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寻常一日

34. 寻常一日

1983年7月26日，疾控中心报告说，有1 922名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这种疾病已蔓延到39个州和20个国家。典型艾滋病患者的平均年龄是35岁。虽然只有39%的病人死亡，但新数据并没有提供一个乐观的预后。在1982年7月26日或之前确诊的艾滋病患者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经死亡。两年前患病的人当中，几乎无人幸存。

1983年7月26日，星期二，全国大部分地区温暖而晴朗。这一天，科研嫉妒、学术阴谋和资金短缺基本上被新闻忽略了。恐惧的野火突然烧了起来，然后熄灭了，接着又烧了起来。新电脑上，死亡数字在翻新，医生们不知道人们何时会开始关心艾滋病，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流逝。但在艾滋病史上，这只是寻常一天。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唐纳德·弗朗西斯对罗伯特·加罗出了名的坏脾气早有耳闻，但那天早晨的会上，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位著名科学家彻底爆发。此次会议旨在协调各项研究工作，搜寻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逆转录病毒。过去两年里，疾控中心在各种艾滋病研究中收集了病例和对照组的样本；而国家癌症研究所拥有研究疾控中心样本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可以找到这种流行病的病因。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家研究机构都不确定对方在做什么；现在是时候开始合作了。

早些时候，唐纳德·弗朗西斯在把罗伯特·加罗从机场接到位于克利夫顿路的疾控中心总部的路上，已经向这位逆转录病毒学家解释了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工作情况。一年多来，弗朗西斯一直在寻找大型逆转录病毒实验室做艾滋病研究，考虑到建立疾控中心逆转录病毒实验室所面临的困难，在发现国家癌症研究所似乎有意研究艾滋病的免疫缺陷时，弗朗西斯终于松了口气。

参加此次会议的疾控中心参与艾滋病研究的核心人物聚集在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的办公室，此外，还有他的助手约翰·班尼特、詹姆斯·科伦以及布鲁斯·伊瓦特。哈佛大学研究人员麦克斯·埃塞克斯医生及一名助手从波士顿飞来，他们正好在研究艾滋病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之间的关系。当埃塞克斯医生的助手提到他们研究细胞株CT-1114的工作时，会谈破裂了。由于某种原因，疾控中心感染了艾滋病患者血液的细胞株突然产生了病毒活性。疾控中心将它送到了埃塞克斯的实验室，请这位哈佛医生进行检测，看看是否存在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或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2型，也许能从中找到这些病毒是否引起艾滋病的证明。埃塞克斯在研究中使用的是单克隆抗体。

加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问这些抗体是从哪里来的。

埃塞克斯的年轻助手说，是加罗以前寄给他的样品。加罗一下子怒了。

“你们怎么能一边跟我合作，一边背着我搞这些？”他大吼，“如果你们打算用我的材料做研究，就要提前知会我。必须得到我的许可。”

接下来的45分钟，加罗严厉地斥责了埃塞克斯和他的同事。疾控中心的医生都惊呆了。这家伙大老远地跑来亚特兰大，就为了花这么多时间羞辱一些级别较低的研究员？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有时会在交谈中说，这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令人讨厌的一面。在更有社会意识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看来，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只在乎个人荣誉。而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看来，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大都是天真的好人，一旦有严重的危机发生，他们就让到一边，请这些“大哥”出来应对。加罗的暴怒坐实了疾控中心对国家癌症研究所最不堪的怀疑，会议结束时，疾控中心官员明显被加罗的行为弄得很尴尬。

会后，在唐纳德·弗朗西斯送罗伯特·加罗去机场的路上，加罗似乎也为自己的行为不好意思。

“我失态了，”加罗推心置腹地说，“都怪我这意大利人的脾气。”

