，它们还在享受生命中最后一段欢愉的旅行。转念又一想，我们和这些猪的差别何在呢？最后都是死亡，它们是不自由的生命，我们又有多少时间是自由的呢？

这是漫长的一天，我途经北美最壮丽的一段公路——红杉树国家公园。

车里放着《逍遥骑士》中那几首老掉牙的歌：“我更愿旅行在钻石般的新月下/穿过圣山山谷/漫步穿过丛林/在那树木有光泽的树叶的地方……”我想和人说说这部电影，谈谈里面那快乐的长辫子、高把手的摩托车，在漫长公路上的自由飞翔，这种感觉，会有人明白吗？理解这种感受的会不会越来越少？我读高中时，在上海东北角的那所学校里，每天像关在笼子里的猪一样刷200道题时，曾偶尔读到一句“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瞬间被击中了。后来我明白，那些孤岛即使联结起来，也不是一片大陆。

一度，太平洋方向吹来凉爽湿润的风，吹进我的喉咙，缓解了汽车里面的太阳暴晒。一度，我把两只手都放在方向盘上，头半趴在方向盘上。

这样慢慢地行驶一天。

公路的尽头还是公路。

到了傍晚，路两旁开始出现直挺挺插向云霄的红杉树，它们硕大的身影遮蔽了天空，最后一抹阳光斜30度穿过树林里那些巨大的躯干，微弱地照下来。

黑夜渐渐来临，我仿佛把车开进了森林巨兽肚子里。

刚开始还有几辆车开在我前面，但很快，他们拐到岔路上去了，四周一片漆黑。

夜投一家叫“绿宝石”的森林小木屋旅馆，推开估计20年没有装修的木门，吱吱呀呀的。前台一个鹤发鸡皮的老奶奶接待了我，她的灰白色头发枯萎地卷曲着，眼睛深陷在大大的鹰钩鼻子后面，说话很慢很清晰，只是声音微微发颤，让我联想起这是一个森林深处的小木屋，她这个样子活像一只老猫头鹰待在她的木质巢穴中，而我就是上门的那条虫子，而且是亚洲品种的瘦小虫子。

她让我填一张表格，我在“来自”一栏顺手填了个“上海”。办好事，问好我租的小木屋的方向，我正打算拖着自己的行李离开猫头鹰的窝，她突然咕哝了一下子，从柜台后面探出细细的脖子问我：上海是一个国家吗？

亚洲虫子头上顿时滚出一滴硕大的汗。

我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怎么度过她的生命的，每天夜晚她都一个人睡在森林里吗？她的鼾声只有森林的红杉树和那些北美云雀可以听见。假如一个人睡在这样的森林里久了，完全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就不想迁就他人，不想再回到喧闹的城市了呢？

次日一早，我离开红杉树国家公园，继续北上。

波特兰不远了，你在公路上就能感受到它作为港口城市的雄性脉动，一辆又一辆巨大、铮亮的集装箱卡车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我见过一个车头拖着三个集装箱的，像开在我旁边的一列火车，非常震撼。

路边，高耸的广告牌映入眼帘，黄色的底色，黑色的字，“成人店”两个巨大的英文单词在高速公路上触目惊心，引人心猿意马。

9点，开车路过一片海，在暗灰色的海面之上，飘浮着沉重湿润的雾气。有几只海鸥的鸣叫声，孤傲而神秘的声波掠过砾石沙滩，掠过远处的森林，吸引我停下了车。太阳还没有力气刺穿雾气，砾石沙滩上，海浪翻滚，远处孤单单一个灰色的身影，路上孤单单一辆老式吉普车。我停好车，路过这辆车，发现它破旧不堪，土绿色的油漆已然斑驳，方向盘估计还没有助力，是那种只有收音机连CD都没有的老爷吉普，但是，车顶上却绑着一个鲜红鲜红的冲浪板，是那种纯度很高的正红，在铅灰色的海边，显得如此耀眼。

踩着一路碎砾石、鹅卵石、沙土、小贝壳、羽毛和鸟粪，走近海滩，那个灰色的身影，居然是位白发老人。他一个人在海边踯躅，漫步。我们交错的时候，彼此只是用眼神打了一个招呼，都不想破坏这片海的宁静。这种宁寂，宛如电影《钢琴课》开头的那片铅色的海，一些不规则的鹅卵石睡在泥泞的沙滩上。

