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黑暗中起舞

21. 黑暗中起舞

1982年12月9日，旧金山市政厅

记者们沿着长长的、橡木装饰的走廊疾步走向市长黛安·范斯坦的办公室。她召集此次新闻发布会，是因为旧金山监事会又提出了一个全国任何市政机构都想不出的法案，而市长完全不能接受。争议的焦点是监事会成员哈里·布利特建议出台“‘家庭伴侣’条例”（“domestic partners' ordinance”），说白了就是“‘同居情侣’法”，它承认未婚关系的合法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同性伴侣关系。该法案允许城市雇员的家庭伴侣享有与已婚员工配偶同样的福利，还建立了相关法律程序，未婚伴侣可依据这一程序前往市政厅书记员办公室进行登记，并可享有婚姻关系下的部分配偶权。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布利特还拟定了一项条款，允许未婚伴侣享有与已婚配偶相同的医院探视权，并给予其参加情人葬礼的奔丧假。范斯坦市长决定否决该法案。

“从我个人来讲，这项法案让我非常不安。”市长告诉记者，“我很希望能够签署一项认可单身人士需求的法案，但这类法案不应分裂我们的社区。”

范斯坦所谓的“分裂社区”，指的是最近几天因该法案造成的物议沸腾。就在一天前，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约翰·奎恩极为罕见地干预了市政事务，公开敦促范斯坦否决该法案。他说：“‘家庭伴侣’条例将有损于婚姻和家庭契约的神圣性，冒犯遵从公序良俗的人，也将危害我们的法律、文化、道德和传统。”奎恩表示，这项提案是对“核心价值观及制度的彻底否定”。

几乎所有宗教领袖都联合起来反对这项法案。圣公会主教指出，“婚姻制度已岌岌可危”；北加州犹太教拉比理事会强烈要求否决该法案，理事会主席表示，他“无法接受任何一种法规试图将非婚成年人关系视作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该市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黑人牧师阿莫斯·布朗代表黑人教会发言，他站在种族角度主张，“作为黑人，尤其是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只有在团结的大家庭中才能立足。”

范斯坦在否决理由中提到，这项法案的条款很糟糕，也不够具体，但每个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同性恋关系是否能享有与异性恋关系同等的合法性。而对比尔·克劳斯来说，该法案唯一的意义就在于此。他在离开布利特办公室为国会议员菲利普·波顿工作之前，就已开始谋划如何让该法案获得通过。它的目的就是将同性恋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纳入法律，即同性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异性恋生活方式是完全平等的。当然，否决理由无非重申了一个事实，就教会和国家角度而言，同性恋尚未拥有平等权；此外，它还凸显了一种看法，即这个社会依然反对承认同性恋及同性伴侣关系。同性伴侣关系注定是肮脏的秘密，仅此而已。

那天晚上，500人自发地聚集到卡斯特罗街，他们冲向市政厅，一路高喊“黛安下台”。范斯坦任命的各委员会官员有一瞬曾考虑过集体辞职，但很快就不再提起。显然，这些同性恋官员都是民主党人，他们较为温和，很少会像“哈维·米尔克俱乐部”的成员那样大张旗鼓。

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活动人士对否决理由的谴责仍在继续。很多批评都是针对范斯坦个人的恶毒攻击，把她描述成一个讨厌的偏执狂。私下里，一些政客说她否决该法案是因为想让198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到旧金山来开，她希望在此地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然而这一切都忽视了一点：在美国所有的民主党高层人士中，范斯坦无疑是最坚定的同性恋支持者。两位女同性恋朋友曾在范斯坦家的后院举行了一场类似婚礼的仪式，此事激怒了保守的选民。作为一名监事会成员，早在其他著名政治家甚至还没有学会如何说出“同性恋”这几个字之前，她已于1972年起草了美国第一个同性恋权利法案，还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谈到了宽容和民权。而10年前她在更不稳定的政治气候里培养起来的政治力量，如今倒成了阻挠她否决“‘同居情侣’法”的首要障碍；这种事还没有哪位市长遇到过。

“过去12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范斯坦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她承认否决该法案可能是她职业生涯中最具争议的行为。“但旧金山依然是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它也许是世界上最开明的城市。”

