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转折点

27. 转折点

1983年4月，巴黎，比提耶－萨尔贝提耶尔医院

威利·罗森鲍姆医生进入医学领域并不是为了看着人们死去的。他不是这样的人。罗森鲍姆早就注意到，肿瘤学家或者癌症专家似乎都有一种宿命论气质，使他们能够适应死亡。传染病专家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词，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罗森鲍姆乐观而积极，他认为传染病专家就应当如此。他们认真钻研，挽救生命。过去一个世纪，他们在许多次抗击疾病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因而似乎没有理由不保持乐观积极；而且，罗森鲍姆认为，医学专业是通过其所具有的智力挑战而非个人魅力来吸引医学从业者的。他那不可救药的乐观情绪使得他在巴斯德研究所缠着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不放。

“我的病人快要死了，”罗森鲍姆抱怨道，“我得找到治疗方法。”

弗朗索瓦丝·巴尔医生已经在培养她于1月下旬发现的第二株逆转录病毒，这次是来自血友病患者的血液。高级研究员吕克·蒙塔尼耶医生尚不愿意宣布他们已经找到了艾滋病的病因，因为他们仍需证明这种新病毒不仅仅是一种因为淋巴结病患者免疫系统衰弱而导致的新的机会性感染。

威利·罗森鲍姆却对此深信不疑。你不会经常发现新的人类病毒，这绝不是巧合。而且他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他厌倦了治疗与艾滋病有关的各种机会性感染，这就好像你明知大坝的一边会在几分钟内坍塌，却只能拿一块砖堵住大坝的另一边。他需要一种抗病毒药物，这种物质也许可以干扰催化逆转录病毒繁殖的酶——逆转录酶。

一天下午，当让－克洛德·彻尔曼谈到他在1970年代早期参与开发的一种药物时，威利·罗森鲍姆像往常一样地兴奋和急切。药物的学名是锑钨酸盐，但彻尔曼叫它HPA-23。在对老鼠进行的长期逆转录病毒实验中，他发现这种药物能有效地缩短老鼠身上白血病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过程。其他的实验已经确定了人类可以承受的安全剂量水平。

彻尔曼说，当然，必须为艾滋病患者制定一个新的治疗方案，但也不妨一试。

罗森鲍姆提醒说，艾滋病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在巴斯德研究所，吕克·蒙塔尼耶医生正在润色一篇关于发现逆转录病毒的论文，此文下月将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尽管如此，奇怪的是，当抗体从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罗伯特·加罗医生的实验室送来时，几乎都被灭活了；蒙塔尼耶一点都没有耽搁，又进行了测试，看他的病毒是否与加罗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一样。出现了一些反应，但似乎并不是同一种病毒。蒙塔尼耶决定不把他的病毒称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而是命名为RUB，它源于对那位空乘姓名首字母的重新排列——病毒正是从他的淋巴结中取样培养的。

作为论文发表前的审查过程的一部分，蒙塔尼耶的手稿已被送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加罗医生手中。蒙塔尼耶和加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都让对方隐隐感到不舒服。加罗是个有亲和力、好胜、富有魅力的人，蒙塔尼耶则冷漠超然，经常被人形容为强悍、有贵族气质。尽管如此，蒙塔尼耶还是承认加罗是人类逆转录病毒学方面的领先人物。更重要的是，加罗在学界有足够的分量，能阻止法国人的发现在美国获得认可，美国是唯一真正在乎这个东西的地方。

根据加罗的说法，《科学》杂志的一位编辑认为，用RUB这种缩写来命名一种与此特殊疾病相关的病毒令人无法接受。加罗设法说服蒙塔尼耶承认其逆转录病毒来自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家族——恰巧，最先发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人就是加罗。

蒙塔尼耶后来把这次更名当作他科研生涯中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他踏入未来“漫长的黑暗隧道”的第一步。

4月10日，旧金山

冰。

电话响起的时候，比尔·克劳斯正在冲澡。

飘雪。

国会议员菲利普·波顿的助手在哭，几乎话都说不出来。她一边抽泣，一边说，议员今早倒地不起。你记得吗？他整个星期都在抱怨身体不舒服。

棺材落入冻得硬邦邦的土里……

“他死了，比尔，”她抽泣道，“菲尔死了。”

几天后，比尔·克劳斯知道他那份议员助手的工作没有丢。而菲利普·波顿的遗孀萨拉将参加下个月的特别选举，以填补这个席位，无疑她会获胜。她私下告诉比尔，他可以继续从事艾滋病和同性恋权利方面的工作。但比尔知道一切跟从前不一样了。在国会玩游戏，资历占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靠厉害的手腕，萨拉·波顿充其量只是一个新手。

