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第四夏 The Fourth Summer

4 第四夏 The Fourth Summer

如果美国警方跟踪我的轨迹，

会发现“困”每年夏天都像候鸟一样准时降临，

然后，东蹿西蹦，

行迹非常可疑。

他可能是太帅了，来哈佛读几天书也不得太平，他说他老婆专程从利马拍马赶到纽约，要和他一起过周末。我问，你们结婚多久了？他说很久了。我说，你老婆看来很爱你的。他笑着眨了眨眼睛。

2019年7月15日，我的第四个夏天，再次入境纽约。

海关一位面无表情的官员仔细翻看着我的护照，突然盯着我的眼睛，问：“你带了多少现金？”

我以前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迟疑地说：“一万多吧。”

“那你要去申报！”他警觉地看了我一眼，见我非常犹豫，安慰我，“不会没收你的钱的。”说着，他没收了我的护照，领我来到了一个大房间。那里有一堆亚非拉人民，填了表格，都翘首在等一个窗口叫号。

我坐在一个皮肤黝黑、精瘦的拉丁裔男子旁，他一直紧紧拽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蛇皮袋，里面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是啥，我揣摩是带到纽约来贩卖的东西，我以前的一个同学也干过这个。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那个窗口的海关人员一会儿不见了——我猜想是不是去解大号了，好久才回来。这样，大约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房间里的人渐渐稀少，最后只剩下几个人了。我突然听见窗口大喊“困！”“困！”，我扭头看看旁边的拉丁裔男子，他也扭头看看我，我突然明白，这是在叫我的名字，我的名“QUN”他们发音发成了“困”。我急急忙忙跑上去，“困来了！困来了！”

我离开大厅的时候，瞥见那个拉丁裔男子还紧紧拽着他的大蛇皮袋。

如果美国警方跟踪我的轨迹，会发现“困”每年夏天都像候鸟一样准时降临，然后，东蹿西蹦，行迹非常可疑。

7月21日，“困”带着他的神秘记事本，从纽约飞往波士顿。

背着那个陪我多年的滚石双肩包，我走进了哈佛的课堂。

继在西海岸伯克利读书之后，今年夏天，我打算再尝试一下东海岸的短期课程。

大约35个同学坐在位于哈佛广场旁一个大厦的二楼，这是哈佛的一个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我这样生有反骨的人的确是需要“继续教育”。环顾了一下这个班来自17个国家的同学，大家都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除美国各地的同学外，其中母语是西班牙语的较多。我后面那个洪都拉斯的老哥，讨论的时候一直说“佛姑丝”这个，“佛姑丝”那个，我冥思苦想“佛姑丝”是个什么东东，后来恍然大悟，原来就是“focus（聚焦）”。

这个管理课程，居然有一老一少两个老师在黑板前交替演讲。

老的叫约翰，有67岁往上，半头白发，说话中气略有不足，讲课温暾水一样，没有一点点抑扬顿挫，好像随时要吞服一片阿司匹林，但是年近七旬也不退休，精神可嘉。我暗地里觉得他像装病垂帘的司马懿，于是偷偷叫他约翰·司马懿；年轻的叫迈克尔，40岁上下，正值壮年，皮肤红通通的，冒着疙瘩，很谦逊，尽管没有气吞山河的演讲气场，但是很敬业，像是一个书呆子正在图书馆看书，突然被人拖出来，硬生生推上了讲台。

我想他们二人结伴在哈佛“打猎”是有原因的。说相声要两个人撑场子，唱二人转也是要两个人。一般来说，假如约翰·司马懿很能讲的话，如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吉米，是希望桌子旁边还坐着另外一个主持人，还是让他赶紧滚蛋呢？

我暗自推算，如果这里不是哈佛，而是“哈鲁”，大概没人会愿意花一笔不菲的钱，听他们两个在一堆图表前唠唠叨叨。那个约翰·司马懿还有一个特点，喜欢拿他20世纪90年代的管理案例来进行分析，这情况和我就读大学的情景很像。我原来讲授新闻采访的老师，总是讲述他“文化大革命”期间踩自行车当记者的老掉牙经验，我当时一个同学毒舌一句：老师丧失了学习能力，比男人丧失性功能还可怕。

课后难得清闲，在哈佛附近到处溜达是一件乐事。

从老校园出来，一拐弯就是神学街2号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口站着两个孤独而奇怪的中国石狮子。即使是暑假，里面还是人头攒动，全是查东亚资料的学生、学者。美国大学是很难读的，搞不好就让你挂科毕不了业，学生天天忙得像条狗。相比之下，内地某些文科院校则太轻松自在，个别简直就是一派秦淮歌声。

燕京图书馆是西方保存中国古籍最多的地方，据说，该馆受益于一位清朝的诗人戈鲲化，他是哈佛第一位中文老师。

1879年，这位特立独行的老兄在哈佛开堂教中文，他上课的时候头戴花翎，胸口是一团耀眼的刺绣白鹇补子，足登厚靴，着完整的清朝五品官的衣服。他会从《水浒传》的一章小说，或是苏东坡的一首古诗开始给美国学生授课。他上课的时候，在教室里昂头踱着大步，读诗的声音抑扬顿挫，这期间用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做解释，讲完课，一个深深的90度全场鞠躬，这个场景估计要雷死人不偿命的。略带戏精的老师，还是位诗人，把李白、杜甫之风带到了哈佛——他四处写诗会友，结交高士，受到了老师同学的一致喜爱。

可惜，这位五品大员老师，教了3年中文，就得肺炎遽然去世了（看来，在任何时代，肺炎都是冷血杀手）。

我在图书馆时获悉，如今，燕京图书馆5.3万卷中文善本特藏全部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看了，这意味着，中国学者不必买飞机票来哈佛求读纸质善本了，这也让不少大学老师失去了一次出差美国的借口，估计他们要口上称赞，心中暗骂燕京图书馆糊涂了。

燕京图书馆门口的布告栏宛如高级的小菜场，大家都来这里吆喝，做中国人的小生意。

我看到一个老外用2号中文字体，打印张贴了一张小广告：“英文学术文章润色服务，本人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长期旅居中国并担任大学老师，精通中文，可为高校老师、学者提供英文学术文章的润色服务，价格公道，保质保量。有意者微信联系。”

多事的我加了他的微信，他叫彼得，是一个美国小伙，朋友圈里晒了张新婚照，他比他新婚的中国老婆足足高出两个头。时下，他好像正忙于在美国各大学搞推广会，疯狂地推广他的润色服务——看来给中国学生润色论文，是一门很大的生意！但是，隐隐地，这个让我想起了《围城》中的方鸿渐通过报纸中介广告，从那位爱尔兰老兄那儿搞来“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的情节。

上课的最后一天，那个看上去中气不足的约翰·司马懿老师突然给我们看了一个“中气很足”的东西，让我对他肃然起敬，推翻了我对他的所有成见。

这堂课讲到人的自我管理，他用PPT放了他的一张人生清单，这张清单上标注着他的所有目标，其中定期目标是：1.每周坚持练瑜伽、网球和健身；2.成为“ASC Board”（美国细胞病理协会）的志愿者；3.帮助“卢旺达基金会”，支持1994年卢旺达图西人种族灭绝中被强奸妇女生出的孩子的教育，宣传反对种族灭绝和性侵，每年参与3次资金的筹措；4.每年尝试挑战一个新的事物，如在波士顿大学教学；5.一年读30本书。

一个67岁的教授要干这么多事情？

这个气色不佳的司马懿让我注目，果然有司马懿的性格：隐忍，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石破天惊！

我想如果是中国的一个大约67岁的退休教授会干什么，多数是不是回家弄弄花草，看看养生书，带带孙子？这个约翰老先生看上去血脉不旺，身体估计也不会太好，但是目前还是一家诺夫勒斯医药咨询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同时在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两所大学任客座教授、指导。

近距离观察美国的教育，类似“美国高考”的一项必考内容就有在中学时代做义工或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一来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心，二来永远去尝试新鲜事物。这种思维影响了很多人的一辈子。这位客座教授约翰·司马懿，退休年龄仍在积极帮助卢旺达难民，热心社会公益，尝试新鲜事物，好像一切和年龄无关，这在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人身上似乎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轨迹。

联想起我日前遇到的一个叫杰西的法裔美国朋友，好像也是这样的人。他见我的第一面，就和我说中文“你好！”，然后用奇怪发音的中文和我攀谈起来，让我吃了一惊。原来，他在弗吉尼亚的熊猫快餐当经理，平时学习一点中文。我和他吃饭期间，我们旁边当时还坐着一位聋哑女士，他马上又用手语和她上下比画起来。他跟我说，他的父亲老家在法国西班牙的边境，但他出生在美国，母语是英语和法语，但同时他还会西班牙语和德语。

我问杰西：“你在什么学校学习的中文？”他说他全都是自学，几门外语都是在网上学的。他说，熊猫快餐的工作非常繁重，他经常替同事加班到深夜。但是，在此期间，他还写了一本长达几十万字的科幻小说，打算今年出版。为了出版的事情，他自己组织了发行小组，目前在网上已完成了一两千本的订购。他说，他的目标是尝试成为职业科幻作家，尽管目前在餐厅打工，一旦时机成熟，他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听说我来自中国，他说他读过刘慈欣的《三体》，他希望有一天中国人也可以看到他杰西写的科幻小说。

美国充满了尝试新事物的人。

哈佛上课最好的地方，是每过30分钟左右，就强迫我们和陌生人进行分组讨论，根据上课讲义，解决同学们自己手上的头疼问题，所以，没花多久，大家都相互熟悉了。

这个班一半是公司出钱来深造的，一半是自掏腰包来的。这些同学看来都是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没有一个肥头大耳的，不少还挺帅，这让我很吃惊。有一刻，我会自卑地觉得自己是坐在一堆战狼中的一条“中华田园犬”。

我左边的同学是一个身高一米八八左右的金发男子，佐治亚州人，长得有点像年轻版的布拉德·皮特，穿着笔挺的细条纹白衬衫，我侧眼望去，胸肌鼓鼓的；右侧一个黑头发的哥斯达黎加帅哥叫约瑟，大大的酒窝，眼神有点基努·里维斯的犀利。

最可怕的是，第一排坐了一个秘鲁的同学艾力奥，人很高，穿着白色的衬衫，他的黑色头发梳得很齐整，带一点点小波浪，配上暗红框的板材眼镜，活脱儿就是克里斯托弗·里夫扮演的超人！

我问艾力奥：“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超人？”

他说：“很多人说！不过我觉得做超人扮演者没有啥好的，一个超人演员晚年变成了痴呆症患者了，口水都控制不住；还有一个超人扮演者从马上摔下来，瘫了半辈子，我希望我不是他们。”

我笑了，又问：“你的漂亮的超人眼镜在哪里买的？”他说：“在秘鲁。”我说：“你可以给我戴一下吗？”我戴了下，大家都说好，我问：“贵不贵？”他说：“还可以，需要的话，我可以从利马给你买。”

“利马？”这是地球上离中国最远的首都了吧，我想，拿着超人的眼镜翻看了一下，说，“好像不用秘鲁代买了，因为上面极小的小字写着：中国制造。”我拿出万能的淘宝，用图片扫了一扫，淘宝在哈佛大学的Wi-Fi帮助下，两秒钟就找到了。

