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太多的血

1982年6月11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一收到申请，桑德拉·福特就给疾控中心的血友病专家布鲁斯·伊瓦特打了电话。去年桑德拉是第一个提醒疾控中心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有可能爆发的人，现在她有更坏的消息要告诉伊瓦特。

问题果然来了，桑德拉说。从丹佛发来了一份戊烷脒申请单，医生说这个肺囊虫肺炎患者是一位血友病人。

当晚，伊瓦特的同事、宿主因素分部的戴尔·劳伦斯医生乘机飞往丹佛的斯特普尔顿国际机场。

6月14日，丹佛

戴尔·劳伦斯医生穿着白衬衣，戴着格子领带，脚上是黑色牛津鞋，稀疏的黑发耷在深邃的黑眼睛上方，看起来就像一位人见人爱的高中生物老师。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像严肃的老师，语调温和，说起话来即使东拼西凑也都非常通俗易懂。他对血友病人惊慌失措的妻子说，事关重大，他不得不问这些问题。

尽管劳伦斯在疾控中心的宿主因素分部才工作一年，研究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遗传性和易感性，但他参加过特别工作组的很多会议，足以明白要问些什么。首先，他得确认病人没有同性性经历，或者没有使用过可能造成免疫缺陷的毒品或药品。前几天，劳伦斯已经进行了深入调查，排除了其他可能性。那天早上，他还走访了当地血站。血站官员对他的来访非常不安，劳伦斯知道为什么。哪怕只有一两个血友病患者感染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也会严重动摇血库行业的基础。

劳伦斯小心翼翼地抽出盛放所有各批次的第八因子凝血剂的网格盘，这些凝血剂已由丹佛地区同一家血友病治疗中心注入数十位血友病患者的体内。也许这当中只有一份出了问题，凑巧又碰上了肺囊虫肺炎患者。可是他检查了过去3年的情况，没有出过一例这样的问题。

于是，劳伦斯又回头去找那位病人的妻子——病人正躺在科罗拉多大学医疗中心，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这对夫妻的生活极为不幸，男人是个门卫，一辈子都在和疾病作斗争，相比医生在他出生时预测的寿命，他已经多活了几十年。不受控制的关节出血导致他的部分身体残疾，但为了妻儿他还是努力维持生计。当然，第八因子是上帝的恩赐，但他现在快要死了。难道就没人能做点什么吗？

谈话结束时，劳伦斯觉得其他感染途径已经可以排除了。他的上司布鲁斯·伊瓦特相信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通过第八因子感染的，即便他还没看到劳伦斯带回的最终调查结果。在第一个佛罗里达患者死于肺囊虫肺炎之后，几个月来伊瓦特一直抱有这样的怀疑。科罗拉多的病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在制备第八因子凝血剂的过程中，细菌、原生生物、单细胞微生物很容易滤除，这意味着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它是唯一一种小到足以通过过滤器的微生物。

劳伦斯和伊瓦特都意识到，血友病人中间很快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接下来是接受输血的人。由于血友病人的生命有赖于大量的献血者，他们便不幸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情形就跟1970年代末自由放荡的男同性恋一样。

当天下午，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当戴尔·劳伦斯对他在丹佛调查的全国第一例血友病患者感染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情况进行总结时，克里夫·琼斯正急急忙忙走向卡斯特罗街一幢建筑的大门，那幢楼被租下作为“卡波西肉瘤研究和教育基金会”的总部，租金是马科斯·柯南特和几个医生朋友一起凑的。这是专为免疫抑制流行病设立的机构的第一个办公室，最初只有一台破打字机，还是当地同性恋酒保捐的；办公用品也是志愿者们从各自的雇主那里搜刮来的，还有一部电话，刚装好一个小时它就开始响了，从此再也没有停过。

领导示威活动多年，又常在卡斯特罗街出没，因而克里夫身边聚集了一大群煽动者、老玩家、未来的男友人选，其中不乏志愿者。外面有个可怕的敌人，可这该死的家伙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克里夫新招的同性恋癌症热线接线员说。

克里夫叹了口气，“没人知道。”