接下来几周里，菲尔的离世始终在比尔心头挥之不去，不仅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现在为萨拉·波顿而不是菲尔工作。只有少数几个朋友能理解比尔的心情，菲尔的死让他回想起尘封的痛苦，1958年冬天，父亲就是这样弃他而去的。

当天下午，纽约，林诺克斯山医院

雨水打在拉里·克莱默的身上，但他欣喜若狂，让纽约市长埃德·科赫直面艾滋病的运动，势头终于开始越来越大。整个上午，他和一小队抗议者都站在倾盆大雨中，等待科赫出席艾滋病研讨会。这一年半市长一直回避与社区领导人见面，讨论疫情。等科赫终于现身，情绪激动的拉里对着他大吼：“你什么时候才会对艾滋病采取行动？得死多少人才行？”这些场面被电视摄像机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研讨会组织者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争取让市长科赫露面，并发表一些他们期待已久的关于艾滋病的讲话，所以一直担心抗议者会破坏他们的努力。事实上，科赫对此次研讨会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但是组织者安排得如此缜密，除了参加，市长没有多少政治上的选择。

大家没料到会议的组织者是凯文·卡希尔医生，他是纽约爱尔兰社区的大人物，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医生之一。1981年教皇遇刺时，正是凯文·卡希尔从纽约飞到罗马去照顾他。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需要特别的医疗照顾时，他也打电话找凯文·卡希尔。卡希尔还是纽约州前州长休·凯里的公共卫生专员。他为人正直，无可指摘；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爱尔兰人，他的资历也是无人可及的。观察家认为，他对艾滋病的兴趣源于他笃信天主教而获得的道德力量。在位于第五大道的办公室里，他开始看到疫病肆虐；他不敢相信居然没有人为此大声疾呼。

凯文·卡希尔决定举办一次研讨会，吸引所有能提供这场疫病的最新信息的知名艾滋病研究人员来参加。他很快起草了一份出书协议，保证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会被立即出版。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丹尼尔·莫伊尼汉此前已承诺，一旦论文结集出版，参议院关于艾滋病的第一次听证会将以其中信息作为参考。

为吸引重要的医生来参加此次会议，卡希尔还设计了另一个天大的诱惑：任何出席会议的人都将受邀参加在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公寓里举行的私人鸡尾酒会。组织者认为，专家们自己可能不想参加另一个艾滋病会议，但他们的配偶肯定不希望错过与伦纳德·伯恩斯坦共进晚餐的机会。

这些环节都衔接得非常完美。卡希尔请到的演讲者堪称明星阵容，包括疾控中心艾滋病特别工作组的唐纳德·弗朗西斯医生、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海地艾滋病方面的专家谢尔顿·兰德斯曼医生、纽约市卫生专员大卫·森瑟，还有来总结政府应对措施的曼哈顿国会议员特德·维斯。在卡希尔的强烈要求下，红衣主教特伦斯·库克同意来做祈祷，这让大主教区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恐慌。

红衣主教库克的到场，使得埃德·科赫无法拒绝该组织发出的“请市长前来欢迎主教”的请求。据传，在会议召开前几天，科赫曾多次致电红衣主教库克的办公室，以确保其届时真会露面。市长的助手也很紧张，甚至拒绝将此事列入定期发给媒体的市长公开露面行程表。

卡希尔医生以一段谴责医学界和政府对这一疫病的反应的讲话，拉开了研讨会的序幕，这个题目是唐纳德·弗朗西斯提议的。

“艾滋病发生在一个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弗朗西斯说。他说起了预算削减和人手不足给疾控中心带来的“灾难”，以及在必需品采购和出差费用方面受到的“严格限制”。在弗朗西斯的演讲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及“缺乏资源”。

唐纳德·弗朗西斯希望有人能把他的评论当成对联邦政府的质问。他正在把弹药放在盘子里，双手奉上。可是，医生们只是礼貌地鼓了下掌。

当晚，组织者和发言人出席了在伦纳德·伯恩斯坦豪华的达科塔公寓举行的会后鸡尾酒会。没几个小时，意料之中的那一刻便来临了，所有的异性恋客人都走了，他们不是说要送孩子上床睡觉，就是说还有别的安排，就像在时髦的曼哈顿派对上常常发生的那样，剩下的只有男同性恋。还有弗朗西斯。

