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强制拨款

19. 强制拨款

1982年9月，旧金山，传染病控制局

狭小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医学杂志和病例文件夹，而塞尔玛·德里兹医生正在和亚特兰大方面通电话，想知道对方是否了解事情的严重程度。男同性恋中开始出现另一种新疾病，她确信与艾滋病有关。作为流行病学家，德里兹讲究数据，希望将这种新疾病的患者纳入艾滋病患者总数中。与往常一样，她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与疾控中心意见不一。

第一批病人出现在医生面前时，淋巴结肿得像高尔夫球那么大。这不是普通的淋巴结病变，经诊断是伯基特淋巴瘤，是最早出现的与病毒有关的人类肿瘤之一。事实上，旧金山的一些研究人员曾在非洲工作，研究伯基特淋巴瘤与爱泼斯坦－巴尔病毒之间的关系，后者就是造成美国人熟知的“单核细胞增多症”或“接吻病”的微生物。德里兹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她发现，患有免疫缺陷的男同性恋中间又出现了一种由病毒引起的肿瘤，一如卡波西肉瘤与非洲的巨细胞病毒有关。免疫缺陷似乎导致病毒肆虐，并助长了肿瘤。这一现象的发现有着比艾滋病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一思路也许会让人对癌症与病毒之间的关系有新的了解。

第一批病例报告是德里兹在和医生们闲聊时得知的，她回去查了一下。位于萨克拉门托的加州肿瘤组织注册中心有加州所有癌症患者的记录，与之核对后，她发现统计员预计未来两年内全加州只会有两三人罹患这种罕见癌症。而短短9个月，德里兹手头已有8个病例，都是旧金山的同性恋。

“伯基特淋巴瘤是艾滋病的一种形式，”德里兹用芝加哥口音实事求是地告诉疾控中心，“我们应当开始将这类病人计入艾滋病患者并公之于众。”

疾控中心表示反对，他们尚未从其他地方听说此事。德里兹想，那是自然，任何地方都不如旧金山那样井井有条。别的城市的卫生官员不会每天给医生打电话，了解这种威胁男同性恋的可怕疾病。这是让德里兹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因为她与同性恋社群的复杂关系网是有接触的。

德里兹从不婆婆妈妈，不过等她挂了电话后，疾控中心的医生打赌说她现在会给自己弄一套统计数据。是的，他们没说错，她有两套数据，一套是根据疾控中心的狭义定义得出的艾滋病人统计数据，还有一套是根据她所在城市对各种致死疾病的最准确描述得出的统计数据。正因为这两套数据的存在，疾控中心最终让步，采纳这位严谨的卫生官员的建议，将伯基特淋巴瘤列为不断增加的艾滋病症状之一。到目前为止，艾滋病症状包括来自鸟类、羊、猫和鹿的真菌感染，以及全身各处出现的肿瘤，包括舌头、直肠等部位，其中最可怕的是脑瘤。

9月15日，旧金山，联邦政府大楼

“你们要多少钱？”大块头的国会议员直截了当地问。

比尔·克劳斯原本准备以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进行的复杂的淋巴细胞研究以及疾控中心对静脉注射吸毒者的深入研究为例，通过复杂翔实的细节详尽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经费支持。

而菲利普·波顿议员只要他报个数字，以便办正事。克劳斯犹豫了。

“说实话，我们现在也没底，”克劳斯说，一脸的不好意思，“没办法确定要花多少钱应对健康危机。没有这种算法。”

关于支出，克劳斯仅有的衡量标准来自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报告。该报告发现，1982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花在每位死于“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的患者身上的研究费用达36 100美元，当时此病已被攻克。在最近一个财年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军团病死者身上的支出是每人34 841美元。相比之下，1981年，国家卫生研究院为艾滋病人死亡患者投入的经费是每人3 225美元，1982年达到每人8 991美元。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投入的预算经费计算，一名男同性恋的生命价值大约只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的四分之一。

