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阴云笼罩：1982年

第四部分 阴云笼罩：1982年

……镇上小小的官方告示刚刚张贴出来，尽管都贴在没什么人会注意到的角落。从告示中很难看出当局正视事实的态度。采取的措施也远非严厉的，人们觉得这已经做出了诸多让步，不希望让民众惊慌。

——阿尔贝·加缪《鼠疫》

1982年1月，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布鲁斯·伊瓦特喜欢与血友病患者一起工作，他毕生致力于出血性疾病的研究，很早就成了疾控中心的住院专家。这种困扰欧洲皇室数代人的出血性疾病，是由一个分子的遗传信息决定的。这种分子结构的顺序通过遗传密码由母亲传给儿子；这个分子决定了儿子的血液是否会凝结止血。患血友病的儿子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他们的病症——血友病，意为“爱的血液”。除了对这种分子的迷恋之外，伊瓦特还发现和血友病患者一起工作本身就是件有趣的事。他们不仅聪明，而且见多识广，人生中曾经历过一次科学上的突破，预期的寿命增加了几十年。

第八因子的发明，一种注射之后能帮助血液正常凝结的物质，彻底改变了美国2万名血友病患者对于寿命的想法。在第八因子出现之前，血友病患者只能活20年，也许30年，其间必须不断到医院大量接受输血，而输血的唯一作用就是补充失血。第八因子是由数千名献血者的血液浓缩而成的一种凝血制剂，一旦注入血液，血友病患者便有了能让血液自行凝结的必要成分。这一发现使血友病患者的寿命有望与正常人一样。

布鲁斯·伊瓦特很欣赏血友病患者中间的乐观精神。他们组织起来，为研究经费四处游说，热切地致力于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像癌症或慢性病患者那样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伊瓦特关心血友病人，因此当他在1982年初接到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电话后深感不安。迈阿密的一位医生确信第八因子导致了他的一个病人死亡，这位老年血友病患者几个月前因肺囊虫肺炎去世。不会是肺囊虫原生虫进入了他的病人注射的凝血剂中传播了疾病吧？

伊瓦特让那位医生放心，制备第八因子过程中的过滤程序会阻止细菌和原生生物的传播。当然，较小的微生物——比如病毒——可以躲过过滤程序，导致血友病人有相当高的机率患上某种疾病，比如肝炎。但是，肺囊虫原生虫很大，过滤程序不会漏掉。伊瓦特周到细致的讲述散发出一种仁慈，让人很难不信。

然而一放下电话，伊瓦特就面色沉重，脑子里出现了他一直试图回避的绝望念头。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比如玛丽·桂南和唐纳德·弗朗西斯，已经预计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接受者中会出现同性恋肺炎患者。这不仅是第一个此类病例，而且可以提供一些证据，证明男同性恋普遍出现的免疫缺陷确实是一种病毒引起的。伊瓦特打电话给血液制品的主管部门——美国食药局，看他们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问题；又询问管理有序的血友病人组织是否听说过有类似的病例报告。都没有。桑德拉·福特的记录也显示没有血友病患者申请使用戊烷脒。

佛罗里达的病例本身也有问题。尽管活检确诊了肺囊虫肺炎，但病人已死，无法再做更精确的免疫分析了。而且，医生没有进行尸检，那么未确诊的肿瘤或淋巴癌造成了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导致肺炎也不是没有可能。

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哈罗德·杰斐向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解释了这些问题。身为流行病学领域的老兵，福格充分意识到这个病例的分量，这不仅事关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接受者，而且为最终确认疫病原因开辟了道路，哪怕只是一个普通标签，比如“病毒”。不过他也明白，其中变量太多了。

“假如确实如此，还会有新病人出现，”他告诉杰斐，“到时我们就清楚了。”

伊瓦特请桑德拉·福特留意任何将血友病列为可疑病情的戊烷脒订单，然后开始了长达数月的不安等待。

哥本哈根

伊比·拜博耶格医生从扎伊尔回来已经4年了，正好赶上了他的朋友格蕾特·拉斯克1977年底去世。1982年年初，医院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男同性恋感染的新疾病。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位专家已经前往丹麦进行研究，这肯定是件大事；丹麦科学家们都急着写论文，以赶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之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奥胡斯的研究论文。

