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寻找1985年的四个夏天

尾声 寻找1985年的四个夏天

我觉得有必要让两个世界的人真正地走近对方，了解对方流淌的血液，了解彼此的心跳频率，触摸对方的灵魂。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的共同体。

缅因州，班戈。

8月11日清晨6点，我在一阵手机闹铃声中惊醒过来。

今天要回国了，我一早飞往纽约，然后再转搭东航的MU588回上海。

迷迷糊糊地爬下床，时间不多了，我赶紧整理箱子，先把陪我旅行的书塞进去，有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有四处收来的一些地图，荒滩上捡的几块石头，以及一堆没有洗的T恤、袜子、短裤……

拖着行李箱，走过长长的昏暗的旅馆走廊，洗衣间的灯坏了，闹鬼似的在一跳一闪的。旅馆前台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估计服务员还在酣睡。

我开着白色的“毛驴”去机场，路上车子还很少，班戈笼罩在一层夏日清晨的薄雾之中，有些灰蒙蒙的，又有些清冷。

机场的还车处还没有人，我把车停在安飞士的还车位置上，下车的时候，最后看了一眼“毛驴”，这辆白色的道奇，是我美国出游最后一夏的坐骑，如今，孤零零地在一块蓝色的Car Return（还车处）大牌子后面待着，我知道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来班戈了。在班戈这个缅因州的小城结束美国的旅行，觉得有点不忍，心里隐隐觉得旅行还进行得正酣，就被外力突然中止了。

班戈的机场很小，一眼望去，只停了几架螺旋桨飞机。一早飞往纽约的小型波音飞机已经全部坐满了，我的旁边坐了一个大块头，皮带加了一截，才能系住肚子。他做了个自我解嘲的鬼脸。

起飞时，我看见广袤的缅因大地上，树木、房屋、森林、公路都无边无际地伸展着，远处天空的青色和大地的灰色融在一起。

好像人被硬生生塞进了机舱，飞机直插云霄的那一刻，感觉心还留在地面。

我默默无语地看着窗外，心道，别了，别了！

回国不久，我突然发现“美国”成了一个极度敏感的词，特别是华盛顿抛弃老布什几十年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启动“对华竞争战略”后，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抗，向悬崖边又推进了一大步。东西方彼此的种种不理解、敌对和厌恶，正在全球蔓延……难道，未来的我们会被赶进死角吗？

经过四个夏天，9387公里纵横美国，一场磨驴式的游历，处处遇见淳朴而有趣的人们，那是活生生的柴米油盐的美利坚，和我们黄种人一样，两个眼睛一张嘴，一样的爱恨情仇，一样的烟火气息。这更让我觉得有必要让两个世界的人真正地走近对方，了解对方流淌的血液，了解彼此的心跳频率，触摸对方的灵魂。

我们毕竟是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的共同体。

未来，该如何解开两个巨人之间的死结呢？

中美能逃脱墨菲定律注定的命运吗？

忽然发现，早在1985年，东西方其实就已经找到了这道貌似无解的题的完美答案，那一年，地球上有了人类自我救赎的尝试，但是时间过去几十年，人们渐渐忘记了当年睿智的大师们的解题思路。

1985年，地球上最美丽的一年。

那一年我还小，有天晚上，跟着爸爸去公共澡堂子里洗澡，光着屁股搓背时，雾气缭绕，水花四飞，忽然听见一个正在冲淋的叔叔扯着喉咙高唱：“We are the world ， we are the children（我们是同一个世界，我们都是地球的子民）。”接着，所有光屁股的叔叔都一起跟着用力哼起来，有两个还把头晃来晃去，水珠溅起，“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嘶吼得走调的歌声和着哗啦啦的冲淋声，一下子飞越了湿漉漉的澡堂子，穿越水汽，让我震惊于这种音乐的力量。