最令克劳斯气恼的是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此事的反应迟钝。在上个月高调宣布将发放200多万美元的科研拨款后，国家癌症研究所至今尚未公布任何申请项目。事实上，国家癌症研究所做出经费承诺已经一年多了。研究血液问题的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在1982财政年度总共才花了5 000美元在艾滋病研究上。即使在被污染的第八因子中发现艾滋病之后，该研究所下一年的预算中用于艾滋病研究的经费也仅有25万美元。而且，即便过去每个月都会出现大量病例，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的预算提案中也都没有对艾滋病研究经费有所倾斜。国会的同性恋工作人员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缩写NIH意思是“对同性恋没兴趣（Not Interested in Homosexuals）”。

参议员哈里森·施密特已经在最近的一项追加拨款法案中悄悄增加50万美元，特别用于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研究，但政府以投入过多为由予以否决。

菲利普·波顿不耐烦地等着比尔·克劳斯报数字，后者想到了几个不错的整数。

“我们希望能给疾控中心500万美元，给国家卫生研究院500万美元。”克劳斯提议。

“见鬼，”波顿低斥道，“那我们就要个500万和1 000万吧。”

克劳斯这才意识到，这些数字在每天都跟动辄几千亿的联邦预算打交道的波顿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但是这个数字相当于之前的艾滋病研究经费的30倍，并且很快就会被拿到众议院讨论。

在华盛顿，作为众议院卫生委员会的委员长，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主动提出将其纳入立法程序，并于9月28日公布。记者拉里·布什称其为“第一笔同性恋政治拨款”，对一场运动而言，就连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筹集上万美元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笔钱看起来实在是巨款。克劳斯知道，菲利普·波顿的提案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最终的经费将被包括在更大的开支法案中，不过这些法案增加了伯顿对于众议院卫生议题代表亨利·威克斯曼的政治影响力。

接下来的两年里，大部分由联邦机构进行的研究都是通过上述法案并且由这两人在国会推动而获得资助的，而这两人又是受到了国会山仅有的两位出柜的同性恋助手的激励，一位是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一位是曾经的街头激进分子比尔·克劳斯。无论怎样评价同性恋群体对艾滋病的反应，很显然，早期艾滋病研究获得的所有经费几乎完全归功于这两位男同性恋。

追加拨款法案为国会和里根政府在未来3年如何处理艾滋病问题设立了样板。当然，政府也反对额外拨款，并派相关机构负责人来辩称他们有足够的经费。但是，一旦这些钱在国会获得通过，政府就不会真的否决它，否则会令自己在政治上陷入窘境。最终，这笔钱会到位，但通常比科学家们希望的时间晚很多。里根政府永远不会要求拨款，并且也坚称没必要拨，但无论如何这笔钱都会强加在政府头上，好比牛不喝水强按头。

比尔·克劳斯细细品味着自己最终使这个问题有所改观的能力，突然意识到亨利·基辛格的话没错。权力确实是最好的春药。第一笔用于抗击艾滋病的主要经费到位，使他低迷的情绪得到了提振。基科·戈凡特斯去找他的建筑师爱人了，比尔再次形单影只。当然，他从不缺约会，只是对性感到不适，对他在喧闹的70年代末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安。这段时间，朋友和同事开始注意到他常常工作到很晚，他的话题总离不开新的传染病以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朋友们都心照不宣，他们理解比尔，他在自己最浪漫的爱情故事结束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9月27日，市政厅，旧金山监事会

监事会顺利通过了追加拨款，没有人投反对票。比尔·克劳斯和达纳·范·戈德安排的投票时间相当完美，监事会半数成员要在5周内谋求连任，没人敢投票反对公共卫生经费，因为城里四分之一的选民是同性恋。市长范斯坦个人认为这笔钱应该出自卫生预算的其他部分，但是比尔·克劳斯知道她也无计可施，她在谋求明年连任，所以不敢否决任何艾滋病资金法案。

因为这种野蛮的政治力量的干预，旧金山政府拿出了45万美元资助世界上第一家艾滋病诊所，并通过“香缇计划”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悲伤咨询和个人帮助，通过“卡波西肉瘤教育基金会”建立第一家地方资助的教育机构。现在，全美用于抗击艾滋病的所有经费——包括美国政府承诺的所有科学及流行病学开支——旧金山市、县承诺提供其中20%。

