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当务之急

29. 当务之急

1983年5月，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每个人都跟唐纳德·弗朗西斯说，亚特兰大没那么糟，但实际上确实很糟。唐一天到晚在开会，妻子凯伦和两个孩子住在一家汽车旅馆里，直到凯伦终于找到了房子。自从开始在亚特兰大和凤凰城之间奔波以来，唐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不过，他很少有机会享受家的温暖。

就艾滋病研究经费应从新的经费中拨付，还是从其他项目挪过来，疾控中心官员和政府预算人员之间摆开了交锋的阵势。卫生官员那一边被迫公开表示，这些机构已有抗击艾滋病所需的全部经费，因为它们可以从其他项目预算中挪用。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看来，拨给美国公共卫生署的80亿美元已足够慷慨，挪用一二不成问题。而在疾控中心，唐纳德·弗朗西斯正试图整合出该机构的第一个艾滋病实验室，此举意味着混乱在所难免。

他无法相信这就是他要着手改造的实验室，那些铜和石棉的培养箱就像从路易·巴斯德那部电影里弄来的。研究人员目前已搭建了临时实验室，例如，为了将二氧化碳输送到一个有病毒培养物的房间，一名病毒学家直接用螺丝刀在墙上砸了个洞，以便把这个房间二氧化碳罐上的橡胶管拉过来，放进病毒培养物所在的实验室。这是现代科学吗？弗朗西斯想知道。

刚开始没几周，唐纳德·弗朗西斯就建议疾控中心开始动用经费，哪怕不是分配给他们的。他认为，国会将为疾控中心纾困，后者现在应该让自己出现赤字。那些官僚思想比较严重的人听了弗朗西斯鲁莽行事的策略，不禁打了个寒战。

其他艾滋病研究人员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艾滋病活动办公室完全处于危机之中，状况一个接一个地来，他们疲于奔命。时间一直不够，没法将研究结果写下来以供发表；实验室永远人手不足，没法对组织标本进行研究；也从没有机会去研究这种疫病的细微差异，例如可能由辅助因子所起的作用。疾控中心尚未完成一项全面的研究，弄清哪些性行为会传播艾滋病，哪些不会。有一次，唐纳德·弗朗西斯要求订购一本关于逆转录病毒的基本教科书，但被拒绝了。疾控中心连一本150美元的教科书都买不起。

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医生知道，《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将在几天内发表文章，宣布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与艾滋病有关。罗伯特·加罗、麦克斯·埃塞克斯和吕克·蒙塔尼耶医生所提供的数据表明，首次有确凿证据指向一种特定的病毒。加罗正积极促使大家相信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就是答案，而最近几周，法国人已变得更加急不可耐地要大家相信他们分离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全新的病毒。无论如何，福格再也不能任由疾控中心的经费迟迟不到位了。5月6日，他着手给他的上司、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将要求一一列出。

“疾控中心正受到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压力，要求了解与艾滋病问题有关的资源需求。提出这些问题的包括同性恋团体、国会委员会、个别国会议员的手下，甚至还有国会图书馆。最近举行的拨款委员会听证会、媒体关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报道以及相关团体的示威活动，都激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和高度关注。

“我们明白，国会正在考虑各种要求增加1983年和1984年艾滋病研究经费的提案。这让公共卫生署和疾控中心再次处于‘追讨’艾滋病研究经费的尴尬境地。

“显然，今年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追加的经费和人手，1984年我们肯定会拓展工作。为公平起见，我必须指出，我们的计划和资源评估是基于我们目前对艾滋病的了解。我们并未将第一阶段研究结束以后对资源需求的评估包括在内。我预计，一旦确认了致病因子，研究方向将会改变，研究力度将会加强，需求将会升级。”

