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与此同时

美国医学协会新闻通稿（1983年5月6日发布）有证据表明家人间接触可能传播艾滋病

芝加哥——本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公布了一项证据，表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可以通过日常的家庭接触传播。

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詹姆斯·奥勒斯克及其同事报告了新泽西州纽瓦克8例不明原因的儿童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些在市区出生的孩子均来自有艾滋病高危人群家庭。

“其中4个孩子已经死亡，”作者写道，“根据我们的经验，生活在高危人群家庭的儿童易患艾滋病，而性接触、滥用毒品或接触血液制品并非疾病传播的必要条件。”

由医学博士埃尔·鲁宾斯坦和合作者，以及英国皇家医师约瑟夫·索纳本德和同事撰写的相关文章指出，艾滋病可由母亲子宫传染给胎儿；而患此综合征的是男同性恋，明显因其生活中某些行为过度，终致免疫系统几乎崩溃。

在随文发表的社论中，国家卫生研究院医学博士安东尼·S·福奇指出，“我们正在见证当前这种不明原因的新疾病的演变过程，其死亡率至少有50%，甚至高达75%至100%。患者数量每6个月就会翻一倍。”

他补充道，起初这种疾病似乎仅发生在男同性恋身上。继而发现静脉注射吸毒者也易感染，之后在海地人和血友病患者中均有发现，而后者显然是因输血引起的。

“患有艾滋病的婴幼儿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家人，这一发现对了解该综合征的最终遗传性具有重大意义，”他说，“如果日常近距离接触可以传播疾病，艾滋病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由于成年人的潜伏期被公认超过一年，因此该综合征对性接触者及潜在感染者的全面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如果非性接触、非血液传播也可致病，那么该综合征的影响范围可能将极大。”

艾滋病可能危及普通民众

芝加哥（美联社）——据某医学杂志今日报道，一项研究显示，儿童也许会被其家人感染致命的免疫缺陷疾病（艾滋病），这可能意味着普通人群患病的风险较之前以为的更大。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安东尼·福奇医生认为，如果家庭成员间“日常”接触就能传播疾病，“那么艾滋病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安东尼·福奇竟暗示家庭接触可能会传播艾滋病，埃尔·鲁宾斯坦对此颇为震惊。鲁宾斯坦从来都不太认同新泽西的奥勒斯克医生，在儿童罹患艾滋病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于鲁宾斯坦而言，传播方式相当明显，与现有的艾滋病流行病学数据非常吻合。胎儿显然是在母亲子宫内被感染。胎儿接受母亲的血液，就像静脉注射吸毒者、血友病患者或输血接受者一样。在奥勒斯克的研究中，所有婴儿均不满一岁，这一事实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观点。如果要将这个数据解释为“日常家庭接触”可能传播艾滋病，那就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艾滋病传播模式。鲁宾斯坦的论文在这方面解释得非常清楚明白，尽管《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似乎更喜欢奥勒斯克似是而非的分析。事实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一开始将论文寄回给鲁宾斯坦时，删掉了关于子宫传播的部分。因为鲁宾斯坦的坚持这些段落才被保住。

福奇是怎么回事？

经过调查，发现安东尼·福奇在给《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撰写社论前并没有收到鲁宾斯坦的论文，而是读了奥勒斯克的结论。

作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附属医院的艾滋病临床医师，安东尼·福奇因其在疫情初期为拯救生命所做的巨大努力而闻名。他在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等级体系中迅速崛起，当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这篇社论为人诟病之时，正是他被公认为卫生研究院的重要艾滋病问题专家之时。对此，福奇迅速作出反应，指责这是歇斯底里的媒体对他的评论“断章取义”。毕竟，他只是说家庭接触传播的可能性也许会引发所有这方面的科学意义。他辩称，普通民众并不懂科学术语。科学总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说艾滋病就是通过家庭接触传播的。此外，他还明确指出，此事的罪魁祸首是美国医学协会新闻办公室，由于该期刊的学术地位向来屈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之后，因而无耻地大肆渲染这几些医学期刊文章以博人眼球。