10月，纽约，布朗克斯，爱因斯坦医学院

作为艾滋病特别工作组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哈罗德·杰斐早已听说儿科医生都在嘲笑艾滋病可能出现在婴儿身上的说法。他知道一些科学家，比如埃尔·鲁宾斯坦，因为坚决认为流行病已经蔓延到婴儿身上而被人嗤之以鼻。所有儿科免疫学家都向杰斐保证，这是一种先天缺陷，被误认为是艾滋病。他们坚信免疫综合征是男同性恋得的病。

鲁宾斯坦向杰斐展示了第一批这样的婴儿，他看得出这些孩子并非先天缺陷，而是得了艾滋病。他的发现也与詹姆斯·奥勒斯克医生的结论一致，后者是一名免疫学家，曾治疗过数十个新泽西州贫民区的婴儿，而艾滋病正在这些贫民区的吸毒者中泛滥。杰斐离开时心中非常确定，他开始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写一篇关于婴儿艾滋病的文章。

他知道，艾滋病婴儿的出现巩固了他这类人的观点：一种通过胎盘传播的单一致病因子导致了艾滋病。由此也将人们的注意力直接引向致病因子通过输血传播的可能性，疾控中心迫切需要证明这一点，促使血液行业开始采取预防措施。杰斐的发现亦指出了艾滋病问题中的另一个令人沮丧的方面。研究人员刚刚确定吸毒者中间存在艾滋病人，他们又在病人的孩子身上发现了艾滋病。

如果哈罗德·杰斐在1982年10月对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确定的话，他唯一确信的是，在所有的危险人群中，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将继续增加。亚特兰大报告新病人的速度每天都在加快。6号楼的关键词就是“指数级增长”。

在杰斐造访纽约期间，有人提到了3个孩子，他们是同一个妓女所生，都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接受免疫缺陷治疗。杰斐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去旧金山参加艾滋病研讨会，他在记事本上写道：“他们的父亲各不相同。这不符合任何已知的遗传性免疫缺陷模式。”

艾滋病爆发期间，出现了不同的流行病学轨迹，这使一小群参与研究的人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件事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此外，疾病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蔓延，这意味着在病情稍微缓解之前，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糟糕。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联邦政府的新财年始于10月1日，而艾滋病特别工作组仍在想方设法争取经费。疾控中心的预算管理人员不得不为艾滋病研究工作准备3个预算方案，然后将其中之一提交给政府部门，希望这份研究开支已经减到不能再减的方案能被其接受。当艾滋病工作组代理行政主管威尔蒙·拉辛向疾控中心管理人员提交最终预算案时，他警告说：“如各位所知，本预算案并不能为艾滋病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提供足够的经费。但是，我们将继续开展最迫切需要进行的研究，直到有更多经费可以支配。”

在位于凤凰城的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里，唐纳德·弗朗西斯医生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要求为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提供经费。他尽可能多地提出了198 301美元的申请，并敦促疾控中心的领导们尽快决定。他确信，病毒就潜伏在艾滋病患者的血液中，他所需的只是基本的实验设备。亚特兰大方面没有答复。

10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将接受150万美元的临床研究基金申请，这是来自政府资助的唯一好消息。尽管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经常表示对此综合征有兴趣，但距离他们第一次暗示要为该病投入一些经费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卡波西肉瘤诊所，这个消息第一次给保罗·沃伯丁这样处在困境中的临床医生带来了一线希望。

接着，沃伯丁读了合作协议中的细则。150万美元的拨款将以每年50万美元分3年发放。此外，这笔钱并不是给一家医院的，而是让多个城市的艾滋病中心共享。在试着完成一份符合要求的预算申请时，沃伯丁的心情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他手下有10名科学家，其中不少是著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他们搁置了其他研究计划，希望借此机会研究一种重要的疾病。现在，他不得不想办法让大家分摊这50万美元。当然，前提是他能得到全额拨款——而这是不太可能的。

一旦沃伯丁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在诊所进行开创性的治疗和免疫学研究，他就明白自己不得不削减开支。尽管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比较集中，且很有合作精神，是全世界研究这种疾病传播方式的最佳场所，但没有资金提供给流行病学研究。流行病学研究没有经费，就无法研究哪些性行为最容易传播艾滋病，也无法通过公共健康教育来干预和减缓疾病的传播。