几乎没人能否认她说的这些事实，但她的话表述的更多是对同性恋不利而非有利的情况。尽管同性恋获得了许多认可，但在他们称为“麦加”的这个城市，同性恋依然无法享受平等待遇。一种普遍的道德观认为，同性恋是滥交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无法维持深入长久的关系，这使得同性恋建立的任何关系都不可能被认同。就这样，偏见以其特有的方式助长了仇恨。

1982年12月，就在同性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鼓励他们建立稳定的情感关系时，却从有关机构得知，他们的伴侣关系是毫无价值的；后来这些机构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在明知生命危在旦夕的情况下，这些同性恋为什么不像情侣那般互相扶持。

12月10日

参加电话会议时，戴尔·劳伦斯医生人在华盛顿，与会者有他的上司——疾控中心宿主因素分部的布鲁斯·伊瓦特，还有哈罗德·杰斐、沃尔特·道达尔。劳伦斯知道，有传染病中心主任道达尔参加，这个电话会议一定非常重要。伊瓦特要劳伦斯返回纽约，走访去年夏天给贝尔维尤医院献过血、造成输血感染的人。

劳伦斯立即想起了那个病例。他还记得，美国最大的血库纽约血液中心对劳伦斯想联系献血者的事非常抵触。

“他们为什么突然又愿意了？”劳伦斯问。

电话那头的人解释说，那天下午公布了第一例输血感染病例。旧金山方面的人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警告。疾控中心正赶着将这一病例的报告发给当天发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病例来证明给血库管理者看。美国食药局的血液制品咨询委员会主要由血液制品行业人士组成，上周六在贝塞斯达，伊瓦特曾向他们讲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那个病婴的情况。和夏天的时候一样，食药局官员和血库管理者坚持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相信输血可能感染艾滋病。劳伦斯知道布鲁斯·伊瓦特是出了名的不打无准备仗之人，自从大约一年前出现血友病艾滋病人的说法以来，伊瓦特一直在关注此事；现在，他要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当天下午，旧金山，加州大学

记者招待会上，塞尔玛·德里兹和阿特·阿曼对欧文纪念血库的赫伯特·珀金斯医生左右夹击，帕纳索斯山会议室里的火药味令人不寒而栗。

“艾滋病的病因尚不得而知，但在男同性恋、静脉注射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中出现的情况表明，它可能是由一种传染性因子引起，通过性行为或接触血液、血液制品来传播的。”那天早上，《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的报道措辞相当谨慎。“如果本报道中描述的婴儿罹患的是艾滋病，而且是在输入艾滋病确诊病人的血液制品后致病的，那么传染性因子致病说又多了一项证据。”

这是第一次公开宣布血液制品中可能有艾滋病毒，这让东海岸的血库管理者们非常愤怒。当然，疾控中心对血液制品行业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除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这天的报道，它们还发表了第一例输血病例的报告，并且报道了5个血友病人患艾滋病的新病例。尽管如此，负责食药局的血液制品咨询委员会并担任美国血库协会官员的约瑟夫·博夫医生还是在有线电视网上说，目前仍然没有证据表明输血会传播艾滋病。一些血库管理者私下里认为，疾控中心夸大输血致病的可能性是为了博得公众的关注，从而得到更多的资助。科学界意识到，里根任内，卫生机构在确保足够经费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些血库管理者，包括食药局的部分官员，甚至都不相信艾滋病的存在。

对第一例输血引起的艾滋病病例进行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导致当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一篇报道被忽略了。该报道称，有证据表明艾滋病患者中出现了奇怪的脑部疾病。科学家们曾在美国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报告说，神经系统问题通常是艾滋病的唯一早期症状。经过进一步检查，四分之三的艾滋病患者出现了脑部受损的证据。医生们经常忽略中枢神经系统受到的损害，轻易将不明确的失智症状与压力或抑郁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一些病人正死于脑部疾病，他们的大脑物质有时会变得像“一团烂泥”。

