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大玉米饼

26. 大玉米饼

1983年3月20日，旧金山，天王星街79号

雨水打在玻璃移门外的红木地面上；北加利福尼亚的那年冬天比往年更漫长一些。这些同性恋政治运动的核心人物曾是哈维·米尔克的亲密战友，如今他们围坐在厨房餐桌旁，边上摆着刊有“1 112人，还没完……”的报纸，以防还有人没读过这篇号召大家行动的檄文。比尔·克劳斯、克里夫·琼斯和迪克·帕比齐等人都在。5年前的11月，迪克冲进哈维·米尔克的小办公室，发现他们的政治导师脸朝下倒在血泊中。

达纳·范·戈德是监事哈里·布利特的助手，他从城市层面提出了问题。公共卫生署至今从未提供过一份关于艾滋病的信息文件。委员会没完没了地开会，以确定要说的话以政治正确的方式表达。就连最简单的建议，比如达纳·范·戈德过去所提的有关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巴士标志的建议，也会久久搁置。卫生部门毫无紧迫感。

还有艾滋病研究的问题。早在10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就与旧金山综合医院合作，对确诊的艾滋病人数与人口普查获得的未婚男性数量进行比较，并讨论所得数据。截至12月底，在卡斯特罗街区，每333名15岁以上单身男性中就有1人确诊患有艾滋病。考虑到异性恋单身男性和诊断上报滞后，这意味着该地区每100个男同性恋中可能有1人已经患有艾滋病。如果一个人一年内有20次性接触，那他接触到艾滋病患者的机会是十分之一。如果将更多已感染但无症状的男同性恋纳入统计，比例就会飙升。

研究人员安德鲁·莫斯和迈克尔·戈尔曼已于1月将他们的发病率研究报告交给了“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和其他同性恋政治领袖，他们以为这些人会公布数据，并向男同性恋发出警报。然而，这些同性恋医生和活动人士自认为知道怎么做对这座城市的同性恋最为有益，便什么也没做。相反，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传递信息……才恰当。他们担心研究结果会对卡斯特罗社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导致一场重大的公共关系灾难；他们还用这种观点来吓唬研究人员。流行病学家们担心会失去社区的合作，而这对他们的研究很重要，因此同意推迟公布他们的研究结果，直到4月才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

监事哈里·布利特与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医生会面，告知其这项研究，然而几周过去了，后者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宣传该研究成果。确切地说，希弗曼似乎满足于让同性恋自己承担教育责任。这是自由主义的做法，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因为不会招惹到同性恋领导人。比尔·克劳斯指出，这也是卫生部门最省钱的课程，既不需要投入工作人员的时间，也无需投入教育资源。

“好吧，我们只能跟这些人打迂回战，”比尔对聚集在天王星街79号的这群人说，“我们要像竞选一样，把关于安全性行为的信息散播出去，就这样一遍遍地，直到这些信息深入人心。定向发送邮件，演讲小册子，这些我们以前都做过。”

此外，比尔认定，这项研究要从同性恋领袖期待的类型中解放出来。去他妈的过程。等看到情况的严重性，他们就会改变。这些领导人当自己是谁，凭什么来决定社区的生死存亡？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该组织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由于卫生部门不会发放宣传册，比尔·克劳斯将游说菲利普·波顿和已经跟“哈维·米尔克俱乐部”统一战线的芭芭拉·博克瑟，请他们利用国会的免费邮寄特权直接将小册子寄送给计算机整理好的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同性恋聚集区的单身男性。与此同时，“哈维·米尔克俱乐部”要再做一份宣传册，内容比任何国会代表公布的都更明确。男同性恋需要简单直接的信息，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才能让社区生存下去。

分配完任务后，比尔把克里夫拉进了一间客房，一边把裤管往上拉，一边说自己的腿上有个斑点。克里夫检查了变色的部位，然后断言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黄褐斑。

他开玩笑说：“你们老男人都会长这个啊。”

比尔看起来只是稍稍松了口气。克里夫暗自思忖，他们是否会像这样度过余生。好几个月了，他的淋巴结一直有点肿，早上洗澡时他会仔细检查身上的每一寸地方。他有一半的朋友都在这么做，另一半则像往常一样继续光顾浴场。