唐纳德·弗朗西斯很少有这样的放松时刻。最近，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说服他搬到亚特兰大，在那里他获得了“艾滋病活动办公室”实验室主任的头衔，这个办公室以前被称为“艾滋病特别工作组”。因此，弗朗西斯决心创立疾控中心逆转录病毒实验室。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当天早上，弗朗西斯又向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医生发了一份备忘录，坚持认为“随着疾控中心对艾滋病病因的不断探索，有必要在疾控中心建立一个具有逆转录病毒诊断能力的实验室”。该实验室要能培养病毒，能开发抗体测试以找出艾滋病病毒，并确定可能的致病病毒在该综合征中的作用，然后确定各类艾滋病高危人群中病毒感染的患病率。弗朗西斯感到，只有到那时，才有可能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着手阻断疾病的传播。根据目前的计划，唐纳德·弗朗西斯和詹姆斯·科伦将共同担任疾控中心艾滋病工作的领导，当然，疾控中心内部知道，鉴于弗朗西斯在控制天花疫情方面的国际声誉，科伦对他心存敬畏。他们预测，唐·弗朗西斯要么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领袖，不然将免不了有一场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晚，当唐纳德·弗朗西斯听着伯恩斯坦演奏肖邦的钢琴曲，任由思绪随音乐流动时，其他客人却在打听弗朗西斯是不是同性恋。他们注意到，已经41岁的他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而且对同性恋生活的任何方面似乎都不感到厌恶或吃惊。不过，他的外表看起来也不像同性恋。他的头发有点太长了，似乎向往着在北加州的家乡度过的嬉皮时光。

拉里·克莱默还沉浸在媒体报道了他的抗议的喜悦中，他不禁对唐纳德·弗朗西斯产生了些许好感。唐非常可爱。此外，他们的想法似乎在平行线上流动。他们都同意，必须阻断、控制这种疾病，而不仅是在显微镜下研究。拉里还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唐纳德·弗朗西斯想做的更多，但他的双手被官僚束缚住了。如果再多说话——他已经说得比任何人都多了，他们就会解雇他。

雨点洒在窗户上，音乐在他们周围飘荡，唐纳德·弗朗西斯觉得非常自在。他找到了一群关心这种疫病的人，他们会做些实事。他认为，有了像伦纳德·伯恩斯坦这样的名人参与，人们会开始倾听。最后，他将能够开始从事那些需要完成的工作。

4月11日，星期一

当天，全国各地的《新闻周刊》封面是一只没有身体的手握着一管血液，这是艾滋病获得了新闻价值的最重要标志。管子的标签上写着“注意，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封面上有几行字：“流行疾病：被称为艾滋病的神秘致命疾病或成为本世纪的公共卫生威胁。它是怎么开始的？有办法制止吗？”照例，杂志封面在提出问题方面要比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报道精彩，但随着艾滋病最终在新闻中出现，铺天盖地的报道开始了。有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爆料12月底就已经出现了。在1983年的头3个月里，全国主要报纸和新闻杂志刊登了169篇关于这场疫病的报道，是1982年最后3个月的报道的4倍多。不仅如此，4到6月这些主流新闻机构发布的报道数量惊人，达到680篇。媒体对艾滋病的闪电战一直持续到夏季，对疫情的关注期虽然短暂，却是前所未有的。

每一份报纸都找到了自己的报道视角，尽管大多数报纸都像新闻杂志一样，把报道交给科技版撰稿人来写——这些人更喜欢写穿白大褂的医生的故事。偶尔，也会有关于艾滋病患者历经各种检查的新闻报道，写得像肥皂剧。在旧金山、纽约和洛杉矶，这些报道中总会出现一些彬彬有礼的同性恋，而且用的是真名实姓；在不那么都市化的地方，类似报道的主角总是“一个叫鲍勃的人”，连超市小报也参与其中。例如，《环球报》登了一篇冗长的封面故事，说艾滋病实际上是图坦卡蒙的诅咒，在1970年代末跟随图坦卡蒙的宝藏来到美国。“要么图坦卡蒙死于此病，要么它是被放在坟墓里，以惩罚那些后来可能亵渎他坟墓的人。”一位曾经涉猎考古工作的圣地亚哥前验尸官如是说。

有两种趋势在报道中最为明显。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关于艾滋病研究经费短缺的内容。通常，一位同性恋医生会抱怨经费不足，而疾控中心或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某些人会极力否认。仅此而已。不再挖掘更多的真相。除了政府新闻通稿，没有人做进一步调查。不到10年前，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曾使一位指使手下入室安装窃听器的总统下台，如今这一行的人调转船头直接把官方声明当作新闻报道。当然，他们在处理其他公共卫生危机时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有毒废弃物，甚至泰诺，他们都召集了大型调查小组，并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了申请。但是，这类文章总有些令人尴尬：内容浅谈辄止、语焉不详，只敢用“体液”这样的词而不敢提精液和肛交。《新闻周刊》的封面上称艾滋病是“本世纪的公共卫生威胁”，但在新闻编辑室里他们并不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旧金山以外的其他新闻机构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行使监督职能的媒体只顾睡大觉。正因为如此，联邦和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都被放任按照其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或坐视不理——艾滋病。起初并不明显，因为政府似乎在看到第一次媒体集中关注时采取了行动。然而，后来，艾滋病新闻的真正质量显而易见：那些报道犹如当年的密西西比河，宽广却并无深度。