那一刻，海鸥继续在我们的头顶嘎嘎叫着盘旋而过。海浪和着雾气无休无止地翻滚上来，齐刷刷地消融在沙滩上，留下一点白色的泡泡。

风吹过来，我看见开吉普的老人银发散乱。

爱极了这片铅灰色的海。

我想起了1845年梭罗眼里的瓦尔登湖，他在那里开荒种地时发现，每一种水面至少有两种颜色，一种是从远处看的，另一种是近看的。在天气好的夏季里，从稍远的地方望去，它呈现出蔚蓝色，特别是在水波荡漾的时候，但从很远的地方望去，却是一片深蓝。

28岁的梭罗撇开金钱的羁绊，独自去湖畔建一个小木屋，一个人生活了两年多。他是孤独而自由的人，摆脱一切世俗的通道。但是，其实你仔细读他的书，会发现在他的瓦尔登湖边的屋子里还是有招待一堆朋友的时光。

我很能理解一个人独处的滋味。

由于父亲政治平反，我是从安徽的大山回到繁华的上海读高中的，因为说的上海话口音比较重，一开始就被同学取笑，加上那时候人也很内向，没有啥朋友，只是每天机械地活着。记得有时候突然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竟然发现身边没有人可以说，只好把那个笑话吞回肚子，烂掉。毕业那年，班长组织同学们去高桥的海边野营，到了基地，大家又说又笑，在借来的帐篷里打扑克，闹了一个晚上。我没有去凑热闹，独自一个人坐在海边，听那黑黢黢的海水翻滚了一夜，无休无止地循环往复，直到半夜，才回帐篷沉沉睡去。那一刻，感觉灵魂是我自己的，就无其他了。18岁夏天的晚上，下了晚自习，自己冲好凉再洗衣服，到窗口晾衣服的时候总喜欢默默地看天空，星星基本是看不见的，只看看月亮，是残月还是满月，一个人能看很久很久。

那年暑假，我看了5遍《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女孩跟莱昂说：自从遇到你，我的胃痛就好了。我想那个胃痛的感觉就是孤独了，我也曾有这种痛感。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我也在想我自己，我离开上海，离开朋友家人，撇开工作，把自己抛在路上，要追寻什么？自己其实都不知道答案。

只是冥冥之中，仿佛一直有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再走远点吧，什么都别怕！

踩着鹅卵石和碎石，从海滩上回到公路上，雾气依然弥漫着大海，远处的森林树木面目迷离。我告别那辆老吉普，继续往西雅图赶路。

一辆锃亮的大卡车呼啸着从身边开过去，留下一阵风。

在海边开车时，我坚守一个信条：一定要开窗，因为打开车窗就等于拥抱了大海。

午后，海不见了。

过了格兰德蒙德，我听到逍遥骑士唱了这么一句：“真的没有价值/最后她会明白/我生来就不循规蹈矩。”

“I wasn’t born to follow（我生来就不循规蹈矩）。”我也五音不全地跟着哼了几遍。

我一直觉得比尔·盖茨手上有一个水晶球，因为他预测未来的能力，比那些巫婆可要厉害一万倍。

今天在快速道路上开车时，突发意外。

正在用谷歌地图导向麦迪那街，我猝然发现手机只剩下最后1%的电，赶紧去找那根充电线，一摸更慌乱了，可能是昨天晚上带到民宿充电时忘记从墙上拔下来了，顿时一头冷汗出来了。如果没有手机，我连西雅图的东南西北都不认识，在大马路上开，完全是两眼一抹黑。不要说去麦迪那大街，就是回民宿都困难。

又开了一阵子，手机突然黑屏了，彻底变成了一块石头。

我一片混沌地顺着车流往前开，心想：该怎么办？

还好看到右首方向有一个加油站，赶紧下去，9美元买到一根充电线，插上去一试，手机毫无反应，居然不兼容！我头上的汗又冒出来了。找服务员交涉，那是个膀大腰圆的黑人妹子，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走到一堆充电线商品前，拿出一个扔给我，豪爽地说：“再试一下！”这下红色的电池充电标志终于出来了。