3月22日，旧金山，米慎街901号

《旧金山纪事报》位于第五大道和米慎街交界处的一幢大楼里，里面有一座塔楼，一座大钟。它离金融区不远，附近已经成了酒鬼和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他们会向来来往往的记者讨要一点零钱。今天早上，一名年轻记者从乞讨者中间穿过，将某位“国会线人”给的一份研究报告交给本地新闻助理编辑。记者说一名“卫生部门高官”已经确认这项研究是准确的，这一点以及黑体的“机密”标记激起了编辑的好奇心。当然，这人不会是默文·希弗曼，对话过程中不小心透露的一个女性代词，使编辑确信这位高官就是没有废话的塞尔玛·德里兹——在新闻界，她的可信度仅次于上帝。记者不必向编辑说明消息来源，但是为了说服他们让文章发表，给点暗示也无妨。《纪事报》上发表的艾滋病报道比美国任何一家报纸的都多，但也没有多到哪里去。艾滋病报道仍然需要编辑进行谨慎的编排，以便在付印前清除各种障碍。

“这绝对是篇好报道，”编辑同意了，又用眼睛打量了其他几个新闻编辑——他得说服这些人也同意。“我们走吧。”

“我们不希望公布这些数据，”这份研究报告的合著者迈克尔·戈尔曼博士表示，“你没有权利公布。这属于机密文件。”

在旧金山公共卫生部，当帕特·诺曼得知《纪事报》要公布这项研究时很不高兴。“我了解这个情况才两星期，”她突然说。马上就要宣布她成为监事会候选人的消息，如果让人觉得她也参与了掩盖事实，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记者在两周前就看到了这封信，安德鲁·莫斯在信中提到帕特·诺曼已经表示反对发布该数据。

诺曼认为，公布医学研究结果不是她的工作，是传染病控制局局长的工作，而他也没有透露这些信息。她说：“要不要公布这些信息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希望以合理的方式公布，要恰当，以免引起恐慌。”

而新闻编辑室那边，电话响的时候记者刚写完两段报道。打来电话的是兰迪·斯托林，“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并且和帕特·诺曼一同担任“人权联盟”的联席主席，而“人权联盟”是该市所有同性恋团体的庇护组织。

“我永远不会阻止记者进行报道。”他说。又补充道，不公布这些信息有很多理由，然而，他说的却是：应该以一个……适当的方式公布。

“他们会在卡斯特罗街区周围挂上带刺的铁丝网，”斯托林说，“这会引起恐慌。人们不会再去光顾卡斯特罗街的同性恋生意，这会被用来打击在萨克拉门托签署的同性恋权利法案。”

记者又写完3段话后，莫斯医生从伦敦打来电话，请求不要把这项研究公诸报端。显然，他担心的是，如果同性恋领导人谴责该研究，同性恋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不会与他合作。

莫斯说：“文章已经发给合适的渠道了。”他指的是同性恋领导人和“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记者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要不要写这篇报道。

记者又写了两段之后，塞尔玛·德里兹打来电话，对帕特·诺曼出现在她办公室时的样子不禁笑了笑。诺曼要求她禁止《纪事报》发表文章。德里兹说：“我不知道她在担心什么，这是事实啊。”于是，德里兹明明白白地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是准确的。

加州，纽瓦克

瑞克·沃什一直记得他的叔叔盖瑞是个讲故事高手。在位于艾奥瓦州苏城的沃什家地下室里，盖瑞会滔滔不绝地编他的故事。从那时起，盖瑞就一直是瑞克最喜欢的叔叔。他在瑞克面前从来没有架子，总是把他看作平辈。因为沃什奶奶说了盖瑞不能上天堂之类的话，盖瑞4年没有和父母说话，瑞克成了家里的传声筒。虽然瑞克结婚了，定居在加州纽瓦克郊区一个安静的小巷里，他和盖瑞依然很亲近。

3月的某天晚上，瑞克很开心接到盖瑞的电话，尽管他听得出来他叔叔没打算讲笑话。

“你听说过艾滋病吗？”盖瑞问他。

瑞克说：“听说过。”他不喜欢这段对话中流露出的意思。

盖瑞说：“我得了这病。可能一两年就会死的。还没有人被治愈过。”

“天呐。”瑞克说。

瑞克不敢相信盖瑞叔叔得了这么严重的病。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停顿了很长时间后，他脱口而出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除了我爱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盖瑞在苏城的父母则是另外一番情景。