单单写资助申请，就意味着要向医院讨要文字处理设备。此外，沃伯丁还要不断缩减他认为根除此病所必需的研究经费。

在洛杉矶，两年前接诊了第一批肺囊虫肺炎患者的迈克尔·戈特利布，正忙于狂砍自己的经费申请计划。在借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时，他的一些同事痛心疾首地不断劝说他脱离艾滋病研究，重返科学研究的“正途”，而他全当耳旁风。随着经费申请最后期限的临近，他开车去了圣莫尼卡，在那里发现一名男同性恋自愿为这个复杂的申请做文字处理。当然，戈特利布很清楚，在1983年以前这笔拨款不会到位，而且数额也不可能足以开展像样的研究。他正在浪费时间，而时间就是生命。他不知道，在政府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之前会有多少人死去。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死亡和苦难？

当这位帮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首次艾滋病研究经费申请处理文字工作的同性恋油尽灯枯、死于艾滋病后，戈特利布又问了自己一遍同样的问题。

就在1982年10月的那几周，泰诺胶囊中发现了氰化物。10月1日，有毒胶囊——都是在芝加哥地区发现的——的事首次见报。整个10月，《纽约时报》每天都有一篇关于泰诺的报道，10月之后的两个月里又有23篇报道。其中4篇上了头版。中毒事件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上所占篇幅相似，激发了政府的巨大努力。在证实泰诺是唯一含有氰化物的胶囊后，美国食药局在几天内就下令全国各地的药店将此药下架。在发现动过手脚的药盒几千英里外的各州，联邦、州及地方当局立即着手通力合作。他们坚持认为，在拯救生命这件事情上任何行动都不算极端，花费再大也值得。

调查人员纷纷涌入芝加哥来揭开谜团。光是伊利诺伊州一地的案例就有超过100个来自州、联邦和当地的机构参与，并写成了26卷多达1.15万页的调查报告。据当时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报道称，美国食药局有1 100多名员工检测了150万个类似的胶囊，以寻找中毒的证据，还追查了每个可能成为此事受害者的人。泰诺的母公司强生公司估计为此花费了1亿美元。在5周之内，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了关于防窃启包装的新规定，以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最后，除了发现一些穷极无聊的捣蛋鬼曾对几盒止痛药动过手脚之外，疾控中心耗资数百万的调查几乎没有什么结果。在10月初报告了第一批几个中毒者之后，再没有出现新的中毒病例。然而这场危机表明，当政府认为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是可以采取行动、发出警告、修改规则并耗费巨资的。

总共有7人死于这种含有氰化物的胶囊；在加州尤巴市病倒的那名男子，最终证明他是装病，指望从强生公司拿到赔偿金。

相比之下，到1982年10月5日，共有634名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260人死亡。没有人急于投入经费，没有人动员公共卫生官员，也没有人发布可能挽救生命的法规。

新闻媒体本该替公众行使监督职能，然而对于已经死去和奄奄一息的同性恋身上发生的事，媒体不约而同地打着哈哈，漠然置之。全国有一半的艾滋病患者居住在纽约，而《纽约时报》在1981年只登了3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1982年全年又只登了3篇。没有一篇上过头版。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住在纽约或美国其他地方，却无法通过每天的报纸了解到一场疫病正在蔓延，即便连政府机构的医生都预测它将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

10月28日，纽约，市政厅

一名警察领着拉里·克莱默、保罗·波帕姆和“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其他代表来到市政厅一间阴暗寒冷的地下室。当这群人上上下下打量这个只有一张破旧的桌子和几把直背椅子的小房间时，警察说他想不起这里已经有多久没人来了。当时，还有几分钟就是上午11点了，他们与赫伯·瑞克曼约好这个点会面，后者是市长埃德·科赫手下的同性恋员工，也是同性恋社区的联络人。

克莱默对这个一拖再拖的与瑞克曼的会面期待已久，并把此次需要讨论的议程要点清清爽爽地打印好了。他们已经准备一年多了，到头来市长不过派了个低级助手来见他们，尽管克莱默怀疑“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并不会从市长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但此次会面至少可以给这个组织提供一个机会为市政府要做的事制订一个计划。