续上救命的谷歌导航，沿近千米的桥穿过一个大湖，车子就上了小坡，在逼仄的山林小道上转两下，车子就下坡朝着华盛顿湖的方向驶去了，一条几乎只容两车勉强通行的小道，两列树阵，树枝几乎打在车门上，一片密林的浓荫迎面而来。周边开始出现一些别墅，路突然没有了，一座巨大房子的侧面横卧在山林下，突兀的橘色条木外墙。橘色木算是西北地区的风格吗？不清楚。

西雅图麦迪那东北73街1835号，我仔细核对了谷歌上的地址和照片，确认这就是比尔·盖茨的家。

一座约6000平方米的巨宅，像一只趴在华盛顿湖畔喝水的巨型食蚁兽。

下了车，这里一切都静悄悄的，盖茨家入口处立着一个牌子：“私人住宅，禁止入内。”我知道尽管没有保安挥舞着大棒出现在面前，但是，他们此刻肯定正在某个地方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腰里别着擦得铮亮的格洛克17手枪。我想，如果我像走向火刑柱子的圣女贞德，抑或如江姐大踏步走向刑场般跨过大门，他们会不会当场击毙我？

这个入口估计是比尔·盖茨每天回家的路，距离他的公司只有15分钟车程，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既无趣且无聊，我在美剧《硅谷》中看到过，所以，他要搞一个有想法的家。

我正想着，突然身后有汽车的声音打破湖畔的静谧。

我从反光镜一看，哇！好像是辆劳斯莱斯，是首富先生回家了！

啊哟，我差点叫了起来！我顿时肾上腺素剧烈分泌，心怦怦加快跳动，血液哗哗流淌，激动得有点发抖的感觉，能够看到地球上最牛掰的人的幸福感涌上来，一瞬间，脑子里面已经出现和比尔·盖茨合影，发朋友圈，获无数无聊吃瓜群众点赞的热血画面。

那辆车慢慢靠近我，经过我的一瞬间，我发现车子里面坐着二男二女，看不清脸。他们很快超过我，除了驾驶员，其他人突然都和我一样，摇下车窗，探出半个身体，拿着手机在咔嚓咔嚓狂拍，兴奋的表情仿佛把脸化开了。我仔细一看，他们开的车也不是劳斯莱斯，而是一辆长一点的克莱斯勒而已。等到他们也下车来，我发现驾驶员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光头，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看见我注目于他，他对我咧嘴一笑，他的眉毛黝黑，是一个墨西哥裔计算机怪才的模样。

这个巨大城堡的橘黄色非常不自然，和周边的湖光山色反差很大，太像一个永远穿衬衫、牛仔裤，头发乱蓬蓬，戴着硕大的啤酒瓶底眼镜的“理科宅男”的成人玩具。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智慧建筑物也太费电，比如配有大头针传感器，随时调节自己所在空间的温度和湿度。人又不是蚕宝宝，这么金贵对身体好吗？这个建筑物也太不人性，比如客厅养有大型古老虎鲸，假如有一天，这个大虎鲸突然死了，不会变成非常恐怖的事件吗？这个建筑物太像公共建筑而不像个家，比如供200人同时进餐的私人餐厅，以及藏有达·芬奇《莱斯特法典》手稿的私人图书馆，每年还要交付100万美元物业费！

现代人追求自然、简约、空寂，这不才是居住的最高境界吗？

比尔·盖茨是不是考虑到自己会像前世界首富保罗·盖蒂一样，自己的私宅在他自己百年之后，成为西雅图的参观胜地？毕竟，他30多岁就是世界首富了，连续做了多年，谷歌和百度上关于他的最多问题之一就是“比尔·盖茨还活着吗？”哈哈。

盖茨的想象力，以及他对未来的前瞻能力，简直就是一个魔鬼天才。

考虑到这一点，我就明白了他建造此屋的良苦用心。

我一直觉得比尔·盖茨手上有一个水晶球，因为他预测未来的能力，比那些巫婆可要厉害一万倍。

他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就预测自己将成为“班草”。因为他编写排课程序将自己排在了全是女孩的班级。

