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好人命短

28. 好人命短

1983年4月26日，旧金山市政厅

起初，旧金山的同性恋政治圈有两个主要人物：吉姆·福斯特和哈维·米尔克。从1964年起，吉姆·福斯特就开始为同性恋政治权力奠定基础。他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成就，是在1972年创立“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那一年，哈维·米尔克搬到了旧金山。没几个月，哈维·米尔克认定旧金山监事会需要有一名同性恋监事，而非托克拉斯俱乐部喜欢的那种彬彬有礼的自由派异性恋。托克拉斯俱乐部的领导人担心逼得太紧，过于自信，同性恋可能会失去他们已经赢得的一切。哈维·米尔克把这视为唯唯诺诺，他认为如果同性恋甚至无法向自己选出的官员主张权利，那他们并没有取得多少胜利。

哈维·米尔克要求吉姆·福斯特支持他参选1973年监事，福斯特感到惊愕。他想知道，这个要当监事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福斯特对米尔克说：“我们就跟天主教教会一样。我们接受皈依者，但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天让他们成为教皇。”

这一评论让哈维·米尔克恨上了吉姆·福斯特，更多是因为个人嫌隙，而非更高层次的理念差异。托克拉斯俱乐部从没有支持过哈维·米尔克。1976年，米尔克根据他个人务实强悍的政治风格，组建了他自己的俱乐部——“旧金山同性恋民主俱乐部”。随着1977年米尔克当选监事，该俱乐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在1978年11月、其领袖被暗杀后更名为“哈维·米尔科同性恋民主俱乐部”。5年后，哈维·米尔克和吉姆·福斯特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后者正在护理一位患艾滋病的爱人。尽管如此，他俩的宿怨仍阴魂不散并决定了旧金山同性恋政治的格局。托克拉斯俱乐部和米尔克俱乐部也依然热情饱满地互相憎恶，由于近年来米尔克俱乐部的风头盖过托克拉斯俱乐部，后者可能更为心怀不满。

今晚，一切都将改变。

选票登记员有条不紊地宣布市长黛安·范斯坦的罢免投票结果，记者、专家和各路政客跟班听得目瞪口呆。旧金山的第一位女性首席行政长官不但赢了，而且以在苏联以西的民主国家很少见的高票——81%的票数获胜。不出所料，她影响力最薄弱的选区在卡斯特罗地区，在那里她只赢得了58%的选票。

此次罢免投票非但不是对执政4年的范斯坦政府的控诉，反而证明是她的一次重大胜利。她的批评者已经发现，没有哪位可靠的政治家会反对她在秋季竞选连任。她唯一的公开竞争对手是一个名叫林顿·拉鲁什的政治怪咖，这人说同性恋可以“治愈”。此外，就在几天前，民主党宣布将在旧金山举行1984年全国代表大会，这意味着范斯坦摘得了她市长生涯中最大的成果。此事触怒了保守派民主党人，他们担心，在旧金山举行的党代会将会无可救药地使该党认同处于社会边缘的同性恋；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加州人，从感情上讲，他更喜欢沿海城市。已经有人预测，范斯坦可能会在1984年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这次罢免投票启动了一种不幸的政治机制，它将对这座城市抗击病毒的斗争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上述大部分细节对我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渲染。在同性恋社区，罢免投票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战线，与同性恋领导人在应对艾滋病问题上的分歧大致是平行的。其中一方是比尔·克劳斯和“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他们倾向于发起一场激进的运动，提醒同性恋这种疾病有多危险。同性恋群体的生物生存正岌岌可危。“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是该市为数不多支持罢免投票的主要政治团体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家庭伴侣’条例”被否决感到不忿。另一方则是“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和“人权联盟”等团体的领导人，他们主张采取低调的方式应对艾滋病，担心恐慌会蔓延到异性恋身上，以致这些人可能采取大规模隔离同性恋之类的可恶行径。对他们来说，同性恋群体的政治生存正濒临险境。在罢免投票中，托克拉斯俱乐部成员成为范斯坦最坚定的支持者。

