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请说“艾滋语”

在旧金山，瘟疫遇到了政治。本该有一个联合的权威部门制定明智的防御计划，结果内部四分五裂，其中存在的问题成了派系争端的主题。人们公开反对公共卫生学家的工作，市、州和联邦卫生当局之间纷争不断。有一段时间，人们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而给予他们充分的警示似乎是不可能的。

——《1907年旧金山消灭鼠疫之战》公民健康委员会报告

1983年6月2日，旧金山公共卫生局

“希弗曼医生，这张海报上写着人们应该减少性伴侣。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某人去年一周有10个性伴侣，如今减到一周5个，那他就不会得艾滋病了？”

默文·希弗曼医生看起来局促不安。他选择接受KCBS电台直言不讳的记者芭芭拉·泰勒以及《旧金山纪事报》一名记者的采访，是想展示人人都在谈论的公共卫生部艾滋病宣传海报。

希弗曼说：“我们是在努力传递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信息。”

5年来，默文·希弗曼一直是位受欢迎的公共卫生主管。媒体爱他；同性恋群体崇拜他。他不习惯这样尖锐的质问，而过去7年一直在听政客们讲话的芭芭拉·泰勒继续施压。

“希弗曼医生，这张海报上说，人们应该限量使用消遣性毒品。这意思是不是一个原本每周注射3次毒品的人，如果换成每月注射1次，就可以远离艾滋病的威胁？你们没有说不要使用，而是说限量使用。”

希弗曼答道：“我们不想用教训人的口气，如果你给大家的信息是他们不爱听的，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泰勒说：“我以为我们是在告诉大家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怎么做呢？”

默文·希弗曼认为，芭芭拉·泰勒是在以一种老套的、教科书式的思路理解公共卫生问题。对此，这位公共卫生主管能够体谅，毕竟他是哈佛的公共卫生硕士。他45岁，满头白发，一生从事实地研究。然而艾滋病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卫生问题。它很敏感，它要求信息是……恰当。

在泰勒看来，这张海报就是一堆废话，而希弗曼是在委婉地宣传艾滋病预防措施，这样就不会有大批愤怒的同性恋活动人士对他大喊大叫，称他是“恐同症患者”。过去几天里，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现实中，既有希弗曼的善意，也有泰勒更为愤世嫉俗的政治分析，它们交织在一起。结果就形成了首次大规模公开展示的“艾滋语”（AIDSpeak），一种由公共卫生官员、焦虑的同性恋政客以及人数不断扩大的“艾滋病活动家”共同创造的新语言。“艾滋语”的语言学源头，与其说是真相，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肤浅和心理上的安慰。“艾滋语”术语的主要特征是语义，因为这种语言长篇大论却从无冒犯之义。

一批新的词汇正在进化成形。例如，根据“艾滋语”的语法规则，艾滋病患者不能称为“患者”，而应称为“艾滋病携带者”或PWA，就好像感染这种独特而残忍的疾病并不是一个生病的过程。“滥交”应换成“性活跃”，因为同性恋政客宣称“滥交”是在对人“下判断”，“艾滋语”认为这个词尖刻。“艾滋语”里最常用的委婉表达是“体液”，从而避免了“精液”这样令人讨厌的表述。

不过最重要的是，新语法允许同性恋政治领袖在接下来的几年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并在很大程度上对其做出决定，因为公共卫生官员很快就掌握了“艾滋语”，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政治语言。当政客像公共卫生官员一样说话，公共卫生官员像政客一样行事，这种新语法几乎使所有人都可以避免以医学术语挑战这种不断蔓延的疫病。

因此，措辞都是不涉及具体对象的。激励人采取行动时，很少用到“艾滋语”；替不作为辩护时，“艾滋语”便有了用武之地。没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恰恰相反，“艾滋语”是一种让每个人都满意的语言。“艾滋语”是艾滋病流行期间的善意之语；“艾滋语”是死神的语言。

作为美国唯一一个高度关注疫情的市公共卫生主管，默文·希弗曼成了民众的首席“艾滋语”翻译。对此，这位曾加入美国和平队的政府官员完全能胜任，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对同性恋社区的善意，这在过去几天已被充分证明。