作为热带疾病专家，去年下半年，拜博耶格医生被召去治疗他的第一个病例。不久，病人接踵而来，因为瑞斯医院的免疫学科名声在外。拜博耶格时年36岁，当研究到第三例患有不明原因的同性恋病症的病人时，他忽然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太像非洲疾病了。有个患者的肠子被无法控制的阿米巴寄生虫吸干了，情况跟一些非洲丛林的原住民一样。还有卡波西肉瘤，他也只在非洲见过。当拜博耶格的第一个卡波西肉瘤病人死于肺囊虫肺炎，接着又有一个病人死于同样的肺炎时，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的朋友格蕾特去世后，他想要研究肺囊虫这种原生生物，但被他的教授们劝阻了，这些人断言研究这种罕见疾病是没有前途的。

于是，拜博耶格转而研究淋巴细胞。他很高兴自己的选择，因为现在那些患有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的年轻人显然是淋巴细胞出了问题。拜博耶格觉得，淋巴细胞甚至有可能是了解病因的关键。

但他脑子里有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导致这些男性死亡的疾病，某种程度上与导致格蕾特·拉斯克死亡的疾病有关。他仍然信守自己在她临终前做的承诺：在他死之前弄清楚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生命。在荒凉的日德兰旷野，“心灵的盛宴”期间，肺囊虫肺炎成为过去和现在的联结点。

拜博耶格跟部门主管商量，希望允许他在医学刊物上发表一篇关于格蕾特之死的文章。也许这会成为一小块拼图，帮助其他人看清这种疾病的完整图景。以便让他们知道，新的致命病毒首次在欧洲亮相也许就是在她的体内。

拜博耶格的上司们对年轻科学家想要发表文章的冲动一笑置之。他们告诉他，热带疾病到处都有，非洲的疾病随处可见。又说，跟几百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同性恋得的病，怎么可能会和格蕾特·拉斯克的病有关呢？后来有个朋友指出，受人尊敬的拉斯克医生便是个从不隐瞒性取向的女同性恋。

巴黎

雅克·莱博维奇和威利·罗森鲍姆在1982年初召集的法国研究小组还没有着手寻找这种奇怪的、尚未命名的疫病的原因。起初，他们大张旗鼓地走进各家医院只是想追踪这种新的疾病。罗森鲍姆已经联系了巴黎的同性恋医生，但是他发现，那些医生坚决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新的阴谋，逼他们转入地下。“就让我们这种人去死吧。”他们跟他说。罗森鲍姆决定在巴黎郊外的克劳德－伯纳德医院开始自己的流行病学研究。他建起了自己的热线，每天尽可能多地接待病人。失业的流行病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布伦特正好想找一份临时工作，他自愿跟踪巴黎的非洲病例。莱博维奇则与镇上的其他医生保持联系。

他们认为，美国人将病人分为同性恋和非同性恋，而他们必须提供一种不受这种偏见影响的视角。美国科学家认为把新疫病视为非洲人的病很莫名其妙，但法国人认为把它视作同性恋疾病也不太常见。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一种极大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它一定来自某个地方。巴黎的病例比美国的第一个病例早三年出现，它的起源地指向了非洲。在整个北欧，有关这一理论的证据正在迅速累积。比利时的医生在扎伊尔和乌干达等国发现肺囊虫肺炎的病例已有4年之久。

1月6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

可怕的热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席卷了扎伊尔和苏丹的边境，到达散发着恶臭的埃博拉河岸。这种疾病是一种血源性病毒，通过两种方式迅速传播——要么是性行为，因为受感染的淋巴细胞存在于患者的精液中；要么是当地丛林医院的共用针头。由于缺乏现代化的防护措施，医护人员也会感染血源性疾病，这种传播路径在文明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1976年疫情暴发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组受命前来消灭这种后来被称为“埃博拉出血热”的致命疫病。在扎伊尔边远地区工作的丹麦医生，比如伊比·拜博耶格和格蕾特·拉斯克，对工作组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唐纳德·弗朗西斯发现尸检以及在丧仪中接触尸体明显会使人感染疫病，这位从美国疾控中心借调到世卫组织的医生马上禁止了当地的丧仪，并果断焚烧了尸体。已感染的幸存者搬出社区并进行隔离，直到确认他们不会再传播热病。几周之内，疫情就像来时那样神秘地消失了。部落民众对于这些傲慢的来自其他大陆的年轻医生禁止他们延续了上千年的丧仪非常愤怒，受伤的表情甚至扭曲了他们的面容。

