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科学

36. 科学

1983年8月25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唐纳德·弗朗西斯医生热切地希望在疾控中心建一个一流的逆转录病毒实验室，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罗伯特·加罗实验室招募了一位逆转录病毒学家——V.S.卡利亚纳拉曼医生。大家都叫他卡利；他因为最近发现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2型而受到瞩目，这是加罗1980年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的第二种变体。长期以来，卡利一直在加罗位于贝塞斯达的大型实验室里工作，觉得很憋屈，想在一个小一点的团队里担当大任。他希望自己能在导师加罗的祝福下离开贝塞斯达，他以为如果他能在疾控中心成功地追踪到艾滋病病毒，将给罗伯特·加罗带去更大的荣耀。

但加罗医生不是这么想的。加罗好说歹说都没能说服卡利留在马里兰州，于是诉诸威胁手段：不允许研究人员从他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带走任何一种逆转录病毒试剂交给疾控中心。加罗说，这个人得自己培养病毒和抗体。与此同时，8月初，唐纳德·弗朗西斯听说加罗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高级官员阻止疾控中心雇用这位年轻的研究员。8月底的这天早上，加罗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直接给唐纳德·弗朗西斯打了电话。

加罗说，艾滋病研究“正处在十字路口”，因此，疾控中心没有必要开展自己的逆转录病毒研究。这会让“政府重复花钱”。

眼见这一招也没有奏效，加罗只得变本加厉。

“我们不可能与你们合作。”加罗说，他不认为疾控中心对国家癌症研究所“怀有善意”。

因此，他不会提供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试剂或抗体。

“卡利什么也拿不到，”他说，“你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逆转录病毒。”

对唐纳德·弗朗西斯来说，对付罗伯特·加罗是一种令他反感的干扰，但他并不意外。加罗已经怀疑疾控中心没有把最好的样本提供给他进行分析，他把这些担忧跟一些亲密的同事说了，认为疾控中心正在密谋自己找出艾滋病的病因，然后“过河拆桥”，这意味着加罗不会有任何功劳。

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之间的纠葛也颇具传奇色彩。国家癌症研究所声称自己在艾滋病研究中占据首要地位，因为艾滋病爆发初期最常见的形式是皮肤癌，而皮肤癌这一块归他们管。尽管国家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最近才表现出对艾滋病的极大兴趣，但它现在声称它应该在艾滋病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该综合征是一种传染病。

罗伯特·加罗也跟巴斯德研究所的逆转录病毒学家以及他们发现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起了争执。“欧洲媒体都在报道法国人发现了病因。”加罗向唐纳德·弗朗西斯抱怨道。他担心的是，如果他们的研究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就会丢面子，因为他审阅过《科学》杂志1983年5月刊载的第一篇关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论文。

加罗还担心法国人的研究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他就无法因为发现艾滋病病因而获得荣誉。一些研究人员后来说，加罗私下里在科学家之间散布消息说，法国人分离出的并不是一种新病毒，而是一种污染物。加罗本人后来否认自己说过这些，并明确指出，法国人写的第一篇关于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论文，他是审阅并同意发表者之一。加罗在电话中多次警告弗朗西斯不要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尤其是法国人。“不要再跟第三方建立关系，”加罗告诉弗朗西斯，“让我保持在艾滋病研究上的领先地位，别辜负了我的好意。”

唐纳德·弗朗西斯整个夏天都在试图用他能想到的任何东西来培养这种病毒，包括来自新生儿血液的细胞，来自蝙蝠的肺、猴子的肾以及狗的胸腺的细胞。他已经从巴黎订购了法国人发现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但东西还没到。加罗依然认为引发艾滋病的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他在8月初给国家癌症研究所官员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里列出了所有的证据，但这对弗朗西斯没有任何意义。艾滋病病毒不会导致被感染的淋巴细胞增殖，而是会大规模杀灭淋巴细胞。它的表现不像白血病病毒。此外，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的聚焦测定非常耗时。每次细胞感染都需要大约3个月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而每次培养后，研究人员都空手而归，也就是说没有病毒。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医生担心疾控中心过度重视逆转录病毒的假说，把精力错误地用在了病毒学上。弗朗西斯看重卡利在逆转录病毒和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方面的专业知识，希望他能帮助实验室有所收获。

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卡利与加罗共事7年，他为两人关系走到这一步感到沮丧。卡利觉得，在疾控中心工作就像走入婚姻，但加罗是家人。