闹剧源于几天前《旧金山纪事报》第二版上的一篇报道。其中谈到该市的浴场和性爱商场里并没有提供艾滋病信息。报道称，至少有20万名同性恋游客将来旧金山参加“同性恋自由日大游行”。许多男同性恋来此的目的之一，是体验传说中的旧金山性爱商场；大多数人仍将艾滋病视为媒体的无稽之谈，疫情肆虐就是炒作出来的。

比尔·克劳斯悄悄泄露了与浴场主们不欢而散的那次会面的情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共卫生官员——不是默文·希弗曼——对某报谈及为什么关闭浴场是最佳措施；退而求其次的话，应要求浴场张贴相关警示。

“我无权强迫浴场张贴任何东西。”希弗曼最初对调查记者这样说。

从技术上讲，他说的是实话。希弗曼唯一的权力就是利用他广泛的权威关闭任何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的东西，但他不会这么做的。在5月写给一位市民的信中，他甚至否认自己拥有这种权力，说“如果我要求关闭所有提供匿名的多重性接触服务的浴室和其他类似场所，这是不合法的。我相信，此举无异于侮辱许多公民的智商，也是对隐私的侵犯”。

希弗曼也不想强迫同性恋商业机构警示顾客，使用其设施可能存在死亡风险。“政府在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他说，“真正有效的信息来自同伴，这些来自同性恋群体本身的信息将会被大家接纳。”

像所有的“艾滋语”一样，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尽管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会设立公共卫生官员。如果社区疾病预防最好由社区自己来做，那为什么要建立公共卫生部门呢？

在回答为什么不该关闭浴场这个问题时，希弗曼显然受过了同性恋政治领袖的调教。他说：“如果关闭浴场，人们就会去别的地方进行不安全性行为。”

过去10年里，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发言人举行过无数次新闻发布会，抗议社会对男同性恋的刻板成见，即男同性恋都是完全沉溺于追求快感的性瘾者。然而，随着“艾滋语”出现，这批发言人中有很多如今又坚决主张浴场必须一直开放，因为男同性恋就是性瘾者，如果没了性爱俱乐部，他们会在每片灌木丛后面乱搞。

在《旧金山纪事报》首次报道性爱场所的经理拒绝张贴警示的事之后，市长黛安·范斯坦予以猛烈抨击：“我认为，希弗曼医生可以把卫生法规里的语言写给他们，叫他们张贴任何必要的警示。我觉得这是明智之举。”监事会的大多数成员也表示，市公共卫生主管应该命令那些顽固的浴场业主发布警示。一天后，希弗曼医生宣布他将要求所有浴场张贴警示。如果业主不合作，他就关闭浴场。“我们将言出必行。”他说。

到了6月2日，周四早上，希弗曼和浴场主会面时，后者突然表示正“盼着”张贴警示。公共卫生主管承诺在该市开展史上最“密集”的公共卫生教育活动。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之后，希弗曼给芭芭拉·泰勒看了艾滋病海报，上面给出了4条建议：“使用避孕套”“避免任何体液交换”“限制使用消遣性毒品”“减少性伴侣数量，延长在一起的时间”。海报确实在告诉男同性恋有一种可怕的疾病可能会要了他的命，但只是建议“减少”性伴侣数量和“限制”毒品数量，没有直截了当地讲出一个事实：一个性伴侣或一个被感染的针头就能送命。

“爱丽丝·B·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的领导从一开始就认为，关于浴场的纷争是比尔·克劳斯及其“米尔克俱乐部”的盟友们造成的。“托克拉斯俱乐部”主席兰迪·斯托林迅速发起了恶毒的反击。克劳斯违反了大家心里的一个共识，即浴场问题甚至不该被公开讨论。在希弗曼和浴场主会面后，“托克拉斯俱乐部”发表了正式声明。

要求张贴健康警示的命令，“是对我们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存能力的直接打击”，“托克拉斯俱乐部”指责道：“没有证据表明，是浴场或私人俱乐部导致了这种疾病。单单把同性恋商业机构挑出来为这场疫病‘负责’，这是摧毁同性恋社区的第一步。”