政治只遵循两个原则：忠诚和复仇。就在今晚，这两个原则决定了谁将在本市政治和政策中最具影响力。米尔克俱乐部可能会在该市的两名国会代表和各位州议员中得到更多支持；但是托克拉斯俱乐部在有关旧金山市和县的事务上——包括卫生政策方面——具有优势。鉴于范斯坦市长是医生的女儿，而且她的直觉也总是更倾向于米尔克俱乐部更强势的立场，此时的事态具有一种讽刺的意味。然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必须听取盟友的意见，而市长恰恰是个非常老练的政治家。她是否会回报托克拉斯俱乐部的忠诚，将影响下一个关键年的公共政策。旧金山仍然是芝加哥西部最高度政治化的城市，人人都知道谁的建议最有政治影响力；谁的建议可以重视，谁的建议可以忽略。

所有这一切都将变得更加明显，但在4月的那个星期二监事哈里·布利特写给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的一份备忘录上，情况甚至更显而易见了。此时，布利特还在委婉地向希弗曼施压，要求向男同性恋发布降低风险指南。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尚未出版过任何一份关于艾滋病的小册子。监事通过市政府亲自为这类出版物拨款。比尔·克劳斯和哈里·布利特的助手达纳·范·戈德坐下来，字斟句酌地编写小册子。在当天给希弗曼的备忘录中，布利特写道：“很高兴听说卫生部门有钱印这本小册子了。”又补充道，备忘录还附有一些建议用语，以备该部门在制订降低风险指南过程中遇到麻烦时使用。

当然，这些建议都被无视了；哈里·布利特不幸与“哈维·米尔克俱乐部”有来往，他曾受命接替被暗杀的米尔克担任俱乐部主席。

后来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难看，但到那天晚上，战线已然拉开，极有可能获胜者呼之欲出。要计算出有多少旧金山人会被致命的微生物感染，并最终因为政治忠诚或者因为1973年吉姆·福斯特和哈维·米尔克决定彼此憎恨而死去，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4月29日，加州，洛杉矶

迈克尔·戈特利布在和加州大学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去加州议会议长威利·布朗的办公室时，就知道自己在冒险。但这值得一试。戈特利布可以从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治疗的那些男性憔悴的脸上看出，他得这么做。他们奄奄一息，体制却不作为。第一批用于非政府组织研究的联邦艾滋病资金将在几天内发放，但它们根本不足以支付过去两年从其他项目挪用过来的艾滋病研究费用，更不用说未来几个月要做的工作了。传统的大学体制也没有对危机做出任何反应。戈特利布看得出，这种疫病要求研究人员不得不身兼数职。他把晚上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洛杉矶艾滋病项目组织”的理事会上，现在他将进入一个科学家更不熟悉的领域——党派政治。

戈特利布环视房间，发现来自加州大学各校区的28名艾滋病研究人员和他一样忐忑不安。他们将绕过大学的等级制度，直接向立法机构申请艾滋病研究资助。事实上，加州大学的官员容忍了立法机构对其研究资金的干涉，视其为民主的特质以及国家税收在该机构承销中的作用所与生俱来的倨傲。但是，大学官员们还是照常抵制立法者将其议程纳入大学重点项目中的企图。很少有加州大学教师敢陷学校领导于不义直接与立法机关交涉，更不用说像迈克尔·戈特利布或者保罗·沃伯丁这样的助理教授了。戈特利布深知，违反这种不成文的大学游戏规则所受的惩罚可能会比政治舞台上的报复更狠。政治圈里，政客们争的是权力；在学术界，他们玩的是虚荣，这是一种更强烈的本能，会激起更恶意的报复。

马科斯·柯南特想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基金会为艾滋病研究筹集经费，他自己身兼数职，几天前就召集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整合加州大学研究人员手头的所有艾滋病研究项目，制定一个协调一致的研究提案。旧金山的医生们已经有了一个有条不紊的计划。南加州的研究人员想显得更有竞争力，因而对研究地盘寸土必争。不过，当天较晚时他们达成了一致。本质上讲，该组织为初露头角的艾滋病专家设计了一份愿望清单，尽管考虑到大学研究人员中对此感兴趣者不多，资金总额仅为290万美元。大家都同意尽快将钱输入经济窘迫的艾滋病实验室。时不我待，他们得赶快。

