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光与隧道：1984年

第七部分 光与隧道：1984年

因此，他们也体会到了所有囚徒和流放者无可救药的悲伤，那就是存在于漫无目的的回忆之中。即使是过去，他们无时无刻不留恋的过去，也只有惆怅的滋味。他们真想把所有他们后悔没去做的事都加入回忆中……因而他们的生活中总有些缺憾。我们对过去充满敌意，对眼下没有耐心，对未来心存欺骗，我们很像那些人，那些拥有正义或者仇恨力量却被关在铁窗之后的人。

——阿尔贝·加缪《鼠疫》

1984年1月3日，贝塞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

过去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拉里·克莱默都在走访参与艾滋病工作的联邦机构。他的经纪人正在读他的《凡俗的心灵》剧本初稿，已经脱离艾滋病活动9个月的拉里想看看政府对这一流行病都做了些什么。12月，他去了亚特兰大，发现疾控中心似乎一直经费不足，而且还在跟过去一样超负荷工作，但他并不意外。然而，当艾滋病活动办公室一名出色的工作人员突然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结婚？”时，他吃了一惊。于是，拉里开始解释大多数州都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同性婚姻，这让疾控中心的医生听得不耐烦。他说：“我不是说和男人结婚，我的意思是和女人结婚。要是你们早点跟女人结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这样的话，居然出自疾控中心一流的艾滋病研究人员，拉里顿时明白为什么艾滋病已经蔓延近3年，疾控中心多出了那么多艾滋病工作人员，却从没招募过一个出柜的同性恋。

此次亚特兰大之行，有关疾控中心与国家癌症研究所之间的机构竞争不绝于耳。疾控中心一位官员坦承：“我们甚至不和他们说话。”

1月初，国会工作人员蒂姆·韦斯特摩兰德安排拉里·克莱默去拜访一位主管，他掌管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机构之一。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其他高管一样，这位也住在贝塞斯达园区的一处豪宅里，家里都是古董，还有一个惟命是从的工作人员。

午宴期间，拉里去了趟洗手间。他被楼上一大堆满满当当的书架吸引住了，书架正对着敞开的卧室门，对面是楼梯。拉里相信可以通过一个人读什么书大致判断出他是个怎样的人，于是便溜了进去。书架上各种书籍应有尽有：有通俗小说、哲学著作，还有科学著作。只有一个架子例外，昂贵的镜框里镶着几张英俊男子的泳装照，他们凸显着各部位的肌肉，双手交叉抱臂。其中一张照片上，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位著名官员正别扭地模仿着健美运动员查尔斯·阿特拉斯所特有的造型。

回到午宴上，这位著名的研究机构主管热切地向拉里说明他的机构为艾滋病做了多少工作，然后找借口说他要回办公室去了。拉里不为所动，因为他知道该机构对艾滋病的反应何等缓慢；而且他怀疑，该机构目前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跟国家癌症研究所较劲，以证明在抗击艾滋病的问题上它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最杰出的机构。

主管的高级助理一边把剩菜端进厨房，一边和拉里聊了起来。等到四下无人的时候，助理悄悄对拉里说：“我朋友和我都超爱你的小说《基佬》。下次你来城里的时候，我们想请你吃饭。”

拉里大跌眼镜，这一刻他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这就是这个研究所不拿艾滋病当回事的原因之一吗？”他问道，“因为主管还没出柜？”

助理尴尬地看着拉里，没有回答。

这种事，拉里再熟悉不过了。同性恋运动的积极分子都知道一个事实，同性恋进步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异性恋偏执狂，而是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在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中，主流价值观认为公开表达对同性恋的敌意是不合时宜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恐同分子的声音。事实上，只要自己的性安全感没有受到威胁，许多异性恋基于个人人格尊严的考虑是完全支持同性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愿出柜的同性恋显然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使得隐藏身份的同性恋成了当权者的好工具：一旦大权在握，这些人肯定会支持反同偏见，哪怕是细枝末节上的差别。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对这些细微的差别会有极为敏锐的理解，因为他们已决定彻底臣服于这些偏见。隐藏身份的同性恋很少会要求他人公平公正地对待他的同类，因为这样做会使人们注意到他。

这种自怨自艾和政策无力所导致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结果一再地出现在艾滋病蔓延的日子里，在贝塞斯达也是如此。

在华盛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也是位没出柜的同性恋。马科斯·柯南特医生曾经希望这位在卫生部预算流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官员能成为帮他们拿到更多艾滋病研究经费的可贵盟友。然而，此人在会见同性恋领导人及艾滋病研究人员时，却是在傲慢地捍卫当局的政策。