当别人还在为一个简单的财务目标奋斗时，他就预测“每一个家庭，每一张桌子上都会有一台电脑，而这些私人电脑将使用统一的软件”。各位，他有这一想法的时候，时间大约是1975年！于是，他开始搞微软。1975年，这一年越战才刚刚结束，中国还在“文革”最后的混乱中。

我为他惋惜：他没有找到很好的建筑设计师。因为，他的家门口缺一个巨大的水晶球雕塑，这个雕塑应该纪念他的伟大预测。

他在1996年出版的《未来之路》中，就魔鬼般地预测：未来人可以亲自进入地图之中，方便地找到每一条街道或每一座建筑，这不就是GPS（全球定位系统）和谷歌地图吗？

他预测，未来人们在观看电影《飘》时，可以用自己的面孔替换片中的嘉宝等知名演员，实实在在体会一下当明星的感觉。（这是多么美妙的想法啊，比卡拉OK可有意思多了，我想当一回《黑客帝国》里的尼奥！）

《未来之路》预测音乐销售将出现新的模式。那些对光盘等耗材感到头疼的用户将不会再受到磨损的困扰，未来的音乐将存储在一台服务器上，供用户通过互联网下载。（这不已经完全实现了吗？）

《未来之路》中写道：如果您的孩子需要零花钱，您可以从电脑钱包中给他转账5美元。此外，当您驾车驶过机场大门时，电脑钱包将会与机场购票系统连接，检验您是否购买了机票。（前者就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后者的功能也基本实现了！）

《未来之路》中写道：如果您计划购买一台冰箱，您将不用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推销员唠叨，因为电子公告板上有各种评论。（如今的亚马逊、淘宝、大众点评等任何平台，都能看其他人的评价！）

这简直太神奇了，他提前十多年想到了今天的样子！

我不能不怀疑他手上有一个巫师的水晶球。

退休后，这位科技巫师的预测和想象也是一样地爆棚。

他预测未来的人们，可以饮用大便提炼的水。他自己当众喝下了一杯“5分钟前还是屎尿”的大便提炼的纯净水，并说“味道不错！”。原来，他为解决非洲地区卫生问题，发起了一个马桶设计大赛，最终英国团队设计出可以在5分钟内把粪便转化成饮用水，并且无须冲水的马桶。

他预测未来的避孕套更薄，而且可以杀病毒。于是他砸100万美元，悬赏设计能够预防艾滋病的超薄的人类第二代避孕套，这种新套套将使用突破性材料，“非常非常薄”，感觉如皮肤，还可以提升快感。

比尔·盖茨家图书馆穹顶上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一句话：“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书架上方，巨大的英语字母环绕着穹顶，这似乎就是比尔·盖茨自己的写照。

我走回“毛驴”的时候猛然想到，盖茨百年之后，我如果再来西雅图参观他的橘色木纹私宅，就可以进去看到图书馆穹顶上的这行字。他作为一个魔鬼天才预言家，对自己身后事的预言，就是这座巨大的房子啊！

从比尔·盖茨家的小道出来，太阳还没有落山，再次开过大桥，越过那片巨大的蓝莹莹的湖面时，发现远处居然有一处雪山，那白色的盖子被金色的太阳点亮了，悠悠地浮在苍青色的天空中。

这就是雷尼尔雪山吧，我想。

过桥，我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喝口罐装咖啡，仔细远眺这座雪山。金字塔形的雪盖下方被太阳燃烧成了金黄色，中间是米黄色，顶部是米色的，腰间还缠绕着一堆云，像是花式腰带。西雅图真是一个不赖的地方！不但处处有湖，有漫长的海岸线，居然还有一座横亘的雪山在天上罩着当地人。

雷尼尔主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山下是广袤的森林。听老孟说，他的一个美国朋友为了能登顶这座雪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登山俱乐部接受训练，然后才费老大劲登上这座山峰。我突然想起了《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的作者乔恩·克拉考尔，他从珠峰捡回一条命后，就是在西雅图写完全书的，他在登珠穆朗玛峰之前在雷尼尔雪山做了训练，他最终能够写出《荒野生存》这样的伟大作品，恐怕也是沾染了这座雪山的福气。

一座雪山，飘浮在一座城市的半空，会给这座城市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灵感，不一样的胸襟。