他们知道，有了威利·布朗，就有了精兵强将。他被普遍认为是该州第二有权势的官员，仅次于保守的共和党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他支持的拨款提案几乎肯定能通过。开完会后，不出几天布朗将该提案放在了立法机构面前，并通过委员会以紧急立法的形式来加速实施。救兵已在随时待命。

洛杉矶会议结束几天后，马科斯·柯南特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著名的逆转录病毒学家的电话，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这位科学家并没有冒着风险去参加会议，而是派了一名助手来观摩会议进程，还为这位病毒学家的实验室争取到了一笔金额不大的经费。然而，现在这项提案真的要提交给立法机构了，这位医生跳出来不依不饶。他特别恼火的是，在逆转录病毒学研究方面他的实验室得到的经费比杰伊·列维医生的少。

这位著名的科学家说：“如果我拿不到跟杰伊·列维一样多的钱，我就把这事给搅黄了。”

柯南特知道这个人在大学管理层中很有分量。如果他竭力反对，提案也许会泡汤。尽管如此，柯南特还是很生气，因为这位教授根本没提交任何经费使用计划，却公然提出要钱。在此之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艾滋病研究有很大兴趣。

“我们讨论的是科学，而不是你有没有获得同等待遇。”柯南特说。

这位研究者再次发出了威胁，而柯南特最终想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经费分配方案。这还只是当年加州大学体系内的艾滋病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的开始。后来，加州大学自夸其在艾滋病方面所做的工作比其他大学都要多。话是没错，但问题正在于此。

4月30日，星期六，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

保罗·波帕姆一整天都忧心忡忡，但不是担心马戏表演是否会成功，这事已经板上钉钉了。一周前，所有1.7万个座位均已售罄，这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慈善活动首次提前售完门票。除了同性恋游行，这一晚正被打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同性恋活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已经收到25万美元的捐款。这真是太棒了；但保罗仍然担心，作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主席，他的脸会不会上电视，他的名字会不会见报；标题上写着“同性恋”三个字。保罗不希望带着这个身份回到日常工作中，他会说，他并不是因此感到羞耻，只是觉得这样会引起麻烦。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他认为，谁也没有出柜的义务，他和拉里·克莱默曾就这个问题争论不休。现在拉里辞职了，保罗只能自己纠结。

到了下午6点30分，在马戏节目开演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保罗发现自己多虑了。他本该想到这一点。纽约的非同性恋媒体并没有报道艾滋病或同性恋的事，也不打算报道为艾滋病举办的同性恋表演，无论这个活动有多大，多了不起。保罗为保住了自己的秘密而松了口气，他为同性恋社群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欣喜若狂。

曼哈顿同性恋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戏表演现场一览无余，衣着考究的有钱男人在座位间溜达，旁边是一身皮衣的女子、异装癖以及穿着时髦的女同性恋。恩诺·波斯克为此次活动设计了一份节目单，列举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成立20个月以来取得的可观成绩。该组织分发了25万份“健康建议”小册子，并请数百名志愿者充当“伙伴”，为艾滋病患者打理杂务，听他们倾诉。100多名志愿者接受培训后，成为该组织的热线接线员。在旧金山，提供教育、咨询和支持服务的各个组织均有自己的侧重点，纽约却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承担了所有工作，并已然成为全国最大的同性恋组织。

该节目单还包括一份官方声明，称市长科赫将启动“援助艾滋病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一页又一页悼念死者的通告，疾控中心每周发布的数字背后就是这样一个个名字、一张张面孔。