这一天，当唐纳德·弗朗西斯陷入对免疫缺陷流行病的沉思时，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可怕的埃博拉出血热爆发时的一幕幕画面。这些记忆在周三早上变得愈加清晰起来，当时，弗朗西斯接到了巴黎的盖伊·德·泰医生的电话，他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非洲疾病专家。

德·泰医生翻阅了有关非洲疾病的最新研究。当然，其中提到了良性卡波西肉瘤，弗朗西斯已经听说过1972年乌干达通报了第一例更凶险致命的新型卡波西肉瘤。但是还不止这些，德·泰说。乌干达境内尼罗河西部地区，同居的年轻男子开始患上常规的良性卡波西肉瘤，还有凶险的、类似于折磨美国同性恋的卡波西肉瘤。这些非洲患者还患有淋巴腺疾病，跟美国的疾病初期症状一样，德·泰说。它们之间肯定有关系。

弗朗西斯心想，当然有。一种非洲来的新病毒。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医生推测，导致人类T细胞白血病的逆转录病毒也是从非洲来的。毕竟，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仅出现在葡萄牙商人居住的日本部分地区，显然是这些葡萄牙人在500年前从非洲把这些微生物带过去的。与非洲的关联使弗朗西斯关于“传染性病原体”的假说更具说服力。

这次通话也让他更有紧迫感。他现在每隔几周就飞去亚特兰大和正在苦苦挣扎的“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讨论进展。对于这该死的病的成因，他们仍然毫无头绪；而目前最重要的病例对照研究也陷入了绝境，因为他们没有人员和经费将调查问卷编制成图表。国家癌症研究所对该疾病似乎不太感兴趣。癌症研究所的少量实验都集中于催情剂和精液的理论上，这种假说认为性行为产生的精液导致了免疫抑制。尽管亚硝酸盐吸入剂明显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但是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排除了它作为新疾病病因的可能。毕竟它们不是什么新事物。国家癌症研究所青睐的精液理论在弗朗西斯看来荒谬至极，男同性恋几个世纪以来都一直在体内射精也没患上卡波西肉瘤，更不用说女异性恋倾向于以此受精这种不争的事实了。

弗朗西斯认为，时间永远是流行病最可怕的敌人。已经没时间去期待国家癌症研究所或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哪一天对这些病产生兴趣了。眼下，为了开展有效的实验工作，弗朗西斯计划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来做通常由国家癌症研究所做的实验。为此，他得想办法搞点钱来。

他知道，即便他追查到病因，问题也不会就此解决。回想起在苏丹见过的那些被愤怒扭曲的脸，他更加知道，要控制这种疾病，还有巨大的困难等在前面。习俗和礼仪必须彻底改变，然而从他对同性恋群体的肝病研究经历来看，他明白与性有关的习俗是最难改变的行为模式。

唐纳德·弗朗西斯接到巴黎来电的第二天，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医生就以联邦政府卫生部门最高官员的身份，匆忙向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所长们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说疾控中心缺乏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的研究经费，问这些资金雄厚的机构愿否接手一部分工作？

这封信是以请求而非命令的口吻写的。接下来几周，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各大机构的主管们坐在他们位于贝塞斯达连绵起伏的绿茵中的办公室里，将它忘到了九霄云外。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癌症研究所在9月的会议上做出了承诺，全国各地的研究者都翘首期盼着经费的到来。但很显然，连个影子都没有，研究所甚至没有发布申请联邦资助的标准提案书。没有这个，国家癌症研究所甚至无法开始接受经费申请表，更不用说审核申请和进行发放经费所必需的长期实地回访了。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每个人看起来都不慌不忙的。显然，新疾病被放在相当次要的位置，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它将带来巨大的灾难。

1月12日，纽约，第五大道2号

在拉里·克莱默公寓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保罗·波帕姆是“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最理想的主席人选。成立这个新组织的目的，是为同性恋癌症研究筹集资金，还有一些更显著的原因没有明说，保罗在大家看来是火焰岛上成功的同性恋名流，从未参与过曼哈顿那些乱七八糟的同性恋政治活动。有他参与，会使这项活动比普通同性恋活动显得更时尚、有地位。而且，他相貌英俊，或许可以吸引更多的志愿者。此外，大家也不便明说，尽管拉里·克莱默在组织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但他那咄咄逼人的风格不适合担任领袖，如果他们要筹集大量资金，光是他的名字对那些要出钱的人而言就是个诅咒。况且，拉里对保罗也有点动心，所以他也毫无异议地投给了保罗。保罗当选后，“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又选出了理事会，其中有拉里·克莱默以及保罗的老朋友、火焰岛上的室友恩诺·波斯克。

