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三夏 The Third Summer

3 第三夏 The Third Summer

这个夏天的海如此冰冷，

如此安静，

与北野武《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一模一样的沉静和墨蓝，

一模一样的凉意和白浪翻滚，

只是没有执着在海边守候的贵子。

我看她慢慢走远，干瘪、瘦小的背影和硕大的黑色双肩包消失在门口马路的人群里。

再会了，米歇尔。

他整个人瘦瘦的，戴着一顶鼠灰色的帽子，穿着一件鼠黄色的有领T恤，还戴着两个亮晶晶的银灰色耳钉，走起路来肩膀一耸一抖，身体一蹦一跳的，怎么看都像一只硕大的澳大利亚袋鼠。

他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社区发展课的教授，叫Jeff，因为这个发音和中国的“姐夫”有点相似，所以，我私下里就和个别中国同学叫他“姐夫老师”。

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三个夏天。

我于2018年7月22日赶到伯克利大学，开始了四门暑期大学课程，这也是我从复旦毕业第N年后，头童齿豁之前，第一次重返校园。

“姐夫”老师的第一堂课上来照例是点名，当叫到我名字“Leo”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说：“很巧！我的女儿也叫Leo，我特地给她取了一个男孩的名字。”

他补充说：“这样我会很容易记住你的名字！”

他上课的时候喜欢在讲台前剧烈地走动，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又跳跃到右边，我看到他银灰色的耳钉一会儿被日光灯照亮了，一会儿又暗下去。他每五分钟要耸一次肩膀，时不时用手比画的时候，还翘着兰花指。

我觉得他尽管有女儿，但应该是个同性恋，至少是个双性恋。完全凭直觉，我发现他的眼神和一般的男人不一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

这堂课讲旧金山街区的高档化运动、人群的融合，内容枯燥无聊，令人昏昏欲睡，我干坐了两个小时，突然想起高中某位同学的“无聊课应对大法”，他通常对着班里的盆栽，开始数叶子，如果风一吹，或者被老师吓一跳，忘记数到多少时，不要担心，他可以从头开始，这样还没数完，保准下课铃声响起来……

“姐夫”老师布置的一篇作业是回家观看一部叫《教会街区》的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旧金山拉丁裔族群的故事，看完写一篇观后感。

我不准备看这样的电影，上完第一堂，我想换课。

根据伯克利大学的规矩，你如果不满意课程，可以在一周内去课程管理办公室换，这时候不会产生课程的费用。

于是，第二天中午，我斗胆来到管理办公室，负责的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电脑系统上查询我要改上的加州文化课有没有空位置，并把“姐夫”的社区发展课从我的选课桌面上剔除。正在这个时候，虚掩的门突然打开了，我看到了一个大大的鼠灰色帽子和一对亮晶晶的耳钉，“嘿！Leo！”居然是“姐夫”突然闯进来了，我吓了一跳，做贼心虚地用半个身体倾斜过去盖住电脑，希望他不要看到我正在换掉他的课！“请问米歇尔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啊？”他问道。原来，他是路过管理中心，探头进来问路的。换课的老师给他指了一个方向后，“姐夫”说了声谢谢，他一身鼠黄色的衣服跳跃着消失在走廊上。

换课老师帮我联系了加州文化课的米歇尔老师，米歇尔是一个热情的老太太，她在电话里说：明天你直接来“生命科学谷大厦”2023室上我的课吧。

于是，第三天下午，我走进米歇尔的教室，吃惊地发现，这个教室就在“姐夫”班的隔壁。看来米歇尔的课非常受欢迎，里面坐得满满当当的，连一个空位置都没有。于是，个子瘦小、头发枯萎的米歇尔说：Leo，你可以帮我去隔壁教室搬把椅子吗？

我一脸尴尬，低着头推开“姐夫”教室的门，里面坐着和我上过一天课的同学，我希望没有人可以认出我来，也希望姐夫还没有到达教室，因为，现在离开课还有几分钟时间，根据伯克利的上课习惯，如果课表上写两点钟上课，那就是两点十分上课，整个学校的时钟会拨后十分钟。

突然，在课堂的角落里，一个鼠灰色大檐帽子升了起来，他直起了身，热情地说：“嘿！Leo，你来了啊！”原来他已经来了，在那里弯着腰插电脑。我只能尴尬地说：“我可以借一把椅子吗？”“姐夫”很疑惑地看着我，我二话没有说，扛着讲台前的一把小椅子，飞奔出教室。我的头上不是一滴汗，而是一堆汗，我看上去更像一只湿乎乎逃窜的袋鼠。

整个暑假，我发现“姐夫”几乎是阴魂不散，如伯克利钟塔的声音一样久久萦绕，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心结。

一天中午，我推开图书馆沉重的大门，发现有一个人很友好地帮我拉着门把手，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对耳钉，伴随着那个标志性的打招呼声“嘿！Leo”。还有一天，我在钟塔附近的大草坪上睡午觉，作为一个人到中年的学生，我每天都会在那里睡一会儿午觉。蓝天、草地、钟塔、大图书馆，朦胧间，我突然看到一个跳动的鼠黄色身影正在面前的甬道上越来越近，我马上判断这就是“姐夫”，于是，我一个鹞子翻身，背对甬道，用衣服掩面而睡。

终于，有一天，我把那部2009年的拉丁裔同性恋题材的《教会街区》看完了，那是旧金山变迁的一个缩影，观念极其传统的父亲Che是墨西哥裔移民，他强烈反对他的同性恋儿子和另一个同性恋小哥谈恋爱，双方之间起了强烈冲突，甚至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于是，我鼓起勇气给“姐夫”写了封信，算是完成了第一堂课的作业：电影观后感。我说我很同情同性恋男主角，还有那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那个被时代逐渐淘汰的人，那个还生活在过去的价值观中的人，他们无法沟通，有的时候，同情别人就是同情自己吧。

仅一天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嘿，Leo，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你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我们同情他人就是同情自己。我很欣赏这部电影的一点是，Che既没有被描绘成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他会向前走几步，然后再向后走几步。我也喜欢结尾的含糊不清，因为他开车去洛杉矶看望他的儿子。他儿子真的准备接受他了吗？不清楚。祝一切顺利……杰夫。”

奇怪的是，自从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好像再也没有在校园里看见过那个戴着大檐帽、跳动的鼠黄色身影。尽管我的目光经常在校园里面搜索他，可他就像从我的身边消失了一样。

米歇尔是一个热情的老太太，人干瘦干瘦的，枯干的褐色头发，皮肤干巴巴的，但是眼睛却是闪亮闪亮的，特别有神。她大概只有一米五八的身高，却总是背着一个60升左右的黑色大背包。上课前，我就亲眼看她从这个黑色的大包里面掏啊掏的，掏出过一沓复印好的鲍勃·迪伦的歌词，一本10年前的洛杉矶人物台历，一本《美生中国人》，一盘CD，一堆让我们去调研的表格，甚至还有几块供我们上课品尝的饼干、点心和糖果。

我在想，她背这么重的东西，腰会不会受伤？另外，包包里面这么多吃的，会不会招蟑螂？

她是体验式上课法的代表，通常只呱啦呱啦讲半小时课，然后就背起她重重的黑色的“壳”，带我们出发去看博物馆、艺术馆。她带我们坐地铁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博物馆，这个不起眼的小博物馆，以前打死我也不会去的。但是，在这里我却看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实物加利福尼亚州史。

站在博物馆门口，米歇尔问我：“你发现最有趣的加利福尼亚州历史在哪里？”

我说：“最有趣的是1510年西班牙人刚刚发现加利福尼亚时，有人居然这样介绍它——这里有一个岛屿，叫加利福尼亚。这里非常接近地球的天堂。这里充满了黑色皮肤的女人，在她们中间没有男人！没有男人！！她们的手臂上都是金子，因为这个岛屿除了金子外，没有其他的金属。”这是一个叫戈西亚的西班牙英勇骑士16世纪初时眼中的加利福尼亚，我猜想他或许并没有真正来过加利福尼亚，这段描写是他对加利福尼亚的无限意淫吧。但是这段意淫却是多么神奇而富有想象力，是历史上最佳的广告语，比戛纳广告节的任何作品都要好，这段话里暗示的性和金钱，激发了所有具有野性的男人的欲望，他们均幻想有生之年能够去加利福尼亚探险。

在加利福尼亚，你最好不要和人讨论政治，因为，很有可能因为观点不一，双方吵起来，甚至大打出手。

我在伯克利期间看到这样的新闻：一次游行中，特朗普的支持者与反特朗普人士就爆发了肢体冲突。戴着护目镜、头盔和防毒面具的双方人员互相推搡、挥拳，甚至用举着标语的杆子相互击打，最后发展到相互掷石块，有些人头破血流。加利福尼亚曾是美国最富裕的州，精英人数居美国各州之首，也是反特朗普的大本营。早在一年多前，加利福尼亚的一次数万人游行盛典，天空没有一丝白云，天蓝得宛如在一场悠长的梦中，这时一架飞机嗡嗡嗡划过长空，飞机在身后喷射出几个巨大的字：“美国很伟大！特朗普真恶心！”把所有人都看呆了，成为整个盛大庆典的高潮。活动期间，这几个喷射出来的巨大的白色的字悬浮在空中，宛如冻住了一样，久久没有散去。

前两天读到了一篇有趣的原创推文，说美国邮政打算发行特朗普总统的纪念邮票，但是刚刚发行不久，就宣布中止使用，理由是寄信人不知道应该往哪一面吐唾沫。

我发现伯克利大学多数老师都一致反对特朗普。

米歇尔是极其讨厌特朗普的一族。

上课的时候，她说特朗普修建美墨边境墙，让很多家庭分离；她说特朗普退出气候协定，导致全球环境恶劣。“他怎么可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摧毁了美国的民主法治，传播了种族主义，散播了仇恨和恐惧。”“他就是全世界的一个笑柄！你听听他的最近一次演讲，35分钟里面，多数时间在吹嘘自己的成绩，然后就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就是试一试美国还可以得罪多少人。”

一次课后，她和我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的又一条罪状：“最近他要和中国进行贸易战，真的非常疯狂！”然后她又补了一句：“中国好像不愿意对他让步，对！这样太好了！我们需要有人和他对着干！！”

“对！就是不要对他让步！”她的眼睛放着光芒。

伯克利的夏天，校园里流动的八成是中国学生，米歇尔最关心的是华人学生在美国逐渐“文化丢失”的现象，她安排我们去看《美生中国人》。该书中的男主美猴王，就是美生中国人的缩影，他们黑头发、黄皮肤，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汉字却不识得几个。中国人会对他们说：“你是中国人？那你怎么不会说汉语？”外国人会对他们说：“你是中国人？你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他们变成一个独特的夹心饼干群体。

该书作者杨谨伦，是个已经不懂中文的二代华裔，这听起来如此忧伤。他这本书以孙悟空开头，探寻让大部分中国移民纠葛一生的身份难题：你当然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但是你肯定也没法属于那群几乎没有民族传统的白人。那你到底属于哪儿呢？