1945年的欧洲胜利日那天，卡利出生在印度的一个贫苦家庭。他靠学校的资助来到美国，1970年代参与了阻击癌症的工作，以分离与癌症相关的病毒。从1976年起，他就在加罗的实验室工作。近年来，卡利一直在研究艾滋病。和加罗一样，他也因无法让病毒增殖而沮丧。他对艾滋病研究很感兴趣，在他看来，和加罗共事的这些年令他获益匪浅，他也因此才有了今天。如今他觉得加罗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奴：一旦进了他的门，就永远别想走。即使卡利心意已决，尽管有医生表示抗议，罗伯特·加罗依然采取他那套恐吓策略。

8月，一年一度的国际免疫学大会在京都召开。疾控中心的戴尔·劳伦斯医生发现，艾滋病疫情已经激起了全球免疫专家的好奇心，因为以前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尽管日本的会议组织者不太愿意主办一场关于艾滋病的特别会议，但在劳伦斯的坚持下还是办了；出席者非常之多，以致艾滋病会议不得不从一个中型会议室改到会议地点最大的礼堂。然而在私下讨论时，当劳伦斯坦言几年内仅美国一地就将出现2万例艾滋病确诊病例时，他看到所有人的眼神一片茫然。他想，在这些世界级的专家中，没有几个人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严重性。

就在罗伯特·加罗打电话给唐纳德·弗朗西斯，发誓要阻止国家癌症研究所与疾控中心在艾滋病研究上的合作的这一天，加州大学扣留经费的事上了《旧金山纪事报》。著名儿科免疫学家阿特·阿曼医生是为数不多的敢于仗义执言的医生之一，他说，艾滋病研究人员因“冒犯”大学的官僚制度而遭到报复。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因泄露了一份备忘录而激怒了大学官员，备忘录上描述了大学一再拖延经费所产生的严重的公共关系后果。当然，到目前为止，加州大学系统内的所有艾滋病研究人员都因缺乏资金而备受煎熬。杰伊·列维医生仍然无法购买逆转录病毒实验室所需的超高速离心机，寻找艾滋病病毒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不前。

医学院院长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现在他意识到艾滋病资金需要加速发放，还说就算他必须“穿过海湾大桥到伯克利”并强迫管理人员这么做，也会把这些钱发下去。然而，记者们刚一走，院长就告诉同事他的话被错误地引用了。资金发放不会加速。

事实上，学校又把这笔钱扣留了3个月，随后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了他们最初就打算资助的科学家。但是有一个例外。阿曼医生被彻底从艾滋病经费发放的名单中剔除了。1982年12月，阿曼是第一个提醒全国血液制品存在艾滋病危险的医生。他的行动可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大学官员做决定时根本不看这个。不久，阿曼计划离开大学去私营机构工作。

这就是1983年8月艾滋病研究的状况。

8月27日，旧金山，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35号

马修·克里格一边帮盖瑞·沃什洗碗，一边和他讨论他们的“家庭肖像”项目。做这样一本书，是想宣传基于后天选择而形成的家庭概念，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概念。对许多同性恋来说，朋友常常比兄弟姐妹更亲密，盖瑞想在这本书里展示他后天选择家庭的理论，配上后天选择的家人的照片，其中包括马修、露·蔡金以及盖瑞的侄子瑞克·沃什。

马修问：“你对这个项目还感兴趣吗？”

过了很久，马修听到卧室里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是的。”

马修走进盖瑞那间舒适的卧室，用胳膊环抱着他，紧紧拥着他虚弱的身躯。

“只是我知道我永远也看不到了，”盖瑞说，“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也可能你还活着，”马修说，“我们难道不该期待奇迹出现吗？”

“可以期待，但我知道我要死了。”

马修问盖瑞是否真的感觉到了肉体上的死亡，抑或只是心理上这么觉得。

“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身体里，”盖瑞说，“我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虚弱，我几乎能感觉到细胞在死亡……今天早上我感觉特别糟糕，我觉得我今天就要死了。”

根据疾控中心1983年8月29日公布的数据，2 224名美国人感染了艾滋病，其中891人已经死亡。

8月30日，弗朗西丝·博尔切特从位于旧金山郊区戴利市的西顿医疗中心出院。尽管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弗朗西丝仍然没有从手术中恢复过来。她身体虚弱，连续不断地莫名发烧。出院时，她的体温是100华氏度。一回到家，她就感到疲惫不堪，无法通过必要的锻炼来活动她的新髋骨。家庭医生建议鲍勃·博尔切特观察他的妻子几天，再报告她的情况。

正是在这段令人焦虑的时期，医院寄来了弗朗西丝的手术账单。由于医疗保险不涵盖输血费用，发票上包含了欧文纪念血库送来的那3个单位的血液费用。博尔切特一家这才知道他们的母亲接受了输血。

