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200周年纪念日的记忆

1982年4月，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

当比尔·达罗打来电话时，病床上的迈克尔·马拉塔不仅痛苦、愤怒，还充满敌意。两年来，他一直怪病缠身，医生全都无能为力；这么长时间了，他们甚至没法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现在，疾控中心某个爱刨根问底的医生打电话，打听各种隐私，关于那个他已经想不起什么时候鬼混过的加拿大空乘，还有他在格林威治村的生活。老天爷，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

达罗摆出了自己最好的专业姿态。1960年代，为响应肯尼迪总统“为祖国奉献”的号召，他在纽约追踪梅毒多年。那时他只有20多岁，一脑子“单枪匹马也能影响世界”的天真想法。现在达罗42岁了，鬓角已经发白，言谈之间流露出搞学术的人常有的诡辩家的愤世嫉俗。可是这一次，他又有了年轻时的想法，觉得自己可以大有作为。

在纽约和盖坦·杜加斯谈过以后，他已经清楚地嗅到了踪迹。盖坦为自己刚刚更新过通讯录向他道歉，叹了口气说，很多人的名字都没了，谁能全记下来呢，实在太多了。不过，他记下了最近约会过的，还有印象的73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让达罗想起杰克·诺和保罗·波帕姆以及海洋街的房子，纽约第一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似乎很多都住在那里。达罗还听说火焰岛上也有一栋房子，曾聚居于此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奄奄一息。那是保罗·波帕姆前情人的住处，保罗搬去和尼克、恩诺·波斯克以及瑞克·威利考夫同住前，曾在这里待过一个夏天。

迈克尔·马拉塔是旧金山最早的卡波西肉瘤患者之一，尼克是全国最早的弓形虫病患者，而盖坦与这两人均有关系，这太令人兴奋了。后来发现，尼克、恩诺和迈克尔在1970年代都和同一群人一起活动。事实上，全国最早的这批患者似乎都曾在西村（West Village）华盛顿广场南面一带比邻而居。他们玩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比朋友还亲。1970年代末的光辉岁月里，这个社交圈里的人进进出出，但只有一个夏天，第一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那时全都在纽约，随后他们各自离开，分道扬镳。遗憾的是，没人能告诉达罗那到底是哪一年的夏天。

但达罗觉得自己已经接近真相，他发现的线索也许可以告诉他这种病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入这个国家的。一群曾经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后来移居全国各地，却忽然患了同样的病，这看起来不像巧合。他们一定是在同住期间接触过导致这种病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

迈克尔·马拉塔对这种追问很不满。是的，他搬到旧金山……呃，肯定是在1977年底前。但是之前的事情，迈克尔既想不起来，也不想配合了。他回想起那年夏天在曼哈顿，他们都和一位摄影师走得很近，一位时尚摄影师。

比尔·达罗在洛杉矶一家医院找到了他。

洛杉矶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摄影师追忆道，“干什么都在一起。”

他在记忆中搜索，想起柔软的白色船帆在纽约港紫色的夜空中飞扬。

“我只记得所有的船都停靠在港口，”他说，“所有的大船。”

达罗立刻想到了那一天。谁会忘记那些优雅的大船以及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背后升起的焰火呢？

“200周年独立纪念日，”达罗高声自言自语道，“是的，肯定是那天。”

1976年7月4日。一个庆祝美国生日的国际盛会，55个国家的船只以及全世界的人都齐聚纽约。

这个想法掠过脑海，使他茅塞顿开，明白了更多的事实和关联。1976年以前平安无事，1978年和1979年陆续有人病倒。从集群研究的其他相关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疾病可能长期处于蛰伏状态。1977年和1978年间，人们把它带到了世界各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不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么多病例。

随着200周年纪念日这个想法逐渐深入，一种恐惧感笼罩在达罗的心头。人们不会一夜之间得病，这个病可以潜伏很多年。它将是个大问题，现在不过是刚刚开始。性病领域数十年的工作经验让达罗明白这种病会挑人下手。同性恋中间有着最优秀的艺术家与音乐家、政治家与企业家，还有美国的一些栋梁，他们会倒下，会死去，而他不确定有没有人能制止这件事发生。

4月13日，好莱坞，男女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

男女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位于国会议员亨利·威克斯曼所在选区的核心地带。正是在此，威克斯曼手下的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顾问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启动了针对不断增长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首次国会调查。

