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例行公事：1983年7月至12月

第六部分 例行公事：1983年7月至12月

世上的邪恶总因无知而起。如果缺乏见识，善意也许会和恶意一样有害。总的来说，好人总比坏人多，然而问题不在这里，人的无知确有高低之别，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邪恶或有德，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一种无知：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声称自己有权杀戮。杀人犯的灵魂是昏盲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阿尔贝·加缪《鼠疫》

1983年7月，纽约，布朗克斯区，爱因斯坦医学院

一个名叫黛安娜的女婴因为身上出现了所有婴儿艾滋病的典型症状而被带到埃尔·鲁宾斯坦的儿科免疫诊所，虽然只有几个月大，但她出生后的最初几周并没有正常发育。她父母的情况听起来有点耳熟，他们都是静脉注射吸毒者；母亲还出现了淋巴结肿大之类的免疫异常。黛安娜的哥哥也出现了同样的消耗性综合征。鲁宾斯坦医生送孩子去雅可比医院接受检查。

起初，母亲偶尔还来看望黛安娜和她的哥哥；然后她就消失了，把两个孩子扔给护士和医生照料；布朗克斯的白砖墙医院成了黛安娜的新家。

1983年初夏的几个月，这种情形反复出现。尽管艾滋病最初是从男同性恋中冒出来的，但它也扎根在贫民区的瘾君子群体中，在那里，共用皮下注射针头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播途径。这一流行病正在将儿童变成新的受害者，这些儿童的母亲或自己使用毒品或与吸毒成瘾的婴儿父亲发生性接触而感染了艾滋病。孩子们不是被遗弃，就是成了孤儿，最终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市立医院里。

埃尔·鲁宾斯坦为这些婴儿深感难过，但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计划，也许可以给孩子们一点家的感觉，同时又能避免高昂且不必要的医疗费用。鲁宾斯坦知道，可以给孩子们找养父母，但他们往往都是工薪阶层，白天无法照顾婴儿。如果能有个小型日托中心的话，鲁宾斯坦觉得，他就可以在养父母上班期间监控婴儿的身体状况，那么这个城市每天可以为每名儿童节省近500美元的医疗费。

这个计划看起来既人道，又划算，所以鲁宾斯坦向市政府官员求助。每个人都深有同感，并且不吝溢美之词，但没人有兴趣把钱投到鲁宾斯坦的日托中心。这时，鲁宾斯坦才体会到同性恋领导人这两年来的遭遇：纽约市政府只有一个意图，那就是花政治上说得过去的最少的钱来度过这场疫病。鲁宾斯坦警告说，考虑到艾滋病患者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如果现在不开始制订一些计划，这样的婴儿将出现在城里所有的病房。鲁宾斯坦的话被斥为危言耸听，他本人也被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职位转到另一个职位。

纽约市对这场疫病的反应是完全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员都极力掩盖疫情的严重程度，以证明他们的不作为是合理的。6月下旬，城市卫生专员大卫·森瑟医生报告说“患者人数趋于平稳”，并提出男同性恋有可能正在对这种疾病产生“免疫力”，而艾滋病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传染性”。市人权委员会主席以赛亚·鲁滨逊更是直白地告诉《每日新闻》“不存在疫情”。他的推断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有2亿人口的国家出现1 600个艾滋病病例，意味着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十万分之一的人得的病算不上疫病。”他说。

不管属于哪个党派，官方对艾滋病压根没兴趣，在奥尔巴尼，州长马里奥·库莫就是个明证。在财政方面，自由民主党强烈反对共和党主导的州参议院要求拨款45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研究，70万美元用于教育和预防项目。对此，州参议院一致投票决定拨款，但库莫威胁要投否决票，他说：“假如你手头有500万美元，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法案。但我并没有500万美元。”当着一个调查疫情的立法委员会的面，库莫手下的州卫生专员大卫·阿克塞罗德驳斥了对他们的批评，称纽约州更重要的健康问题是高血压。

