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愤怒

25. 愤怒

1983年3月3日，华盛顿，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整个2月，联邦政府在保证血液供应方面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发现首例血友病患者染上艾滋病已经9个月了，然而国家血液政策至今没有任何应对措施，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考虑到血友病患者的需求，几乎所有的私人制药公司都与全国血友病基金会的指导方针保持一致，即限制男同性恋和其他高危人群献血。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要落实其政策，就不得不协调疾控中心与食药局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并且应对血库管理者、容易情绪激动的同性恋群体以及各有打算的国会代表所施加的各种压力。

疾控中心在他们提出的指导原则中采取了强硬立场，呼吁对所有高危人群进行血液检测和强制排除，而不只是血库希望的自愿推迟献血。食药局依照血液行业的做法，倾向于采取更温和的限制措施。血库管理者担心，如果限制所有同性恋献血，会导致供血不足，影响经济收益；他们还担心，如果草率拒绝所有同性恋献血，就会让他们看起来像恐同偏执狂。

政府的最终建议是在可行的范围内尽可能广泛地采取折中措施。美国公共卫生署作为疾控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及食药局的上级单位，是将其当作一项政策来发布的。该指导原则称，“作为一项临时措施，艾滋病高危人员应避免捐献血浆和／或血液”。然而，其中所谓的高危人群并没有包括所有的同性恋，而是仅指那些性行为活跃、具有明显的免疫缺陷症状或者与上述人群发生过性关系的人。没有要求进行疾控中心所希望的肝炎抗体检测。相反，指导原则要求对评估筛查程序开展研究。由于美国公共卫生署处于领导地位，美国红十字会、美国血库协会和血液中心团体理事会别无选择，只能宣布他们会遵照执行。

美国公共卫生署出台了献血指导原则，而此时距疾控中心1982年7月首次提出应为艾滋病血液问题制定政策已过去7个月之久，距亚特兰大召开的那次“可怕的会议”也已2个月。从1月4日举行会议，到3月4日《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指导原则，全美已进行了近100万次输血。

美国公共卫生署有关艾滋病的声明中，还包括联邦政府发布的第一个降低风险指南。尽管尚未公布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公共卫生署认为，给渴望避免染上这种新型怪病的同性恋提供两句指导就行了。“应该避免与已知或疑似患有艾滋病的人发生性接触，”公共卫生署如是说，“高危人群应该意识到，有多个性伴侣会增加罹患艾滋病的几率。”

这一声明代表了1983年3月美国政府为阻止同性恋免疫缺陷综合征蔓延而做的所有努力。此时，疫病流行已超过20个月。

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坐在卡斯特罗街的“乡村熟食店”里，盖瑞·沃什把自己面前的一盘意面沙拉翻来翻去，眼睛却看向宽大的玻璃窗外来来往往的男人，所有人都裹着厚厚的羊毛夹克。乔·布鲁尔看得出来，疾病已然搜刮走了盖瑞身体里多余的脂肪。他那曾经饱满圆润的脸颊，如今颧骨突出。盖瑞的眼睛虽然偶尔会闪现出他们往昔的欢乐时光，但现在已经深陷在憔悴的眼眶里，看起来更大更空洞。

盖瑞用叉子把菠菜面卷成团，又看着它滑落，然后终于吐露心声：

“你怎么看待重病自杀这事？”

“我认为这么做是错的，”乔说，并为自己如此迅速地脱口而出感到吃惊，“自杀是对生命的不敬。在生命自己完结之前就结束它，是把自己当上帝了。”

“我不知道诶。”盖瑞说，语气里透着怀疑。

吃完饭，他俩去了盖瑞位于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乔注视着窗外向海湾延伸的城市风光，盖瑞则在厨房里煮咖啡。当然，乔知道盖瑞对氨基酸疗法有多么失望。有一个星期盖瑞感觉好多了，但没过几天，疲惫和疼痛就卷土重来，他愤怒地取消了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那原本是用于支付最后一次治疗费的。此后，他有好几天不想见到任何朋友。乔想，他已经从否认转向了沮丧。一旦盖瑞感到愤怒，事情就会好起来。