威廉·福格的备忘录附有一份14页的文件，其中密密麻麻地列出了如果艾滋病研究经费充足，疾控中心将会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还列出了一些项目，一旦政府不再为艾滋病研究提供更多经费，而疾控中心管理层不得不从其他项目挪用经费时，这些项目将被削减。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包括帮唐纳德·弗朗西斯建成他要的实验室，对海地人和献血者进行研究，举行一次国际性艾滋病研讨会，以及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扩大对该疫病的实地监测。总的来说，这份备忘录标志着对抗疫情的努力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经费问题现在已经摆在了卫生部门主管的面前。

这不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当这份备忘录作为“信息自由法案”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发布时，有人用笔在首页上画了黑线，就在“撤回”二字下面。

5月9日，周一，华盛顿，国会大厦，众议院卫生与环境小组委员会听证会

亨利·威克斯曼医生：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和大家谈谈我们的政府对于艾滋病危机的反应……目前，美国疾控中心已在处理第一轮危机，但它不得不将其通常用于处理肝炎、性病和其他公共卫生问题的一些工作，转移到对付突然袭来的艾滋疫情的压力上来。

国会就此表示，我们承认你们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将再拨款200万美元。疾控中心去年在艾滋病上花了450万美元，这么说没错吧？

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是的，你说的没错。

威克斯曼：现在，里根政府已经提交了1984年的预算，其中用于处理这个仍在持续的公共卫生危机的预算不是450万美元或更多，而是只有200万美元。

就在几分钟前，你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是一种必须采取措施的疫病，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你的措辞表明了某种决心。但本届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玩忽职守。目前，我们正处于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中期而非尾声，你怎么能证明减少疾控中心用于应对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经费是合理的呢？

布兰特：嗯，显然我们总是可以回过头去看自己之前的做法，然后试图分析当初是不是还有别的处理方式；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总是可以做好的。

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在事态发展方向的指引下进行研究。最早这场疾病看起来与药物有关，于是我们重点关注了某些药物，想确定到底是不是药物引起的——我不是在说违禁药物，呃，会导致免疫抑制……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卫生研究院早期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

在上述理论被否定后——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两项动物研究——我们转而考虑传染病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已经开始更全面地理解这场疫病的复杂性。

威克斯曼：既然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场疫病的复杂性，为什么还要削减疾控中心的研究经费？

布兰特：我得回去查查再说。我之前听你这么说过。我对此事并不知情，事实上我刚刚得到的信息是1984年的经费可能会上涨……

威克斯曼：归根结底我想向各位说的是，我本人对政府在艾滋病问题上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1982年4月，我们在洛杉矶就此疫病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疾控中心的一位主要研究人员告诉我们的小组委员会，300个病人只是冰山一角。我肯定他告知我们的这些信息也一定报告了里根政府。

那是1982年4月的事。

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看到国家卫生研究院拨款支持该领域的研究，尤其是针对艾滋病的；至少我们自己听说，疾控中心的研究工作将会被削减；现在，国会出面了，对政府说，让我们为你设立一个基金来应对这场危机和未来的其他危机吧；对我们，你不说这是一个建设性做法，倒说你们不在乎理论；你对经费的事不太确定，但你们有权支配经费啊，可你们什么也不做。

我只是认为，在回答国会你们为应对这场疫病做了什么时，这种方式非常令人失望。

私下里，爱德华·布兰特与亨利·威克斯曼的个人想法并没有差得这么远；而且，布兰特知道威克斯曼明白这一点；威克斯曼也知道布兰特明白他知道。威克斯曼个人很敬重布兰特，他既是强硬的政府部门代言人，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医生。布兰特的工作是给他的老板里根总统做后盾；威克斯曼的工作是反对总统并维护公众健康。当威克斯曼拒绝布兰特在听证会作证时，这一切显而易见。“我知道你个人很关心此事，并许诺要让政府尽其所能，”威克斯曼说，“我知道里根政府的政策并不是都由你来制定的。但不幸的是，制定这些政策的人让你来和我们谈，让你来消除我们的不痛快。”