答案是：找到心中那个“自有者”，你会发现你就是你自己。

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米歇尔单身，我问了她一个很傻的问题：你的家在哪里呢？

她说她是一只“候鸟”。因为她只有夏天的时候才像候鸟一样回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上课，而平时她都远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一所大学里当老师。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她说安塔利亚位于地中海旁，被群山环绕。有成行的棕榈树和林荫大道，极其漂亮的海边老码头，是一座迷人的历史城市，当地的人非常友好。“只是最近越来越不好，因为土耳其出了一个非常坏的总统，他对新闻媒体进行大清洗，现在已经有几十家新闻媒体被总统查封，他逮捕了很多很多记者。土耳其里拉暴跌了四成。”

我问她，你以前大学是什么专业的？她说是新闻专业。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我也是新闻专业，太巧了。

我说，你生活在两个国家里，都出现了你非常不喜欢的总统。她说，是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一点上，我太不幸运了！”

她希望我有机会去土耳其旅行，有机会去她的大学看看。

我问，你在加利福尼亚有家吗？她说这里的房价太贵了，动辄一百多万美元，她买不起这里的房子，再说土耳其里拉跌得像坠入大海的流星，已经快要不值钱了。我想，一个打两份工的教授也买不起加利福尼亚的房子，这情况和上海多么相似。不过，她说她的朋友在伯克利这里有很大的漂亮房子，她每年回来都住在他的大房子里，顺便帮他看房子。“这一点，我又太幸运了！”

我们在奥克兰博物馆门口告别，她问我：“你会来安塔利亚吗？来那里找我吧。”我知道这是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的事情了，但嘴巴上说：“会的！”

那是她的最后一堂课，全体同学在博物馆门口散课。

我看着她慢慢走远，干瘪、瘦小的背影和硕大的黑色双肩包消失在门口马路的人群里。

再会了，米歇尔。

我开始知道画画是一种很令人着迷的东西，而且人一旦有了很着迷的东西，你就不会感到孤独，不会感到害怕。

光着白花花的屁股，扯着蛋，在伯克利校园中裸奔是一种什么感觉？

最近这几周，我每天路过古希腊风的大图书馆时，总是一通胡想。

据说，期终考试的前一周（dead week），晚饭后，大家正在各个教室看书、做题目、冥思，甚至半昏迷状态地打瞌睡，突然收到一条短信：“图书馆集合！”精神顿时像被大麻点燃了。时间紧迫，书和本子也不收拾了，撒丫子穿过教学楼甬道就往大图书馆跑，到了图书馆先找个角落，把裤子一脱，丢在楼梯下面或者一排书架后面，然后就“嚯嚯嚯”叫着往大厅那光溜溜的人堆里冲过去。

大厅里面有少数人戴着面具，个别“奇葩”男子头上套一个塑料袋。一上来，参加者会担心自己的小弟弟太小，担心肚子上的赘肉丢人，担心自己的腿太细，担心自己的下体毛太密，后来发现每一个都不是完美的身体，每个人都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身体缺陷。于是，羞耻心被丢到垃圾桶去了，信心大长，或是呼啸着骚动着，或是跳跃着静默着，混在各色人群中。一大堆大腿、一群大汗淋漓并欢呼雀跃的肉体，大家像狂风暴雨一样穿过理工科书籍的排排书架，明亮的灯光照耀着肌肤上每一个毛孔。

有个别小哥会带着滑板，在人群中摔个白花花的大屁股蹲。裸奔群众通常会跑到伯克利南门小街上，街上有人喝彩，有人拍照，有人号叫。参加者都说，那一刻感觉太美妙！跑完后是一阵坦然和松弛。

记得有一个女生的背后用中文写着：你们穿衣服的蛋！！

这是一种抛开所有束缚的感觉！

可惜我是夏天来美游历，参加的是暑期课程班，所以就赶不上学生们的裸奔时间了，这是在伯克利最大的遗憾。

从7月下旬开始，每周两次，我都在午后急匆匆赶到生命科学谷大楼4104教室去听布莱登的课，由于没有课间休息，我都在上课前先尿个尿，这样上课的时候可以确保完全没有尿点。

布莱登人很高，有一米八五左右，金褐色头发有些稀疏，“高耸入云”的鼻子上夹着一副老派的金丝边眼镜，有点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主演蒂姆·罗宾斯的年长版。他走路很慢，举止优雅，说话是带点卷舌的加利福尼亚州口音，和纽约口音完全不同，慢条斯理的，每个音都发得倍儿清晰，宛如二战时的电台广播员，这让我这样的外国学生都可以听得如沐春风。他习惯的一身行头是：浅色长袖衬衫配老款的牛仔裤。

第一堂课自我介绍，他说他不是在伯克利念的书，他是斯坦福毕业的，说这话的时候，他很夸张地用食指放在嘴唇旁，嘘——让我们不要声张。哈哈哈，明明是他自己在声张，我们都笑了。

他的课在下午2点开始，也就是伯克利时间的2：10，他拿着咖啡，笃定地走向教室，在教室门口停顿一下，撸一把头发，再甩一下头。他向我们说“Good afternoon（下午好）！”时，“Good”“after”“noon”之间的音拖得长长的，听起来特有诚意和教养。他通常把他的双肩包放在讲台边，然后往座位上完全靠下去，双手背在头后面，在椅子上先来一个120度的舒展姿态，先和我们聊天：“杰克，上个星期天，你过得怎么样？”“露西，你去那家餐厅了吗？”5到10分钟后，再坐回90度，开始他的美国幽默文化课。

他的幽默课超级受欢迎，因为，每节课都会像系列脱口秀一样，讲述他和他的印度尼西亚老婆的令人捧腹的故事。他显然对美国的“Tall Talk”文化很有研究，这是到西部探险的人说给“纽约佬”听的、早期英国冒险家说给“伦敦佬”听的“夸大的奇闻趣事”，这些奇闻影响了美国的国家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超人、蝙蝠侠、异形这一类都是这种文化的间接衍生物。

两个小时的课，他完全沉浸在个人“Tall Talk”时光中，讲故事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疯狂的人。他站在我们面前，眼睛神经质地盯着教室的最后一排，眼神完全沉浸在他紧张的故事和有趣的情节中，他双手配合着做着大幅度的比画，简直有点手舞足蹈，刚刚捋得整齐的头发也散乱开来，到关键的时候，他会猛地甩一下，让它们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去。

我尽管曾经过10年记者的严谨训练，但估计还是不能100%复原他的讲述。我记忆中最深的几个，其中一则是他第一次带她的印度尼西亚老婆回美国，如果和他的原版略有出入的话，就当是我给你讲了一场我的“Tall Talk”吧。

布莱登老师说他的老家在科罗拉多河边上，附近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镇子，镇上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小酒吧的主人，叫“卟比”，不知道为何叫这么一个奇怪的女人一样的名字，“卟比”却是一个壮如牛，大光头，一肩膀文身的家伙。他的小酒吧是小镇上人的聚会场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个“卟比”。在卟比的酒吧里挂着一张发黄的大照片，照片上他双手抱着一条巨大的黑色怪鱼，边上放着他尖尖的鱼叉，他对所有的人说，这是他用鱼叉在科罗拉多河里抓到的。这条黑乎乎的大鱼足有一米五，有几十公斤，看了令人咋舌。但是，酒吧里面所有喝酒的村民都知道那不过是“卟比”的“Tall Talk”，因为那鱼根本不是他抓的，而是死了被水冲到岸边，他只是跑过去抱住拍了一张照片而已。不过，小镇上的人一致认为，科罗拉多河里有怪鱼，这些藏在河底的怪鱼，有时会杀人。

当地还有一个名人是小镇“首富”，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就叫他罗伯特吧，他在小镇上推销他的大力吸尘器，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了他的吸尘器。他通常带着他的助手咚咚咚来邻居家敲门，说有一种新发明的吸尘器吸力无比大，大到可以把倒在地毯上的一盆番茄酱吸得干干净净。他说，如果吸尘器吸不干净的话，他就趴在地上用嘴巴把地毯舔干净。说话间，他的助手就会高高举起一盆血红血红的番茄酱，大声说：“我倒了哟！我倒了哟！”准备倾倒在主人的客厅地毯上。通常主人都吓得心惊肉跳地说：“算了算了，我相信，我相信，只是别毁了我的地毯就行。”就买了罗伯特的大力吸尘器。

所以，在小镇上，罗伯特的吸尘器和“卟比”的抓鱼照是家喻户晓的。

布莱登说他31岁那年，带着他的印度尼西亚老婆从外面结婚旅行回来，回到他科罗拉多河畔的房子。没有想到，那年科罗拉多河泛滥，他的房子正好在河边上，完全遭了殃，整个底层都是漫过腰部的大水，汪洋一片。他和他夫人从二楼的窗户爬进去，然后试图从二楼的楼梯下去，吃惊地发现客厅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塘，更恐怖的是，水潭中有黑乎乎的一大团东西，看上去是一条巨大的鱼，正在来回不停地游动着。他跟他夫人说，科罗拉多河有吃人的怪鱼。他的夫人也吓坏了。他马上想起酒吧老板“卟比”，卟比有大鱼叉，还会抓鱼。于是，他们马上开车去找“卟比”。好久不见了，“卟比”热情地拥抱了他，胡子扎得他脸痛，听说有怪鱼，“卟比”超级兴奋，拿起自己生锈的大鱼叉就直奔布莱登家。

布莱登描述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卟比”从二楼的楼梯上举着鱼叉，猫着腰，一点一点地靠近一楼客厅的“水塘”，布莱登和他的夫人屏住呼吸在楼梯上瞪大了眼睛。“卟比”撸起裤管，半个身子浸在冰冷的科罗拉多河水中，他使尽全身的力气，把鱼叉高高举起，猛地向那条怪鱼投掷过去。布莱登说到这里的时候，喘了一口气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卟比”叉中了那条怪鱼，那条鱼在剧烈地翻动和挣扎的时候，他勇猛地扑了上去，抱着鱼在水中搏斗、翻滚，打得“水塘”狼藉一片，打得家里的家具四处漂流，浪花激荡。布莱登和他的印度尼西亚老婆站在楼梯上，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一会儿看见怪鱼翻动上来把“卟比”压在下面，一会儿看到“卟比”占了上风，把怪鱼死死卡在水里，真是一场生死大战。最后终于两样东西都不再挣扎，时间慢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卟比”慢慢直起身子，浑身湿淋淋地从水中站起来，他这辈子又战胜了一条巨大的杀手怪鱼。

布莱登老师描述这个故事时是如此投入，入定的眼神仿佛他还在那个现场，身体前倾着，挥舞着手势，甩动越来越散乱的头发，血管里的血液都涌到脸上，这已经完全不是优雅地推门而入说“Good——after——noon”的布莱登了，这仿佛是在和那条大鱼搏斗的“卟比”附体。

最后，他也终于平静下来说，好了好了，前面描述的只是“卟比”的想象，你们想知道此事真正的结局是什么吗？

我们再回到搏斗的那一刻，原来，“卟比”使尽全身的力气，把鱼叉高高举起，猛地掷了出去，那条鱼一点反应也没有，他们三个蹚水过去一看，哈哈，竟然是罗伯特的吸尘器在水里作怪！还记得那个小镇“首富”和他挨家挨户推销的吸尘器吗？原来，不知为何，吸尘器浸水后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吸力形成了巨大的漩涡，看上去像是有一条大鱼在客厅水塘里来回游动一样！