弗朗西斯表示了谅解。他明白加罗的感受：其最大的优点，也是他的一大缺点。正是坏脾气和傲慢，使得加罗成了疾病的劲敌。

形势推动了对艾滋病疫情的报道，6个月来的媒体活动，在7月下旬达到顶峰，引得摄制组一拨一拨地前往疾控中心总部体育馆一角的模拟实验室。之所以建这个假实验室，是为了减少对真正的疾控中心实验室工作的干扰。在这里，来自各种“新闻目击节目”或“实时新闻”的团队兴高采烈地报道说疾控中心正在寻找病因，而这样或那样的“突破”预示着疾病可能将被终结。7月初，《时代》杂志做了一期有关疾控中心的封面报道——《疾病侦探：追踪杀手》；到7月26日，《新闻周刊》记者在疾控中心的走廊上来回穿梭，为两周后的封面报道做准备。从7月到9月，美国主要平面媒体共发表了726篇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总数比未来两年中任何一个季度的都要多。在华盛顿，公共卫生署定期向媒体发布公告，特别强调“［国家卫生研究院］已为艾滋病研究颁发了大批奖项”，疾控中心也已开展“密集的实验室研究，以确定艾滋病的传染因子”。疾控中心的媒体关系人员亦很能干，为各路电视新闻团队提供了疾控中心科学家进行艾滋病研究的实况录像。

记者们乐观地侃侃而谈，但疾控中心“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起这几个月的时候，认为是疫情发展过程中最令人沮丧的阶段。建立了一套新的计算机监测系统，以便更有效地监测全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趋势。2个月前，疾控中心将艾滋病定为值得报告的疾病，要求各州和地方的卫生官员向亚特兰大报告所有已知病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州卫生官员已向下属县卫生当局提出了类似要求。数字增长很快，早前的可怕预言成了现实。在1983年的头6个月里，新增艾滋病患者人数相当于1981年、1982年报告病例的总和。全国艾滋病患者中的六分之一是过去6个星期里报告的。然而，尽管艾滋病病例迅速增加，患者中却并没有出现新的趋势。艾滋病不但没有在美国开辟出新领域，一年多来被认为是高危人群的一些人反倒被排除了。

至于疾控中心有多少人在从事艾滋病研究，记者们得到的数字通常是夸大的，事实上，艾滋病研究人员只有25到30人，而且工作进度几乎总是落后。每出现一个新线索就意味着要放弃旧线索。那年夏天，最热门的新线索是所有欧洲医学杂志都在谈论的扎伊尔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疾控中心派出了一个小组，前往扎伊尔进行调查。

新要求带来的压力让研究人员焦头烂额，几乎无暇分析过去的研究结果。8月，就在病例对照研究开展两年以后，《内科学年鉴》有意发表最初的成果。要统计分析的东西很多，计算机根本忙不过来；而照章办事的医学期刊又不肯在出版时间安排上予以通融，两件事赶在一起，延误了这一重要艾滋病信息的传播。

疾控中心的医生似乎总在给地方卫生官员打电话，或者用同样的保证打发一波一波的记者。后来，垂头丧气的疾控中心艾滋病工作人员抱怨说，1983年7月，他们花在控制艾滋病恐慌上的时间比花在控制艾滋病上的时间还要多。

1983年7月26日，在内华达州的里诺，离“全国同性恋牛仔竞技大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亲家庭基督教联盟”组织了抗议活动，反对这一年的牛仔竞技大会，因为他们担心那些同性恋会在内华达州传播艾滋病。该组织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敦促瓦肖县政府取消合同，不允许同性恋组织在县游乐场举行竞技大会。为此，他们还雇用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保罗·卡梅伦医生——一个老牌恐同分子。此人将同性恋群体描述为“活的、会喘气的病原体粪坑”。卡梅伦还说：“有一类人，因其性行为而被归为一类，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以大量粪便污物维生的。任何允许成千上万这样的人聚到一起的社区，都将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不单是艾滋病，还有病毒性肝炎等其他疾病。”为了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卡梅伦引用了《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的“日常家庭感染”理论。

里诺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牧师沃尔特·亚历山大走得更远，他告诉记者：“我认为我们应该照《圣经》里的话去做，割了他们［同性恋］的喉咙。”在当地报纸上刊登抵制牛仔竞技大会广告的人表示，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因为这则广告而真的被杀，但他也不会直接批评亚历山大的言论，因为这位牧师显然有权就“圣经”问题发表意见。

