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明星相

32. 明星相

1983年6月14日，丹佛

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认为，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有必要做一场直言不讳的演讲。艾滋病恐慌潮中的恐同言论激怒了布兰特，他毕生恪守的保守主义思想浸润着他对是非的古板判断。他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声明：即艾滋病不会成为歧视同性恋的工具，并认为同性恋自发组织了志愿教育和服务机构来应对这种疾病，理应得到褒奖。毕竟，里根改革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自己动手，不坐等政府项目。

哈克勒部长同意了，尽管她知道她在美国市长会议之前发表演讲，无异于主动招批评家骂。艾滋病病情最严重的几个城市的市长已要求联邦政府再拨5 000万美元作为艾滋病研究经费，并要求保证让总统签字同意众议院已经通过的1 200万美元经费。然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官员说，里根总统将否决这笔1 200万美元的资金，他希望新的艾滋病研究经费能从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其他“挥霍无度”的项目中挪出来。而且，追加5 000万美元这样的数目实在太大，不可能不让预算办公室知道。在这样的问题上，哈克勒选取了通常的管理策略来处理——说一切都好，不需要更多的经费了。

在丹佛举行的市长会议闭幕式上，哈克勒部长发表了讲话，讲稿长达17页，这标志着内阁官员首次正式宣布艾滋病政策，从而成了当天的头条新闻。

哈克勒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认为艾滋病是首要的卫生问题；你们不是在同艾滋病孤军作战，我们正和你们并肩作战。”

哈克勒再三保证艾滋病不是通过偶然接触传播的，随后又称赞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快速”反应以及政府在“探究艾滋病病因上的不懈努力”。

演讲中最有趣的部分，主流媒体却极少引用。哈克勒说：“如果不承认全国各同性恋组织所做的出色工作，任何有关信息共享的说法都是不完整的。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他们给艾滋病受害者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并致力于向同性恋群体通报艾滋病的风险以及如何将艾滋病风险降至最低。我知道在座诸位中很多人都和这些团体有过广泛的合作，我为他们的同情心喝彩。”

巧的是，市长会议与第二届全国艾滋病论坛同时举行。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几乎每个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艾滋病论坛成了一个说“艾滋语”的盛会。

最激烈的辩论集中在旧金山代表团带到会场的艾滋病预防手册上。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匆忙组织好了文字，在打字机上打出了一份黑白两色的传单。比尔·克劳斯认为，这份传单有着令人厌恶的业余和怯懦。它没有提及体液，也没有提及要避免肛交之类的特殊性行为；反而建议同性恋减少性伴侣，并选择健康的性伴侣，“避免可能导致出血的性行为”。传单和新海报被树为榜样，供其他城市效仿。事实上，这是全国所有的公共卫生机构发布的唯一一份艾滋病预防公告。

比尔·克劳斯和凯瑟琳·丘西克是“哈维·米尔克俱乐部”艾滋病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他俩带着一盒“米尔克俱乐部”制作的三色宣传册来到了论坛。“我们能谈谈吗？”小册子通过漫画和诙谐的文字明确地告诉男同性恋，什么行为是安全的，什么行为是不安全的。标题直白，比如“口交和插入性交”，建议就列在下方，还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比如“被口交和替人口交”“被插入和插入”。克劳斯能理解，卫生部门是不可能发布这样有争议的小册子的，但他认为卫生部门应该为这个部门的名字印在会场外面的人们握着的一知半解的报纸上而感到羞愧。

纽约代表团的成员多来自“男同性恋健康危机”，他们带来了一个管理方案。井然有序的文件中包括流程图和正式职位的描述，在主席保罗·波帕姆看来，这是一个健全的组织机构必备的。这本小册子反映出在拉里·克莱默离开理事会之后，“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致力于从事非政治服务。其教育计划包括与著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合作，开展艾滋病专题讨论会。遗憾的是，研讨会的听众还是同样一批500名知情人士，这些讲座并没有深入到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群，那些不把艾滋病视为生命威胁的同性恋。面对这一指控，“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的艾滋病活动人士想出了一个新的“艾滋语”——“知情选择”。