盖瑞坐到沙发上，继续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从他7岁时被车撞到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痛苦中度过。最后，就在几年前，他做了背部矫正手术，觉得自己解脱了，但术后恢复需要卧床3个月，再次陷入慢性疼痛。

“我太了解疼痛的感觉了，”盖瑞说，“我可能没办法一直这样下去。”

乔回想起盖瑞背部手术后的那些痛苦的日子，理解盖瑞的意思。而且，这是盖瑞自己的决定。

“行吧，”乔不情愿地回答，“我会竭尽所能来帮你。”

3月7日，纽约

“如果这篇文章没吓到你，我们就有麻烦了。如果这篇文章没让你愤怒、暴怒、狂怒乃至采取行动，那么同性恋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未来了。我们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你有多愤怒……如果不为生命而战，我们活着和死了无异。自打有同性恋的那天起，我们从未如此接近死亡和灭绝。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奄奄一息或已经死去。”

拉里·克莱默写的这段话，如同往“否认”的掩体里扔进了一枚手榴弹，大多数美国男同性恋躲在掩体里，对这场疫病袖手旁观。《纽约人》杂志上题为“1112人，还没完……”的封面故事，是克莱默写的，他不想再跟在所有同性恋领袖及“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者后面行事，这些人总是生怕会让同性恋惊慌失措，总想着不要刺激同性恋恐惧症。在克莱默看来，男同性恋需要一点恐慌，还有很多愤怒。

克莱默的文章不仅围绕迅速增长的统计数据来写，还有医生们对于处理新病例的茫然无措感到的恐惧，以及同性恋自杀的第一波传言——这些人宁可死也不愿面对这残酷的毁容的疾病。他猛烈抨击国家卫生研究院拖延经费发放，并指责疾控中心在收集流行病学数据方面滞后。“艾滋病患者如此之多，以致疾控中心再也无法及时提供救助。他们已经放弃了。”克莱默写道，“这是一种可悲的浪费，对我们而言则是可怕的暗示——随着病人数量急剧增长，医生最终承认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有人死去，当发生过关系的一组或两组男人感染艾滋病，却没有人监控、收集、研究可能揭示传染模式的更多信息……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是通过哪些体液、什么样的性行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传播的？几个月来，疾控中心被要求开始进行持续监控的准备工作。疾控中心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而且要求他们开展工作的所有领域都严重缺乏经费。”

谈到地方层面时，拉里·克莱默抨击《纽约时报》鲜少报道与艾滋病有关的事，还批评纽约市卫生专员大卫·森瑟所开展的健康教育工作糟糕得“令人震惊”。文中最尖锐的讽刺是针对市长埃德·科赫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似乎都不希望非同性恋觉察到他将在目前的紧急情况下向同性恋伸出援手。我们一再要求与他会面，一再被拒绝。我们一再试图请他对此次危机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必要的公开声明，也遭到他的工作人员的拒绝。在艾滋病要我们命的时候，纽约市长保持沉默，那他就是艾滋病的帮凶。”

对于同性恋社区，克莱默也没什么好话。他说，作为一个团体，纽约的同性恋医生“什么也没做，真正为我们服务的医生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而唯一一份全国发行的同性恋新闻杂志《倡导者》“至今尚未完全承认有任何事情发生”。

克莱默写道：“我讨厌那些家伙，他们一说到要放弃随心所欲的性行为就唧唧歪歪，任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比死还糟糕。他们怎么能对生命如此不珍惜，对鸡巴和屁眼却那么在意？”

拉里·克莱默在文末列出了已故友人的名字，比如尼克、瑞克·威利考夫、杰克·诺、迈克尔·马拉塔，还有他第一天去阿尔文·弗里德曼－肯恩办公室时见到的大卫·杰克逊和唐纳德·克林兹曼。克莱默认识的人里面已有21人死亡，“还有一个，等到这些文字见报时也将死去。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动，那么厄运就在眼前”。