听证会结束后，威克斯曼的助手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众议员特德·维斯的助手苏珊·斯坦梅茨以及旧金山女议员芭芭拉·博克瑟的助手迈克尔·豪什一起到苏珊的办公室，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谋划应对措施。听证会坐实了他们的担忧。政府非但没有承认过去的不足，并根据艾滋病研究的资金需求作出调整，反而让卫生官员在经费问题上撒谎。这几位助手需要收集一些数据来说明艾滋病研究所需的经费，而且要尽快完成。为了在10月结束的1983年财年中争取到适当的补充经费，他们必须在未来3周内让这笔钱在国会获得通过。为此，他们需要证明艾滋病研究正被削减得七零八落。

至于苏珊，次日她将奉维斯所在的调查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委员会之命去亚特兰大审查疾控中心的文件。她在疾控中心的私人消息来源告诉她，疾控中心一些沮丧的工作人员向高层提交了非常不错的备忘录。

次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从一开始就申明了两点：苏珊·斯坦梅茨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碰疾控中心的任何文件；此外，她不能在管理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和疾控中心的任何研究人员谈话。至于斯坦梅茨想看的文件，疾控中心要她详细地列一个书面清单。

苏珊·斯坦梅茨目瞪口呆。他们认为监督委员会是做什么的？他们的工作通常就是仔细研读政府文件，以确定那些被大人物否认的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然后私下找知道真相的员工谈话，并且是在老板没看到的情况下。她以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已经跟詹姆斯·科伦、哈罗德·杰斐和唐纳德·弗朗西斯等人约好了，想单独和他们谈谈。她还想看看疾控中心的档案里是否有备忘录能证明她的疑虑，即与政府所声称的相反，艾滋病研究人员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对抗此次灾难。如果不能确知这些备忘录存在，她就无法列出要看的文件清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威廉·福格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他说，所有档案中都有艾滋病患者的名字。因此，如果疾控中心向苏珊·斯坦梅茨展示这些文件，就侵犯了患者的隐私。

斯坦梅茨再次解释说，她感兴趣的是这一疫病的政策层面上的东西，比如规划、资源和预算等。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真正致力于保护隐私的机构会把人们的名字写入这些文件中，而他们的名字在其中显然是无关紧要的。

接下来的两天是复杂的谈判，其间苏珊·斯坦梅茨多次咨询华盛顿方面，众议员特德·维斯愤怒地指出这是蓄意阻挠。在斯坦梅茨看来，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爱唱反调，他们希望在斯坦梅茨查看这些文件之前先由他们对文件进行审查，但维斯不肯让步，认为他们可能会扔掉那些揭露真相的备忘录。最终，斯坦梅茨和疾控中心各级人员达成了一个包含15个方面的程序协议，他们会提取文件、删除人名，尽管她看到了那些文件，确实不包含人名，但她相信疾控中心不止清理了这些。

此外，疾控中心坚决要求在苏珊·斯坦梅茨采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之前，由他们对其所提问题进行筛选。

斯坦梅茨觉得，这事变得很奇怪。在电话中，身在华盛顿的监督委员会一些工作人员向她透露，他们从未听说过有哪个机构如此顽固地跟国会做对，尤其是在目前情况下，调查结果只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经费。

最终，苏珊到来的第二天，负责协调斯坦梅茨工作的疾控中心管理人员艾尔文·希尔耶突然宣布，不允许斯坦梅茨再进疾控中心大楼，不允许机构内任何工作人员与之交谈。

苏珊·斯坦梅茨垂头丧气。特德·维斯暴跳如雷，他给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发了一封信，要求立即配合工作。哈克勒说，维斯应该以一种更“有序”的方式操作，并表示一旦他提出具体的问题和调查区域，她会让卫生部官员予以协助。维斯别无选择，只得将斯坦梅茨召回华盛顿。

在贝塞斯达的国际卫生研究院，斯坦梅茨也遭遇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所有对研究人员的访谈都必须在该机构的国会联络员监督下进行。起初，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是合作的，但后来它明显受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压力，再想在那里挖到什么信息变得很难了。