旧金山，联邦大楼

哈维·米尔克曾在一场政治集会上指着大块头的菲利普·波顿议员，称其为旧金山自由民主党派的“守护者”，打那以后，比尔·克劳斯一直对这位国会议员心存敬意。凭着狡猾强硬的策略，以及在黑人、劳工及同性恋选民中间形成的开创性联盟，这位议员打造了一个了不起的自由派团体，主导地方政治20年。已故的乔治·莫斯克尼生前就是被他一手推上市长宝座的；个性张扬，被公认为仅次于州长的加州第二号政治人物的州下院议长威利·布朗，也是他的重要盟友。波顿的弟弟约翰是旧金山另一选区的众议院代表。1976年，菲利普·波顿以一票之差落选众议院多数派领袖，但他本人仍是最有权势的众议院议员之一。

然而，菲利普·波顿过分沉迷于华盛顿的政治斗争，削弱了他在旧金山的根基。1982年，当他开始谋求作为议员的第10个任期时，其势力降到了最低点。共和党提名州参议员米尔顿·马克斯参选，他是近年来地方政治史上唯一一个崭露头角的大老党政治家。大家都明白，他之所以能在艰难的选举中一再获胜，是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争取和拉拢同性恋群体。尽管在日益保守的该州共和党人眼里，自由开明的马克斯如同眼中钉，但他一旦当选，共和党就有机会赶走波顿这个麻烦的家伙。因此，共和党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笔捐款纷纷涌向马克斯的金库。

当波顿打电话召比尔·克劳斯来开会时，心里很担心。波顿需要一个联络人与同性恋群体保持关系。他想赢得选举，重返华盛顿的政治舞台。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波顿问比尔。

“同性恋癌症。”比尔回答。

这种不假思索的反应就连比尔自己也感到吃惊。最近几个月，他并没有真正把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放在心里。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对身上的丘疹疑虑重重，但归根结底，他把同性恋癌症视为别人身上的病，跟1 100个人发生性关系的下流货色才会得的病。这是他从报上看来的。

比尔意识到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此坚定，因此在与旧金山的政治教父交谈时，他从政治层面对此进行展开，而这次谈话将对这次疫病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尔解释说，他无法想象政府竟然毫无警觉，也没有为该疫病研究提供大量经费。这简直匪夷所思。想想当年应对军团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征时，政府是如何大张旗鼓的吧。比尔还没有证据，但他怀疑他们之所以避而不谈是因为不想花钱，想把钱省下来支持中美洲的敢死队。

听到自己最喜欢的尖锐的党派论调时，波顿开始明白比尔的意思了。他保证，比尔可以研究同性恋癌症，并且不太温和地提醒比尔，赢得选举是首要大事。

比尔·克劳斯对他在国会的新工作欣喜若狂。但他和基科·戈凡特斯的关系出了问题。他向基科提到过同性恋场所的方方面面，并为自由开放的性关系辩护，以致基科现在要亲自去一探究竟。为了重燃他俩之间日渐消逝的激情，比尔开始护送基科去当地的浴场。

对这些场所，基科一向感到不舒服，觉得肮脏甚至邪恶。他已经与一位年长的英俊建筑师开始了新恋情，所以不需要去浴场释放欲望。比尔妒火中烧，尽管他和基科之间还藕断丝连，陷在一种永远无法终止的伙伴关系中。在内心的某个角落，比尔很高兴这份新工作让他得到某种解脱。他从不沉迷酒精或大麻，虽然偶尔会用鼻子吸一行可卡因，但他宁愿用工作来忘记个人烦恼。这份工作也使他可以进到国会，这是他认为唯一重要的民选工作。

夜里，当基科去找他的建筑师情人时，比尔就开着他的达特桑（Datsun）到一个刮着风的荒凉山顶，鸟瞰卡斯特罗区。从科罗纳高地一个凸起的崎岖岩层上，可以望见下面那片小而繁忙的同性恋飞地，还有市中心的摩天大楼衬托下的青瓷色天空。海上升腾的雾气在高耸的建筑物中蜿蜒而过，一种恐惧有时会油然而生。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于是他的愁绪又会游离到他要准备的演讲稿上。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公共卫生学院