在加州，保守派共和党人、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手下的某位高级卫生官员是个没出柜的同性恋。他的职责是在立法委员会面前大力反对为同性恋社区的艾滋病教育项目拨款，而他满腔热情地忠于职守。在市一级，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4个美国城市的公共卫生主管中，有一个是没出柜的同性恋医生，可是他主管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甚至比纽约的还糟，他也因此出了名。那个城市的艾滋病组织领导人私下里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向县政府伸手要艾滋病教育资金，是因为不希望人们注意到他本人和他的秘密。然而在同性恋看来，这位公共卫生主管非常擅长使用“艾滋语”，能令人信服地谈论同性恋的保密问题，并对浴场的好处深表同意。心存感激的同性恋推选他为该市主要艾滋病组织的理事会主席。

拉里·克莱默裹着厚厚的冬衣，悄悄从贝塞斯达那位研究机构主管家里走了出来，他想知道这种自欺欺人何时才是个头。几天前，他在华盛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遇到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秘密同性恋之一。拉里一到派对现场便认出了特里·多兰。多兰为他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到的数百万美元使得一批新右派当选为参议员，正是这些人让参议院的权力天平在1980年倒向了共和党人。而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为里根筹集了1 000万美元。如今，多兰的兄弟在白宫担任演讲撰稿人。

该委员会赞助的广告有时候会指责民主党纵容同性恋。但拉里知道，特里·多兰刚刚结束与纽约市卫生局一名流行病学家的风流韵事，他非常享受同性恋生活，而他的政治筹款活动的目标却是为了打击同性恋。性格使然，拉里端起一杯酒朝多兰的脸上泼去。

“你怎么有脸来这里？”拉里大叫，“你享受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做着损害我们的事。你应该感到羞耻。”

1月7日，旧金山联合广场

那天早上，克里夫·琼斯几乎无法从床上爬起来，但他不能错过那些示威活动。在服刑5年1个月零13天后，丹·怀特将被索莱达监狱释放。克里夫还记得那天自己看着哈维·米尔克的尸体被翻过来塞进一个黑色塑胶袋的场景，他觉得必须去参加示威游行，抗议释放这个凶手。

在联合广场的集会上，演讲者告诉底下的群众，丹·怀特的故事应该激励他们去根除深层的社会偏见，正是这种偏见让怀特认定谋杀一个同性恋是完全合乎道德的。然而人们却不想听这样的理性分析，他们叫嚣着“杀了丹·怀特”，将演讲者们嘘下了台。一些抗议者的翻领上别着徽章，自称“暗杀丹·怀特小组”成员。

当游行队伍穿过金融区时，有3 000多人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有许多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商务人士。当晚在卡斯特罗街，9 000人举行集会反对凶手获释，他们再次高呼充满仇恨的口号：“杀了丹·怀特！杀了丹·怀特！”这种愤怒是有问题的。让人不禁怀疑，他们究竟是对5年前哈维·米尔克及市长乔治·莫斯克尼被谋杀不能释怀，还是对艾滋病蔓延郁积了满腔愤懑。

克里夫和示威的人潮一起大步向前，一起呼喊，他很兴奋，因为同性恋社区又恢复了原来的战斗精神。然而，接近黄昏时，克里夫离开了游行队伍，回到了卡斯特罗街之外的公寓。游行让他筋疲力尽。实际上，持续的倦怠已经折磨他好几个月了。有时候他会在夜间突然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

偏见对仇恨者和被仇恨者都是桎梏。不到两年，这个道理就兑现了。丹·怀特把车停进封闭的车库，发动引擎自杀了。即使出了索莱达监狱，他还是像囚犯一样活着，也像囚犯一样死去。

1月26日

马科斯·柯南特通常不参加病人的追悼会，但保罗·达格不只是个病人。1981年8月，柯南特招募保罗在他位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卡波西肉瘤诊所为新确诊的卡波西肉瘤患者提供咨询。正是保罗通过伯克利一个苦苦支撑的悲伤心理咨询团体——“香缇计划”为艾滋病患者服务。此后几年，马科斯·柯南特、艾滋病诊所的保罗·沃伯丁和唐·艾布拉姆斯难以面对向30多岁的男性宣布其死讯的日常工作时，不得不频繁求助于保罗·达格。

在追思会上，马科斯·柯南特听着人们赞颂保罗，不由得回忆起当他告诉保罗·达格其皮肤上的紫色斑点是卡波西肉瘤时，保罗极其震惊的画面。那是1982年6月，保罗因此成了当地确诊的第52名艾滋病患者。现在是1984年1月，保罗成了第149个死于艾滋病的旧金山人。就在本周，旧金山的艾滋病人超过了400人。

追思会期间，柯南特一直心神不宁。他环顾人头攒动的房间，发现盖瑞·沃什和一个满面愁容的朋友坐在一起。自从柯南特告诉盖瑞他患有卡波西肉瘤，已经过去了一年，确切地说是一年零一天，柯南特注意到盖瑞看起来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盖瑞·沃什也常常避开参加艾滋病人的追悼会，但他认识保罗·达格多年，觉得当晚必须到场。和他一起来的露·蔡金在折叠金属椅上坐立不安，出于对盖瑞·沃什的爱，过去一年她的大部分生活都围着他转。她也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提前感受盖瑞的死带给她的悲伤。听着所有的悼词，她唯一想到的就是过不了多久她就得参加她最亲密的朋友的追悼会了。露一直是个弗拉特布什来的假小子，她知道自己扛得住：她终究是个心理治疗师，知道死亡会让她成长。