韦斯特摩兰德认为，此次听证会将引发他们急需的媒体关注，让大家注意到同性恋癌症造成的这场无声无息的杀戮，而最终要让一些联邦官员了解，面对里根政府削减财政预算，他们对这种疾病做了哪些工作。在韦斯特摩兰德看来，听证会之所以此时举行，与其说是因为疫情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因为政府的新健康预算提案。里根政府的预算人员想切掉国家卫生研究院的1 000个资助项目，并减少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的人手。疾控中心的预算增加了500万，但这笔钱仅够弥补通货膨胀的缺口，并没有为应对疫病增加经费。此外，在政府预算中，卫生官员根本没有列出针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项目；相反，他们期望各种研究人员继续从其他项目中偷窃、挪用金钱和人力。

此时，韦斯特摩兰德已经帮威克斯曼写好了开场白，希望由此打响抗议政府漠视疫病的第一枪。

“关于卡波西肉瘤的政治层面，我想说得直白一点，”威克斯曼说，“这种可怕的疾病折磨的是我们国家遭受污名化和歧视最严重的少数族群之一。患病的人是非典型、非主流的美国人。他们是男同性恋，主要来自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

“我毫不怀疑假如得病的不是男同性恋，而是有挪威血统的美国人，或是网球运动员，那么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反应会不一样。

“得军团病的主要是一群白人，是异性恋的美国中年退伍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引起的社会关注、获得的研究经费以及接受的治疗，都远胜于卡波西肉瘤患者。

“我之所以强调这种对比，是因为更受关注的军团病影响的人数较少，其致命性也相对更低。社会评判不是基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是患者被社会接纳的程度……如果坐在任何位子上的任何人对卡波西肉瘤以及其他疾病制定的公共卫生政策，是基于对他人性取向或生活方式的个人偏见，我将跟他斗争到底。”

来自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私下里为威克斯曼的发言喝彩。他等着在听证会上作证。他和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的所有成员都确信，正是由于从预算官员到新闻记者都怀有对性取向的偏见，导致人们漠视这场灾难。作为联邦雇员，科伦要在诚实与忠诚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他不能公开要求更多经费，但他可以列举事实，推导出合理的结论。当他再次谈到熟悉的冰山理论时，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了一边，第一次提及这场疾病会影响成千上万人，而不是统计出的那几百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

“这场疫病可能比目前描述的蔓延更广，可能还包含其他癌症以及几千甚至上万的免疫缺陷患者。”科伦对听证会下属委员会说。

他补充道，两年来，随着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死亡率攀升到75%，预计100%的死亡率已经不远了。此外，死亡的代价巨大。科伦列举了3个病例，每个病例死亡之前至少花了5万美元的治疗费。

威克斯曼鼓励科伦谈一谈预算削减造成的影响。科伦避开了具体情况，特别指出所有用于卡波西肉瘤研究的经费实际上都是从别的项目经费转过来的。他许诺说“我个人会……努力确保特别工作组的工作不受影响”，并特别赞扬了“我自己的上司。尽管疾控中心面临着削减工作组人手的威胁——这是悬在职业科学家头顶的幽灵，但卡波西肉瘤的研究工作相对未受影响，我们仍在继续前进”。

在接受洛杉矶议员威克斯曼质询时，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治疗部的布鲁斯·钱伯纳医生处境要困难得多，他好不容易才摆出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工作成绩。他指出，9月在贝塞斯达举行的研讨会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重大举措，并总结道，他只是无法说明国家癌症研究所为这场疫病做了什么，尽管他怀疑癌症研究所某些研究经费的获得者将其他项目的钱挪用于疫病研究上，“很难说清楚他们通过改变资助项目而转用了多少经费，但从文章发表数量来看，我们认为数额相当可观。”

在证词结尾，钱伯纳宣布国家癌症研究所将发放100万美元用于卡波西肉瘤研究，其中四分之一用于治疗方面的研究，其余用于基础研究。他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希望10月以前把钱拿出来。

听到这个数字，韦斯特摩兰德做了个鬼脸，心想钱伯纳提起这笔100万美元的拨款时应当很尴尬。通常，对一家研究机构的单个项目的拨款就会超过1 000万美元，现在联邦政府说要拿出100万美元给全国的研究者分，实在太可笑了。

幸好，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主席也在场，他表达了以下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免疫反应系统有点弱，需要加强它的力量，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国会。”斯坦·马修克说。他称赞了疾控中心所做的努力，但又补充道，“我们也担心他们。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解决新疫病的危险方面有多接近极限。我们认为他们无法应对卡波西肉瘤及其相关综合征。我们相信他们的干预能力是有缺陷的，整个国家的健康都处在危险之中……我担心［目前的工作］呈现的不过是高水平、高素质人才为特定目的而形成的‘特殊工作方式’，无法保证工作的持续性。科伦医生向我们承诺他个人会努力保证工作的继续开展。遗憾的是，科伦医生只是一名独立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这是一个预算分配问题……”