我说：“只要79元人民币，就可拥有一副秘鲁超人的眼镜！”艾力奥笑歪了。

我问秘鲁超人，你在利马做什么生意？他说他是迅达电梯的总代理。我说，利马有很多高楼吗？他说，好像不是特别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在一个高楼不多的地方卖电梯，还跑到哈佛来学管理。

他可能是太帅了，来哈佛读几天书也不得太平，他说他老婆专程从利马拍马赶到纽约，要和他一起过周末。我问，你们结婚多久了？他说很久了。我说，你老婆看来很爱你的。他笑着眨了眨眼睛。

中午休息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有着大酒窝的约瑟说给我们大家品尝一个东西。

他从教室茶歇厅的冰箱里取出十多瓶彩色的啤酒。原来，他是一个狂热的啤酒制造商，自己酿制、自己灌装、自己推销，他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有自己的啤酒品牌“35”，不知道为何叫35，是不是他35岁的时候开设的？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啤酒瓶子，有粉色、绿色、蓝色各种款式，他说：“粉色檀巴尔！这是圣何塞女孩子都爱点的啤酒。”

于是，课间休息变成了一个啤酒试品会，我们啜着啤酒，聊起了天。

约瑟有着南美人的热情奔放。当着所有人，他给我看了一张手机里的照片，是一个大鼻子年轻男人怀里搂着一个婴儿。

“谁的孩子？”我问。

他说：“我的女儿，一岁，很可爱吧！”

我看了一眼照片里的那个大鼻子，好奇地问：“这是你男朋友？你是同志？”

“不，不！”他爆发出一阵阵抽动的大笑，“他是我的好朋友，读书期间，我委托他去看看我的女儿。”

我说：“看不出来，你已经结婚了。”

“不！我没有结婚。”

我头晕了。

约瑟接着说：“去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才相处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她怀孕了，她要把孩子生下来。我说，我还不想结婚。她说，她想要这个孩子。我说，好吧，就生下来，但是我不想结婚。”

说这个的时候，那些品啤酒的同学都围拢过来看手机上他孩子的照片。

约瑟接着说：“我后来给她租了个房子，现在她和孩子住在外面。”

“你们不住在一起？”我确认了一下。

“对！她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地方，这样我过去看孩子也方便。”

“你不打算和她结婚？”我好奇地问。

“是的。我目前不想和任何女孩子结婚。”

“你喜欢自由，这样还可以交其他女朋友，对吧？”

大家明白了我的问题，都哄的一声笑了起来。

他很淡定地看了看我，很确定地说：“当然。”

那一刻，我想，来这里读书的人，看来都有一肚子的故事。

课程快结束的那个傍晚，波士顿的太阳挣扎着还没有落下去，空气被余晖加热得有一些干热。我们一群同学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个屋顶酒吧喝酒。

“秘鲁超人”艾力奥忽然和我说起了马丘比丘，我想起我的大女儿卓尔小的时候有一个玩具地球仪，上面的南美洲只有一个旅游景点，就是马丘比丘。我经常猛地旋转一下地球仪，然后考她：“告诉爸爸，马丘比丘在哪里？”

艾力奥告诉我，从他的老家利马先坐飞机到达一个地方，然后从这个地方坐火车去马丘比丘，路途遥远。我问：“印加帝国为何要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荒山上建一座巨大的城堡？”我希望他能够以秘鲁人的答案回复我，但是，他笑眯眯地回答我：“你应该自己去看看。”我想，这大概就是秘鲁的国家广告！

一个叫拉瑞的美女同学坐在我对面，她是热情洋溢的土耳其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很干练，现定居德国柏林，任一家五百强企业的市场经理。估计已经喝了许多酒，她的脸有些泛红，然后，她脱去了外衣，我发现她有傲人的胸部，挺拔如夏初怒放的绣球花，我都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她说她去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旅行，还去过南非和韩国，但是她在柏林找不到丈夫。这样好的职业，这样美丽的脸蛋，这样闪闪发光的胸脯，这么强的能力，为何却没有男朋友？三杯下肚，她说她性格太像男人了，个性厉害得雷霆万钧，男人最后都被她吓跑了。

她说她是一个执行力特强的人，有着说走就走的性格。

“下一站去哪里旅行呢？”“中国，上海。”

我说：“太好了，说不定，在上海可以遇见你的另一半！”说完，我发现自己是在瞎说，因为我想起来，其实，上海很多厉害的姑娘也一样找不到男朋友。

从酒吧出来，哈佛广场这里永远有人在发传单和宣讲。

这天晚上，一个穿橘色的西装、橘色的西装短裤，戴着橘色尖尖帽子的瘦高中年男子，拿着一支白色的廉价塑料话筒，一只脚站在花坛的台阶上，一只脚站在台阶下，满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喉结一上一下的，声音极大，声嘶力竭，感觉是在发表一场激动人心的广场演讲。他的口水飞得“远开八只脚”（沪语），有一米开外。他好像在讲动物保护之类的话题，是要保护美国的犀牛吗？美国好像没有犀牛。由于口水喷得太厉害，而且手舞足蹈，行走路过的人们避之不及，纷纷绕行。远处花坛那里，音乐大作，来自美国各地的爱好者，正在进行一场广场莎萨舞蹈大会。

这场演讲，只有两个听众，我和一个老太太。我俩并肩站在离他一米五左右的地方，远离口水，试图搞清他在说啥子东西。

听了很久，老太太向我摇了摇了头，眨眨眼睛，说，他嗑药了。

于是，我俩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回家了。

“是豪门就可以进哈佛，那也太没有公平可言了吧？！这对亚洲学生不公平！因为这只丑恶的无形的手，搞得亚洲学生录取率很低，如果没有歧视，哈佛会像伯克利，亚裔将达到40%！”

前排座位上有一个棕色长波浪头发的姑娘把头扭过来，我以为她要和我组队相互介绍对方，刚要说“嘿”，但她的头转了45度就停止了，哦，她是选中了我左边一头温软金发、眼睛大而明亮的佐治亚州高个子帅哥，他们马上热情地“嘿！”“嘿！”地攀谈起来。

刚才约翰·司马懿老师说，你们随机找一个同学，相互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等会儿分别介绍对方。我环顾了一下左右，发现多数人都找到了伴，只有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上，那个后脑勺扎了一个辫子，消瘦的小个子亚洲男子还一时没有搭子，于是我走上去，拍了他一下，说：“嘿！”

说了两句英语，发现鲁道夫的口音很熟悉，于是，我改口问：“你会说中文吗？”他说：“我是湖北人，定居休斯敦20多年了，是一家IT公司的会计经理。”在一堆美国人、拉丁美洲人、德国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当中，突然听到普通话，我顿生亲切感。

课间休息，金黄色的蛋挞热腾腾摆在茶歇间的桌子上，美式咖啡的香味钻入鼻孔，我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

这次我仔细观察了鲁道夫，他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分头梳得很整齐，面孔消瘦，黑眼珠子有点暴突出来，额头上布着两条青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甲亢。他上身穿着长袖的深色衬衫，最上面一粒纽子居然扣着，下身是牛仔裤。他说自己在新奥尔良大学学的会计，但并不喜欢，他本人热爱哲学和政治。在得克萨斯州打工很久，后来留在那里工作。我问：“得克萨斯的天气是不是很好？”他说：“糟透了！太干。门窗要关好。有一天，一只蚂蚁爬进来，咬了我一口，结果，整个手臂都肿得像一节藕，许久才消退。”

傍晚，照例是活跃的哥斯达黎加大哥约瑟召集大家去边上屋顶酒吧喝啤酒，看得出他在老家应该是一个意见领袖。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在哈佛广场旁边的小街上。

哥斯达黎加大哥他们都说西班牙语，我和鲁道夫两个说汉语的人坐在这群拉美人当中，像是两只山蛙坐在一群田蛙当中。说西班牙语的同学有个特点，就是每5钟就会爆笑一次，他们的基因里面好像安装了笑的定时器。我们则看上去过分现实而忧郁。

对饮着啤酒，我问鲁道夫：“你怎么起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我读书时喜欢哲学，尼采、叔本华、黑格尔、海德格尔都是德国人，而我中文又姓鲁，就改了一个德国式的名字鲁道夫，算是向他们致敬！”

“你家是怎么来的美国？”

“我的母亲死得比较早，1988年就走了。父亲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国内最早一批读生物学的，他一个人先申请去了宾夕法尼亚州，10岁那年我才被接过来。父亲续弦了当地的一位大龄北京姑娘，后来定居得克萨斯。”

鲁道夫喝酒很厉害，咕咚咕咚两大杯下去，眼珠子就更突出了，话匣子也打开了。

他说：“我后妈就是那个大龄的北京姑娘，她嫁给我爸的时候35岁了，她对我要求很严格，我挺反感她的。从见她的第一天起，我一直喊她阿姨，因为这个，我爸曾骂过我、揍过我，让我改口，我咬紧牙就是不改。”

“你够犟的啊！”

“妈只能有一个吧！我妈在国内病重临死时，把她那些年攒的2700多块钱，都偷偷写了我的名字存起来，交给外婆，她知道我爸可能要另娶。她死得太早了，才29岁。她临死时对我说，她对不起我。”说到这里，他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一个扣子。

我唏嘘了一番。我觉得他毕竟是学会计的，数字记得那么牢。

我们碰了杯子，又咕咚咕咚喝了好些。

喝到七八点钟，桌子上堆满了酒瓶子，我们话锋一转，聊起哈佛大学了。

我问他：“你怎么报了这个管理课程班？”他说：“我工作年限比较长了，这是公司的奖励。”他没有问：“你呢？”我自说自话：“我来体验一下哈佛的读书氛围。”

“我们也只能来读读课程班，哈佛的本科可不是普通人可以读的！”他说，“进哈佛也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我很好奇：“此话怎讲？”他的眼珠子往外面鼓了一鼓，说：“如果你家超级有钱，孩子读书脑子还够用的话，就可以塞进哈佛！”

“塞进哈佛？！”我怀疑我的耳朵，“塞进”二字以前在内地好像挺流行的。

“哈佛大学是超级玩家俱乐部啊。录取标准一直是一个秘密，比外星人还神秘。校长每年有一张Z-LIST名单，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是给学校捐钱的大佬或者有来头的大靠山。只要孩子的成绩勉强还可以，VIP的绿色通道将向他们开放。奥巴马的女儿就是这样被录取的，你觉得她可以考取哈佛吗？！”

“但是，哈佛不也录取很多贫困生吗？我看到一个材料，说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在饭店洗盘子、做小丑，后来被录取了。哈佛说是看中他成长为小丑领班，坚持干一件小事情——这对穷人还是挺公平的啊！”

“这些事例并不能掩盖超级玩家子女被塞进哈佛的现实吧。举个例子吧，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就是他的纽约地产商爸爸向哈佛捐赠了250万美元，这个成绩平平的人也进了哈佛；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都是被他们那个父亲运作进哈佛的，在此之前，他们父亲已经硬生生把约翰塞进了普林斯顿。”

“这毕竟是少数吧。《风雨哈佛路》的莉斯·默里出身吸毒和艾滋病家庭，到处流浪完成了中学学业，不也进了哈佛吗？”

“哈佛录取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国王。”鲁道夫额头的青筋有点跳动的感觉。

“什么意思？”我好奇地问。

“他们都爱听动人的故事。如果故事像莉斯·默里一样跌宕起伏，能够赚取录取官员的眼泪，那也是一条入哈佛的捷径。但是对多数普通家庭的优等生来说，没有那么多故事啊！”