至于克劳斯在《湾区记者报》上发表的文章，“托克拉斯俱乐部”评论道：“以为只有一小部分‘忧心忡忡的人’意识到这种流行病的存在，他们就有权摆布他人的性行为，这是一种极其傲慢的态度。在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这种珍贵而来之不易的生活方式时，我们社区的某些人表现出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反性爱和恐慌。”

现在，他们确信比尔·克劳斯患了“内化的恐同症”；不然的话，他也会说男同性恋是性瘾者，离不开浴池。

性解放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是康斯坦丁·伯兰特——同性恋游行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我不是因为可以用避孕套才成为同性恋的，”伯兰特说，“当然，我们担心传播疾病。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把我们的体液取出来，放进法拉隆群岛附近的桶里？”

居然有人把同性恋运动的远大目标降低到弃用避孕套，克劳斯感到不可思议。

就像疫病时期的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一样，1983年6月初，浴场事件证实了媒体与政府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件事的起因不过是报上的一篇文章，于是政府官员被迫采取相对明确的立场。在洛杉矶和纽约，报纸上并没有这些令人反感的话题，也没有提出这些问题。

此外，这两个城市的公共卫生官员已向焦虑的同性恋领袖们做出了全面的保证，承诺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浴场。在旧金山，只有以停业相威胁，才迫使浴场主同意张贴警示、发放小册子。纽约和洛杉矶的浴场主已经得到保证，在他们的城市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提供艾滋病教育的动力。少数支持发放类似材料的同性恋领导人发现，商人根本不听他们的。

塞尔玛·德里兹认为张贴警示是一种逃避手段。美国宪法或许可以解释为人人拥有自杀的权利，但是浴场的波及面并不会随着顾客离开而结束。这些人会去其他地方，染上病并传染给他人。宪法没有赋予任何人带着其他人一起死的权利。希弗曼发表声明的那天，市检察官签署了一份意见书，告知公共卫生部门主管，根据国家卫生法规，“你可以……立即下令关闭公共浴场”。

希弗曼医生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几周，海报和小册子分发到了各家浴场。少数诚实的浴场老板把这些警示贴在了显眼的地方，但大多数人把它们贴在最黑暗的角落，如果他们还愿意劳神张贴一下的话。“艾滋语”是用来说的，不是用来做的。希弗曼医生没有派人去检查他的命令执行得是否到位。成千上万的男同性恋继续光顾浴场，继续一步步走向死亡。

6月3日

唯利是图之处，亦有勇气在。

盖瑞·沃什的朋友马克·费尔德曼与其他艾滋病患者一起参加了烛光游行，一个月后他去世了。盖瑞带着朋友露·蔡金一起参加追悼会。在将病况公之于众的早期艾滋病患者中，马克是第一个死亡的。尽管时日无多，但这些人勇敢地面对社会的歇斯底里和朋友的排斥，这样他们就能让人们理解，这样他们可以让人们关注此事。

马克的死状令人毛骨悚然。有好几个星期，他的嘴里全是痛苦难忍的疱疹溃疡，以致无法进食。卡波西肉瘤的病灶覆盖了他的内脏，肺囊虫充满了他的肺部，营养只能通过静脉注射摄入。

在他的葬礼上，盖瑞心情阴郁，露也不开心，因为有个念头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某天，她也会参加盖瑞的葬礼。

盖瑞扫视了房间，看到了那些将死之人的脸，看到了已死之人的脸，也看到了自己。

葬礼之后的日子里，盖瑞·沃什整个人陷入了绝望中。他开始给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的办公室打电话。在她到处宣称政府已经为艾滋病研究投入了所有需要的经费之前，她应该先和他谈谈。他说，她应该和死了朋友的人谈谈。盖瑞还试图与德克梅吉恩州长会面，后者尚未就这场疫病表示过丝毫的忧虑。他甚至给安·兰德斯写了信。这一次，战斗并不能缓解他的愤怒、沮丧或恐惧。

