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零号病人

1982年3月3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唐纳德·弗朗西斯把他的一生看作是各种随机抉择累积的结果，这让他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点。当年，他追随第一任妻子到了洛杉矶，很幸运，南加州洛杉矶县大学医疗中心医院就在她家附近，是他申请当住院医师的第一家医院，因为他想师从保罗·韦尔利医生。后者曾在疾控中心工作，他力劝弗朗西斯与其出于道义拒服兵役，不如加入疾控中心的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机缘巧合，疾控中心把弗朗西斯派去了苏丹，在那里他参与了消灭天花的工作，这使他在33岁时就获得了他自以为难以超越的成就。从非洲回来后，他跟着新女友去了波士顿，最后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猫白血病病毒。疾控中心迅速将弗朗西斯召回，让他研究埃博拉出血热病毒。之后，他获得了逆转录病毒方面的博士学位，疾控中心又把他派到了凤凰城，作为实验室主任和同性恋群体一起为疾控中心进行肝炎研究。

唐纳德·弗朗西斯觉得，是一次又一次的机缘巧合让他出现在了1982年3月初的这个时刻，一切都刚刚好。逆转录病毒学、猫白血病、非洲的防疫经验以及长时间与同性恋群体的合作研究——这一切给了他一个清晰的视野。今天，他将在美国公共卫生署召开的首次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讨会上向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代表简要通报正在发生的情况，并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帮助。

与疾控中心的许多医生一样，弗朗西斯不相信国家癌症研究所还在瞎折腾“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由催情剂或精液引起的”这样的半吊子理论。然而研讨会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代表做的发言就是这个观点。没有任何人谈到弗朗西斯认为的最显而易见的致病原因：一种新的病毒因子。

午休期间，弗朗西斯冲到图书馆复印了他在哈佛和麦克斯·埃塞克斯做猫白血病研究的论文。作为疾控中心最杰出的病毒学家之一，弗朗西斯被安排在当天最后一个发言，他希望产生一些影响。

这位39岁的研究者展示了两张图表。第一张是他在哈佛对猫白血病做的流行病学研究，疾控中心小礼堂的大部分听众对这项开创性的研究并不陌生，但弗朗西斯还是用温和的北加州口音认真重述了一遍，希望大家理解其中的意义。

他研究了134只猫，其中73只感染了猫白血病病毒，这里面又有63只患有淋巴瘤、癌症或各种血液疾病。只有1只是健康活泼的。没有感染的61只猫中，仅有2只患上了淋巴癌，另有21只因为其他原因病倒，但大部分都是健康活泼的。弗朗西斯强调，仅仅一种病毒——在这个示例中就是逆转录病毒——就可能导致免疫抑制，从而引发癌症以及一系列疾病。

他又指向另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乙肝的危险人群，最引人注意的是男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弗朗西斯说，病例对照研究的初步数据表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和肝炎的危险因素实际上是相同的。性伴侣的数量、去同性恋浴场的频率以及被动肛交，似乎都可以预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得病几率，就像它们也可以预测肝炎的得病几率一样。

“把猫白血病和肝炎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免疫缺陷。”弗朗西斯说。

对弗朗西斯而言，结论显而易见。接下来，血液制品中可能会找到被污染的证据，需要大量的实验室工作来追查病毒元凶，以便开展治疗、研发疫苗。疾控中心还需要对同性恋进行预防这种疾病的教育。

尽管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的大部分成员早已接受了弗朗西斯的观点，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家反应并不热烈。唐感觉到，各研究所都认为他是在鼓吹疾控中心已在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领域独占鳌头，都认为他的理论不过是想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基金弄进疾控中心的腰包。显然，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生要按自己的路子来研究这场疫病。他们告诉他，他的想法，嗯——有点意思。

弗朗西斯一边把图表取下来，一边想，还不如对牛弹琴呢！他们的傲慢将使很多人丧命，而他无能为力。

洛杉矶，唐人街

“要是不吃饭，我们就成了废物。”