几乎没有哪个地区不受席卷美国的艾滋病恐慌影响。在纽约，一名银行劫匪就利用了这种恐惧，他递给出纳员一张纸条，要求对方给他现金。纸条上写着“我得了艾滋病，活不过30天”。这个办法竟然奏效了。一名银行职员后来承认，她原本可以躲在保护栅栏后面打电话求救，但她非常害怕因为触碰了那张纸条而感染上艾滋病，于是把现金箱里的2 500美元全都给了那人。在化学银行某分行，一位出纳一边看纸条，一边大笑，以为是恶作剧。她把纸条递给其他出纳看，直到那个劫匪闷闷不乐地空手走出大门时还没笑够。8月中旬，当警方抓获这名银行劫匪时，他靠着这个伎俩打劫了10家银行，得了1.8万美元。但他没得艾滋病。

流言四起，说这个或那个名人得了艾滋病；同性恋活动人士顺势推波助澜，他们相信名人感染了这种病，政府才会重视。在纽约，著名时装设计师卡尔文·克莱恩接受了一次采访，否认沸沸扬扬的有关他得了艾滋病的谣言，说自己“健康得不得了”。显然，谣言制造者把克莱恩和设计师佩瑞·埃利斯搞混了，后者3年后死于艾滋病。

一个名为“得克萨斯警惕的公民”的组织以一本“同性恋瘟疫”宣传册激起了当地人的恐惧。这本小册子对浴场、舔肛以及“黄金雨”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一份全国发行的“道德多数派”报告也以全彩图形式将同性恋生活中所有令人厌恶的细节抖了个淋漓尽致。这时杰瑞·法威尔牧师告诉忧心忡忡的美国人，他们可以通过给他汇款来抵御艾滋病的传播。

那个星期，在西雅图，打击同性恋的行为可不是纸上谈兵，成群的年轻人冲进同性恋经常出没猎艳的“志愿者公园”，用棒球棍殴打同性恋，咒骂这些“携带瘟疫的基佬”和“病态的怪物”。一伙人还用撬棍强奸了两个人。被捕后，其中一名袭击者对警察说，“如果我们不杀了这些人，他们就会用见鬼的艾滋病害死我们。”

从全国范围来看，反应没那么严重；尽管大多数美国人明显没有表现出艾滋病恐慌，媒体对此却鲜有关注。6月下旬的一次盖洛普民调显示，77%的美国人听说过艾滋病或读过关于艾滋病的文章。7月20日、21日对成年人进行的第二次调查发现，91%的人接触过艾滋病信息，其中25%的人认为他们有可能因与艾滋病患者的偶尔接触而感染。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称自己有同性恋朋友，只有21%的人表示不喜欢在有同性恋的公司工作。尽管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活动人士表示要保卫浴场这样的场所，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已准备将同性恋关进集中营；但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有所增长，65%的美国人支持同性恋获得平等的工作机会。这意味着1982年以来，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增加了6%。伴随着对艾滋病的恐慌出现了一些兜售虚假希望的人。那个夏天，各种蛇油销售商都声称自己能治愈艾滋病，其中包括来自印度的锡吕·玛塔吉·涅玛娜·德维。旧金山的一名食疗师给急切的男同性恋办了讲座，宣扬“精液是健康的指标”。根据他的说法，男性可以通过检查精液的黏稠度来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在一份新闻稿上吹牛说可以“给大家讲讲能使精液增稠的食物”。联邦邮政检查员取缔了一家公司，因为后者以1 900美元的价格向艾滋病患者邮寄某种注射针剂，声称包治此病。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恐慌情绪和错误信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推出了免费热线电话，每天有1万到1.3万人打进来。这可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因为提供此项服务的6家运营商既没有紧迫感，也没有全局观。实际上，仅7月一个月就有超过9万个电话打进来而无人接听。

和那年夏天的大部分恐慌事件一样，在里诺举行的同性恋牛仔竞技大会上闹出了许多纷争。7月26日晚，县委会的走廊里挤满了记者、宗教激进主义者以及焦虑的旧金山同性恋，后者是来看看在这样的腹地会不会已经准备好了大篷车把他们拖走。瓦肖县县委会听宗教激进主义者谈了他们的恐惧，也听了研究人员的保证，最终确定他们不能违背法律去终止与全国同性恋牛仔竞技大会的合同。大约4.5万人购买了牛仔竞技大会的门票，艾滋病和肝炎的患者和死者随后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不过，为此次争议收尾的却是总部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动物权利组织“为动物而行动”，他们在写给旧金山同性恋报纸的信中表示愤慨，称同性恋应该为任何基于“剥削和虐待非人类”的竞技活动感到羞耻。

