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徒劳无果

1982年8月6日，旧金山，圣弗朗西斯医院

那天下午，一位国际贸易顾问的家人给报社发了讣告，说他在长期患病后去世了。事实上，这位48岁的贸易专家之死见报后，更多的是引起了社会名流的关注，而非医学界的关注，尽管他是当地第一批死于脑炎的艾滋病患者之一。这是一种新的并发症，不啻为又一个巨大的意外。

当时，在死亡通知书上隐瞒艾滋病的诊断结果并不鲜见。艾滋病刚开始流行的那几年，讣告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一种疫病正在夺走各种人的生命，不仅有广为人知的浪子，也有知名人士。人们不得不非常仔细地阅读讣告，看看里面是否语焉不详地提到久病不治，或者奇怪地提到死者才30多岁便突然患上肺炎或皮肤癌，然后就明白了。从讣告上看，人——尤其是富豪阶层的人，不会死于什么同性恋疾病；他们只会和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一样沉疴不愈，直至生命耗尽。这样的讣告里从来不会出现其遗孀或孩子的名字，反而会有逝者的兄弟和姨妈、侄子侄女。通常，至少死者双亲中的一位会分到这个有违自然规律的任务——主持自己孩子的葬礼。

然而，在一个闷热异常的周五下午1点半，一位米德尔塞克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发出了最后一声痛苦的呻吟。T-4淋巴细胞的缺乏导致了可怕的脑炎，令他头痛欲裂；原生生物在他的肺泡里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挤得肺无法呼吸。然后他死了。

这件事上了所有的报纸。死者的家谱也被翻了个底朝天，他的曾祖母是当地一家著名医院的创建者，他是旧金山某名门望族的第四代，著名的“太平洋俱乐部”成员及高级网球俱乐部会员，他的葬礼在最时尚的圣公会大教堂举行。这家人在捐钱时首选哈佛大学，他们其他的慈善捐助对象也没有一个与同性恋疾病有关。

要不是一名病婴的免疫缺陷症状令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知名儿科免疫学家深感不解，这场死亡几乎不会被人注意到。莫特·科万医生帮助这个17个月大的婴儿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感染、念珠菌病、重症肝炎、脾脏肿大以及后来可怕的鸟－胞内分枝杆菌感染，后者是一种奇怪的机会性感染，在美国很少见。

大概就在那时，科万给国内顶级儿科免疫学家之一阿特·阿曼医生看了这个婴儿以及他身上出现的免疫谜团。阿曼查看了病婴的病历和血检报告，很快得出惊人的结论。他对科万说：“我觉得这个婴儿得了艾滋病。”

阿曼很清楚自己的结论会引发争议。据他所知，他是唯一一个对婴儿做出这种诊断的医生。有些医生，比如布朗克斯的埃尔·鲁宾斯坦医生，尝试推动人们接受这一假设，但所有知名的儿科和免疫学期刊都拒不承认；而3 000英里外的阿曼医生并不知道其他人也会谨慎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8月13日，得克萨斯，达拉斯

这天是美国第一届同性恋领袖大会召开的日子，人们在走廊上热烈地议论着谁进来了，谁出局了。大多数主要同性恋团体的领导人都没有理会由50名热心组织者在一侧小会议室举行的首届全美艾滋病论坛。

克里夫·琼斯在旧金山感到非常孤独，所以对终于遇到志同道合者感到欣喜若狂。这些人和他一样清楚，同性恋运动的未来有很大一部分与艾滋病谜团有关。克里夫认为，艾滋病论坛不同于他参加过的几十个同性恋会议，甚至不同于正在同一酒店召开的同性恋领袖大会。他一直惦记着“男同性恋健康危机”那个讨人喜欢的保罗·波帕姆，也想着暴脾气、爱对抗的拉里·克莱默，觉得比起在纽约和那帮躲在柜里的同性恋打交道，拉里在旧金山会过得更好。

对拉里而言，他自己就像走在大街上的一个朝气蓬勃、自命不凡的小孩。“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目前已有300多名志愿者。他们将在下个月启用总部，同时正为“伙伴计划”培训几十名志愿者，以期为病人提供切实的服务。艾滋病患者的支持者团体以及他们的朋友、爱人也会离开医院，迁入新总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领导自豪地告诉彼此，他们正在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服务网络，而且完全不依赖那些自以为是、政治正确的傻瓜——这些人在同性恋领袖大会上出尽了洋相。

拉里·克莱默认为，那帮炙手可热的领导者之中几乎没人愿意参加艾滋病论坛，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们毫无远见。对他本人而言，别的同性恋事务都不值得参与。随着一场新疫病开始侵蚀大城市里的同性恋政治权力的核心，同性恋群体已无力承担过去的事务。同性恋政治团体试图发动轰轰烈烈的全国运动，到头来却徒劳无果。艾滋病的威胁使所有的努力戛然而止。

