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肮脏的秘密

20. 肮脏的秘密

1982年11月，旧金山，俱乐部浴场

在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浴场里，盖坦·杜加斯站在水汽弥漫的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这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人，他想。打小他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不是把他带到魁北克的那个女人，而是他的生母。一知道自己是被这个生活粗糙不堪的法裔加拿大工人家庭领养的，他就梦想着有一天能见到自己的生母。他知道自己注定会过上更好的生活，远离那些喊他“基佬”的大个子恶霸，那些在加拿大的严冬里拿雪使劲在他脸上搓的坏蛋。

他能从自己的相貌上看出他跟别人的不同，他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他爱家人，也爱他的姐姐，可是他们肤色更深，相貌平平，而他一直五官精致，头发柔软迷人。他觉得自己就像被农夫养大的王子。当他终于见到自己的生母后，却告诉朋友他们吵架了。她不肯说出他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像个公主；突然之间，盖坦再也不谈寻找父母的事情了。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在同性恋帅哥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是同性恋社交界的明星。

现在，他打量着镜子，对自己依然美妙的身体露出笑容，心里想着别的事。他要查查是谁传染给他的。肯定是某个人。他们把病毒传给了他，这下他要死了。他总不由自主地想是谁干的，一如他曾经不停地好奇自己的生母到底长什么样。

盖坦向后退了退，再次欣赏起自己光滑的身体。他30岁了，他从没想过自己能活到30岁。但他活到了。他住在旧金山，那是他向往的地方。两年半以前，他被告知耳朵附近的小紫斑是卡波西肉瘤，他活过了所有医生预测的寿命，并且感觉很好，他很感恩。的确，这些天他感到比以往疲乏，偶尔呼吸困难。但是，他会战胜一切，会继续在浴场里享受夜生活。

当然，疾控中心的那些混蛋如果看到他在浴场可能会大喊大叫，但他已经叫他们滚蛋了。他们打电话给他的前男友们，打听各种私事。另外一些医生则警告说他可能正在传播这玩意儿，他们也该滚得远远的。大家都知道癌症不会传染。他要看证据。而且，盖坦还反驳医生，说是别人把这病传给他的。

盖坦注视着小隔间当中的长廊，有些房间的门敞着。里面的男人俯卧着，身旁通常放着一罐科瑞牌起酥油和一小瓶催情剂。盖坦扫了一眼，做出了选择。他侧身挤进小隔间，等着对方礼节性对他点头，表示欢迎。无需言语，两个人就搭上了。盖坦随手关上了门。

旧金山，上阿什伯里街

保罗·沃伯丁低头看着自己的长手指，如今它们一个个皮包骨头。他健壮的体格，得益于童年时在父母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奶牛场干过杂活，现在却瘦削憔悴，跟其他人一模一样。保罗·沃伯丁躺在位于上阿什伯里街的家中，呼吸越来越困难。这里地处卡斯特罗区上段，许多人在此生活过，又死了。现在，保罗·沃伯丁也快要死了。他有没有把病传给孩子？他的妻子又会怎样？每每想到这里，沃伯丁就会醒来。

这个梦在1982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反复出现，每个晚上，保罗心头都笼罩着一层恐惧，因为他不知道噩梦何时再来。1981年7月，沃伯丁在旧金山综合医院工作的第一天，一位资深肿瘤学家告诉他，“下一个大病”正等着他，那时候他对艾滋病充满了好奇。1982年上半年，艾滋病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现象。而现在沃伯丁觉得它正在变成一场灾难。

就在几个月前，他和马科斯·柯南特、塞尔玛·德里兹、唐·艾布拉姆斯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每隔一周就会去柯南特那里开会，更新疫病信息，因此他掌握了当地所有艾滋病人的名字。目前，患者数量迅速增长，远远超过柯南特本人的悲观预测。沃伯丁的艾滋病门诊将于明年1月开张，但他没有预料到病人会以这么快的速度增加，并且担心预算够不够。

他的担心并不仅仅出于专业考虑。奥兰治县的那群患者、血友病患者以及眼下在谈论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输血传染病例，都使沃伯丁确信这肯定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可以像乙肝一样传播。有些护士已经相信了那个恐怖的说法，即护士极易感染艾滋病。艾滋病高危人群可以归纳为4个“H”，即同性恋者（homosexuals）、海洛因成瘾者（heroin addicts）、血友病患者（hemophiliacs）和海地人（Haitians）。有人说，很快就会有第5个“H”加入——医院工作人员（house staff）。在纽约，有报道称一些护士拒绝为艾滋病患者服务，他们把食物托盘放在病人的房门口，当班时放任病人躺在沾满排泄物的床单上。