“这就是你从那些事里得到的，”他妈妈说，但她并没有完全吐露自己的真实意思。“你为什么不离开那个城市呢？”

她建议盖瑞去教堂忏悔，盖瑞挂断了电话。

3月25日，旧金山，联邦大厦

对比尔·克劳斯而言，投身政治以及他生活的理由就是改变世界。他对社会保障局的施压正在产生效果，比尔期待着给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妹妹打电话。她几个月前打电话给比尔，说社会保障局的人拒绝了她哥哥的残疾补助。没错，他患了肺囊虫肺炎，但他看起来还能工作。他们说他不符合社会保障对残疾人的要求。他提起了申诉，但以失败告终。

为了这件事，比尔·克劳斯已经给政府官员打了好几个月电话。他再一次感到为菲利普·波顿工作是件幸运的事，波顿会签署比尔放在他面前的任何纸张，只要事关艾滋病。在目前疫病流行的情况下，难免有人拿同性恋开玩笑，比尔知道，波顿是国会里唯一一个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代表。他俨然成了这件事的负责人，在比尔的要求下，他给社会保障局高层官员写信，要求他们将艾滋病诊断书定为失能的证据。官员们也许迟钝，却不顽固。

比尔全力关注这位得病的旧金山男子的案子，他先是获得了一位当地官员的合作，随后这位当地官员又将此事提交到萨克拉门托市核准。几个月后，该男子终于符合社会保障局的残疾条件。

比尔打电话过去告知这个好消息时，妹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空洞。

“谢谢，”她说，“可是我哥哥昨晚去世了。”

最终，在比尔的游说下，国家下令宣布艾滋病是一种推定残疾。然而，即使多年后，比尔讲起这个男人和他妹妹的故事还是会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似乎就是1983年的情况的缩影。

3月31日，旧金山，太平洋高地

“你们每个人都代表了同性恋社区中的不同选区。”马科斯·柯南特说，他扫视着这间巨大的屋子，这个城市里关系错综复杂的同性恋政客都在座。“要尽快做出改变，不然你们就什么选民也没了。”

政客们不安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总的来说，他们不习惯这种谈话。他们更熟悉那些关于歧视与解放，常人对正常性取向的共识和异性恋压迫的讨论。现在眼前是一堆令人不安的新术语，比如巨细胞病毒、集群、潜伏期、乙肝模型，当然，还有几何级数。在讨论艾滋病时，大多数同性恋政治领导人倾向于用熟悉的概念来描述。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更愿意谴责联邦政府。你可以使用约定俗成的词语，包括歧视和偏见等。可是现在，医生们把球直接扔进了同性恋领袖的场地，大多数同性恋活动家都不确定应该怎么办，或者更准确地说，政治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这是马科斯·柯南特和保罗·沃伯丁在纽约大学艾滋病研讨会期间决定筹划的动员会议，当时柯南特读了“1 112人，还没完……”那篇文章。柯南特认为，这些都是会敲响警钟的同性恋领袖。

莉娅·贝利是同性恋事业的长期支持者，也是本市最著名、最好斗的律师梅尔·贝利的妻子，她把自家在太平洋高地豪宅里的娱乐室提供给此次会议使用。没想到，这个娱乐室占据了这座宫殿般豪宅的整个顶层；许多活动人士私下承认，他们来这里只是想看看位于本市最高级住宅区的房子长什么样。在把马科斯·柯南特介绍给大家时，莉娅·贝利恳切地表示，这种流行病要求同性恋群体“立即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凌驾于政治之上的问题”。柯南特此次召集了城里所有主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情形进行了描述。

柯南特说，根据目前的估计，艾滋病潜伏期长达18个月，这意味着明天的艾滋病患者今天在到处传播病毒。“1984年的艾滋病患者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柯南特说，“即使我们今天有疫苗，也对这些患者无能为力。”

塞尔玛·德里兹报告了最新的数据：湾区“截至今天”已有207个患者，到今年年底还会增加数百个。安德鲁·莫斯展示了他的人口普查图表，上面将卡斯特罗街确定为当地疫病的“起点”。莫斯的线形图显示为一条近乎垂直的曲线，他指出，如果男同性恋不从此改变他们的性行为，这条曲线是不可能开始趋平的。

