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政治

35. 政治

1983年8月1日，星期一，华盛顿，雷伯恩众议院大厦2154室

就在众议员特德·维斯的监督小组委员会即将举行艾滋病议题听证会的前夕，一直困扰着他的如何才能让调查人员进入疾控中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显然，政府不希望阻碍和拖延的事在国会山传得沸沸扬扬。尽管如此，政府的拖延还是成功地阻碍了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使之无法及时确认各医疗机构的实际需求，以便制定8周后即将启动的1984年艾滋病统筹预算。总统的预算案要求疾控中心在下一年削减30万美元的艾滋病研究经费；联邦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支出预计只增加20%，即从1 450万美元增加到1 760万美元。目前，联邦政府未曾资助任何预防艾滋病的活动，也没有任何类似的协调计划应对这种疾病。听证会第一天，做证的大多是正在进行艾滋病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的证词列举了一长串该做而未做的事。

“对此次疫情不作为，如今称得上是国之丑闻，”负责提供科学方面证词的马科斯·柯南特医生说，“国会，确切地说是美国人民，都被这种反应误导了。我们在这种误导下以为对疫病的回应是及时恰当的，而我要告诉你，事实并非如此。”

柯南特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不分青红皂白地”拖延经费为例，指出制度性的懒怠“导致无数人丧命”。他呼吁成立一个蓝带委员会来确立艾滋病问题方面的优先权，并且不受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强力干预，自行设置经费参数。柯南特总结道：“这是一种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流行病，我们正处于其开始阶段，而不是中间阶段，它正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显然，政府的任务是有所应对，并且要迅速果断。”

来自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提出了一个2亿美元的联邦资助计划，还呼吁设立一个艾滋病特别委员会，并且指出目前尚未制定任何针对艾滋病流行病学、治疗或基础研究的协调计划。此外，她还对联邦政府声称已直接向艾滋病研究项目投入2 500万美元的说法表示怀疑。“说1983年投入了2 500万美元，这让我感到困惑，”她彬彬有礼地说，“我没有在同事中间看到任何证据。我只知道给了几十万美元，早就花完了。”其他的证人则建议美国国家科学院应对经费需求进行独立研究，尽管与大多数科研团体一样，这个老牌研究机构对艾滋病几乎毫无兴趣。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前任主席斯坦·马修克说，里根政府的艾滋病政策就是命令卫生官员，“别再来要钱了，尽力用你们手头的全部资源美化政府就行”。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医生指出，全国艾滋病患者仅医疗费一项就花掉了1亿美元。他提议政府开展艾滋病教育项目，并引用了300年前托马斯·亚当斯的建议：“预防远胜于治疗，因为它免去了生病的麻烦。”

这一整天，关于艾滋病经费之争的党派界线越来越明显。共和党代表显然已经收到了政府简报，指责证人想“砸钱”解决艾滋病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沃克说：“我们应该谨慎行事，尽量不要动不动就来要钱，搞得好像美元是神药似的。”

倒是一些艾滋病患者给第一天的听证会增添了极为令人心酸，偶尔又忍俊不禁的时刻。这很合理，因为尽管他们在这场政治大戏中不过是些小角色，但他们没有照着剧本演，而是把自己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现了出来。华盛顿的艾滋病患者安东尼·费拉拉向大家描述了他在3月确诊卡波西肉瘤以后感到的绝望，他说：“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的另一半搂着我，我问他，‘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像艾丽·麦克格罗？’”来自旧金山的肺囊虫肺炎患者罗杰·里昂恳切地说：“今天我来这里，是希望本届政府能尽一切可能，用尽一切资源——我们不可能战胜不了这场疾病。我们不该内讧。这不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健康问题；这不是同性恋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我不想被它打败。今天我来这里，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墓碑上不会写我是‘死于政府的官僚作风’。”

第二天，爱德华·布兰特医生告知小组委员会，说政府已向国家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提供了他们能够用到的所有艾滋病研究经费。

布兰特说：“坦率地讲，我不确定有哪些进一步措施是我们当前能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实行的。”事实上，几天前在他申请3 500万经费的时候，他就已经列出了一份关于此类举措的详细清单，但申请未获回复。布兰特解释说，政府现在已投入1.66亿美元用于与“这个特殊问题相关”的研究。

维斯的听证会也给了血液行业一个机会再次对血液供应中的艾滋病问题予以否认。在听证会上，美国食药局输血咨询委员会主席兼美国血库协会所设类似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博夫医生将输血恐慌归咎于“媒体的反应过度”。