“你不用告诉人们如何做爱，”他们争辩说，“你告诉人们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让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做出选择。”

这一策略与纽约人对公民自由的担忧是一致的。没有得到民权律师认可的卫生政策是根本不会被考虑的。无论是对“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还是对纽约的公共卫生部而言，“知情选择”已然成了一个基本信条，这表明他们不愿为健康教育花钱。在纽约人看来，即便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的那些欲言又止的文件也过于大胆了。当帕特·诺曼展示旧金山浴场的海报时，一些纽约人公开喝起了倒彩。

纽约人担心的不是教育，而是保密，这是曼哈顿“艾滋语”词典的首选词。问题不久前在纽约爆发了，因为疾控中心联系纽约血液中心，希望找出更多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疾控中心要求血库提供献血者名单，后者以保密程序为由予以拒绝，但又表示，如果疾控中心能提供全州所有艾滋病患者的名单，血库官员可以将其与献血者名单进行比对。不可思议的是，疾控中心竟然照办了。甚至在这次不当处理之前，纽约的同性恋医生就对疾控中心1982年进行的集群研究感到愤怒——当时，研究人员将早期艾滋病患者的名字告诉了其他病人，以了解他们之间是否有过性接触。这样的研究有助于证实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但不能平息对疾控中心的批评。现在，纽约许多同性恋医生因为担心疾控中心会泄露病人的姓名而拒绝报告艾滋病病例。

和西海岸的大多数同性恋领袖一样，比尔·克劳斯对保密问题并不感冒，他认为这事是典型的东海岸作风。虽然他认为疾控中心官员把名单泄露给他人是白痴之举，但也觉得没有必要在此事上面耗费太多的政治资本。毕竟，名单上的人已时日无多，不可能长期承受这样的耻辱。可是，纽约的卫生官员将保密工作提升为他们的首要工作，卫生专员大卫·森瑟甚至谈到有必要将保密工作作为该市第一要务。此举取悦了曼哈顿的艾滋病活动人士，也消除了因城市服务或教育项目的匮乏而产生的一部分愤怒情绪。人们互相安慰说，这个城市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只有少数愤世嫉俗者指出，保密问题，就跟同性恋浴场问题一样，又是大卫·森瑟能稳操胜券的完美议题，因为它无需花费一分钱。在使用“艾滋语”的世界，象征性的问题几乎总能战胜实质性的问题。

论坛的总结报告是用“艾滋语”写成的完美之作。例如，“血液政策讨论组”发布了一份报告，通篇以政治术语阐述了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称任何血液检测“都必须认真考量献血者的保密问题，以及这种做法对于献血者群体产生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事实上，直接或间接的质疑已将男同性恋排除在献血者群体之外。对于一个已被剥夺了许多基本公民权利保护的群体而言，血液检疫是一种不祥的开端，它会进一步引发社会、政治、经济乃至身体的隔离。贬低一个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社会阶层，在其血液上大做文章，可能会让恐同人士和种族主义势力以‘科学’之名实现其迄今为止无法完全实现的政治目标。”

公共政策委员会投票决定，“重申我们对个人权利的支持，坚决反对任何对道德进行立法的企图。换言之，我们反对通过立法限制性行为或关闭私人俱乐部及浴场”。在结尾部分，委员会报告以华而不实的辞令总结道：“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生活在一个恐同社会，或者说恐同症才是我们健康的主要威胁。在我们为同性恋健康孜孜不倦奋斗的过程中，必须不断与内化的恐同症做斗争。”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单一病毒因子引发艾滋病”的理论，“政治策略讨论组”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了注意事项：“我们必须指出，单一病毒理论目前只是一个理论；我们认为，在科学证据出现之前，过早认同任何一种理论都将对同性恋群体的公民权利造成毁灭性打击。”

后来更名为“积极改变性观念讨论组”的“降低风险讨论组”，原本有机会为此次会议做出重大贡献——假如他们认同各种指南有可能拯救生命的话。但是，这个讨论组的最终报告承认，“没有就目前各种降低风险指南的要点和细则达成共识。我们的结论是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