“我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有爱了，”保罗·波帕姆在节目单的介绍中写道，“我们正在发现自我，发现我们在压力之下也能有所成就。我们并不孤单；现在就不；大家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会熬过这段困难时期。虽然代价惨重，但我们也发现自己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看着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马戏团的交响乐队演奏国歌，拉里·克莱默内心悲喜交加，一方面为活动的成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莫名其妙成了外人感到难过。离开“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后的日子，他一直沉浸在这样的痛苦之中，有时甚至难以自抑。当一向风度翩翩的保罗·波帕姆请他起立，向大家介绍他是“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创始人时，他真的很惊讶。拉里意识到，自己的辞职之举过激了，当然，他以为自己并非辞职，而是被迫离开。如果他们真的在意他，就不会同意他辞职；是他们把他赶了出去。不过，他们最终会请他回到理事会的，拉里心想；肯定会的。

恩诺·波斯克将记住这场马戏表演，因为这一天瑞克·威利考夫的爱人鲍勃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这使得住过火焰岛海洋街上那栋房子的艾滋病人又增加了一个。几乎就在他被确诊的同时，维斯死了。维斯曾在1980年夏天与尼克、瑞克以及保罗·波帕姆的已故男友杰克·诺一起住过那栋倒霉的房子。这栋房子的住客里面，活着的或是没有病倒的，只剩下恩诺、保罗以及另一个人。

5月1日，旧金山综合医院，86号病房

当保罗·沃伯丁收到419 463美元艾滋病研究拨款的正式通知时，他知道自己应该感到高兴。这是国家癌症研究所为这一疫病发放的最大一笔拨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戈特利布只收到20万美元，而实际上正是戈特利布发现了这种病。此时此刻，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任何机构还没有宣布过要为艾滋病提供更多经费。

然而，看到研究经费的通知，沃伯丁的沮丧之情大过欢喜。靠这笔数目不上不下的钱他能做的远远赶不上做不了的。

比如，杰伊·列维得到了8万美元经费，由于其中只有1.3万美元能用于购买设备，他依然拿不出足够的钱去买对他未来的研究至关重要的超高速离心机。他必须等待州议会批准。类似的情况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各艾滋病研究实验室也纷纷上演。沃伯丁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待遇优于其他从事艾滋病研究的同事的，与大多数人不同，他在电视台工作人员蜂拥而至时畅所欲言。尽管医院的管理人员总在拖延开设艾滋病病房的事，但由于媒体对疫情的密集关注，使得计划开设时间提前至7月中旬。

保罗·沃伯丁知道，作为艾滋病临床医生，他已经拥有了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条件；从全球视角来看，这让保罗明白情况有多糟糕。

5月2日，黄昏，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大部分美国人认为坏人不会早死。

英年早逝总是带有某种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最终，恰恰是这种情绪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保护同性恋免受他们所惧怕的对抗性反应。在这个国家，民族精神中的善良一面将战胜那些以所谓“上帝的愤怒”煽动人心者。此外，同性恋自己也正在将过早死亡浪漫化。在“香缇计划”中，许多男同性恋加入了悲伤心理辅导师的队伍；颇有经验的生死学大师谈起“到另一边去”时，就好像艾滋病是一张车票，带他们去往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这样的伤感想法使得当晚在全美进行的烛光游行注定会成功。

从下山走到卡斯特罗附近小山谷的那一刻起，盖瑞·沃什便知道这场游行一定会很轰动。同性恋游行在旧金山已变得司空见惯，以至于通常带有欢快的鸡尾酒会气氛。这一次则不同。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有些人带来了离世友人的照片；有些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纪念爱人吉姆·戴，1982年7月2日”。有些标语牌弄得像墓碑：

肯·霍恩

生于1943年7月20日

卒于1981年11月30日

现场气氛阴沉。而盖瑞感到振奋。几个月来他一直觉得孤独，现在看来所有人都彼此关爱。

盖瑞的侄子瑞克·沃什和他的妻子开车从郊区赶来。安琪·沃什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男的打扮成修女，大男人们手牵着手；就在公开场合。安琪紧紧抓着瑞克的手。在安琪工作的复印中心，已经有人隐晦地说艾滋病可能是上帝对同性恋的诅咒。