麦克斯·埃塞克斯迫不及待地把日本一家传染病医院寄来的血样拿进了他的实验室。有了罗伯特·加罗医生位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肿瘤细胞学分部实验室送来的试剂，检测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抗体的实验变得轻而易举，并且取得了他们预期的结果。病房里的那些患有传染性疾病——如肺炎和细菌性疾病——的患者，感染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可能性是未感染者的3倍。这对日本人意味着什么，埃塞克斯并不在意，他感兴趣的是它对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影响。这证明一种传染源，具体而言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能够通过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来引发疾病。这种逆转录病毒本身就可以被传播，使免疫系统染上传染性疾病。例如，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能够通过性交由精液传染，或通过受到污染的血液制品传播。埃塞克斯还假设这种病毒的某些菌株比其他菌株更容易诱发免疫抑制。也许导致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正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

埃塞克斯打电话告知唐纳德·弗朗西斯这个消息。弗朗西斯知道，罗伯特·加罗的实验室已开始在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淋巴细胞中搜寻逆转录病毒。埃塞克斯决定用这个夏季来检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血液，以找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感染的证据。

6月18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虽然疾控中心的每位科学家都相信，集群研究提供了他们需要的证据，证明了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在研究报告发布时，疾控中心官员加入了大量的限定词和表示不确定性的词。

颇为讽刺的是，对于集群研究的影响最害怕的居然是詹姆斯·科伦和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当然，出于公共消费的考虑，科伦和哈罗德·杰斐向记者们保证尚无证据表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一种传染病。“集群的存在为一种假说提供了证据，即人际关系并非随机的，而这个集群建立在性关系之上，”科伦说，“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的证据。关于集群的另一个假说是该疾病不会由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只是这些人真的是一个人数极少的小团体，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可能并不罕见。第二种假说的可能性更小。不过，我认为这两种都不应抛弃。我们需要进行集中研究。我们不会草率地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另外，我们也不会隐瞒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卫生信息。”

科学家们本着有什么说什么的原则接受了这些信息。大多数人希望看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临床医生担心这种建立在性关系之上的小集群可能会验证“接触有毒物质致病理论”：因为一批有害物质有可能影响一群人。例如，一批大麻中含有百草枯，如果同性恋通过飞机将这批大麻带到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各地散发，就有可能导致所有人出现免疫紊乱。当然，这种说法掩盖了男同性恋——尤其是集群研究对象中人数最多的浴场猎艳者——随意选择性伴侣的事实。他们并非因为彼此是朋友才发生性关系。可是临床医生普遍不是社会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理解“性交便利店”的复杂性。

另一些以研究为导向的科学家则告诉疾控中心特别工作组，他们发现集群报告很有意思，尽管有些内容看起来像奇闻；还说为证明通过性行为传播的假设，必须进行集群病例对照研究。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但科研耗时是众所周知的事。

无论如何，集群研究未能像比尔·达罗和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原本希望的那样解决该病的传播问题。少数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显然明白其中隐含的问题，但没有人急于求成，因为当时的研究尚不具体。相关研究引发了全国媒体一阵风似的关注，但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因为盖坦在连接纽约、洛杉矶和奥兰治县的病例中所起的作用，相关研究渐渐为人所知，盖坦·杜加斯只向少数几个朋友透露他就是“奥兰治县关联人”。虽然他已经从加拿大航空离职，但这位30岁的空少依然拥有通行证，能够免费飞往世界各地。他热爱旅行，但他决定在旧金山安顿下来。这里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诊所有干扰素治疗项目，而且他也一直想住在旧金山。

就在这个时候，卡斯特罗街开始出现有关一个奇怪男子的传言，是个带法语口音的金发男子。他常在第八大道和霍华德街口的浴场出没，和人性交后，他会打开小隔间的灯，让对方看自己的卡波西肉瘤病灶。

“我得了同性恋癌症，”他说，“我快死了，你也要死了。”

7月2日，亚特兰大

布鲁斯·伊瓦特听说俄亥俄州的坎顿又出现了一个血友病人的免疫抑制病例，现在他很明白未来会发生什么。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是一种由可通过血液传播的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这个国家的血库已被该病毒污染。血液制品行业的官员很快就需要召开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来挽救生命。