拉里·克莱默的文章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同性恋群体中讨论艾滋病的语境，进而也改变了全国讨论艾滋病的语境。这无疑是10年来鼓吹性新闻中最具影响力的报道之一，“1 112人，还没完……”迅速将这场疫病凝结成一次同性恋群体的政治运动，当然，文章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导致同性恋领袖的两极分化。大量信件涌入《纽约人》杂志，谴责克莱默“危言耸听”，说他是厌恶性行为的偏执狂，说他利用艾滋病再次传递他在《基佬》里的那一套——“我早就警告过你了”。尽管这期杂志在曼哈顿的报摊上销售一空，但克莱默还是打算把这篇文章在全国广泛宣传，尤其是旧金山，使其对艾滋病政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趁着克莱默以文章发难，“纽约艾滋病互助网络”也向科赫市长提出了对城市服务的要求。他们在声明中写道：“首先必须说明，同性恋群体正在日益觉醒、担忧并感到愤怒。如果我们没有与市长及财政预算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沟通的途径，说明迄今为止他们还是不愿和这个社群、和所有的同性恋扯上任何关系，对此我们深感沮丧。”

为了强调这一点，《纽约人》杂志上刊出了一个请求，召集3 000名志愿者参与静坐示威、阻挠交通等非暴力抗议活动，迫使市政府官员正视艾滋病问题。

2天后，3月9日，市长埃德·科赫和卫生专员大卫·森瑟医生匆忙宣布成立了一个“男女同性恋健康问题办公室”，罗杰·安劳医生担任主任，正是他一手设计了在同性恋社区低调处理艾滋病问题的策略。同性恋领袖们很清楚，安劳是不会改变现状的。

同一天，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有品味的仪式，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新部长宣誓就职。与前任理查德·史威克一样，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也是做了八届马萨诸塞州仅有的几个共和党国会代表之一，以中间派偏自由派的政治资历来上任的。4个月前，她在连任竞选中输给了波士顿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而她的支持者在绝望之余，竟炮制了一场政治诽谤运动，散布谣言称弗兰克是同性恋。然而，权威人士表示，哈克勒的任命是里根政府试图在残酷削减预算两年后，改善自己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形象。

在雷伯恩众议院大厦，国会议员亨利·威克斯曼不无担忧地指出，总统任命的这位官员在国会任职多年，却似乎从未表现出对卫生问题或公众服务有多大兴趣。此外，哈克勒才学普通，意志也不够坚定，不足以作为一个行政管理者致力于仔细探析她宣誓管理的那些项目。

哈克勒部长宣誓就职的那天，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的数据，称已有1 145名美国人罹患艾滋病，其中428人死亡。美国有五分之一的确诊病例是1月以来报告的。

3月12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每个来参加艾滋病论坛的人都对美国人正在大加议论的这种新疾病有种隐约的担忧，这也是他们来开会的原因。对于眼前这位大帅哥，谁都不抱希望，在大家看来，穿着格子衬衫、褪色牛仔裤、安全靴，还留着漂亮的胡子的他，一望便知是个亦攻亦受的同性恋。不过，据说他是纽约“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头头。当他谈到他那些已经离世的朋友，谈到死亡如何在纽约、旧金山、多伦多和洛杉矶蔓延而且此地亦不能幸免时，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容。

保罗·波帕姆也接受了温哥华艾滋病论坛组委会的邀请，因为他可以趁此机会去美国西北部并看望在俄勒冈的家人。演讲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到了听众用的麦克风前，保罗吃了一惊。

“有人说这种病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盖坦·杜加斯问，“有什么研究能证实这种说法吗？如果连致病原因都没搞清楚，怎么能说这种病会传染？”

保罗·波帕姆从未见过通常彬彬有礼的盖坦·杜加斯如此愤怒。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向医生发问的。然而在这场争论中竟看不出来，医生和盖坦究竟谁更了解艾滋病。自从3年前被确诊，盖坦花两年时间阅读了他所能获得的关于这场怪病的一切资料。盖坦说，他读过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不能有性行为。