5月12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了劳工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听证会，全国最高级别的卫生官员悉数到场，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疾控中心、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一个月前，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向国会表示：“我不认为增加的经费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我们已竭尽所能在其中寻找答案。”这就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以及那些卫生官员定立的攻守同盟。他们不会费心费力去跟那些国会代表一起“破坏预算”。因此，当小组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西尔维奥·康特向各部门负责人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时，他们再三向他保证，研究人员早已有了足够的经费，如果机构负责人需要更多资金，他们肯定会开口要的。

“你们现在的配备能支持接下来的研究吗？”康特问威廉·福格。

“跟过去一样，如果遇到突发卫生事件，我们只要调用中心其他部门的经费就行了……当然，假如无法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申请额外的经费。但目前我们打算按以前的做法来操作。”福格回答。可就在6天前，他自己刚刚给爱德华·布兰特写过信，说疾控中心“显然”需要更多经费。

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詹姆斯·温加登医生简明扼要地表示，他们的艾滋病研究一切进展顺利，“我们一直在对这种获得性免疫缺陷问题进行研究”。

“你们能否对现有的资源灵活地支配，能否对这一新出现的卫生事件做出充分而迅速的反应？”康特问国家癌症中心主管文森特·德维塔医生。

“……我们已经具备了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我认为我们掌握了涉及这一特殊病症的所有线索，”德维塔说。而在5周前，他刚给温加登写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家卫生研究院追加艾滋病研究经费。他又补充道：“我认为我们确实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理查德·克劳斯医生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他们研究所“正在尽全力学习如何应对这种可怕的疾病”。

蒂姆·韦斯特摩兰德也在现场，在他看来，此次听证会展现了华盛顿政府最恶劣的一面。作证者离作伪证近乎一步之遥。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计算预算时依据的是里根政府制定的政策。国会议员们以及对他们撒谎的科学家们都明白这一点。后来，有些人私下承认自己撒了谎，知道这是在犯错，但他们也自我安慰说，他们需要保住工作，以免被那些会犯更大错误的人取而代之。“如果我走了，谁将接替我？”他们大声质问，“有这样的政府……”

韦斯特摩兰德也惊讶于媒体居然如此轻信。似乎卫生官员的名字后面跟着“M.D.”或“M.P.H.”的缩写，他们就变得跟摩西一样可信了。难道记者们不知道再问一个难一点的问题吗？或者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在乎？

次日，华盛顿，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汉弗莱大厦

爱德华·布兰特宁愿自己那天不在办公室。这位俄克拉何马州人在离开得克萨斯大学负责卫生事务的校长助理一职加入了里根政府时，原计划只在这个岗位上待两年。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秉持“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理念，他认为他应该为自己和这个国家最终将其付诸实践。去年，里根的第一任卫生部长理查德·史威克辞职时，他也说过要走，但史威克劝他继续留任并协助部门平稳过渡。

一开始，布兰特认为艾滋病是个小问题。专家告诉他，这是催情剂引起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现在，输血病例让布兰特意识到还有其他可能，他认为他的职责是确保事态稳定。

尽管布兰特是浸信会主日学校的一名教师，但他并不热衷于改变他人的道德观念，而且作为医生他笃信科学，不认为艾滋病是来自上帝的诅咒。然而里根政府中一些较为保守的医生，还有虔信宗教人士，都祭出“上帝的诅咒”之说，并且怀疑是否真的有太多经费没有投入艾滋病研究之中。还有人写信过来，例如一位二年级教师在信中说她母亲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为什么这些同性恋得到了所有的研究经费，而我那患病的母亲却没有？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爱德华·布兰特认为他的职责是保持理性。白宫的一些中级官员试图随大流，将艾滋病患者献血定为犯罪行为并写入法律。布兰特迅速压制了这样的提议。他指出，尚无证据表明艾滋病患者的血液正在注入血库。这一提议的卑鄙之处触痛了他那根中西部的敏感神经，一如白宫中人喜欢落井下石一样。这不是美国人的做派。