旧金山和纽约的政治机制截然不同，这使得东海岸鲜少有同性恋领导人会非难政府。在西海岸，同性恋政治权力运动是一场草根运动，主流政治家意识到他们的地位与其取悦同性恋选民的能力有关。在纽约，同性恋的权力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模式。很少有证据表明草根运动的存在，而同性恋政治领袖则更多地依靠政府官员的支持。尽管民主党人对同性恋问题很敏感，但他们对同性恋领袖的依赖程度不及同性恋领袖对他们的依赖程度。其结果是，哪怕偶尔出现抗议官方不作为的示威活动，也是不温不火的。

假如同性恋领袖想要抗议，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能找到一个可信的平台来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6月下旬，同性恋活动组织者与《纽约时报》的副主席会面，希望一起努力扩大对同性恋社群和疫病的报道。尽管这家报纸跟踪报道了艾滋病事件中的医学研究进展，但在地铁版或国内新闻版上很少提到。顽固不化的《纽约时报》执行主编亚伯·罗森塔尔，此前曾因未报道麦迪逊广场花园的募捐会向“男同性恋健康危机”“表示遗憾”，他将此次没有报道归咎于“人为错误”；在与同性恋政客的会面中，《纽约时报》副主席依然坚称该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及“男同性恋”时将继续使用“homosexual”而非“gay”。这位高管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gay”一词有“开心”之意，即使他在整个商谈过程中采用的都是这个词在20世纪的意涵。会谈结束后，温和的同性恋领导人认为他们取得了一点进展，并这样告知同性恋报纸。对此，那名高管后来予以了驳斥：“我并没有说《纽约时报》会接受批评，我说的是愿意听取建议。”

当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开始推动城市提供更多的服务时，纽约市的漠然令她大跌眼镜。6月，克里姆医生和一群同性恋医生组织了“艾滋病医学基金会”，旨在激发人们从医学角度了解艾滋病的兴趣。很快，克里姆不得不为了市政卫生问题各处游说，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

这位56岁的癌症研究人员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工作，在那里，她被称为“干扰素女王”；1981年她在工作中首次对艾滋病产生了兴趣。她一直在寻找一种皮肤癌，想用它来测试干扰素对癌症的疗效。卡波西肉瘤的神秘表象引起了她的兴趣，皮肤上的肿瘤是可测量的，从而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干扰素作为抗癌药物的表现。

1983年初，随着玛蒂尔达·克里姆加快了自己的艾滋病研究，她对纽约市协调服务的匮乏感到吃惊。医院不愿发挥领导作用，促进有序应对疫情。市里的各家医院惧怕被人视为“艾滋病医院”，这会使它们在当前谈艾色变的情况下失去病人，因此没有哪家医院愿意跟这种疾病扯上关系。个别同性恋医生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并收集数据，但即便是纽约也没有在未来规划艾滋病诊所或病区的想法。在旧金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旧金山综合医院开展了协作研究，发现干扰素对早期患者具有一定作用；在纽约，则看不到什么进展。克里姆认为，区别在于卡波西肉瘤患者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治疗时，病情已经恶化到难以准确地反映出药物在他们身上的效果。实际上，他们走进医院时已经半死不活了。

官方长期忽视艾滋病，对研究人员的影响也很大。由于该市没有针对艾滋病患者的门诊部，因此，原本可以在专门的门诊部处理的病人被毫无必要地送去住院治疗。克里姆认为，缺乏家庭护理或临终关怀床位，也会加剧原本没必要的对艾滋病患者进行制度化处理的问题。城市将为此承担巨额成本；因为许多病人在失去工作后也没了医疗保险，于是将被迫进入公立医院。根据对艾滋病蔓延情况的预测，城市将面临巨额开支。而且在未来几年，由于缺乏教育计划，这种潜伏期很长的病毒无疑会培养出大量的艾滋病患者。

现下，克里姆已经听说了拉里·克莱默跟这个城市所做的斗争，并认为克莱默是对的。她觉得愤怒是完全合理的反应。纽约市太不负责了。

幸运的是，玛蒂尔达·克里姆比拉里·克莱默的资历雄厚，愤怒的作家拉里在与同性恋组织闹翻后，声名一落千丈。由于母亲讲德语，克里姆讲话带着浓重的欧洲口音，这让她听起来像个权威研究人员。她嫁给了猎户座影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亚瑟·克里姆，后者在强大的纽约—洛杉矶高级金融圈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有着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科学声望，克里姆似乎是老天爷赐给艾滋病斗士的一份礼物，因为他们仍然缺乏明星气质。

