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地位与历史倾向——母权论平议

大批的成年女子不走上婚姻的路，他们纵有性的关系，也不受国家和舆论的承认，并且这种人数一天多一天，这当然有它的严重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推敲。但在推敲以前，我们不妨先把历史上对于女子的身份有密切关系的两派倾向，先约略温习一遍。这两派倾向，一主张两性的社会平等，一主张女子的社会服从，到现在还都在西洋人中间活动。无论在行为方面或见解方面，用实际道德的立场或用理论道德的立场，来追溯这两派倾向，都是不难的。

有一个时候，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见解，以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初期里，在父权时代确立以前，另有一个“母权”的时代，在那时代里的女子不但不受男子的庇护，并且有极高的权力1。五十年以前，德人巴霍芬（Bachofen）便是此种见解的最有力的说客。他读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述以后，在小亚细亚的古吕西亚人（Lycians）中间发现了一个最可以代表的“母权”的例子，因为希氏说，吕西亚人从母受姓，也因袭母的身份，而不从父，不因袭父2。巴氏相信这一类的民族是“女子政治”的3，治权是在女子的手里。这种见地，尤其是像巴氏的那种说法，到现在已经不能说有多么大的力量。至于从母受姓的习惯，即所谓母系的制度，确乎在有一个时代是很普遍的。但我们很早就知道，系虽从母，一族的治权却不一定在母亲手里，往往在各式公权的制度里，我们可以找到母系的同时存在4。巴氏的说法虽去事实太远，近年以来，一部分见地，却又走了另一极端，把母系制度下女子分有应得的权利否认一个干净。这当然又是和事实不符的，即使没有事实做依据，理论上似乎也大不近人情。苏门答腊（Sumatra）的所谓“恩比拉那克”（ambilanak）式的婚姻，我们就不妨拿来当做母权制度的一派，在此种方式下的婚姻，男子住在妻子的家里，虽不付什么代价，地位却是属体的而不是主体的。古吕西亚人的实在也就是这种制度，据希罗多德的那种写法，我们万难断定它有女子政治的意味5，我们却知道，小亚细亚一带的妇女古时候全都能享受优良的待遇和高度的权利，初不独吕西亚的女子为然，这一点我们在基督教初期的历史与文字里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母系的制度确乎能够提高妇女的身份，我们在古亚拉伯的“比那”（beena）婚制里可以找到一个更显明更清楚的例子。在“比那”婚制之下，女子的地位和普通买卖婚姻制下的大不相同。买卖婚姻制下，女子多少有些货物的意味，多少要受人的作践，但在“比那”制下便不然，女子是帐幕和一切家庭财物的主人，有了财主的身份，有了不必依傍丈夫的自由与能力，她的尊严也就提高了6。

原始时代从母得姓的倾向还可以叫我们联想到一点，就是原始的人类未尝不承认，在生殖的作用上面，母亲的力量要比父亲为大。既联想到这一点，我们便不由不想到原始文化里的另一种的倾向。就是，在神道的崇拜里，女神的地位要比男神稍胜一筹。女神的地位既比男神为崇高，则女子的地位绝不至于比男子为低，似乎是一件势所必至的事。原始的妇女往往和宗教的职司有重大的关系，原因也就在于此了。在澳洲中部的各部落有一种共同的传说，就是，以前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女子的名分原是很大的，到了后来，才几乎完全变做男子的职司；但即在今日，至少有一个部落似乎还保守着不少的以前的习惯，宗教仪式里依然有女子参加；可见那共同的传说是不为无据的了7。其实在欧洲也未尝不如此。开尔特民族以及地中海各民族的原始的许多神道，在基督教来到以后，虽全都退居不清楚的背景里去，但同时退避，而隐约之间，女神的影子要比男神的摇晃得大8。爱尔兰民族是以保守著称的，古代的习惯与传统思想至今还存留得不少，女子的地位也就比别处要高出许多，无论婚前婚后，她都享受不少的自由。他们说：“每一个女子可以走她自己愿意走的路。”爱尔兰女子在婚后的地位和离婚的自由，都要在基督教教会以及英国的习惯法所许可之上9。母系的制度对于女子的地位，有特殊的良好影响，初看似乎不容易承认，但我们要知道，就在最与女子不利的文化环境之内，女子对于男子，往往能行使很大的压力，使男子轻易不能以横暴相加，不利的环境之下尤且如此，何况有母系制度的帮衬呢？10

1．这种见地，如其完全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在所以绵延种族的性的功能上，女子的名分似乎比男子要大许多。步虚（D．W．H．Busch）在八九十年前就说：“要是我们完全从体质方面来看性的本能，不但女子不能算作男子的资产，而且若把男子当作女子的资产，理由反而要来得充分。”见《妇女的性生活》（Das Geschlechtsleben des Weibes），第一册，第201页。

2．见希氏史书，第一册，第一百七十三章。

3．按这里所说的“女子政治”或“女治”，英文为Gynaecocracy，“女治”和“母权”（Matriarchy）程度上很有一些分别。“母权”的社会，民族学上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女治”的社会，便几乎完全没有。巴霍芬一班人的错误就在根据了一些母权的零星资料，来树立一个“女治时代”的学说。——译者

4．系属和治权事实上是截然两事，早经达而恭在他的《母权与父权》（L．von Dargun，Mutterrecht und Vaterrecht，1892年出版）上说过。韦思特马克虽以为施丹麦兹（Steinmetz）并没有绝对证明在母系制度之下，夫权一定会减少，同时却也可以为假若一个丈夫住在妻子的家里，他的权力多少要打些折扣。见本书“道德的定义和分类”一节注8所引书第一册，第655页。

5．按这里所说的“女子政治”或“女治”，英文为Gynaecocracy，“女治”和“母权”（Matriarchy）程度上很有一些分别。“母权”的社会，民族学上还可以找到一些资料，但“女治”的社会，便几乎完全没有。巴霍芬一班人的错误就在根据了一些母权的零星资料，来树立一个“女治时代”的学说。——译者。

6．见斯密士的《古阿拉伯的氏族与婚姻》（Robertson Smith，Kinship and Marriage in Early Arabia）；弗瑞泽尔在1886年3月27日的《学院杂志》（Academy）里也以为非洲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北境的半色米底人（Semitic），因为没有经历过回教的富有革命性影响，到今还保留着一种婚制，和“比那”婚制十分相像，但此种婚制同时也包括一些另一种相反的制度的遗迹，这种相反的制度，在斯密士的书里叫做“巴尔”（Ba’al）婚制，那就是一种以女子为财产的买卖婚了。

7．斯朋色尔与格林合著的《中澳洲的北方部落》（Spencer and Gillen，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第358页。

8．见瑞伊士和勃林冒琼士合著的《威尔虚民族》（Rhys and Brynmor Jones，The Welsh People），第55—56页。又瑞伊士独著的《非基督教的开尔脱民族》（Celtic Heathendom）第93页。

9．见瑞伊士和勃林冒琼士合著的《威尔虚民族》（Rhys and Brynmor Jones，The Welsh People），第55—56页。又瑞伊士独著的《非基督教的开尔脱民族》（Celtic Heathendom）第93页，合著书，第214页。

10．葛劳力（Crawley）举过许多例子，见《神秘的玫瑰》（The Mystic Rose），第41页及第41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