几周后，盖瑞跟露说，他觉得自己不会再去参加任何葬礼了。

这也是比尔·克劳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葬礼，他是和朋友罗恩·胡伯曼一起去的，罗恩在马克得病之前曾与马克约会过。后来，罗恩注意到比尔异常忧郁。罗恩想，这是因为马克之死击碎了他们残存的一点否认，之前他们一直不愿承认同性恋社区所面临的威胁有多严重。这不仅是对那些人——福尔森街上的“拳交者”——的打击，还影响到他们这群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同性恋。比尔还有更大的担忧。

比尔向他吐露了心声：“安妮塔·布莱恩特无法破坏我们的社区。联邦调查局永远不可能毁掉我们的社区；警察不能；丹·怀特不能；政府也做不到。但艾滋病或许能做到。我们已经取得的所有这些进展偏偏被某种病毒一笔勾销。”

马克·费尔德曼是签名要求《湾区记者报》解雇编辑保罗·洛赫的艾滋病患者之一。在得知马克去世后，洛赫找出了艾滋病患者名单，划掉了马克的名字。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吕克·蒙塔尼耶现在知道，新的艾滋病相关逆转录病毒并不是白血病病毒，他不再称之为RUB或HTLV。由于病毒是从一位淋巴结病患者的淋巴结中提取的，他便取了个新的名字，叫它“LAV”，即“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蒙塔尼耶感到惊讶的是，巴斯德研究所宣布了一种新的逆转录病毒，外界竟然热情不高。大多数科学家都希望晚点做出最后的判断，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实验室多做些研究再说。毕竟，加罗是一位名气更大的逆转录病毒学家，他认为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不过，蒙塔尼耶觉得他的团队更接近真相。最近几周，巴斯德的研究人员在一些血友病患者的血液中分离出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蒙塔尼耶越来越相信巴斯德研究所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尽管如此，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到底属于哪个病毒分类，他还是没有头绪。如果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那又是什么？

与另一位病毒学家在巴斯德园区的偶遇，帮蒙塔尼耶找到了得出答案的最后一步。这名同事提到了一组病毒，主要是在动物身上发现的，叫做慢病毒（lentiviruses）。lenti的意思是缓慢。这些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潜伏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开始疯狂活动。蒙塔尼耶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病毒属。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读了马病毒（equine viruses）的资料，并对其中的相似之处感到惊讶。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亦具有相同的形态，相同的蛋白质，甚至在电子显微镜图片中看起来也一样。在周六的艾滋病医生例会上，蒙塔尼耶自信地宣布他们确实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并且它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

事实证明，在对艾滋病的科学认识过程中，这是一个转折点。但在法国研究人员的生活中，它被认为是沮丧的开始。他们揭开了不明原因疾病的神秘面纱，但没人会相信他们。

6月13日，纽约

纽约大都会区每个报摊的新闻标题似乎都在尖叫着召唤大家的注意。《纽约邮报》骤然出名了，大标题用黑体赫然写着：“长岛老祖母死于艾滋病”。血库当然不会承认，因为他们至今连输血相关的艾滋病的存在都不愿意承认。但是，除了3年前做心脏手术时接受过输血，这位来自米尼奥拉的老祖母似乎没有其他的艾滋病风险。与1983年确诊的大多数输血感染病例一样，洛林·德桑提斯是在1980年接受输血的，甚至远在发现疫情之前。

突然之间，艾滋病似乎对每个人都构成了威胁，几个月前开始酝酿的极度焦虑的情绪，在6月的最后几周和7月的头几周里达到了高潮。全国上下似乎没有一处不受影响。

每件轶事都有着相同的前提，用的是同性恋社区之外难得听到的“艾滋语”。“科学家们并不清楚……”在同性恋的“艾滋语”中，意味着科学家无法证明艾滋病是通过性传播的，所以人们不应该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然而，当异性恋说出同样的话时，他们的意思是科学家不能证明艾滋病不是通过随机感染传播的，因此人们应该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社会。这两种说话方式都根植于同样的偏执语言中，一种是政治的，另一种是医学的，当然它们暗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在1983年这波谈艾色变的狂潮中，异性恋得到了最多的媒体关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似乎都有自己对艾滋病恐惧的曲解。由于《纽约邮报》已经掌握了将夸大的恐惧和妄想炮制成头条新闻的技艺，似乎最吸引人的故事正在纽约市的五大行政区上演。