无论该归咎于谁，媒体就“日常家庭接触”的新闻稿掀起一波歇斯底里的舆论大潮，任何免责声明都不起作用。《旧金山纪事报》科技编辑大卫·珀尔曼重述此事，将焦点转向鲁宾斯坦对数据的解读。改写完之后，珀尔曼又打电话给美国医学协会新闻办公室，训斥了惹出这出闹剧的公关主管。其他报社很少有对艾滋病的社会影响如此敏感的撰稿人。《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援引了美联社那篇有错漏的新闻稿，美国大多数报纸也是如此。

事实上，惶恐不安的卫生官员和记者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艾滋病通过“体液”传播的事。他们所说的“体液”即精液和血液，但“精液”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会宣之于口的词，血库也依然反对使用“血液”一词。媒体的委婉措辞舒缓了人们敏感的神经，但没有消除公众的恐惧。唾液也是一种体液。艾滋病会通过咳嗽传播吗？塞尔玛·德里兹越来越频繁被问及这个问题。此外，这份报告留给公众的一个持久印象是，它会使人们在未来几年“谈艾色变”。大家都认为，科学家只是无法确定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由于潜伏期较长，潜在的传播途径要到很晚才显现出来——届时为时已晚。安东尼·福奇在他那篇不甚严谨的社论中也说过这些话。

事实上，此病的传播途径在1982年时似乎还神秘莫测，但到了1983年，谜团已经解开。那时候，已经知晓感染艾滋病的所有途径，科学家们——至少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准确地了解了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尽管如此，关于家庭日常接触传染的报道却牺牲了科学的公信力，让毫无根据的恐慌情绪占了上风，其社会危害性将持续多年。这篇报道所引发的恐惧，决定了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里讨论艾滋病的语境。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事件一周后，早报头版上的一些照片表明相关负面影响业已显露。几周以来，旧金山警察一直在通过他们的工会发出备忘录，他们很担心，不知该如何处理一个疑似同性恋的犯罪受害人的血衣。一些工会官员建议警官每次与可能的艾滋病患者接触时都要写一份特别报告，一旦得病，这种报告在残障人士听证会上会有用。“家庭接触感染”也在消防员中引发了类似的担忧。文章发表几天后，旧金山的官员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在下一个周五向这座城市的每个消防站和警察局分发了口罩、橡胶手套和10分钟的艾滋病宣传片。接下来几周，人心惶惶，一名警官试戴一种急救面罩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日报和新闻杂志上。它是人们恐艾反应的真实写照，因为“发现”家庭接触可以传播艾滋病，全国都陷入这种恐惧之中。就这样，第二种传染病——恐艾——开始蔓延。

就在旧金山分发面罩的当天，位于奥本的一座纽约州立监狱的囚犯开始绝食抗议，起因是一周前死于艾滋病的囚犯曾使用过餐厅的餐具。几天后，加州牙医被建议戴上手套、口罩和眼镜，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感染。关于应不应该强令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纽约市殡葬业者开始议论纷纷；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也跟旧金山同行一样，开始鼓励使用面罩。

5月16日，旧金山，林迪巷

盖瑞·沃什打来电话时，马修·克里格正在他位于贝纳尔高地的小屋的办公室。

“我在医院，”盖瑞说，“肺囊虫肺炎。”

马修哭了起来。

“我会好的，”盖瑞说，“我只是有点累，但我会活下来的。”

挂了电话后，马修叫来了他最好的朋友丽兹，并把情况告诉了她。最近几周，他和盖瑞的关系越走越近，但盖瑞显然想要独处，而马修虽然希望更亲近，出于尊重还是与其保持着距离。这是盖瑞第一次住院，马修希望借机与其和好如初。他想回到盖瑞的生活中。这是他搬到旧金山后一直渴望的：一个终身相伴的承诺，此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想陪着他。”马修说。

丽兹轻抚马修布满泪痕的面庞，微笑着说：“那你也不能就这样子去啊。”

马修去卡斯特罗街的戴维斯医疗中心时，带了一束气球，都是盖瑞喜欢的鲜亮颜色。当他走进盖瑞的房间，看到盖瑞虚弱地露出笑容，马修知道自己来对了。这对恋人再续前情，从那以后，比以前更亲密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艰难。为清除盖瑞肺里的肺囊虫，医生用了强效抗生素，这使得他大部分时间都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后，盖瑞会和马修聊天，或者给他的朋友马克·费尔德曼写纸条。马克也患了致命的艾滋病肺炎，住在医院另一栋楼的病房里。盖瑞在纸条上写下了“加油”。