我坐在教室里，听完这个故事，看着筋疲力尽的布莱登，他似乎正酝酿着下一场演讲，这是“大战”之间的平静间隙，不知为何，我的脑子里面突然浮现出著名电影《大鱼》中的经典台词：“河里最大的鱼永远不会被人捉到。”

这段时间我搬离了玛丽·安家，住在伯克利山上，每天早上8：00左右，我背着电脑包徒步45分钟从接近山顶的地方下来，沿途是该地区最漂亮别致的山地别墅，以及旱季怒放的三角梅，还有无处不在的剑麻。

大约8：40，我从学校的北门步入校园，北门外的小超市门口，会遇见那个比雍正皇帝还勤奋的流浪汉，他顶着一头10年不洗的乱发，已经开始上班——摊着手向路人要钱。

接着，8：45路过主图书馆的草坪前，总是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长凳子上打电话，是布莱登，他悠然地跷着二郎腿，半靠在椅背上，背景是大图书馆的罗马柱，看上去他很享受这段通话时光。我跟他打了一声招呼，他捂住手机对我说，他正在和他的妻子通电话。每天早晨，从不间断。或许，暑假的时候，他的夫人回了印度尼西亚？我说，向你的妻子问候。他很高兴地说：我会转告。

3周的课程飞逝，最后一堂课是集体上台进行主题演讲，其实就是讲各类有趣幽默的故事。我讲了一个北京某奇怪的建筑被媒体曝光像一个男性器官，还有一个同学分享了《生活大爆炸》里面“谢耳朵”学中文那一段，他想和老板说：“陈皮在哪儿？陈皮在哪儿？”而他刚学一点汉语，估计是错把陈皮记成鼻涕了，所以老是说：“鼻涕在哪儿？鼻涕在哪儿？”

记得有一个美国同学，讲了一个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主持人问希拉里和特朗普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希拉里回答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们每个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都是不同的，每一个女性都有她独特的美，每一个女性都有展现她魅力的地方，无论是肤色、发色、种族，还是宗教信仰……后面轮到特朗普了，他只说了一句：我喜欢金发大胸白人美女。

一个加利福尼亚州女生说了一则趣闻，说“红脖子”迈克尔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分子，有一天他在树林里抓来一只野兔，高兴地对老婆说：“我们回家煮了吃吧！”老婆说：“锅是中国生产的。”迈克尔说：“那么，我们烤了吃吧！”老婆说：“点火用的打火机是中国生产的。”另外，她补充说：“烧烤用的设备也是中国生产的！”迈克尔大怒，一把把野兔扔了出去，那只野兔在空中画了个弧线安全落在草地上，它高兴得一蹦老高，举起右前爪，高呼：“新自由主义万岁！”

整堂课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后排的同学说好高兴，课程结束了，可以去洛杉矶好莱坞旅行了。笑完后，我发现全班只有布莱登老师一个人表情有点不同，他破例一本正经地站在讲坛后面，用他缓慢而卷舌的加利福尼亚口音说：“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的课结束了，我很伤感，我会很想念大家的。祝你们好运！”

我看到快乐的他，眼睛里第一次有一种忧伤，很明显的忧伤感。

看得出他是如此眷恋，甚至是迷恋伯克利的这个讲台，痴恋北美的“Tall Talk”文化，这位斯坦福的天才，酷爱天下的趣事，酷爱向人们讲述趣事。给各地学生讲授美国幽默文化课或许是他快乐的集大成，伯克利给他提供的似乎不仅仅是一个暑期授课工作，还是一个无比热情的舞台。

这个课堂凝结了他全部的心血、痴与爱。

记得那天课结束的时候，我找他合影时，我问他：“你平时都在哪里上课呢？”

他顿了一下，声音有点低，说：“我平时在索诺玛县的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我吃惊道。

他接着说：“我只是在暑假的时候，来伯克利给大学生们上3周或者是6周的暑期课。”

我问他：“你其实很喜欢在大学当老师是吗？”

他说：“是啊！我爱这里。”但是，他略带伤感的语调又出现了：“我不在伯克利任教，因为索诺玛的私立中学给我的几个孩子和妻子全都提供保险，而伯克利大学是公立的，则没有这些，那里的待遇要好很多。”

“面包有时候也很重要。”我同情地说。

他浅浅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

“人不总是都如意的。”

看着布莱登的米色身影在伯克利的主甬道上渐渐走远，消失，校园大钟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了。我不知怎的突然想起我的一位小学美术老师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但是，看到布莱登不知怎的我又想起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上，我想起了我安徽山里的一位小学老师。

他也和布莱登一样，曾经多么痴爱一件事。他影响了我。

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全名，好像是姓沈，就觉得他教我们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很大了。人不高，很敦实，皮肤黝黑。我们的那个小学在安徽的一座山里面，是挨着长江的一个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很多老师都是从上海下放来的，只有这个老师，听口音他好像是安徽本地人，因为他说“同学你们在干什么啊？”是这么说的：“藤血啊，革么斯啊？”说作业本涂得很黑很黑，他说：“喝七麻乌地。”

这位美术老师上课的特点就是撸着袖子在黑板上画呀画的，画得不好的地方，他就用袖子擦掉，一堂课下来，袖子都黑了。他说，同学们，今天我们画一个圆锥体，圆锥体怎么画呢，他就在黑板上吭哧吭哧先给大家画几个不同的圆锥体示范。他说，今天我们画一个房子，于是，他又在黑板上吭哧吭哧给大家画好几个房子。我们最喜欢美术课，因为不用背课文，不用动脑筋，而且没有作业，还可以胡乱画。通常我们在埋头画画的时候，一抬头，发现美术老师也在黑板上猛画，一堂课下来，整个黑板都被他的画给填满了。当时，我就想，他该有多喜欢画画啊！

由于学校里面缺老师，他还兼职教了一段时间的地理。地理课，他居然也是画呀画的，他最喜欢画地球，他一笔就可以画一个很圆很圆的大圆圈，他好像很陶醉于他可以一笔画得那么圆。有一堂课讲云，我记得他画了无数种云，我第一次发现云居然是那么多种多样。地理课上，只要是可以画的，他都会用粉笔在黑板上面解决。所以，别的课老师都是唾液横飞，面红耳赤的，而我们的课堂多数时间是静悄悄的，只有他的粉笔吱吱呀呀的，以及下面的窃窃私语。

学校里面多数老师都是有家室的，还有孩子也在我们学校里读书，只有沈老师老大了好像也没有老婆，一个人住在学校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宿舍里。记得，我们小小的学校只有门房老头和美术老师是住在学校的。他一个人住在学校破败的宿舍里面，有一次，我路过他的寝室，就在挨着一楼走廊的男厕所斜对面第三间，我探头往里面看了一眼，吓了一跳，这哪儿是个住的地方呀？乱得像一个仓库，到处都是画板、颜料和烟头。我想，他是怎么爬进自己的蚊帐的，至今都是一个谜。那时候，学校破楼的夏天很闷热，连个华生牌电扇也没有。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宿舍的窗户不知道被哪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用石头砸了一下，碎了一部分，但是居然没有掉下来，于是，他也不去换这块玻璃，他说他现在躺在床上，跷着腿，欣赏这片玻璃的破碎，这碎玻璃开片出去的纹路真的很好看。

那时候的美术期末考试，校方规定有一部分是美术常识问答题，由沈老师负责监考。他把考卷发下来后，就说，我出门溜达溜达去。然后，我们全都拿出美术课本，堂而皇之地大抄特抄起来。等我们抄好，他就踱着方步回来了。

每年春末，他跟我们说他下周要请一周的假，由某某老师来代课。我们都知道他是要参加某个考试，好像是去考安徽的一所美术院校。他说，如果他考上了，第二年就不能来教大家了。星期一的早上，我在上学路上居然撞见了他，他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那可能是他唯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可是，袖子还是有点粉笔灰遗迹导致的“喝七麻乌地”。他手里提了一个灰色的上海牌布口袋，神情严肃而紧张，步履匆匆，似乎根本没有看到我，直奔汽车站方向而去。那时候我们去省城的话，要先坐长途车翻山越岭到繁昌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去芜湖，再从芜湖坐车去合肥，绕得很。

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回来后，他总是在课堂上念叨：“如果我今年被录取了，下学期就不能来教你们了！”但是，下学期，下学期的下学期，他总还站在我们破败的小学教室的黑板前，用白粉笔吱呀吱呀画呀画的，他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所哪怕是三流的美术院校录取过。

但是，他的那份痴爱是那么深刻地影响了我。

我开始知道画画是一种很令人着迷的东西，而且人一旦有了很着迷的东西，你就不会感到孤独，不会感到害怕。

那些年我家里常常没有大人，妈妈在遥远的上海，我们一年见不上几面。父亲在一个船厂看大门，常常值通宵的夜班，姐姐在乡下的老家，家里到了晚上往往只有我一个人。我非常害怕一个人在家独自过夜，好多次，风把窗户猛烈地砸上的时候，我都会吓得跑出门，到外面无人的甬道上待很久。后来，我也学沈老师，一个人回到家，拿出纸笔，画啊画的，用水彩，用蜡笔，画了山水，画了云彩，画了猫狗，画了画报明星，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画了些啥，就这样度过很多难熬的时光，过了很久很久。那一刻，我忘记了妈妈不在身边的不如意，一个人的少年时光，忘记了夜晚的鬼怪，忘记了没有伙伴的孤独。

不知道为何在加利福尼亚看到布莱登老师，却想起这位沈老师，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道美术老师后来有无成家，他还画画吗？

我看到一张公之于众的明信片，是摩西写给一个日本青年的，上面有她画的一个谷仓和亲笔写的一段话：“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

早晨9点不到，空气中飘着一丝清冷，伯克利正从清晨的宁静中渐渐醒来。

清瘦的玛丽·安坐在一辆小车的后排中间，这是一位活泼健谈的79岁老太，她的边上分坐着朋友的两个孩子，琼斯在开车，他们赶去参加一个社区的活动。在伯克利大学城附近开车，是不会太快的，琼斯记得时速在35英里左右。前面就是一条宽阔的横马路，快到路口的时候，突然有一辆横向行驶的车右转，逆向冲向琼斯的车道，歪歪扭扭正面撞击过来。琼斯的车小，车体比较轻，当场被撞出马路，车子完全失控，轮子飞转，在地上翻了一个完整的跟头，等一切死寂下来，卡在位置上的琼斯惊吓坏了，以为自己要死了，等她发现自己还活着，赶忙去看两个孩子，她们好像都还可以，只是皮肉之伤，再去叫玛丽·安，发现她绑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整个头耷拉下来，脸部垂在胸口，“头像断了一样恐怖”，完全失去了意识。琼斯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眼前一片漆黑，她以为玛丽·安死了。他们从车子里爬出来的时候，发现车头完全撞瘪了，像被压缩或者是切掉了一样。救护车赶来后，玛丽·安被送往医院。医生发现玛丽·安的颈椎完全骨折，但动脉居然没有大破裂，她还活着，生命极度危险，于是，马上对她进行抢救。复杂的颈椎手术之后，她在医院昏睡了三天三夜，终于醒了过来，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我怎么在这里？”