保罗·沃伯丁谈了洛杉矶的集群研究和“零号病人”。他说，研究表明，无需要1 100次性接触就可以感染艾滋病。现在只是运气问题，跟彩票一样。他说：“当这种疫病刚开始发生时，也许需要很多次性接触才会感染，因为当时的发病率比较低。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问题主要集中在一件事上：医生是否真的知道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科学家说，考虑到乙肝的传播模式，肛交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病毒显然存在于精液中，它可以通过直肠内的缝隙直接进入血液中。柯南特建议男同性恋开始使用避孕套，但似乎没有人对他的话特别感兴趣。疾控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滥交”是罪魁祸首，同性恋领导人立即指责这个词是对他人“评头论足”，而医生们很难给出直接建议，说哪些行为会传播疾病。由于联邦研究经费短缺，无法开展后续的流行病学研究来查明这一问题，尽管此类研究恰恰是能最直接地挽救生命的。现在，医生们一边竭力要求不情愿的同性恋群体转变行为，一边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负重前行。

“体液。”“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罗伯特·博兰医生如此建议。

这是同性恋群体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但不是最后一次。

“你得避免接触体液，”博兰说，他是同性恋医生社团中最激进的艾滋病斗士。“包括精液、尿液、唾液和血液。我的意思是离得远远的。这就是个大玉米饼，伙计们，一旦得了这个，你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旧金山监事卡罗尔·鲁思·西尔弗是同性恋社群的长期亲密战友，听了这番话后，给出了她认为合乎逻辑的建议：“如果你的意思是这病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染，那么我就有理由申请法院命令，让公共卫生部门关闭同性恋浴场。这样或可拯救生命。”

西尔弗的建议引来一片嘘声。或许同性恋领袖们已经准备好把艾滋病看作一个大玉米饼，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吞下一个套餐。他们警告说，这样的行动可能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后果。一片起哄声让西尔弗陷入了沉默，其他市民领袖都是如此。关闭浴场不仅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甚至连讨论都不可能。

各位领袖排着队慢慢走了出去，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告诉马科斯·柯南特或保罗·沃伯丁他们在做哪些细致的工作。坚持下去，他们说。当柯南特走下大厦蜿蜒宏伟的楼梯准备离开时，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曾希望同性恋社群的领袖们在呼吁大家全力抗击疫病上达成一致。然而，他们似乎只专注做政治正确的事情。柯南特担心人们会因此丧命。

比尔·克劳斯喜欢在长长的黄色便签簿上写写画画，简要地认真记下自己的想法，除了破折号以外不用其他任何标点。他曾希望在贝利家的会议上达成某种共识，但冲突反倒更明朗了。比尔认为，如果同性恋继续以同性恋群体的旧脑筋来思考问题，那么防治艾滋病的战役就无法见效。同性恋运动过去那套修辞——性解放运动——也需要修订，他认为，这不是以反同性恋来维护生命权。比尔·克劳斯开始写他的宣言，并在其中规划了最激烈的政治斗争战线。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说出简单的真相了，也是时候互相照顾、采取行动了。毫不夸张地说，危险性行为正在害死我们。如今在旧金山与多名性伴侣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极有可能感染艾滋病乃至死亡。有些人和大量性伴侣发生过不安全的性行为，和这样的人进行不安全的性交也会导致上述结果。因此，在浴场和性俱乐部里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尤其危险……

“如果同性恋运动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学习尊重自我和互相尊重。当一种可怕的疾病导致我们以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代价来购买性自由时，要收起自尊心，直到一切再度安全。”

克里夫·琼斯、罗恩·休伯曼——比尔·克劳斯最好的朋友兼“哈维·米尔克俱乐部”副主席——和比尔一起在信上签了名。当胡伯曼把这封信交给《湾区记者报》时，该报发行人鲍勃·罗斯开玩笑说，他的许多广告商不会喜欢这种基调。果然，过了6个星期这篇文章才得以发表。

与此同时，3名常驻卡斯特罗街的心理学家莱昂·麦考斯克、托马斯·科兹以及威廉·霍斯特曼，正在将他们3月中旬以600名男同性恋为样本，对其性行为进行研究的结果制成图表。虽然这些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但仍是这方面有史以来范围最广的研究。他们向傍晚来到同性恋酒吧，深夜离开同性恋浴场和性俱乐部的男性分发问卷，从中采集信息得出结论。另外200名受访者是同性恋情侣，他们填写问卷并寄回。采样显示，公共卫生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有多么艰巨。