盖瑞说，喘不上气来的时候是最艰难、最恐怖的一刻。他对马修说：“人一旦得了这病，就不相信自己能活下来，而且有时候希望自己死了。”

几天后，他的精力开始恢复，他开始急不可耐地谈论出院的事。也许他会回萨克拉门托，进一步游说立法机构建立由州长负责的艾滋病特别工作组并为艾滋病教育筹款。他为人们不把艾滋病当回事而大怒，马修想，也许就是这种愤怒在支撑盖瑞的生命。

护士们很欣赏盖瑞的胆识，并且惊讶于盖瑞会在他们早晨精神不振的时候，给他们来个非正式的心理疏导。“这家伙得了艾滋病住在医院里，居然还担心我的问题？”他们对盖瑞的医生耳语。

马修很欣慰，他能和盖瑞一起待几个月。既然如今他们复合了，马修决定写日记，记录下他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天。他知道，这将是他生命中的一段特殊时期，他希望能记住每个细节，而不是让未来的岁月模糊了场景和情感。当盖瑞康复时，马修写道：“曾经度日如年，我甚至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

等到出院回家那天，盖瑞觉得自己似乎在抛弃老朋友马克·费尔德曼——尽管马克也有全心全意的恋人和很多朋友陪在身边。出院前，盖瑞去看他，马克已经瘦得不成人形。这是盖瑞最后一次见他。

5月17日，伦敦

根据伦敦卫生部门发布的首份关于联合王国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疫情的官方报告，截至3月中旬，有3名英国人死于艾滋病，全国范围内还有6例在监测中。

这份报告以及美国传来的家庭接触可以传播艾滋病的坏消息，引发了一波艾滋病恐慌。卫生部门开始讨论是否应禁止进口美国血浆，因为英国使用的血液制品有一半来自美国。

5月19日，旧金山，卡斯特罗街区，大都会社区教会

吉姆·桑德迈尔牧师高大健硕，拥有无可置疑的正直、低沉的嗓音和浓密的白发。周日下午，当他与多为同性恋的教友们握手时，总有人会说吉姆·桑德迈尔看着就是个牧师的样子。接着会有人对桑德迈尔挤眉弄眼，因为他前一晚看到这位受人尊敬的牧师一身黑色皮衣，悄悄地出现在了福尔森街。桑德迈尔相信许多街道上都能找到教堂，在同性恋社区的各种环境里他也能感到同样的踏实自在。这就是为什么达纳·范·戈德请他参加同性恋政治领袖、艾滋病教育工作者和浴场主之间的一次会议，他希望桑德迈尔充当调停人。

“只有你是所有人都信任的。”达纳说。

吉姆患了严重的带状疱疹，正躺在床上。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叫去调解一向火药味十足的同性恋派系争端了，但是他想从这种事中抽身。当他忍着稍微一动就产生的剧痛，慢慢走进卡斯特罗街的大都会社区教会会议室时，再次为自己当初没有拒绝此事而后悔。他看得出来，这场争端需要做大量的调解工作。

邀请函是一周前从哈里·布利特的办公室寄出的，上面有一长串同性恋领导人的签名，比如克里夫·琼斯、凯瑟琳·丘西克、两位大都会社区教会的牧师、所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性恋俱乐部的领导人，还有向来怯懦的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警察局的一名律师——劳伦斯·威尔逊，亦任职于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他也签了名。

邀请函上写道，“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将提出几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措施。考虑到有大量的男同性恋定期造访旧金山，尤其在‘男／女同性恋自由周’期间，这些人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并在离开后传播到其家乡；我们认为，人们应该受到性行为方面的警示，以减少他们感染或传播疾病的风险。有关这方面信息，通常不会让来到旧金山并可能照顾你生意的游客知道。”

信上说，这群人将讨论如何确保浴场是干净的，不仅要让每位顾客都获知艾滋病的相关信息，还要在醒目位置张贴艾滋病警示。而且随函附上了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编写的安全性行为指南。