比尔·达罗和戴夫·奥尔巴克对洛杉矶第一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存在联系的人进行了访谈，这又是精疲力竭的一天。按计划，那晚8点半前，他们应该抵达奥兰治县，可是现在已经快8点了，他们还在市中心。达罗宁肯迟到，也不愿意饿肚子，对此奥尔巴克挺高兴。于是他们俩步行到唐人街，打算吃点中式快餐。奥尔巴克也很高兴达罗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总部来到洛杉矶，因为这位社会学家记忆力非凡，能记住多年前的名字和人脉关系。访谈要求男同性恋们透露过去几年和哪些人上过床，在这段漫长时间里，达罗温和而专业的态度很管用。

今天，奥尔巴克又回到了那名法裔加拿大空乘的有趣线索上面。他的名字出现了三次。但是，所有的报告都来自已故病人的爱人，而非那些真正和盖坦·杜加斯同床共枕的人。当然，盖坦也只是这群人里的3位空乘之一。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空中桥梁显然以惊人的速度把病毒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当奥尔巴克和达罗最终抵达奥兰治县的时候，已经迟到了45分钟。他们计划访谈的那位发型师领着他们穿过精心布置的起居室，来到厨房的野餐桌旁。他得了卡波西肉瘤，一坐下便开门见山。

“我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我敢打包票，”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和浴场里遇到的一个帅哥发生了关系。他是来度周末的。后来又来过几次洛杉矶跟我一起过周末，连感恩节也来了，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他把肝炎传给我了，我敢说这病也是他传给我的。”

他顿了一下，然后承认：“我到现在还很喜欢他。”

他哗哗啦地翻着一本书，寻找那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盖坦·杜加斯，”他说，“是个空乘，这是他的联系方式。”

比尔·达罗的铅笔掉到了地上。

奥尔巴克瞥了他一眼。从这两位流行病学家意味深长的目光中，发型师感觉自己好像刚刚说了个有魔力的词。

的确如此。奥尔巴克和达罗终于听到一个大活人告诉他们，自己和这位空乘发生过关系。后来，达罗称其为这场流行病期间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同性恋的游戏真的出了大问题。

患者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步理顺。洛杉矶第一批19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有4人与盖坦·杜加斯发生过性关系。与此同时，另外4个病人的性伙伴曾与杜嘉斯发生过性关系。这样一来，洛杉矶19例病患中有9人与性有关。另外，这些关联还证实了唐纳德·弗朗西斯的担忧，即病毒的潜伏期很长。例如，达罗和奥尔巴克在奥兰治县走访的那人直到1981年8月才出现症状，此时离盖坦和他共度1980年感恩节周末的日子已有10个月。另一位洛杉矶男子发现自己身上的第一个卡波西肉瘤病灶，是在他和那位法裔加拿大人发生性关系13个月之后——当时是1980年2月，盖坦到南加州旅行。

达罗想折回纽约，追踪这名空乘在曼哈顿的荒淫行径，不过，他先顺道去了旧金山，想看看塞尔玛·德里兹那块画着箭头和圆圈的黑板。

与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一样，德里兹也在焦急地等待着病例对照研究的结果，她不能理解疾控中心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得到关键信息。不过，当达罗走进她办公室，扫了黑板一眼之后宣布“我找到9个”时，她的兴趣来了。

德里兹立即认出那两个来自奥兰治县的病人的名字，他们有时候也住在旧金山，旧金山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中至少有一人与他们发生过性关系。疫病期间一直冲击她的两种复杂情感，此刻再次涌上德里兹的心头：她会为出现新关联、打开新思路而兴奋不已，同时又会感到一种发自肺腑的绝望。是的，这是科学上的进步，令人兴奋；但每一个发现只会揭示更多的坏消息，预示出前方有更大的灾难。

1982年3月19日，疾控中心报告在17个州发现了285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其中半数在纽约确诊，大约四分之一生活在加州。另有5个国家——都在欧洲——也报告了该疾病的病例。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比尔·达罗每天都给哈罗德·杰斐打电话，汇报他在集群研究（cluster study）上的最新进展。每天都有一些新状况，而杰斐觉得自己好像在透过达罗描绘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认识这些患者，了解他们的生活。性政治及其与1979年的洛杉矶大型筹款晚宴之间的政治纽带，似乎与这些派对动物在各大洲之间穿梭往来享受欢愉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如同一部横贯大陆的同性恋肥皂剧。其中的联系使某种情况得以发展，最终酿成了大事。