现在，这位从“断头”车祸中幸存下来的玛丽·安老太太就坐在我的对面，头发枯槁，脸色如白纸的她正优雅地小口啜着咖啡，她是我的爱彼迎房东，一个快乐、豁达的单身老太，她邀请我共进晚餐。

看得出，她的脖子像被铁链锁住了一样，几乎不可以转动，所以，她起身去厨房拿碗碟的时候，走路姿势非常僵硬。“机器人的姿态，”她自我解嘲道，“我成机器人老太了。”

“后来那个车祸肇事的人去哪里了？”我问。她说：“他是一个白人酒鬼，早晨9点多就喝醉了，请注意不是晚上9点多，这是真正的酒鬼。”“车祸发生后，他驾车逃走了。后来，伯克利的警方根据录像找到了他，他现在在监狱里面。”

“我真是太幸运了，居然可以从这场车祸中活下来。你知道，我们两辆车是以35英里的时速正面撞击，那也就是70多英里的撞击速度，极度危险。当时我的脖子就折断了，居然没有大出血，我是不是太幸运了？”

我发现在讲述整个事情的过程中，她平静中透露着豁达和乐观，她觉得活下来就是很好的事情了。我没有听到她说太多责备那个酒鬼的话。

她说她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才恢复到现在这样，很长时间她都不可以做爱彼迎生意。最近两个月开始好转，而且脖子好像渐渐可以转动10到15度了，所以她又恢复了爱彼迎的经营。

作为一个79岁重伤恢复中的老太太，她每天在一台27英寸的白色苹果电脑前收发邮件和回复民宿客人的各种提问，比如附近有轻轨吗？比如走到伯克利大学需要多久？然后，颤巍巍地抱着床单、被套、浴巾走下楼梯，挺着僵硬的脖子，去洗涤、烘干，然后吸尘、清扫客人的房间，一丝不苟。我提出要帮助她的时候，她总是说，她完全可以胜任，这就好比是在锻炼身体，是恢复性治疗的一部分。

她这套纯木结构的房子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建筑风格，只有一层楼，3个卧室，外加一个大客厅和一个敞开式的厨房，布置了许多大幅浅绿色的抽象油画和粉色的地毯，墙上、地上都是几何形图案，这把所有屋子潜意识中联结在一起，显得年轻而生机勃勃，你如果不知道主人是谁的话，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房子。

所有的房间都有一个玻璃的天窗，所以我坐在客厅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瓦蓝瓦蓝的天空。楼梯下的半地下车库变成了工具间和洗衣间，那里停放着她的一辆躺车，也就是那种躺着骑的三个轮子的自行车，她车祸前常常在伯克利附近骑上一两个小时。

她好像没有丈夫，但是，客厅里面却有她的儿子和女儿的全家照片，唯独没有她丈夫的任何照片和一点点痕迹。在美国探询别人隐私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但是，我不是美国人，所以，还是可以充满中国人的好奇心。

隔天的早晨，在我去伯克利上学之前，她告诉我：“今晚我有几个朋友来家里参加聚会派对，你如果想来的话，一起来参加吧？”

傍晚，我偷懒，在街对面抱一个“美式意大利”比萨回家参加老太太家的聚餐，马修看到比萨，说：“玛丽·安，你现在也接受比萨这样的快餐了吗？”玛丽·安正在搞蔬果沙拉，她说：“当然，我已经不反对了。”我看看他们带来了什么，其实也比比萨好不了多少，面包、烤肉和几种叫不出来名字的酱。他们都说这个蔬果沙拉如何如何了得，里面是加利福尼亚当地的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蔬菜，我也频频点赞。但是，最后，我发现无数只手率先伸向了我的“美式意大利”比萨，结果比萨是最早被消灭掉的，这是偷懒的好处吗？哈哈。

当晚在座的马修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技术员，大家拿他最新的女朋友开涮，说他的女朋友太年轻了，他一点也不生气，毫不介意大家的“指责”，还大吃特吃我的“美式意大利”比萨。另外有一对很优雅的夫妻，其中的妻子在玛丽·安严重不能自理的时候，曾住她家照顾过她一阵子。还有一个英国佬，他常常说那里的天气、人和旧金山如何不一样，尽管他已经过来十多年了。

玛丽·安很开朗，喜欢说笑话。她说，前年投票的时候，她看到有一个“特朗普/彭斯”的牌子，前面的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突然回过头，对她说：“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特朗普原来姓彭斯！”

作为一个年近80的单身老太，她毫不介意拿男女问题开玩笑。吃甜点的时候，她问马修：“现在有两个选择，必须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马修说：“哪两个呢？”玛丽·安说：“第一个选择是修一条高速公路，从旧金山跨过太平洋到夏威夷。”马修说：“哇，那太难了，那么第二个选择呢？”“第二个选择是让你去了解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马修想了想回答说：“夫人，请问你要的高速公路是双车道还是单车道？”

马修后来告诉我，玛丽·安的前夫很多年前就和她离婚了，和一个有孩子的人结婚重组家庭，前些年，她的前夫也因癌症去世了，这段爱似乎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但是，玛丽·安和前夫后来再婚的家庭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她车祸期间，她前夫家庭的那个孩子还特地跑来看望她，送给她一件亲手绣的沙发巾。这份带一点点特别意味的亲情式友谊让玛丽·安十分欣慰，常常拿出来展示给她的客人们看。

我想一个女人可以和前夫新家庭的孩子建立友情，这得多大的一颗心啊，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以“开明人士”鲁迅的家庭为例，他的原配夫人想见一眼鲁迅后来的老婆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哪怕只是看一眼，都终生未能实现。

朋友聚会到10点多还没有散去，我因为第二天一早有课，所以早早地去睡了。晚上大概12点，我起夜时发现客厅的灯居然还亮着，透过门缝我看到玛丽·安居然没有睡觉，还在客厅翻阅她的手机，发短信。要知道，伯克利的夜是非常安静的，静谧得宛如住在森林的深处，这种静谧略带一点寂寥，甚至是寂寞。

我想，她这是要给自己所有的朋友都发完短信，说过晚安，才沉沉睡去吗？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之前，看到玛丽·安已经在客厅穿戴整齐，一件浅色的薄西装，脖子里特地系了一条彩色的高级围巾。我问她，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她说她上午有一个会议。“有一个会议？我没有听错吧？”“是的，我有一个会议，我去给别人做一个两个小时左右的培训讲座。”我问是哪一方面的，她说是设计心理学之类的。今天的客户是从圣何塞来的。她说，她以前就是做培训的，现在依然有一些人找她做一些培训工作。除了经营爱彼迎，这是她的另一份工作。我肃然起敬，我跟她说，在中国，七八十岁的老人，通常都是练练气功，在公园里下下棋吹吹牛，最多在家里烧个饭，很少还有正式工作的。她笑了笑，说，我完全可以啊！我很幸运，我还可以工作呀！我还可以身兼数职，对吗？然后，她慢慢地移动到大门口，缓缓地锁上门，扶着楼梯扶手，一点点小心翼翼挪下楼，走到甬道上，去等她的出租车了。

我后来渐渐发现，美国的老头老太都是打不死的“小强”，真的会有人干活干到死的那天！

现在想想，这些年长的打不死的“小强”都不是偶然出现的：山德士老哥60多岁重新创业，白胡子一大把，还开着老福特到处推销他的肯德基炸鸡配方；倔强的老头乔治·米歇尔，疯狂搞挖页岩油气技术，年近80时终于用水力压裂法提取石油获得成功，使得美国石油产量突然变成世界第一。甚至美国的大学终身教授也没有明确的退休年龄，只要有项目做，他们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路都走不动！还记得那个黑人老头摩根·弗里曼吗？他拍《惊天魔盗团2》的时候已经接近80岁了，如果不是性骚扰困扰，他估计90岁会有更大的成就。还有一个摩西奶奶，她是纽约州北部偏僻农村的主妇，这个“小强”77岁才开始作画，80岁到纽约举办个人农场画展，她说“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我看到一张公之于众的明信片，是摩西写给一个日本青年的，上面有她画的一个谷仓和亲笔写的一段话：“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

这是美国人让我最钦佩的事情，没有之一。

玛丽·安作为79岁的受重伤的老人，我在她家住的20多天内，她只麻烦过我一件事情——让我帮她拧开一个需要蛮力拧开的果酱瓶，事实上，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够打开这瓶子。由于无法开车，她很多事情都是靠步行完成。最近的“7-11”超市有一公里多远，一个午后，我看到甬道上有一个缓慢的身影在一点点挪动，推着一个购物小车，我仔细一看，是玛丽·安，她的小推车里面是爱彼迎常用的卷筒纸、沐浴露等生活用品。我说，你每次都自己去买吗？她总是说，这是很好的康复性运动啊！

她的精神和活力常让我感到吃惊。

从她家到伯克利大学的生命科学谷教学楼大约3公里，我早晨步行过去有点赶，就问她，能够借辆自行车吗？于是她说：“你跟我来！”

她摸着扶手一点点下楼去，来到工具房，在一堆杂物中，找到一辆山地自行车，只是轮胎都是瘪的。我打好气，发现后轮胎还是瘪的。她说，没有关系，我们来换胎。于是，她先东摸西摸，摸到一只自行车备胎，然后又找到一只撬外胎的扳手，她让我扶着轮子，慢慢地蹲下来，挺着僵硬的脖子，用力撬起外胎，帮我换起胎来。在幽暗的地下室里面，我看见她的肤色一点血色都没有，苍白苍白的。不过，我们忙了半天，也没有成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一位年近80的老太面无血色、直挺着脖子使出全身力气帮我换胎的样子着实震撼了我。

她只有一个地方是柔软而一点不像“小强”的。

我住在她家的第一个周五早晨，她好像有点兴奋，清晨就起来在厨房里忙活，她说她儿子今天要回来了。她还拿一块红砖放在客房的窗口支着窗，给房间通气，给卧室换上干净的床单，然后又把一双男士黑色拖鞋放在门口。

我很想知道他的儿子什么样，是不是和她一样瘦瘦小小的呢？

那是一个40岁左右、令人舒适的文艺酷叔，穿着水洗的牛仔裤，足有一米八四，脸上的神态和玛丽·安一样温和安详。他从波特兰开车过来。他的母亲受伤后，他一直坚持每一两个月过来看看她。他带着他的金毛爱犬，行车861公里回到伯克利，我去年开车经过这段路，这可是漫长而艰苦的经历。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到家后，带着他的狗到伯克利附近的公园里去跑步。第二天的晚餐我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我问玛丽·安，你儿子呢？她说看望他儿时的好朋友去了，因为他在这里长大，很多儿时的朋友都在这附近。

转眼到了星期天，陪母亲吃完早中饭，她儿子又要赶回波特兰去了，因为后天周一是要上班的。车已经泊在门口了，她儿子扶着她慢慢地走下楼梯，她一点点蹲下来抱着那条金毛的头，搂在怀里，那条金毛才两岁多，好活泼。然后她再仰起头抱抱她儿子的头，她被搂在高大儿子的怀里。上车后，狗也自动跳到后座上去了，车子在甬道上发动起来，她儿子说了声：“妈妈，保重！”车就开走了。狗从后车窗里面探出小半个脑袋，金色的毛被风吹动着，它向外张望着什么，很快，车子在树荫围合的甬道间，拐一个弯就不见了。我从客厅的玻璃窗看出去，看到她一直站在甬道上，久久地望着车子消失的地方，大概有10分钟，她才慢慢转过身，去抓楼梯扶手，一点点挪回来。我怕被她看见，马上抱起一本书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她回来，什么也没有说，又去看她的27英寸的苹果电脑去了。