这群人说服了一家不太热门的迪斯科舞厅“天堂车库”作为4月的筹款地点。他们觉得，通过这个机会能为研究筹到足够的资金，然后他们就此打住，重回自己的生活。私底下，保罗明确表示不希望他在该组织的角色公之于众。他说，他的工作伙伴都不知道他是同性恋，他希望维持现状。拉里一言不发。他不想出口伤人，但他内心里觉得，“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有一个不想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主席可不是什么好事。

1月14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马科斯·柯南特告诉克里夫·琼斯，他需要政治人物的建议。他们准备在晚餐时讨论这事，但在这之前，柯南特想让克里夫见个人。

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克里夫·琼斯走进加州大学医疗中心顶楼的病房时，西蒙·古兹曼羞涩地对他笑了笑。交谈中，西蒙拿出了自己从前的一张快照。他肌肉发达，棕色的肌肤光滑紧致，穿一件黄色的速比涛牌（Speedo）紧身泳衣。在克里夫看来，西蒙性感无比，他知道他可能会爱上照片里这个健硕的墨西哥人。

然而，如今的西蒙·古兹曼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皮肤蜡黄、松弛，上面布满病灶，身上能想到的每个孔和静脉都插了管子。西蒙解释说，他在海沃德郊区当了两年印刷工，没交到什么朋友。没错，他很受欢迎，但那种受欢迎的方式不太可能让人在那样的时间地点拥有好朋友。现在他腹泻不止，医生甚至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他很尴尬，因为他母亲将从他得了同性恋癌症知道他是同性恋，有时候他觉得特别孤单，很想立即死去，那样一切就结束了。

克里夫离开病房时觉得很不舒服。他需要来一杯。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未来。

吃完晚餐，柯南特开始小心陈述他看到的未来。自从9月开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会议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事。这位44岁的皮肤科医生靠在椅子上，脸上带着明显的疲倦，但声音非常坚定。他以一种缓慢流畅的南方语调完成了他的讲述，那是他老家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印记。多年来，他以临床教授的身份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上课，已经学会了如何调节句子的长短，如何适时停顿，让听众充分理解其中的重要信息。

柯南特开门见山：这是一种传染性疾病。疾控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也许能提供一些有关它如何传播的确定信息，但研究停滞不前，可能是因为缺乏资源。我们正在浪费时间，而时间是所有流行病的敌人。政府毫无作为的时候，疾病正在蔓延。

正是这次晚餐，让克里夫第一次听说了诸如“几何级数”和“指数增长”之类的技术术语，这些词成了他未来几年的噩梦。部分科学家为这种综合征想出了一个新名字：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简称GRID）。不过，柯南特不确定这种免疫缺陷会持续多久。病毒通常不会考虑人类当中的这种人为的分类标准。淋巴细胞就是淋巴细胞，它们显然是这种新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无论它们是在同性恋体内还是异性恋体内。

“这将是一场世界级的灾难，”柯南特说，“可是没人上心。”

克里夫有点走神，他的脑子里混杂着柯南特讲的可怕的新病毒，还有他所知道的同性恋群体的性观念。见鬼！还有他自己的性壮举。他脸色发白，点了一杯酒。

“我们都死定了。”克里夫说。

柯南特静静听着，没说话。当然，他也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同性恋群体没时间在绝望中沉沦。他有个计划，需要克里夫的帮助。

他们需要有个基金会，类似美国癌症协会那种，通过它来警告男同性恋，同时向政府施压，争取更多的研究基金。柯南特注意到，同性恋正在纽约努力为研究筹款。这样做很愚蠢，因为私人捐款与政府大笔一挥批下来的巨额研究经费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华盛顿的钱就是不来。即便病例数量不断上升也一切如常。

柯南特说，这意味着短时间内不能指望华盛顿来救我们的命。在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同性恋群体只能自救。

“这是头等大事，”他叹了口气，“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柯南特又告诉克里夫，他从同性恋群体获得的合作是多么微乎其微。他打过电话给当地的同性恋教堂，希望能帮忙分发小册子。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说这可能会引发教区居民的恐慌。同性恋商业团体也对筹措资金不感兴趣，认为是危言耸听。当然，塞尔玛·德里兹是在宣传说一种极其危险的疾病在向我们靠近，但德里兹多年来一直在警告同性恋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她所说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