7月6日，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克里夫·琼斯整个下午都在卡斯特罗街上发传单，卡波西肉瘤基金会将于第二天晚上举行首次公共论坛。当他来到前男友、律师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的家里时，脑子里还想着关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对话以及他正在建立的这个新组织。令克里夫难以置信的是，其他同性恋领袖竟对此反应冷淡。他央求帕特·诺曼给他一份医生名单，以便提供给这一大批忧心忡忡的来电者；而诺曼说她得先查查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提供此类信息。

病人正在死去，而同性恋官僚担心的却是程序问题。克里夫说，没时间考虑程序了。同性恋医生们仍未决定要不要花精力编写一些疾病预防指南；克里夫又花了半天时间打电话给同性恋律师，恳请他们加入理事会，提高该组织的可信度。可他们似乎都不感兴趣，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目的，把自己的名字与媒体炒作出来的这帮落魄之人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而言毫无益处。

克里夫长饮了一口他的第二杯伏特加汤力，又猛吸了一口万宝路香烟，注意到费利克斯没怎么说话。克里夫怪自己话太多，于是问这位民权律师最近在忙什么。费利克斯刚加入加州律师协会，通常他总是忙于伸张正义。然而这位芝加哥来的帅气律师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抱怨近来太疲惫，每天下班回家就直接上床睡觉了。克里夫觉得奇怪。1980年，他俩一起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夏天，炎热的下午他们在迪斯科舞厅跳“茶舞”，一跳就是好几个钟头。费利克斯似乎从来没有体力不济的时候。

记忆在此停住了，克里夫的思路又回到第二天的卡波西肉瘤论坛上，他想到自己新学的那些词，比如潜伏、干扰素，还有他越来越熟悉的繁琐的遗嘱认证过程。突然，费利克斯离开桌子，冲向后院，并吐了起来。见此情景，克里夫礼貌地起身告辞，前往一家酒吧。

费利克斯从未和任何人说过这事，当然也不会跟克里夫·琼斯这样的旧情人坦白，甚至连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提。不过，和旧金山其他几百人一样，他的医生跟他慎重地谈了一次话。医生警告说，他口腔内的酵母菌感染、倦怠感以及夜里盗汗，有可能是新出现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症状。他们要仔细地随时掌握他的健康情况，因为有可能会恶化。费利克斯把这个消息悄悄藏进心底某个与肉体的其余部分隔绝的角落。他没向任何人提及，任它像一场等待发生的噩梦，萦绕在他汗津津的睡眠中。

纽约

罗杰·麦克法兰和“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其他成员正在培训热线电话咨询员，这些人都是理事会成员从自己的联系人中随机召来的志愿者。他们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从免疫系统的复杂结构，到如何安慰没有得病的人——那些人往往因为淋巴结似乎比平时大了一点就彻夜难眠。有一组志愿者要想方设法应付各种“繁文缛节”，以帮助病人获得残疾保障和失业救助。每个分部都配有一到两位社工，听取患有肺囊虫肺炎的同性恋或吸毒者的倾诉；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所以在找社工时要小心辨别。

每当麦克法兰开始考虑长期护理计划时，总有人打电话来，他就不得不去帮某人换床单，以免其整夜躺在屎尿之中。接着，他不得不花好几个小时陪这人说话，因为其家人第二天要来，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个同性恋，更不消说还得了同性恋癌症。

由于对“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机构性质意见不一，拉里·克莱默和保罗·波帕姆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保罗认为，必须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男同性恋创建一个完整的社会服务网络。作为少数群体，同性恋迄今在这样的大都市里几乎没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市政府显然也不打算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而拉里·克莱默希望这个组织转向政治活动，直接要求市政府赋予同性恋本应享有的正当权利。

另一个分歧在于该跟同性恋说些什么。拉里坚持认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必须向同性恋坦陈医生们在理事会会议上说的话——停止性行为。如果不能彻底停止，至少不要再发生把精液射入他人体内的性行为。火焰岛树丛里的酷夏猎艳，曼哈顿大型浴场里的长夜，这些对理事会大部分成员本人也不啻为新奇体验，而且他们也很难放弃自己过去10年来一直追求的生活方式。对别人的事情说三道四，则未免有假正经之嫌。7月，“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印发了时事通讯，呈现了降低患病风险的各种观点，这是疫情出现一年来，全世界第一份由非科学机构发行的出版物。