一周后的某个傍晚，空气干燥，2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略带凉意，想想上海人正在38摄氏度的酷暑中热得口吐白沫，我卑鄙、暗自庆幸的幸福指数飙升得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

我在伯克利大学后山的别墅区山道上散步，迎面遇见一个亚洲面孔的老太太，擦肩而过的时候，她直接用中文说：“你好！”我一惊，这可是地道的北京口音！“侬好！”我回她一个地道的上海口音。

于是我们站在山路上攀谈起来。她说她老公原来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老师，现在退休了，移居加利福尼亚，因为他们的儿子也在旧金山湾区，这样和儿子住得近一点。加利福尼亚的房子好贵，于是他们卖了北京的公寓，凑了两处房子的钱，大约120万美元，打算在这里养老，说着，她指着她家的那栋房子，是地道的加利福尼亚山地风格的房子，深褐色的树皮状外立面看上去有些年代悠久，掩映在伯克利的山色之中，远处旧金山的海也能尽收眼底，一片墨色反射着落日的余晖，波光粼粼。

我们告别的时候，她突然说：你想不想来我家看昙花？我家的昙花开了。

我吃了一惊，在美国可以赏到昙花，这可是难得的境遇。说来惭愧，我在国内都没有看过呢。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她家门口的小院子里，果真有一盆大昙花，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昙花，原来叶子很大，黄蜡蜡的东一片、西一片，上面一片叶子还有虫斑，左边一片叶子都枯黄了，叶子如此横亘粗野，看上去全然不如牡丹、君子兰的叶子一样端庄整齐。但是，四朵大花却是开放得异常艳丽，宛如一个杧果大小的花筒，从原先的紧紧包裹着到层层怒放，20多片尖尖的花瓣，一层一层，一片一片，一重一重，绝美而妖娆。神奇的是，外面的花瓣是浅紫带粉色的，而最里面的花瓣却是洁白无瑕，既有雪的纯净，又有鹤的傲白。可惜这样的超然美物只能够开一个晚上，然后旋即合拢垂下老去，所以老美叫它“Night blooms（夜晚开花）”。

我不知道，这绝美的花为何只开放一个晚上，而牡丹花一开往往就是一个月。

昙花一年只为这一个晚上，她的绝美是不是因为她开放得极其短暂呢，是不是因为多数人都没有机缘欣赏到她的美呢？她这一个晚上又是为谁而开放呢？如果没有我来看她，她这一个晚上的生命意义何在呢？在东方，昙花是生命的象征，如人的短暂一生。

赏夜月美人，看见的是自己的生命，审美和哲学糅在了一处，无比愉悦而又极致悲哀。

北京老太的丈夫李教授也从屋里转出来，他正像保险推销员一样，打电话给他的儿子、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们都来看一眼昙花。但是儿子忙，尽管在湾区，也要明天才能赶来。“明天来，明天来，明天昙花就要闭上了！”李教授说的时候，眼睛看到别处去了。山那边，月亮升起来了，别有一番清韵。

赏昙花的时候，李教授又问了我一些国内的事情，看得出他人在美国，心却还在中国。我们站在院子里扯东扯西，北斗七星落下山头，转到一处高坡别墅房子下面去了。

我告辞出来。

走出院子，整个伯克利后山万籁俱寂，夜风拂过树林的声音一浪浪地传上来。

我慢慢地踱回住处，因为有月亮，外面的山路不算太黑，我又看见了那颗红色的火星，那颗在西点露营处看到的火星，让我想起了山上的看店人派特，不知道他此刻在忙什么。在后来的旅行中，渐渐地，我发现到哪里似乎都可以看到这颗橘红色的星星，除了位置高低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外，它在各地的天空都探着头。

此外，我也边走边搜索着夜空，希望可以看到一颗流星，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尾巴，划破天际，瞬间的光芒照亮天和地，然后归于无尽的黑暗之中。

流星只有几秒钟的生命，却要最后一次点亮沉默的大地。

我突然想到，流星不就是昙花吗？在极短的时间内，一定要燃烧尽生命的所有能量，玛丽·安老太也是如此吧。

都是瞬间、最后的绚烂。

瞬间也是一种永恒。

坐在那里，视野超越了旧金山的密密楼宇和遍地的房屋，越过附近的小镇、公路、田野、森林和山峦，山风吹过，我很享受这些。

我蜷成一团，像一具死尸一样，塞进两座汽车的后排行李厢。在这个和驾驶座位连在一起的幽闭小空间里，我能够感受到这辆迷你大众车在山地起伏的路上狂奔，猛转，上坡，下坡，遇红灯急停，半小时后，“死尸”在后面感到头晕、恶心，我忍不住探头问，什么时候能够到？

开车的美国大叔叫马丁，60多岁，目光炯炯，胡子拉碴，头发灰褐色，很凌乱，从后脑勺看去，很多头发粘在一起，估计有100天没有梳过头。他说，很快。

他要把我带到米尔伍德国家公园附近的一座山上，他说那里的风景是让你尖叫的美，叫“西点”，我可以露营在那里，或者住在那里的小木屋旅馆。因为他的副驾驶座位上还端坐着一位他的女性朋友，于是，我就只好蜷在狭小的行李厢里面。

马丁是我房东老太太的“活雷锋”朋友，他自愿开车从伯克利校园出发，送我去露营点度周末。

出发前，“活雷锋”马丁告诉我，他是一个会开搅拌混凝土车的老司机，年轻时经常操作巨人般的手臂混凝土车，那些混凝土车会咕嘟咕嘟疯狂地转动。蜷成一团的我在车厢后面剧烈晃动了几下，有些液体要晃出身体，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他的那些混凝土。

在房东家，他还告诉我，他的妻子七八年前和他离婚了，嫁给了同一条街上的另一个男人，只隔了几个街区。我当时忍不住，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那么说她改嫁给了你的邻居吗？”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思考了两秒钟，说：“也可以这么说。”

我终于忍不住在行李厢里大声说：“马丁，可以开慢点吗？”无数急转的山路再加上“VIP”座位，搞得我要吐了。

他说：“7点钟之前你要到达登山口，因为上山还要徒步一个小时，你需要天黑前赶到西点山上唯一的住宿点。”

说完，他又猛踩油门。

痛苦的这一刻，令我想起了他改嫁邻居的妻子。

我被放在一条登山小径的入口处。

从汽车行李厢里面爬出来，拉伸折叠过的四肢，感觉腿都不太麻利了，血液在身体内四处乱爬，局部肌肉有上过麻药的感觉。马丁说了一句：“玩得开心！”就开着车往伯克利去了。

背着双肩包，我看看远处青灰色的山峦，再看看天色，太阳早就在山那头了，最后一抹余晖还勉强在天上挂着。

山林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入口小径旁，贴了一张告示：“小心山狮！”一张凶猛的山狮手绘图，上面说这一地区有山狮出没，它们会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向人发起攻击，所以，请特别注意三点：一、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不要走远；二、徒步山林的时候发出声响以恐吓山狮；三、避免一个人徒步旅行。

我盯着第三条看了几遍，又看了看天色和自己的简单行囊，突然想起了《水浒传》中那个最著名的黄昏——“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官府的告示也提醒单身人士，不得过冈。此时和景阳冈的片段如此相似，一样的日落时分，一样的告示，但我不是武松，也没有棍子，我顿时一阵冷汗。

全速上山，天黑前赶到！我一路急走。

这一地区很久没有下雨了，草都是枯黄枯黄的，随着高度的增加，远处的旧金山湾区一点点清晰起来，尽收眼底。天边的云像飘浮的棉花毯子一样压在湾区附近的山峦上，那云是晚霞的玫红加上一点烟灰的黑色，好像葡萄酒沾到了尘土，我听说，那是优诗美地附近的山林大火数周不灭，导致烟灰飘浮在旧金山附近山峦的空中，形成了奇特而壮观的景象。

上山的土路好像没有尽头，拐了一个又一个弯，那最后一抹暗红也沉下去了，风渐渐大起来，气温在迅速垂直下降，我感到刚出的汗被冷却了，后背的T恤衫变得湿冷湿冷的，沾在后背和背包之间。

一阵风扫过丛林，我听到一阵树枝碰撞的声音，有山狮？我猛一回头，山林里面已经很暗很暗了，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

我加紧往山上赶路，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是山上小木屋的管理员Pat（派特）打来的，问：“天已经黑了，你到哪里了？”我说：“还在路上，不知道多久才能到。”说话间，我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坡上立着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从轮廓看，那是一座房子。

整个“西点”木屋客栈和周边的山峦一样黑黢黢的，几个面目不清的背包客在黑暗的露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聊着天，一阵山风刮过，木窗呼啦呼啦地被扯动着。

“你终于摸上来了啊！我们这里不通电，欢迎回到自然。”足有一米八五的派特一把握住我的手，这双手要比我的大一倍，而且很有力量，他手上提着打算给客人们送去的马灯。就着这点光线，我发现他戴着美国老人最常见的一副老式的金属框眼镜，头发灰白，脸上枯瘦，肚子很大，接近70岁的样子，但是，从头到尾，他都有点锁着眉头，脸上没有一丝神采，也没有一丝笑容。我想这是不是在山林里面待久了的原因。

我说，路上的标志显示这里有山狮出没，危险吗？有人被袭击吗？他说：“不用太担心，我在这里十多年了，也没有亲眼看到过山狮。只有一两次，在附近的山林里面，发现过山狮吃剩的一点野兔子的残骸。上个月，有人曾向警方报告，说发现一头山狮在圣马特奥某居民家后院散步，一大堆警察赶去抓住那只大动物，关押期间，可怜的山狮居然一直在流泪。”

木屋客栈的厨房点着大蜡烛，却有一个“通电”的画面——一对17岁左右，热恋中的少年男女，每过5分钟就当众亲一下嘴。

这是一家四口，一对中年父母和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他们是从旧金山附近来西点爬山野营的。爸爸下厨切面包和热肠，妈妈在备刀叉和餐盘，两个孩子啥也不干，他们双目对视放电，不一会儿就黏糊糊地拥在一起，“吧唧”“吧唧”亲两下嘴。原来，那个眉清目秀的男孩是他们家奥地利的远房亲戚，来加利福尼亚过暑假，一来二去，成了他家女儿的男朋友。于是一对热恋中的小兽，在父母面前上演少年的激情，父母好像也理解并且享受这一场景，受此感染，父亲还高兴地哼起了歌。我仿佛也曾有过17岁！在教室里日夜刷题，和前排的女生都没说过几句话，至于在父母面前和女孩子亲吻，这简直就是外星球事物。

木屋外面有个长廊，对着漆黑的山峦，坐在那里可以看星星。

一颗颗星星用微弱的光，凿开巨大的黑色宇宙幕布。

派特突然走过来，对我说：“你看到火星了吗？”

“火星？”

我跟他来到走廊外的空地上，他指着一颗位置不太高的橘红色星星说：“那是火星！”