马修·克里格在市场街和卡斯特罗街的交汇处遇到了盖瑞·沃什，把买来的鲜花递到了他这位前情人的手里。成千上万人挥舞着蜡烛和标语，在十字路口走来走去。盖瑞竟然能把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马修感到自己从没有像此刻这样为盖瑞骄傲。

当这群人踏上宽阔的市场街，准备以大家熟悉的方式步行11个街区前往市政厅时，电视台工作人员蜂拥而至，拍摄这群手举横幅的艾滋病患者——横幅上写着“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深谙媒体之道的克里夫·琼斯自告奋勇地在横幅前面为摄影机开道，以便把那些急于挤进媒体镜头里的政客、同性恋野心家以及抢镜头的变装者拉到一边。克里夫很清楚，他希望出现在世界各地照片上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艾滋病患者。

这场游行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好的媒体机会，令克里夫不好意思的是自己之前居然没想到。当然，各种事件不谋而合地确保了当晚的成功。媒体往往像永动机一样，自己加油添醋。由于新闻杂志具有权威性，很多媒体都跟着发表了封面报道，也引发了官方的更大兴趣，这倒又给媒体报道提供了新的新闻素材。晨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改变同性恋生活方式的报道。那一天，卫生部宣布扩大各公共卫生中心的艾滋病筛查范围。当天下午，市长黛安·范斯坦在其办公室欢迎到访的艾滋病患者，不仅拥抱，还嘘寒问暖，并宣布设立“艾滋病宣传周”。她还请求国会对艾滋病问题加大投入。

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摄像机和印刷工人对于烛光游行之类活动的需要，就跟游行者需要记者是一样的。许多现代新闻都是厚颜无耻伪造出来的，从新闻发布会得来，是大量公关人员写的用来炒作的新闻通稿。这场游行给疫情带来了真实感——即使它的确是为了制造新闻而设计的，它带着真诚的芬芳。

烛光摇曳了一英里，如今队伍快到市政厅了，暮色中只见一条光带和一路人。这一幕让克里夫·琼斯想起了他努力让同性恋关注艾滋病的这一年。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卡波西肉瘤基金会”即将改名为“艾滋病基金会”，已经不再需要他了。接手它的已经变成注重程序的官僚，而非煽风点火的人。克里夫知道他应该为这长长的队伍欢欣鼓舞，但其实他很伤心。越来越多的朋友被确诊了。光是“确诊”一词，就标志着克里夫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如今人们一说某某被“确诊”了，你根本不需要问是什么病；对于男同性恋而言，这个动词已经不需要对象。除此之外，克里夫在过去一年花了很多时间和基金会办公室的鲍勃、大卫、凯文、杰夫们相处；很难有什么事情令他精神振奋。他累了。他想，也许他得彻底离开这个城市了。

6 000人站在联合国广场，靠近圆顶市政厅，聆听艾滋病患者的演讲。大多数演讲者都体重骤降，所以身上的衣服松松垮垮。几个月前，他们还很健壮、充满活力，但现在他们走路时身体歪得厉害。他们站在那里，关节僵硬疼痛，眼睛瞪得像稻草人。

盖瑞·沃什举着横幅的中间部分，左右两边站着鲍比·坎贝尔和马克·费尔德曼。鲍比是个护士，自称“卡波西肉瘤海报男孩”；马克则是盖瑞的前男友，那晚看起来特别苍白倦怠。

“我们的总统似乎不知道艾滋病的存在，”马克·费尔德曼告诉这群人，“他让核弹刷上美国国旗，花在油漆上的钱都比花在艾滋病上的多。这太恶心了。”

盖瑞从舞台上看向人群，心想，大家真的关心这些事了。他觉得他几乎能感觉到自己的病灶正在消退。

比尔·克劳斯兴高采烈地从市政中心出来。同性恋社区正逐渐意识到艾滋病的存在。媒体终于开始关注这一疾病。他认为，更深入的新闻调查将迫使里根政府开始提供充分的研究经费。现在一切都要改变了。