后来，我知道这首歌是迈克尔·杰克逊年初为了给非洲灾民捐款，组织了全美国45位歌星共同录制的，那么多大腕，凑在一起只为了一个目标：救人，救地球。演唱这首歌的那天，纽约赶去捐款的人堵塞了大街小巷，所有无法动弹的车子里都回荡着这首歌，人们激动得泪流满面。良知似乎都被歌词洗涤着。除了好听，“我们是同一个世界”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爱的境界，不仅仅是全球人开始关注非洲人的生存问题，更是传达了“天下一家”的理念。为了这份爱，我发现连特立独行的鲍勃·迪伦也放下自尊，非常不习惯地挤在一群R＆B（节奏蓝调）歌手当中，用力嚅动着嘴巴。

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让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站在了一起。

这一年的7月13日，那场“拯救生命”（Live Aid）演唱会在费城和伦敦二地接力举行，几十位世界级大师同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简直让世人发疯、发狂、发癫，大师们义唱的目的还是这个：拯救地球上的生命，思考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16个小时，全球15亿人看了转播，收到了8000万美元捐款。

无数人潸然泪下。

当年轻的戴安娜王妃穿着白色的格子裙子和查尔斯王子步入会场时，全场开始沸腾。黑夜来临时，前披头士乐队灵魂人物之一的保罗·麦卡特尼来了，一头遮住眉毛的秀发，清澈的眼神，他弹着钢琴，唱了一首“Let It Be”（《顺其自然》）；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和美国摇滚女王“母狮”蒂娜·特纳合唱的时候，贾格尔欢快地撕下了特纳的裙摆；阳光明媚的麦当娜在台上大跳劲舞，青春活力是Lady Gaga的15倍（2020-1985=15），如日中天的她连飙三首歌；鲍勃·迪伦则满头大汗，吉他弦断了一根，他现场改了《答案在风中飘荡》，这个歌词此后再也无人能够复制；U2乐队穿着黑色经典绅士装，演唱了一首《星期天，血色星期天》。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的是皇后乐队的佛莱迪，他穿着白色的背心、骚气的牛仔裤，四颗龅牙和一堆胸毛，《波希米亚狂想曲》一开嗓——“妈妈啊，我刚刚杀了个人”，后面接着7万人大合唱，全场燃烧，他那性感的翘臀转身动作，成了永远的神话。最后，几万人一起唱迈克尔·杰克逊的《天下一家》，全地球人都沐浴在爱的泪水当中。

那一年，连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都转播了这场世纪演出，拯救生命，用爱凝聚世界。臭不可闻的意识形态，给我滚一边去！

演唱会期间，我看到观众中打出的标语是：“你好，这个世界！”

1985年7月13日，东西方社会，富裕国和贫穷国，无数不相识的人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可以凝聚在一起的，我们是可以和解的，我们是可以包容和爱对方的，因为我们同属一个世界。

到了这一年的11月份，白雪覆盖的日内瓦湖又迎来了一个地球救赎日。

一个帅气高大的人伸出手，握住了一个头上有胎记的矮胖秃子的手——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战略敌人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地球上最有势力的两个人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这次握手，标志着东西方和解的开启，穿越了美苏冷战的铁幕。过去的那些年，大家都像抄着原子弹威胁对方的小流氓，现在，两家终于坐下来，说：“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在两国的技术官员进行对话前，沟通大师里根忽然对戈尔巴乔夫说：“趁我们的手下在讨论军备控制的必要时，您和我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于是，二人一起冒着湖边的严寒走下山，来到一个游艇房的炉子边，那里生了一堆火，二人就在炉边“私聊”起来。这次炉边私聊，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信任，这成为拉开东西方大和解的序幕的利剑。二人把这样理解对方的友好气氛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