另一个趋势是在旧金山同性恋对艾滋病危机的反应上着墨过多。仲春时节，新闻工作者在卡斯特罗街上不停奔走搜罗素材。当然，纽约的艾滋病患者数量是这里的3倍，全国有近一半的患者都在纽约。但是，你无法让那里的市长就该病发表任何言论，因为市长办公室把有关艾滋病的电话都转给了卫生专员；你也找不到市政计划可报道，因为压根没有计划；更没有什么民众关注艾滋病，因为纽约市的官员似乎大都对疫病流行的事实无动于衷。日复一日，在那些民众以及旧金山人自己的想象中，旧金山成了美国的艾滋病之城。这个城市的男同性恋受到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和研究，就好像他们是在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热带天堂里新发现的穴居人。

当天傍晚，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

弗朗西斯·安东·加罗是意大利都灵移民的儿子，即便他从焊工做到冶金学家，再做到他曾经打工的公司的总裁，成了康涅狄格州一个成功的移民；但依然保留了意大利北部人冷静、智慧的个性。他妻子一家来自意大利比较温暖的地区，她身上充满了该地区特有的热情、外向和宗族文化气质。他们的儿子罗伯特既继承了母亲的魅力，也像父亲一样是个工作狂。

他的后一种性格早年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的时候并不明显。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当时他13岁，他妹妹得了白血病。罗伯特·加罗去哈佛大学医院看她。在那里，他遇到了著名的癌症专家西德尼·费伯，看到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竭尽全力挽救儿童的生命。他的妹妹终因白血病去世，但罗伯特·加罗对生物学研究的迷恋并未停止。他有个叔叔在康涅狄格大学教动物学，在叔叔的鼓励下，加罗跟随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病理学家学习。这位病理学家是加罗遇到的第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年轻的加罗更倾向于情绪化的张扬而不是沉思，但还是慢慢地学会了批判性思考。十几岁的时候，他被获准独立进行尸体解剖，他全神贯注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中；18岁时，罗伯特·加罗就知道他此生将在实验室度过，从事医学研究。

尽管如此，加罗的青春期还是很艰难。他不是个优秀的学生，花在篮球场上的时间也比花在作业上的多，而且每天都约会到很晚。要不是他在一场篮球赛中摔伤了背部，在床上躺了近一年，他可能永远不会脱离平庸。正是在艰难的康复过程中，他读了手头所有的生物学书。上大学时，他在母亲家车库上方的一个临时实验室里解剖了几十只老鼠。结束在芝加哥大学的住院医师实习期之后，来自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第一份工作坚定了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决心。然而时运不济，他被分配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儿童急性白血病病房工作。从那时起，他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跟病人打交道了。

加罗自1966年开始从事研究工作，到1970年，他已经进入了未来会使他功成名就的领域。当时，对于“病毒可能导致白血病甚至某些癌症”的理论存在大量争议。加罗研究的是逆转录病毒，而到了1970年代中期，包括他在内的一批科学家描述了一种被称为逆转录酶的酶，它是逆转录病毒分泌的一种化学物质，病毒通过它在患者细胞中复制。这项研究是科学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它能从化学角度协助检测逆转录病毒感染。仅此一点就代表了逆转录病毒学的重大进展，然而很少有科学家对此感兴趣。毕竟，逆转录病毒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鸡、老鼠和猫的病毒。这跟人类有什么关系？

罗伯特·加罗认为科学只是着眼于显而易见的东西。当这些动物被逆转录病毒感染时，它们就会不计后果地拼命传播病毒。病毒很多，所以很容易发现。但在人身上，尽管可能有病毒存在，却并不容易发现。加罗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白细胞大量繁殖，从而找到逆转录病毒。他尝试了不同的培养基，试图使人类淋巴细胞在培养系统中存活并繁殖。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白细胞介素-2，一种刺激T细胞增殖的天然物质。在培养基中加入白细胞介素-2可以使T细胞存活，并不断增殖。