秋天的最后几周，沃伯丁夜里开始盗汗，像一切病毒感染一样伴有高烧不退，整夜痛苦不堪、汗流浃背。沃伯丁知道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是不是已经在他体内潜伏了？会不会已经传给了他的宝贝儿子？他的身上冒出了一个斑点。马科斯·柯南特向他保证，这不是卡波西肉瘤的病灶。但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背部，是不是还有别的紫色斑点？

保罗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恐慌的人。他的助理主任唐·艾布拉姆斯手上溅了一些液氮，起了个巨大的紫斑，也开始觉得自己要死了，尽管很容易证明这是液氮残留造成的。一位著名的哈佛临床医生也打电话给沃伯丁，说自己发烧并且呼吸短促。“我是不是得了肺囊虫肺炎？”他问。

旧金山，俱乐部浴场

回到浴池后，那个年轻人停止呻吟，翻身抽了根烟。盖坦·杜加斯伸手去开灯，慢慢调节着灯的亮度，好让他那位伙伴的眼睛有时间适应。然后，他盯着自己胸前的紫色病灶。“这是同性恋癌症，”他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也许你也会得的。”

纽约

对于恩诺·波斯克而言，当百货商店开始布置圣诞气氛的装饰时，恐慌就来了。尼克死后的第一年，恩诺并不担心自己会染上导致他这位年轻情人死亡的疾病。他听说弓形虫病不是传染病。但是现在，尼克去世近2年了，恩诺害怕起来。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的会议上，他听说一个男人和在洛杉矶去世的所有艾滋病人发生过关系，也听说此病如何在血友病患者中传播。当圣诞装饰挂上去的时候，一个念头攫住了他。他挨不到圣诞节了。艾滋病也会要了他的命，就像它夺走他很多朋友一样——教师瑞克·威利考夫，橱窗设计师杰克·诺，当然，还有跟他一起共度了8年幸福时光的尼克。

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

那幢灰色的巨型维多利亚式建筑傲然矗立在人行道一侧，仿佛它的存在给街道增添了光彩。这是1880年代遗留下来的巨大排屋，盖瑞·沃什一直都很喜欢它华丽整齐的风格。而且他和女同性恋心理治疗师露·蔡金在卡斯特罗街买下了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为此他感到很兴奋。

“看起来我们是专业上的两口子。”盖瑞打趣道，一双碧眼闪闪发光地看着57岁的露·蔡金。

露温柔地搡了他一下，觉得他俩的确是一对怪人。懒散的女同性恋年近六十，而帅气性感的心理治疗师正值盛年。私下里，露担心他们的关系不平等。盖瑞往往像传统女性一样，承担了养育者和教导者的角色，而来自弗拉特布什的露，以前是个假小子，扮演的是更粗犷的男性角色。

11月，露和盖瑞装修了各自的新办公室以及他俩共用的候客室。每次购物盖瑞都发牢骚说很累，但他对搬办公室一事相当兴奋，对圣诞节要和乔·布鲁尔一起去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旅行也欢天喜地。可是，盖瑞的身体还是越来越虚弱，当他去药店取药的时候，他跟露坦承他“非常担心”。

露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她知道盖瑞最近感染了严重的沙门氏菌，不得不住几天医院；但她的大多数客户都是男同性恋，而且他们似乎都曾得过寄生虫病。盖瑞简直无法忍受露的无知。

“艾滋病，”他第一次吼出了内心最深的恐惧，“这些都是艾滋病的症状。”

露想也不愿意想。艾滋病是种怪病，跟她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要是你得了艾滋病，”她开玩笑说，“我就杀了你。”

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

赫伯特·珀金斯医生的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他的宠物可卡犬被卡车碾了似的。塞尔玛·德里兹明白他为什么沮丧。他是北加州最大的血库的医学主任，输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那位病婴体内的血液，就是从他们这里出去的。当然，德里兹知道，如果将这个全国第一起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公之于众，将对血液制品行业造成巨大的打击。他们俩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人们会呼吁禁止同性恋献血，这有悖于两位医生的个人情感，但珀金斯又补充了另一个事实。同性恋献血者减少，将对该地区向来稀缺的血液供应产生可怕影响。他告诉德里兹，欧文血库的献血者中有5%到9%是同性恋。“他们是很好的献血者。”他叹道。