但布兰特也是里根总统的忠实追随者，真心尊敬总统。几个月来，他一直在阻止医疗经费超支，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

今天，这将不得不改变。布兰特不相信砸钱就能解决问题，也不相信科学已山穷水尽，尤其是在美国人生死攸关之时。他现在意识到，艾滋病研究太重要了，经费方面不能再靠拆东墙补西墙，于是着手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管理和预算的助理部长写备忘录。

他写道，“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如今已经到了无法开展重要的艾滋病研究工作的地步。”疾控中心需要新的经费，而不仅仅是从其他预算中截取的资金。他列出了那些已经因资金转移而被“暂缓、拖延或严重削减”的“重要的预防方案”，“……1984年，我们将第三次面临重大资源重新分配到艾滋病研究项目的情况，”布兰德写道，“这种长期的资金转移将对疾控中心的重要预防方案产生不利影响。”

这份备忘录是在布兰特让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宣布公共卫生应急基金“没必要”4天后写的，因为“现有的预算和拨款程序可以有效地为这些（艾滋病）活动提供资金”。

眼看大难临头，丹·威廉医生约“圣马可浴场”的老板一起吃饭。这家浴场营业面积有4层楼，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浴场。威廉摆出了他的计划。他确信艾滋病由一种新型病毒引起并通过性传播。他的患者绝大多数都会光顾浴场。显然，浴场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最大量的性接触机会。威廉向老板解释说，没有人说这些地方应该关闭，但现在有个大好机会摆在眼前，浴场可以在推动新型同性恋俱乐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威廉对自己的想法相当自得。“一个新的安全之地——圣马可。”他说。浴场可以把私人包间的门卸了，把灯光调亮，阻止滥交，并将性行为更多地引向播放性爱视频，供男同性恋相互自慰，但要避免可能传播疾病的交换精液行为。

“别人想干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威廉回想起老板给他的回答，“我无权指手画脚。”

“圣马可浴场”在各楼层间竖了两块28×11英寸的标志牌，警示顾客说一些医生认为艾滋病是通过性传播的。过了一段时间，供群交之用的房间就关闭了。

直到后来，威廉才明白他的急切建议会对经济利益造成怎样的影响。浴场当然不想强调一种性传播疾病正在出没，正在杀死其主顾。这会毁了他们的生意。威廉意识到他可能跟医生相处得太久了，他无法想象有谁会明知自己能拯救生命却袖手旁观。一些人也许会将个人利益置于人类的生死存亡之上，这种想法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幸运的是，威廉最近刚刚成为“男性健康危机”医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希望这个新组织能够开始向这些企业施加压力，让它们意识到，企业的长期生存有赖于适应新的生物现实。他所提议的改变是如此容易理解，他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接纳。

5月18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讨论本财政年度最后一项重大的追加拨款法案，会议开始前几分钟，布兰特的信到了。其实，就算信没到，国会山的所有人也知道委员会将投票支持增加艾滋病研究经费。问题是他们会批准多少。支持开展更多研究的人所给的数字是凭空而来。布兰特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们还问过，能否在本财政年度有效使用追加的经费，”布兰特写道，“正如艾滋病形势多变且严峻，经费需求也可能会迅速变化。附件2所列的是目前以及未来几个月可以完成的额外工作。

“虽然我们不要求对这些项目提供额外的预算授权，但我们不反对国会授予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酌情裁定权，将不超过1 200万美元划给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拨款范围内的艾滋病研究。”

这番话令政府支持者目瞪口呆，之前当卫生官员们说自己已经有了研究所需的全部经费时，这帮人已经深信不疑。尽管布兰特曾试图巧妙地绕开这个问题，但即使是最忠实的政府支持者也不相信这一请求是基于艾滋病“多变而严峻”的新情况。无论情况如何“迅速”发生变化，自布兰特、福格、德维塔和克劳斯在听证会上提出无需更多经费之后并没有出现重大突破。