很快，她发现这一切并没有什么用。

克里姆给一些私交打电话，这些人手上有几个知名的医学和科学基金会。

“艾滋病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他们告诉她，“我们处理的是全局性问题。”

当她开始联系市政官员，讨论服务匮乏的问题时，得到的回复是：“我们先等等看事情怎么发展再说。”

“如果观望的话就太晚了，”克里姆说，“事情会完全失控，你将束手无策。”

向卫生专员大卫·森瑟求助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于是克里姆医生希望与市长科赫会面。由于她的人脉关系，这显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仍然出在科赫身上。

“我该怎么做呢？”他率先发问，“同性恋社群不喜欢我。每个人都说我是同性恋，可我不是。我不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

克里姆概述了一项协同作战方案，包括一个门诊部、一个家庭护理计划以及临终关怀的设想，并强调这些举措于市财政有利。

“我们希望看到有具体数字的材料，以证实你说的是对的。”科赫说。

玛蒂尔达·克里姆说她会提供这样的文件，市长的态度缓和了一些。

“好吧，玛蒂尔达，我会任命你为我的艾滋病工作组组长。”他说。

克里姆离开办公室时，感觉自己取得了一些成果。

她再也没有收到市长科赫的任何消息。

后来的艾滋病诊断汇编文件显示，1983年7月，纽约的艾滋病病人超过了1 000例。到7月30日，共有1 003名纽约人患上了这种致命的疾病，比几个月前全国的患病人数还要多。

7月8日，墨尔本的亨利王子医院报告了澳大利亚首例艾滋病死亡病例。医生说，这名43岁的男子曾在美国生活，今年4月回国探亲时病倒了。目前当局已经确认了澳大利亚的另外4例艾滋病病例，并正在对另外15例病人进行调查。这20名男性都坦陈近年来与美国男性发生过性关系。

澳洲大陆的第一例死亡病例引发了当地的第一波艾滋病恐慌。在悉尼，医院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讨论是否应禁止对确诊的艾滋病人的血液进行分析，因为他们担心在工作中感染此病。一个保守的宗教团体提议关闭全国的同性恋酒吧，并隔离所有从美国回来的男同性恋。《澳大利亚医学杂志》发表评论说：“也许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佐证我们早已明知的事实，即堕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丧命。”

就在首例澳大利亚艾滋病患者死亡当天，开普敦卫生当局宣布，南非有5名男同性恋罹患艾滋病。西欧已有160例确诊病例，欧洲议会的社会党领导人呼吁卫生当局停止进口一切来自美国的血液制品。在法国，当局效仿美国的做法，开始对献血者的性史和药物史进行筛查。欧洲病人数量的增加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在11月召开一次关于艾滋病的国际研讨会。

在旧金山，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宣布，目前艾滋病已成为30多岁及40多岁单身男性的主要死因。对艾滋病患者的分析进一步表明，病情正在从卡斯特罗社区向旧金山各地更大范围的同性恋人群中扩散。

7月17日，迈阿密

艾滋病的情况总是这样：有了新发现的那一刻，事情或许会变得更有希望或更前途暗淡，而艾滋病的新转折几乎总是前途暗淡的，而且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暗淡。

最坏的情况往往是层层叠叠混杂在一起的。当疾控中心的戴尔·劳伦斯医生前往迈阿密调查首例血友病艾滋病患者的妻子感染艾滋病的事时，并不感到惊讶。

这名70岁的妇女刚从第一次肺囊虫肺炎发作中缓过来，气喘吁吁。她的丈夫两个月前死于肺囊虫肺炎。戴尔向她询问了所有可能的风险因素。他们一起剥蔬菜皮吗？他俩共用的厕所里有没有出现过直肠出血？夫妻俩共用一支牙刷吗？她说，只有一种可能，而且非此莫属。因为他们很少过夫妻生活，戴尔才能估算出妻子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根据死者的病历，戴尔很快意识到丈夫感染病毒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其年迈的妻子。而两人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病倒的。