纽约大学的一位医生撰写了一份关于中枢神经系统明显遭感染的详细研究报告，但是他拒绝向《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记者透露内容，因为他已将论文提交给某神经学杂志，且已被录用即将付梓。医学研究领域的游戏规则是“要么发表，要么消失”，如果他公开与媒体讨论他的研究成果，该神经学杂志可能会撤下其论文不予发表，这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学术界向来如此，《美国医学协会杂志》需要做的就是等待6个月，直至此文发表。

隔天，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早上，请愿者夹杂在匆忙赶路的购物者中间，出现在第十八大道和卡斯特罗街的街角。他们长发蓬乱，举止粗野，和男同性恋精心打造出来的那种随性气质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同性恋们看到他们手持请愿书站在一块标语牌下，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标语牌上写着“黛安下台”，男同性恋们毫不犹豫地在罢免市长黛安·范斯坦的请愿书上签了名。

6个月来，当地的白豹党成员试图征集足够多的签名，启动旧金山的无记名投票程序。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强烈反对范斯坦支持取缔该市枪支的地方法案。尽管法案已颁布，但联邦上诉法院还是将其驳回了。这一60年代激进组织的残余势力并不肯善罢甘休。大家都知道，他们偶尔会对那些在海特－阿什伯里区附近逗留太久的警察开枪。他们想罢免范斯坦市长，不过因为是她建议取缔枪支。当然，职业政客们驳回了他们的请求，所以“‘家庭伴侣’条例”被否决两天后，他们在卡斯特罗街上出现时并没有人真正注意到他们。不过，他们还是让该地区注册选民在一张一张请愿书上签了名。

盖坦·杜加斯漫不经心地从“美国男孩”服装店的橱窗前走过。这家店集中了“卡斯特罗克隆人”的各种装备，哪怕是小矮人也配了6块腹肌。这时，一个陌生人截住了他，抓住了他的手臂。盖坦试图挣脱，可对方不肯松手。

“我知道你，还有你干的事，”那人说，“你要是识相的话，赶紧离开这里。”

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热线的志愿者们经常听说盖坦在各浴场寻花问柳的事，最近还听说，由于盖坦故意四处传播疾病，一群男同性恋决定将这位“奥兰治县关联人”驱逐出城。

盖坦挣扎着摆脱了这个气势汹汹的人，反击了几句挑衅的话，然后慢慢地走回了卡斯特罗街。心想，这帮人都被艾滋病吓得歇斯底里了。

就在那段时间，他向加拿大朋友透露说自己打算搬回温哥华。

12月12日

达纳·范·戈德是监事会成员哈里·布利特的助手，他从国会办公室打电话给比尔·克劳斯，告诉他一则消息：和比尔·克劳斯约会过几次的马克·费尔德曼被诊断出患有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比尔惊呆了。他俩并不是特别要好，但马克在许多方面跟比尔非常相像。他事业成功、相貌英俊，政治地位也不低，医生确诊后没几天，他就公开宣布自己得了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两种病，并希望大家提高对疾病的防范意识。和比尔·克劳斯一样，马克·费尔德曼曾经年轻、健康、强壮。他俩甚至曾在同一个健身房健身，可是现在，马克骤然开始消瘦，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理智上，比尔一直想消除这样一种念头，即这种病是某种隐喻，只有在福尔森街拳交的那些下流坯才会得。他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政治不正确的。但马克·费尔德曼的诊断结果仍然给了他当头一击，让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把艾滋病看成别人身上的问题。诚然，比尔为此努力工作，并一再向菲利普·波顿说明这是同性恋问题的当务之急；可是他从没把这看成是自己的问题，以为它只存在于自己脑海中的某个黑暗角落。

接下来的日子里，比尔·克劳斯考虑了自己的未来，他担心有一天医生会告诉他，说他得了这种不治之症。淋浴过程中，一旦在擦洗肩膀时发现某个斑点，他就会反复检查；恐惧无处不在。比尔一直记得带给他恐惧的那一天——1982年12月12日，因为那天是他最后一次与人发生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