拨款委员会拒绝了布兰特的请求，即从其他项目中转移经费，并迅速批准为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拨款1 200万美元经费的法案。据说在国会山，一些国会议员——包括几个共和党人——对他们听到的不实之词大为恼火。然而事情还未结束。众议院将在下周对一揽子方案进行投票，各位助手认为这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终会为众议院所知。

在参议院，艾滋病又给大家出了道题，要大家演练一遍如何拒绝参议院在1980年里根获得压倒性胜利后选出的那些极右翼骨干，这是一个阐述艾滋病问题的机会。尽管参议院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来自犹他州，是个保守的摩门教徒，但他致力于不让卫生问题成为党派问题，特别是在艾滋病这件事上。然而，哈奇的委员会中包括参议院的一些最狂热的新右翼恐同分子，比如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杰里迈亚·丹顿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约翰·伊斯特。因此，当亨利·威克斯曼的《公共卫生紧急法案》到达哈奇的委员会时，他做出了不合议会常规之举，即将法案放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允许其不经过听证会就直接到达参议院。哈奇认为，与其在听证会上把卫生问题与道德多数派政治搅和在一起，还不如不开听证会。

立法机构耍的这些把戏，未来几年国会山还会因为艾滋病问题而经常上演。

5月20日

国家癌症研究所、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发出要求，让科学家们去申请比尔·克劳斯和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去年秋天想办法让国会批准的那200万美元经费，截止日期是8月1日。流程更新加速之后，这笔钱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到位，尽管科学家私底下大都认为这笔钱1984年以前不会真的进到研究机构。这200万美元不过表明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艾滋病流行期间二度提出了研究资金的申请。

5月24日

由于众议院将于第二天就艾滋病经费问题进行投票，爱德华·布兰特召集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级官员开了个新闻发布会。会上说了不少话，比如咬定致病的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劝大家无需对输血感到恐慌等，但重要的只有一句。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布兰特说，“我认为艾滋病问题迫在眉睫。”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艾滋病问题不够敏感，”布兰特说，“对于与此病有关的任何高危群体我们毫无作为。这些人都是受害者，我们将尽全力阻击这一疾病。”

这几句话让布兰特的风头盖过了众议院计划在一天后做的事，即对一些事进行说明并将艾滋病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重要程度，即使政府不愿在这上面花更多钱。从现在起，每当政府官员被问及联邦政府对艾滋病的反应时，他们都会回答说：“这是政府在卫生问题上的头等大事。”听起来确实很真诚。

就在爱德华·布兰特宣布艾滋病为政府当务之急的这一天，感染此病的美国人已达1 450人，其中558人已死。

次日，国会大厦，众议院

国会议员威廉·纳特彻需要得到众议院的一致同意，才能引入他最后一刻提出的为艾滋病研究追加1 200万美元拨款的修正案。在旁听席上，国会助手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和迈克尔·豪什屏住呼吸，希望没有乡巴佬跳出来反对并破坏一切。谁也没有那样做。纳特彻和西尔维奥·康特共同发起了支持行动。在正式介绍时，纳特彻要求将玛格丽特·哈克勒和爱德华·布兰特之前反对艾滋病研究新增经费的证词记录在案。他认为这些代表了他们的立场。

国会议员康特站起来回顾了他是如何就资金是否充足的问题质询疾控中心、癌症研究所、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各位负责人的，他显然非常生气。为使这种表里不一的行径被准确记录在案，康特逐字逐句地叙述，质询过程由此进入“国会议事录”中。

众议院一致同意发放这些经费。

在阅读有关美国头号卫生问题的新闻报道时，国会议员亨利·威克斯曼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想知道，如果这就是他们对待头号卫生问题的方式，那又会如何处理二号或三号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