这种疾病的潜伏期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取决于受感染者自己的体质。此外，劳伦斯现在认为，这种疾病的平均潜伏期可能长达4年，比大多数研究人员推测的6个月到2年要长得多。

过去一年，劳伦斯一直在研究血友病患者和输血接受者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他始终担心血友病患者的妻子及性伴侣会发生什么问题，但经费依旧匮乏的疾控中心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任何研究。

随着迈阿密这两个艾滋病案例的意义逐渐凸显出来，劳伦斯开始意识到艾滋病疫情正随着不同的浪潮展开，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不同时间开始的不同的马拉松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参赛者是感染了艾滋病的男同性恋，另一场由血液制品的接受者参加的比赛开始时间要晚得多，但其中跑得最快的一批选手已经在1982年到达了终点线，并没有落后于第一场比赛的选手。血友病患者的妻子如此迅速地感染、发病，就像第三场马拉松比赛的选手，与她丈夫同时到达终点，尽管她丈夫起跑比她早得多。她只用更少的时间就跑完了这段路。在美国各偏远的州或不同国家出现的首批患者，不过是在第一场比赛中有领先优势，第二场比赛的“赢家”很快就会到来，尽管目前他们还不可见。大部分选手还没有到达能看到终点线的区域。

站在终点线上的疾控中心，只是记录到达时间而已。对于输血感染病例，可以通过输血记录客观地确定感染日期，疾控中心只看到了跑得最快的那些人的平均时间——他们在输血后的2、4或6个月就染上了艾滋病。而那些已经有2年、3年或4年潜伏期的人还没有染病的迹象。

回到亚特兰大，戴尔·劳伦斯注意到往期《柳叶刀》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该研究是在旧金山进行的，研究的是男同性恋中消化道寄生虫的感染率。其中包括一张图表，描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寄生虫感染的陡峭曲线。这个曲线是塞尔玛·德里兹几年前就开始担心的，当时她担心的是如果有新的传染因子在这类人群中出现会发生什么。劳伦斯把旧金山的艾滋病病例数量绘制成曲线图，并与《柳叶刀》上的寄生虫感染率曲线进行了比较。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中间相隔约5年。当然，反映艾滋病蔓延的斜率才刚开始。鉴于他目前预测的潜伏期，劳伦斯毫不怀疑艾滋病会像寄生虫流行病一样急剧蔓延。

与此同时，血液行业的一家单位不愿承认输血相关艾滋病存在，疾控中心还在继续与之做斗争。这家制药公司获得许可，开始制造经过热处理的第八因子。该产品的引入原本是为了终结凝血因子对肝炎传播的威胁，疾控中心的医生认为，用于对该产品进行消毒的高温也会杀死他们认定是导致艾滋病的病毒。然而，这家制药公司计划将经过热处理的第八因子定价为传统注射成本的2倍。因此，据疾控中心血友病专家布鲁斯·伊瓦特医生估计，如果使用这种消过毒的材料，普通血友病患者一年的治疗费用将在1.6万美元到2.4万美元之间。很少有血友病患者负担得起更昂贵的治疗费用。伊瓦特认为这种热处理过的材料定价高得离谱，但考虑到艾滋病防治的情形，他也无法要求该药物价格更亲民些。疾控中心尚未确证艾滋病病毒的存在，更不用说分离出造成此病的微生物了。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对大公司提要求。

疾控中心对全国血液供应的诚信问题表示担忧，但他们在联邦政府或公共卫生机构内部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政府的高级卫生官员——最重要的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及负责卫生事务的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跟血库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说什么即便有机会通过血液感染此病，其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希望美国人民放心，我们的血液供应是百分之百安全的。”7月初，哈克勒部长前往华盛顿的红十字会办公室献血时说。作为一个模范公民，哈克勒花半小时填写了自我延期计划的医疗表格，以表明延期献血是在实施的。她在红十字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无论是对于需要大量输血的血友病患者，还是对于手术时可能需要输血的普通市民，血液供应都是安全的。”