旧金山的许多医生都记得1982年底的那些日子，对于他们的病人而言，就像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研究，但医生在对病人做医学评估时注意到，在1982年底之前停止插入射精行为的男同性恋较少感染艾滋病病毒；那些受感染者往往是1983年及其后继续体内射精的人。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估计，因为后来的研究表明，在1982年底之前，旧金山至少有20%的男同性恋可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新近感染者将会导致1986年、1987年的患者和死者人数大幅增长。这些数字意味着，到1983年，被插入射精的一方几乎很难不感染这种病毒。

纽约显然是病毒最先抵达并广为传播的地方。在1982年的最后几周，同性恋人群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焦点正是滥交与艾滋病问题。两名艾滋病患者——一位是名叫迈克尔·卡伦的摇滚歌手，一位是曾经的皮条客理查德·伯考维茨——以《纽约人》杂志上一篇题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文章，打响了论战的第一枪。

时下流行的话题是，同性恋群体在讨论其性行为及同性恋癌症时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而这篇文章对此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当卡伦在媒体上谈论他的艾滋病时，“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人建议他，如果被问及是如何得病的，就回答“我不知道”。然而，卡伦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得病的。他是纽约东河与太平洋之间每个性爱俱乐部和浴场的常客，因此也感染了各种各样的性病和寄生虫病。从病历看，他像个65岁的、生活在赤道附近污秽环境里的非洲人。1982年，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为其他艾滋患者的团体助威，后者之中许多人依然在格林威治村的小街巷里寻找往日的欢爱场所。

少数“艾滋病活动人士”所持的“政治正确路线”依旧认为，讨论同性恋群体无节制的滥交行为是某种“谴责受害者心态”在作祟。在迈克尔·卡伦看来，在指责受害者和承担责任之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他认为，如果男同性恋要继续生存，就应该直面有关这种疾病的话题。他和伯考维茨在《纽约人》杂志上写道，仅仅按照大多数同性恋医生和卫生官员的建议，对性行为加以节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是时候考虑关闭浴场了，“如果去浴场真的和玩俄罗斯轮盘赌一样危险，那就应该劝大家把枪扔掉，而不仅仅是少玩”。

卡伦和伯考维茨旋即遭到口诛笔伐，被讥讽为“性交界的卡丽·内申”，而《纽约人》的读者来信专栏也充满了愤怒的驳斥。作家查尔斯·朱利斯特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为滥交辩护”一文，重点提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即同性恋车祸死亡的概率要比得艾滋病死亡的概率高很多。朱利斯特写道：“可能有所谓传染性因子的假说……但是事情就是这样——这一切都是理论而已。根本拿不出科学证据。因此，以健康之名取消性自由，似乎有点为时过早。”

有关性行为的争议让“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成员苦恼不已。其中许多人认为卡伦和伯考维茨是假正经，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尽管“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在艾滋病教育方面处于领先位置，理事会成员自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安全的性行为，但他们还是认为，像关闭浴场这样的问题，涉及意义深远的民权问题。你可以从关闭浴场着手，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问道。

与此同时，拉里·克莱默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认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应该直面艾滋病的相关事实，并宣称如果这些人想活下去就应该停止发生性关系。他也越来越倾向关闭浴场。

“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的会议往往演变成激烈的辩论，拉里·克莱默是一方，其他人是另一方。理事会其他成员认为，克莱默只是在继续抨击讲求刺激的同性恋生活方式，多年前他以《基佬》一书开始，到现在他仍不肯罢手。有些人私底下担心这些争论最后可能会成为克莱默新作的主题。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些朋友就是《基佬》里面的人物原型；有的人再也不跟克莱默说话了。理事会成员生怕自己最终被写进《基佬2》里，这种担心对缓解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毫无帮助。

12月13日

纽约血液中心的记录显示，一名郊区妇女8月感染了艾滋病，给她输血的是一位静脉注射吸毒者。旧金山周五一宣布，戴尔·劳伦斯医生就在周一早上走访了这名献血男子。此人说他也许不该去献血，但当时外面有辆献血车，而他不希望老板知道他曾经参加过美沙酮戒毒项目。不，他没有任何艾滋病症状，但是和他共用针头的一个人得了种奇怪的血液病，他说。