在达罗开展集群研究的同时，疾控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也终于完成了计算机制表。在未知情况层出不穷的这一年里，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就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一个问题刚刚解决，更麻烦的危机就来了，给似乎只是暂时解决的问题增加了新的混乱。

集群研究就对病例对照研究造成了这样的影响。期待很久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与其对照组的比较结果，正是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在去年7月刚开始与病人谈话时就注意到的。患者倾向于比对照人的性伴侣数量多一倍，并且寻求与其他滥交的男性进行这样的接触，因为那些人更有可能去同性恋浴场找乐子。一个典型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一生会与1 100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其中少数人甚至会有多达2万次性接触。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以及病患中不少人使用毒品，也都和这种疾病有关，但是这些看起来更像是紧张刺激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非预测免疫抑制的因素。鉴于病患与对照人都使用亚硝酸盐吸入剂，并且处在一样的环境因素中，这项研究是对“催情剂或任何环境因素引发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这一观点的驳斥。

正如疾控中心的大部分人确信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一种性传播疾病，洛杉矶的患者群对于这种疫病的了解也增加了一个维度。这群病人不仅证实了该疫病在感染病毒与症状出现之间有着很长的潜伏期，而且证实了在病毒潜伏期，病毒携带者就能传播疾病。在大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区，3到6个月的乙肝病毒潜伏期能让乙肝疫情失控；而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潜伏期明显要长得多，这使得不知情的感染者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精液贮存者（semen depositor），”玛丽·桂南说，“我们得谈谈这个。”

1982年春，这成了桂南在疾控中心的主要任务。她谈起这个，就跟唐纳德·弗朗西斯谈论猫白血病一样。这是桂南从研究中涌现出的信息中逻辑推理出来的，她刚说服疾控中心相信，静脉注射吸毒者与男同性恋确实不是同一类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随即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发现，囚犯和妓女中出现了第一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这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美沙酮诊所采访男性海洛因吸毒者及其女友，以证实共用针头的吸毒者会通过血液传播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并且随后吸毒者会传染其女友，实现异性恋人群的传播。在收到第一例囚犯患者的报告后，这位迷人的金发研究员来到了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的小小会客室。

狱卒不太愿意把桂南留在房间里，与囚犯们独处，但是她坚持要一对一地访谈。她知道，如果要追踪到疫病的一切痕迹，她就要尽可能坦诚的谈话。对囚犯而言，这就意味着要追究他们在监狱里的性生活。

“你被强奸过吗？”桂南用她地道的布鲁克林口音问道。

“我在这儿有很多朋友，”一个囚犯实事求是地回答，“他们知道，谁敢碰我我就杀谁。”

桂南相信他说的。

当桂南问到关于催情剂和拳交的问题时，他们空洞的目光表明了这两种嗜好尽管在同性恋患者中很普遍，异性恋却是闻所未闻。此外，对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血样检测也说明，虽然很多人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但病毒株各不相同，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被很多科学家认为是致病因子的疱疹病毒，实际上并未发展出新的病毒株。没有单独的病毒株出现，这让唐纳德·弗朗西斯的假说更有分量，也就是说，正在肆虐的是一种新病毒，绝非巨细胞病毒。

然而，即使这个医学假说被排除，围绕静脉注射吸毒者中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临床表现还有更多谜团。尽管所有免疫缺陷患者都有的T-4淋巴细胞衰竭，在他们身上也出现了，但他们并没有得卡波西肉瘤。相反，他们得的是肺囊虫肺炎或其他机会性感染。似乎只有男同性恋会得这种皮肤癌。这使人怀疑，在另一种病毒开始破坏免疫系统之后，卡波西肉瘤可能是由某个单独的病因发展而来，也许是受到了某种男同性恋独有的因素的刺激，比如催情剂。