克莱默希望“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提出的合理要求能让他们在讨论中占上风。前一周，该组织宣布他们现在正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会服务。由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通常都是由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的，克莱默希望市政府至少能帮助该组织为日益增多的“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员工提供经费。更重要的是，男同性恋需要一些积极的健康教育。克莱默认为，这理应是卫生部门的职责。

赫伯·瑞克曼中午12点半才到，这种以为自己最重要的做派令温文尔雅的保罗·波帕姆颇为恼火。然而，市长的助手笑容满面、和蔼可亲，一边为迟到90分钟道歉，一边迅速接受了该组织的所有提议。这位助手说，如果旧金山方面为社团提供资金以对抗艾滋病，那么旧金山花费多少，纽约就投入多少。是的，他会让卫生专员大卫·森瑟立即着手应对这场流行病；当然，市长将宣布在春季设立艾滋病宣传周。瑞克曼承诺，城里的不动产委员会将为该组织找一处房子，市长的华盛顿联络人将会打电话给白宫。

会面结束时，即便是一向苛刻的拉里·克莱默似乎也心情愉快，这次会面标志着纽约市政府第一次正式关注这一流行病。“我们终于把脚迈进去了。”大伙儿互相转告。

保罗·波帕姆对《纽约人》杂志说：“虽然政府的流程缓慢，好在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展。”经历了一年的拖延、几个月电话无人接听以及官僚的搪塞之后，一切似乎都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确实如此。

巴黎

弗朗索瓦兹·布伦－维兹内医生和大卫·克拉兹曼医生出席了9月的纽约大学艾滋病研讨会，以“艾滋病在法国：有关非洲的假设”为题向大家展示了相关研究数据。他们的观点是，艾滋病已经从非洲传过来，因为大量的早期病例都是在得病前不久去过中非的非洲人和欧洲人。欧洲的艾滋病研究人员谈的都是与非洲的关联。此前几个月，哥本哈根的伊比·拜博耶格医生在回顾他的朋友格蕾特·拉斯克的惨死时，因为将艾滋病与传染性热带疾病联系在一起而遭到嘲笑。现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科学家们正急于研究肺囊虫肺炎和恶性卡波西肉瘤病例，争取成为1970年代末以来率先发表相关论文的人。

两波截然不同的艾滋病疫情正在席卷欧洲，第一波至少5年前就在非洲出现了，而第二波是最近的事，发生在那些与美国同性恋——通常是纽约同性恋——有过接触的同性恋人群中。

然而，引起布伦和克拉兹曼极大兴趣的是科学界有关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引发艾滋病的传言。很久以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医生就推测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源于非洲，被15世纪晚期曾在“非洲之角”停留的葡萄牙人带到日本。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也是加勒比海地区特有的病毒，使那里的海地人正在感染这种病。布伦发现这个理论很有意思，因为她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医生的指导下对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克拉兹曼在过去一年里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威利·罗森鲍姆收治的艾滋病患者的免疫情况。

布伦和克拉兹曼还加入了威利·罗森鲍姆医生与雅克·莱博维奇医生在年初组建的艾滋病工作组。从纽约回来后，这两位研究人员迫不及待地在随后的欧洲小组会议上分享了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讨论。他们决定招募逆转录病毒学家，希望能在巴斯德研究所这座法国人最推崇的科研机构对该假设开展研究。

在接下来的几周，布伦和克拉兹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得出这样的思路：要寻找这种病毒，最好不要先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开始，而是从淋巴疾病患者的淋巴结开始查。克拉兹曼说，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有个特点，就是T-4淋巴细胞缺乏。这种病毒显然非常致命，能杀死宿主细胞，以致可能无法搜寻到血液中的病毒。鉴于淋巴疾病似乎是艾滋病的早期症状，所以最好在病毒仍在增殖时便想办法找到它，而不是等病毒杀死大量T-4细胞后再去找。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艾滋病研究史上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法国医生终于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需要一个大型逆转录病毒实验室来验证这种做法是否可行；除此以外，当时一切都悬而未决。

10月28日，据疾控中心报告，美国共有691名美国人感染艾滋病，其中278人死亡。近五分之一的病例是在九十月间上报的。在过去2个月里，美国有4个州出现了首例艾滋病病例，分别是亚拉巴马州、肯塔基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20个主要分布在美国南部和落基山脉地区的州尚无病例报告。与此同时，又有3个国家报告了它们的首例艾滋病病例，即共有15个国家通报了52个病例，大部分在西欧。