然而，追悼会让她深深地意识到，她已经在过去一年里获得了这样的感受。与盖瑞相识之初，他温柔体贴，而她强势坚定。可是，随着盖瑞的病情恶化，露注意到盖瑞已经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去面对命运的残酷预言。露也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她毫不犹豫地对盖瑞彻底敞开了心扉，因为他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即使是现在，当他们相处的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露发现，在过去一年里，她从盖瑞身上学到了怎么做女人，而盖瑞也承认从她身上学到了怎样才是男人。

这样的认识常常让露感到难过，因为她不断地意识到盖瑞死后自己会多么思念他。追悼会快结束的时候，露觉得无力，她借了盖瑞的银头手杖，这样才有力气走出去。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就在马科斯·柯南特、盖瑞·沃什以及露·蔡金参加保罗·达格的追悼会当天，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医生告诉唐纳德·弗朗西斯，罗伯特·加罗掌握了导致艾滋病的逆转录病毒的20种不同的分离株。就在那一周，加罗还告诉疾控中心的詹姆斯·科伦，他已经分离出了神出鬼没的艾滋病致病因子。

现在，加罗正在尝试尽可能培养出更多不同的艾滋病病毒分离株。他希望在宣布结果时，这些证据是压倒性的，那就不会再有人质疑艾滋病的成因了。加罗认为这种新的逆转录病毒是他在1980年发现的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家族的第三种变种，所以他称之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HTLV-Ⅲ）。

4天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向唐纳德·弗朗西斯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证明是他们发现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引起了艾滋病。10月，弗朗西斯曾寄给法国科学家30份血样，其中10份来自患有乙肝的旧金山同性恋艾滋病人，10份来自患有淋巴结病的男同性恋，10份来自没有艾滋病风险的异性恋。寄去的样本上没有任何说明，只有编号。法国研究人员向唐报告了他们的研究结果：20个样本的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抗体呈阳性，另外10份为阴性。弗朗西斯迅速翻阅了笔记，比对了编号，发现法国人准确地把艾滋病感染人群及淋巴结病患者的血液与未受感染人群的血液进行了区分。弗朗西斯非常兴奋。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科学家们现在可以着手控制疫情蔓延并研制疫苗了。

当天，跟唐纳德·弗朗西斯的办公室隔着一栋楼的地方，疾控中心公共事务办公室的秘书们整整齐齐地打印出了每周向媒体发布的最新艾滋病数据。截至1月30日，疾控中心报告了3 339例艾滋病病例，其中1 452例已经死亡，有38例感染艾滋病的唯一渠道是接受了输血。

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

2月初，斯坦福大学医院血库的埃德加·恩格曼医生接到一个电话，证实了所有血库管理者最害怕的事，即自愿遵守延期献血指导方针仍是社会上排除已感染艾滋病的血液的唯一措施。加州戴维斯的一家血库打电话给他，因为一名献血者过去几年里曾给包括斯坦福血库在内的13家血库献过血。由于该男子的血液显示有严重的免疫异常，戴维斯血库已将其血液弃置。8月，斯坦福血库也弃置了该男子的血液。然而，他献过血的其他11家血库都没有处理他的血液，根据记录，他的血液输入了11人的体内。

似乎没有什么能唤醒血液行业或者它在食药局的监管机构去注意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整个1983年，只有恩格曼一人在大声疾呼，要求业内进行血液筛查。为此，他在当地血库系统中遭到中伤。1983年底，美国主要血库的一位管理者告诉《华尔街日报》，斯坦福大学的筛查计划不过是个商业策略，目的是吸引湾区其他医院的病人。

然而到了1984年初，这种担忧开始扩散。召回第八因子的新闻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例子是，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一位警惕的血库工作人员在看到该市首例艾滋病患者的新闻报道后，认出病人是定期去当地血浆采集中心的有偿献血者，结果导致占全国供应量3%的凝血因子被迫下市。仅此次召回事件中就涉及6万瓶第八因子凝血剂。截至目前，有16位血友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仅仅两年，这种疾病就已成为美国血友病患者的头号死因，甚至超过了出血不止造成的死亡。

血液行业继续回避问题。疾控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再次警告输血导致艾滋病的问题，血库管理者则群起而攻之，对其中的研究方法吹毛求疵。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发言人杰拉尔德·桑迪耶医生，他坚持认为“这项研究涉及的7名患者大多是危重病人，普通病人一般需要3个单位的血液，他们需要的血量远远超出普通病人”。因此，美国红十字会认为，只有那些需要大量输血的人才有可能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社区血液中心委员会的主席告诉《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他的委员会认为可能确有某种通过血液传播的艾滋病病毒，但其传染性未必很强。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刊载的一篇文章中，血液行业的发言人约瑟夫·博夫医生写道：“疾病是不是由某种经输血传播的感染因子引起，目前尚不得而知；除非未来能收集到更多数据并明确分离出感染因子……血库保证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继续提供安全的血液。”