“哇！火星！火星怎么这么亮？”我很诧异。

他说：“你运气很好！今年的七八月，是15年来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

火星看上去亮得像盏小灯，亮度超过周围所有的星星。这颗具有传奇色彩的星星突然离我这么近，我有点激动，因为记得上一次我看到它的时候，还是一个高中生。那年我参加天文大赛获奖，比赛后稀里糊涂参加了一个天文夏令营，扛着死沉死沉的望远镜去一处大山，看了三个晚上的星星。

现在，在加利福尼亚的夜空，它悬浮在那里，宛如一颗红宝石闪耀在黑色山峦上方，惊艳天地。

派特问我：“你知道火星人吗？”

我说：“我从前一直订阅一本叫《飞碟探索》的杂志，上面好像会说起。”

派特说：“‘勇气’号火星车拍了几张照片传回来，其中的一张，看起来是一个赤裸的火星女人站在岩石边，伸着胳膊，好像在等公交车。后来，‘好奇’号火星车又发回来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穿斗篷的女子，也伸着手，好像在看探测车一样，对了，她还有隆起的胸脯。”

我说：“为啥拍到的都是火星女人呢？”

派特说：“可能是凑巧吧。从很久以前，我就相信有火星人的存在。我甚至有几晚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有人声称在南美洲的某某沙漠里发现了火星人，那是身高仅15厘米的一具干尸，据说，那里还有火星人的卧室！说他们的身高才15厘米，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那时候想，不就是和一个大土豆一样大吗？！”

我哈哈大笑，声音飘荡在黑黢黢的山岭间。但是，派特的脸上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表情。

那颗神秘的星星突然离我这么近！

小时候，我和我爸抢着看那本风靡大街小巷的杂志——《飞碟探索》，说它是科幻杂志也好，胡编乱造杂志也罢，那时候的中国没有汽车，没有相亲节目秀，没有手机，没有奢侈品包包，没有美剧，大家都关心地球以外的生命，我们常常在夜晚用猎犬般的眼睛仔细搜索天空，希望能第一个看到不明飞行物。

那时候的星星和现在我在西点山上看到的一样亮。

户外的空地有一两处草地围栏，我和派特斜靠在栏杆上，眺望了很久。

他拿出他的苹果6手机，说：“有一个叫‘Star Walk’（星空漫步）的App，你知道吗？”

我说：“没有听说过，怎么用？”

他说着，打开Star Walk，对着夜空，哇！每一个星座都标注出来了，我被强烈震撼了！大熊座变成了一只大熊，每一颗星星都有它对应的天文学名称，以及它们的运行轨道。对着射手座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用星星连接的半人半马的射手奇伦，我想到了他的那句名言：再锋利的箭也会被软弱的心包容。他的身体化为无数的星星，形成了人马的形状。

我说：“让我来用一下！”我用手机对着北方的天空，找到了北极星，找到了W形状的仙后座，然后又找到了金星。

派特说：“你用手机对着地上看看！”

于是我拿着手机对着地面扫了一扫，发现基于GPS辨识的手机，照样会显示那些已经落下去的星座的名字。“我们把星星从地板下面挖出来了！哈哈。”

最让人赞叹的是，半空中有一颗中等亮度的星星，Star Walk显示它就是哈勃太空望远镜，它正展着太阳能双翼在空中移动。据说，只要一个多小时，它就会绕地球一圈。

派特说：“哈勃的太空照片你看过吗？有蟹状星云、奇怪的柱状星云，还有……”

我补充：“还有《指环王》中的索伦魔眼。”

但是，派特说：“伤心的是，哈勃就要坠毁了！”

“真的吗？”

“是的！”他说，“哈勃的轨道据说近年来越来越低了，最后会被地球吸下来。”

“这可是我今年听到的最伤感的事情！”

“是啊！！伟大的哈勃，将坠入大气层，烧成灰烬……”

星星做媒，我们在黑夜中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

等聊天结束，我发现前面的火星话题都只是这个神奇不通电的夜晚的铺垫而已。

我问派特，你为何在这家不通电的山林客栈？长期在这里工作，心情如何？

微弱的月色下，我依稀看到了他眼角宛如峡谷一样深的皱纹，他的眼神渐渐更忧郁起来，苍老的脸上在黑暗中浮现出一种不安定性。

他接着说了他的故事。

他说他曾经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很久都没有好，因为17岁那年，他参加了越战。

“这么说你是越战老兵？”我好奇地问。

“是的。”

他说：“1965年，那年我17岁，到达了越南的岘港。那时候的我很瘦，没有大肚腩。”他翻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已经严重褪色的彩色照片，年轻的他很阳光，瘦高瘦高的，面容清癯，穿着便装和当地人在岘港海边合影，还有一张是他在冲浪。

“岘港有漫长、迷人的海滩，那些海滩似乎没有尽头，我在休息天的时候会去美军基地附近的海滩冲浪。”我仔细看了看照片，当地越南人只到他的肩膀高度，就问他：“你有多高？”“我有一米八六。”“这个身高在越南人当中，绝对是鹤立鸡群！”他补充道：“但是，我的这个身高在打仗的时候不是优势，而是致命的问题，因为别人很远就可以判断出我是美国人，这样，我很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

“在岘港，发生了一件我终生都很悲伤而且无法摆脱的事情。

“当年，我在美国海军服役，负责开运输船，这艘船和当年诺曼底登陆用的登陆艇是一种型号，专门给海军陆战队运输各种补给品，这些补给品包括粮食、弹药、衣服等各类用品，我负责运输最多的是汽油，所以这艘船上焊了一个巨大的储油罐。

“越南河网密布，我们那里不是丛林山地，而是开阔的农田。越共游击队会在夜晚的时候出来活动，有时候会袭击运输小队。我的一些同事死在了偷袭活动中，有些区域非常危险。

“我的船常常会停靠在岘港郊外一个村庄码头，休息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村里的小男孩，那是一个12岁左右瘦瘦的男孩，黑黢黢的脸上有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细细的胳膊，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我常常跟他玩变戏法游戏，把糖变出来给他吃，我们成了好朋友，有时候还一起打闹，开开玩笑。后来我知道这个男孩是个孤儿，在村子里捡破烂为生。

“大概是来岘港一年多的一天，我正在河上执行运输汽油的任务，当时，这艘船上还有一支2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被运去岘港附近的小镇。船停靠在村口码头的时候，那个男孩突然跑过来说，前面河道里有水雷，你们当心一点。原来越共游击队在我们经常航行的河道上安置了一枚水雷。我们立即对河面进行了搜索，小心翼翼地检查了附近所有水域，发现主河道上有一个黑色的小小的悬浮物，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树枝或者垃圾，真的发现不了。这颗雷的威力据说可以炸掉一艘军舰，天！那个男孩救了我们的命！救了我们20多个人的命。

“可是不到一周，我再次开船停靠在这个村子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男孩不在那里了。问了很久，有一个村民偷偷告诉我，他被越共游击队枪毙了，因为他泄露了水雷的位置。我一时蒙在原地，头晕目眩。那个村民带我去河对面田野旁的乱坟堆旁，我看到那个男孩的尸体就那样暴露在热带高温下，正在迅速腐烂，细细的胳膊，黑黢黢的面孔，身上都是黑色的干枯的血迹。我想象他平时又蹦又跳的样子，当时就崩溃了，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绝望、窒息、抽搐的痛苦。

“战后，这件事情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一种恐惧、抑郁和不安的情绪长期困扰着我，让我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你知道我那个时候仅仅18岁。后来我被调离岘港的海军，到岘港的消防队又工作了一年零六个月，然后再回国。第3年，我回到了家乡，那个时候，美国全国就越战问题正在激烈地辩论，很多年轻人在准备奔赴战场，而对我来说，越战却已经结束了。

“回国后我一直去看心理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战争心理创伤，这种创伤甚至影响我后来的正常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在加利福尼亚认识了一位护士，我们相爱了，结了婚，有了家庭。现在即使已经过去50年了，我在经营这个山林里面的‘西点’木屋客栈，但是，身心依然是在恢复的过程中。不过，每次对人说起越战往事，比如像今晚这样，我都会觉得释放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心里好受一点点。”

听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抬起头，和这位老人一起继续看着黑黝黝的山，山在阴影里静谧着。

第二天早上，太阳从山那边升起来，天色呈现出一种迷人而深邃的幽蓝，我坐在走廊的木椅上，俯瞰整个旧金山湾区和附近山峦的风景。坐在那里，视野超越了旧金山的密密楼宇和遍地的房屋，越过附近的小镇、公路、田野、森林和山峦，山风吹过，我很享受这些。

一阵嗡嗡嗡的声音吸引了我，原来是一只彩色蜂鸟，正悬停在空中，啄食挂在走廊上的糖水瓶子。翅膀嗡嗡嗡疯狂地拍打着，难怪蜂鸟的英语叫“hummingbird”，然后倏地，才一秒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飞得好快的鸟！

派特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微焦的鸡蛋、一片土黄色的起司和面包。他说，送我一份免费的早饭。于是，我俩又坐在长廊那边聊起来了。

“我是1948年出生的，父亲是美国驻韩国的炮兵上校，二战后，他有很长时间驻扎在三八线附近，他的指挥部离北朝鲜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他一打开话匣子，就能说很久。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父亲的职责很大，当时，他曾经接到最高机密级的指令，说如果朝鲜军队再次撕毁停战协议，冲过三八线，他们就用原子弹把平壤从地球上抹掉！这是我的父亲在他晚年时亲口告诉我的，那时档案已经完全解禁了。这项空前绝后的决定据说在当时是绝对的机密，只有很少的人知道，父亲在朝鲜前线的军队职位非常重要，因为早期原子弹的使用，属于炮兵部队管理。”

话题不知不觉又转回了越南战争。他说美国当年陷入了一场愚蠢的战争，简直蠢透了！接着，他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观点：“那年，我们应该支持胡志明的！越南的政府非常腐败，而且没有战斗力。我们站错了边，导致我们在越南打了十余年的仗，花了无数的钱，死了五万多人，却没有任何成果，太愚蠢了。我们应该站在胡志明一边，就对了。”

我问：“如果有机会，你还想去越南看看吗？去岘港吗？”

他说：“会的！一定会的！有生之年，我会回到岘港，再去看看当年的那片土地。”

我说：“那么你为啥这些年都没有去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太多余钱了，因为我的老婆买了一辆特斯拉。”

“护士老婆吗？特斯拉？！哇——”

“是的，她退休以后只是待在家里，去年，她拿出几乎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新的特斯拉。所以，你看，我现在得努力地工作。我除了经营这个小木屋客栈外，还兼职做山林火警观察员，消防部门也发给我一点点的费用。等一会儿，我就要爬到附近那座山头上去看看附近哪里有火，如果看到了火，就马上报告，会来灭火的飞机。”

“你后悔给你老婆买特斯拉吗？”

“不，那是她应得的，她以前的工作太辛苦了。”他非常肯定地说。

我们说着这些家长里短的话的时候，天边烟灰色的云渐渐又厚重起来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这里的污染也很严重，一部分是山林大火燃烧的灰烬，由于不下雨，它们四处飘散，此外，还有一部分严重的污染物，你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我好奇地问：“哪里？”

“北京！我们这里70%的空气污染都来自北京，北京的污染飘过大气层，飘过大洋，直接就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头上！”