“比尔·盖茨是以SAT（相当于美国高考）成绩接近满分进哈佛的，扎克伯格也是高分进入哈佛的，这说明哈佛还是非常看重学术成绩的，这算相对公平吧。”

“你不在美国！你不太懂！高分的学生太多了，每年有几万名学生报考哈佛，而哈佛只录取2000名，除了看成绩外，再看你的课外社会活动、爱好、家庭背景、性格等等，这当中就有运作的空间了！”

“哈佛一直把学霸、豪门、理想家、生意狂都搅在一锅乱炖，这个搅拌乱炖的办学思路，我觉得挺牛啊。”我反驳他。

“是豪门就可以进哈佛，那也太没有公平可言了吧？！这对亚洲学生不公平！因为这只丑恶的无形的手，搞得亚洲学生录取率很低，如果没有歧视，哈佛会像伯克利，亚裔将达到40%！”鲁道夫眼睛看着我，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我被他冲得够呛。

“如果那么多亚裔在哈佛，哈佛还是哈佛吗？”我突然很后悔说出这么一句话。

“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都歧视亚洲人！！！”说到这里，鲁道夫特别激动，几乎要跳起来了，黑眼珠子突出到眼白外面一样，我能感受到他的愤怒。他当年报考大学的时候是否受到了此类的挫折，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应该进常春藤或者排名前20的大学？但现实是，他却被迫在南方到处都是橡胶园的乡野之地，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大学耗费了青春。

他的嘴巴接着开机关枪：“如果你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又是一个亚裔，你想进哈佛的话，×！那么你只有优秀到完美，优秀到招生官员看到你的材料想哭，优秀到可能被上帝招去的地步！！”

说到这里，我发现鲁道夫有种控制不住的激动，让我害怕。

旁边的“超人”艾力奥同学看到这个场面，连忙举着酒杯探过身子来，说：“什么事情这么兴奋？你们说的话好快，完全不可以理解，哈哈，来来，让我们为了健康，干杯吧！”

我猛喝两口苦涩的啤酒，终于把这个沉重的话题翻页了。

太阳落山了，一群人在屋顶上唱起了西班牙歌曲《罗萨》（“Rossa”），轮到我完全听不懂了。我用手机音乐捕获这首歌，想大概明白他们在唱什么，西中对照，里面的一句“今天把心放下，什么也不想”，这不是给今天的我写的嘛！

黑色的天空笼罩下来，黄色的灯光慢慢变亮了。

一群人又无边地闲聊起来，说课程结束后，大家去哪里玩，去做什么。

艾力奥说上完课后要继续在波士顿进修。大家笑他，你都哈佛进修完了，再去进修啥呀？他超人一样的脸庞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约瑟说要回去忙他的啤酒生意，同时，他要抱抱他的孩子。

还有一个说要等他的妻子从纽约过来，一起去附近的鳕鱼角玩。

后来说起了缅因州。

鲁道夫的气好像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缅因的夏天，海边很舒服，据说，岛上有些漂亮的避暑房子，还可以坐老式的帆船出海钓龙虾。”

我说我后面几天就要去缅因州，因为想去心目中的老怪物——斯蒂芬·金的老家转转。

鲁道夫说：“这么巧，我也要去缅因州。”

约瑟听后插了一句，说：“你们可以租辆车结伴去呀！”

我看了一眼倔强偏执的鲁道夫和他微微凸起的眼珠子，心里不太乐意——我们才刚刚结束争执呢！

倒是鲁道夫满不在乎刚才的争执，他已经平静下来，看样子他经常和人这样。他说：“我们一起走吧，二人分担租车费用，会便宜一半。”

到底是会计经理，就是会算。我看了看他，说：“那……好吧。”说完这句话，我看了看鲁道夫的额头，看见他的眼睛里透着某种厉害的光，我心里隐约有些后悔。

“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天上的鸟，有的鸟在天上高高地飞着，有的鸟运气不好，跌落在地面上，但从本质上，我们都是天上的鸟。你明白吗？”

那辆旋转着刺眼灯光的警车停下来时，我就该引起注意。

但是，我没有。

黑暗中，足足高我一头的警察走向我，命令我双手高举过头顶，然后他的两只手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摸了几把，把我口袋里的纸币、卡包、餐巾纸全部掏了出来，一件一件仔细地检查，看完后又塞了回去，然后，把我的双手倏地用力扭在身后，说了一句：“你被捕了！”才一秒钟，我感觉自己被戴上了手铐，冷冰冰的硬家伙在背后卡住我的手腕，动弹不得。他用一只手拽着我的胳臂，推推搡搡地来到一辆警车前，打开后排车门，让我坐进去，然后给我系好保险带。他坐上前排驾驶座位，砰的一声关上门，警笛呼叫着，带着我驶入一片漆黑的夜中。

这事发生在波特兰的海边码头餐厅附近，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

8月3日，我和哈佛进修班的鲁道夫同学商量好，当天合租了一辆白色的道奇，从波士顿开车近两个半小时，赶到了波特兰。这位穿长袖衬衫的老兄，顶着向德国哲学大师致敬的名字，一路上滔滔不绝地抱怨他对公司印度老板的不满。我听着听着，觉得他可能观点有点偏激。后来，我发现他喝了酒后，脾气和得克萨斯州七八月份的天气一样暴热。

那天傍晚，我们摸到海边的一家甲板餐厅吃海鲜，喝啤酒。波特兰海边码头的景色是一团杂乱，钓虾船、仓库、码头、餐厅都混在一个区域，完全没有波士顿的优雅。

可能开了一整天的车，二人都有些累了，吃了几口青口贝，已经五六瓶酒下肚。喝得太猛，渐渐觉得舌头有点大，思维模糊，大家智商都开始严重“掉线”。鲁道夫看上去比昨天胖了一圈。他的话比平时就更多了，无法刹车，我们在敏感的中美政治话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气呼呼的鲁道夫连餐厅的小费都没有付，就呼的一下走了出来。

我头有些晕，高一脚低一脚地跟出来，脑袋越来越重，似乎无法控制四肢。鲁道夫可能也有点断片儿了。

我们站在乱哄哄的码头上提高了嗓门，二人声音越来越高，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在餐厅吃完饭出来的几个人已在远远围观了。

鲁道夫头发搭在额头上，黑眼珠子突出来，额头青筋暴起。

我们彼此的酒气都几乎喷在对方的脸上，我说了一句酒话，马上就后悔了，我说：“你是政治白痴！一个脑子被哲学搞烂掉的有问题的家伙！！”这句话似乎激怒了他，他可能也是酒后完全失控，得克萨斯州牛仔脾气突然大发作。“×！政治走狗！！”他向我一脚踹来，部位不巧，正中我的下体，痛得我嗷嗷叫。我气蒙了，捂着下体，呼呼两脚连环“螳螂飞腿”踢回去，其中一脚正中他的腰部，并借着酒劲又来了一记“咏春拳”，正中他的肚子。

这时候，码头上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我知道，立即就有一位餐厅服务员向波特兰警方报了警。

波特兰市区是个弹丸之地，警察估计只花了两分钟就从附近的哪个“洞穴”里赶了过来，“第三者”服务员的口供是：看到我飞起来去踹鲁道夫。口供对我不利。尽管鲁道夫没有啥伤势，但是在公共场合打架，警方还是觉得有必要把我抓走。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黑暗中，我双手被铐在警车后座，窗外，波特兰的街道在迅速往后退，然后好像楼房渐渐就稀少了，感觉出了城。不知过了多久，开过了一道铁轨，进入一片树林。车子停在一个仓库一样的大铁门前，前排的警官和里面的门卫对讲了两句，然后巨大的卷帘门吱吱卷起来，车子开进去，卷帘门又吱吱地放下来。那个警官下车来打开车门，让我下车，我的手被铐得隐隐作痛。我环顾了一下这个房子，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库。

警官还是一只手拽着我，走向一扇小门。

吱吱吱，电动小门打开。我被推了进去，发现这是一间大的办公室，前面一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坐了三四个警察。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抬起了头，大概是看到一个中国人的脸，有点好奇。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是晚上九点半了。整个警察局今晚好像只抓了我一个“坏人”。

我被带到大办公室前面的一间小房间审问，抓我来的那个警官坐在我对面的桌子后拿着纸笔，我坐在离他一米五左右的一条凳子上，他问我：“你叫什么？”“从哪里来？”“家庭地址？”“头发的颜色？”“不好意思，我没有头发……我是光头，戴着帽子。”这样的气氛下，尽管我试图努力地制造一些幽默感，并设法调匀自己的呼吸，但是，腿肚子还是完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以至说话的声音都轻微变调了。

听说我是从中国来读书、旅行的，又有两个警察从里面跑出来，围在桌子前和我聊天。但是，他们穿的警服的颜色和抓我进来的警察的服装颜色不太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是狱警。

不知道是这个夜晚太无聊呢，还是他们试图安抚我的情绪。

一个狱警问我：“你是怎么从上海来到波特兰的？”我说先坐飞机到纽约，大约要14个小时，然后再开车过来。他很细致地问我：“坐14个小时，你坐的商务舱吗？”我说是经济舱。他说：“哦，那太累了。我的一个叔叔出差去中国，他坐的好像是商务舱。我可不要14个小时窝在一个小位置上，这跟坐牢一样。”

还有一个狱警问我：“后面打算去哪里玩？”我说要去罗克兰。“罗克兰？”他喊起来，“嘿，我们这里有罗克兰的同事，迈克尔！这里有一个中国人要去你的罗克兰。”这时又一个胖胖的狱警跑出来，说：“谁要去罗克兰？”

他们问我为何打架，我说可能是喝多了，另外，我的那个同伴脾气不好，无意间一脚踹中了我的裆部。裆部？哇——我对面的三个警察都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哦，不！这太糟糕了。”其中两个同情地说。

听说我从上海来，他说他们有个同事的女朋友好像就是一个上海人，还挺漂亮的。

看到他们几个丰富的搞笑表情，我突然很释然，手脚好像也不颤抖了。但是我的手还是痛得厉害，还给铐着呢！

抓我来的警察录完口供就走了。这时，刚才和我说笑话的大块头狱警走向了我，他的眼神很和蔼，他用钥匙帮我打开了手铐。我忽然明白，他刚才和我说笑，估计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要让我平静下来，这样确保开了手铐后我不会继续情绪失控，攻击警察。

这个大块头狱警问我：“你有现金吗？”我说：“我好像有。”他眼睛突然放大了，然后很认真地问了一下：“你有多少现金？”我心里一紧，想，他要勒索我的钱吗？我说：“不清楚，200多美元吧。”然后，他把我口袋里的东西再次掏了出来，当着面和我清点，一个卡包和一个手机，现金260美元。他把我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让我签字，归档。

接着他带我到了另外一个小房间，在有身高尺度的地方，对我拍摄侧面、正面照片各一张，戴眼镜正面照片、侧面照片也各一张。然后，又根据电脑里的表格，重新提问了我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家庭地址？头发的颜色……”全部再来一遍。

我换位的时候，瞥见大块头狱警在我的地址一栏上——应该是五号楼（Building 5），他可能听错了——赫然写着：Beauty 5。我住在上海的美人五号？他的大脑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潜意识里，他说他们有个同事的女朋友好像就是一个上海人，还挺漂亮的，于是，Building 5就变成了Beauty 5。