有了这些发现，罗伯特·加罗的事业一帆风顺，直到1976年一场空欢喜从天而降。当时，他似乎发现了一种新病毒，并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结果却发现是一种动物病毒污染了他的细胞株，并没有什么新病毒，由此加罗的声誉一落千丈。他的生活似乎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而他也继续前进。1978年，他发现了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但是由于担心上次的乌龙事件会使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弃之不理，他继续埋头苦干，直到掌握了无懈可击的证据。这一次，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他发现了一种导致白血病的逆转录病毒。研究成果于1980年发表之后，加罗再次成为明星，不仅荣获人们梦寐以求的“拉斯克奖”，还成为逆转录病毒学领域公认的权威。1983年春，加罗实验室的一名科学家发现了另一种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有关的病毒，并将其命名为人类嗜T细胞病毒2型（HTLV-Ⅱ）。

尽管收获了各种荣誉，但在科学领域，罗伯特·加罗仍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批评者认为他傲慢自大，说他在科学界的政治斗争中能做到冷酷无情；他们经常拿1976年的乌龙来证明加罗并不总是可靠的。加罗本人则认为这些批评折射出了他性格中的阴暗面。是的，他傲慢自大，但这是为数不多的勇敢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的个性，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挑战大自然，让大自然将自己的秘密拱手奉上。当然，他知道他的实力也会毁了他；要不了多久。

这周一的下午，罗伯特·加罗医生在贝塞斯达坐立不安，他不禁回想起一年前首次在艾滋病血液中寻找逆转录病毒时，这种疾病是多么令他沮丧。詹姆斯·科伦让他研究这种病，不过是想让他难堪；雅克·莱博维奇则不停地从巴黎打电话来催他。尽管他对整个艾滋病问题都感到厌恶，但还是能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在被重新定义。任何人只要看看新一期《新闻周刊》的封面就能明了。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们也坐立不安。法国研究人员即将发表他们的成果，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也将把对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研究公之于众，此时研究所才意识到，是时候认真对待艾滋病了。副主任彼得·费辛格通知下午4点半在癌症研究所的主任会议室开会。费辛格现在明白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疫病的反应并不理想，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部分是由卫生体系的构建方式造成的。卫生机构没有预算，无法向那些自以为是的年轻医生提供大笔资金，而迄今为止，这些医生实际上是投入此疫病的唯一一批科学家。为了发放第一轮拨款，国家癌症研究所已经将标准降到了它们认可的研究项目质量之下。然而，随着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所有一切都将不得不改变。

费辛格一边扫视房间，一边说，本次会议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艾滋病特别工作组”的首次集会。国家癌症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分部家庭科的比尔·布拉特纳医生来了，詹姆斯·古德特和鲍勃·比格也在，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在艾滋病研究上孤军奋战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医生中的一员。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艾滋病研究协调员安东尼·福奇也派了一名代表来开会。

罗伯特·加罗的话掷地有声。他指出，法国人声称他们发现了一些东西。有人甚至从巴黎带了一个淋巴结来给他研究。

他说：“我相信此病与逆转录病毒有关，我们将在一年内证明是否确实如此。我们将用一年时间以某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费辛格承诺加罗将有权使用国家癌症研究所在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高级实验室的所有资源，而他会确保每个人都配合这位逆转录病毒学家的工作。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临床医学主任萨姆·布罗德医生则保证，加罗对国家卫生研究院医院的艾滋病患者组织标本有“绝对优先权”。终于，大家开始联合作战。

那一天，1983年4月11日，后来被国家癌症研究所官员称为转折点，由此开始，该所将坚定地致力于寻找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病因。而此时距离《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宣布在男同性恋中发现首批26例卡波西肉瘤、18例不明原因的肺囊虫肺炎以及其他无法解释的机会性感染，正好是1年10个月零7天。自该报宣布之日，到国家癌症研究所决定着手查明病因的那天，其间有1 295名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492人已经死亡。后来，疾控中心计算出，在这22个月的时间里，这种奇怪新病毒的感染者就算没有多出几十万，也有好几万。

尽管这些承诺对加罗的实验室来说是一个福音，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其他艾滋病研究却因经费短缺而夭折。詹姆斯·古德特和鲍勃·比格1982年开始对华盛顿和纽约的同性恋人群进行研究，希望能发现是哪些因素导致某些男同性恋患上艾滋病，而其他人却保持健康。这项长期研究至关重要，不仅有助于了解该综合征的病因，而且也能了解其自然发展的过程。然而到了1983年，古德特仍然没有经费雇用人手，就连添一个护士来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也不行。研究人员只得放弃追踪华盛顿那组研究对象的计划。光是对纽约那组进行抽血和体检就花了6个星期。由于缺乏人手，古德特面前的数据堆积如山却无人分析。