到目前为止，美国食药局血液和血液制品实验室主任丹尼斯·多诺休仍不相信血库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12月，多诺休开始推动业内进行肝炎核心抗体筛查，这是疾控中心一年前在灾难般的亚特兰大血液行业会议上首次提出的。1月初，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召集了一个电话会议，请血库管理者和疾控中心官员一起来讨论艾滋病问题。会议结果并没有使食药局推出什么新政策；相反，血库管理者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问题。跟政府在应对艾滋病的方方面面所体现的速度一样，该工作组的行动非常缓慢：他们决定在3个月内举行首次会议。

旧金山，都柏林街

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在输入3品脱的血液后，6个月来一直没有康复。她萎靡不振，总是疲惫不堪，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忙里忙外了。在他们夫妻俩位于旧金山艾克塞西尔区的小房子里，她感觉自己像是在坐牢。

然而，到了2月初，情况更糟了。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手臂上开始出现牛皮癣。不久，红疹布满了她的全身，从头顶到脚底，都在发痒。鲍勃·博尔切特带着妻子辗转于每个他能想到的专家之间，从皮肤科到妇科。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诊断，但谁也不能治好她。此时，弗朗西丝的女儿凯茜开始担心，她的母亲除了8月做完手术以来的各种不适，会不会哪里出了问题。当时只是怀疑，凯茜并没有对她忧心忡忡的父母说什么，但现在她开始密切关注新闻报道上所说的离她生活似乎非常遥远的事——一种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病。

2月2日，旧金山，阿尔派露台酒店公寓

自从确诊了艾滋病，盖瑞·沃什一整年都在忙于重新装修他在卡斯特罗区的公寓。重新装修成了盖瑞、露·蔡金和马修·克里格之间的玩笑，因为盖瑞总有东西要买，就像西西弗斯的任务。似乎他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任务完成的那一天。终于，在这个周四的早上，新沙发运到，装修也告一段落了。

在沙发送到的前一天晚上，盖瑞断断续续地睡了会儿。身上一直在疼，呼吸也困难。早上，他的医生让他去住院，但盖瑞坚持先预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他不想在一个无菌病房里坐上几个小时。快速检查证实了盖瑞的医生担心的——肺囊虫肺炎复发了。马修冲进医生办公室，开车把盖瑞送去了医院。

“你害怕吗？”马修问道。他扶着盖瑞走上公寓楼梯，陪盖瑞理东西去医院。

“我怕。”盖瑞坦言。

“好吧，我们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马修说，“天哪，我才离开你一晚，你就给自己找了这么个麻烦。”

盖瑞和马修走出公寓大楼的时候，送货车来了，送来了盖瑞家重新装修完工的最后一件家具：沙发。

在戴维斯医疗中心，马修感觉早上就像有三个场地同时在表演节目的马戏团。护士、抽血医生、X光技师以及各种护理人员在盖瑞的房间进进出出，他们连上机器，检测重要的症状或可能的疾病。其间，盖瑞续签了他的保单，这样他就不会失去伤残补贴，过去一年里这笔钱让他过得很舒适。保险公司已经撤销了一份团体保单，其中涵盖了与盖瑞共用卡斯特罗街那幢建筑的其他心理治疗师的保险。由于他的医疗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他现在每月的保费高达300美元。考虑到盖瑞过去一年的医疗费共计7.5万美元，这笔保费还是划算的。

他的医生后来说，肺部X光检查结果显示，盖瑞患的可能是常规肺炎，或者肺囊虫肺炎。不管是何种肺炎，医生都很乐观，他们认为问题发现得早，因而有望阻止它扩散。

那天晚上，马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感到筋疲力尽。但我并不担心盖瑞的健康。不知怎么的，我相信他过几天就会回家。我越来越有信心盖瑞会康复，会战胜艾滋病。我几乎觉得，凭着我们共同的决心，一定能做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一起做。”

魁北克省，魁北克市

盖坦·杜加斯躺在天主教医院的病床上，在他的朋友看来，他从未显得如此害怕过。和盖坦一样，这位朋友也是航空公司的空乘，趁着飞行间隙来探望盖坦。肺囊虫肺炎第三次发作后，盖坦下决心搬回了魁北克，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到家人的关心照顾。他的家人时常守在他的床边，盖坦精神很好，但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而且一直在发烧。过去的酒友认为他这次挺不过去了。

虽然2月初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已经初现暖意，但盖坦依然抱怨加拿大东部的冬天严寒难耐。不久之后，他开始提出要回温哥华，他想找个人飞到魁北克，然后护送他回不列颠哥伦比亚，因为他不想一个人坐飞机。

他恳求道：“我被困在地牢里了，守卫们都穿着白大褂，救救我吧。”