德里兹深有同感，但她有公共卫生方面的顾虑，而且这个病例还有令人不安的一面。献血者就是那位名流，他于8月去世，并坚称自己是异性恋。德里兹认为，如果卫生当局打算着手拯救生命的话，就必须尽可能阐明艾滋病的血液传播情况。而这名男子未成定论的性取向，只会把情况搅得更乱。他当然不可能在某个毒品注射场所和他人共用针头，跟城里98%的艾滋病患者一样，他很可能是个同性恋。德里兹需要和他的家人谈谈，尽力找到真相。珀金斯提供了他能提供的所有信息。

作为疾控中心流行病情报学服务部门的成员，戴夫·奥尔巴克医生前去拜访献血者的弟弟。跟德里兹一样，奥尔巴克也曾见过那位在流行病学调查中极力否认自己是同性恋的顽固艾滋病患者。好在他的兄弟更愿意合作。他告诉奥尔巴克，8月他哥哥死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个——他一边说，一边给奥尔巴克看一本黑色的小地址簿。

回到公共卫生部，德里兹急切地翻看起来，她又一次为自己生来爱管闲事感到欣慰。在“B”条目下，德里兹认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巴德·鲍彻医生供职于卡斯特罗街的戴维斯医疗中心，他是当地首批专门针对男同性恋的执业医生之一。几年来，德里兹在男同性恋中间反复进行寄生虫危害教育，和所有的同性恋医生一样，鲍彻也因此知道了她的大名。他毫不犹豫地抽出病人的资料。那位献血者来找鲍彻只是为了解决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麻烦，因为他不希望日常治疗他的知名医生知道这些事。在他的病症中，包括1980年得过一次直肠淋病。谜底揭开了。

盖坦·杜加斯目光炯炯，但已不见了往日神采；塞尔玛·德里兹直截了当地说，他必须远离浴场。“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的热线接到不少电话，有好几个人投诉一个操法国口音的男子在不同的性场所和他人发生关系，完事后平静地告诉对方自己患有同性恋癌症。她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近40年，这是她听过的最可恶的事情之一。

“这关你屁事，”盖坦说，“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是我的权利。”

“你没有权利把病传染给别人，”德里兹保持着冷静的职业态度回答道，“那样的话，你就是在替别人的身体做主了，那不是你的权利。”

“保护好自己是他们的责任，”盖坦说，“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听说过这个病。”

德里兹还想晓之以理，但收效甚微。

“我得了，”盖坦愤怒地说，“他们也可以得。”

盖坦·杜加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光顾浴场的艾滋病患者。曾公开卡波西肉瘤病情并引发过一轮宣传攻势的“海报男孩”鲍比·坎贝尔也去了浴场，尽管他否认与人发生过性关系。同性恋医生告诉德里兹，还有几个病人现在依然会去。德里兹想，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她很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在法庭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些人应该被关起来，特别是盖坦。德里兹开始咨询城里的律师，看看采取行动的话有什么法律依据。

11月，又有2个州报告了首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例。自1981年6月首次发现疫情以来，疾控中心共收到来自33个州的788例艾滋病报告。其中约400人来自纽约地区，占全国艾滋病确诊病人的半数，而旧金山的病人占总数10%以上，疫情严重程度位列第二。在1982年的前11个月里，艾滋病患者及死亡人数翻了4倍。1981年11月30日，疾控中心备案的首例艾滋病患者肯·霍恩在黑暗的病房里死去，距今正好一年。到1982年11月30日，全国已有近300人死亡。

12月1日，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

罗伯特·加罗本是当天的主角，但是因为大家对艾滋病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周三的例会上，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安排詹姆斯·科伦在加罗发言前先谈一谈。当然，这也是因为随性的加罗迟到了。吉姆讲了30分钟，加罗进来时，他正讲到一半，他谈了他的“冰山”理念，还有大量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也许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播艾滋病。例会即将结束时，加罗终于走上前台，显然他很享受同行的掌声。这是认可他工作的最佳方式。1970年代末，由于在癌症研究中出现失误，加罗的职业生涯一蹶不振，成了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过气明星。但是，他坚持工作，发现了人体T细胞白血病病毒，并刚刚获得了著名的“拉斯克奖”。毫无疑问，他目前是美国最重要的逆转录病毒学家之一。