“我们的结论是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比尔·克劳斯把这句话大声念给凯瑟琳·丘西克听，然后把纸揉成了一团。“同性恋群体的每个人都会死的，这两个政治怪胎居然还在争论告诉人们停止肛交是不是政治正确。”

默文·希弗曼从小就知道他会成为一名医生。他父亲是个牙医，所以他顺理成章地进入家乡华盛顿附近的华盛顿与李大学学医。但是，在洛杉矶一家县立医院的实习经历让希弗曼意识到他并不想行医，于是他加入了美国和平队，在泰国服务了两年。作为和平队的东南亚医学主任，希弗曼见识了预防医学的价值，也发现了自己的使命。随后，他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并加入了食药局，最终成为消费者事务部的主管。为了掌握更直接的权力，他接受了堪萨斯州威奇托市的公共卫生事务主任一职，在那里他留着长发、蓄着八字胡，怎么看都不像公职人员。

当1977年旧金山市市长乔治·莫斯克尼任命他为该市卫生局局长时，默文·希弗曼知道，他将从事一项高度政治化的工作。与威奇托市不同，旧金山的选民结构复杂，其中大部分人会直接表达他们的意见，旨在主张各种特殊利益的咨询委员会不少于34个。他了解到，旧金山的政治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密不可分。

在丹佛，当市长黛安·范斯坦把他拉到一边讨论浴场问题时，希弗曼脑子里又冒出了这个想法。市长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82年底，她的父亲及第二任丈夫都是医生，因而在医疗问题上给了她一些明确的意见。“如果出了问题，就得解决掉。”她说。希弗曼不认为滥交是一个孤立的、可以从人身上切掉的肿瘤；但艾滋病一来，整个同性恋群体都是病人。把病人吓得不敢去看医生，并不是解决之道。

由于疫情报道已经登上了报纸头版，范斯坦的担忧并没有那么容易缓解。她依然不明白，为什么默文·希弗曼不采取行动关闭浴场。希弗曼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逻辑：他认为，社区需要更彻底的行为改变，关闭浴场可能只会把性活动转移到别处。

范斯坦并没有被说服，但在丹佛她也没有特别坚持。她知道，自己无权命令希弗曼做任何事，因为他是向市执政官而不是她汇报工作的。在希弗曼看来，范斯坦整顿这座城市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1984年在此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可能消失。

6月16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对艾滋病问题追加1 200万美元的拨款法案，并且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尽管白宫威胁要否决一项金额更大的追加拨款法案，其中包括艾滋病经费；但两党对艾滋病研究经费的支持力度相当大，足以确保资金到位。况且，这些金额在近1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面前，不过是些零头。

然而，宗教保守派开始在艾滋病问题上活跃起来。右翼杂志《人间事》谴责了此次的参议院投票，其社论称“这［1 200万美元的拨款］是对同性恋激进分子发起的大规模游说活动做出的回答”。

在华盛顿，艾滋病预算案似乎碰上了定律：只要有一个提案刚刚走完必要的流程，马上就会传出科学上的突破，然后提案就被废弃了。已在公共卫生局传开的一份机密备忘录表明，里根政府提议在1983年10月开始的财年中将1 76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经费，这对于疾控中心、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食药局所要承担的工作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各研究机构负责人认为，要想认真解决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就得将艾滋病研究经费增加3倍，达到5 230万美元。尽管这些计算结果出自联邦研究中心的机构负责人，但里根政府并没有提出新的艾滋病研究资助计划。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科学家已经有了艾滋病研究所需的全部经费。

截至1983年6月20日，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专为《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做的最新统计，已有1 641名美国人感染艾滋病，644人死亡。纽约市报告的病例在其中占45%；另外，旧金山有10%，洛杉矶有6%。随着新墨西哥州和亚拉巴马州报告发现首批艾滋病患者，可见疫情已扩散至38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特区。疾控中心还报告，美国另有21名婴儿疑似患有艾滋病；由于该机构目前正在调查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导致免疫抑制的原因，这些婴儿尚未列入疾控中心的统计报告中。在过去6个月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翻了一番。疾控中心预测，在1983年下半年，死亡和接近死亡的人数将会再次翻倍，之后还会再翻一番。