1984年2月，旧金山，加州大学

马科斯·柯南特做完了他的检查，再次讶异于这种古怪综合征的离奇之处。这名病人患有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意味着他的血液已经停止产生凝血所需的血小板细胞。他的脾脏几乎全坏了，显然他已活不了多久。尽管如此，除了皮肤上的几处小问题，这个人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健康问题。他还是卡斯特罗街招牌式的帅哥形象。当他把手放在检查室的门把手上准备离开时，对柯南特说：“好吧，我要去浴场了。”

马科斯·柯南特看得出来，病人之所以这么说，是想看看他会做何反应。

柯南特问：“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吗？”

病人说：“当然。”

“在发生性关系时，你会告诉对方你有艾滋病吗？”

当然不会。

柯南特立即想起差不多两年前他见过的那个法裔加拿大人，就是那位空乘挑起了所有关于艾滋病患者该不该去浴场的争议。不过，在柯南特看来，盖坦·杜加斯是反社会人格，其种种行为是受自我厌恶和混乱的驱使。而这个病人，柯南特知道他是个聪明人，有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在同性恋社区享有良好的声誉。

“人们觉得你很聪明，所以给了你博士学位，”柯南特说，“你不认为你有责任不让这种疾病进一步传播吗？至少，你应该警告那些跟你有接触的人。”

病人勃然大怒。

“去浴场的都是些该死的蠢货，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他说。

柯南特想起自己最近在圣克鲁斯海滨游乐场玩过山车的经历。一开始，看似摇摇欲坠的旧机器让他惊恐不安，但他想，如果不安全的话，政府是不会让它运转的。他又想到那些想和这个迷人的病人发生关系的人，并迅速做了个类比：他们一定认为，如果这些浴场真的很危险，管理部门一定不会让其继续营业。相反，这些浴场统统拥有城市许可证，生意自然蒸蒸日上。

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非但没有谴责这些商业场所，反而以“艾滋语”的新词称赞起了这些浴场，说是开展教育活动的好地方，理由是那里聚集了最需要接受教育的人。尽管私下里希弗曼更倾向于关闭浴场，但他不想伤害他所在的部门与同性恋社区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对促进公共卫生教育至关重要。

对于商业化的性行为在艾滋病流行期间的延续，马科斯·柯南特并不感到兴奋，但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讨厌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同性恋群体容易情绪失控的问题上。在与那位艾滋病患者尴尬地谈完话后，没过几天，柯南特与比尔·克劳斯也聊起了浴场问题。在比尔看来，浴场已成了可以公开杀人的窝点。他认为希弗曼允许浴场持续营业，无异于凶手的同谋。比尔·克劳斯说，敦促人们去浴场接受艾滋病教育，就像让人们待在燃烧的大楼里了解消防安全一样。比尔认为是时候重提这个问题了，他正在为“哈维·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3月的会议组织一个关于浴场问题的论坛。

马科斯·柯南特同意比尔·克劳斯的意见。他说：“我会在论坛上发言，但理想的情况是让同性恋社区自己关闭浴场。政府不插手的话，关闭浴场就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行为。”

柯南特不打算站出来说政府应关闭浴场。相反，他会说同性恋社团需要开始讨论是否关闭浴场。

比尔·克劳斯不相信社团会采取行动。自从9个月前发生最后一次关于浴场的争议以来，什么也没有发生。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这些争议会消失；可是，消失的是男同性恋。

莱昂·麦考斯克、威廉·R·霍斯特曼以及托马斯·科兹医生对旧金山同性恋性行为的变化进行了持续调查，他们收集的数据令比尔感到震惊。这几位心理学家向同性恋酒吧和浴场走出来的男同性恋分发问卷，共发了近700份。第三组采样来自关系固定的同性恋伴侣，是通过同性恋报纸广告征集而来，然后又通过邮件收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三组人群——酒吧组、浴场组、固定关系组——在性行为上表现出惊人的差异。

尽管三组人群对艾滋病问题以及如何避免感染艾滋病具有相同的认知，但相比其他两组，去浴场的男性遵守安全性行为准则的几率要低得多。更糟的是，68%的浴场顾客说他们会通过“与陌生人发生关系来缓解紧张”。相比之下，全部受访者中只有29%的人承认会这样做。62%的浴场组受访者表示“会在感到非常沮丧的时候跟人发生性行为，而自己明明知道不该那么做”。

卫生部门收集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去浴场的男性有8%出现淋巴结肿大。这意味着，12名顾客中就有1人可能已处于艾滋病感染的早期阶段。一个顾客去一次浴场至少会和3个人幽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和其中一人发生性关系。这项研究的结论不足为奇：“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作对浴场内发生的性行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研究发现，尽管许多男同性恋对性行为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只有少数人彻底摒弃了可能使他们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总的来说，同性恋群体正处在应对悲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阶段。在个人层面上，这一阶段紧随“否认”和“愤怒”两个阶段之后；其特点是身患绝症的病人企图与致命疾病或上帝达成某种协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垂死的病人说自己身体不错，恳求参加最后一次婚礼或者最后一次演出。一旦参加了婚礼、唱了歌，他又会要求参加下一场婚礼，下一场演出。讨价还价就是想拖延时间，所以男同性恋讨价还价。安全性行为意味着淘汰你最不喜欢的性行为，代之以其他性行为。许多人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放弃直接性交的话，也许还可以跟人口交。