正如克里夫所愿，盖瑞·沃什和其他高举“为我们的生命而战”横幅的艾滋病患者的照片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休斯敦、芝加哥、达拉斯、波士顿等城市举行的游行引发了当地媒体对此疫病的首次报道。当然，在纽约，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仍然顽固不化。《纽约时报》是一家不受廉价情绪影响的机构，它在报道的几个不易察觉的段落里提及了此事，而且完全没有提到颇为关注此事的主要是同性恋。相反，它只是声称这群人“大多是男性”而已。

盖瑞·沃什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已经4个月了，彼时美国的艾滋病病人首次超过了1 000人。根据疾控中心1983年5月2日，也就是烛光游行这天，发布的数据，美国确诊的艾滋病患者新增36%，达到1 366例。其中大约38%的人，或者说520人，已经死亡。这一死亡率并不能反映出未来艾滋病患者死亡的真实情况。已经确诊了两年的患者至少有75%的人已经死亡。近一半的艾滋病患者是年龄在30到39岁之间的男性，22%是20多岁的男性。所有病例中，27%的人患有卡波西肉瘤，51%的人患有肺囊虫肺炎，8%的人同时患有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还有14%的人患有各类机会性感染，比如隐球菌感染、弓形虫病或隐孢子虫病。全国大约有44%的艾滋病患者住在纽约，尤其是曼哈顿。旧金山已有169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47人已经死亡。洛杉矶、迈阿密和纽瓦克的艾滋病患者数量仅次于这两地。

这场疫病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艾滋病患者中71%是男同性恋，他们几乎是唯一患有卡波西肉瘤的人群；而静脉注射吸毒者除了肺囊虫肺炎以外，很少得其他病。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倾向于认为催情剂可能与卡波西肉瘤发病有关，尽管尚无确切证据；因为缺乏经费，疾控中心无法开展任何进一步的流行病学研究。

事实上，由于人手不足，疾控中心甚至被迫停止对新的艾滋病人进行访谈。他们从当地公共卫生机构那里得知，最近确诊的患者跟以往的不同，并不是因滥交、吸毒之类纵情放浪的生活方式而感染的。这一点是说得通的，因为现在的传染途径更广了；一个人用不着与1 100人发生性接触，就能碰到病毒携带者。在纽约和旧金山，寥寥几个性伙伴就可能中招。然而，疾控中心无法开展教育活动来警示男同性恋，因为他们没有经费。

疾控中心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许多人都跟比尔·克劳斯一样，指望媒体的关注会改变这一切。但最终他们也会像比尔一样失望。

“瞧这些美国艾滋病人啊！”雅克·莱博维奇医生一边看着旧金山艾滋病患者举着标语抗议的电视报道，一边想。巴黎的媒体也充斥着关于艾滋病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法国的医疗用血大量来自美国。公开身份，举行盛大游行，这完全是美国人的做派。这种事永远不会在巴黎发生，莱博维奇想。美国人就是这样，就像菲尔·唐纳修的秀，那么天真，那么令人反感。

烛光游行结束后的头几天，盖瑞·沃什似乎徜徉在一片粉红色的喜悦之中，但随着这种情绪的消退，他感到疲惫不堪。他的朋友马克·费尔德曼因为肺囊虫肺炎再次住院，人们都说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游行之后的一周，马科斯·柯南特在盖瑞身上发现了3个新的病灶。他的体重也在下降。

偶尔，盖瑞想到卡斯特罗街上走一走，陌生人会当街拦住他，称赞他多么出色、勇敢而无畏。盖瑞不觉得自己会这样高尚下去，因为他可能年纪轻轻就死了。得艾滋病没有带给他更多的智慧；得艾滋病也不是什么美事；它让人痛苦、悲哀、沮丧。就像你听说自己会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死于车祸，但没人能告诉你时间和地点，只知道你会死。闲暇时，盖瑞内心的期待和恐惧交织在一起。见过柯南特医生一两天后，他总感到呼吸短促，他想知道是不是他的脑子又在跟他开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