与全国各地的血库一样，华盛顿血库的献血量在艾滋病问题被大肆报道的前几周里是大幅下降的。6月，献血总量减少了16%；7月，许多血液中心的献血水平较上一年下降了30%。城市地区出现血液短缺现象。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在激烈争论，他们强烈要求实行“定向献血”计划，即那些等待做手术的人将由亲朋好友专门为他们献血。所有主要的血库都敦促其成员不要接受定向献血，担心这会对血液行业造成严重破坏。

“我们希望这样做能有助于控制恐慌。”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的医学主任赫伯特·珀金斯医生说，他宣布他所在的中心将禁止定向献血。“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大约是百万分之一。”

出于良好的意愿，当权派团结一致支持血库；毕竟，你不能让这种歇斯底里把美国医疗事业不可否认的一个基石给毁了。地方公共卫生官员通过尽量低估输血导致艾滋病的威胁来证明他们是关注此事的。比如在洛杉矶，有消息说3名死于艾滋病的婴儿可能是通过输血感染的，地方官员对此强烈否认，生怕引起艾滋病恐慌。“除非你能确定艾滋病患者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影响了该婴儿的病情，否则很难称之为艾滋病，”县卫生局副主任雪莉·范宁医生说。范宁说，这些病例可能是先天性免疫缺陷所致。医生们反驳说，病人免疫系统呈现的是艾滋病患者的特点，而非先天性免疫缺陷患者的特点，但没有人听得进去。

在华盛顿，部长哈克勒和助理部长布兰特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向公众做出了类似的保证，以回应洛杉矶那几个病例带来的恐惧。哈克勒说：“我认为让公众对我们的血液供应有信心非常重要。”布兰特说，即使这些病人确实是艾滋病患者，但问题在于他们在“延期献血”指导方针出现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输血。他说，“我们认为这些指导方针将极其有助于”降低风险。

一如往常，媒体成了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技作家和记者自视为常识的捍卫者，对于疫病他们写了一些“遏制恐慌”的报道，并避免向血库领导层提出尖锐的问题。尽管有充足证据表明，男同性恋在出现任何明显的症状之前，早已通过性行为相互传播疾病了，但媒体接受了血库领导的说法，即只有当某人接受了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后，也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时，才能证明输血会导致艾滋病感染。这就是为什么只有那些出现明显症状的人才被禁止献血，迄今为止这是美国人避免输血感染的唯一保护措施。

血库和疾控中心研究人员之间的敌意日渐加深，后者依旧坚持认为血库必须对血液本身进行检测，寻找与过去肝炎感染类似的迹象，而延期献血指导方针的涉及面必须更广。在夏季到来之前，哈里·哈韦尔科斯医生将所有输血感染病例整理成了一份有关艾滋病的危险性的正式报告，他发现，血库管理者对疾控中心所怀的敌意已经公开化了。目前，他已经记录了10例输血感染病例。第三个病例的出现已使他深信确实存在输血感染的危险，而食药局依然对疾控中心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令人惊愕。对于那些拒绝接受真相的血库领导们，他终于愤怒地质问：“说吧，给我们说个数。是不是我们说有20个、40个甚至100个病例，你们才会信？”

在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埃德加·恩格曼医生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那样相信“延期捐血”指导方针有效。这里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对血液进行筛选的血库之一，每50份献血血样中就有一份因出现免疫缺陷而被丢弃。1983年7月，一名献血者就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流动血站献上了一份“要命的大礼”，不过经斯坦福血库检测，决定弃之不用。检测发现，辅助性T淋巴细胞与抑制性T淋巴细胞的比值是0.29:1，远远低于正常的比值2:1。出现这样的比值要么是检测有误，要么是确有严重的免疫问题。血库照例要求献血者——那位39岁的男性——回血库进行一系列后续检查。

那人约了个时间，却一直没露面。8个月后，他被诊断出卡波西肉瘤。截至那时，湾区所有主要的血库他都献过血，包括最大的两个：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和圣何塞红十字会血库。事实上，从1981年到1984年，这名男子在湾区各血库共献血13次。他的血液中含有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假如血库根据疾控中心1983年1月提出的要求进行检测的话，他就可能会被排除在献血者之外。但他在那些年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艾滋病症状，也不符合食药局提出的延期指导方针中的任何类别。（其实，在旧金山开始实施延期指导方针的头5个月里，只不过从筛选的5万名献血者中剔除了16人。）经过反复询问，这名男子承认在过去几年里，他曾与3到5个不同男性有过性接触。