政治上，同性恋领导人也在讨价还价。张贴警示海报可以，但在找到艾滋病病毒并证实其传播途径之前，他们还不想放弃浴场。当然，一旦发现了病毒并证实了传播途径，就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这种讨价还价并不是理性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浴场问题之于同性恋与血库问题之于异性恋是一样的。先是否认，然后是讨价还价。同性恋对浴场问题的反应并非同性恋所独有：这是人类的普遍反应。

同性恋心理学家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恳请各方多点耐心。比尔·克劳斯认为，当同性恋群体跑完这场复杂的心理马拉松，“接受”事实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死了。时间是同性恋群体玩不起的奢侈品。比尔知道，心理上的纵容并不能挽救生命。政治上，他意识到必须继续行动达到关闭浴场的目的，尽管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诊所的研究人员警告他说，城市领导人希望在这5个月里，即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先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

而比尔·克劳斯已打定主意，时间不等人，有必要越过卫生部门负责人和同性恋社区领导行事了。2月2日，周四上午，他给《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打了个电话，有意无意地提到了麦考斯克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数据。

记者随后采访了塞尔玛·德里兹医生，坦陈了人们对于浴场的更多担忧。德里兹刚刚完成了全市直肠淋病发病率的图表。尽管统计数字一直在直线下降，但198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直肠淋病患者数量显示，它在5年来首次出现了上升。增长并不惊人，但令德里兹震惊的是，这样一种唯有在无保护的被动肛交情况下才会感染的疾病，其患者人数的增长正是在同性恋被告知被动肛交肯定会感染的时候。

塞尔玛·德里兹把图表递给记者，说：“根据图表，在浴场顾客增加的同时，直肠淋病发病率也上升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对应推定证据。”

记者准备离开时，德里兹瞥了一眼满是圆圈、箭头和数字的黑板。“单是周一这一天，我就登记了8个新病例，”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都是年轻人，他们可能都难逃一死。”

当旧金山一名报社记者联系詹姆斯·科伦医生时，他正有话想说。作为一个很多时候要仰赖同性恋社区的合作才能开展调查的联邦官员，科伦不会直接叫默文·希弗曼医生去关闭浴场，但他确实发表了意见。“我希望同性恋社区能够正式表达他们对浴场问题的关注。我希望看到所有的浴场都歇业。我曾经和浴场老板们谈过，叫他们把生意多样化，做些健康的生意——比如把浴场改成健身房。男同性恋需要明白，如果他们滥交，寿命只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差不多。”

《旧金山纪事报》的浴场报道引起的后果，令同性恋社区的领袖们怒不可遏。他们一致认为，这个记者得了内化的恐同症。这种怒火因为次日报纸上的一篇分析长文而更加炽烈，文章探讨的是浴场对本市艾滋病教育计划造成的挑战。它引述了知名艾滋病研究人员的话，嘲讽了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所采取的“突出正面影响”策略。在这个由市政府资助的基金会的全彩宣传海报上，呈现的是两个性感男人的背影，而不是艾滋病的残酷现实。“你可以寻欢作乐（且平安无事）。”海报上的宣传词轻松欢快。旧金山监事哈里·布利特公开谴责了卫生部门采取的这种“不要吓坏同性恋”的态度，并宣布他将会见医生和艾滋病研究人员，着手组织他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要让男同性恋知道，“在浴场或性俱乐部等场所发生的性行为不再是找乐，而是生死攸关”。

希弗曼医生重申，他不会对浴场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不会强制那些经营场所执行他自己广为宣传的法令——张贴警示。

“任何这方面的行动都必须出自同性恋社区，而不是我的办公室。”希弗曼说。至于本市的教育计划，他坚称：“我认为，根据记录来看，我们对于教育已经尽了全力。一年来，我每日每夜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

到了2月6日，周一，对浴场问题的幕后操纵升级了。浴场老板会商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那些漠不关心、肆无忌惮的神权政治家无耻地利用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从清除同性恋浴场开始，然后清除同性恋酒吧，再清除所有同性恋企业和组织，甚而剥夺每一位同性恋的工作机会，以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人政治目的”。《湾区记者报》以准备好的社论对《旧金山纪事报》以及任何怀疑浴场是进行艾滋病教育的好地方的人进行了抨击。与往常一样，讨论这个问题的框架是人的权利，而不是人的生命。“如果浴场自行停业、‘自然死亡’——就像它们的某些顾客那样——没有人会因此变富，也没有人会因此变穷。”《湾区记者报》的社论说，“这件事当中的问题事关宪法，而不是健康。这个国家的一个主要政治团体将被剥夺在某个并没有任何非法行为发生的地方聚集的权利。”