“从流行病学角度看，这笔经费将从哪里来？国家卫生研究院是给不出的，至少不会给一大笔，因为国家卫生研究院之前对其他项目作出了拨款承诺，而且缺乏真正的融资能力。假如由疾控中心出资，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调整已经发放和已经申请的经费……也就是先把西墙补一补，而东墙暂时还没有必要补。”

在听证会作证后，马科斯·柯南特和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驱车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那里，讨论很快转向在这场疫病中行医的压力。来自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的一群医生创建了一个非正式的互助网络，他俩也在其中；他们交流了彼此担心的问题，即医务人员是否会成为该疾病的高危人群，因为其传染途径显然与乙肝相同。马科斯·柯南特已计划退休，在内华达山脉地区建一座小屋，一年生活花销为3万美元。而戈特利布的妻子则希望带戈特利布去博拉博拉岛。当柯南特发现这个跟他截然不同的异性恋已婚犹太人，竟然和他有着同样的担忧时，不由得松了口气。当然，他俩都知道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哪怕口头说说也不行。

“到头来，我们不会是这场疫病的英雄，”戈特利布叹了口气，“而会沦为恶人。”

柯南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们会说，是我们没有把情况解释清楚，好像我们说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就会明白，并会采取行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一样。”戈特利布说。

柯南特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失败。没人听他们说话。没什么比这种失败更令人沮丧了，尤其是对医生而言。医生通常是一群屡战屡胜的人，从医学院的严格训练，到使用各种“神奇”的药物进行治疗。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像生理学课程未得“A”那么简单，其结果也不是下学期多做些作业就可以弥补的。

戈特利布的妻子在考虑是否要离开一两年，等到这一切结束了他们再回来。

柯南特私下里认为他们这次谈话相当乐观。要是只离开几年的话，也不算逃跑。他觉得如果真想抽身而去，最好打算永远离开。

那天晚上，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在回华盛顿特区的飞机上为听证会进行得如此顺利而高兴。未来的蓝图已经清晰地显出了轮廓：数以万计受此疾病影响的患者，光是在医院这一块很快就要花掉这个国家几千万美元。韦斯特摩兰德想，国家癌症研究所承诺的区区100万美元的下一年研究经费，会让每一位科技记者意识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对这一疾病是不感兴趣的，而科伦显然已经暗示了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韦斯特摩兰德期待媒体会报道此事。他等着。

然而，从大型电视网到地方电视台都没有报道此事。韦斯特摩兰德希望至少医学杂志和健康通讯会派人写一下听证会的事，因为这会引起一些目标读者的兴趣，但听证会就这样被忽略了。《洛杉矶时报》根据听证会证词发表了该媒体的关于这种流行病的第一批报道，不过报道并不想引导人们去关注发言者提出的重要公共政策问题，反倒在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故事上着墨，编辑似乎只对这个感兴趣。报道的标题是“异性恋中发现男同性恋疫病”。

4月18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

一个温暖的周日下午，唐纳德·弗朗西斯正忙着准备他的病毒实验室，詹姆斯·科伦打来电话，并拉上比尔·达罗一起开了个电话会议。达罗跟弗朗西斯谈了盖坦·杜加斯的事，以及最初的20个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之间的关系网，主要是在洛杉矶。达罗说他还有些线索要继续追踪，不过他确信自己手上的证据就是特别工作组一直在找的，它能证明这场疾病本质上是一种传染病。弗朗西斯如释重负，希望新的研究能刺激国家卫生研究院从睡梦中醒来，采取行动。如果能证明致病因子的存在，研究的责任将从国家癌症研究所转到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他们的行动自然不会比国家癌症研究所慢。这些信息也激励他更想建立自己的病毒实验室。这个国家不能依赖国家卫生研究院来研究流行病。资金依然是最大的障碍。现在，弗朗西斯大约每隔一周就要在亚特兰大和凤凰城之间往返一次，从疾控中心的头头那里搞到150美元的机票钱都是非常困难的。弗朗西斯希望，随着集群研究的开展，身居高位的人能看清这场疫病将带来的巨大灾难。然后他们才能干正事。