当然，其他与会者的发言也对保罗·波帕姆和上台演讲的医生们发起了挑战。同性恋中的左派激进分子坚持认为，对这场美国疾病的一切关注都将助长恐同心理。同性恋浴场老板对当地同性恋报纸开辟健康专版很恼火，他们认为，美国不过是发现了几个病人，对这种事紧抓不放会损害浴场的生意。但是，站在那里争辩不休的那个穿黑皮衣的魁北克人引起了论坛组织者鲍勃·蒂维的注意。这个人身上有某种熟悉的东西。临近傍晚，蒂维想起来了，他至少10年前就在多伦多的热门迪斯科舞厅里见过盖坦。除了年纪稍长，盖坦一点没变。那肯定是1971年或1972年的事了，蒂维记得盖坦一直是安大略最炙手可热的派对动物，他非常时髦，总是充满魅力。当时，他是那种似乎每个人都想在同性恋酒吧遇到并与之共度良宵的人。

论坛结束时，鲍勃·蒂维再次向盖坦介绍了自己，同时还提到了一些有可能提供或需要社会支持服务的人的名字。盖坦透露，他是北美第一批被诊断出卡波西肉瘤的人之一。是的，他想要支持服务，盖坦说，但是，他并没有得艾滋病，他得的是皮肤癌。盖坦又生起气来，谈到那些告诉他不该再与人发生性关系的医生。谁听说过癌症会传染？蒂维发现，盖坦表现出来的否认和愤怒情绪几乎可以作为教科书级的典型案例，并认为给他提供心理辅导会很容易。

与此同时，埃德蒙顿的一家同性恋报纸已经发表了一篇报道，说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空乘突然出现在阿尔伯塔省，还在浴场和人鬼混，但鲍勃·蒂维此时还没听说过这些报道。

保罗·波帕姆不敢相信盖坦看起来气色如此之好，而且是在确诊这么久以后。盖坦透露说，那年冬天他得了肺囊虫肺炎，回魁北克接受治疗。他在西海岸的所有朋友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但现在他感觉很好。化疗结束后，他的头发又长出来了。保罗告诉盖坦，“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计划下个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一场精彩的马戏表演进行募捐。他还提到，杰克·诺在一年半前去世了。

谈话还在继续，但盖坦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怒火，突然脱口而出，“为什么我会摊上这病？”

1983年3月，澳大利亚本土确诊了首例艾滋病病例，是一位美国游客。现下，等待本土第一个病例出现的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官员意识到，在1980年代初，有成千上万人乘坐廉价的夜间航班“空中列车”飞往旧金山。法国艾滋病研究人员雅克·莱博维奇开始称艾滋病为“包机病”，因为登上这种廉价航班前往纽约和旧金山的男性中，有许多便是早期的欧洲同性恋艾滋病患者。

3月17日，曼哈顿，纽约大学

马科斯·柯南特从报摊上拿起一份刊有题为“1 112人，还没完……”的文章的《纽约人》杂志，然后递给保罗·沃伯丁。这两位旧金山医生正在纽约大学参加艾滋病研讨会，现在是私人时间。他们站在校园的天井里；柯南特能看到其他医生在里面走来走去，分享彼此的最新见解，讨论哪种化疗对卡波西肉瘤最有效。

“克莱默是对的，”柯南特说，“我们在此探讨的是已经患病的人，对他们来说已经太晚了。我们要走出去唤醒同性恋，如果他们再不停下来，我们都得死。”他俩决定一回旧金山就召集同性恋社区领导人开一次会。是时候敲响警钟了。

保罗·沃伯丁很庆幸在旧金山，医生们不必与艾滋病医学的政治化做斗争。而在纽约，同性恋医生似乎把一切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在纽约大学此次会议的一个单元，沃伯丁注意到，旧金山综合医院计划在夏天为艾滋病患者开设一个病房，此事的出发点与开设艾滋病门诊是一样的。考虑到该综合征出现了如此复杂的一系列疾病，因而需要有新的专家来应对，这样的人要能知晓治疗上的细微差异，比如一个肺囊虫肺炎患者也许同时患有直肠溃疡疱疹，卡波西肉瘤病灶也正在布满胃部。光是处理药物和症状之间产生的医学史上最复杂的一些临床问题，就会涉及几乎所有医学专业。在旧金山综合医院，正是因为有艾滋病门诊的存在，他们得以撰写关于艾滋病护理的教科书。沃伯丁说，开设一个这样的病房无论对于病人，还是对于想要摆脱艾滋病噩梦的医生来说，都是具有医学意义的。