与此同时，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基金会的理事在几个街区外的地方举行了会议。比尔·克劳斯希望基金会能批准发放警告卡片，要求所有浴场经营者在每位顾客进门时发给一张。警告卡片上要直截了当地告知顾客，参与不安全性行为可能致命。比尔·克劳斯说，如果支持浴场营业的人争辩说同性恋有权在知情后做出选择，那就应该保证所有的顾客都是知情的。12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0人同意，但基金会的财务主管鲍勃·罗斯强烈反对。罗斯是《湾区记者报》的出版人，这份刊物的大量广告收入来自浴场。鉴于他表示如果要求发放警告卡片，《湾区记者报》将撰文谴责，故而理事会决定推迟采取行动。随后，马科斯·柯南特和比尔·克劳斯转赴哈里·布利特及公共卫生局局长默文·希弗曼一起召开的另一个会议。

到会议召开时，战线已经一目了然。支持对浴场采取行动的同性恋政治领袖唯有米尔克俱乐部的盟友。当然，像塞尔玛·德里兹这样的资深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越来越多直言不讳的艾滋病诊所医生也支持关闭浴场。然而，在艾滋病蔓延的最初5年间，医生的建议在任何政府层面的决策中都无足轻重，现在也没人给予他们太多关注。联合起来反对关闭浴场的是本市其他同性恋领导人、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以及看重广告收益的同性恋报纸。某些浴场老板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禁止少数族裔进军这一行，如今他们倒成了公民自由的新捍卫者。

希弗曼医生同意他所在的部门需要加强在浴场的教育活动；并对浴场老板们表示愿意合作予以赞扬。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分发了更多的小册子。

私下里，希弗曼觉得，如果像比尔·克劳斯这样的人真这么憎恶浴场的话，他们应该举着警戒牌站在浴场外，警告人们离开。这样也能引来更多媒体报道这个问题，并证明同性恋社区是支持关闭浴场的，反过来，这也能证明他的做法合理。没有这样的支持，希弗曼认为关闭浴场不会起到建设性作用。同性恋领导人称赞希弗曼采取了最适当的行动。米尔克俱乐部的对手看到比尔·克劳斯几乎都抑制不住地露出得意的笑。每个人都认为是比尔在幕后操纵浴场问题再次引起关注，就像去年那样。这一次，他又输了。

2月，纽约的浴场也在争议的漩涡中。《纽约人》的一位撰稿人在各家浴场都过了一晚，看这些地方是否真的变成了艾滋病教育场所。他发现没人使用避孕套，很少有人按照安全性行为准则行事，甚至最基本的也不愿一试。拉里·克莱默在浴场门上贴了艾滋病警告贴纸，然而此举只让他引来了更多的嘲笑。

《纽约人》上充斥着舞蹈演员和建筑师、牧师和诗人、大学教授和土木工程师的讣告，这些人都死于艾滋病，死的时候都很年轻。尽管如此，依然没有多少人要求正面抗击这种疾病。

长期以来，拉里·克莱默一直在为重新赢回他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理事会的职位而奋斗，但在2月初的理事会投票中，他被大多数人否决了。拉里不改冲动的本性，立即向理事会发了一封信，称他们是“一群傻子、弱智和懦夫”。

纽约市市长科赫领导的跨部门工作组会议纪要，读起来仍像是一份实质性问题的冗长清单，由于缺乏协调的医疗设施，也没有任何社会支持服务，这些问题在纽约依然存在。2月，一名男性艾滋病患者被人从城市居民楼赶了出来，直接推到冰冷的街道上。在“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寻求临床服务的人从1983年初的每月40人增加到每周80到100人。因为缺乏资源，该组织现在大约有一半人离开了。尽管问题越来越多，工作组还是在2月投票决定停止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改为每月召开一次。

2月7日，犹他州，帕克市

迈克尔·戈特利布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赞助下组织了一个科学交流活动，其水平之高是他前所未见的。与会的150名科学家，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临床医生，都是全国从事艾滋病工作的顶尖人才。自从戈特利布32个月前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首次报告4例肺囊虫肺炎之后，免疫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经费问题和明争暗斗，科学家们的反应显然比其他受艾滋病影响的人要快。在卫生部助理部长布兰特的干预下，科学期刊最近同意加快发表与艾滋病相关的突破性进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新发放的一批经费，引来了更多顶级人才探索这一流行病领域的奥秘。

会议第二天，戈特利布安排了关于嗜淋巴细胞逆转录病毒的高级专家组讨论，其中包括罗伯特·加罗医生，与他密切合作的哈佛大学的麦克斯·埃塞克斯，以及巴斯德研究所的让－克洛德·彻尔曼医生。加罗私下里将法国人的研究贬得一钱不值；当另一位与加罗关系密切的哈佛大学研究员威廉·哈塞尔廷医生要求在彻尔曼之前占用10分钟发言时，戈特利布根本没有多想。尽管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戈特利布还是同意给他10分钟时间。周二下午下了一场好雪，正适合滑雪，这次为期5天的会议有个诱人的承诺，就是科学会议将在中午结束，这样医生们就可以去滑雪了。