“很多医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亦是同性恋——建议同性恋患者节制性行为，减少性伴侣数量，同时要确保对方身体健康。”堪称最严苛的建议。也有人认为“导致风险升高的是性伴侣数量，而非性行为本身”。

然而，社会学家马蒂·莱文在另一篇文章里嘲笑这类建议是“谬误的推理”，跟那些“痛苦……依然在荡涤我们”的忠告是一样的。他写道：“大约1 100万（美国同性恋）中仅有278人患病，很难说这是一场疫病。”

至于“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自身，已决定其工作将是面向男同性恋提供关于这场流行病的最新消息，并由他们自行判断。这一决策再次引发了拉里·克莱默和理事会其他成员之间的激烈辩论。拉里的反对者异口同声：“我们不打算教人在床上做什么。”拉里心想，在性传播疾病流行期间，要挽救生命就得这么做。虽然在辩论中落败，但他还是坚信理事会最终会改变想法。他脑子里唯一的疑问是多少人会在此之前死去。

7月13日，纽约，西奈山医院

早在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医生发言之前，亚特兰大几天前出版的那期《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就已经在研讨会上传开了。报告最终确认了纽约和迈阿密的医生自去年以来就了解到的情况，即所谓的同性恋癌症已在这两个城市的海地难民社区蔓延。《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证实，有34个海地人罹患机会性感染，跟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得的是一样的病。大多数海地人不是患有肺囊虫肺炎，就是患有弓形虫病，还有一些则患有致命的脑部隐球菌感染或播散型肺结核。与同性恋患者不同的是，海地人患卡波西肉瘤的极少。然而，他们的血液亦表现为辅助性T细胞不足，这是所有危险人群共有的特征。

“之前从未有报告称，未接受过免疫抑制治疗或有免疫抑制病史的成年海地人中发生了机会性感染。”文章干巴巴地写道。简而言之，疾控中心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出现过，如果他们能弄清楚为什么现在会发生，那真是见鬼了。不断蔓延的疫病已经迷雾重重，现在海地人又让它更加扑朔迷离。然而，这天最坏的消息还在后头。

当科伦开始发言时，一股明显的寒意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科伦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危人群。疾控中心会在那个星期公布3个血友病人的病史，他们显然是通过第八因子凝血剂感染了免疫抑制。据科伦了解，这3个病人，有2个是来自坎顿和丹佛的血友病患者，戴尔·劳伦斯刚刚对他们进行过调查；还有一位年长的佛罗里达人，其病情曾在1月向疾控中心报告过。科伦的报告震惊了现场，整个房间一片死寂。

讲座结束后，有人在走廊上对科伦耳语，说传言蒙特利尔也出现一起与输血有关的男同性恋免疫缺陷。听到这个消息，一向镇定的科伦脸色大变。

与此同时，医生们分成几个小组，试图弄清血友病人中出现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意味着什么。首先是男同性恋，然后是静脉注射吸毒者，现在又是血友病人。这些人都是乙肝高危人群。他们还知道，另一组乙肝高危人群是医生、护士以及保健护理人员。目前，各家医院都给全体工作人员注射了新型乙肝疫苗，这是在医疗行业消除这一恶疾的第一步。男同性恋免疫缺陷会不会上演同样的剧情呢？那天下午，不少医生表达了他们的疑惑：《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通报的下一批高危人群会不会包括他们自己？

截至7月15日，疾控中心已收到471例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的报告，其中184人已经死亡。目前，患者分布在24个州，确诊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中三分之一的病例是在过去12周内上报的。2月平均每天出现1.5个新病人，到7月已升至2.5人。最终，疾控中心公开称免疫抑制的爆发为传染病。

7月18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对詹姆斯·科伦的采访，他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在于找出病因，“也许还有别的人群感染此病，那里的人在不断死去……必须有人找出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