6月21日，华盛顿

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总部所在地汉弗莱大厦，马科斯·柯南特的目光越过那张巨大的椭圆形橡木桌，直视托马斯·唐纳利的眼睛。这是他特地选的座位。唐纳利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法务的助理部长，各部门主管通过他申请更多的艾滋病研究经费；他告诉他们，不能指望政府批准新的艾滋病研究经费，而是应该从其他项目挪出经费来用于艾滋病研究。朱迪·巴克莱也在场，但她只是白宫对外联络办公室的一名特别助理。这是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部门，其工作就是与白宫不想打交道的人会面。白宫下令将会议地点由其边上的老行政大楼改到卫生部总部，已然表明它是想置身事外。当此次会议的组织者——全国同性恋工作组领导人说，他们请了马科斯·柯南特和“纽约艾滋病人协会”领袖迈克尔·凯伦参加会议时，巴克莱差点在最后一刻退出。

为了就危机的各个方面达成共识，柯南特准备了一页纸的疫情介绍。现在它就躺在橡木桌上，其最后一段无疑具有先见之明：“西方文明在20世纪还没遭遇过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病。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政府对此次危机反应迟钝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战胜传染病的知识和方法。我们迫切需要采取紧急行动，让这些方法立即发挥作用，减缓这种流行病的蔓延，防止不可估量的大灾难的发生。”

另外一些理由也让马科斯·柯南特觉得托马斯·唐纳利个人也许会认同他的观点，但是当朱迪·巴克莱为会议定了基调，他的希望旋即破灭了。

她说，艾滋病也许会像癌症一样，耗时数年才能解决，不可能“速战速决”。

柯南特争辩道，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找出病因相对容易些。而且，即使此刻也可以启动计划阻止其蔓延。

唐纳利并不是一种体察下情的语气，而是一副发号施令的官腔，在他驳斥柯南特担心未来将有几十万人丧生的想法时，柯南特心想。

“一旦同性恋意识到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疾病也就消失了。”唐纳利说。

柯南特认为，这么多人里面，唐纳利应是更清楚问题之所在的。

“人们并没有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柯南特说，“他们快要死了。政府要加快行动。”

一些国会议员曾呼吁设立一名联邦艾滋病协调员。柯南特表示赞同，他说国家卫生研究院、疾控中心、食药局必须更加谨慎地安排工作，制定目标和优先次序。他说：“政府应像对付外来入侵一样采取措施。除非我们立即行动，不然5年或10年后才可能有解决方案。”

唐纳利开始长篇累牍地陈述政府迄今所做的工作，这是一篇为卫生官员精心准备的演讲，常用于应付国会调查。

唐纳利说，发放经费需经过同行评议，要求这种由来已久的过程提速，简直太歇斯底里了。他不敢相信，科学家们竟为了获得艾滋病研究经费而要求这么做。

会后，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发了一份新闻稿，称弗吉尼亚·阿普佐“因政府承诺会与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人保持沟通而深受鼓舞”。

当马科斯·柯南特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登机时，没有感受到任何鼓舞。在回旧金山的航班上，他给里根总统写了封信。他写道，国家需要组织专家加速研究项目的同行评议过程，并任命一个能做全国性规划的艾滋病协调员。最终，这场疫病可能会使总统描绘的美国未来图景全都黯淡无光。马科斯·柯南特警告说，站在历史角度讲，罗纳德·里根可能会因为对其任期内导致数千人死亡的疾病无所作为而下台。他写道，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人将会死去，而他们大都是枉死的。

当飞机盘旋准备着陆时，柯南特茫然地从他的小窗望向湾区。他看见海上来的雾气掠过旧金山的西面，犹如幽灵的手指缓缓划过一座座守护着卡斯特罗街免遭海风侵袭的山坡。47岁的柯南特觉得自己老了，无力操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歇下来。