罗伯特·加罗在亚特兰大见到疾控中心官员的那天，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提出了一项新的3 500万美元的经费申请，以供公共卫生署进一步开展艾滋病研究。这笔钱，布兰特原本申请的是在1984年财年拨付，即3个月后开始发放。但是，现在他要求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允许他前往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以尽快拿到资金，应对“不断发展的形势”。

布兰特明白他的申请是有风险的。国会最近才批准了1 200万美元的艾滋病补充资金；要让注重成本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这么快再批准另一项吁求可不太容易。尽管如此，布兰特还是写道：“这些提案中的每一项都旨在应对一个重要的卫生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关注和国会的审视。与此同时，这3个项目是适合联邦各卫生机构管理的领域，各机构应继续发挥其领导作用。”布兰特还附了一份6页的单倍行距的明细，详细说明食药局、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将如何使用这笔经费。

布兰特总结道：“对这些机构的要求都假定到1984年（财年）[10月]，将分离出一种致病因子，并形成可靠的筛选试验。”

如果没有实现这样的突破，各机构将需要更多的钱。

第二天，卫生部长哈克勒宣布，政府将遵循自己将艾滋病作为“头号卫生问题”的许诺，继续加强艾滋病教育工作，为免费艾滋病热线增加新人手。至于增加艾滋病研究经费的事她只字未提。

在国会山，众议员特德·维斯为几天后举行的联邦艾滋病经费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做好了准备。他还在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较量，希望能允许国会调查人员审查疾控中心的预算记录。不过，该机构已经交出了许多相关的内部备忘录，其中两份维斯特别有兴趣。一份是通过不太正式的渠道从国家癌症研究所获得的，上面要求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接受国会调查人员的问询之前，应知会机构官员并“邀请”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维斯想，对独立调查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过分。

第二份备忘录是由疾控中心主任威廉·福格发出的，只是告知联邦机构官员：“所有提交给国会的材料都必须能证明本机构是支持当局政策的。”

大约就在唐纳德·弗朗西斯把罗伯特·加罗送到亚特兰大机场的同一时间，旧金山的一些记者正被人领着穿过令人愉快的黄色和橙色走廊，去一个重新装饰一新的病房，最近这里成了供实习医生们在换班时小憩的地方。现在，旧金山综合医院的5B病区成了艾滋病病房。

所有的护士都是志愿者。其中一半是男同性恋，另一半是女性。所有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谈话环节，以考察他们对死者和将死之人的反应。克里夫·莫里森是一名同性恋临床护理专家，他按自己的理念组织并设计了病区，因为层级更高的医院管理人员似乎都对这个病区和这种疾病感到不安。32岁的莫里森是一个敬业的理想主义者，他不喜欢医院里的等级制度，即医生为重，护士其次，病人最后。其他医生不会开办这样的病区，但他愿意；他甚至不愿称自己为护士长，而是更喜欢“护理协调员”这个不那么有权威性的称呼。莫里森注意到，病人对于接受的治疗更有发言权，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常用的实验性药物还在实验阶段，这让他们通常比医生更了解这些药物的复杂性。

一些同性恋组织，比如“香缇计划”，最近为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开设了首个由市当局资助的住所，因而可以在5B病区内自由出入。一些艾滋病组织和同性恋宗教团体的志愿者也穿梭于一个个病房。患者入院的那一天，就会有一名社会服务人员开始为其安排出院后的生活计划。莫里森拒绝设立探视时间，因为这种做法是为了方便护士，而不是为病人着想。他还做了一些规定，如果访客需要，可以留下来过夜。

他们跟每个患者谈了以代码来表示状态的事。比如，遇上肺囊虫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病人可以要求代码为蓝色，即医院工作人员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持他的生命。通常这就意味着上呼吸机。然而，在与艾滋病患者打了两年交道之后，医生们发现，85%的肺囊虫患者在用了呼吸机以后，再也离不开这种装置，最后他们悲惨而悄无声息地死去，喉咙里还插着一根管子。在5B病区，大多数患者选择不用蓝色代码，也就是不希望以任何特别措施来维持生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5B病区里做出这一选择的病人人数超过了其他病房的总和。