我们每天计算收入与开销的日子，我们每天被老板和客户追赶着奔命的日子，我们不停吵架、不停分手、不停和不幸战斗的日子，还是非常需要童话，需要美好来引领我们的，即使被骗。

比尔·盖茨和霍华德·舒尔茨（星巴克创始人）被人用绳子吊着，在街头疯狂跳舞。

一个满头脏发的男子在路边弹吉他唱歌，同时还用脚指头提拉着两个小木偶，小木偶看来被绑上了提线，在地上又蹦又跳的。我凑上去一看，正在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的小人，一个头上贴着比尔·盖茨的脸部画像，另一个则是霍华德·舒尔茨。流浪艺人用臭臭的、估计3天没洗的脚指头控制着西雅图的两位超级大佬，让他们随着他的脚指头和音乐干这又干那。比尔·盖茨和霍华德两个小人偶披头散发，手脚乱抖，忙得不亦乐乎。

我乐颠颠地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心想，这有点莎翁年代英国市民广场讽刺剧的味道。

这一幕发生在去西雅图派克市场的拐角处，8月15日。

阳光像被清洗过一样地纯净，和煦的清风亲吻着港口，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仿佛张开嘴巴在用力呼吸，每一滴血液都铆足了劲在血管中哗哗哗地奔腾，特别是从雾霾之地过来的人，更能加倍体会到这种愉快，长期吸雾霾的好处在这里集中体现了。

西雅图的人民都是好演员。

万头攒动的海鲜摊位上，正在上演“美男计”。

一位鼻子高挺、帅气的鱼档伙计，穿着白色围裙、黑色高帮雨靴，笑容温暖如初春的骄阳，一抬手就是胀鼓鼓的肱二头肌，抓举起一条硕大的鲑鱼，用了一个“空中大腾挪”手势飞掷向前台，同时高声喊着“飞往明尼苏达州的鲑鱼”，其余的伙计像星宿老怪的徒弟一样“嚯嚯”齐声应和。此时，站在柜台后面的高手也宛如大内高手一样，单手稳稳接住飞来的鱼，并手脚麻利地把鱼像夺命暗器一样扔向前台售货员。瞬间，那鱼在空中飞来飞去数次，速度之快，接鱼手法之稳，看得人眼睛都花了，只能齐声喝彩。其中几个女游客看见如此四肢发达的帅伙计表演，更是兴奋得刺耳尖叫，宛如黑猫在春夜里叫床。

此时，再扭头瞅瞅那些摊位上的东西——各种生蚝、帝王蟹、鲑鱼、鳟鱼、鳕鱼，都赤条条地睡在冰里面，会让嘴馋的人腿软得迈不开步子，口水横流。

从农贸市场的帝王蟹、鲑鱼堆里走出来，穿过明亮得晃眼的小街，对面有一家永远在排队的咖啡馆，这是全球第一家星巴克，无数朝圣者奔到此地，那门口还是老款的标志——棕褐色的双尾美人鱼正浮出水面，含情脉脉，仿佛手上捧着刺杀王子的匕首。整个店是墨绿色的墙体、门框、窗户，整个外形都保持了20世纪70年代的原始状况。

我在人行道上排队，看到了一双失落的眼睛。

这双眼睛来自紧挨着星巴克咖啡馆的一家眼镜店经理，他无精打采地趴在玻璃柜台上，望着窗外。长长的买咖啡队伍穿过这家眼镜店门口，隔壁万头攒动，而这家店里却一个顾客也没有，估计每天都上演这样的场景——这可能是西雅图反差最大的两家小店。

星巴克门口，两个意大利男中音在飙意大利歌剧，其中一个穿暗红格子西装、留络腮胡子的矮个子，唱到高潮副歌部分的时候，眼睛和眉毛都会剧烈地抖动，像是喉咙里面的小火山马上要喷发。1981年，霍华德·舒尔茨第一次走进这家店的时候，他就看到两个艺人在演奏“莫扎特曲目”，他顿时为意大利的咖啡文化所倾倒。后来，他收购了老东家的咖啡店，并在全世界推广这种改良的意大利咖啡。而意大利人并不买账，他们认为，星巴克的过滤咖啡，就像“一杯没有味道的脏水”，类似中国人形容食堂的汤叫作“刷锅水”。前阵子星巴克宣布将在米兰开设首家店，这让咖啡胜地意大利炸开了锅，有国人评价，“那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美国人在成都开一家川菜连锁快餐店，还是用微波炉加热的那种”。