6月23日

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的募捐会是一场充满旧金山风格的活动。主持人黛比·雷诺兹在介绍神秘嘉宾、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出场时，顺便评论了后者的美腿，麦克莱恩顺势往下拉了拉她的抹胸长裙，以证明她的其他部位也很不错。人群热情地欢呼“我们爱你，雪莉”，不甘示弱的雷诺兹拉起高衩礼服的后半截，飞快地秀了一下她的黑色内裤。

“黛比的时代一去不返啦。”一位房产经纪人在观众席上叹道。

“看我来秀一把。”过了一会儿，歌手茉嘉娜·金开玩笑说。不过，她打的是安全牌，只是浅吟低唱了一首《我可爱的情人》（My Funny Valentine）。

当这些趣闻传到全国其他地方时，大家惊得眉毛都竖了起来，不过长久以来旧金山人的做派一直会让内地人有这样的反应。更值得注意的是，那晚出现了第一批愿为艾滋病义演的名人。其实，包括电视演员罗伯特·“本森”·纪尧姆在内的这群人，是少数几个不介意与艾滋病扯上关系的名人。其他的大多数明星，包括许多被同性恋捧出来的明星，都不想卷入一种不……高级……的疾病中。

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艾滋病仍然缺乏明星气质。即使在同性恋之中，这种病也缺乏时尚的光环。基金会售出的门票远远低于预期，虽然募捐会有所盈利，但组织者不得不发放免费入场券，以确保交响音乐厅里的人数比门票的销售数量好看。实际上，在卡斯特罗区，人们最近有了新话题，都在说“我烦透了同性恋癌症”。过去几个月的媒体聚焦让人筋疲力尽，人们开始希望它消失。当浴场该不该张贴警示的争论甚嚣尘上时，在浴场张贴警示的很少，如今却开始多了起来。

第二天，旧金山医学会

1983年夏，詹姆斯·科伦医生越来越喜欢“威利·萨顿定律”来证明艾滋病是由逆转录病毒引起的。臭名昭著的银行劫匪威利·萨顿曾被问到为什么要抢银行，他回答说：“因为钱就在那里。”

“我们会把钱放在［疾控中心的］哪里？”科伦这样问，“威利·萨顿会去哪里？我想，他现在会去找逆转录病毒。”

这样的解释总是能让人开怀大笑。詹姆斯·科伦如今已是联邦政府的艾滋病大使，把他的冰山理论幻灯片和吓人的图表带到了全国各地。今天，他与“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会谈，这群彬彬有礼的同性恋医生在科伦这样的大人物面前感到头晕目眩。科伦如今在他那套常规的说辞中添加了一些小故事，以此显示里根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

“有一天，我在酒店房间里接到一通电话，他们说是秘书打来的，”詹姆斯·科伦说。如今他担任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协调员已经两年了。“除了秘书，谁会在电话那头等着？结果是哈克勒部长。我可真没想到。”

笑声平息后，科伦继续说道：“不过部长确实支持我们的工作。”

那些彬彬有礼的医生看到《纪事报》的记者跟着科伦走出房间，跟进男厕所，站在小便池边，无礼地询问资金来源是否充足的问题，他们的脸色都变了。也许是出于对一位受人敬仰的同事的尊重，这些有礼貌的医生们从没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科伦一口咬定。

这是他那年夏天在全国传递的信息。

3年后，曾经尾随詹姆斯·科伦进厕所的那位记者问他如何评论当年的这番言论。根据《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公开的文件显示疾控中心的情况并不乐观，科伦也明白这点。即使是在他向旧金山的同性恋医生做出保证的同时，也仍在给上级写备忘录，申请更多的经费。

科伦的措辞非常小心。

“很难向体制外的人解释。在体制内为一个目标工作，与跟体制外的人谈论这个目标，是两回事，”他说，“我是否该回答‘我一直想找个统计员但没找到’？我知道助理部长正在制定预算方案，以实现目标。现在不是在旧金山站出来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听着，你有3个选择：你可以沮丧地退出；或者退出，做个局外人；或者继续忠心耿耿地在体制内工作。外面的人可能会认为你在撒谎或掩饰。这不是真的。”