在会议开始前，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主席兰迪·斯托林已经在浴场老板间散布说，是比尔·克劳斯及其“米尔克俱乐部”的盟友们想关闭这类地方。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改变生活方式的下一步做法。实际上，根本没必要这样煽风点火。光是召开这种会议本身就已经激怒了某些浴场老板。市场街以南有家肮脏的色情皮革酒吧，名为“动物”，店主广发传单，宣称：“我们不想被人单独拎出来受这样的审判，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医疗部门或卫生部门的证据能证明浴场是艾滋病威胁的源头或主因。”

当一家同性恋报纸的记者走进来的时候，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的主任瑞克·克瑞恩责令他离开。浴场问题是不会进行公开讨论的。不，这需要以一种……适当的方式来处理。

一些业主愿意接受建议。一家名为“沸腾激情”的私人性爱俱乐部的老板承认，最近跟性有关的生意相当不景气。他早已发布了自家的“健康提示”并搞起了“打飞机之夜”，建议男同性恋在此过程中互相“帮助”。该市唯一一家双性恋浴场——苏特罗浴场——也推出了自己的安全性爱指南，然而这并不能平息异性恋主顾的恐慌，他们陆陆续续不再光顾。

其他浴场老板怨声载道，觉得人家都认为经营者应该警示顾客，就好像浴场欠了他们一样。比尔·克劳斯曾经费尽心思帮其申请执照的“美洲豹书店”老板对《湾区记者报》说：“（分发小册子的事）我不想再做了。人们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忘记正在发生的事。”“自由浴场”老板的话精辟地总结了性产业对于艾滋病的看法：“我希望所有问题都消失。”

比尔·克劳斯知道问题不会消失；消失的是男同性恋，他们奄奄一息，而浴场主什么也没有做。当比尔和凯瑟琳·丘西克一起走进会议室时，他一眼就看到了很多问题。斯托林的盟友们迅速行动，高举反对“性爱法西斯”的大旗，说这些人将“扼杀性行为”。为什么呢？他们辩称，没人真正知道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没人能证明它真的是一种病毒。传染给你的人可能是你在浴场认识的，也可能是在酒吧遇到的。

酒吧里可没人会面朝下趴着，身边搁一罐科瑞起酥油，什么人进来都可以上，凯瑟琳·库斯科一边想，一边看着会议室里涌动着否认的声浪。

凯瑟琳觉得这些政客装得好像不知道浴场在发生什么似的，她为这些人这么快就把话说绝了而感到惊讶。她原本以为浴场方面会明智地达成协议，如果在游行之前及时采取这些措施，没有人会提议关闭浴场。

双方的交锋越来越激烈，圣何塞的一名浴场老板宣布，他正在组建“北加州浴场主协会”。最终，这群人没有达成共识，只不过发了一份新闻稿称他们已经见过面。

“浴场应当关闭，”在出去的路上，比尔·克劳斯平静地对凯瑟琳说，“他们不在乎有人可能因他们而死，这些人太贪婪了。这些浴场全都该关闭。”

会议结束后不久，苏特罗浴室的老板出现在塞尔玛·德里兹的办公室。他听闻这位传染病专家直言不讳，说浴场是充满艾滋病病菌的粪坑。

“如果你要关闭浴池的话，我第二天就让你上法庭去拿临时禁制令。”他大声喊道。

德里兹担心他真的这样做。她已咨询过市检察官办公室，想知道关闭浴场是否具有合法性。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她知道，医生们尚未能分离出艾滋病病毒，因而很难下令关闭浴池。传染病学资料至多是在推论。这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吗？

尽管如此，塞尔玛·德里兹对浴场在此次疫病中所起的作用毫不怀疑。去浴场猎艳，不似在同性恋酒吧或公园里找个人。在酒吧里遇到某人，染病的机会只来自这一个人，随意性很大。公园更不确定；天公并不总是作美，灌木丛也很难为肛交这种最危险的性行为提供良好的环境。反之，浴场是肛交的天堂。滥交的唯一限制是体能。这些场所的存在就是为了提供大量的性伙伴，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极有可能感染，因为他们接触了许多人。