人类的奥秘使得这些不断增长的医学奥秘更加复杂。例如，出现了第一位原本非常健康的女性卡波西肉瘤患者。这位注册护士直接拒绝了桂南的采访请求。不过，桂南还是坚持调查。这个病例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可能是全国第一例医护人员感染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案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明确目标是乙肝高危人群，医护人员由于针头刺伤和血液接触亦为乙肝高危人群，联邦官员为这种情况捏了把汗。如果治疗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医生和护士认为他们感染这种病就跟感染乙肝一样容易，那谁能敢去看护病人呢？

后来才知道，那位护士之所以不接受采访，是因为她刚刚经历了一场糟心的离婚，其中有些隐私她不想涉及。桂南查看了她的工作履历，发现她不久前在监狱里当过护士，便有些明白了。间接证据表明这是通过性传播的，看起来医务工作者是安全的。至少目前是。

到了3月，有10名女性感染了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桂南的研究证实，这些女性几乎都和高风险人群有过性接触：双性恋男子，或更常见的瘾君子。这些案例以及监狱护士那样的故事，让桂南反复宣讲“精液贮存者”理论。她说，这才是理解这场疫病的关键，而不是同性恋。这种病是通过性传播的，人们把受到感染的精液射入性伴侣身上各种各样的洞里。男同性恋之间似乎大都射入直肠，随后病毒进入血液；而异性恋女性感染病毒显然是因为阴道内射精。男同性恋得病的频率更高，皆因他们的性活动更频繁，而且他们有浴场这样的地方，相当于一个个存放精液的联邦储备银行。主要问题不是异性恋会不会得这种病，而是得这种病的速度多快。男人可以把病传给女人，但是女人无法贮存精液，又是如何把病传染给男人的呢？

3月14日，纽约

詹姆斯·科伦从亚特兰大飞到纽约，要在“纽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会议上发言。该协会相当于曼哈顿版的旧金山同性恋医生组织，后者已经成立四年。纽约市卫生局专员大卫·森瑟医生，曾担任疾控中心主任，他出席了这个由250名男女同性恋医生、医学院学生和卫生专业人士参加的会议，随意聊了些关于梅毒和淋病的话题。轮到矮个子的科伦发言时，他站上一张椅子，在稍微停顿的间隙扫视了一下全场。

下面是一群和他年龄相当的医生，30多岁，甚至更年轻，现在他知道这些人余生会做什么了。科伦想，他们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是根据病例对照研究的原始数据和比尔·达罗在洛杉矶的集群研究，科伦很明白他们的生活将与这场疫病密不可分。

科伦一开场就用了他常说的“冰山”隐喻，即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患者只是冰山的顶端，中间是淋巴结肿大的人，下面也许有一个由已经感染但无临床症状的人群构成的巨大水库。这番话科伦以前就说过，用的是中西部地区密歇根人的那种平淡的口气。当他把开始话题从“以前”拉到“以后”时，声音变得更加微弱。

“这种病不会消失，”他说，“即使我们发现了致病病毒或其他病原体，也得花很长时间，可能好几年，才能研发出疫苗或者找到根除它的办法。这是个漫长而艰苦的工作。”

科伦扫了一眼那些突然变得如此安静的年轻面孔。

“我们将致力于此，即便不是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也很可能是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说。

后来，许多医生交头接耳，说科伦有点歇斯底里。

与此同时，在刚刚起步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里，保罗·波帕姆和拉里·克莱默经常出乎意料地吵起来，比如那天晚上，委员会收到了1万张邀请函，邀请他们参加4月份名为“阵雨”的迪斯科筹款活动。新任主席保罗·波帕姆很生气，因为邀请函的回执地址里含有“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几个字。

“我们不能把这个寄出去。”保罗说。

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翻脸。

“上面写着‘同性恋’，”他气愤地说，“怎么能把写着‘同性恋’三个字的东西寄给人家，万一人家还没出柜怎么办？”

拉里·克莱默对此并不十分赞同。况且邀请函已经晚到了，他们得赶紧寄出去。

“要不我们用记号笔把这几个字涂掉吧。”保罗建议道。

“要涂1万份？”拉里问。

“不然怎么办？”保罗怒不可遏，“我的邮差会知道我是同性恋的！”