博夫说：“即使——请注意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假设——一小部分艾滋病病例被证明与输血有关，我也不认为这就说明我们的血液供应受到了污染。”博夫坚称，自1980年以来，已有1 000万人接受了输血，“假如——请注意没有证据表明以下是事实——假如疾控中心调查的所有20个艾滋病病例最终都证明与输血有关，那么发病率也不到百万分之一。”博夫拿出图表及表格，声称一个美国人被洪水淹死的几率是输血感染艾滋病的2倍。他还说，一个普通的加州人死于地震的可能性是输血得艾滋病的2倍，疝气手术或阑尾切除术的死亡率是正常死亡率的20倍。

8月3日，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

就在约瑟夫·博夫医生以图表说明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第二天，一位男性献血者走进了欧文纪念血库。护士没怎么留意他的延期输血证，也没注意到他从未回答过关于是否得过肝炎的问题。这名男子确实提到自己并非艾滋病高危人员。他的一品脱血液和其他血液一起被冷藏了起来，以备医院的不时之需。

第二天，旧金山，都柏林街

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和鲍勃结婚有41年了，夫妻俩在找医生咨询手术的可能性之前已经讨论了好几天。医生拍了X光片，发现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右髋关节正在退化。医生认为髋关节置换手术确实可能会缓解这位老祖母的慢性疼痛。弗朗西丝和鲍勃觉得他们需要花几天时间考虑一下。4天后，这对老夫妇再次出现在医生的办公室。弗朗西丝希望做这个手术。一旦弗朗西丝下定决心做某事，她就会行动。她的一个儿子将于10月结婚。弗朗西丝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地在他的婚宴上跳舞。医生把手术安排在了一周后。

在整个解释和咨询的过程中，没有人提到过要输血。

8月13日，卡斯特罗街

几天前，盖瑞·沃什病得太厉害了，没法庆祝自己的39岁生日，所以当盖瑞感觉好些了，准备去卡斯特罗街享受一晚时，马修·克里格非常高兴。一周前，《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盖瑞的长篇人物报道，里面有盖瑞在家里、在医生办公室以及与马修在一起的照片。

作为首批公开艾滋病患者之一，盖瑞·沃什把自己的生活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呈现在各种采访和电视节目中。但是，记者们打听他一生中有过多少次性接触以及同性恋社区对艾滋病患者的那种刻意谄媚，让他感到愤怒。

盖瑞告诉马修，那天早些时候，卡斯特罗街有个不认识的人在车里冲着他大喊“我爱你”。盖瑞说：“如果再有谁说他爱我，我就打烂他的嘴。”

前一天，盖瑞的医生在他身上发现了8处新病灶。就盖瑞而言，生活并不像电视剧《医门沧桑》里演的那样。他整天被针扎来扎去，然后不得不等上5天，看看这些针头是否探测出某种他闻所未闻的新毛病。

马修钦佩盖瑞在经历这一切时表现的勇气。他把盖瑞送回家后，给妹妹苏珊打了个电话。他不打算谈盖瑞或艾滋病，不过当他妹妹问起他的假期安排时，马修提到他和盖瑞计划去夏威夷过圣诞节。他担心盖瑞会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成行。

“他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她问。

马修跟他母亲和另一个妹妹说过盖瑞患有艾滋病。显然，没有人告诉过苏珊。当他说起盖瑞所受的痛苦时，不禁气得发抖。

“他上周回医院查了隐球菌脑膜炎，结果是阴性的。”马修说。

“我不信！”苏珊说。

“他要死了。”他说。

“我不信！”她说。

“如果他能再活一年，就是奇迹了。”

“我不信！”她说。

“我们非常亲密，”马修继续说道，希望妹妹能说点别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亲密，与性无关的那种亲密。我俩要一起渡过这个难关，我们非常开诚布公地谈过了。我简直没法相信妈妈和玛丽没有告诉你。”

“也许她们也才知道。”苏珊说。

“她们好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也许她们不觉得这事很严重。”

“她们知道这很严重，”他说，“这是否定我的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如果是女朋友，甚至是前女友，你就会早些听说了。”

“你说得没错。”他妹妹温柔地说。

“异性恋家人看不起我的友谊和感情，不想谈论这些事，”马修继续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有时会生气，会和异性恋保持距离，哪怕是我的家人。”

苏珊说：“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毫不知情。”

8月14日，澳大利亚，珀斯

克里夫·琼斯的相机包里塞满了他在佛罗伦萨、米科诺斯、雅典和曼谷勾搭过的男友的照片。在巴厘岛飞往珀斯的航班上，克里夫遇到了一群澳大利亚男同性恋。这是他离开旧金山的第六个星期，克里夫计划根据他在旧金山建立的模式帮他们开办艾滋病帮助热线。他对自己说，他们有机会从头做起。当克里夫走进珀斯机场的一间男洗手间时，看到了小便池上方的涂鸦，心顿时一沉。上面写着：“基佬，得了艾滋病还跟人瞎搞？”