正因为如此，唐纳德·弗朗西斯把“商业化的同性恋性行为”称为疾病的“放大系统”。几乎每一项关于性传播疾病的研究都表明，去浴场的男同性恋比其他人更易感染性病，无论是淋病，还是梅毒、乙肝或艾滋病。有浴场在，艾滋病就必然会在男同性恋间迅速传播。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浴场，这种疾病也会在美国蔓延开来，但这些集中发生的性活动就像山林火灾一样，在助长这种疾病的传播方面，美国社会其他任何因素都不及它。

常识告诉我们，应该关闭浴池。然而对于艾滋病政策而言，常识并没有多少分量。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围绕着美国的浴场问题展开了文火慢炖式的争论，由此可见政治和公共卫生如何共同促成了灾难的降临。

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浴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棘手。旧金山会议之后的一周，华盛顿的一家浴场取消了为艾滋病举行募捐的活动，因为当地某组织散发了一本宣传册，建议男同性恋“停止或减少在多重性接触频繁发生的场所发生性行为，如浴场、书店、灌木丛和酒吧的里屋”。

浴场老板抱怨这条建议把浴场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该市的同性恋领袖们纷纷力挺，异口同声地表示在这场危机中，不该单找同性恋产业的茬。

在迈阿密，杰克·坎贝尔对浴场在疫病中所起作用的问题根本不屑一顾，这位拥有42家连锁店的“俱乐部浴场”老板，坚称佛罗里达的艾滋病患者大都是海地人，而这不是男同性恋的问题。他的话并不准确。然而，坎贝尔在同性恋社区的角色揭示了同性恋政治领袖不愿对浴场严厉整治的原因之一。比如，坎贝尔曾在全国五大同性恋组织的理事会任职，无疑是佛罗里达州最具影响力的同性恋领袖。迈阿密的同性恋领袖不会提关闭浴场，而自由派政客为了巴结佛罗里达州规模庞大的同性恋群体也不会提。

洛杉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当地同性恋政治的教父谢尔登·安德尔森是该市最受欢迎的浴场“8709俱乐部”所在地的业主。在文件上，他曾被列为浴场老板，但州长布朗任命安德尔森为著名的加州大学董事会成员后，这块地的城市建筑许可证上立即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在芝加哥，浴场老板查克·伦斯洛是当地同性恋报纸的发行人，并在同性恋民主政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纽约“圣马可浴场”的老板将其广受欢迎的迪斯科舞厅“圣人舞厅”作为同性恋社区的募捐场所，从而跻身重要人物之列。

此外，全国大多数同性恋报纸都从浴场和性产业获得了可观的广告收入。这种商业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使得同性恋领袖中鲜有人支持对浴场采取行动，而且同性恋报纸也一致支持他们的广告商。关闭浴场就连作为一个替项拿出来讨论的机会也没有。

旧金山会议之后，当地的浴场老板发起了反击。“如果艾滋病确实是性传播疾病，为什么得病的人这么少呢？”“自由浴场”的广告上这样问：“没错，我说的是很少，因为据估计有2 000万名同性恋，假如每人每年与200人发生性接触，这意味着40亿次性接触，而在四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发现了1 279名艾滋病患者，或者说，在这样的性接触数量中，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是1/3 127 443。既然同性恋还继续着这样的性行为，为什么只有1 279人得病，我们都没得呢？”

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

百万分之一的机会。

输血接受者从血液制品中获得艾滋病的机率是百万分之一，这些话在血库管理者那里已经成了老生常谈。

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里，埃德加·恩格曼医生认为这个估计出来的数字是对美国人民的无情愚弄。这位身材高大颀长、酷似喜剧演员切维·蔡斯的英国人，曾在美国血液用量最大的血库——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做了5年的医务主管。作为一名免疫学家，他早已开始密切关注疫情。在1982年年中血友病患者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后不久，他根据事实做出推论，认为这种疾病也可以在输血中传播。到1983年初，3个艾滋病病人住进了斯坦福大学医院病房；这3个人唯一的“危险行为”就是在旧金山输过血。