1983年9月9日，挪威首位艾滋病感染者在奥斯陆去世；他也是该国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人。这名33岁男子死前三周，瑞典的首个艾滋病患者死亡。在墨西哥，卫生部门正式报告了该国首例艾滋病患者。海地当局对于一年来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个贫穷国家与艾滋病有关的说法做出了回应，他们把首都太子港唯一一家同性恋酒吧的所有人都抓了起来。

夏去秋来，在美国，虽然过去6个月来媒体的密集关注正在渐渐散去，但欧洲人仍对这种新疾病感到不安。9月初，英国卫生部门派发传单，敦促高危人群停止献血。有关输血可能传播艾滋病的证据越来越多。蒙特利尔的医生早前报告了一个婴儿罹患艾滋病的病例，唯一的可能就是其出生时不幸输了血。美国疾控中心现在掌握了21个与输血有关的艾滋病病例，但其中只有一个病患接受的血液确定来自艾滋病患者，于是，疾控中心官员强烈要求对献血者进行筛查，因为很明显，没有艾滋病症状的献血者亦携带着致命的艾滋病病毒。然而，血库坚称有延期献血指导方针就足够了，还说未来出现的任何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可能都是在指导方针生效前输的血。爱德华·布兰特医生也向同性恋团体保证，他不会要求进行更严格的献血筛查。有消息说，白宫助手们会见了杰瑞·法威尔的“道德多数派”的几个领导人，讨论立法禁止同性恋献血。随后，布兰特与同性恋领导人进行了会面。据说布兰特怒不可遏，如此重要的卫生问题白宫不愿跟卫生官员讨论，却愿意跟“道德多数派”的人谈。

9月15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下一财年的4 100万美元艾滋病研究预算。委员会的报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审查艾滋病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在必要时推动追加拨款。在一份明确的指导意见中，委员会指出公共教育和艾滋病预防计划严重匮乏，并责令玛格丽特·哈克勒部长“动员现有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协助疾控中心实施及时有效的公共教育工作”。

就在众议院委员会通过艾滋病拨款方案的同一天，7名美国参议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负责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经费的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洛威尔·维克为公共卫生应急基金提供资金支持。参议员们已经得知，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实际上为艾滋病研究申请了5 000多万美元的经费，比哈克勒部长那天所说的要多出1 000万美元。当天，这位部长还说过将满足艾滋病研究人员的资金需求，以阻止艾滋病蔓延。尽管公共卫生应急基金在7月就获得了国会的一致通过，但没有任何资金是留给他们的。“没有这些应急资金，协调工作就无法到位，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只能像处理艾滋病危机那样——从其他项目中挪用经费，而这些项目当时可能没那么紧急，但对于维护我国公民的健康同样必不可少。”参议员们写道，“此外，如果其他资源无法迅速找到并用于此处，我们阻止疾病传播的努力就会被延误，从而导致大面积的染病和死亡。”

在1984年大选年到来之前发表的这份声明具有耐人寻味的政治意义。专家们认为，考虑到总统候选人艾伦·克兰斯顿、约翰·格伦以及爱德华·肯尼迪等人都在声明上签了名，艾滋病可能会在大选中扮演某种角色。

9月17日，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从长岛冷泉港的联邦研究机构艾滋病研究人员大会回来后，吕克·蒙塔尼耶非常恼火。他以非常谨慎的表述，全面介绍了法国人9个月来对艾滋病病毒的深入研究。截至目前，法国研究者正在对来自克劳德－伯纳德、比提耶－萨尔贝提耶尔这两家医院的艾滋病患者进行血液检测，结果马上就会出来。虽然他们并没有在所有艾滋病患者的身上发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抗体，但是确实发现这些人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要比罗伯特·加罗报告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抗体多。此外，他们对加罗的研究结果存疑，因为他把在海地艾滋病患者血液中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抗体也包括在内。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是加勒比地区特有的，人们即使没有感染艾滋病，也可能会有这种病毒。

就在冷泉港会议前一周，巴斯德的研究人员已经通过了第一个独立进行的测试。美国疾控中心的唐纳德·弗朗西斯送去了4份来自旧金山男同性恋的血液样本，这些人都接受了乙肝检测。其中两份样本是早前提取的，可能早在这些男性接触到艾滋病病毒之前；另外两份样本也是这两位男子的，是在其表现出艾滋病症状后抽取的。弗朗西斯请法国人来确定哪个样本来自哪个时间段。在两个病人身上，巴斯德的医生都准确地发现早期提取的血清中没有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抗体，近期提取的血液中则出现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抗体。弗朗西斯显然被说服了，蒙塔尼耶希望美国其他研究人员也能信服。