科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游说一些杰出的科研人员加入艾滋病研究，但收效甚微。科伦总是不断回想起和唐纳德·弗朗西斯的对话，后者坚信，艾滋病很可能和猫白血病一样，也是由一种逆转录病毒引起的。当掌声渐渐停息，加罗走上讲台，科伦行动了。“你已经得了一个奖，”科伦对加罗说，声音大到足以通过麦克风传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你应该回来研究艾滋病，再得一个奖。”

加罗带着和蔼的笑容握了握科伦的手。科伦不确定自己是否越界了。他知道，在政府科学机构的等级体系中，国家癌症研究所好比大联盟的纽约洋基队，而疾控中心不过是小联盟球队而已。他的话里带有一丝自大的暴发户的气息。

在加罗看来，是该对这该死的疾病出手了。麦克斯·埃塞克斯已在两名艾滋病患者的血清中发现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抗体，在他的推动下，加罗的实验室化验了艾滋病者的血液，希望能找到一些逆转录病毒。后来加罗估算了一下，他1982年在实验室的时间有10%都花在了这令人困惑的疾病上。他觉得这已经够多了。说实话，艾滋病一直令加罗感到不适，因为他出身新泽西的传统意大利天主教家庭。坊间流传的那些关于1 100个性伴侣、拳交以及异常性行为的污言秽语，说真的，都让加罗觉得难以启齿。此外，实验室的研究也令人沮丧。

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线索。因为逆转录病毒的遗传物质由必须转录为DNA的核糖核酸组成，以构建病毒的复制品，逆转录病毒需要一种特殊的酶进行繁殖——逆转录酶。到11月，加罗的实验室已在艾滋病患者受感染的淋巴细胞中找到了逆转录酶的证据。这种酶实际上已在淋巴细胞上留下了一种逆转录病毒的痕迹。但是，怎么都找不到该死的逆转录病毒本身。这就是麻烦所在。

此外，加罗手下的工作人员无法保持淋巴细胞的活性，它们都死了。加罗知道，任何白血病病毒都会导致细胞增殖，而非死亡。白血病患者身上有太多的白细胞，可是当加罗的工作人员在培养的淋巴细胞中加入从艾滋患者血液中提取的淋巴细胞时，淋巴细胞就会死掉，完全没有增殖。这种挫败感令人沮丧，到了11月，加罗做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他放弃了。当然，他还是会在春季发表一些论文，讨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与艾滋病的关联。但他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1月，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取走了他们一直在研究的艾滋病培养细胞，将它们塞进了加罗的肿瘤细胞生物实验室的圆形金属液氮冷库里。至少目前，他的艾滋病研究告一段落了。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这里有逆转录病毒学家吗？”

观众中发出一片低吟。如今在场的许多医生都听说了，特立独行的威利·罗森鲍姆医生因为拒绝放弃研究这种奇怪的新病，不得不换家医院工作。他被尊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传染病临床权威，但也因为被稚子般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而出名。当他在庄严的巴斯德研究所发表关于SIDA（这是法国人对艾滋病的称呼）的演讲时，忍不住琢磨起了老葛鲁乔·马克斯那句著名的台词——“这里有医生吗？”

演讲接近尾声时，他开始解释自己开场说的笑话。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疾控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推测是逆转录病毒导致了艾滋病。他的艾滋病工作组正试图招募实验室助理来寻找这种病毒。“这里有逆转录病毒学家吗？”他又问了一遍。

演讲结束后，弗朗索瓦兹·布伦－维兹内找罗森鲍姆谈了个想法。她曾在法国最著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她会向他求助。

布伦－维兹内立刻给彻尔曼打了电话。恰巧，同一时间政府官员正在就艾滋病问题联系巴斯德研究所的首席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耶医生。巴斯德研究所是一家私立研究所，其研究经费很大一部分由巴斯德研究所的制药公司提供，而公司彼时正因为有关肝炎疫苗的传言乱成一团。巴斯德制药公司拥有在法国生产疫苗的许可证。肝炎疫苗来自男同性恋的血浆，随着患血友病的艾滋病人出现，人们担心接种这种疫苗可能会感染艾滋病。蒙塔尼耶了解到，美国研究人员唐纳德·弗朗西斯已对疫苗进行了研究，没有发现艾滋病和接种疫苗之间的联系，但蒙塔尼耶同意进一步调查研究。幸运的是，布伦－维兹内的求助得到了回复；蒙塔尼耶和彻尔曼都同意将巴斯德研究所的逆转录病毒实验室用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