血库行业坚持认为，因为只有一到两名感染艾滋病的输血接受者与确诊患有艾滋病的输血者有关，那么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就是百万分之一。他们说，毕竟每年有300万美国人接受输血。但是，恩格曼医生算出的概率却不同。首先，因接受患有淋巴结病或出现艾滋病前期症状的人献的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输血接受者人数在增加，血库管理者却没有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显然，这些人也感染了病毒；血库在计算时玩了个文字游戏，将这些人排除在外。此外，每年可能有300万个单位的献血量，但是一个患者通常会接受3个而非1个单位的血液，这进一步提高了感染的概率。把没有发现艾滋病病患的地区数据也纳入计算中，这不合理。最诚实的概率计算方法应是利用艾滋病病毒猖獗的大城市数据。例如，在旧金山的欧文纪念血库，官员们发现，由于缺乏同性恋献血者，他们的血量减少了7%到15%。如果这些人在1981年和1982年献过血，这意味着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艾滋病存在之前，已经有大量血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恩格曼认为，所谓百万分之一的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在他看来，一个人在旧金山接受输血的话，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更多应为1/10 000，抑或1/5 000。

这个数字正是玩加州彩票的人希望赢得100美元的赔率，对恩格曼而言，这样的安全边际是很糟的。

恩格曼从一开始就觉得联邦政府的指导原则只要求对献血者提出质疑是不够的。该准则生效近3个月后，他发现一些高危人群仍在献血。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阅读分发的小册子，然后自觉地推迟献血。对一些人来说，献血这种行为有助于克服罹患艾滋病的恐惧。因此，血库偶尔也成了男同性恋上演否认心理戏剧的舞台。

恩格曼认定，斯坦福大学医院的血库需要验血。辅助性和抑制性淋巴细胞研究是一个新领域，作为该领域的专家，恩格曼很快选择将每份献血血样放入学校新配备的荧光激活细胞分选仪，以测出辅助性淋巴细胞和抑制性淋巴细胞的比率。测试费用昂贵，导致每个血液单位的价格上涨了6美元，约10%。但是，当你面对的是生死问题时，“昂贵”又算什么呢？

到5月底，斯坦福大学医院成了美国唯一一个决定开始检测血液以证明其是否被艾滋病感染的大型医疗中心。恩格曼居然要开展被行业抵制的检测，血液行业的其他企业大为震惊。有人说，这就是个噱头，是为了把被艾滋病吓坏了的患者从旧金山医院吸引到斯坦福大学医院。

怒火越烧越旺，恩格曼甚至在当时就注意到了。血库管理者自己好像也陷入了否认的心网之中。他们想看到艾滋病病毒确实存在的证据，他们需要超凡脱俗的证据来证明确有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事，他们想从根本上否认自己可能卷入了如此可怕的事情之中。他们还没来得及站好队，恩格曼就已经打乱了队形。

恩格曼理解这种心理。他知道血库管理者都是好人，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以理性和智慧行事。开始实施检测时，斯坦福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发布任何新闻稿。但是，恩格曼坚持一点，即他的医院不要任何未经检测的血液。半岛血库为斯坦福大学的医疗中心提供编外用血，在与半岛血库官员举行的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上，恩格曼要求他们在30天内开始检测血液，否则斯坦福将停止购买他们的血液。血库管理者不情愿地妥协了。然而，旧金山的欧文纪念血库却没有跟风，他们告诉媒体，检测毫无必要。他们说他们推出了自主延期指导原则，而且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不过百万分之一。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5月初，戴尔·劳伦斯再次会见血库管理者，向他们展示了另外10起与输血有关的艾滋病病例。他的职责是说服这些人相信，这真的是他们应该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但他失败了。血库管理者意欲把各个病例分开来单独讨论，并在细节上吹毛求疵，而不是综合起来考虑现象背后的意义：艾滋病仍在通过血液传播，有增无减。

血液问题仍然是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重点关注问题。詹姆斯·艾伦医生接手了输血方面的工作，并且日益确信延期献血指导原则会带来灾难。艾伦知道，这些问题必须由血库志愿者来问，这些志愿者往往是好心的、有公民意识的退休女士。询问是不是同性恋或静脉注射吸毒者，与询问地址和社会保障号是不一样的。疾控中心依然焦虑，因为在得克萨斯州，一名反社会的同性恋权益律师建议同性恋以发起“血液恐怖主义活动”相要挟，并说如果政府不启动重大的艾滋病研究项目，他们将集体献血。这个问题也产生了国际影响。5月中旬，法国开始禁止进口美国血液。荷兰和英国的卫生部门也在考虑类似的提议。