但是“刷锅水”的说法，并不妨碍我对星巴克的喜爱。

曾经有人在办公室做过一个小实验，请十几个人，盲测来自星巴克和Costa（咖世家）的咖啡。结果是大部分人根本无法区分出来，一杯咖啡到底是来自星巴克，还是来自Costa。很明显，只是优质的咖啡，是远远不能变成一家市值8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的。

那么是什么成就的呢？

我个人认为霍华德·舒尔茨从咖啡中揣摩出了什么是人性，并用人性的思考，来贩卖他的意大利“刷锅水”。戴尔·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揭秘：在人类的天性里，最深层的本性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和重视。

人们渴望和他人沟通，渴望倾诉情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渴望说说废话。

意大利人喝咖啡也不只是为了喝咖啡，他们拿着清晨刚发的罗马小报，与咖啡师寒暄几句，然后点上一小杯浓缩咖啡，站在面对大街的窗口小口啜饮着，接着和旁边的人开聊尤文图斯队昨晚那个被射飞的点球，或是贝卢斯科尼的选美小姐出身的内阁部长，间或向路过的长腿办公室女郎发出“你的眼睛漂亮得像两把刷子！”之类的赞美之词。

星巴克也学到了这一点，你走进一家“星爸爸”，咖啡师会和你寒暄：“你是在这附近工作吗？”“这是你的中饭吗？”尽管多数内向的中国人好像不太习惯这一点。另外，我仔细看过很多本星巴克的留言本，这是情感宣泄的广场。一个中学生写：“整天考试考试考试，头好痛！”另一个说，希望今年能够交一个靠谱的男朋友。个别留言簿上出现了很多交友留言，有的还留下了联系方式，仿佛“相亲登记簿”。翻一翻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写下了“祝李裕如早日脱单”“王梦瑶今年要嫁出去呀”的字样。

我看到最感人的星巴克倾诉留言是一位女子的笔迹，她足足写了4页纸，都只是一句话：“张超宇，死鬼！我好想你！！！”“张超宇，死鬼！我好想你！！！”“张超宇，死鬼！我好想你！！！”“张超宇，死鬼！我好想你！！！”“张超宇，死鬼！我好想你！！！”我数了一下，有100多遍，那些惊叹号像被大海一次次拍打上岸的浪花。至今，我都在想，这个张超宇是死是活？那些惊叹号后面埋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星巴克的每一个员工都被称为“伙伴”，这有点像历史上的某些秘密结社组织的做法，如郇山修道会、共济会，这些男性结盟组织，互称“兄弟”，他们关系亲密，能够激发出员工、客户的个人情感需求，这才是厉害之处。就这点而言，星巴克的理念，超越了咖啡本身，假如用这种理念来经营“武大郎牌”烧饼铺子的话，也一样会成功。

我大约排了40分钟的队，才进入店内，发现里面依然要排队，十多位星巴克员工在柜台后面像流水线一样地给客人做咖啡、拿纪念品。如此高的工作强度，他们估计都累得想翻白眼，已经没有一个人关注我的情感需求，毫无闲情向我打招呼、问候了。

端着拿铁，我拿着一个纪念缸子满头大汗地挤出这家店的时候，不禁感叹道，全球最不像星巴克的店，就是这个全球第一家星巴克店！

坐在派克市场外的马路牙子上喝那杯咖啡，发现口味很寻常，抬头看见“PUBLIC MARKET（公共市场）”的招牌，霓虹灯做的大红字，一副老派样子，和电影《西雅图夜未眠》里长得差不多。这里是西雅图的时空穿梭机，把各个时间到达的人们都通过这个不变的市场联结起来。