克里夫很清楚要谈什么，于是柯南特不必浪费时间绕弯子。克里夫在任何俱乐部或团体都没有头衔，他也许是唯一一个靠个人魅力赢得支持的同性恋领袖。他就像一个没有头衔的部长，卡斯特罗街的人都信任他。克里夫也知道如何利用政治体系来获得金钱和恩惠，而这两点正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大量出现后，同性恋特别需要的。克里夫喝下了最后一口伏特加汤力，隐约觉得自己将要承诺什么，而为此付出的东西不是开几个晚上的会所能比的。然后，他想起了形如枯槁的西蒙·古兹曼和照片里穿黄色泳衣的男子。他注视着酒杯底部正在融化的冰块以及转动的柠檬片，轻声说道，“算我一个。”

马科斯·柯南特说服他的律师开始为一个名为“卡波西肉瘤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起草必要的文件，克里夫·琼斯则与政治领袖广泛接洽。克里夫以为会从卫生部的男女同性恋健康办公室主任帕特·诺曼那里获得大力支持，毕竟，诺曼名义上是旧金山同性恋健康方面所有问题的负责人。没想到，在会面的过程中，诺曼一直坐立不安。她说，我们不想引起恐慌。她概括了潜在的问题：男同性恋会恐慌，恐同人士可能借此卷土重来。她保证，一旦她和同性恋群体的领导人进行商讨，并就怎么说才“合适”达成一致意见后，她会把“合适”的信息“适当”地传播出去。在疫病流行的头6个月里，克里夫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都不说。

克里夫理解这种双重担忧，一方面要安抚同性恋，另一方面不能煽动反同性恋的偏见。然而这位26岁的街头活动组织者认为，以他对这场疫病的了解，让同性恋稍微恐慌一下也许是可行的，因为没有什么人关注报纸上对于同性恋癌症和同性恋肺炎的零星报道。

克里夫与他12月结识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注册护士鲍比·坎贝尔吃了顿饭。鲍比和吉姆·吉尔里发起成立了卡波西肉瘤患者讨论小组，每周三晚上在不同的病人家里聚会。志愿者吉尔里是一位悲伤心理辅导师（grief counselor），来自伯克利一个名为“香缇计划（Shanti Project）”的组织，该组织为临终者及其家属提供服务。“香缇计划”已经成立7年，基于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的作品形成了他们的服务理念，但这几年逐渐失去了方向。不过，对于这些被恐怖的新疾病击倒的人来说，每周一次的互助小组活动和柯南特的卡波西肉瘤诊所几乎是他们能得到的全部支持了。鲍比·坎贝尔很清楚，随着病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还会需要更多的服务，包括住家护理、临终关怀，还有在同性恋群体中进行大规模教育。

“没人在行动，”鲍比告诉克里夫，“我们得把人组织起来。”

克里夫的时间很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用于与卡波西肉瘤相关的新工作，一部分用于继续游说，争取在全州通过他的老板、旧金山议员阿特·艾格诺斯发起的同性恋权利法案。周末有时间的话，他要么和多年男友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腻在一起，要么和长滩遇到的情人弗兰克幽会。有时候，弗兰克会抱怨太累并取消这难得的约会。而克里夫一开始谈论同性恋癌症，费利克斯就心烦意乱，然后看起来不太舒服。这些问题过了很久才引起注意，在1982年初的几个月，则不过是克里夫生活中的背景，就好像城市有轨电车发出的单调声响，你听得到，却从未用心聆听。

2月，洛杉矶

当乔尔·魏斯曼医生打电话给疾控中心驻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的外勤戴夫·奥尔巴克时，已有来自“西好莱坞健康中心”的传言称，洛杉矶早期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明显与奥兰治县附近同性恋聚集的拉古纳海滩大有关系。

于是，奥尔巴克开始走访奥兰治县所有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正是在访谈中，他第一次听说了加拿大航空的那位空乘。有许许多多空乘的名字在调查中出现，而奥尔巴克始终感激这位，他的名字如此不寻常，一听就牢牢记住了。盖坦·杜加斯，确实令人难忘。