杰克·坎贝尔递给克里夫一张开给“旧金山卡波西肉瘤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支票，他看上去有点不安。克里夫·琼斯知道原因。自从若干年前坎贝尔在克利夫兰开设第一家浴场以来，他已经创造了“浴场俱乐部”的业界传奇，其授权开设的浴场遍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每个地区。由于同性恋政治团体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浴场老板长期慷慨解囊，所以他一直是纽约、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等地颇有影响力的同性恋领袖，在旧金山他的势力相对小一点。坎贝尔曾是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理事会主席，在全国和佛罗里达都享有盛誉，在佛罗里达更是毫无争议的同性恋领袖。岂料佛罗里达竟是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州之一。

与克里夫谈话时，坎贝尔慢慢把话题引向艾滋病对其事业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种由病毒引起、通过性传播的疾病，”克里夫一边把支票收进皮夹，一边尽可能巧妙地表述，“还没有人提议关停浴池，不过我觉得要做一些改变。”

私底下，克里夫更倾向于在浴场外面竖起公告牌，让顾客知道光顾这样的性乐园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即使是这样的暗示也遭到强烈反对，反对者们依然把浴场视为性解放运动的一种标志，是同性恋长期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许多人仍不相信艾滋病是一种性病。假如他们关闭浴场生意——同性恋的生意——却发现致病的是催情剂，那岂不是被压迫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吗？

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浴场问题很快被搁置了。即便那些投身于艾滋病防治的人也对关闭浴场的想法感到震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争取民权的过程中都避免触及政治。与此同时，像杰克·坎贝尔和布鲁斯·梅尔曼这样的浴场老板——后者拥有在纽约遍地开花的“圣马可浴场”——通过大量捐款给警告浴场有危险的艾滋病组织来表达对艾滋病疫情的高度关心。大家都说，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艾滋病论坛结束当晚，主要的艾滋病活动人士聚在芝加哥医生大卫·奥斯特罗的酒店房间，与论坛的主要发言人詹姆斯·科伦医生一起集思广益。同其他人一样，科伦也对参加大会的这么多同性恋团体领袖的行为感到惊讶，这些人似乎对这种可能会令其他同性恋事务都显得无足轻重的疫情不太关心，但他并不是来骂人的，而是来倾听的。他一直在问同性恋社群中有没有开始出现什么新情况。

当这群人回顾早期病例的情况时，拉里·克莱默说他已经知道21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科伦大吃一惊。一个人怎么会认识21个病人？科伦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克里夫注视着科伦对一举一动，看他挨个听取同性恋领袖的发言，记下他们的想法，自己倒没说几句。作为一个政治动物，克里夫想知道政府内部对于艾滋病的政治问题是怎么看的，他们得到足够的经费了吗？疾控中心究竟在做些什么？这方面，科伦没有多谈，在场的医生也没有问。

同性恋领袖在达拉斯开会的那个星期，美国的艾滋病患者总数超过500人。患者和死者人数的增长速度把亚特兰大的特别工作组惊呆了。其中至少20%的病人是在过去5周内确诊的；他们认为，照这个速度计算，年底会有1 000人确诊。就在这时，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听到有人以纯粹好奇的口吻，大声喊出心底的疑惑：“为什么人们对这场疾病无动于衷呢？”

曼哈顿

“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办公室的启用，不过凸显了越来越多的纽约艾滋病患者急需这座城市提供服务。一旦被这种仍在发展的疾病限制了行动，许多人就只能困在纽约的公寓里。“伙伴计划”需要的不仅是后勤工作人员，还有家庭护理，教育也迫在眉睫。传说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乙肝一样，医院工作人员愈发惶惶不安。他们需要有人来平息他们的恐惧感。同时，要增加同性恋的恐惧感，就像拉里·克莱默所说，别让他们自己作死。

与市长埃德·科赫会面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原因不难看出。科赫刚刚在激烈的纽约州州长初选战中败给了来自皇后区的民主党人马里奥·库莫。当然，在库莫的选战中，科赫长期单身的问题在该州保守地区被大肆渲染。在阿奇·邦克安家的皇后区，竞选海报上写着：“票投给库莫，别投给基佬。”大多数略有影响力的同性恋领袖也在初选中支持库莫。显然，科赫不会为同性恋疾病筹集基金。

拉里·克莱默倡议对科赫发起愤怒的抗议。他说，只有表现出力量，才能逼使他采取行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的大部分人比较冷静，认为此举只会进一步疏远市长。

总的来说，同性恋更为愤慨的是纽约赫赫有名的同性恋医生丹·威廉，而不是科赫和他的哪个手下。《纽约人》发表了大量与艾滋病有关的报道，在其中一篇长文及随后的采访中，威廉竟然建议，应该要求浴场张贴警示标志，告知疫病与滥交的关系，就像在餐馆张贴“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海报一样。他说，浴场应致力于改变性行为模式，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否则这里终将会像“俄罗斯轮盘赌场”一样使同性恋社群沦为艾滋病的牺牲品。