理想的状况是，疾控中心能通过追踪每一位接受过后期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的献血者血液的人，迫使血液问题得到解决。戴尔·劳伦斯提出过这样的项目，但没有足够的经费实施。

5月23日，纽约，查理大叔酒吧

“他终于彻底疯了吗？”当保罗·波帕姆看到拉里·克莱默闯入这家受欢迎的酒吧、站到DJ的位子上时，感到十分讶异。保罗一直为“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新志愿者举办聚会，每个人都在谈论拉里离开理事会后依然愤怒难平，不过保罗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他不知道自己该喊叫还是大笑。

“我是拉里·克莱默，”拉里冲着震惊的志愿者和“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工作人员用麦克风喊道，“我们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以为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战斗。我觉得理事会非常非常懦弱。”

保罗想，这回他真的太鲁莽太冲动了。

拉里觉得自己是被逼到这个地步的。在与市长会面后的几周里，一切还是老样子。在最近的一次艾滋病听证会上，纽约市卫生专员大卫·森瑟无动于衷地表示，艾滋病在纽约并不是什么“紧急情况”。这个城市不需要教育项目，因为同性恋在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很好。即使是最基本的医疗需求，比如医院病床，也毋需安排。该市的同性恋健康协调员罗杰·安劳也认为纽约不需要教育项目，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的观点是“市政府不应该告诉人们如何做爱”。

市政府和州政府官员都以开会来应对层出不穷的警报，确实，大卫·森瑟经常开玩笑说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引发了会议的流行。一周前，马里奥·库莫州长在广场饭店举行的一场同性恋政治筹款晚宴上宣布，他将成立一个艾滋病工作小组。第二天，州政府宣布向“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拨款10万美元用于教育项目。至于这笔拨款究竟代表了政府的真心实意，还是折射了州长和市长之间的长期不和，谁也说不清。马里奥·库莫很少会放过让对手埃德·科赫难堪的机会，而这点象征性的款项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只能显出该市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

该市也有自己的“跨部门艾滋病工作小组”，在大卫·森瑟的授权下召开会议。几乎每次会上，不同艾滋病组织的代表都会谈到对教育项目、临终关怀病床、家庭保健护理人员的需求，以及对未来医院需求的规划；也总会有某个市政府官僚答应去调查。在下次会上，市政府官员就会谈论这个那个的障碍。再下次工作组会议上，他们会带来更多的报告。等到再次开会时，又会冒出新的障碍，几乎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每次工作会议都变成了同样的问题和官方拖延的重演。人人都有话要说，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尽管纽约市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占全美总数的45%，但尚未在艾滋病教育或服务中投入一分钱。

拉里·克莱默心想，什么都没有。

“我们需要战士，”在“查理大叔”酒吧，他对着人们呼吁，“我们需要一个能对抗的理事会出来决一死战。”

保罗·波帕姆看着拉里·克莱默发表完即兴演说，走入志愿者之中。他想，你不能到处告诉人们怎么做爱（拉里却要“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这么做）；你要给他们信息；不要责骂，不要搞道德说教。保罗听厌了拉里对市长科赫和《纽约时报》的抱怨。问题确实存在，但是你得在体制范围内解决它们。如果拉里不喜欢“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处事方式，为什么不离开，成立自己的组织呢？保罗认为，拉里的行事方式与纽约男同性恋格格不入，否则他们会聚集到拉里周围的，而不是来了这里。

恩诺·波斯克的评语更简洁。他说：“这家伙完全疯了。”

拉里很高兴他的演讲赢得了一些掌声。许多志愿者过来告诉他，他们之所以参加志愿活动，就是因为读了他写的《1112人，还没完……》一文。拉里看着舞池那头的保罗，希望保罗能上来邀请他重回理事会。但保罗没有动。

在拉里·克莱默对“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发表演说，声讨市政府不提供艾滋病服务的那一晚，旧金山监事会批准将210万美元用于该市不断增加的艾滋病项目。其中有100万美元是给旧金山综合医院的，供其配备艾滋病患者专用门诊和计划中的住院病房。在“香缇计划”的支持下，监事会还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为48名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设立住处。另有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香缇计划”和“卡波西肉瘤基金会”的庞大志愿者网络中的后勤人员。有了1982年给艾滋病项目的这笔100万美元，旧金山市在艾滋病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发放的院外艾滋病研究经费。