劳伦斯在亚特兰大的总表上找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他已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现在，他们已经证实了第二个输血病例。其他研究人员正在查看更多的报告，在疾控中心的敦促下，美国公共卫生局在1月的第一个周二召集血库管理者和艾滋病风险小组代表开会。疾控中心的病毒学家们正在加紧研究，以确定目前已有的血液检测手段能否筛选出被艾滋病感染的血液。官员们知道，该机构还无法真正有效地控制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播；但至少血液行业在食药局之下受着联邦法规的严格监管，如果迅速行动，他们还有机会拯救生命。

12月15日，旧金山，卡斯特罗区

盖瑞·沃什一打电话说他俩必须一起吃个午饭，乔·布鲁尔就知道出事了。乔心想，老天，他俩的办公室紧挨着。为什么要一起吃午饭？乔忙得不可开交，他要为去尤卡坦度周末做准备，要注意其他的细节，因为盖瑞压根打不起精神来。

“医生说我不能去墨西哥。”盖瑞闷闷不乐地说，目光闪躲着。

“为什么？”

“他有点担心我可能得了肠道寄生虫病，”盖瑞一边说，一边久久盯着地板，“他怀疑我可能有艾滋病前兆。”

乔·布鲁尔认识盖瑞那位冷漠保守的医生，知道他如果“有点”担心某事，实际上就是非常担心了。除非出了什么大问题，不然他绝对不会让盖瑞做出取消旅行这样大的决定。

“他担心如果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附近没有好医院……”盖瑞欲言又止。

盖瑞要死了。

即便整个人都呆住了，乔也明白，那些从来没有浮现出来的预兆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生活里。当然，他原本应该注意到的；现在一切近在眼前。盖瑞得了艾滋病，他快要死了。

那天晚上，盖瑞在他舒适的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里向乔坦陈自己的皮肤病，还有他不得不用的各种药剂。盖瑞张开嘴，让乔看他嘴里的白点。念珠菌病，医生说它俗称鹅口疮。而乔也终于开始明白盖瑞现在的病情以及他经受过的病痛。

乔心想，现在，时间最宝贵，他们不能再浪费了。乔立即开始制订一个新计划。他们可以去基韦斯特，那里是热带，而且也有现代医学的所有便利条件。不到一个小时，乔就预订了最近一班飞往基韦斯特的航班，并幸运地订到了一家颇受欢迎的同性恋旅馆的最后两个房间。他们终究要去旅行的；生活还会继续。

乔从盖瑞的住处开车出来，停在可以俯瞰卡斯特罗区的山上，远眺市中心摩天大楼的黑色轮廓。他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将永远改变。1982年12月15日是他人生的分界点。从那时起，他的生命将分割为这件事发生之前、当下、之后。

12月17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紧接着的第二周，版面很小、看似平淡无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在其灰色页面上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纽约、新泽西、加州的婴儿中发现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和机会性感染。”尽管《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的文章干巴巴的，可是每个病例读起来都像一个恐怖故事。

例如，1980年12月出生的非裔西班牙婴儿，在出生后的头9个月里发育迟缓，后来完全停止生长。到第17个月，他得了鹅口疮、各种葡萄球菌感染，还出现严重的脑部钙化。他的骨髓里充满了鸟－胞内分枝杆菌，这是一种通常出现在鸟类身上的可怕的细菌感染。这名婴儿的母亲是一名瘾君子，在孩子出生时似乎很健康，但在1981年10月得了念珠菌病，而且T细胞减少，一个月后就死于肺囊虫肺炎。那婴儿现在成了孤儿，也在死神的阴影里徘徊。另外一个海地婴儿，出生后短短30周就感染了肺囊虫肺炎、隐球菌病、严重的巨细胞病毒和其他感染，然后出现呼吸衰竭。疾控中心总共报告了22名婴儿病例，似乎都不符合现有的遗传性免疫缺陷特征；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静脉注射吸毒者，有的是海地人，全都属于艾滋病高危人群。

这份报告读来令人心情沉重，但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希望这能向那些不愿接受他们观点的科学机构证明：一种新的传染性因子正大举入侵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悲剧。