那部电影让当年闭塞的中国人知道了美国除了纽约、旧金山，还有个叫西雅图的地方。当年，我关于西雅图的全部美好印象都源于这部电影。

《西雅图夜未眠》讲一个丧妻的男子在他的小儿子的帮助下通过全国广播的谈心节目，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伴侣。该片是在1993年上映的，那时候通信不发达，电台是互相交流情感的地方，电影里，那个平安夜，钟声响起，女主听到了一个来自西海岸的厚实声音，是一个叫“西雅图未眠人”的陌生男子对着电台诉说他对亡妻的思念。就是这个声音，这种真挚的情感，这种刻骨铭心的哀伤震撼了她，让已经准备结婚的她突然想去寻找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男子，不远千里，横跨美国。

影片结束并不在西雅图，而在帝国大厦的顶楼。那是双方第一次见面，就立刻明白了对方是自己要找的伴侣。这时，顶楼观光处要关闭了，所有游客必须离开。保安人员低声咳嗽，暗示他们不得不离开。萨姆说：“我们该走了。”安妮有一种失落。就在这时，萨姆却向安妮伸出手说：“不一起吗？”安妮激动得眼里泛出泪花，接着把手放在萨姆的手中。他们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

这是好莱坞式的情节，一次次地错过，一次次地失之交臂，但是，两个相隔千里从未相见的人却最终牵手，那就是冥冥之中存在着的童话一般的缘分吗？很多年后，我们渐渐知道电影里面的故事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的苦逼生活，我们每天计算收入与开销的日子，我们每天被老板和客户追赶着奔命的日子，我们不停吵架、不停分手、不停和不幸战斗的日子，还是非常需要童话，需要美好来引领我们的，即使被骗。

来西雅图的路上，我还是再次看了遍iPad里面下载好的《西雅图夜未眠》，依然颇有感触，是男主萨姆的伤逝唤起了自己的尘封往事吗？还是想起年轻时候多少个不眠之夜？

记得那些年，我们宿舍的同学在寝室熄灯后，都和电影中一样，上床静静地收听电台的深夜情感热线《今夜无眠》。大学毕业后，我夜里常常从床上爬起，走到虹口一个小区的院中，抬头仰望灰亮灰亮的天空，整个宇宙都是一片混沌和孤寂，这让我特别思念一座远方的城市，那是我自己的西雅图——泉州。

半年前，我途经厦门，鬼使神差地出现在泉州的街头——我25年前大学女友的老家。我在思考，25年前的泉州的影子还有吗？

这25年，中国大兴土木，城市大拆大建，老巷子和旧房子往往一夜之间就不见了，泉州这样重商的地方可以说都变成另外一座城市的模样了。

25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曾经一起去过她的老家，那时正值春节，还是大学生的我清瘦单薄，鼻梁上架着廉价的塑料眼镜，女友则剪着齐额的童花头，拉着一个写着“上海”两个字的帆布箱子。我第一次来到了这座南方的小城，摩托车和自行车穿梭如过江之鲫，放眼望去都是低矮的铺子、老式的幌子和骑楼雨廊。不远处寺庙的香火袅袅升起，主街上的一家肉粽店人头攒动，闽南语叽里呱啦宛如外语。穿过仄仄的石板路、墙壁长有苔藓的小巷子，再拐七八个弯，就是她家的一栋平房了。

女友的爷爷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私家眼科医生，但是从她的父亲起就不做医生了，全家都住在爷爷留下的一个旧诊所里，父母、兄妹每人一间房子，都是当年的诊室。而我临时住的客房就是当年的药房，所以，还有一个小小的发药窗口对着外廊，她的母亲为了监督我们是否有亲密举动，常常从这个发药的小小窗口偷窥里面的情形，以至我拉住女友手的时候，时不时要看看那里有没有一双黑黢黢的眼睛。

女友带我去吃泉州当地的粽子，这家“钟楼肉粽”里面的馅有虾米、蘑菇和肉，蘸一种特别的微酸辣的酱料吃，我能一口气吃三四个。吃撑了，再沿老街走过去四五百米，就是唐朝时留下来的开元寺。和南方的寺庙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大殿是唐代供法，东西南北中五尊大佛一溜排开，特别壮观。

半年前，48岁，人到中年的我又出现在泉州的东街上，放眼望去都是高楼大厦了，那些仄仄的石板路、长苔藓的逼仄巷子和一层楼的老房子基本都消失了。东街盖了新的骑楼，星巴克咖啡的招牌竖起来了，远处传来购物商场的喇叭声，满街的汽车替代了当年的摩托，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马路的名字了。