20世纪80年代就是在这些人类大师的推动下，开始了大和解，这次大和解跨越了国家、政治、宗教和种族。

仅仅两个多月后，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从11000人中挑选出来的女教师麦考利夫，走进了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她的父母、丈夫、孩子、学生以及全世界的观众都在屏幕后面观看直播，她将在太空给全国的中学生上两节太空课，点火起飞73秒之后，“挑战者”号在一个耀眼的爆炸后彻底消失，全世界震惊。当时，我是在《新闻联播》上看到这则新闻的，看到电视机里泣不成声的学生，一种通向未知世界的失败痛苦，刺穿了我的心。全世界的慰问信像雪花一样飞向麦考利夫的家人，大家觉得这不仅仅是美国的一次失败，而是大家共同梦想的挫折和幻灭，刻骨铭心，女教师麦考利夫的死亡，让东西方社会都能够共情。

以1985为中心的10年，的确是地球的黄金10年。后来的人，都很忌妒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到那么多超级大师、闪耀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他们给分裂的地球带来了救赎。

东西方大和解，是这个病入膏肓的世界唯一的良药。

回上海半年后的一天。

我写完最后一篇去斯蒂芬·金家的文章，历时4年的游记初步完稿，和往常一样，我从安福路的塞万提斯图书馆里出来，骑上摩拜单车，我的手提电脑放在一个在MoMA买的红色布袋袋里，然后搁在自行车前边篮子里面。我可能太兴奋了，又有点完稿后的迷茫和失落，脑子处于一种飘然的真空状态，我骑去不空书屋检查一处漏水的管道，然后，就在欣安大厦门口停了车，锁车上楼。在楼上打了几个电话，处理了好一阵子的管道问题，突然想从布袋袋里找一样东西，但是在桌子上、椅子上、门后面、地上，甚至连厕所的马桶旁都找遍了，哪儿也没有我的红色布袋袋，我眼前一黑，是不是还放在自行车的前篮里面？这距离我锁车已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我飞奔下楼，外面有些飘雨了，我慌慌张张跑出大厦，门口停了好几辆摩拜单车，但是没有一个篮子里面有我的包。我完全傻掉了，多数的文章还没有完成上传备份，完了，完了完了，我四肢顿时拔凉拔凉的，四年的心血全部付诸流水了。我脑子嗡嗡嗡的，一种巨大的懊丧感、挫败感像地沟水一样从心头往上汩汩地冒出来。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物业的保安处，要求调看门口的监控录像，那个瘦小的安徽保安大叔很和气，他静静地陪我坐在四个黑白小屏幕前，从一个多小时前的门口录像看起来。那个摄像头找不到停自行车的位置，只能看到欣安大厦门口走过的人，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拿了我的那个布袋袋。我足足看了30分钟的录像，没有任何头绪。我发现，走过去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而且很多包都是夹在不对着摄像头的那一面，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地长时间地看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的人走路，很多人都是急急忙忙的，像是充军途中。

我越看越失望，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我四年的心血啊。我悔恨不已。

我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

正在这时，奇迹出现了。

有一个老阿姨突然出现在监控室的门口，问是不是有人丢了包包。

我飞奔上去，这是一个卷头发、穿着不起眼的暗蓝色衣服的60多岁的上海女人，她站在我的面前，她说她30多分钟前看到一个红色的布袋袋在自行车前篮子里，估计是有人忘拿了，就抱着这个包在门口，在微雨中走来走去，等了很久，也不见人来，就去找了警察。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说：“你救了我！我如果想不开，说不定会从金茂大厦顶楼跳下来！”老阿姨很镇定地说：“丢个包包就这么想不开？当年，我去黄山玩，把儿子还弄丢过一回呢！”

“老阿姨好温暖。”现在回想起来，我突然明白，1985年大师们在台上高歌的那一刻，传递的不就是这种老阿姨式的爱心吗？

一种朴素的友善。

我们如果还有未来，恐怕需要的就是这种朴素的老阿姨式的友善。

从美国回来后的一天，我路过一个艺术展，看见八个惊悚的黄色大字：“我们的世界会好吗？”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