我听了哈哈笑了起来，这是我听过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笑完，我看看他的眼睛，不知道他是在说笑话，还是真的这么认为。

派特似乎被我的哈哈声感染了，没有一丝笑容和神采的脸上，也微微起了一点点涟漪，但表情依然严肃。

人生短暂，不做自己，去做别人，去随波逐流，这买卖也太不划算了！

第二天午后告别派特后，我站在西点山坡上，风吹过山峦，吹过我的脸颊，低矮的针叶林抖动着一身暗绿，浅灰色的云薄薄地压在天际。最后，再猛看两眼旧金山湾区的壮丽景色，努力把这份壮阔刻在大脑记忆沟里，这有点大麻瘾者在告别大麻前夜猛抽两口的意思。

背着包沿着土路摸下山后大约已经两点半了，根据派特的指引，沿一条小径前往缪尔森林国家公园。这条山沟里的小径蜿蜒而下，沿途都是参天的红杉树，加利福尼亚大旧金山地区沿太平洋一路北上到波特兰，遍布这样的巨大红杉树，动辄几百年的树龄。

下午4点多，我还没有到达预计中的国家公园。手绘地图上的线路弯弯曲曲的，本打算穿过一段密林山路，找到联结国家公园的小路，但是在一段林间小道上，忽然发现自己完全迷失了方向，再想用手机看谷歌地图，发现关键时候，手机T-mobile[1]没有信号了，手机就是这样不靠谱！我忽然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两样更不靠谱的东西：男人的嘴巴和女人的相片，瞬间，心也就平了。

四周都是参天大树遮蔽出来的幽暗。远远看见两条小路旁有块牌子，奔过去一瞅，指向的方向都是莫名其妙的小地名。

看了一下时间，已经5：10了，林子外面的天色还是很亮的，只是感觉到气温在急剧下降，背后刚才出的汗变得冰冷撩人，我知道这里夜晚的温度会在10摄氏度以下，我一件薄衣服是顶不住的，我开始发急，山林的出路在哪里？

有个被砍伐后的树桩子留在路边，估计树倒之前防止伤人，被人锯走了，我依稀知道看年轮可以判断方向，我从北面下来，知道北面有公路，于是我蹲在那里仔细地研究了半天年轮，发现多数圈圈都很均匀，往某个方向的年轮稍微阔一点点，但是，年轮阔的一面朝南还是朝北，我倒给忘记了，于是下意识地又去摸手机，摸到手里，发现一点信号都没有——这是一块石头。

又盲目地走了一阵子，我突然想起，刚才都是下坡路，那往坡上爬说不定会遇到公路，于是在一个岔路口找了一条蜿蜒往上的小路。

走着走着，林间的幽静被打破了，突然间我听到了汽车的声音，这温暖的声音啊，这比钢琴声还好听的汽车声音！我沿着声音的方向，一个劲地往上蹿，手都被树枝拉出血了，也不管不顾。

15分钟后，我终于出现在一条马路上。

马路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我在那里遇到一个工作人员，我问他：“有回旧金山的巴士吗？”他带我来到一张公共汽车时刻表前，研究了一下，说最后一班从斯丁森海滩开往市区方向的班车已经在5：15左右开走了。“这么早就没有公共交通了？”“你要知道，我们这里的公共交通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啊！”他调侃地说。“那么，我怎么才能回到伯克利啊？”我急了，这时候已经6点多了。他耸了耸肩：“或许你可以去马路上试试运气。”

6：20左右，我站在马路牙子上有些迟疑、有些害羞地向过往的车辆举起手，竖起大拇指。向高速行驶的、陌生的车辆招手，的确挺考量勇气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北美尝试在马路上搭车。

那些车都开得飞快，估计还没有看清楚我，没有减速，就迅速开走了。后来，我仔细观察了地貌，发现如果走到山坡的头上去等，那里汽车上来的速度相对要慢一点点，而且一路缓坡而上，或许可以看到我在这头害羞地挥手。

我不清楚开车的人会不会停下来，或者暮色四合的时候，看到有这么一个异国人在马路上挥手，会不会感到不安。我想起我很久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搭车》。那也是西部的某条公路上，一个司机正载着他的妻子在黑暗中行进，车载广播正在播放一条连环杀手的消息。不久，他看见一名女子拦车。一番犹豫过后，他搭载了这名女子。谁知这名司机正是广播中的连环杀手，熟睡中的妻子也不过是其又一名受害者……

终于有人停车了，居然是一辆小卡车，司机是一个男人，副驾驶的女人摇下车窗，我说：“你们可以带我去附近的小镇，或者任何能够叫到Uber的地方吗？”女人摇了摇头说：“你看我们只有两个位置，已经满了，你如果想坐的话，可以坐到后面的拖斗里去。”我看了看后面裸露的车斗，里面一堆杂物，想象了一下自己在山路上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双手紧紧捉住矮小的铁扶手的悲惨样，说：“那算了，谢谢哦。”

有一辆车看到我招手，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心中涌现一片温暖，正要迎上去，她却突然一脚油门，加速开走了，可能是最后一秒改变了主意。

连续好几辆车都过去了，失望让我变得有些担忧，抬头看天，天色正渐渐变暗。

突然，有一辆日式小车吱地停在了我面前，司机是一个和蔼的带一点点络腮胡子的年轻人，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要求，他把副驾驶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后面一扔，豪爽地说：“跳上来吧！”

他告诉我他叫戴维，他有家小的广告公司开在旧金山，客户是美术馆之类的，我说：“太巧了，我也是开广告公司的，我们是大同行呀。”他平时住在旧金山市区，他在斯丁森海滩附近买了个度假用的小别墅，所以，每个周末开车路过这个山区，然后去海滩附近的家。他说他很喜欢这里的风景，充满自然野趣，同时那个斯丁森海滩真是美爆了。听说我是一个自驾纵贯北美的中国人，他热情地问：“你想不想看一下斯丁森海滩的全貌？我带你去。”

于是，我们很快开上一个山坡，那里有一个突起的悬崖，是最佳的观景点。我下车后，发现风很大，这个悬崖高于海面大概90米，下面整个海湾的壮丽风景都尽收眼底。那无边的海墨蓝，在数公里长的海滩旁卷起一道白色的镶边，红顶、灰顶、白顶的小房子肩并肩挨在海滩附近，附近有一些小山环绕着。海浪拍打着悬崖的底部，我听到海鸥在嘎嘎地欢快地飞着。“快看！”戴维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悬崖下面白色的波浪中，有几只海豚在逐浪前行，它们时而欢快地跃出水面，时而排成一排，踏上波浪逆风而跳。看到海豚，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刚才差点迷失在森林里。

戴维最后把车停在斯丁森海滩小镇上，他说：“你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Uber回市区。”说着，他朝他家的方向开走了。

斯丁森海滩有一点点手机信号，依然没有Uber，这时我饥肠辘辘，肚子在咕噜咕噜叫，也顾不上其他的了，索性先去酒吧喝一杯，吃点东西，再想办法回去。

小镇酒吧里有个大黑胡子酒保，包个红色头巾像个海盗，他端上来一大盘清蒸青口贝，盘子有篮球这么大口径，青口贝个个肉头丰满、滑润细腻，蒸得白里透红，蘸上酱料，放入嘴里，细细地咀嚼，再配一口冰啤酒，瞬间，舌苔去了天堂！这时候我才有一点心情望着窗外小街的景色，不远的海浪声传来，海鸥在风中叫唤。这个面向太平洋的小镇，梦幻一样。

那么一大盘肉鼓鼓的青口贝，加上面包和两瓶冰啤酒下肚，我几乎是扶着墙走出酒吧的，略有一点点飘然地走向斯丁森海滩，步子走得有些歪斜，不知为何总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凌波微步，可能是酒后自我感觉良好，想起“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的描写，不觉有些神往。

天几乎黑了，最后一点点余晖也浸入大海。

那片海，有好长好长的海滩，贼鸥翅膀一动不动，从头顶迎风盘旋而下，冰冷的海水无休无止地翻滚着，一种雾气在远处生成，月亮升起来了，海滩上的人渐渐散去。

这个夏天的海如此冰冷，如此安静，与北野武《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一模一样的沉静和墨蓝，一模一样的凉意和白浪翻滚，只是没有执着在海边守候的贵子。

现在回到现实，要去镇口搭顺风车回伯克利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搭车的自信心变得满满的。很快就有一辆吉普车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一个快乐的高个子青年，他戴了一顶很潮的直角帽檐的运动帽，他转头的一瞬间，我惊喜地发现他长着一个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的脸。他告诉我他叫贾斯丁。我们一路往旧金山方向疾驰，每一个弯道，他都用一点点漂移技术，开得飞快，同时还和他邻座的黑人朋友开着玩笑，嘻嘻哈哈的。

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后，贾斯丁告诉我他的父母都是中国香港人，他们在他15岁的时候正式离婚，母亲离婚后就带他改嫁了一个老美。从此，他就搬来美国，一直和母亲、继父在索诺玛县居住。他的英语口音是非常地道的加利福尼亚口音。

我用英语问他：“你还会说广东话吗？”他说：“我现在说的机会很少，只有和在香港的父亲通电话的时候还说一点点广东话，而且，现在通电话频率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他说他在香港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来到美国后，和原来的生活几乎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继父待他还是不错的，他和母亲在家里也改说英语了。“我的广东话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很多词语渐渐都想不起来了。”说这话的时候，快乐的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往事，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他的经历好像那本风靡北美的漫画书《美生中国人》中的少年王谨，后者在听妈妈讲完“孟母三迁”的故事后，从住了9年的唐人街搬到了纯粹的白人社区。那里，他是唯一的华人，老师叫不准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朋友，受尽了欺负。更糟糕的是，他还爱上了一个白人女孩艾米莉，由于腼腆，他一看到艾米莉就口吃……不剧透了，故事撕开了这么一个残忍的现实，美生中国人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成了“夹心人”，美国人不认同他们是美国人，说他们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并不认同，甚至连中国话都渐渐忘记了。有时候，他们的确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其实，在我看来，管他什么人，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做一回自己吧！人生短暂，不做自己，去做别人，去随波逐流，这买卖也太不划算了！

贾斯丁把我放在缪尔谷的一个大超市门口，说这里可以打到Uber回伯克利，临别时，我改用中文和他说：“再见！”还用广东话说了句“多晒（多谢）”，他笑着从车窗里探出脑袋，用广东话说：“唔晒（不谢）！”

搭上Uber往伯克利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位署名为“FOB”（Fresh off the boat的缩写，指刚来美国的华人或移民）的人对《美生中国人》的评论：“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猴——就算生活在猩猩群里。”

注释：

[1]德国的一家跨国移动电话运营商。

可是吃有机食物，比较贵啊！谁不想吃呢。

加利福尼亚文化课上，米歇尔老师说到美食，她问：“你们知道伯克利最有名的餐厅吗？”下面人一片沉默，她又来了一句：“你们不知道潘尼斯之家这个餐厅吗？它可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餐厅啊！他们家的菜单每天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你每次去都可以吃上不同的菜。”

过了两天，我的房东玛丽·安在一次晚饭的时候，不知说到什么话题，她也提到了“潘尼斯之家”，她很骄傲地说：“那是全加利福尼亚排名第一的好餐厅啊！它用的食材全是有机的。”