拍完照，办完手续，他带我来大办公室对面的一个铁栅栏围起来的屋子，说你先在这里待着吧。于是，我被关进了临时牢房。

这个灰秃秃的牢房大概有20平方米，中间放着3个固定在地板上的塑料椅子，背面是一个敞开的洗手间，你上洗手间的时候，大厅里面的警察大体看得出你在干啥。卷筒纸盒子已经不翼而飞。洗手间门口是一个破败的饮水器，我已经几个小时没有喝水了，急忙去喝，出水的龙头也不见了，只有一个黑色的螺帽，里面的水管在往外冒水，像是一个婴儿的小鸡鸡在尿尿。

房间的正前方放着一台电视机，在放录像，居然是儿童看的动画片《神奇校车》，监狱里看动画片来净化犯人的心灵吗？这里啥也不能干，手机也没有了，只好盯着屏幕。不过，这种被放空的感觉不算太差，你不可以和任何人交流，像狮子被关在一个铁笼子，你只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整个身体似乎也只有一种感觉。

过了好一阵子，也不知道多久了，监狱里又关进来今晚第二个“坏人”，一个拉丁裔的人，满口酒气，他的额头上、手上都是小小的伤口，眼神有点凶巴巴，估计是在哪里摔破的。我怕他扑过来，和他保持着一个凳子的距离。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是无罪的，他在马路上溜达，就被该死的警察给抓了进来。我估计他也是喝多了，在酒吧之类的地方倒地大喊大叫，或者搞了什么破坏被抓进来的。《肖申克的救赎》中说：所有被抓进来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们两个坐在那里看动画片聊天。我问“凶巴巴”：“你以前进来过吗？”他说他进来过一次，大约在9年前。我问：“你喜欢这里吗？”他跳了起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谁会喜欢这个鬼地方啊？”他的眼睛红红的，瞪着我，我立马想起，美国监狱暴力是很厉害的，新犯人进去往往被狂揍一顿，打个半死，如果是小白脸，还会被骚扰。还好我的脸挺黑，我正在胡思乱想，这个拉丁裔的“凶巴巴”突然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天上的鸟，有的鸟在天上高高地飞着，有的鸟运气不好，跌落在地面上，但从本质上说，我们都是天上的鸟。你明白吗？”我点点头，心想，还好，我遇到的是一个“凶巴巴”的哲学家。

一个长脸的警察站在铁栅栏门口，我们两个“鸟”都扭头去看，就是那个搜去我手机、卡包的大块头。他打开锁，叫我和他坐在一起。他脸色沉重地问我：“你回国的机票是几号？”我说是本月10号。他说：“这次你可能回不了国了。”我心头一抽，脑袋嗡嗡作响，想起我全家人担忧的眼神，我问：“怎么这么严重？”

他说：“根据缅因州的法律，你在公共场合打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有第三方市民的检举电话，公诉人将会起诉你，但是开庭日可能要在10号以后，所以，这段时间你是无法回国了。”

我说：“我是外国游客，我们是朋友间的误会。”

他说：“我理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并且保释你。你不是有260美元现金吗，我找到了一个人可以保释你，但是，你要保证出狱后不得和这个鲁道夫再见面，不可以有任何电话、短信联系，你可以做到吗？另外，保释人要求你做什么，你都要同意并遵守，这样你就可以出去了。你愿意吗？”

我好像除了连连点头，也不可以说啥子了。

夜里12点钟左右，那个长脸警察又来了，他手里拿着我的260美元现金，领着我走出牢房，穿过大厅，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上有一个铁栅栏窗户，像是一个银行的柜台。铁栅栏后面坐着一个暗褐色头发的老女人，皮肤皱巴巴的，像是一个算命的吉卜赛巫婆，但是戴着银镜，还佩戴着较好的金色耳饰，透露了她的优越身份。

她用非常纯正的美音跟我说：“我不是监狱方，不是法院方，也不是警察。”

那么你是谁？我想问，但是没有问出口。

站在我旁边的警察递来我的260美元，已经有些皱巴巴了，全部塞进了柜台下面的凹槽。那个褐发鸡皮的老女人收了钱，在窗口后面问我几个简单的问题后，说：“你今晚就可以出去，但是你不可以和鲁道夫见面，开庭前都不可以和他有任何联系。如有违反，就会被取消保释，送回监狱。你明白吗？你10号回国，所以开庭日放在8号，这是我可以找到的最近的时间了。”最后，她通过凹槽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开庭的日期和地点，她说：“签完字，你就可以走了。”

我当时一直纳闷这个褐发鸡皮的女人是什么身份。这件事情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搞清楚，她是保释经纪人，靠抽取10%保释金为生。夜里往往有像我这样没有保释人的客户，所以，她深夜也在监狱战斗。如果我8号按时出庭，260美元保释金将会退给我234美元。

我被这个大块头又领到一个摄像机前，重新拍了一组照片，然后他把一个塑料袋递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我的卡包和手机，像两条沾水即活的死鱼。

然后他带我来到一个大铁门前，巨大的电动门“吱吱吱——”缓缓打开，进入这道门后，立马又“吱吱吱——”关上，我眼前的一道铁门“嗒”一声，跳开了锁，我一推门，一股植物的清香，混合着夏夜的凉快扑面而来，“哦——”我轻叹一声，“终于获得自由了。”

我坐在监狱的门口，看了看手机，已经夜里1：00左右了，谷歌地图显示出我的位置：缅因州坎伯兰县监狱。这里只有两盏鬼火一样的路灯，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想：这一夜该去哪里呢？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不如试一试优步。

8分钟不到，居然就来了一辆车，载着我驶离完全笼罩在夜色中的监狱，我回头望去，那片房子只有一片朦朦胧胧的轮廓。

我来到海边码头餐厅一带，黑乎乎的没有啥路灯，我的车正孤零零地停在一个码头的甬道上。

波特兰的海边旅馆居然大多客满，半夜三更连个床位都没有。我只好开着车到处转，好在也没啥睡意，终于找到一家，他们说有一间房，不过要300美元，天哪！我看了一下这家小酒店的客房，在上海最多350元人民币，但是，不住在这里，住哪里呢？

我正在办理入住手续，酒店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我一抬头，错愕间看到进来两个警察，一个是瘦高个子，他开门见山地说：“今晚你会不会去找鲁道夫打架？”我没好气地说：“不会！”他说：“那很好，我们就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会有人被保释出狱后怒不可遏，报复性把对方打伤。”我说：“我好像不是这样的人，对不起，我要睡觉了。”两个警察关照了几句，就退去了。

我伸了下舌头，天哪！我从黑乎乎的坎伯兰监狱出来的时候，门口一个人都没有，坐的也是优步，后面也没有警车跟着，我还一个人步行去码头找车，兜了一个大圈子，东拐西拐找了许久旅馆，他们是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上我的？难道在我身上安装了定位器？也不太可能。我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在跟踪我。

美国警察也太神了。

根据保释条例，我不可以打电话给鲁道夫，当然更不可以见面，但是第二天，在我去先前住的酒店取了行李之后，我还是违反美国的法律，斗胆给鲁道夫发了短信，说那天喝多了，非常抱歉，给他带来不方便了。他说他理解，他先打的我，二人都喝多了。

我问他：“你放下怒气了吗？”

他说：“酒劲一过，我就觉得自己好愚蠢。”

我说：“我也是。”

他说：“我不该先打你。”

我说：“是我先提那个话题的。”

他说已给波特兰监狱方和检方打了电话，希望他们取消起诉我，因为，我们这是朋友间的争执而已，而且是他攻击我在先。

他对检方说：“我们已经心平气和地宽恕了彼此。”

我说：“谢谢，另外，不好意思，你只能自己再租辆车接着旅行了！后会有期！”

他嗯嗯了两声。

我似乎看到他穿着长袖衬衫，第一粒纽子依然扣着的样子。

8月5日，我继续开车往北，打算去罗克兰航海。途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我不用再去开庭了，因为，此案被检方撤诉了。我知道是鲁道夫打了电话的原因，一方面庆幸自己的解放，另一方面也惋惜，因为失去了一次在波特兰法院近距离面对陪审团的机会。

罗克兰正在搞龙虾节，到处都是龙虾的招牌。

海边的美食大棚和游乐场旁边，趴着一只3米高的橘黄色大龙虾雕塑——这显然是一只已被蒸熟的龙虾，我想。

得克萨斯的同学老孟来电问我：“在波特兰入狱，有何感想？”我说：“这里的司法程序很严格，像一部机器，另外，狱警都很会搞笑，人情味满满的，可能波特兰是小地方吧，感觉他们都乐呵呵的，尽可能在法律允许的尺度帮我。”

“被警察铐起来是什么感觉？”

“小腿肚子会颤抖，真的，停也停不下来！我以前不相信，现在绝对相信，监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老孟说：“你知道吗？斯蒂芬·金就是出生在波特兰，他的《肖申克的救赎》讲的就是发生在那里的一所监狱里的故事。”

“那会是我待的这所监狱吗？！”我几乎叫了起来。

尼采说，真正的男人想要的只有两种：危险和游戏。大航海兼而有之，给男人提供了无限的快乐；但是在这艘船上，退休的老太太大概占到了六成，她们在享受这一切。

8月6日，7：58，我看了一下手表，太阳彻底沉入大海。

黑夜渐渐完全笼罩海面。

正前方深邃的天空下，一颗明亮洁白的星星耀眼夺目，发着迷人的光芒。“金星！”我脱口而出，我的天文知识告诉我，天上除了月亮以外，最亮的星星就是金星，我为我自己能够叫出这颗星星的名字感到满意。

一头银发的老太太朱迪站在我身旁，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一颗白色的“獠牙”。她说：“那不是金星！你仔细看看，那是对面帆船主桅上的顶灯！！”

我凝目望去，“金星”下面隐隐约约有一艘纵帆船的鬼影，“金星”似乎还在随波轻轻荡漾。

甲板上，看星星的几个老太太都乐了。

出了波特兰的监狱，我花了690美元报名参加了这艘“美国老鹰”号老式帆船为期3天的航海，从缅因州的罗克兰出海。

这艘有90年历史的纵帆船，是纯木结构，有40多米长，两个巨大的主桅上，挂着两列蔽日的米白色斜纵帆。船长约翰是个75岁的老人，一位真正很“老”的老船长，他鼻子下留着灰白的一字胡，如果再长一点，那完全就是尼采的翘嘴胡子的样子。约翰船长满脸褶皱，戴着灰色的帽子，总是站在船的尾部，双目凝视着前方，握着深驼色的方向舵。

尼采说，真正的男人想要的只有两种：危险和游戏。大航海兼而有之，给男人提供了无限的快乐；但是在这艘船上，退休的老太太大概占到了六成，她们在享受这一切。

除前面长了颗奇怪牙齿的朱迪这样的老太外，也有个别单身女性，其中一个独自旅行的60多岁的澳大利亚单身女人简，一脸干练，说话条理清晰，她总是在甲板上戴着墨镜、身姿优雅地读一本书。简说，她正在长达18个月的环球旅行中。之前，她已经到过南非、埃及、英国、瑞典、土耳其和美国各地，退休前她是布里斯班附近一家财务咨询公司的高管。她有时也放下书和老太们聊天，讲有趣的旅行故事，逗得没牙老太们哈哈大笑。她独自旅行，但不孤僻，而且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从她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很多错过婚期的上海独立女性的影子。