与此同时，詹姆斯·古德特与詹姆斯·科伦交谈，向他保证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因子导致了这种综合征。此外，纽约的体检结果让他确信这种疾病有很多种表征，有些人身上出现了全部的艾滋病病状，有一些人则表现为淋巴疾病，更多的人甚至只是莫名的萎靡不振。

隔了很久古德特才发现，他送血液样本去做艾滋病检测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实验室，其实并不具备寻找逆转录病毒感染的确定标志物——逆转录酶——的能力，因而检测压根就没有进行。他后来说，作为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艾滋病研究员，生活就意味着“长期受挫”。

在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安东尼·福奇医生对古德特的经历心有戚戚。你需要一桶金子来招徕研究人员，但是对疫病研究的一切锱铢必较的行政部门根本不会给这笔钱。与癌症研究所不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认为，没有加速其艾滋病研究的迫切需要。该所主管理查德·克劳斯对于他的研究所受到指责大为震惊，他说那些天天和病人打交道的临床医生最为聒噪。在他看来，那些人大都缺乏研究经验，给他们经费等于把钱丢进下水道。但是，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在免疫系统研究方面进行了平衡。在战场上，一位深谋远虑的将军不会心血来潮派军队四处奔袭，他会根据计划进行战略性部署。克劳斯寻思：“怎么可能更快呢？”

此外，他认为，美国各地的实验室有大量的离心机和培养皿。如果医生想用这些资源不会用不到。

旧金山，加州大学，人类肿瘤病毒研究中心

法国和美国科学家即将发表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论文的消息，使得杰伊·列维医生更急于找到逆转录病毒。然而，所有关于艾滋病的宣传造成了另一个障碍。没有一家实验室愿意让列维使用它们的超高速离心机对艾滋病患者的血液进行实验。科学家们越来越害怕在实验室里染上这种可怕的病。最近，为了一个最基本的实验室研究所需的气罩，列维被耽搁了6个月。现在他发现他的艾滋病研究又要推迟了，这一次是因为缺个超高速离心机。

4月12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里就艾滋病做出非常郑重的承诺，”卫生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对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说，“事实上，我已经亲自就该问题和疾控中心负责人交谈多次，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求答案。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卫生部旗下的每条研究途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公共卫生署将投入研究所需的每一分钱努力找出答案，因为这种疾病的死亡率如此惊人，已经高到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的程度……我不得不说，在当前情势下，我真的不认为再多花一块钱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已经投入所有力量去寻找答案。”

那天下午在亚特兰大，唐纳德·弗朗西斯再次给沃尔特·道达尔医生写了一份备忘录，对联邦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反应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我们的政府在应对这场灾难方面所做的实在太少了，”弗朗西斯写道，“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流行病曲线的斜率是逐渐上升的，它会持续数年而不是几天。我们还不习惯处理潜伏期很长的疫情。但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应对这些情况，因为即使发现了病因，我们的工作也是远远滞后的，控制起来也会更难……

“迄今为止，经费不足的问题已经严重限制了我们的工作，并可能加剧这种疾病对美国人民的侵害……由于经费发放过程缓慢低效，即便在我们获得了经费、招募了人手以后也总是太迟了——疾病又一次赶上了我们，于是再次发生人手不足、经费匮乏的情况。

“肯定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富裕国家，肯定有一种办法拿到1 000万至2 000万美元立即用于疾病研究。我强调速度，是因为在目前这种紧急情况下，通常的政府资助及支出过程慢得令人无法接受。

“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再接受所需资金不足的情况，不应该再满足于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资源。我们过去和现在付出的努力都太少了，不能沾沾自喜。是时候多做点事了。是时候做正确的事了。”

旧金山

到4月中旬，盖瑞·沃什的“烛光游行计划”已传遍全国。在媒体的关注下，数十个城市的艾滋病患者率先举行了庆祝活动。旧金山的抗议活动名为“为我们的生命而战”，计划让抗议者一起呐喊。盖瑞和其他艾滋病人交流了最新的艾滋病玩笑。他们可不可以用身上的病灶玩“连连看”？安妮塔·布莱恩特怎么拼relief这个词？盖瑞问。A-I-D-S。一位卡波西肉瘤患者去跟人见面，身上带了块有紫色斑点的手帕，以表示他对“被插入”感兴趣。卡斯特罗街上最新的笑话是：新闻上说，疾控中心终于发现艾滋病的病因原来是工业用灰色地毯上的轨道照明。