纽约，圣卢克－罗斯福医院

实验室的检测结果是如此一致，没有理由否认它们的有效性。这些受测对象是迈克尔·兰格医生从“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同性恋学生组织招募来的，他以为自己可以在性行为活跃的男同性恋中测出一些巨细胞病毒，也许还能发现巨细胞病毒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之间的关系。第一次实验发现，与巨细胞病毒的关系并不明确，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存在惊人的免疫缺陷。受测的男同性恋中，每5人中就有4人存在辅助性T淋巴细胞严重衰竭的问题。兰格估计，他们身上可能还没有同性恋癌症的明确迹象，但相当多的男同性恋的免疫系统明显出了问题，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潜伏在前方。

各区都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布鲁克林的医院里来了很多患弓形虫病的海地人，同样的脑部感染一年前无情地夺去了恩诺·波斯克的爱人尼克的生命。其中一部分人还感染了肺囊虫肺炎，这暗示它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有关。但这些海地人都坚称自己是异性恋。

布朗克斯的更多瘾君子得了同性恋肺炎。在爱因斯坦医学院，埃尔·鲁宾斯坦医生试图让他的同事们相信，他在治疗的这些婴儿也患有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鲁宾斯坦把自己的论文发给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但未收到任何回复。考虑到龟速般的论文发表流程，他也不觉得意外。但是其他学者认为，鲁宾斯坦的假说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不太可能的；单从名字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就是一种同性恋疾病，婴儿或他们的母亲怎么可能会得。

兰格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或鼓励。他要为昂贵的淋巴细胞测试花费数万美元，却没人给他拨款。他手下那些本已十分烦恼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自己抽时间做研究。与此同时，同事们都劝说兰格退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回到正经的实验室研究上。

“这病没什么的，”有人不止一次这样告诉他，“它会消失的。你走偏了，回到研究的路子上来吧。”

他们警告兰格，他走上的岔路会影响他的科研事业。

这位年轻的医生很想知道，如果一种类似的流行病袭击的是除同性恋之外的其他所有人，他们是否还会这么建议。他没有动摇，只希望国家癌症研究所或疾控中心尽早拨款。他知道，金钱自会给科学研究领域带去尊重。

2月22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

尽管在意料之中，但这几个月以来唐纳德·弗朗西斯一直害怕这场对话。1982年初的几个月里，弗朗西斯一直焦虑不安，他想争取更多的经费用于实验室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想对灵长类动物进行注射，看看能否追踪到病毒。他确信这种疾病是某种病毒引起的，假如不能先证明这个关键点，就永远无法控制它。弗朗西斯想用黑猩猩做实验，因为它们的免疫系统与人类最接近，但黑猩猩也是最昂贵的实验动物，每一头要大约5万美元。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医生负责疾控中心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预算，所以他不得不打电话给唐纳德·弗朗西斯，告诉他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没钱了，”他说，“这是最糟的情况。”

放下电话，弗朗西斯松了口气，为自己还在凤凰城而不是亚特兰大工作感到庆幸。在这儿他说了算。他叫来了勤杂工巴德，向其布置具体任务。得把墙推了，把新实验室建起来；得到哪里弄点钱，弗朗西斯想。他会继续干下去，哪怕丢了工作也在所不惜。

在亚特兰大，卡波西肉瘤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到卫生官员的电话，他们盼着听到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在竞争激烈的科学界，有些人很快便意识到疾控中心可能会阻拦他们发表研究成果。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研究成果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种重要刊物上发表，也许能带来几百万的研究经费。对于疾控中心而言，让流言到处飞，也许比承认事实更容易：事实是，他们没有钱自己雇统计学家，所以迟迟无法公布结果。即便像塞尔玛·德里兹这样急于知道研究结果、想看看能做些什么来遏制疾病蔓延的卫生官员，工作组也只能向他们保证说结果总会来的。时间一周周地过去了，他们只能这样回复来电者：下周再打来看看吧。

由于资金短缺，调查中有希望的部分也被忽视了。保罗·奥马里提出，去疾控中心某个人的办公桌前坐等。他是个热心的卫生督察，曾经领导疾控中心旧金山分部的肝炎研究。最近几个月，他在总结肝炎方面的研究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参与肝炎研究的7 000名当地男同性恋中，有为数不少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事实上，旧金山最初的24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有11人是乙肝患者。奥马里与唐纳德·弗朗西斯交谈之后，也认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可能是通过性传播的某种血源性病毒引起的。奥马里还得知，疾控中心在凤凰城的肝炎实验室存有这7 000人的血样。