我们在缅因州弯曲、多岛的海岸附近航行，密密匝匝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北方的岛屿，岛上都是松树和白桦，在海边枝叶茂盛，呼吸着透彻的阳光。

我从上船第一天起就纳闷，约翰船长站在船尾把方向舵，视野非常不好，我站在他旁边往前看，前方被桅杆、突出的舱体部和微微翘起的船头挡住了海面的视野，海面上到处是浮标和捕捞龙虾的小装置，他是如何做到不撞船的？

后来，我找到了答案——他的身边有一大堆望远镜，一旦前方水域看不清楚浮标，或者水域复杂，他就会像一位大将军一样，拿起望远镜仔细观察水面。我想，如果我恶作剧，把他的望远镜镜片全部涂上黄油，他会不会像塞住耳朵的蝙蝠一样，四处撞铃？

我问他，明天我们航海的目的地是哪里？

他说他也不知道，因为要看风向——帆船航海就是看风吃饭。

“美国老鹰”号完全靠风力航行。早晨，北方明亮的阳光洒在甲板上，海风如初恋的情人吻脸，15名游客和5名水手一起站在两侧船舷，成平行的两列，升帆！“1，2，3！”巨大的米白色帆布在主桅上似乎不情愿地往上蠕动着，缓缓到达了顶部。船头和船尾还有小的三角帆，也一并升了起来。

我问了老船长两个愚蠢的问题，帆船遇到逆风怎么办？他说，若要往逆风方向走，可以用“Z”字形的路线到达目的地。他说：“帆船不是简单地被风推着往前跑。它需要调整好迎风角度，让侧逆风推在帆的弧面时，产生一股向上向前的力，这叫‘伯努利效应’。”

“如果海上一点点风也没有怎么办？我们会不会困在海上？”我宛如一个问十万个为什么的孩子。

老船长的一字胡动了动，其实那是嘴巴在说话：“那就启动马达，我们船上备有发动机的。”他冲我做了一个有趣的鬼脸。

上午8点，与太阳一起升起的还有一团浓浓的黑烟。

那团黑烟是前舱底部的一个烟囱里冒出的，大厨和他胖胖的女助手正在烧木材，做早饭。“美国老鹰”号还保留了100多年前的烧柴做饭的传统。

大厨是一个娘娘腔的30来岁的白人男子，穿着有些紧身的T恤，头发微秃。早饭做好了，我们像民工传砖头一样，人肉接力，把烘焙点心、面包、水果、烤肠、培根、刀叉、餐巾纸以及压餐巾纸的石头，一样样从厨房传到甲板上。“娘娘腔大厨”一只手反叉着他的腰，并不看我们的脸，只低头看那些面包、烤肠，一道道地介绍他的早餐，然后，“当”一声锣响，大家开始“喂脑袋”。

在船上的3天7顿饭，没有一天是一样的，这么局促的空间里，大厨用柴火给我们烧出令人垂涎的美食，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最令人淌口水的是一天中午的墨西哥芝士玉米饼：盘底有一层锡箔纸，铺上一层玉米薄饼，混着一层酱料、芝士、黑橄榄、蔬菜，然后再是一层玉米薄饼，如此重复两层。我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放在嘴里，味蕾顿时开心得跳起了弗拉明戈，厚着脸皮，我足足添了三次盘子。应该说，面对着波光涌动的大海，海鸟在头上嘎嘎叫嚣着盘旋，站在甲板上咀嚼墨西哥芝士玉米饼，觉得人活着真不赖，特别是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我！

同船的有一个90岁的瘦小老太太，叫麦格莉特，和她的孙子一起出来旅游，他们来自伊利诺伊州。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区别是，美国老太太一眼就看得出来有90岁，头发稀疏，眼睛深凹，皮肤没有血色，皱得像泥地上拱起的河床。

航海的第二天傍晚，我们要去荒岛煮龙虾，听说将从悬梯上爬下船，然后奋力划船上岸，我担心一把老骨头的麦格莉特不能去。

4点多，“美国老鹰”号泊在离荒岛三四百米的海面上，船员放下小艇，老船长约翰第一个爬下悬梯，坐上小船，独自划着小船先出发了。

我问大副：“这个怎么回事？船长为何抛开我们先上岸了？”大副是个金发的假小子一样的姑娘，叫克里斯蒂娜，她告诉我：“船长这是去定位，为大家找登陆点。”

过了一阵子，大概是约翰船长的登陆地点确认了，于是，水手们再从侧舷放下小艇到海面上，大家手脚并用从4米高的悬梯上爬下去，我看到90岁的麦格莉特，不用任何人帮助，手脚利落，三下五除二就站到了小艇上。我们大概8个人一艘艇，每人发一把1.8米长的大木桨，出发前，都要先竖立起来，形成桨阵，如罗马军团攻城的大长矛，瘦小的麦格莉特也竖着大桨，然后随大家一起把桨架在铁扣上，奋力划起来。她的脸苍老得没有血色，胳膊细得宛如要折断，但划起来似乎也很轻松，完全可以跟上我们这些壮劳力的划桨节奏。

大概十分钟后，我们登陆了一个荒滩。

我们把铁灶、活龙虾、葡萄酒、芝士、沙拉、面包、餐具一一运上岸，水手亚瑟扛来一捆劈好的木材，老船长开始生火。

这时，我往海面上望去，“美国老鹰”号独自在海上荡漾，远远瞥见假小子克里斯蒂娜纵身跳入冰冷的海水，这个时候海水的温度大概只有6摄氏度，她逆着水流自由泳，奋力游向我们这片荒滩。我看见海面上两只手在上下翻飞，大约一刻钟就到了。

但是，老船长好像非常不高兴，等她上岸了，他嘟着嘴巴，冲上去狠狠地批评她：“很坏！非常坏的想法！如果所有的人都学你要游过来的话，该怎么办？”克里斯蒂娜像水獭一样甩甩她金色头发上的水，低下头，一言不发，去烧火了。

45只垂死挣扎的龙虾被放进了铁蒸锅。“娘娘腔”大厨盖上盖子之前，在海边捡了一大把墨绿色的海草盖在龙虾上面。

趁着有晚霞，我、朱迪、简在荒滩附近散步，但是，几只嗡嗡嗡的大蚊子把我们逐出了丛林，简说：“这里的蚊子可以烧一盆菜！”

两支烟的工夫，龙虾好了，我和麦格莉特围上去，看见锅盖被打开，红彤彤的龙虾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大厨的胖助手向我演示了吃龙虾的方法：头拔掉，双手把龙虾身子一侧压，壳就碎了，去筋，剥出完整的白嫩白嫩、香喷喷的龙虾肉，浇上船员为我们准备好的黄油汁，抛入口中，享受一通疯狂的咀嚼！船员们还为我们准备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白葡萄酒，龙虾配上一口酒后，肉感细腻香滑。我一口气吃了两个龙虾，丢壳时碰到麦格莉特，问她吃了吗？一个吗？我觉得像她这样的年长者吃海鲜会消化不良的，估计吃不下啥，但是，她苍白的面孔毫无表情，告诉我说：“两个半！”

咀嚼龙虾的时候，我像猩猩一样坐在一块突出的大岩石上，太阳渐渐离海面近了，金色跳跃在海面上，气温只有20多摄氏度，如果没有蚊子，这个荒岛将是缅因夏天的天堂。

离岛前，我看见“娘娘腔”大厨蹲在地上，撅着屁股，把多余的熟龙虾肉一条一条全部剥出来，认真得像是一个搭乐高的小孩或是一个在埋地雷的士兵。

“美国老鹰”号在缅因州附近的海岸线上航行，穿过布满针叶林的大陆和无数岛屿，海岸边是黑色的岩石。

眺望艾尔伯勒岛（Isleboro），一些维多利亚式的大别墅掩映在森林和海岸旁，那些大房子我目测有1000平方米到2000平方米之大，卧室有5～12个，这是小城堡和度假村规模的私人住宅。老船长约翰告诉我，这些独立岛屿上的别墅100年前就有人开始营造了，经几代人继承或转手，很多屋主都是纽约和波士顿的富人，其中不乏著名演员、政客、银行家，他们买下这些历史性的夏屋，一年仅仅使用五六个星期。冬天缅因北部白雪覆盖，平时没有什么人。如此巨大的房子，而且是在岛上，一年到头都需要人打理，否则房子就烂掉了，维护成本也极高。

“一年只在夏天用几个星期？天！美国有钱佬的生活，难以想象！”说话间，我看到对面岛上一户大宅里的四五个人走向私人码头去开船。

约翰说：“你知道吗？从这座岛到纽约，要足足开上一天时间的车。”

“这样的房子作为资产，是不是有点麻烦？特别是现代人的家庭都是小家庭，不像100年前的社会，这些房子一定不太好脱手。”我不免计算了一下。

于是，我上网搜了一下艾尔伯勒岛，苏富比地产拍卖行正在公告转让岛上的17栋房子，公告时间好像挺长了，价格从580万美元到几十万美元不等，这些岛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巨大房子的确并不容易出手，看来富人也有套牢的时候——我获得某些阴暗的满足感。

船上的最后一个傍晚，泊在艾尔伯勒岛对面的海面上，太阳沉下去后，天空还在燃烧，海面轻轻翻动着蓝黑、红粉、紫金等颜色的微波，一弯新月已迫不及待地出来了，刺破天幕，高悬在天上。

晚饭后，所有人聚在甲板上，金发假小子克里斯蒂娜拿出吉他，哼起了民谣。后来大家轮流唱，他们要我也来一首，我看了看天上的月亮，于是用手机翻出歌词，硬着头皮哼了一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有想到，美国人大概都是第一次听到中国的歌曲，立即被优美的旋律打动了，好几个老太太都跟着哼了起来，大厨的胖助手还想学这首歌。

最后老船长也上场了，他拿出本砖头一样厚的诗集，嘴上的胡子一撅一撅，朗读的是罗伯特·塞维斯的诗，诗的大意是：花10美元，找了一个妓女，我把她的脸画在教堂的壁画上，大家都说她圣洁，世界上最美丽的圣洁。

大家都哄的一声笑了，我看见银发的朱迪笑得“獠牙”都要掉下来了，还有独立旅行的简，她的脸上荡漾着矜持而优雅的笑。

近9点，人群才渐渐散去，老船长拉住我跟我说，他有一个历史秘密要告诉我。

“历史秘密？”

“对！我的爸爸去过中国，他见过毛主席。”

马灯的灯光下，我看着这个75岁的一脸认真的面孔，觉得这不太像是一个笑话。

他接着说：“我爸爸是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二战期间，他访问过YUNNA！”

“迪克西使团？”我突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说是国共合作期间，罗斯福曾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944年访问延安，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正式拜访中共的根据地，“迪克西”是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叛乱诸省的代称，美国人用这个词来暗指延安。

“我的爸爸是美军的上校，他的官衔比较高。在YUNNA他参与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送了我爸爸一套军服，这套衣服一直保存在我家。”约翰的发音不太准，他无法判断他爸爸曾经去的是“YUNNA”还是“YAN’AN”，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两个音有点费脑子。

我对他说：“你爸爸去的一定是‘YAN’AN’。”于是，我用手机翻出迪克西使团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地指给他看，让他找爸爸。在一张有十几个脑袋的日常自然场景的照片里面，毛主席在右边的一个角落里，在最左边，有一个身材明显高出所有人一头的帅气的美军军官，这张照片里，他好像抢了毛主席的风头，约翰用粗粗的手指头戳了一下，说：“这是我爸！”