克莱默觉得不可理喻。

“那你的门房知道吗？”他反问保罗，“你每晚都带着你的艳遇对象回公寓，你觉得门房会没想法吗？你为什么不担心他会知道？”

邀请函还是发出去了，不过克莱默很想知道，当同性恋群体想做点什么的时候，那些本该去行动的人却为自己感到羞耻，甚至不希望邮差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1982年3月的最后几周，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红砖砌成的6号楼里，迷宫似的走廊上人们脚步匆匆。分到特别工作组的10个人几乎没时间写进展情况的报告，因为疫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他们只能再次加快步伐。最新的危机始于提交给疾控中心寄生虫部门的零星报告，上面说海地人中间发生的弓形虫病先出现在迈阿密，然后是纽约。起初，寄生虫病学家认为这是西半球最穷国家的难民独有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回想起早期病例中关于男同性恋罹患不明原因的弓形虫病的报道。

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哈里·哈沃克斯医生从亚特兰大飞往迈阿密，查看这些海地病人的医疗记录。这些难民不仅得了弓形虫病，还有肺囊虫肺炎以及严重的播散性肺结核。他们中间患卡波西肉瘤的病例要少于同性恋，但是一些活检证实还是有人得了。病人中间也在出现新的恐怖情况，他们往往比哈沃克斯见过的同性恋死得更快，而且生命消逝的过程更吓人。回来后，他确定这些海地人得的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

在工作组看来，这一新出现的危险人群呈现出了更多的谜团；而他们才刚刚开始弄清一年前确诊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背后的谜团。传言说，伏都教的巫术仪式或许使血液传播成为可能。调查工作开展得非常困难，不仅由于语言不通，还因为海地人对任何政府事务都有疑虑，而他们就生活在一个美国政府资助过的最残酷的独裁者统治之下。病人们用干脆利落的克里奥耳语（Creole）对着翻译嘟囔，说喜欢穿拼色格子夹克的俄亥俄人哈沃克斯是中情局特工。哈沃克斯发现，几乎没办法追查到他们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所有的难民都是非法来到美国的，很少有病人愿意冒这个险，怕朋友们因此被驱逐出境。

这些人真的是同性恋，是被来度假的纽约人传染了这种病吗？是他们把病传给了来这里度假的曼哈顿男子吗？这种病是通过可能引起血液传播的宗教仪式创伤蔓延的吗？哈沃克斯正在和玛丽·桂南一起研究囚犯中的患者，并追踪血友病患者中的潜在病患。这些研究中间有一周空档，他去了迈阿密，迅速为疾控中心应在这些海地人当中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绘制了计划。这些人与男同性恋以及静脉注射吸毒者之间的共同点，有可能会帮助科学家找到这场流行病的关键。

然而，正如这一年失去了诸多机会，哈沃克斯的提议跟其他未实施的项目一样落空了，因为疾控中心资金不足。两年后，当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病因是什么了，这项研究变成了一个学术活动，有趣却不能提供什么必需的信息。

“跟我们说点别的吧。”记者们如此恳求哈沃克斯。

这是他们的口头禅。哈沃克斯明白，他们的意思是“给我们点跟同性恋无关的疫情信息吧”。那些科技记者坚称，他们的编辑不愿意接受有关同性恋疾病和同性恋性关系的报道，那么，他们就得选一个合理的角度。哈沃克斯早已注意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之所以能刊出，正因为它是站在异性恋角度。他很想知道，在所有新出现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高危人群中，男同性恋的比例依然最高，记者们打算如何诚实地避开这一事实？当然，他也知道，像他的海地人研究之类的项目之所以被搁置，很明显，原因就一个——缺乏媒体关注。没有媒体监督，联邦政府负责预算的人就只会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资助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对一个致力于削减财政开支的政府而言，这意味着根本不提供资金。

纽约，纽约大学医疗中心

盖坦·杜加斯滔滔不绝地向比尔·达罗讲述他的性冒险经历，似乎很得意。达罗是通过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找到盖坦的。我所有漂亮的情人，这位空乘似乎很骄傲地说了句，然后停顿了一下，问了一个在达罗看来十分天真的问题。