就在长岛祖母的头条新闻发布后的第二天，《纽约邮报》报道了另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瘾君子艾滋病患者是贝尔维尤的管家”。这篇报道被刻意放在一篇题为“现实中的小鹿斑比在韦斯切斯特找到了一个家”的文章旁边，讲述的是一个31岁的瘾君子如何在贝尔维尤整理床铺、换床单的故事。当警察将他送到法庭接受传讯时，他们都戴着橡胶手套和医用口罩。

次日，监狱看守身穿防护服、戴着医用口罩出现在郊区的韦斯切斯特监狱。县监狱确实有一名艾滋病患者，但他被安置在离监狱主楼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那里的警卫都穿带帽的尼龙连体工作服。图片下面的文字这样写道，“当韦斯切斯特县监狱的狱警穿上专门设计的服装处理艾滋病囚犯，未来的严峻形势昭然若揭。”

皇后区看守所一名监狱厨师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消息，立即引发了狱警工会官员的抗议。惩教署的一名官员告诉狱警，让艾滋病患者做食品加工人员没有问题，随后惩教官协会主席表示，如果能让艾滋病患者负责准备和供应食物，他愿意给惩教署所有行政人员买牛排和龙虾大餐。

同一时间，旧金山也遭遇了艾滋病的恐慌。《纽约邮报》著名的“祖母头条”发表后第二天，两名艾滋病患者原被安排参加《早安旧金山》节目，以“揭开”艾滋病的神秘面纱，平息人们的恐惧。然而，这两名患者无法在节目上露面，因为演播室的技术人员拒绝给他们戴上麦克风。接着，摄影师说如果必须和两位男同性恋同处一个摄影棚，他们就拒拍这个节目。于是，两名患者改为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通过电话来接受采访；在这个旨在“揭开面纱”的节目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在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室上演这一幕的时候，旧金山市政厅里，一位高级法院的法官手拿一张从口袋大小的螺旋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我们联名签署此抗议信，拒绝与一名众所周知患有致命疾病之人共处于狭小的空间里。该疾病目前尚无科学的解释，其传播方式仍不为人知。”

30岁的“众所周知的患者”安德鲁·斯莫尔惊呆了。他知道自己本可以健康原因拒绝履行陪审团的职责，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公民责任。当消息在陪审员之间传开后，一名女性的丈夫要求她离开陪审团。其他人也很沮丧。法官收到纸条后，就此事咨询了最高法院主审法官和马科斯·柯南特医生。柯南特告诉她，艾滋病不会轻易传播，法官也不希望这种疯狂的恐惧干扰她的庭审。但是，安德鲁·斯莫尔最终还是辞去了陪审团的职务，他觉得如果陪审团四分五裂，按照乙肝的传播模式争论不休，对诉讼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同一天，报纸上纷纷刊登了圣何塞的两名护士因拒绝治疗艾滋病患者而辞职的报道。一位护士说：“真的没有人愿意走进这个房间。”在曼哈顿的艾滋病团体中，也有消息称那里的护士同样拒绝治疗某些艾滋病患者，尽管纽约的医院并不认为问题严重到要解雇那些护士。

即使死后，艾滋病患者也无法从恐惧和排斥中得到安息。纽约州殡葬业管理协会本周提议其1.1万名成员拒绝为任何疑似死于这种流行病的人处理尸体。

医生们也没有应对艾滋病恐惧的良药。在旧金山综合医院的艾滋病诊所，主任保罗·沃伯丁医生注意到同事们不太愿意与他握手，他周围的许多人似乎对他避之不及。电视新闻工作者同样对身体接触感到紧张。