“我的爸爸战后回到了纽约，在那里他成了华尔街的金融经纪人，赚了很多很多钱，他后来成了一个资本家！”

“可是，那是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约翰的这句话似乎有点意味深长。

关于他父亲的话题，他就这么戛然而止了。我后面再询问一些他父亲成为资本家的后续故事，他似乎就不乐意谈了。我感觉他有不平凡的往事，他不说我也可以想象，一个日渐长大的儿子和一个很能干、很厉害的父亲之间的成长冲突是怎样的。

他的父亲是纽约资本家，周旋于华尔街，而他却钟情于缅因州荒蛮的离岛和大海，这是截然不同的一对父子！他的童年发生了什么，不清楚。

对于往事，有些时候，糊涂一点是很好的。

糊涂没有伤害。

老船长约翰说，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他30多岁的时候贷款买下了“美国老鹰”号，从此，开始了他远离都市、回归自然的海上人生。

最后一个夜晚，到了夜里两点左右，我突然胃不舒服，睡不着，于是我起身去甲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揉揉肚子。小心翼翼上楼梯时，楼梯下突然传来了一个警惕、苍老、威严的声音：“谁？！”我知道楼梯下的床位是船长的。“我！Leo。”“啊哦……”声音一下子放松了。我想，半夜三更的老船长都是如此清醒，看来他一点都不糊涂。

靠港的最后一顿早午饭，“娘娘腔”大厨给我们端上了一大锅羹，他叉着腰，并不看我们，充满爱意地看着他的锅，说：“这是龙虾芝士玉米羹。”我终于知道，昨天海滩上多余的龙虾肉都去了哪里。

这顿是我迄今吃到的最令我无法自拔的、简直要让我沉沦的芝士羹，即使龙虾肉卡在我的牙缝里，抠了一个白天，也无怨无悔。

提着大包下船的时候，我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在罗克兰的码头上，我看见独自环球旅行的澳大利亚的简还一个人坐在她的大箱子旁，看样子在等接她的车。我知道这个小地方几乎没有出租车，优步也没有，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心想，一个人的环球旅行还是有点难度的。

我估计前面朱迪等人的车子一定都希望载她走的，被她拒绝了。

于是，我也悄悄地走向我的车，没有去打扰她一个人的安静。

附诗：我们出海吧！

我们出海吧

与羁绊风流的大陆

不辞而别

让一切疼痛都埋葬在大西洋猛烈的季风中

我们出海吧

横渡彼岸无人的荒岛

寂寞的北极星永沉大海

让一切沉默的铁锚全都浮出水面

我们出海吧

忘记归途

让残月燃尽黑夜的最后一滴灯油

我们在涛声中

沉沉睡去

Leo 刘群 2019年8月深夜 胃痛时记于缅因州海上

他们一家4口人上了一辆白色的小本田，瑞克不可以开车，这个曾经按原子弹按钮的军人，如今安静地坐在副驾驶上，他们的两个孩子则从后排车窗探出脑袋，对我做着鬼脸，尖叫着告别。

8号，我从“美国老鹰”号下来，被一片橘红色的海洋包围了。

游客在巨大的罗克兰龙虾节的雕塑前挤作一团拍照，然后在临时搭建的大棚里，牙床发力，大嚼龙虾，厨师们则在厨房后面开足马力杀戮蒸煮。

这是一个跟龙虾“有仇”的小城。

满肚子龙虾的人们饭后找乐子，在简陋、快速旋转的铁皮摩天轮上发出阵阵尖叫，我在想，缅因人的胃真的是好，那些龙虾居然不会翻出来。

龙虾节有些摊位门可罗雀，在一个茶叶摊位上，我第一次遇见了南菲。

她一身黑衣服，肤色像泰国人一样黝黑，高个子，眼睛、鼻子都很大，如果不是那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我不会认为她是中国人。她突然开口说：“我叫南菲，是天津人。”我吓了一大跳。她的中文已经有点变音了。“我来美国很久了，平时很少说中文了。”“这里的中国人很少！”“是的，这是缅因州比较偏僻的小城了，中国人都在波士顿。”

南菲旁边是个金发的小伙子。“他在跟我学汉语！他想在罗克兰做茶叶的生意，我帮帮他。”我掉转头，去和那个小伙子说话，于是，他努力地往外蹦汉语单词，但是，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只出来几个“你好”“我叫……”“谢谢”，像极了我小学三年级刚学英语的情景。

“你在这地方教中文？”她说一周一到两次。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几个大舌头缅因州小镇人坐在教室里，嘴巴里往外蹦着奇怪的发音，重复着“一个人、一只猴子、一头猪、一匹马”或者“我叫李明”之类的。

第二天中午，我在罗克兰转悠，胃开始执着地思念中餐，于是用谷歌搜了一下，附近只有两家中餐馆，一家是香港餐厅，一家不记得名字了。于是，我就开车去了香港餐厅。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平房，牌子很小，不仔细找还找不到。里面挂了些老式的灯笼和香港维港高楼大厦的灯箱画，但是门口却有两幅特别先锋的当代油画，反差强烈。

我进去坐下，就看见一身黑衣服的服务员走了过来，眼睛、鼻子都很大，依稀和南菲有点像。她先开口了，说：“你的车一进院子，我就认出你了。”我说：“你同时还在这里打工？”她点点头，她说她每周来这家餐厅打两天的工。她人特别好，跑进厨房跟厨师说：“给他做中国人口味的中餐！”然后，还安排给我的蔬菜里加了些免费的豆腐，她说：“如果按给老美做中餐的口味的话，估计你完全吃不惯。”

吃完饭，她领我在餐厅里面转了转，说：“你看看我的画。”原来门口的两幅当代油画居然是她画的，色彩绚烂，很多有趣人物的小脑袋从植物中绽放出来。

我惊讶于她画得这么专业，她说她是职业画家，毕业于某大学油画专业，曾在中国美术馆办过展览。作为职业画家，在美国是很难谋生的，所以，她就打两份临时工养家。

我说，我认识很多油画家，对当代绘画很感兴趣。

她说，那你想不想去看看我的工作室？就在我家，离这里不远。

到了傍晚，我按照南菲给我的地址，摸了过去，就在去龙虾节的必经之路上。一栋灰白色的有些年头的木结构别墅前，一个一脸和蔼、半头银发，看上去60岁左右的美国人给我开了门，他用流利的中文问候我：“你好！从上海来的吗？”我吃了一惊。我估计他就是南菲的老公，他自我介绍道：“我是老杜！”那可是地道的带点儿化音的北京腔。

南菲家一屋子都是她的绘画作品，画架在角落里支着，即使我这么一个挑剔的主儿，也觉得她的绘画水平绝对是中国当代一线的。其中那些用油画绘成的中国山水，特别引人注目，她用白色和灰色画了巨幅的古代山水“寒山雪景图”，却是丙烯油画作品。在这幅山水画里，有两个戴墨镜的黑社会分子，把黑色的车停在冰面上，进行了枪战，一个人被当场打死在寒山雪景图中，鲜红的血流在冰面上——这是中国山水画中第一次出现谋杀现场！从最传统的中国传统山水美学出发，添加了冲突、夸张的现实主义题材，令人十分震撼。那些雪山、冰面、寒树、黑社会人物都画得非常细，显示了作者极高的造诣，也很考验画功。

看来，画家大隐隐于缅因。

南菲还没有回家，因为我要来吃晚饭，另外，还有老杜的“老兵战友”一家要赶过来，所以她特地去超市买东西。

老杜就和我坐在院子里面聊起了天。那是一个种了向日葵、葡萄、薰衣草的温暖小院子，甚至还有两朵罂粟花在余晖中随风摇曳，木头架子都年久失修，灰突突的，但是，我们坐在那两把户外破椅子上闲聊，特自在，感觉是在上海的莫干山路50号或者是北京的798，而不是在遥远的缅因州西北小镇罗克兰。

老杜说，他是夏威夷大学的中国哲学硕士，后来去北京认识的南菲。他在首都“漂”了15年，当时，他是《中国日报》的编辑。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些“北京欢迎你”之类标志的英语翻译，很多出自他的手。我跟他开玩笑，以前曾有人把“请在一米线外等候”翻译成“Please wait outside a noodle”，是不是他的恶作剧？他哈哈大笑，说自己对北京户外标志的标准英译还是有很大贡献的，说到这里，老杜露出对往事的追忆之情，手不由自主地摩挲两下他圆滚滚的肚子。后来，《中国日报》不可以有外国编辑，于是他就失去了工作，在北京待了一阵子后，先回了休斯敦一段时间，那里太炎热，最后，再搬来缅因州定居，可能这里的气候更像北京。

说话间，南菲吃力地拎着两大塑料袋东西回来了，说今晚给我们煎牛排，她的拿手菜。

热腾腾的牛排端上桌，老杜的朋友瑞克一家来了。

“我们看完龙虾节了！”瑞克的女儿大约8岁，蹦蹦跳跳进来了！

瑞克是个聋子，瘦瘦高高像根竹竿，眼睛很亮，他的老婆是一个印第安人和韩国人混血的后裔，肤色黝黑，浑身一股土族人的热情。瑞克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我不敢相信他是聋子。

我说：“一般的聋子都是哑巴，为何你说话这么好？”他说他耳聋是后天事故造成的，他当兵之前一直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盯着我的口唇，原来他没有听力，完全靠读人唇语来判断。特别是我这样的外国人，说的英语发音不准，不知道他是如何看懂意思的。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回复我的速度和正常人几乎一样，没有啥磕巴，真的非常惊人。

“你的耳朵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记者，我总是好奇地问这问那。但是，瑞克明确回复我说，他不太愿意提及往事。

瑞克的老婆在旁边悄悄告诉我：“瑞克年轻时是美国原子弹部队的！”

“原子弹部队？”我瞪大了眼睛。

“他当年驻扎在亚利桑那州，那时，国际局势非常紧张，他是负责按原子弹按钮的士兵。”“按原子弹按钮？”我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

“是的，按按钮的！”她说，“当总统同意后，将军批准，再一层一层地往下传达，最后有两个人在一个大屋子，两个按钮士兵，一个人负责一个，只有两个按钮同时按，原子弹才可以发射升空。”

“那么他是怎么失聪的？”

“有一天，他在火箭燃料仓库里忙活的时候，有人操作一个危险气体瓶时出现了泄漏，突然间发生了爆炸，火光中他听到一声巨响，从此就逐步进入了一个寂静的世界。仓库里的几个战友当场被炸死，场景非常恐怖，他一辈子都极其不愿意再提及这段痛苦的往事。”

南菲后来告诉我，瑞克的听力在过去10年里越来越差，最后完全听不见了，他一直申请美国伤残军人抚恤金，却迟迟没有发放下来。她说：“他不能工作，十多年里，全家人的收入来源你知道是什么吗？”我说：“是什么？”她说：“就是靠瑞克老婆在一个按摩店做按摩工作，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完全靠双手赚钱养活瑞克和两个孩子，他们全家一直住在廉价的租赁屋中，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直到去年，他们才拿到了姗姗来迟的抚恤金，年底在班戈附近，买了一个稍微像样点的二手房。”