让保罗·沃伯丁大为惊讶的是，纽约市“男女同性恋健康问题办公室”的新任协调员罗杰·安劳医生竟然强烈反对设立艾滋病病房，说“这无异于又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安劳医生大声叫嚷道，不该对艾滋病患者进行单独治疗，他们在纽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当天下午，国会议员菲利普·波顿在国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为疾控中心额外提供1 0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另一位旧金山国会议员芭芭拉·博克瑟提出了一项平行法案，要求向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2 0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计算和撰写这些财政法案的是国会大厦最著名的3位出柜的国会助手：比尔·克劳斯、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以及博克瑟办公室的迈克尔·豪什。当然，里根政府仍然郑重地坚称，无需更多经费用于艾滋病研究，并声称科学家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经费。但是，对于3位同性恋助手来说，这些法案只是研究经费争夺战的序幕。韦斯特摩兰德已在筹划于5月召开一个关于艾滋病的卫生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而正在主持一个政府监督委员会的曼哈顿众议员特德·维斯正在考虑举行一次全面的听证会，以深入调查政府对这一流行病的整体反应。

比尔·克劳斯一边给菲利普·波顿打关于艾滋病法案的新闻稿，一边想，事情终于有进展了。

为期3天的纽约大学艾滋病研讨会为四面楚歌的血液行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形成自己的战线，对抗政府对于血液检测的要求。鉴于约瑟夫·博夫医生是食药局血液咨询小组的主席、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血库的主任、美国血库协会输血传染病委员会主席，他现在俨然成了血液行业的主要发言人。美国公共卫生署发布献血指导原则还不到两周，博夫已经对此极为担心，生怕“越来越激进和独立自主的疾控中心”急于“做点事情”，会对血库提出更多要求。博夫对疾控中心提出的血液传播证据嗤之以鼻，坚称在疾控中心能拿出确切证据证明是传染性因子导致艾滋病之前，血库无法保证会采取行动。“几乎所有证据都是推论性的，”这位耶鲁大学实验室医学教授说，“我希望能有更有力的证据。”

此外，疾控中心只有一例输血艾滋病病例能将接受输血者与实际患有艾滋病的献血者配对。另外6个正在调查的病例中，献血者属于出现艾滋病早期症状的高危人群，但没有一个人所患病症符合疾控中心提出的艾滋病充分症状。博夫医生补充说，有关旧金山艾滋婴儿的报告是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的，这不是一个标准的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博夫刻意避开了一个事实，即在那种同行评审的出版物上发表论文需要等6到9个月。“同行评审的医学文献中根本没有任何病例——一个也没有！”博夫说，“……缺乏这种（血液）传播的证据。”

几年后，当数百人明显由于血液制品业及食药局的联邦监管人员听从了约瑟夫·博夫之流的意见而奄奄一息时，博夫医生把他的演讲稿从耶鲁大学的书架上取了下来，以证明他1983年在纽约大学的陈述从技术上讲是准确的。他说：“我写的是‘证据极少’。我用词极其谨慎。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不想留下记录。我很聪明，不会说没有证据。从技术上讲，我的话并不是不准确的。”

纽约大学的艾滋病研讨会开幕当天，旧金山的同性恋报纸《湾区记者报》发表了拉里·克莱默那篇檄文。那期报纸上还有一篇社论，其中包含了编辑保罗·洛赫一些令人吃惊的声明。洛赫写道：“这个篇幅——就这件事，编辑部刊发的这一整篇文章——对于报道逐渐为人所知的艾滋病而言算是非常小的。我们所采取的立场是，在刻画人物时承认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身体，并有权为之谋划未来。他也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慎重地决定多为艾滋病及随之而来的致命后果发声。”

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盖瑞·沃什和乔·布鲁尔被拉里·克莱默的文章迷住了。盖瑞禁不住复述了拉里在文中的一连串控诉——没有足够的政府拨款；新闻媒体不关注；无人关心，无人愤怒。