当比尔·达罗的研究告一段落时，他已经确立了10个城市的40名患者之间的性关联。这个集群图表的核心人物是盖坦·杜加斯，他被标记为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零号病人”。他在其中的作用确实非同寻常。截至1982年4月12日，美国境内率先确诊的248名患有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男子中，至少有40人要么与盖坦·杜加斯发生过关系，要么与曾和盖坦·杜加斯有过性关系的人发生过关系。有时候这种关联性可以带出好几批人的性接触，疾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迅速传播，其影响令人深感恐惧。例如，盖坦的某位洛杉矶男友在得肺囊虫病以前，和另一个患有卡波西肉瘤的洛杉矶人发生了关系，还和一个同时患有卡波西肉瘤和肺炎的佛罗里达男子有性关系。而那个洛杉矶人又和另外两个洛杉矶男人交欢，这两人后来都得了卡波西肉瘤，其中一人又让另一位南加州男子患上了卡波西肉瘤。与此同时，那位佛罗里达人又和一个患有卡波西肉瘤的得克萨斯人、另一个患有肺囊虫肺炎的佛罗里达人以及两个佐治亚人发生了关系。这两个佐治亚男人中，一人患有肺囊虫肺炎，另一人很快出现卡波西肉瘤的病灶。可是，在病灶显现之前，该佐治亚男子还和一个宾夕法尼亚人发生了关系，后者后来被发现患有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

因此，只要和盖坦幽会过一次，就会有11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彼此产生关联。总之，盖坦与洛杉矶首批19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的9人，以及纽约的22人、另外8个北美城市中的9人都有关联。洛杉矶的集群研究逐渐为人所知，它以有力的证据表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不仅具有传染性，而且单个致病因子就能导致。

这项研究还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指向新疫病最令人害怕的方面——漫长的无症状感染状态。通过研究仅接触过一位确诊患者的10对患者，达罗计算出该疾病的潜伏期至少长达十个半月。比如在盖坦尚未出现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症状时，他至少传染了一个人。另外两人是在盖坦只出现淋巴结病症状的时候感染了这种病。盖坦与奥兰治县的发型师共度感恩节周末时则已出现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症状。

首批248位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中的40人，要么与同一位男子发生过性关系，要么与该男子的性伴侣发生过性关系，这是巧合吗？疾控中心的一位统计学家由此算出了概率，其结论是：巧合的概率并不是接近于零，而就是零。

旧金山，伦迪斯巷

在俯瞰教会区的寂静小山坡上坐落着一栋小屋，马修·克里格正在里面拆板条箱和纸盒子；他想，早该知道结果会这样。他和盖瑞·沃什原计划一起搬到这个由白栅栏围起来的白色小屋来住。现在马修意识到，他俩的买房子之举，跟有孩子的异性恋夫妻以买房来维系失败的婚姻是一样的。最近几个月，盖瑞变成了一个激进的内省者，总待在他的“自我表达房间”内，写诗、手绘涂鸦或听着他最爱的披头士乐队的唱片跳舞。他的内心深处似乎在准备某件大事——虽然永远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他们的关系显然已经结束了。马修独自搬进了他们梦想的房子。

与此同时，马修忙于他平时的社会服务活动。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成员，该组织致力于敦促男同性恋接种肝炎疫苗。这是个挑战。政府不支持此种疫苗，医药公司将疫苗价格提高到150美元一支，希望把为此投入的数百万美元研究资金赚回来一点，但这样做显然将适得其反。在参与这个活动的过程中，马修接触了一些医生，他们不经意地跟他谈起同性恋癌症。“这事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实事求是地说，“现在还只是开始。”

与此同时，盖瑞去找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同样单身的乔·布鲁尔。他俩决定像恋人一样共同生活，但不上床。他们一致认为，单身生活最可怕的部分是不得不独自度假。他们开始计划圣诞节期间在墨西哥来一次豪华旅行，又为自己安排了旧金山以北俄罗斯河度假区的一处休闲屋。

可是到了最后一刻，盖瑞不得不取消行程。他非常疲倦，却说不出原因。

4月28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一年前的这一天，桑德拉·福特给疾控中心发了备忘录，提醒他们注意待确认“骨肉瘤”报告以及不明原因的戊烷脒申请单；今年的这一天，有人给卡波西肉瘤和机会性感染特别工作组做了个蛋糕，并送到了6号楼狭窄的走廊，跟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研究相关的办公室都集中于此。研究人员聊了一会儿，喝了点香槟，试图不去谈论中心的现实问题：他们烦恼不断，工作超负荷，人手又不够。疫情的传播速度比他们的工作速度快。他们不知道下一次它会从哪里冒出来，也不知道如何阻止它。在这座大楼之外，几乎没人在乎，只有几个大城市的少数几家医院在关注此病。最后，有人拿起一把从咖啡厅顺来的黄油刀，插进糖霜，切开了蛋糕上的字——“周年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