不过，瑞克的失聪伤残、他老婆在按摩店打工的苦难生活似乎并没有在这家人身上留下烙印，他们吃牛排时，不时讲笑话，哈哈大笑，他们的孩子也很会找乐子，不停地扑到我怀里。他家8岁的小女儿爬到我的肩膀上，要我抱抱，还把我的帽子抢去戴着玩，顽皮得很。看来，瑞克是对的，不谈及痛苦往事，遗忘伤痕，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我从来都认为，饭店煎的牛排超好吃，自己煎的牛排超难吃。但是，南菲的黄油煎牛排，嫩得满嘴流汁，我一口气吃了两大块，加上一大堆土豆，胃都要爆炸了。我揉着肚子，突然想起10年前我的一个叫安迪的朋友，他是个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他也煎牛排给我吃，但是发生了事故——他从冰箱里拿出冻鲜肉直接丢进了煎锅……

快晚上8点了，南菲送我出门，我对她说：“我很喜欢你的画，期待你来上海办画展！”

她说：“希望有机会。”但是，她的眼睛里面好像有一点不确定的遥远。

“后面你要去哪里？”

我说：“班戈！”

瑞克太太有着印第安人的热心肠，她说：“我们住在离班戈15分钟的地方，你跟着我们的车吧！去班戈会路过一座特别美丽的大桥，我会指给你看的，你一定会惊叹它的美丽！”

他们一家4口人上了一辆白色的小本田，瑞克不可以开车，这个曾经按原子弹按钮的军人，如今安静地坐在副驾驶上，他们的两个孩子则从后排车窗探出脑袋，对我做着鬼脸，尖叫着告别。

瑞克太太车开得飞快，像她活泼的性格。她在前面带路，天色渐渐暗了，罗克兰的房子不知何时都不见了踪影，缅因大地露出无边无际的墨色而悠远的森林。

大约开了15分钟，拐上了一条大道，几辆车子飞快地超过我，等这几辆车子过去，我的眼睛再努力地在公路上搜寻，发现瑞克家的车子彻底没了踪迹。

那辆小本田车和瑞克两个孩子的欢笑都不见了影子。

我最终还是没有看到那座美丽得令人惊叹的大桥。

斯蒂芬·金笔下的恐怖并非来自惊悚血腥的场面，而在于人的内心。他并不是带你去鬼屋吓你一番，而更像一场无比真实的噩梦。

8月9日。

一辆贴着血色惊悚小丑脸的12座面包车“吱——”地停在我面前。

中年胖子和他圆滚滚的肚子一起跳下车，自我介绍叫斯图，我探头看看车里，里面还坐着一对脖子上都是文身的年轻情侣。

斯图开车带我们在班戈地区转悠，十多分钟后，一大片阴森森的墓地出现在眼前。站在高处望去，满眼都是整齐排列的灰黑色墓碑，估计有上万具尸体被埋葬在这里，密密麻麻，多数墓碑看上去似乎几十年没有清理了。“这是班戈的公共墓地。”斯图推了推快要掉下来的小眼镜，口水几乎喷在我的脸上，“从1835年起，这里就开始埋葬死者了。”我抬眼望见远处巨大的松树间，有一些黑色的鸟扑啦啦掠过，心想，那些鸟是不是驮着已经转世的人的灵魂？“看到墓地入口的景象了吧？那就是根据斯蒂芬·金恐怖小说改编的电影《宠物坟场》中的一个拍摄点。”我觉得待在这里，夜里两点一定可以听到小孩的尖叫和野猫的啼哭声。

顿时毛骨悚然。

文身情侣中的女子突然在墓地里一声尖叫，我一扭头，发现前面墓碑上出现了一只血淋淋的手，血从苍白而纤细的指尖流下，搭在碑上已经风化的名字旁边。“不要害怕，这是我带来的道具！”斯图笑着把血手拿下来给大家看，那是一个塑料做的东西，看上去挺高仿，传给我的时候，我手贱，翻看白色的商标，上面小字写着“中国制造”！文身女迟疑着，上来摸了一把假手，我看见她的肩膀上文着青色的蛇发美杜莎，张着嘴，露出野猪般的獠牙。

斯图说：“请仔细看看这个墓碑上的名字吧。”古碑主人的名字非常模糊，风吹雨打170年左右，C和R很难辨认了，但依稀还是可以读出“C-A-R-R-I-E，卡丽”。“对！这就是斯蒂芬·金的成名小说《魔女卡丽》中卡丽名字的出处。这本书讲了内向怯弱、备受霸凌的小羔羊卡丽，有一天，突然拥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自然能力，当她在舞会中被同学一桶猪血从头浇到脚，她开始疯狂报复，用意念把同学们花样百出地杀死，舞会顿时血流成河……

“斯蒂芬·金的灵感往往都是来自班戈真实的事物。他说，魔鬼是存在的，他停在我们的体内，有时候还把我们打败！”

通俗小说大师斯蒂芬·金在出版《魔女卡丽》之前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他写的稿子多数被无情地退回来。他在一家洗衣店打工来养家糊口，经常洗到带有一大摊血迹的床单和恶心的桌布，夫妻俩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拖车房里面，女儿耳朵发炎，连阿莫西林的药钱都出不起。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仅有一面之缘的编辑打来的电话，告诉他，图章出版公司愿意出版他的书，并分给他20万美元的稿费，要知道那是在1974年！一座房子只要2万美元（乔布斯养父大约在此期间买了一栋房子，花了2万美元）。斯蒂芬·金当时浑身颤抖，“脚下一软，但准确地说并没有跌倒在地，只是在过道里原地滑坐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斯蒂芬·金已经成为全美国最有成就的作家，“恐怖小说大王”。一种夸张的说法是，美国的家庭中除了《圣经》外，你可以找到的另外一本共同的书，多半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销售量迄今达到了3.5亿本，几乎多数作品都被搬上银幕，其中，包括恐怖小说《闪灵》《宠物公墓》《它》，奇幻小说《末日逼近》《绿里》，另外，根据他的短篇犯罪小说改编的《肖申克的救赎》，在IMDb（互联网电影资料库）和豆瓣都排名第一，成为公认的影史上最好看的电影之一。

矮矮胖胖的斯图是斯蒂芬·金在缅因州班戈的邻里，他告诉我，他大概10年前卖掉了他的书店，开始了“斯蒂芬·金之旅”（SK-TOUR）的生意，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从各地来参加他组织的旅行。你只要交上45美元，就可以像我一样跟着他，访问班戈20～30处和斯蒂芬·金小说中地名有关的地方，以及现实中斯蒂芬·金的住址，听到许多有趣的背景故事。

午前，斯图带我们去了一家斯蒂芬·金书的专卖店，里面有一扇巨大的破烂木门，门上已经被砍出一个大豁口，旁边倒放着一把斧头。我像电影《闪灵》中发癫的杰克，站在门旁狞笑，然后举起斧头疯狂砍门，咔咔咔——略有不同的是，我是在手机镜头前完成的。

在小小的班戈城区，我们还路过了斯蒂芬·金夫妻二人捐赠的圆拱状铜顶的图书馆、正在修缮的儿童医院、带水上滑滑梯的儿童游乐场……班戈处处是斯蒂芬·金捐的东西。“他真的非常慷慨，对班戈很好。”斯图说。

“那么班戈人和缅因州人一定很喜欢斯蒂芬·金吧？”我问。

“并非如此。”斯图坦言，如果你的家乡经常被写进恐怖小说——在那些静谧的小镇学校里面，充满了尸体和鲜血；或者在班戈人行道旁，冒着烟的下水道，突然爬出一个吃人的小丑；抑或是这样的——邻居家花园月季怒放，那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优雅别墅最常见不过，但里面却住着一堆流血的怨鬼。你会怎么想？你会对作者有好印象吗？

部分美国人现在谈缅因“色变”，甚至产生直觉：这里终日阴霾，很多房子闹鬼，监狱铁窗暗淡。而“恐怖州”缅因的实际情况是，夏季这里阳光明媚，大地上覆盖着绿色缎子一样的森林，有悠长而弯曲迷人的海岸线，民众淳朴、热情。但是，外界没来过的人不这么看，主要是缅因出了一个“把大家的屎都吓出来”的恐怖小说大王。

“所以，缅因州的一些人讨厌他。”

忽然间，我就有点理解了，他在家乡这么卖力地捐赠图书馆、捐医院、捐儿童乐园，也是为了心理上的某些弥补吧？他即使成为奥巴马的座上宾，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勋章，但他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或许是家乡人对他的认可？希望邻居看他的眼神不要太异样。

太阳升得很高了，即使是在北纬45度左右的班戈，中午时分，依然能够感受到太阳的灼热。

这次，斯图带我们来到一个停车库的楼顶，往下俯瞰，吓了我一跳，街道上矗立着一个巨人，目测有7米高，这雕像是个穿红黑格子衬衫、蓝裤子，扛斧子的奇怪大胡子。据说是当地传说故事中的伐木工人，在森林覆盖的美国，常有类似的形象。斯图说：你们知道最新的电影《小丑回魂2》吗？小丑恶灵突然出现，坐在巨人肩膀上，并坐气球降落下来，在街道上追杀小孩。斯蒂芬·金总是把他了解的事物信手拈来，放进小说或者剧本。

斯蒂芬·金笔下的恐怖并非来自惊悚血腥的场面，而在于人的内心。他并不是带你去鬼屋吓你一番，而更像一场无比真实的噩梦。这种恐惧犹如一只无形之钳子，他会在故事开始不久就埋下陷阱，然后逐层渲染，让你在惊奇中害怕，在悚然中期待，既脊背发凉又掌心出汗，最后他用这只钳子突然死死掐住你的脖子……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斯蒂芬·金那如同手术刀一样的心理描写。

“对我来说，最佳的效果是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他的名言。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看看这位心理手术大师的住所。

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车子，人们都探头探脑地往院子里面张望。

院前的铁栅栏上趴着两只张牙舞爪的铁蝙蝠，院子里一棵触目惊心的被砍头的死树，这棵死木估计曾经活过150年以上，不知怎么“死于非命”了，使得这幢红砖带罗马柱的老式二层楼大别墅显得沉稳中透露着一点点的古怪味道。整个栅栏的大铁门永远是大开着的，据说，只有在万圣节的这一天晚上，才会关闭。这一天晚上，班戈的很多人会带着孩子来斯蒂芬·金家玩“不请吃就捣蛋”，但由于人太多，他家将只允许孩子进去讨糖或捣蛋。

在恐怖小说大王家里过万圣节，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记住，请不要先被他吓死。

72岁的他依然每天在蝙蝠栅栏后的红房子里疯狂码字，而蝙蝠栅栏外面则是一堆读者在瞎转悠。人们很少见到他本人。现实中，他也极少遇见狂热的读者冲进他大门敞开的院子，大喊大叫他的名字，或者戴个惨白的女尸面具去窗口吓唬他。不过，他曾经自己脑补过一部小说《头号书迷》：流行作家保罗落入了一个女精神病崇拜者之手，被困在一个偏远的农场，这个偏执狂、大块头女粉丝还养了一头公猪，一头和作家同名的猪，保罗备受摧残并被打断了双腿。