在圣安东尼奥，医护人员在接近一名疑似艾滋病患者时，要求配备专用防护服——包括一件医用长袍、带帽连体服、医用口罩和鞋套。在圣地亚哥的郊区，当局取消了心肺复苏术培训课程，因为没有人愿意共享用于演示的假人，他们担心可能会因此感染艾滋病。海地裔美国人在他们集中居住的两个城市——迈阿密和纽约——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侮辱。在佛罗里达，有时候试穿一双鞋都会成为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销售人员拒绝让任何看起来像海地人的人接近任何商品。海地人的社区领袖大声疾呼，要求把海地人这一类别从疾控中心的高危人群名单上删除，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依据国籍挑出来受此特殊待遇的类别。据报道，在纽约，一些海地人向焦虑的未来雇主保证，他们并非来自海地，而是来自另一个讲法语的加勒比群岛——马提尼克岛。

社会学家推测，艾滋病焦虑比缠绕着其他疾病的焦虑影响更深远，因为艾滋病最初是在同性恋群体中发现的，而这个群体已经被社会歧视并激起了很多异性恋的恐惧。新疫病的出现等于给旧的偏见火上浇油。科学家们在谈论这种疾病时，情不自禁地用了大量的“假如……”和“但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谨小慎微地讨论“体液”问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反同性恋的旧偏见在哪里萌发，哪里就会有“道德多数派”。6月的最后几周，尽管这个组织仍在制定有关疫情的最终政策声明，但其领导人已在使用新的语言对舆论进行试探。该组织执行副主席罗纳德·古德温说：“我们对艾滋病患者深表同情，但让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政府并没有花更多的钱来保护普通民众免受同性恋瘟疫的侵害。我看到，政府没有任何问责机制，反而承诺将我们的税款投入科研，从而让这些患病的同性恋继续他们的变态行为。”另一位“道德多数派”发言人则更加直接。“如果不制止同性恋，”格雷格·迪克森牧师说，“到时候他们就会让整个国家都得病，美国就完了。”

在休斯敦，宗教激进主义牧师呼吁卫生当局关闭同性恋酒吧。“达拉斯医生反艾滋病”组织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法庭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判定在德克萨斯州，成年人间的同性性行为合法。

当报纸不报道艾滋病恐慌的时候，就吹捧疗法和科学突破。那一年，全国各地每家日报的每个版本上似乎都会有某位医生在某处宣布自己在“通往艾滋病治愈／疫苗的漫长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各地报纸都转载了《费城问讯报》的科技记者唐纳德·德雷克写的一系列精彩报道，讲述的是安东尼·福奇的壮举：他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医院里采用白细胞介素-2进行治疗，并通过移植患者健康的孪生兄弟的骨髓制造淋巴细胞，挽救了一位男同性恋的生命。这一系列报道在全国都上了头条，都在鼓吹这是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只有读完系列报道的末篇，大家才知道该艾滋病患者后来失明，并已死去。6月，还有不少人在讨论使用胸腺治疗艾滋病以取得突破，基因工程公司则提出克隆不失为摆脱艾滋病一条出路。在“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这些报道被称为“每周疗法精选”。

这些报道始终关注的是研究和研究人员。到目前为止，艾滋病文章主要出自科技作家之手。普通记者可能偶尔会写一篇有社会影响的报道，但几乎每份美国报纸的科技板块都有艾滋病的报道。正因为如此，艾滋病报道往往出现了《怪才先生》这类节目的解释性风格——罪犯手到擒来，破案过程引人入胜。它们不会揭露或讨论公共政策问题。因此，在所有关于艾滋病的报道中，没有几段是和艾滋病政治相关的。6月初，一位失望的众议员特德·维斯公开了苏珊·斯坦梅茨在疾控中心调查时遇到的问题。

疾控中心的艾尔文·希尔耶回应说：“说得好像我们在隐瞒什么似的，但我们没有。”

就在媒体对与艾滋病有关的一切都有强烈兴趣的这段时间，疾控中心的某人从楼下的自助餐厅拿了张餐巾纸，在一间办公室的门上做了个历史性的标记，上面写道：“1981年4月，就在这间办公室，桑德拉·福特发现了后来被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