然而事与愿违，按蒙塔尼耶的说法，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成了冷泉港会议的主角。科学家们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可能是加罗医生发现的白血病病毒引起了艾滋病。蒙塔尼耶的演讲被推到会议尾声。当蒙塔尼耶坚持认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与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毫无关系，而与马贫血病毒相似时，一些科学家在下面窃笑，心想：马病毒，可不是么。

加罗亲自跳起来对蒙塔尼耶百般刁难，对他提出的马贫血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大加嘲弄。私底下，流言四起，都说法国人的分离物被污染了，至于真正的科学突破只能指望加罗的实验室。

这些消息让聚集在蒙塔尼耶位于巴斯德园区的办公室参加周六例会的研究人员心灰意冷。几乎所有的知名学术期刊都在美国，而且几乎没有一家对发表法国人的研究成果感兴趣。通常，他们拒绝的理由都是“让我们拭目以待罗伯特·加罗的想法吧”。就算在巴黎，科学家们对巴斯德研究的重要性也意见不一。雅克·莱博维奇依然对他去巴斯德研究所求职遭到拒绝的事耿耿于怀，如今他已是“加罗派”的支持者，认为巴斯德研究人员都是业余水平。

但最近几个月，巴黎的“业余研究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现在完成了血液测试，大卫·克拉兹曼医生做的免疫学研究清晰地解释了病毒是如何攻击辅助性T淋巴细胞的。此外，威利·罗森鲍姆用抗病毒药物HPA-23所做的试验在艾滋病治疗的前沿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们认为，法国人的研究成果迟迟不被接纳，不只是国际竞争的老戏码，更是一种新情况，这将使科学界失去抗击艾滋病的最重要的武器：时间。他们需要时间开始测试抗病毒药物的艾滋病疗效，需要开展可广泛采用的抗体测试，需要开始血液测试和严格的防控措施。随着病毒在全球各地的传播，科学家已无暇卷入这种狭隘的斗争。法国人明白，在美国，加罗和国家癌症研究所比巴斯德研究所有分量。但是他们认为，全国的科学家对于这种严重的疾病不可能只持一种观点，尤其是在“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的时候。

威利·罗森鲍姆认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人身上的“科学帝国主义”思想，但蒙塔尼耶知道，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与巴斯德研究所之间的针锋相对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法国研究人员为数不多，他们的研究预算只有美国人可能获得的预算的零头，在得不到足够经费的支持、没有专业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再接再厉。

他说，“我们就像在隧道里一样，四周一片漆黑。”

旧金山

弗朗西丝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整个9月下旬，鲍勃·博尔切特都是在持续焦虑中度过的。9月10日，她再次入院，随即确诊为肝炎。医生们很不情愿地告诉她是输血感染的。但是，弗朗西丝似乎比一般的肝炎患者更痛苦。她咳得很厉害，还吐白色的黏液。毫无胃口，所以她什么也不吃。在住院的17天里，她瘦了20磅。医生们将体重减轻归咎于“厌食症”。其间，有个家庭医生跟鲍勃·博尔切特说，他担心弗朗西丝可能会死。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位脾气暴躁的老祖母还是挺过来了。后来鲍勃和孩子们才不无难过地意识到，早知她接下来要遭那些罪，还不如在这个9月死了的好。

9月22日，马修·克里格的日记

今晚，我从盖瑞的声音里听到了绝望——他的绝望不无道理。他今天摔倒了3次，因为他的腿根本不听使唤。之前他的一只眼睛感染了，现在另一只也感染了。

他去牙医那里做例行检查，发现牙齿也感染了，可能要做根管治疗。他的前列腺也出现了新的感染，医生告诉他，手淫或可减轻压力和疼痛。但手淫对他来说像是上辈子的事，他毫无兴趣。

“可能说了你也不信，”我告诉他，“但你会熬过这段低谷的。你以前也经历过，你会挺过来的。我真希望帮你分担或者让这病消失。”

我不知道他能否经受这一系列无情而又痛苦的疾病。可怕的是，我意识到自己脑海里有个黑暗的角落希望这一切都结束，然后我可以用过去式来谈论盖瑞和他的病。

我的脑子里在转悠这个念头。有时候我觉得一切都结束了，盖瑞已经死了。回想80年代，我曾经有过一个最好的朋友和前男友，一个我深爱过的了不起的男人，他饱受疾病折磨，死于这场席卷全国同性恋社区的恐怖疫病。这种病如今我们几乎不记得了。人们叫它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