唯有在进行血液检测的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他的血液才被弃之不用；接受了其他血库供血的11位输血接受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旧金山

在戴尔·劳伦斯医生前往迈阿密的那一天，盖瑞·沃什盯着电视监控器里杰瑞·法威尔的脸，他正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总部通过卫星现场直播。美国广播公司地方台制作了一档时长一小时的电视节目，名为《艾滋病：危机解析》。

这位宗教激进主义牧师最近加入了关于艾滋病的辩论。他说他并不憎恨同性恋，只憎恨他们“变态的生活方式”。法威尔认为，应关闭实施“近乎动物的行为”的地点——同性恋浴场，献血者则必须填写有关性取向的问卷。他说：“如果里根政府现在不全力应对目前还只是在同性恋人群中发生的瘟疫，那么我个人认为，一年以后，里根总统将会因为任由这种疾病在无辜人群中蔓延而受到谴责。”

在与默文·希弗曼医生及盖瑞·沃什的电视谈话开始前，法威尔引述了《圣经》“加拉太书”的一段：“如果你违反道德原则、健康法则和卫生法规，你就会自食其果。你不能不敬上帝，然后还指望逃脱惩罚。”

盖瑞·沃什反驳道：“我的上帝不会睚眦必报。当那些孩子在50年代死于小儿麻痹症时，他们并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宗教最扭曲的用途之一就是用来证明仇恨同胞是正当的。”

法威尔慈爱地笑了笑。他说，“我能给盖瑞的只有我的同情、爱和祝福。”

“感谢你的祝福，”盖瑞回应道，“我是个相当敏感的人。作为一个同性恋，我很难感受到你的同情、关心和爱。相反，我感受到的是你的愤怒、歇斯底里和指责。这些我都感受到了，唯独不见你的同情心。”

“我真的很同情你，”法威尔答道，“但如果我告诉你说我觉得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可接受的，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接着，法威尔说他所在的教堂有7位精神科医生和咨询师，他们随叫随到，准备帮助同性恋矫正自己。盖瑞说他并不想治好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我想公开以个人身份邀请你飞来旧金山，跟我待一天，”盖瑞说，“我希望向他敞开心扉，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我甚至可以付钱给你。”

法威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说，“乐意之至，盖瑞不用付钱给我。我很乐意去一趟旧金山，跟他一起祈祷，一起读《福音书》，感受那种爱。”

法威尔换了个话题，开始谈输血的事情，但盖瑞打断了他。

“你什么时候过来？”盖瑞问。

法威尔没搭理他，继续谈输血的事。盖瑞说，“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成行，我们定个时间吧。”

法威尔说，“盖瑞，我很乐意去。给我写信吧，杰瑞·法威尔收，弗吉尼亚州林奇堡。标上‘私人信件’。我会收到的，会和你联系。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你。”

节目到这里结束了。盖瑞写信给法威尔，提醒他曾在电视上承诺要去旧金山与他待一天。但法威尔没有回信，盖瑞也并不惊讶。

温哥华

盖坦·杜加斯很喜欢穿他那身海军蓝的“加拿大航空”空乘制服。尽管他越来越虚弱，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他需要回去工作以继续享受旅行福利。其他服务人员对自己得和一个艾滋病患者一起工作怒不可遏，纷纷向管理层投诉。然而，“加拿大航空”是政府办的航空公司，不能歧视病人。于是，盖坦被安排在短途航线上工作，通常是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到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这样他就不会疲惫不堪。有时在夜里，恐惧占满他的心头，他就跑去朋友家，在沙发上捱一夜，这样他就不必单独待着了。

一天晚上，一名空乘来盖坦家看新闻，正好看到杰瑞·法威尔出镜，后者怒斥艾滋病，说这是上帝的愤怒。盖坦变得闷闷不乐。他的朋友惊讶地发现他居然没有发表任何自以为是的评论。

“也许法威尔说的没错，我们就是遭了天谴。”盖坦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