盖瑞去萨克拉门托的立法机构游说，希望通过一项法案来建立一个能够评估该州艾滋病经费需求的小组。事后，他反复表演自己在游说时的滑稽举动，“我就要死在这个病上面了，”他说，“你怎么能投反对票呢？”这是一种厚着脸皮的夸张表演，正因如此盖瑞才更喜欢演。

他们还讲起一些熟人的事，这些人偷偷摸摸地看他们的病灶，结果被盖瑞点破，让这些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人非常懊恼。

他们也分享了彼此的愤怒。他们讨厌被称为“艾滋病受害者”，因为这个词暗示在他们想要积极战斗、重获健康的时候却是被动、无助的。他们厌倦了被称为“艾滋病患者”，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在医院，而按照通常的定义，在医院的才叫患者。他们希望被称为“艾滋病携带者”或者它的简称PWAs，喜欢缩写的同性恋人群青睐后者。就这个问题，艾滋病携带者和《湾区记者报》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湾区记者报》是一份特立独行的周刊，在所有地方性同性恋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编辑保罗·洛赫此前已经开始批评各种艾滋病项目，比如“香缇计划”和“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等，称它们通过压榨患病的同性恋群体，向同性恋激进分子、“色狼”和“艾滋病皮条客”提供轻松发大财的机会。

在盖瑞·沃什等艾滋病携带者共同签名的一封信上，指控保罗·洛赫“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报道（这）只会助长恐惧、内疚及恐同情绪，增加艾滋病携带者的日常心理压力”。这封信要求《湾区记者报》的发行人鲍勃·罗斯解雇洛赫，或者从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理事会辞职。罗斯不以为然，而洛赫发表了一篇相当缺乏绅士风度的回应。

“如果我一开始就把事情闹得很大，把话说得更尖锐，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出名，”洛赫写道，“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们的经历没有让你们成熟。你们的信揭示了一种相反的趋势，一种倾向于乖戾的趋势。在你们的生命中失去了荣耀，这是多么糟糕的日子啊，你们开始搬弄是非，呜咽着离开……对你们名单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你们送给这种同性恋生活的唯一礼物就是你们的灾难。

这篇反驳的文章引起了更多的争议。

保罗·洛赫决定自己报仇。他把要求解雇他的那封信，还有在上面签名的所有人的名单，拿来放在一边。每死一个人，他就划掉一个名字，可以说，他笑到了最后。

4月14日，纽约

拉里·克莱默参加“纽约艾滋病互助网”的会议时迟到了，但他觉得问题不大。拉里在艾滋病研讨会上发表抗议后没几天，市长埃德·科赫就同意在4月20日召集一次最多只能有10人参加的会面。互助网中的每个组织各派两人。拉里以为他和保罗·波帕姆将代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出席，然而姗姗来迟的他发现，10名代表已经选好了，包括“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两名。拉里不在其中。代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出席的是保罗·波帕姆和执行理事梅尔·罗森。

拉里·克莱默惊呆了，随即感到气愤。他说，这次会面是他一人促成的，是他组织了抗议活动，迫使科赫市长在第一时间召集会面，更别提过去18个月他一直在向政府抱怨。他们怎能把他排除在外呢？“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可是在他家起居室里组建起来的啊。

保罗说他选择梅尔·罗森是有道理的。主席和执行理事应该是最能代表该组织的两个人。私底下，保罗对于带着一激就炸的拉里·克莱默去见科赫感到害怕。没人知道拉里什么时候会开始吼叫，一旦市长采取守势，他还会死缠烂打。

拉里决定搏一把。如果不让他去跟科赫市长会谈，他就辞去理事会的职务。

保罗说没问题。当天晚些时候，保罗在理事会进行了民意调查，大家一致支持他的立场。每个人都厌倦了争斗，而和拉里·克莱默一起就意味着争斗。

拉里惊呆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就是他的家。过去一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组织，现在居然把他扫地出门了。事实上，他几乎爱上了保罗·波帕姆，所以他的拒绝更令他恼火。他恨他们；也爱他们。他们就这样背叛了他，抛弃了他。

4月19日，凤凰城，疾控中心肝炎实验室

唐纳德·弗朗西斯把他在纽约发表的演讲打成稿子，并于4月12日寄给凯文·卡希尔，以便艾滋病学术论文集收录。然而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规定，发表论文要得到疾控中心高层的批准。詹姆斯·科伦把它寄回给唐纳德·弗朗西斯，还在上面手写了批注。

“我建议删除第10页整页以及第9、11、15、16页的部分内容：疾控中心资源不足。尽管我认为唐是对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发表上述内容并无裨益，尤其是在一本‘带有政治色彩’的书里。”