此外，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人抱怨。科伦后来指出，新闻媒体没在做公共政策方面的报道。就算科伦提供了这些信息，也没有一家报纸或电视网对此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说：“能让艾滋病研究项目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件事——内部压力以及来自同性恋群体的压力。仅此而已。”

在亚特兰大，疾控中心宿主因素分部的布鲁斯·伊瓦特医生担心血库和疾控中心之间的战线变得越来越难解。他经常飞到华盛顿，向血液行业的领导者提供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艾滋病已经污染了血液供应。然而，双方并没有就某些行动方案达成协议，各自的立场反倒越来越强硬。会议经常蜕变成血库领导人对伊瓦特作为科学家的资格的质疑，并嘲笑疾控中心没有能力指导政策事务。在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布鲁斯·伊瓦特从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人身攻击。伊瓦特一再警告血库方面，他们的做法将会引发日后的过失诉讼。在国会批准的特殊保护下，血库可免于产品责任索赔。但他警告说，玩忽职守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血库很清楚，除了对献血者进行粗略的筛查，他们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随意分发疑似艾滋病感染者的血液。伊瓦特看得出，由于国会的特殊保护，血液行业自认为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他的观点根本不屑一顾。

6月下旬，美国红十字会、美国血库协会和社区血液中心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对受污染血液的恐慌，并再次坚称，如果问题确实存在，那也只是“每百万输血患者中有一例艾滋病病例”。当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就是他在案头截停了用于卫生政策的经费——试图就血液问题达成一项共识政策时，他重申支持对献血者进行筛查的指导方针，但认为无需对血液本身进行任何实际检测。

6月25日，意大利，那不勒斯

从艾滋病研讨会的角度来看，“欧洲研究小组”举办的第一个关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和卡波西肉瘤的研讨会并没有引来一大批科学家。不过，此次会议的场所却充满浪漫气息，是在位于那不勒斯湾的一座15世纪城堡——蛋堡。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从洛杉矶飞来，向大会介绍了他目前关于卡波西肉瘤双病毒模型的理论。这种恶性肿瘤向戈特利布展示了此次疫情中最有意思的谜团，因为它似乎只发生在男同性恋身上。在非洲，这种疾病长期以来一直与巨细胞疱疹病毒有关，这使得戈特利布相信，也许第二种病毒与一种尚未被发现的艾滋病毒共同导致了卡波西肉瘤。根据他“分两步走”的思路，一个人先要感染一种破坏淋巴细胞的病毒，也就是淋巴细胞病毒，与此同时第二种病毒会引起卡波西肉瘤的爆发。根据这样的想法，单单淋巴细胞病毒就能导致艾滋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静脉注射吸毒者和输血接受者很少会得皮肤癌。戈特利布把巨细胞病毒列为可能引发卡波西肉瘤的候选病毒；但他还是想不出究竟是哪一种淋巴细胞病毒。

迈克尔·戈特利布读过巴斯德研究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他们发现的一种新型人类逆转录病毒，但他并没有多想。跟大多数科学家一样，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当巴斯德研究所的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开始介绍该所最新发现的病毒时，戈特利布顿时为之一振。彻尔曼医生报告说，他们发现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会引发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胞病变，破坏受感染细胞。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临床医生，戈特利布将病毒描述与他见过的被损毁的免疫系统进行了对比。确实很有道理。他在提问环节举起了手。

戈特利布问：“这是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

彻尔曼“唔”了一声，斟酌片刻又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我会说是的，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但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不，我认为不是。”

这位法国人解释了病毒的核心蛋白质和其他特征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巴斯德的另一位免疫学家大卫·克拉兹曼介绍了对不同艾滋病患者血液的研究结果，发现明显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有关。