受访者中，只有15%的人表示他们已经不再进行被动肛交，三分之一的人说肛交频率不变，28%的人说次数减少了。约20%的人表示他们不再频繁发生舔肛行为，而九分之一的人称自己与新伴侣的舔肛频率同上一年持平，28%的人已经完全停止舔肛。研究表明，最难改变的性行为是口交。虽然有三分之一的男性说他们进行口交的次数减少，但只有5%的人完全停止了口交，55%的人依然保持疫病发生前的口交频率。

更糟的是，浴场和性俱乐部仍然是同性恋性活动的主要场所。四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每周至少去浴场一次，五分之一的人每月去一次。考虑到男同性恋的健康意识日渐提高，性场所的受欢迎程度颇有讽刺意味。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受访前10周内去看过医生。在过去的一年里，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没去看过医生。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调查发现，六分之一的男性认同以下说法：“自从我对艾滋病有所了解以后，有时我会因为自己有了不该有的性行为而感到沮丧。”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在许多方面敲响了警钟。首先，它表明男同性恋知道什么情况下他们会面临艾滋病的危险。这方面信息已经广为人知。然而，62%的人仍然保持同样频率的高风险性行为，甚至比了解艾滋病之前的频率更高。只有30%的人减少了高风险性行为，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别了可能使他们染上艾滋病的所有行为。其次，研究显示浴场在传播疫病的过程中起着危险的作用。与调查中抽样的其他组别相比，去浴场寻欢作乐的男性改变其性行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感染性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医生们的结论是，必须发出更严厉的警告以免更多人死亡。

作者写道：“在我们提交这份报告的同时，感染率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显然，男同性恋目前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避免感染，但这还不够。调查显示，受访男同性恋对疾病如何传播知之甚少，抑或是他们不愿意或不能改变性行为模式以降低染病风险。”

3月31日

对旧金山第一季度艾滋病发病率数据的分析表明，这种风险已变得相当普遍。截至3月底，艾滋病病例报告发现，在卡斯特罗街区，每250名年龄在35至44岁之间的单身男性中有1人被确诊患有艾滋病；而居住在邻近的杜伯塞三角公寓一带的人当中，每150名同一年龄组的男性中有1人患有艾滋病。假定住在这个社区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异性恋，安德鲁·莫斯医生的结论是：“在旧金山的部分同性恋人群中，30岁和40岁年龄组的艾滋病发病率目前分别是1%到2%。”

后来的研究表明，在1983年的这个时候，依然保持高风险性行为的男同性恋中有62%的人至少有25%的机会与感染新病毒的人发生性关系。这是一张死亡彩票，几乎毫无胜算。

到1983年3月底，另一明显的事实是，这种流行病在全国不同地区传播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例如在新泽西州，流行病学家发现，截至3月28日向州当局报告的艾滋病病例中，同性恋或双性恋男性为少数。反之，静脉注射吸毒者占该州艾滋病患者的44.2%，海地人则占4%。在纽约周围的大片贫民区，艾滋病正迅速在穷人和非白人中蔓延；新泽西州68%的艾滋病患者是黑人或西班牙裔。事实上，研究人员后来将艾滋病的传播标记为同心圆，以曼哈顿为中心，在纽约大都会的外围扩展，蔓延至土地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艾滋病在东海岸贫困走廊的扩散，预示着美国第二轮艾滋病流行的开始，而这一次与同性恋中的疫情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两种类型的艾滋病，一种与非洲相关，另一种是后期在去过美国的男同性恋中发现的。例如，当时所有比利时艾滋病人都是中非人，主要是扎伊尔人或者最近去过那片大陆的人。截至1983年3月31日，西德报道的所有44例艾滋病患者不是曾前往海地或非洲旅行的人，就是最近去佛罗里达、加州或（最常见的）纽约度过假的男同性恋。

至于美国，到3月31日，疾控中心共收到1 279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报告。其中485人已经死亡。

4月4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

从法律上讲，他们束手无策。

温哥华艾滋病协会理事会早已对此表示认同。大家都在谈论“奥兰治县关联人”仍去酒吧寻欢作乐。从法律上讲，他们认为他们对盖坦·杜加斯无能为力，尽管理事会最终派了一名医生去找他谈谈。理事会会议结束后，委员们私下里交换着彼此的困惑：为什么会有人做盖坦做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