在周五的晚间新闻节目里，第一次粗略地介绍了当天来自亚特兰大的令人震惊的最新报告；与此同时，乔·布鲁尔和盖瑞·沃什正赶往旧金山国际机场，搭乘飞往迈阿密的飞机。一切都很完美，乔觉得难以置信。然而，盖瑞在飞机上郁郁寡欢，他望着窗外，看着下面的城市灯光闪烁，就像一箱钻石被随意撒在黑色的天鹅绒毯子上。旧金山越来越渺小，消失在黑暗中，留给盖瑞一个他将不断追问的问题。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

新报告的这些非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引起了一连串的媒体关注，它们尽职尽责地指出了病情的新变化。《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以及有线电视网、各通讯社都破天荒地报道了艾滋病疫情。1982年的第四季度，仅有30篇关于艾滋病的文章出现在全国主要的新闻报刊上，而且大多刊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都是有关艾滋婴儿及输血隐患的报道。而1982年的第三季度，这些主流新闻媒体只发表了15篇相关报道。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将突然改变，但目前的报道方式已为将来如何报道艾滋病树立了样板：重点关注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他们的话肯定有益无害。这些报道不仅措辞谨慎，以防引起恐慌，激怒恐同人士；也不过分关注同性恋病人的淫乱史，以免伤害同性恋的感情。文章总是以一种乐观的调子结束——科学上的突破或疫苗很快会出现。最重要的是，只有非同性恋死于这种疾病后，媒体上才会出现相关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滋病本质上还是同性恋疾病，其新闻价值只在于它有时会找上非同性恋，而这些例外往往进一步证明了艾滋病确实是种同性恋疾病。

1982年初，所有关于“男同性恋免疫缺陷症”及“男同性恋癌症”的讨论使得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不管得艾滋病的是什么人，在普罗大众眼中它就是一种同性恋疾病。这是一种医学现象，也是一种属于同性恋的现象，连同性恋自己也认同这一点——尽管他们是最后承认这一点的人。到1982年底，艾滋病被彻底认定为一种同性恋疾病，这一事实将决定政府、科研机构、卫生官员以及同性恋群体如何处理——或者说无视——这场疫病。

12月29日，华盛顿，雷伯恩众议院大厦

新报告的婴儿及输血感染病例，加深了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对疫病的发展趋势的忧惧。国会因圣诞节休会，但韦斯特摩兰德还是要国家卫生研究院拿出更多的资料，以说明他们到底为艾滋病做了些什么。岁末前两天，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发来了他几个月来一直想要的报告。国会研究服务中心发现，基本的死亡率统计数据令人吃惊，远不止新闻报道所说的40%。在1979年确诊的少数病例中，85%已经死亡；1980年报告的死亡率大致相同。1981年记录在案的病例中，60%的患者已死；而在1982年1月至6月间确诊的患者中，四分之一已不在人世。此外，新病例的报告速度在过去12个月里增加了3倍，预计还会进一步增加。

韦斯特摩兰德仔细查看了开支情况。在疫病暴发的前12个月里，即1981年6月至1982年5月，疾控中心为应对此次疫情暴发花了100万美元，相比之下，为军团病则花了900万美元。过去一周里，国会拨给疾控中心26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尽管里根政府已表示无需拨款，并且反对追加拨款，但拨款一旦通过，就受法律保护。未来3年的情形将是这样的：国会将不得不自行分析判断政府机构的医生需要多少钱来对抗艾滋病。政府会抵制拨款，但不会否决已经公布并记录在案的经费。疫病研究通过一个接一个的持续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延续了下来。持续决议是一个最终会为医生带来经费的策略，同时也会使那些可能需要的研究项目继续下去。

1982年年底，关于一个可爱的外星人的电影《E.T.》成了票房总冠军，两部以易装者为主角的电影《杜丝先生》（Tootsie）和《雌雄莫辨》（Victor/Victoria）也大获成功。当年最经典的影片是一部圣雄甘地的传记片，它探讨了偏见与情谊、爱之力量与恨之诱惑。保罗·麦卡特尼与史提夫·旺达合唱的一首关于种族偏见的歌曲《黑檀木与白象牙》（Ebony and Ivory），登上了唱片排行榜榜首。尽管文化上充斥着雌雄同体、同性恋以及偏见的困扰，但评论家后来指出，1982年是一个时代的开端，标志着美国又找回了自信。老式的红、白、蓝爱国情调重新成为时尚。当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同性恋和海地人中间蔓延的疫病；虽然那年年底，疾控中心报告说，在美国有记录的艾滋病患者已增至近900例。