当时还是料峭的初春，雨飘下来，南方是如此阴冷。

我走着走着，突然站定不动了，看到了一样东西，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那是中山路上的一家小书店，叫树人书店，居然还是25年前的位置，和25年前一样的行书招牌，和25年前一样的脏兮兮的塑料帘子，和25年前一样只卖历史和人文书，我上前打听，老板还是当年的那位。我的前女友，是商人文化泉州的另类，她喜欢看小说，喜欢读历史，喜欢思考，25年前的整个泉州就只有这样一个地方是她的精神家园。我记得一回来，她就急急忙忙拉我去这家树人书店，仿佛这里有她许久不见的老友。我们也不急着买书，先在书店里面静静地看啊看的。回来五六天，倒去了三四回。临别时，在那家书店挑了本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那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的。后来，我曾经在上海的一个打折书店里面看到过它，发黄的《北方的河》被堆在了大特价处理品当中，五六块钱的样子，我心中一阵阵地抽搐。

现在，整个过去的泉州都不见了，只有这家书店居然还在，几乎和过去一模一样。它似乎就是静静地等我回去，在同样的地方静候着我的不期而遇。在25年激烈动荡变化的时空中，它在那里无声地坚守着，似乎就是等这么一天，告诉我过去的一切美好都是曾经真切存在过的，并没有完全灰飞烟灭。

我当时眼泪就哗哗哗地流下来了，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横流。

这种感觉就是一个时空穿梭机把你带回了25年前，带回了那个海外归侨最多的城市，带回了话也听不懂的人群中，带回了那年闽南的湿度和温度中，带回了那个南方多雨的小城，带回了那段懵懂青涩的时光，带回了那段心地明亮略带寂寞的韶华，带回了那甜美安详的一刻，带回了那个曾经有我爱人的地方。

这个书店就是一部时空穿梭机，而人已经不再。

后来分手后，我20多年来再也没有见过她。应了这首诗：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终于，在西雅图要结束我第二年夏天纵贯美国的旅行了。

最后一天早上，我在爱彼迎的海边民宿收拾好行李，沿海边的仄仄小街走一走，坐在无人的海边花园，再看一眼西雅图的海。海浸在薄薄的雾气里，不过太阳似乎要升起来了，潮退去了，海边没有白日的喧哗和夜晚的迷离。想起顾城说：“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旁边，像金橘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

涛声很远。

我不知道此去西雅图，有生之年是否还有机会再来。

不过，我可以记住这个地方的模样——

西雅图，一个可以一年下9个月雨的地方，忧郁而缠绵，以至到处都是湖，到处都是海，到处都是水。西雅图，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名字，一片生长出微软、星巴克、亚马逊的土地。西雅图，那里还曾经住着一位颓废的男人，日夜思念着他的亡妻。西雅图，也有一位幸运儿，找到了自己的童话结局。

西雅图也是一部时空穿梭机，它让你勾起一段思念。那里存放着的可能是远方的一座城市，可能是一列飞驰的列车，可能是一条寂寥的窄巷，可能是一个过去住过的小屋，可能是一些封存良久的旧物，那就是我们的西雅图，那里安放着我们往日的记忆，往日的朋友，和往日的爱人。

又有谁会知道呢？

那曾经是明亮的，忧郁的，是蓝色的，还是灰色的？

反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西雅图。

﹝图﹞ ■美墨边境隔离墙的终点，破铁皮一直延伸到海里，一个男子对着墙，弹着忧伤的曲目。

﹝图﹞ ■97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售货小妹”齐默曼给我看了一张她74年前的照片，清纯、漂亮得不输那些明星。很多老奶奶都有小姑娘时候的不寻常往事。

﹝图﹞ ■洪都拉斯“推土机”把我的头发剃成了zero，她的发廊开在一个没有水的小屋里，没有水给客人洗头，她依然很快乐。

﹝图﹞ ■全球第一家星巴克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人头攒动，是最不像星巴克的星巴克。

﹝图﹞ ■比尔·盖茨的未来之屋在西雅图的湖边，上书闲人莫入，闲人只能留影。

﹝图﹞ ■斯坦福大学里收藏的罗丹雕塑比垃圾桶还多，图为《加莱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