我问斯图：“读他的《睡美人》和《肖申克的救赎》，发现他对美国监狱是如此熟悉，感觉他像是在监狱里面服过30年的重刑，他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斯蒂芬·金只在监狱里待过一个晚上，那是他20岁左右的时候，他喝醉了酒闯祸，被警察抓进去关了一晚上。”斯图回答。斯蒂芬·金对监狱细节的了解，看来主要是出于研究以及他的强大感受力，他认为，任何小说，细节要永远准确。像《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的女神丽塔·海华丝，估计就是斯蒂芬·金本人的梦中情人，她酥胸半露，一头卷曲温柔的金棕色长发，倏地甩起来，迷倒了整整一个时代。所以，整个小说中，她的海报这个关键细节，非常逼真——那是那个年头军队士兵和监狱犯人打飞机的对象。

午后，滔滔不绝说了3个小时的斯图要走了，说下午还要拉一个大团。

“老哥，你的生意不错啊！一年几千人下来，就是几十万美元收入啊！比开书店赚太多了！”我最后问他，“斯蒂芬·金对的你工作认可吗？”他说：“当然，他非常支持我！有人在家乡玩命地帮他宣传，他还不开心啊？！”

他的大肚皮一抖，跳上了面包车。

晚上9点多，我在超市买好东西，心想，夜里的斯蒂芬·金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按照他自己说的时间安排，他会打开灯看书吗？还是写作瘾发作，坐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屋子中间，打字机上永远只打出一行字“只工作不玩乐，聪明杰克也变傻球”？

好奇害死猫，我在谷歌地图上输入“斯蒂芬·金房子”，仅仅花了几分钟，我就又开车转到他家门前的那条宽大甬道上，这一带已经完全浸在黑暗中了，幽暗如鬼火的路灯隔得老远。我看到他家门口的廊道灯还亮着，冲马路这一面的屋子全都没开灯。

他每天写2000字左右，这个美国劳模，一年只有生日、感恩节和圣诞节3天不写东西，当然，据说这是他对媒体说的话，如果他高兴，这3天也会写上一点。

我想，斯蒂芬·金如果不写作，他会彻底发疯，脱得赤条条的，高举着斧头在大街上狂奔，嘴里喊着：“只玩乐不工作，聪明人也变傻球！”

突然，一辆巨大的越野车开着大光灯由远而近，在他家门口的铁栅栏前戛然而止，大光灯打在栅栏顶部的两只黑蝙蝠身上，现场雪白雪白的，直晃眼。车上跳下来两个年轻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跳着蹦着，到被照亮的栅栏前。原来他们是来和黑漆漆的大屋子合影的。

到了夜晚，和斯蒂芬·金黑黢黢的房子合影，才更符合恐怖小说读者的口味。

斯蒂芬·金也不嫌烦，还很配合，他让读者和粉丝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光亮的黑色大屋，恐怖小说大王的屋子是不是就应该这样？！

或许更符合吃瓜群众的意淫？

是夜，我住在一个前台服务员颇为粗鲁的小旅馆，离斯蒂芬·金家才一公里多。

旅馆旁有一个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发现那个女孩很有活力，棕黑色的头发，大眼珠子，穿着背心一样的工作服，胸脯发达，以拉丁裔的热情招呼着我。

我说：“你看到过斯蒂芬·金吗？”

她说：“斯蒂芬·金有时候也来这个加油站加油，偶尔会看到他。”

她说：“《小丑回魂》在班戈上映的时候，他坐在最后一排，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拿着一串血红色的气球，突然出现在前排观众中，把大家吓得够呛。”说完，她哈哈大笑，“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这倒是！”我说。我想起斯蒂芬·金有一次去澳大利亚偏远的小镇爱丽丝泉玩，他无意间走进一家书店，看到了他的书，于是他忍不住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自己的书上签起了名字，结果被愤怒的店主当场抓获，店主一把揪住他，说他破坏公物。

我一直在想，一个“恐怖小说大王”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

斯蒂芬·金酷爱写恐怖题材小说，或许他本人就是胆小鬼？

因为只有胆小到极点的人，才能如此细微地体察到内心的恐怖。反之，一个跃马扬刀的蒙古大汉是不可能觉察出人内心的这么多恐惧的。胆小鬼才会怕黑、怕鬼，而且怕到了极致，精神会越来越抓狂。在某些空间，只有胆小鬼才会有神经质的恐怖臆想症，斯蒂芬·金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

有个著名导演和斯蒂芬·金一起看电影，那位导演后来说，看到片中紧张的一幕时，斯蒂芬·金居然在自己的位置上瑟瑟“蠕动”，导演说“这是有生以来最好的经历”。

我推测，“恐怖小说大王”是不是有一个极其恐怖的童年？

回到他的童年。斯蒂芬·金小时候曾被一位保姆戏弄，她突然把他扔在沙发上，用穿着羊毛裙子的屁股压住他的小脑袋，大声地说：“开炮！”瘦小的金就像被埋在臭气熏天的沼气火焰里，眼前一片漆黑，几乎窒息死亡。

这位保姆给金煎鸡蛋，金觉得好吃就多要了一个，保姆就一口气给他吃了七个，然后邪恶地笑着，看他呕吐得满地都是。她还猛打他的脑袋，还把他锁在衣柜里——一个幽暗而密闭的狭小空间里。等金的妈妈回来，保姆正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而小斯蒂芬·金则在衣柜里睡着了，满柜子都是呕吐物。

斯蒂芬·金的“奇葩”妈妈也是他恐怖童年的一部分。

他5岁的时候，问妈妈见过死人吗，妈妈向他详细地描述，她看到一个人从旅馆的楼上跳下来，啪的一声摔在大街上，“他溅得满地都是，他身上流出的东西是绿色的”。谁的妈妈会对一个5岁的孩子讲这个呢？她是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分享给她年幼的儿子吗？求小斯蒂芬·金当时的心理阴影面积。

童年的心理影响人的一生，恐怖小说大王最大的恐怖还是来自他的父亲。

一天，小斯蒂芬·金爬上嘎吱嘎吱响的阁楼，昏暗的斜屋顶天窗下，他翻开一个积灰的箱子，发现里面有几本旧书——他爸留下的H.P. Lovecraft（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小说集，书的封面有一个魔鬼。此后，他常常抱着这些书在昏暗的屋子里看得瑟瑟发抖，这些成人才能阅读的恐怖小说，陪伴了他的少年时代。这也促使他最终成为一个恐怖小说作家。

而更恐怖的是，他的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说是出门买东西，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甚至没有路过看他一眼。没有父亲的童年，会极其缺乏安全感，因为没有人为这个家庭遮风挡雨。恐怖是一种可以传递的家庭情感，斯蒂芬在自己小小的心灵之上，大概还背负着妈妈的恐惧，爸爸的恐惧，保姆的恐惧，他们的恐惧在他的身上和精神之上，继续繁衍生长了。

这或许构成了斯蒂芬·金精神世界的基础。

每次有人问小斯蒂芬·金：“你父亲去哪里了？”她的母亲都说：“他去当海军了，在海上。这不是谎言。”

我不知道，他听了这个是怎么想的。

一个受了恐怖惊吓，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要走多少路才能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心理学家认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在成长中会自卑或者拼命地刷存在感，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斯蒂芬·金已经72岁，名满天下，却丝毫没有退休的征兆，依然玩命地奋战在写作第一线，这是不是超级强烈的童年心理原动力在起作用呢？

或许超级成功的人，都不是普通人的心理吧！

离开班戈的那个晚上，我喝了一瓶啤酒，肚子胀鼓鼓地躺在小旅馆硬不拉几的床上。

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安徽的邻居兼同学晓秋，她和斯蒂芬·金一样也没有父亲。

她爸在她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们有段时间常在一起玩。有天，她问我，你想不想你妈？我说，想！我好小的时候，她从外地坐长途车赶来看我时，我每次老远就奔过去，一把紧紧抱住她的大腿，把鼻涕沾在她的裤子上。我又问她，你想不想你爸？她说：“好想！每次看到人家爸爸骑自行车驮着孩子，就想起他。以前，我爸爸常骑一辆28英寸的永久自行车，去附近的几个小镇推销茶叶和瓜子，他在前杠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木头凳子，那是我的专座。他载着我，走大街，串小巷，丁零零打着铃回家。那时候，我的头靠着他的下巴，蹭到他毛拉拉的胡子。”

我记得，她爸爸车祸死的那天傍晚，她还在做值日生，有一个同学奔进来，对着班级里面还没走的人，吼了一句：“晓秋，你爸出事了！”她好像正在扫地，慢慢地直起身，抬头茫然地看着那个同学，手上的扫帚掉到了地上。后来，她又捡起扫帚，颤抖着把地扫完再去的医院。后来我知道，那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个还有爸爸的日子。据说，她爸爸的自行车钻进了急转弯不打方向灯的重型卡车的后轮，茶叶和瓜子散落了一地。

初一，一次作文考试，发下来的题目是“我父亲的二三事”，她说，她当时眼泪就扑簌簌地掉在了卷子上，湿了一片。那篇作文，她一个字也没写。每次看到父亲的黑白老照片，还有一本他当年翻烂的陆羽的《茶经》，她说她依然会哽咽。有天早上，她跟我说，她昨晚做梦梦到了他，好像卖出去很多很多茶叶，挺高兴的样子。她说，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再梦到他。

14岁时，她的母亲带她改嫁，母女俩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继父讨厌她那倔强的小眼神，她没有再叫过“爸爸”。她说，叫不出口。

高中放暑假，我们两个偶尔通通信，一次，她在信里说，她非常不喜欢小区里打赤膊的男生。我揣测，或许是她对从未见过的事物产生的一种抗拒？晓秋说，宿舍的一个舍友总是和自己的爸爸打电话，大人一样教育她爸爸不要抽烟，不要惹妈妈生气，她爸爸在电话那头应声虫一样。晓秋在跟前听着，心里猜想，如果可以和自己的爸爸打电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她读书要强，高考考得不错，但因为师范类大学学费便宜，她就毅然去了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中专老师、卖过保险，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理财类公司。只是她一直单身，直到后来遇到她的老公——比她大了16岁，一个很理解她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何，他们在一起近10年，前几年还是分了手。

她后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她每天可以工作到夜里10点。2018年，国家对理财类公司进行13项原则整顿，很多客户撤资，成了她最困难的一刻，她四处打电话找人融资、疏通，为了接一个大单，她可以彻夜准备方案，次日一早带着一堆人，奔赴会场。

我在美国的时候，她跟我偶尔还有联系。新闻里说市道不佳，又倒了很多公司，我担心地发短信问她：“最近可好？”

她回复我三个字：“会好的！”

有一晚，我无意翻看了她的微信朋友圈，发现她头像下的个性签名是这句：“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

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她，那带泪的、倔强的小眼神。

﹝图﹞ ■哈佛同学集体照，里面的老头是我的教授，我给他起绰号：司马懿。

﹝图﹞ ■来自地球各地的同学，在夜晚的酒吧告别，因为距离太远，大家估计永远也不会再相见了。

﹝图﹞ ■哈佛广场上奇怪的宣讲者，只有一个听众。

﹝图﹞ ■缅因州龙虾节上扮演海盗的老头老太，我不理解，他们的小眼镜片怎么那么像算命先生。

﹝图﹞ ■老船长约翰让我把一下老式纵帆L船的舵，这艘船有90岁。约翰还跟我说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爸爸去延安见过毛主席。

﹝图﹞ ■划船去荒岛上煮龙虾，年轻的水手在洗锅子，他在攒大学的学费。

﹝图﹞ ■老杜是一个中国通，他家有英语版的《宋词选》。

﹝图﹞ ■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之家，73岁的他至今仍在里面疯狂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