被删剪的内容包括唐纳德·弗朗西斯对“预算削减的恶果”发表的每一句评论，以及在致力于减少医疗支出的政府领导下与疫病做斗争的问题。对手稿上这样大幅删剪是很难的，詹姆斯·科伦提出，“既然它已经发给了卡希尔，再修改的话可能需要找些理由”。

4月20日，纽约市政厅，市长办公室

纽约艾滋病互助网的代表来到市政厅，与市长埃德·科赫进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会面，其间他们提出了两类请求——需要花钱的和不需要花钱的。科赫市长热情地接受了那些不需要花钱的请求。是的，他会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举行募捐音乐会和烛光游行的那一周宣布对艾滋病采取进入“关注状态”。当然，他也会加入黛安·范斯坦召集的美国市长会议艾滋病特别工作组，还会支持对艾滋病患者的信息保密并同意联邦政府应该在艾滋病研究上投入更多经费。他会和市政府的说客讨论，以争取更多的联邦经费。

然后，还有一个请求，一个更麻烦的请求。不，这座城市不会为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提供住所或临终关怀场所。这将被视为给同性恋的“特殊待遇”。科赫市长指出，纽约在无家可归者方面问题很大。他怎能单单挑出一类人来救助呢？至于同性恋提出的在格林威治村建立健康中心的要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体而言，科赫说他将在艾滋病上投入与旧金山差不多的经费，但他从没提过这笔钱会花在哪里。

会议结束后，纽约艾滋病互助网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其中仅提到了科赫同意的事项，并未谈及失败的部分。同性恋终于一只脚跨进了市政府大门，这个时候冒犯市长是不明智的。然而，就连一向乐观的保罗·波帕姆也对此次会面感到沮丧。市长似乎丝毫不在意这场疫病，他的回答每次都太快了，几乎是轻率的。保罗心知肚明，卫生专员大卫·森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向市长施压。显然，尽管森瑟对艾滋病问题充满善意，但他对于这位依靠自己的工作人员来制定卫生政策的市长而言，几乎毫无威信。保罗看得出来，市政府内没有人对艾滋病问题负责，没有人真正在意他们。

1983年4月间，纽约市政厅的这次会面和其他类似事件一样，标志着抗击艾滋病运动的势头从纽约市转移到了旧金山。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纽约的艾滋病政策不过是充满了未回应的挑战、被忽视的请求和未实施的计划的一串清单。考虑到无论从生物学角度还是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纽约都是这场疫病的震中地带，这一转变颇具讽刺意味。由于《纽约人》杂志所做的杰出的报道工作，1981年和1982年这座城市的同性恋社区接触到的艾滋病信息要比旧金山同性恋社区的多得多。纽约具备打赢艾滋病攻坚战的所有要素，除了一点：领导力。在旧金山，同性恋领导人太多以致产生了一个能够就艾滋病政策进行辩论的大环境，即便辩论方式很残酷。拉里·克莱默辞职以后，不管是赞成关闭浴场，还是反对一位广受爱戴的市长，纽约再也没有人愿意站在这些不得人心的立场。相反，这座城市的同性恋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谨小慎微的路线，与市长进行建设性接触，而市长似乎对任何同性恋问题都高度认同，这或许是因为他长年处于单身状态的缘故。在纽约，抗击艾滋病的战斗将留给少数医生和不堪重负的同性恋组织去进行，许多人会死在那里；而在旧金山，艾滋病被视为当地一种现象，因为有人在采取行动。

4月23日

为了对艾滋病追根溯源，科学家回到了非洲，1983年春季的各医学杂志上充斥着与非洲相关的早期艾滋病病例的信件和记录。比利时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早在1977年他们国家就出现了扎伊尔病例的说明。与此同时，其他比利时热带疾病专家已经冒险前往卢旺达和金沙萨，他们报告那里目前在爆发艾滋病，而且显然发生在异性恋之间。4月23日，《柳叶刀》杂志的来信专栏报道了第一个记录在案的艾滋病病例。一位名叫伊比·拜博耶格的丹麦传染病医生寄来一封简短信件，称一位之前健康的丹麦女性1972年到1975年间在扎伊尔北部一家落后的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于1977年12月死于肺囊虫肺炎。拜博耶格在信中指出，“她记得自己在扎伊尔北部工作时至少遇到过一个卡波西肉瘤患者；而在落后地区当外科医生，她必然大量接触了非洲患者的血液和排泄物。”

拜博耶格总结说，他在扎伊尔工作期间，对于迅速发现埃博拉病毒的美国疾控中心团队有着深刻的印象。“也许应该由这样的团队寻找另一种非洲病毒。”他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