迈克尔·戈特利布完全信服。法国人发现了隐藏在艾滋病背后的必需的淋巴细胞病毒。第二天早上，他请彻尔曼共进早餐，并邀请他参加正在筹备的明年2月在犹他州一个滑雪胜地举行的研讨会。与其他处理各种流行病学和社会心理问题的会议不同，戈特利布希望他的研讨会能够成为一场科学思想的盛会，只谈纯粹的艾滋病科学。他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够在美国科学界点燃一把火，因为他们对新流行病的反应过于迟钝。

另一位美国艾滋病研究人员也对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的讲述印象深刻，他就是疾控中心的哈里·哈韦尔科斯医生。晚餐时，哈韦尔科斯以及他的妻子、彻尔曼，还有巴斯德研究所的其他科学家为发现病毒举杯庆贺。哈韦尔科斯很想立刻飞到巴黎取一些他可以带回亚特兰大学习的病毒。但是，由于疾控中心经费短缺，哈韦尔科斯无法另外安排行程。巴斯德研究所不得不将装有病毒的试管包上干冰，寄给疾控中心。然而，当样本抵达亚特兰大时，病毒已经死亡，只得要求该研究所再运送一次，如此一来，疾控中心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检测推迟了好几个月。

6月26日，旧金山

一群艾滋病人在1983年的“同性恋自由日游行”中走在了队伍前列，但警方早在游行前就收到了许多死亡威胁，不得不派出便衣警察在队伍中来回走动，以提供额外保护。一些穿制服的巡警在游行队伍周围指挥交通，他们戴着橡胶手套。庆祝活动结束后，4名被派去清扫垃圾的市政人员戴着医用口罩，穿着一次性纸衣服出来工作。他们担心散落在街头的垃圾可能会让他们得艾滋病。

同性恋自由日那天刚好是比尔·克劳斯的36岁生日，当晚，朋友们在他位于卡斯特罗街上段的家里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派对。比尔兴致不高。他提出要重新定义同性恋运动，结果遭到猛烈抨击，这使他垂头丧气。他曾经认为，一旦同性恋群体意识到艾滋病带来了严重的危险，大家都会团结起来对生活方式做出必要的改变。没想到他们反而对着提建议的人大吼大叫。

在生日派对上，克里夫·琼斯告诉比尔·克劳斯他要离开这个国家一段时间。去年组织“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的活动让他精疲力尽，而过去几周，他因为在比尔的文章上签了名而招致的责难和谩骂，让他不堪承受。曾和他一起发起街头激进运动的老朋友，称他是性爱法西斯和恐同分子。克里夫自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拥护者，而不是恐同分子；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些批评。与疾病本身做斗争也让他疲惫不堪。这不是一场他可以面对并取得胜利的政治运动。每天都是一场战斗，而这种疾病又是如此无情，他再努力也很难有成就感，更不用说取胜了。克里夫想逃得远远的。

比尔和克里夫都认为，每个人都快疯了。

在纽约，市长埃德·科赫因为担心发生暴力事件，也为同性恋游行分派了额外的警员。就在游行前几天，专栏作家帕特里克·布坎南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同性恋展开了新的攻击，呼吁市长科赫或州长马里奥·库莫取消游行。文章大量引用了安东尼·福奇上个月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那篇不靠谱的关于“日常家庭接触”致病的评论。还有两名医生也因为《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文章感到恐慌，他们在该市卫生局大楼的台阶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取消游行，关闭所有同性恋酒吧和浴场。这两名医生来自一个自称“道德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他们建议对所有接触食品的人员进行检查，看是否有患病迹象，并要求对死于艾滋病的人的灵柩进行密封。

与旧金山、纽约一样，华盛顿的同性恋游行人数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经过一天的演讲、排球运动和音乐表演，大约650名游行者手持蜡烛前往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广场举行集会。当发言人谴责总统对艾滋病沉默、联邦政府对艾滋病怠惰时，天空下起了小雨。

艾滋病患者亚瑟·贝内特指着白宫说：“我认为在这场综合征开始时，他们，就是那里的人，还有其他很多人说，‘让那些基佬去死吧。他们死不足惜。’我很想知道，如果死的是1 500名童子军又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疾控中心报告说，在美国有1 676人确诊患有艾滋病，其中750人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