10月30日，旧金山，加州大学

马科斯·柯南特医生组织了最初的一次艾滋病疫情全国研讨会，与会的呼吸科护士凯瑟琳·丘西克坐在拥挤的流行病学分会场，内心焦急万分。过去一年里，她一直在看护艾滋病患者：当他们需要呼吸器的时候把管子塞进他们的喉咙；在他们整夜咳喘不停的时候拥抱、抚慰他们。作为“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的活跃分子，丘西克也一直在向比尔·克劳斯抱怨当地缺乏艾滋病预防教育项目。她希望流行病学的新发现可以使克劳斯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联邦问题，转而关注地方公共健康问题。

儿科免疫学家阿特·阿曼在研讨会上介绍了艾滋病婴儿的情况，这使丘西克确信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疾病。那位妓女是个静脉注射吸毒者，她所生的3个孩子都患有免疫疾病，这一事实加上吸毒者本人的病情以及集群研究的结果，证明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也证实了丘西克的担心——艾滋病正在男同性恋中蔓延。流行病学家迈克尔·戈尔曼则巨细无遗地讲解着人口追踪及确诊的病例，忽然，丘西克听到一项统计数据，她猛地坐直了身体。

“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域，1%的男同性恋被诊断患有艾滋病。”戈尔曼小心翼翼地说。

丘西克打断了他，“中心区域具体是哪里？”

戈尔曼看起来有点慌张。

“就是市中心区域。”他重复道。

丘西克立刻明白他不想明说。这个城市的中心区域当然就是卡斯特罗区。竟然没有人告诉他们有1%的男性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天哪，她想，跟她交谈过的男同性恋中，有一半仍然坚信艾滋病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要让男同性恋明白这事有多严重，研究者任重道远。

“那这项研究你打算怎么做？”丘西克追问道，“这可是个惊人的比例。”

戈尔曼解释说，他已将信息提交给英国一家医学杂志，等到发表后，他才能公布内容。当然，每个与会者现在就可以拿到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很快就成了同性恋领袖的话题。

凯瑟琳·丘西克开始怂恿比尔·克劳斯让这项研究见报，这样人们就会明白艾滋病的形势已经有多严重。她说，我们得行动起来。克劳斯四处打听了一下，惊讶地发现同性恋领袖之间的共识是隐瞒信息，他们告诉他：“这么做会毁了卡斯特罗街。”

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讨会做完报告后，疾控中心的哈罗德·杰斐和阿特·阿曼一起查看了更多的儿童艾滋病病例报告。疾控中心正在酝酿一篇关于纽约和新泽西的艾滋病婴儿的文章。杰斐知道，阿曼在儿科免疫学界享有盛誉，他的参与将使报告更为可信。在他们讨论那位妓女所生的3个孩子时，阿曼提到了另一个婴儿。他说，该婴儿的父母既不是静脉注射吸毒者，也不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但是婴儿在出生时曾接受过大量输血。

杰斐立刻意识到，阿曼说的这个可能是首例有记录可查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一回到亚特兰大，杰斐就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戴夫·奥尔巴克，要求其进行自奥尔巴克开展集群研究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艾滋病调查。

返回旧金山后，阿曼打电话给塞尔玛·德里兹，把婴儿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她。德里兹联系了欧文纪念血库，这里负责全部婴儿用血。

11月初，血库完成了记录搜索，找到了13位献血者，他们的血液于1981年3月输入该婴儿体内。德里兹的目光停留在一位献血者的名字上，她认出此人是一位知名的国际贸易顾问，8月死于脑炎，曾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同性恋。

“哦，上帝啊！”她叹了口气。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一方面，她激动不已，因为她站在职业领域的最前沿，这是这一行的人极为向往的；另一方面，她又为自己洞悉了人类的前景而无比悲伤，而她将保护人类的健康视为毕生事业。

她打电话给亚特兰大的杰斐。

“说来难以置信，其中一个献血者是艾滋病患者。”她说。

“事情终于发生了。”杰斐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