乔很高兴看到盖瑞为艾滋病而激动；自从被确诊后，他就没见过盖瑞著名的脾气。

“我们得做点什么——放点大招。”盖瑞说。

蜡烛，盖瑞突然想到——烛光游行。

这个点子太完美了。1978年，在监事哈维·米尔克和市长乔治·莫斯克尼被暗杀的那天晚上，从卡斯特罗街到市政厅的烛光游行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盖瑞甚至离开游行队伍给父母打了电话，戏剧性地向他们宣布自己是同性恋，这使他的母亲担心他日后上不了天堂。

盖瑞想，缓缓流动的烛光如小溪般沿着市场街向前，这将是一条温和的、没有威胁的战线。我们可以提出要求，但不是以丑陋的对抗方式，而是以一种能唤起人们最美好的一面的方式。此外，媒体会不可避免地长时间、反复拍摄同性恋手持蜡烛的画面。这会非常棒。

盖瑞把这个想法通知了其他艾滋病患者。他们决定举行一场他们自己的游行，作为当下正在亲历恐怖新疾病的人，借此表明他们的需求。盖瑞埋头准备这项计划并潜心研究有关艾滋病的事实，以便在媒体前露面和进行政治游说，再也不提自杀的事了。

乔·布鲁尔开始整理笔记，希望在当地的同性恋报纸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男同性恋提供心理学方法，从而由此改变他们的性生活。他是在盖瑞确诊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否认艾滋病的存在，这已经太晚了。他想起自己直到圣诞节去了基韦斯特以后，才开始进行绝对安全的性行为。所有的艾滋病组织——如“香缇计划”、卡波西肉瘤基金会，尤其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都致力于避免让同性恋恐慌。从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与客户的谈话中，乔认为，如果男同性恋们想要改变他们的性生活并生存下来，他们现在就应该感到一点恐慌。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当盖坦·杜加斯最好的朋友从多伦多搬回温哥华时，他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了电影《小城风雨》的场景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奥兰治县关联人”盖坦，讲他如何在酒吧和人们做爱。即使盖坦在“温哥华艾滋病论坛”露面，讨论艾滋病是否真的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也没有改变人们的话题。打那以后，盖坦频繁地四处猎艳，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尽管前臂上也出现了病灶，但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疾病，在酒吧喝啤酒时还漫不经心地把袖子高高卷起。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某次，盖坦的幽会对象听说他患有艾滋病后非常愤怒，于是找到这位前空乘并质问他。等两人谈完话，这个人又被盖坦迷倒回到了床上。

一位从多伦多来的朋友请盖坦坐下聊一聊。他们相识多年，因为两人都曾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空乘，曾一起在哈利法克斯工作，并一起前往旧金山参加同性恋自由日游行和派对。他真心地爱着盖坦，知道他是一个善良而有爱心的朋友，而不只是寻欢作乐的伴儿。如果一个朋友病了，盖坦会殷勤有加，对于亲近的人他的体贴关爱从未停止过。但是，这位朋友怀疑传言可能是真的。他知道，让盖坦放弃性行为，就跟让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放弃吉他一样。对盖坦而言，性不仅是做爱；性就是盖坦的一切，是他自我认同的基础。

起初盖坦否认他在与人发生性关系。但他的朋友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向盖坦建议，任何患有艾滋病的人都应该停止性行为。

盖坦说：“他们不能告诉我性交会传染，他们还没法证明这一点。”

“没错，”他的朋友反驳道，“但是，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你也不应该这么做。”

“好吧，我想你说的没错。”盖坦耸耸肩。

朋友不确定盖坦是否真的同意他的观点。他想起几年前，他俩在哈利法克斯注射完治疗淋病的药物后，讨论晚上能否去酒吧。医生们总是说要等几天才行，但盖坦认为既然有人传染给了他，他也可以传染给别人。

“这病是无法治愈的，”盖坦的朋友继续劝他，“你把它传染给别人，那是非常不公平的。”

没错，盖坦说道，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