这个问题的确困扰着我们当下所有的人。

瞅瞅今天这个世界，所有地方都被新型冠状病毒侵袭，经济陷入二战后最大的泥潭；大国之间脸色难看，有时真如泼妇街战，找对方每一个碴去攻击对方；冲突像狼烟一样东一撮西一堆升起，民粹主义在全球抬头，一副二战幽灵的嘴脸；曼谷、东京、纽约等大都市，大量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失去工作；在欧洲和中国，离婚率都居高不下，婚姻制度濒临破产；城市里，许多年轻人都沦为挣扎在辞职边缘的社畜，明天还会好吗？

不知为何，这让我想起玛丽·安，那位79岁的老太太，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读书期间借住房子的房东。

老太人奇瘦，脖子在一场严重的车祸中折断。康复阶段，走路僵硬宛如机器人，但并不影响“机器人老太”周末在家中开小派对。在我和周围的人看来，她的事情够倒霉的了，上午9点遇到一个酒鬼开车，飞来横祸，脖子骨折，有好几个月都卧床一动不动。但是，她自己却从来不这么看，她说，那次车祸对撞速度已经很高了，对她来说，却是极其幸运的。因为当时车就翻滚出去了，警察来时，发现她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脑袋耷拉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她死了，结果她却因没有动脉大出血，存活了下来。她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奇迹。”她觉得自己可以一点点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而且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还多了一点盼头呢！

有天晚饭时，我问她：“这次倒霉的车祸，在你的眼里，居然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她当时正打算往嘴巴里扔一把药，她停在那里，想了下说：“当然！”

吃饭的时候，我们喝着啤酒，老太因为吃药只能喝果汁。

她的好友叫马修，他讲了另一件关于玛丽·安的事。

马修说，前年有个亚利桑那州的老朋友到伯克利来玩，大家决定开车去海边。去海边的一段马路在修，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车轮每次碾进坑洼地，汽车就会猛地往下一冲，我们则砰地往上一弹。砰！很多次大家的头都碰到硬硬的车顶。当时，马修摸着头抱怨说，路面简直像麻子一样，屁股都颠痛了，脑袋该不会被撞坏吧？

他发现玛丽·安在汽车里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应，老太每次弹起来撞头时，都哈哈大笑。马修问她为何笑，她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开在赫赫有名的蹦床大道上！”她说，她发现，撞头的时候，如果开怀大笑，头痛会减轻许多。于是，后面一个坑，所有人的脑袋都一起弹起来飞向车顶的时候，车厢里充满了哈哈大笑声。

“那一刻，”马修说，“感觉头一点也不痛，真的。”

世界好不好，关键看你怎么去看它。

我在上海办了个不空读书沙龙，一位患了癌症的老先生在聚会上，问在场每个人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你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于是，大家都挠着脑袋想了半天，结果有一半人的答案是选择旅行，去自己少年时就向往着和爱着的远方，去完成未竟的心愿。而另一半人，则希望可以死在窝里，死在爱人的臂弯里。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人临死的时候，都希望拥抱爱，拥抱最美好的事物。

看来，没什么人那么傻，在灵魂即将出窍的一刻，在奈何桥前徘徊时，还惦记着仇恨和痛苦。

游历北美的四个夏天里，我搞明白一件事，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子民都是那么独特，那么与众不同，每个人都是灵魂的独行者，我们彼此甚至都不兼容，但这都没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对彼此的理解，有过善意，有过一点爱，就可以了。

永远记着那个瞬间，“拯救生命”群星演唱会上，皇后乐队的佛莱迪在台上又蹦又跳地嘶吼的时候，一个女孩在人堆中打出的标语是：“你好，这个世界！”

那一刻，地球那头的你离我这么近，我们在一起，我感到紧紧地握牢你伸来的手，闭上眼睛，听着彼此模糊而不一致的心跳，在这一瞬间，与你共度时光。

如果可以，请把我们埋葬在1985年的春风里。

2016年8月—2020年3月24日第一稿 2020年5月20日第二稿 2020年7月10日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