幽默文化课的布莱登老师也对我说起“潘尼斯之家”，他说，奥巴马夫妇是这家餐厅的座上客，这个餐厅太神奇了，这可是全美排名前五的餐厅！

还有马修，也指着屋子的西北方向，就差咂吧嘴了。“那儿！伯克利校友爱丽丝·沃特斯创办的潘尼斯之家，吃客评价它为世界前20！”

他们是不是小地方的人爱吹大牛呢？

我特地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发现还真不是，上面清楚写着，2001年，美食杂志评选Chez Panisse（潘尼斯之家）为美国最佳餐厅。它被《餐厅》杂志评为世界前50名餐厅之一，2003年排名第12。

这么多人说起这家餐厅，我不去都有点对不起加利福尼亚人民、愧对江东父老的感觉，在我遇见下一个人说它是太阳系最棒的餐厅之前，我还是咬紧牙关，揣几百大洋，去一趟这家餐厅吧。

我忽然诡异地发现它中文名的谐音就是“盼你死！”，一家“盼你死”的健康餐厅。

从伯克利大学的西门走上20分钟不到，就看到一栋很普通的房子，门口立着一个老式的拱形入口，上面等宽的黑体字已经被太阳晒得褪色，淡淡的“CHEZ PANISSE”几个字，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这可是加利福尼亚的小小文化地标。多数人用完餐，抹好嘴后，都会和这个朴实的木质拱形入口合影。

由于一楼的预订需要提前一个月，我只订到了二楼的咖啡厅。一楼每天的菜单是不一样的，二楼则提供餐单式的点餐，菜单都标注有日期，菜色估计和厨师的心情有关吧。据说，克林顿夫妇来这里没有提前预订，只是临时兴起来用餐，所以也没有特殊待遇，他们和我一样没有预订到一楼的餐厅，也是在二楼的咖啡厅用餐的。

服务员和介绍的一样——笑容春风般洋溢，不知为何，我去的这天，餐厅里面用餐的很多都是银发老人，我坐在其中，居然显得很嫩！如果是在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我估计我会被拎起来给他们让座。

我点了一道詹姆斯牧场的羔羊腿肉。詹姆斯牧场是加利福尼亚北部一个优美迷人的牧场，水草丰美的牧场喂养的羊肯定肥，但也注定倒霉，命运有点悲惨，因为吃得好、养得棒、长得美，就要源源不断宰杀后被送到最好的餐厅，供人品尝，这个胎投得有点冤啊——红颜薄命吗？

我的詹姆斯羊腿肉应该是羔羊的前腿，因为通常羊的前腿用力小，后腿用力大，前腿肉质嫩，后腿肉质略紧，前腿口感好。此外，这道菜还配有法式土豆煎饼，外加菠菜，盘子边上有一勺红酒蘑菇酱。

这家“美国最佳餐厅”的菜单单词很多来自法语。创始人爱丽丝·沃特斯也说，潘尼斯之家是结合加利福尼亚本地食材的改良法国烹饪。

大概叫爱丽丝的都爱旅行吧，她本人年轻时到欧洲旅行，有两件小小的事情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土耳其，某个农民家门口，贫困的小男孩拿出他仅有的一块奶酪，给爱丽丝吃，那块小小的奶酪是如此可口，更赋予了其情感色彩，让她大为感动，这个孩子的分享精神影响了她的餐厅理念。

还有一件事情是，她游历巴黎期间，当时结识了几位厨师朋友，并得到一本很重要的“武林秘籍”——《法式烹饪大法》，她如获至宝。回国后，她在1971年创办了这家餐厅，希望把加利福尼亚最好的食材分享给她的顾客，并让人们感受到家庭般的用餐气氛。她提倡有机食物，她和大量的本地牧场、农庄、蔬菜种植户建立了友情。

美国是世界上吃垃圾食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爱丽丝公开呼吁克林顿夫妇在白宫开设有机菜园，推广健康饮食，可惜，克林顿因为忙于“拉链门”危机，没空采纳。

她接着又呼吁奥巴马夫妇，结果，居然成功说服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在白宫南草坪上开辟了一片菜园子，这就是著名的“白宫菜园”。这个102平方米的菜园，有55种有机蔬菜，还有两个养蜜蜂的蜂箱。奥巴马夫妇开始在全美推广有机食物和健康饮食，因为，在大家的成见中，美国人住得好，吃得糙，美国人体重超重情况严重，“大将军”处处可见，大约每4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体重过重的，而且是越穷越胖。迈阿密一个叫兰罗丝的中年女人，体重暴长到约286公斤，她16年足不出户。由于胖到找不到尺寸合适的衣服穿，她只能整天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宛如“赤膊巨人”一样，全由孩子们照顾她的饮食。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多香艳、多雷人。

白宫菜园的出现更像总统夫妇的一场行为艺术，呼唤美国底层劳动大众吃有机食物，甩掉一身肉。

可是吃有机食物，比较贵啊！谁不想吃呢。

奥巴马离任后，一度传闻特朗普要挥舞大铲子铲除这片菜园，最后还是在舆论声中保留了下来。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接管了白宫菜园，这位有史以来最美艳、最性感的美国第一夫人亲自操刀上阵，带着小朋友们去种菜，听起来像童话《巫婆种菜》中的情节，因为她戴墨镜穿名牌、鞋子干净洁白的样子大大地露了馅。美国吃瓜群众发现她的红色格子衬衫是欧洲某某奢侈品牌，售价高达138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农民半个月的收入！网上“全疤通红”的“拍砖党”纷纷蹦出来，说这是“种菜秀”，“装模作样，特朗普一家都是戏精！！”

夏天傍晚的太阳还斜在天上，热乎乎地从窗户外晒进来，布满整个餐桌，对面座位上的一位神态安详的银发老人，头发被阳光点亮了，熠熠生辉，他的眼神柔软地落在他的老伴身上，这一刻，老年时光的祥和、淡定，令人神往。

我最后点了一道甜点，红葡萄酒调出的蜜桃、草莓果冻，挖一勺子，放入口中，凉凉软软的，马上要化掉一样，草莓和蜜桃的甜被压抑了，然后一点点红酒味道从舌头下面溢出来，最后混合成一股美好的感觉在味蕾和舌苔间流淌。

从我个人来说，这道甜点是潘尼斯之家最棒的一道菜。

就主餐羊腿肉而言，固然鲜嫩，浇上去的红酒蘑菇酱汁的口感也不错，但是如果这种烹饪水平要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怕还是有些距离的。对来自有几千年烹饪历史的国家的我来说，这样的口感似乎太简朴了，烹饪的方法也是简约至极。

好在潘尼斯之家是一家重视食材胜过烹饪的餐厅——这是很好的借口，如果有食客如我一样地挑剔，就说，你看我们是重视食材的呀！

什么是我心目中最好的、魂牵梦萦的餐厅呢？

不是北京TRB这样的幽深胡同里面的一座寺庙改建的法式餐厅，那个餐厅更像是一个舞台；也不是新天地朗廷酒店里面米其林三星的唐阁粤菜馆，那一道三葱爆龙虾也的确征服过无数中外刁嘴；不是日本大阪排名第一的河豚馆，藏在一座江户时代的老宅子中，10种不同的河豚吃法，那只是精致无边；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城，藏汉杂居之地，一个破败的小街上一个不起眼的川菜馆子，那是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餐厅，而且不是之一，就是最好的。

那是15年前了，我和女友从四姑娘山下来，一路劳顿，摸到这个小店，只有20平方米大小，厨房就在入口处的一个玻璃隔间，看见厨师穿得猥琐不堪，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就点了一道川菜中最常见的鱼香肉丝、一道麻婆豆腐、一碟青菜、两碗大白米饭。由于店小，我就亲眼看见他在我面前起油锅，猥琐的神情变得专注，手势飞快，卤过的细肉飞进了锅子，飞东西的时候他居然翘着兰花指，一阵油烟吱吱升起，切好的黑木耳丝、胡萝卜丝，他手腕一翻就抖进去了，还没有看清手法，锅子就翻动起来，一团火一度升到头部这么高，白茫茫间，豆瓣酱、红泡椒、葱蒜不知都用什么打“暗器”的方法飞进去了，香气四溢。端上来的时候，一股鱼香味道强烈刺激着我的味蕾。一口下去，那个肉嫩，那个丝滑，嘴唇辣得发麻，麻后发抖，抖后发颤，再过一口四川盆地特产大白米做的饭，入口的香糯，和着辣、麻、酥，宛如把我带到了一个味觉的极乐世界。

那道麻婆豆腐也是神了，土黄色外一层包浆，伴着肉糜和辣椒酱，嫩得入口即化，麻、辣、烫、香、嫩、鲜六字全都有，我经不住诱惑，连吃几口，烫得直伸舌头散热。最后那碟青菜则起到中和前面刺激的作用，宛如一个过渡，用清苦、纯净来过滤前面的疯狂。

说这家小店是我的世界中最牛掰的餐厅，远超那些米其林餐厅，是因为它具备了四大王者品相。第一，每次脑子里面一想到这道菜，舌头边上就自动流口水，腮帮子起反应，经年不退，以至有上瘾的倾向，这牛掰不？有几家米其林餐厅可以做到这样呢？

其二，他家是最简单、最朴素、最通俗的家常菜，最普通的本地食材，不用“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般地去取特殊食材，这牛掰不？宛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一套朴实无华的长拳，打遍天下高手。

其三，价格仅21元人民币，鱼香肉丝12元，麻婆豆腐6元，青菜3元，米饭免费。尽管是10年前的价格，那也是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价格。

还有更关键的第四条，那顿饭有爱，中意的长发清癯女友坐在身旁，给她夹菜，看她吃麻婆豆腐的瞬间痛并快乐的表情，这饭要多香有多香。四大条件同时在一个时空里出现，那是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神仙境地，虫洞啊，一个再也无法回去的时空。

第二天回到伯克利校园，上课的时候，布莱登老师随口问了我一句：“去了潘尼斯之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能说什么呢，想了半天，挤出一个“excellent（很棒）！”，他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不可以说，和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烹饪王国来比，美国烹饪水平还是停留在石器时代，仿佛是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差距，以及中国乒乓球水平和美国乒乓球水平的差距，这也可能是美国极少数称不上帝国的地方吧。

也许，国人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吃上面，其他方面就弱了，宛如《天龙八部》里的薛神医，只顾学医，武功就不济了。

离校前的一天早晨，我最后一次跑步去学校，看见马路拐角处有一个中学，探着头往里面看了两眼，忽然发现这就是爱丽丝带孩子们种菜的地方。几处蔬菜园子的茄子长得圆头怪脑的，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叶子菜，在伯克利干爽的晨风中，蔫了吧唧。

“种有机的也不容易。”我嘟囔了一句，就跑过去了。

﹝图﹞ ■反对特朗普的人在纽约时代广场游行，说他是一个叛国者。

﹝图﹞ ■一位女作家平时做布鲁克林艺术街区的导游，她和淘宝卖家一样，希望我给她在猫途鹰网站上留一个五星好评。

﹝图﹞ ■伯克利大学老师“姐夫”正在上课，我在后排昏昏欲睡。

﹝图﹞ ■李教授家的昙花开了，可惜他的孩子们太忙，无法赶来欣赏，倒是便宜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