“你为什么对这些人感兴趣？”

“他们中有些人被诊断出了免疫缺陷，有些人没有。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有人得病有人没有。”

盖坦的脸挂了下来，看上去很震惊，似乎脑子里刚刚冒出一种可怕的新想法。

“你的意思是这种病有可能是我传开的？”他问道。

“是的。”达罗回答，他很吃惊盖坦以前竟然没想到这个，“可能是你把这病传给别人的，也可能是别人把病传给你的。”

事实证明，鉴于盖坦后来的所作所为，达罗的后半句还不如不说。

3月25日，旧金山

在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西蒙·P·古兹曼的身体挣扎了3分钟；上午11点刚过，他最终向命运投降了。他是旧金山第11位死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人。他的死亡证明标志着羊身上的隐孢子虫病首次被列为人类的死因。

3月30日，亚特兰大

电视上正在播放全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篮球联赛的季后赛，不过，哈罗德·杰斐邀请保罗·温斯纳过来可不是看比赛的。温斯纳是疾控中心性病分部的负责人，不仅是杰斐的上司，还管着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大部分工作。杰斐觉得，篮球赛能让他俩避开位于克利夫顿路的总部大楼里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找个机会好好谈谈。杰斐有条不紊地列举了日益出现的证据，向他说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一种性传播疾病。温斯纳马上发现了其中的流行病学意义。

“我们必须从长计议，”杰斐大胆提议道，“资源方面不能总是拆东墙补西墙。这病不会消失，它会越来越不可收拾。”

温斯纳掂量了杰斐的话并表示赞同。“我答应你。”他说。

杰斐坐下来看比赛时欣喜若狂。这是卫生主管人员第一次表示会永久提供流行病研究资源，并将此记录在案。当然，从组织结构上看，温斯纳充其量不过是个中层主管，但他比特别工作组的任何人都有影响力。杰斐认为，他对疾控中心上层可能更有说服力。此时此刻，任何有助此事的迹象都是好的。

4月1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这个年轻人一口流利、迷人的法国口音，简直就是温文尔雅的化身。马科斯·柯南特感到不可思议，他被诊断出卡波西肉瘤已经快2年了，但看起来还很健康，依然散发着强烈的性感。

癌症没有发展，盖坦·杜加斯对此甚为得意。他坚信自己会打败这场病，只是想让柯南特帮他检查一下，确认一切都在可控范围。

检查结束后，盖坦穿上时髦的衬衫，柯南特提醒他应该停止性生活。

“这也许是某种病毒，”柯南特说，“如果你有性行为，一定要确保进入别人身体时不发生直接接触，或者不交换体液。”

盖坦看起来相当困惑，但他的声音里透出强烈的怨恨。

“我当然要做爱，”他告诉柯南特，“没人能证明我会传播癌症。”

柯南特刚要反驳，就被盖坦打断了。“有人把这病传给了我，”他说，“我不会放弃性生活的。”

4月2日，亚特兰大

迄今，人们在提及这场流行病时，广泛冠以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首字母缩写词，10个月过去了，仍未予以命名。除了“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之外，有医生称其为ACIDS，即“获得性社区免疫缺陷综合征”，也有人称其为CAIDS，即“社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疾控中心不喜欢“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这个叫法，更愿意称其为“免疫缺陷流行病”。其他名称中的“社区”，显然是对同性恋社区的委婉称呼。相比之下，医生们更无法释怀的是这种疾病是谁传染的，而不是由什么传染的。

不管是CAIDS、ACIDS还是GRID，截至1982年4月2日，这场疫病已经命中了300个美国人，119人已去世。在过去2周内，又有2个州和2个欧洲国家发现了新病例，这说明疫病目前已经蔓延到19个州，7个国家。在美国的300个病例中，有242人是同性恋或双性恋男子，30人是异性恋男子，10人是异性恋女子，还有18名男子性向不明。由于通过不洁针头传播一事还缺乏科学依据，谨慎的疾控中心统计学家尚未将吸毒者单独列为危险人群。截至目前，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人死于这场尚未命名的流行病。

4月8日，曼哈顿，“天堂车库”