5月24日

“性解放运动已开始自食其果。在革命先锋中，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的死亡率最高，并且还在攀升。”

那天出现在全美各地报纸上的评论，是许多同性恋政客们意料之中的。帕特里克·J·布坎南曾是前总统尼克松的演讲稿撰稿人，是个不属于任何部门的右翼分子，近年来他在社论版上发表的那些文章颇为引人注目。社论编辑一直在寻找保守派专栏作家，以弥补媒体的自由主义偏见。据说，相对保守的白宫助手很青睐布坎南，所以他的第一篇有关艾滋病的专栏文章被人们津津乐道。里根总统执政两年来对艾滋病问题缄口不言，最后他会如何表态呢？到目前为止，保守派一直不愿谈论此病；就连杰瑞·法威尔也没说什么。现在，随着艾滋病上了新闻头条，那样的日子即将结束，这篇专栏文章就是潜在反击的第一个迹象。

“这些可怜的同性恋啊，他们向大自然宣战，而如今大自然给了他们可怕的报应。”布坎南写道。

和大多数极端分子一样，布坎南并不特别讲求论点前后一致。他引用了凯文·卡希尔的说法，断言医生们就艾滋病达成了“缄默的共谋”，以支持一种观点，即自由主义者正试图掩盖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对美国造成的巨大威胁。他以戴着面具和手套的旧金山警察形象来说明艾滋病的危险性。在引用了许多不相干的医学统计数据后，布坎南总结道，不应允许同性恋接触食品，并且民主党决定在旧金山举行下届代表大会，将导致代表们的配偶及子女“受制于同性恋，而这群人全都是危险的、易传染的甚至致命的疾病传播者”。

几天后，布坎南又在第二篇专栏文章中引用了《纽约时报》对“日常接触感染”研究的悲惨报道。布坎南说，同性恋不仅在屠杀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接受者，现在还通过那些当儿科医生和日托中心保育员的同性恋对儿童造成了死亡威胁。他总结道：“长久以来，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口号就是‘只要我们不伤害任何人，我们所做的事与他人无关’。如果纽约和旧金山市中心那些滥交的同性恋能通过随意的性接触传播死亡，那他们的口号——客气点说——就不再适用了。”

5月26日，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你是个性爱纳粹。”

那天下午，比尔·克劳斯一踏上卡斯特罗街就听到了各种说法，主题无外乎此。他在《湾区记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男同性恋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重新定义同性恋解放运动，那天下午也在街上传开了。比尔试图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提出“我们男同性恋可以把这场疫病转变成我们最闪光的时刻”。然而，读者的反应迅速且恶劣。比尔被称为“反性爱”的褐衫党，说他建议大家不要去浴池的那些话是想毁了同性恋群体。比尔在托克拉斯俱乐部的对手们兴奋不已，因为这等于给他们提供了大威力的弹药来对付米尔克俱乐部。

右翼分子开始围绕滥交和浴场问题划清界限。相比之下，许多同性恋并没有选择站在哪边，而是将这些问题作为他们的一道防线。比尔承认同性恋过去的生活方式有缺陷，这在他的很多批评者看来，等于投靠了敌方阵营。他们开始窃窃私语，极尽侮辱之能事，说他痛恨自己是同性恋，说他患上了“内化的恐同症”。

比尔·克劳斯被这些批评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他加速推进艾滋病工作之时。他每周在国会办公室工作60小时，监督全国的艾滋病立法和资助。几天前，他被选为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研究和教育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这是马科斯·柯南特正在组建的一个类似于美国癌症协会的艾滋病机构。比尔还与达纳·范·戈德合作，设计了一个旨在减少艾滋病风险的地方公共教育运动，以支援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长期停滞不前的行动。

“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想救他们的命吗？”比尔向基科·戈凡特斯抱怨。

虽然不再相恋，但基科依然是比尔的知己。基科拥着比尔，手指在他浓密的卷发上游走。他不明白，那些同性恋政治家、那些说要为了爱而奋斗的人，为什么会对彼此如此残忍。他还看出，比尔因为被人排斥而深感痛苦，它比政治上的某些东西更伤人。

“如果我得了艾滋病，”比尔说，“就是那些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