那个周二的下午，当克里夫·莫里森和艾滋病诊所主任保罗·沃伯丁医生来为5B病区的启用剪彩时，沃伯丁惊讶地发现其他地方的医院——尤其是纽约的医院——并没有开设类似病区的计划；这些设施显然对病人和医生都有裨益，尤其是医生，他们仍在努力探索一系列可怕的艾滋病并发症。新出版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每一期都会报告一些与该综合征相关的新疾病，其中有一部分通常是动物才会得的病。

新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哪种病毒杀死了艾滋病患者的T淋巴细胞，它还会导致B淋巴细胞功能紊乱，而B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经学症状也越来越普遍。现在，淋巴结病病例大量出现，疾控中心最近确定了一种新现象，称为艾滋病相关综合征（ARC）。在一次部分艾滋病研究人员——包括艾滋病诊所助理主任唐·艾布拉姆斯医生——参加的电话会议上，疾控中心决定采用艾布拉姆斯的“中餐菜单”式方法来定义艾滋病相关综合征。如果一个人出现两种临床症状或者其实验室检测结果符合疾控中心列出的描述，那他／她就得了艾滋病相关综合征。同时符合A栏上的任意两项和B栏上的任意两项，即可判定患有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病相关综合征能否确定是艾滋病的前兆，抑或只是轻微的感染？两年来，唐·艾布拉姆斯研究了300名淋巴结病患者，希望能够证明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是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的一种积极反应。他假设：病人出现淋巴结肿大和鹅口疮之类的轻微感染，但同时他们体内还留有足够的淋巴细胞来击退与艾滋病有关的更致命的疾病。之所以如此乐观，源于艾布拉姆斯的观察发现：迄今为止，淋巴结病患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得了艾滋病。但是，这些患者中渐渐开始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紊乱，他不确定这是怎么回事。

每天的工作都让唐·艾布拉姆斯、保罗·沃伯丁以及艾滋病诊所的其他工作人员更为绝望。唯有患者的参与度让沃伯丁引以为豪。他结识了患者的恋人，帮助患者解决与家人之间的问题，然后看着病人在临死前绝望地发出最后一声喘息。旧金山又新增了不少患者，艾滋病诊所的候诊室总是挤满了男同性恋，他们因为自己身上出现的艾滋病感染初期症状而忧心忡忡的，这时候沃伯丁围绕艾滋病研究思考起了国家经费问题。

和大多数艾滋病临床医生一样，为了筹集更多的研究经费、引起更多的关注，保罗·沃伯丁不得不涉足他并不熟悉的政治领域。在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的理事会会议上，沃伯丁经常是在场的唯一一个异性恋。他一直以为同性恋群体是铁板一块，所以当看到其中存在不同的派系和政治分歧时，他非常惊讶。艾滋病非但没让他们团结起来，反而加剧了分裂。

尽管如此，沃伯丁还是在艾滋病患者中发现了他长久以来相信的真理：病毒带给人疾病，也引出人身上最好的一面。就艾滋病而言，确实如此。在诊室和医院的临终病床边，每天都上演着勇气与和解的故事。大街小巷里，流传着恋人抛弃患艾滋病的伴侣的故事，但更多的关于无与伦比的不离不弃。有些家庭遗弃了自己遭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孩子，就好像孩子得了麻风病，但更多的家庭是父母、兄弟姐妹挤在病人的床边，在疏远多年之后回来奉献最后的爱。对许多家庭而言，宣布病人患有卡波西肉瘤或肺囊虫肺炎等于向其父母坦陈子女的病情和性取向。尽管如此，沃伯丁仍觉得不用太在意。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来说，和解的情形远比放弃更常见。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些人在面对早逝时表现出的勇敢。通常，他们都会同意让沃伯丁或艾滋病诊所的其他医生在他们的身上扎、戳和穿刺，以期找出可能与原因有关的线索，结果却一无所获。尽管任何医学发现显然都已经来不及挽救这些患者，但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也许从他们那近乎衰竭的静脉中千辛万苦抽出的最后一点血液可以拯救他人免于痛苦，也许还能免于死亡。