事实上，1982年底，全美最多只有一两千人真正明白这场正在蔓延的危机规模之大。对这些人而言，这将是个惴惴不安的新年。

12月31日，佛罗里达，大沼泽地

盖瑞·沃什和乔·布鲁尔决定离开基韦斯特去大沼泽地看看，因为他俩都没去过那儿，感觉像一次探险之旅。然而当晚，盖瑞早早就睡了，说自己太累，不能熬夜。这是乔第一次看到盖瑞如此孱弱。盖瑞引以为豪的旺盛体力正在衰竭。

盖瑞回到闷热的房间，爬上床；乔却闷闷不乐，他给自己调了杯马提尼酒，眼睛凝视着窗外。黑暗笼罩着旧年的最后一天，很快也将吞噬他的朋友，而他无能为力。远处传来庆祝新年的喧闹声。乔朝着入睡的盖瑞举起了酒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里仿佛离他越来越远。“新年快乐。”乔对自己喃喃低语。

“新年快乐，乔。”

旧金山，卡斯特罗区

当“卡波西肉瘤海报男孩”鲍比·坎贝尔头戴人造钻石皇冠，身穿一袭银色曳地长裙，在克里夫·琼斯举办的新年派对上闪亮登场，克里夫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这名护士现在是“永生放纵姐妹花”的一员，自称“弗洛伦斯噩梦小姐”。克里夫觉得，尽管他始终戴着的那枚“我能活下来”的徽章和银色长裙完全不搭，但他看起来还是很迷人。“啪啪小姐”“邪恶力量饿婊子小姐”“传教士体位小姐”都来了，他们习惯于和带着枪套耳鬓厮磨的同性恋警察一起在清空的客厅里跳舞。

大家都来了，克里夫笑容满面。“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的几十名志愿者也来了，还有一些彼此都认识的同性恋政客，以及几位有权有势的异性恋。旧金山监事会的一位监事正在克里夫的卧室里吸食可卡因。监事哈里·布利特和比尔·克劳斯一起来的，他因为批准了艾滋病研究的第一笔追加拨款而获得了颇多赞誉。

克里夫看得出，比尔·克劳斯再次彻底恢复了单身，而且他很会控制场面。可是，比尔似乎和克里夫一样有点沉默寡言。他告诉克里夫，接下来几天他们得找时间谈谈艾滋病的事，然后便消失在人群中。

特别制作的录音带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迪斯科舞厅的疯狂状态，整座房子随着当年的热门舞曲、劳拉·布兰妮甘演唱的《歌洛莉亚》的节拍震颤着。临近午夜时，克里夫想给自己弄点香槟。他整晚都没喝酒，他知道自己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会一直喝到在所有这些政客面前丢尽脸面为止。然而，缓缓流动的香槟让克里夫觉得兴味阑珊。他并不是不开心，只是无法融入其中。

目光扫过人群，克里夫意识到这9年来他已经为自己塑造了一个良好的形象。给议员阿特·艾格诺斯当助手，让他所追求的政治事业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艾格诺斯是一位真正的圣人，他允许克里夫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卡波西肉瘤基金会”。这一切给了克里夫一种温暖的感觉，但他还是没有心情加入派对狂欢。这是仅有的一次，克里夫感到还有别的事情比他自己、比他的雄心壮志更加重要。他无法摆脱那种厄运即将降临的感觉。

午夜，钟声响起，1983年来了，但是朋友、午夜的舞蹈、美妙的音乐乃至香槟，都无法消融新的一年压在克里夫心中的巨石。他知道一个秘密，一个这些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当他看着鲍比·坎贝尔时，看到的不只是皇冠闪烁；鲍比会死去，成千上万的人也会死去。喧闹无比的派对现在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