第二天，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艾滋病病人已超过2 000例。截至8月15日，各地已向亚特兰大报告2 094例艾滋病病例，其中805人已经死亡。

8月17日，纽约，卡布里尼医疗中心

为了缓解艾滋病恐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希望让公众看到她拉着艾滋病患者的手。一周以来，她的助手们在纽约各家医院里寻找拍照的最佳地点。他们联系了十几家医院，但均遭到了拒绝，因为医院方面认为这种新闻具有讽刺意义——这是不作为的联邦政府在刻意制造作为的假象。贝尔维尤医院的艾滋病患者数量是全国所有医院中最多的，原本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医院管理人员坚持要哈克勒在进入艾滋病患者的病房前戴上口罩，穿上长外套。哈克勒认为，这样的画面，别说平息恐慌了，简直是火上浇油。终于，他们在卡布里尼医疗中心找到了理想的病房。

趁着这次去医院，哈克勒宣布，在即将到来的财政年度，里根总统将要求国会另外再拨款2 200万美元用于应对艾滋病，这样数额比原计划的1 700万美元多出了一倍多。尽管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申请的是新经费，但这笔钱实际上是从现有的其他健康项目的指定拨款——此次主要是从美国国家卫生服务团和社区服务办公室的乡村发展基金——中截流的。哈克勒说，之所以递交新的经费提案，就是因为艾滋病研究人员希望获得更多的钱。

“假如他们认为需要更多的经费，我会向国会提交申请。”她说。

在华盛顿，国会助理蒂姆·韦斯特摩兰德看了电视报道，他觉得哈克勒虽然不是位杰出的管理者，但作为政府公关人员倒是可圈可点。

但是，韦斯特摩兰德跟其他一些华盛顿内部人士一样了解该提案的实情，它与艾滋病研究人员要不要经费根本无关。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已在秘密会议上批准为下一年的艾滋病研究拨款4 000万美元。考虑到国会目前的氛围，大家都认为这笔钱会通过。甚至连共和党人都对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艾滋病研究经费问题上如此锱铢必较感到吃惊。在整个预算提交给拨款委员会之前，此次投票原本应该是保密的。然而，里根的支持者把消息透露给了白宫，于是原本确定的划拨经费转而成了哈克勒的公关妙招。这就是1983年夏天艾滋病政策的实施方式。

公共卫生署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哈克勒要求的经费比布兰特医生几周前提出的少了1 300万美元。布兰特医生的那项提案被预算人员彻底丢弃了。

当天，加州，戴利市，西顿医疗中心

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出生在旧金山的艾克塞西尔区，出生时还裹着胎膜，根据她的斯拉夫移民家族的传统，这意味着她能预见未来。当弗朗西丝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脖子上就挂着她出生当天助产士为她缝合好的胎膜残片。这会给她带来好运，尽管弗朗西丝总是抱怨她不走运。不过，她确实拥有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鲍勃·博尔切特与弗朗西丝结婚后不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住在都柏林街，离她出生的房子有4个街区。博尔切特的孩子们养成了一个习惯，电话一响，他们就先问弗朗西丝是谁打来的。弗朗西丝似乎总是知道是谁。

而弗朗西丝的洁癖令她的第六感黯然失色。她总在打扫卫生。每天早上她都要掸尘，一天差不多要洗20次手。弗朗西丝的小女儿凯茜开玩笑说，将来他们会把她和一罐“擦擦亮清洁剂”葬在一起。逼急了，弗朗西丝就说自己不过是讨厌细菌的芸芸众生之一。

就在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坐进豪华轿车离开在卡布里尼医疗中心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时，一位医生走进了旧金山郊区一家医院的候诊室——鲍勃·博尔切特和他的4个孩子正等待着母亲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消息。医生宣布手术很成功。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谁都想不起来上一回弗朗西丝生病是什么时候，但她毕竟71岁了，他们知道，不管多么常规的手术都可能有风险。

几天后，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又恢复了执拗的本性，和一个侄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抱怨说，医生曾想给她输血。

“我跟他们说我不要。”她说。

她的侄女认为，医生知道该怎么做，应该听医生的。像往常一样，弗朗西丝固执己见，根本不为所动。

“我不会让他们给我输血的，就这样，”她说，“如果他们想让我的血好起来，可以给我吃补铁的药。”

当时，她的家人觉得她这么固执源于与生俱来的洁癖。她无法想象别人的血液在她的身体里流淌；她会说，谁知道这血是从哪儿来的。不过，后来这家人回忆起这场争执时，都说是她那块胎膜让她未卜先知。

弗朗西丝不知道自己手术中失血过多，需要输两品脱的血。医生说，输第三个单位的血是以防万一。这是两周前那个年轻人献的血的最后一个单位——而他没有按常规填写献血者延期捐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