7月26日，当艾滋病特别护理病房在5B病区启用时，只有两张病床空着，其余的十几张全住满了。不过几天后，艾滋病患者就占据了病区的每一张病床，从此这里再也没有空过。

在看到几年前与他同床共枕过的人的死亡通知后，盖瑞·沃什不再查看《湾区记者报》的讣告栏寻找可能传染给他的人。病灶覆盖了盖瑞的胃，使他难以进食。他偶尔会头晕目眩，医生们正在检测他有没有感染隐球菌。走路也非常痛苦，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那严重的脚癣发作了。天知道为何关节会如此疼痛，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能挺过去。新闻里都在讨论突破性进展。也许他还有未来。

与此同时，同性恋群体的每个人都在打嘴仗。盖瑞的朋友乔·布鲁尔在《湾区记者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敦促男同性恋改变他们的性生活方式。为此，乔被谴责为“性爱法西斯”。盖瑞自己则为旧金山制定了一个艾滋病预防计划。“他们应该把我们中的一个人放在城里每个同性恋酒吧的一端，”他跟露·蔡金说，“然后他们就知道艾滋病究竟是什么了。”

加州大学的艾滋病研究人员选择越过学校直接从立法机构获得经费。到了7月底，显然他们要为这一激进举动付出代价了。

加州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为马科斯·柯南特在4月召集的艾滋病研究提供经费。没有人表示强烈反对，290万元的经费获得立法机关通过；7月底，得到了州长的批准。虽然立法机构不能为具体的大学研究项目拨款，但州议会议长威利·布朗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已经与大学官员达成协议，这笔钱将马上发到艾滋病医生的手里。遗憾的是，这笔意外之财激起了其他研究人员的嫉妒之心。突然间，之前对这种流行病没兴趣的医生开始给加州大学管理层打电话，汇报自己对艾滋病研究的想法，而大学官员宣布他们不会直接向艾滋病研究人员发放任何资金。相反，医生们要提交经费申请报告，此举意味着这些报告要像加州大学管理系统中任何拨款申请一样，等待漫长而枯燥的审查。学术机构对于疫情的反应特点是滞后，所以资金申请报告在大学系统里从一个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委员会。最后，校方宣布申请10月截止，并计划于10月15日召开大学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运气好的话，经费可能会在12月开始发放。

马科斯·柯南特简直不敢相信。申请这笔经费的初衷就是因为国家卫生研究院出现了类似的拖延情况。为了聊表对艾滋病研究人员所受压力的敬佩，学校向研究人员发放了81.9万美元的小额资助。这笔补助金数实在太少，以至于一些研究人员拒绝接受，他们说，这些钱连添置设备都不够，更别说开始任何实实在在的研究了。该校还拨出了74万美元专门用于两个临床研究中心，它们分别由旧金山的保罗·沃伯丁医生和洛杉矶的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领导。不过，说好了分给科学研究、非临床研究的经费大都是遥不可及的。

很快，加州大学系统内流言纷纷，说管理层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惩罚那些敢于越过大学的层级直接跟立法机构要钱的研究人员。不过，大学官员身上也有压力，所以他们只能寸步不让。情况很快明朗起来，那些抱怨经费拖延的医生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拉里·克莱默已经在欧洲待了一个月了。7月下旬，他在德国慕尼黑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年夏天在火焰岛上，他跟恩诺·波斯克讨论了恩诺的情人尼克的神秘疾病，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举办了第一个艾滋病募捐活动，并组建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才仅仅两年。他想，天哪，这些就像是上辈子的事。这是他“之前”的生活。

在慕尼黑，拉里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达豪”。他先搭地铁，然后换乘有轨电车，再转乘公共汽车，穿过郊区来到这个著名的死亡集中营。

“达豪集中营于1933年启用。”博物馆里这样写着。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不知道这个集中营这么早就启用了——就在希特勒掌权后几个月。拉里想，美国人是1941年才参加二战的。

“这8年人都他妈的去了哪里？”他想大骂，“他们杀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同性恋8年，竟然没人做点什么？”

突然之间，他的愤怒降到了冰点。他清楚地知道为什么纳粹能旁若无人地杀了整整8年。因为没人在意。这就是现在艾滋病所面临的情形。人们正在死去，然而没人在意。

愤怒再度涌上心头，拉里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当晚，他跳上了飞往波士顿的飞机并迅速到达了科德角（Cape Cod），在哈亚尼斯港假日酒店度过了回美国后的第一晚。几天后，一切都安顿好了。他找了一间水上小屋，开始坐下来写一个激发人们去关心艾滋病的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