为给疫病研究筹集私人捐款而举行的第一场活动，选在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晚上，那是逾越节的第二天，耶稣受难节的前夜。“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已在全城的商店、浴场和同性恋贺卡商店放了门票，请它们代销，但迄今只卖出500张。拉里·克莱默、保罗·波帕姆、恩诺·波斯克和“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其他组织者都紧张地等着看会不会有人现身；他们的很多朋友都说同性恋癌症这个主题太令人沮丧了。

这个组织内部的紧张关系开始显现出来。拉里·克莱默坚持要当新闻发言人，波帕姆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不想承担任何有可能影响他工作的公开露面的角色。但是，理事会的其他成员担心克莱默的言辞太过尖锐。他总是严厉谴责市长埃德·科赫拒绝会见这个组织，还讥讽卫生局专员大卫·森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流行病的教育材料。不过，每次闹完以后，理事会成员还是会团结起来。他们相信为疫病而战是值得的，而这样的人并不多。

过去几周，这个组织意识到它们将是一个永久性组织，而不是临时募款工具。由于市政府无视疫病的存在，必须有人准备教育材料，对服务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志愿者进行协调，因为这些患者往往是无法行动而又孤立的。克莱默鼓吹这个组织可以成为一个对政府施压的团体，迫使市政府提供服务，但是大部分成员都希望避开这种政治活动，以免暴露同性恋领导力量的微不足道。另外，医护方面的需求似乎也在快速增长。迈克尔·兰格医生最近和理事会成员碰过面，概述了他确信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强调，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性恋群体必须扛起很大一部分。

“天堂车库”开门前一小时，队伍就排起来了。大家都来了，很多人还带了大额支票。才几个钟头，就募集了5.2万美元。恩诺·波斯克对此感到吃惊。没有政治人物，来的都是他在火焰岛上共舞过的派对动物。终于，这些人开始关心“4个D”——毒品、生殖器、迪斯科和美食——之外的事情了。时至今日，恩诺已经得知尼克的弓形虫病是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一种情况。他常常想起已经去世15个月的尼克。当他看见几百个男人在迪斯科舞厅闪闪发亮的球灯下和着音乐起舞时，好希望尼克也在这里，跟他共度这样的夜晚，尽享欢乐。

当保罗·波帕姆用他那直率粗犷的俄勒冈口音向人群讲话时，大家都热情地欢呼起来。

“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可能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希望。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保罗说，“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者你们朋友的朋友，认识得了这个病的某个人。我自己失去了2个朋友……我们必须反击；我们必须坚强；我们必须向彼此、向这个冷漠的世界证明，我们不只拥有容貌、智慧、天分和财富，我们也有勇气，还有一颗可贵的善心。”

火焰岛

保罗·波帕姆整个周末都待在海洋街的房子里等待天空放晴，可是天始终都是铅灰色的。最终到了周日，到了要回曼哈顿的时候了，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一年前，他带着朋友瑞克·威利考夫的骨灰来到这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又令人忧伤的日子，因为有瑞克生前的情人和朋友可以分享悲伤而感到阵阵暖意。现在，瑞克的情人也病倒了，成了海洋街这栋房子里第4个患上这种新疫病的人，只留下保罗独自一人守着杰克·诺的骨灰。

在意识中的某个角落，保罗知道自己如此全情投入“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必须掩埋悲伤。他至今依然为布鲁克林的教师瑞克，以及曾为长岛的“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设计橱窗的杰克伤心不已。大雨倾盆而下，保罗再次沉思那些熟悉的、无法厘清的问题。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朋友身上？他们这一生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好像没人在乎呢？

见鬼的噩梦。

大海用它冰冷的白色手指抚摸着冷漠的沙滩，沙滩上散落着冬天留下的奇形怪状的漂流物。保罗打开盒子摇了摇，大海伸过手来抓住了杰克的骨灰，将他带向海洋深处。保罗凝视着铅灰色的天空和灰色的大西洋在远方交会之处，想知道何时才是尽头。他想，这不是真的，简直难以置信。

可是，当保罗将杰克·诺的最后一点骨灰抖落到海里时，他知道一切正在发生，而且一切都那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