这一建议无异于将性解放运动的10年成果打回起点，其激起的舆论漩涡是威廉始料未及的。知名左派同性恋杂志《身体政治》谴责威廉是在宣扬“一夫一妻论”，“制造恐慌”，“散布恐惧”。威廉惊讶于自己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抨击，但站在个人角度，他能够理解整个同性恋社群在面对致命新疾病的前景时所感到的不安。1981年初，他被告知患有退行性血液疾病，可能只剩下5年或10年的寿命。这种病与艾滋病无关，但它让威廉体会到人在绝境中是不愿面对事实的：当一些事情糟到你完全不想相信的时候，你就会想怎么把它抛到脑后并坚决否认它是真的，怎么痛恨那个告诉你真相的人。

如今，当威廉告诉病人白细胞数量出了问题，需要密切关注其健康状况时，他发现有些病人也是否认事实，拒不接受的，他们会愤怒地反驳他。这也是一种否认，从社会乃至政治层面上讲都是。这是同性恋社群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后来找到了解决之道。不过，同性恋社群的问题更紧迫，因为否认意味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而他们原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正视艾滋病，挽救自己的生命。在这场灾难中，时间就是生命。

然而，这年夏天，同性恋群体的意识里对一些可怕的东西有了模糊的认识。政客对此无所作为，商人却抓住了机会。同性恋报纸上，广告铺天盖地，一种名为“男子健康与免疫力提高剂”（HIM）的天价维生素合剂横空出世。这种药内含“天然维生素、矿物质和草药，适用于性行为活跃的男子”。广告上承诺，这种药的独特配方有助于“充分提高免疫系统的抗感染能力”并“保持性活力和性能力”；它当然不会写“吃了这种维生素，你就不会悲惨地死去”。但是，随着这种维生素合剂在全国各地的同性恋街区热销，其趁机敛财的意图显而易见。曼哈顿和旧金山的下水道里流淌着全国维生素含量最高的尿液；即便在成群结队前往浴场寻欢的时候，他们也深信要是真有危险的话，他们的领袖会提醒他们。是啊，他们都在一条船上。

8月19日，华盛顿

几家通讯社对达拉斯的同性恋领袖大会做了零星报道，因为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大部分都选取了艾滋病的角度。几天以后，华盛顿的官老爷们作出了回应，用的是他们最熟悉的方式——新闻通稿。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小爱德华·N·布兰特医生，今天指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加紧行动，防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目前对此病知之甚少，但美国感染者已越来越多。”

布兰特当天宣布的措施，包括继续研究血友病患者，审查消除第八因子致病的技术，未来召开艾滋病会议时请所有受此病影响的团体参加，呼吁国家癌症研究所“尽快行动”，为政府及非政府的艾滋病研究项目发放下一财年的220万美元经费。布兰特跟食药局统一口径，都说全国的血液供应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还说，“3位血友病患者出现的肺部感染令人不安。但是，目前尚无法确认病人使用的血液制品与艾滋病之间存在关联。”

布兰特指示国家癌症研究所“迅速”采取行动，全国各地主要的艾滋病研究中心对此一笑置之。毕竟，他们答应给经费的话已经说了将近一年，而拨款申请程序还没定下哪个月开始，这就意味着在1983年年中以前，国家癌症中心不可能“迅速”发放任何经费。

官方对病情的一时兴趣引发了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随后形成了常见的模式。《新闻周刊》总是急于避开变态者或吸毒者的角度，围绕才公布2个月的血友病人发表简短报道：“同性恋瘟疫向新的受害者发起袭击。”重点是要让读者知道艾滋病正在袭击那些重要的人，所以这篇报道的第二句话是这样写的，“同性恋瘟疫已经开始在普通人中间蔓延。”12名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了迅猛发展的病情忙得马不停蹄，《新闻周刊》却将他们夸大为“一支75人的特别工作组”，这个数字大概包含了所有参与过艾滋病特别工作组会议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两周后，《时代》杂志的一篇报道将特别工作组说成有120人。

这些胡编乱造、刻意抬高的数字反映了多年来新闻界在报道艾滋病时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其一，记者们愿意相信递到他们手上的新闻通稿，没有一丝兴趣去查一查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自从“水门事件”之类的调查报告出现后，根据新闻稿而发的新闻已经过时，但在艾滋病蔓延期间又卷土重来。其二，关于艾滋病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不自觉地给原本凄惨的故事添上一点让人心安的调子。有大型工作组，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并且每隔一个月左右，在大部分报纸的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会有简短的几段文字提到艾滋病研究过程中这个或那个突破。标题会是这样的：“卡波西肉瘤的新发现带来一丝希望”，但事实上，随着夏天转为秋天，1982年没有任何希望出现。有的只是那些官僚，他们认为自己既能节省国家开支，又能阻止这种邪恶的新疫病；还有那些报纸编辑，他们不肯为同性恋瘟疫奔走，也不在乎报道是否真实。

与此同时，在8月的最后几周，又有两个州报告出现首例艾滋病病例。至此，艾滋病已席卷26个州及12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