奥马里认为，这一大群肝炎研究对象也许是全世界最适合研究这种疾病的群体。不仅因为他们多年的医疗记录都封在小瓶里保存在政府的冰箱，还因为他们都填写了调查问卷，其中详细说明了各人的性癖好。大部分人依然住在城里，未来几年可以继续追踪，看看发生什么情况。

这种病，谁会得？谁不会？他们能否从1978年和1979年的血样中找到疾病的源头？它是如何传播的？关于这种流行病的最重要线索可能就在疾控中心的冰箱里，只是他们没有看过。

1982年初，奥马里激动地向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的哈罗德·杰斐谈了这些想法。杰斐说，他会设法搞到一些研究经费。

两年后，他做到了。

2月下旬，疾控中心宣布全国共有251名美国人患有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其中99人已经死亡。

2月25日

《华尔街日报》上的第一篇关于这种流行病的报道，稍后将被新闻评论引用，作为艾滋病流行的最初几年媒体如何处理此事的标志。后来才知道，这位记者一直在给编辑施压，希望刊发一篇关于同性恋疾病的报道。1981年他写过一篇，但编辑拒绝付梓。最后，这位记者把文章改写了一下，围绕23个异性恋并且大部分是静脉注射的吸毒者来写，这些人都被确诊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得到善意的异性恋首肯后，这篇文章终于以16段的篇幅登上了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某个角落，标题是“女性和异性恋男性也患上了致命的新型同性恋疾病”。

有关同性恋瘟疫的文章之所以能发表，不过是因为连有身价的人、非同性恋最终也不能幸免。

旧金山，加州大学

在卡波西肉瘤诊所，医生争分夺秒地救治病人，并为教科书上从未出现过的疾病设计治疗方案。31岁的唐纳德·艾布拉姆斯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小组最年轻的医生，他坚决主张，临床医生在治疗卡波西肉瘤患者时，必须放弃化疗，即便化疗是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疗法。他说，专家可能会建议你做，但那些教材都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出现之前写的。化疗起作用只是因为它阻止了细胞分裂，根据定义，癌细胞分裂极快，化疗通常能减缓癌症的发展速度。但是，它也使本应正常分裂的细胞减缓了速度，例如口腔、胃肠道以及血液细胞，后者是最重要的。化疗也许能杀死癌细胞，但也会阻止淋巴细胞的生长。艾布拉姆斯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在其他城市——尤其是纽约，专家们对这位来自旧金山的31岁自大狂不以为然，于是，他们继续化疗，病人继续死去。旧金山诊所的临床经验逐渐超过了其他医院，因为他们把病人集中在一处，并开始探索其他药物。

即便在最初几个月里，诊所的工作成效也如噩梦一般：目瞪口呆的医生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可怕的新问题，最后悲惨地死去。在马科斯·柯南特、保罗·沃伯丁、唐纳德·艾布拉姆斯看来，西蒙·古兹曼的病情恶化过程是最恐怖的。他似乎得了脑部的淋巴癌，这是医生第一次在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身上查出这种病。与此同时，卡波西肉瘤也没有消停，西蒙曾经英俊的脸庞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身体也因药物而肿胀，就像那个浮肿的伤痕累累的“象人”。艾布拉姆斯开始每月给他拍照，以研究疾病的进展情况。

西蒙的严重腹泻也是个问题。反复检查都没有发现异常。最后，一个空军实验室寄来的检测结果让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专家们哑口无言。西蒙感染的是隐孢子虫，一种通常出现在羊的肠胃里的寄生虫。据悉，这是人类首例报告的隐狍子虫病患者。

塞尔玛·德里兹在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上听到卡波西肉瘤诊所做的这个报告之后，为这一科学突破兴奋不已。她知道，发现人类疾病的第一个病例，就是站在了卫生科学的前沿。这也是她第一次感到旧金山这30位已通报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背后藏着更深层的危险。她在黑板上把数字列成表格，画的箭头和圆圈并没有开始讲述他们今天看到的人类苦难，也无法呈现他们未来势必会见证的悲剧。

出于直觉，治疗西蒙·古兹曼的一位医生找到了爱荷华大学农业系的知名隐孢子虫专家。专家说，他的确非常了解隐孢子虫。旧金山的医生松了口气，也许他们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它。

“得了隐孢子虫病的羊你们是怎么治的？”他急切地问。

“没法儿治，”专家答道，“只能开枪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