这个单元的发言从加罗医生开始，他谈了“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家族”。尽管他在言语之间暗示自己最近取得了某些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但听众并没有像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那样听懂他的潜台词——加罗即将宣布他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当哈塞尔廷站起来谈到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基因调控的神秘问题时，人群已经变得焦躁不安。哈塞尔廷的发言持续了半小时之后，戈特利布开始担心。他让一位正在主持会议的哈佛同事打断哈塞尔廷，哈塞尔廷看到了主持人发出的信号，但又转向听众继续往下说。

就在哈塞尔廷喋喋不休时，彻尔曼紧张地在房间的一侧来回踱步。他对自己的英语不太自信，可现在看来他根本没有机会发言了。戈特利布目瞪口呆。哈塞尔廷甚至都没有受邀发言，却占用了会议的全部时间。发生了什么事？

而那些对于国家癌症研究所与巴斯德研究所之间一触即发的较量心知肚明的科学家则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认为，哈塞尔廷是在试图阻挠法国人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过，哈塞尔廷终于还是讲完了，彻尔曼也有机会对着那些不耐烦的听众发言了。

彻尔曼概述了这一年法国研究所的发现，刚讲了几分钟，会议室便鸦雀无声。他用结结巴巴的英语描述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解释了它对T-4细胞的选择性偏好，而且列出从广泛的血液检测中找到的确切证据，正是这些证据将淋巴结病相关病毒与艾滋病联系在了一起。听众们还在等着听有关淋巴结病相关病毒的有趣发现，但很少有人想到彻尔曼的话里隐含的一则佳音：这种神秘的疾病已不再是个谜。

罗伯特·加罗明显脸色苍白。

纽约的一位科学家故意用别人都听得见的声音交头接耳道：“瞧，罗伯特·加罗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刚刚想明白，别人要去瑞典拿诺贝尔奖了。”

在问答环节，加罗咄咄逼人地向彻尔曼发问，想让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不相信法国科学家的研究。这个淋巴结病相关病毒难道不是某种污染物的产物吗？他问。他还提出，法国人不应该把他们的病毒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而应该是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3型。彻尔曼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指出该病毒与加罗发现的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加罗的要求确实非常无礼，因为根据惯例，发现微生物的研究人员有优先命名权。尽管加罗费尽心机，来参加此次会议的精英科学家们离开时都在谈论法国人早已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而且是在一年以前。

2月10日，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

就在让－克洛德·彻尔曼向美国顶级艾滋病研究人员报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致病原因的同一天，盖瑞·沃什的肺部组织切片显示，肺囊虫原虫正在增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盖瑞的体温总是高达104至105华氏度。一周来，通常用于治疗肺炎的药物复方新诺明（Bactrim）引起了严重的不良反应。他的医生给他服用了戊烷脒，现在盖瑞每天睡16到20个小时，清醒的时间最长45分钟。

在去做组织切片活检的路上，盖瑞对露·蔡金和马修·克里格谈了他对追悼会的想法。周五，他提醒护士，他不想要蓝色代码状态。马修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只剩他俩独处的时候，盖瑞解释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不想没完没了地打针。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这样活着。”

3天后，盖瑞的医生告诉他，戊烷脒已经不起作用了。肺囊虫原虫继续在他的肺里增殖。医生提到了一种新的实验药物，问他想不想试试。

盖瑞说：“如果我不想试或者它不起作用，会怎么样？”

医生说：“那么我们会送你回家，或者留你在这儿。给你注射吗啡，尽量让你感到舒服。”

盖瑞决定尝试实验药物。

2月15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在让－克洛德·彻尔曼到亚特兰大给唐纳德·弗朗西斯送淋巴结病相关病毒样本时，他被说服在疾控中心礼堂发表演讲。艾滋病活动办公室的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挤了进来。下午快结束时，疾控中心各总部都在热议，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法国人确实发现了艾滋病的病因。

哈罗德·杰斐现在是艾滋病分部的流行病学主任，听完演讲以后，他也相信法国人已经分离出了艾滋病致病因子，于是立即安排了目前可以开展的工作。处于感染早期的无症状携带者可以通过抗体检测被发现，这样一来，科学家终于可以开始描绘该疾病的自然发展史，这是艾滋病的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尚未开展研究的方面。艾滋病相关综合征是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还是仅仅是更致命的机会性感染的一种前驱症状？这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渗透到什么程度了？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已经深陷困境的中非国家，艾滋病究竟蔓延得有多严重？

旧金山综合医院，86病区

2月底，艾滋病诊所的医生决定表态，支持关闭浴场。尽管他们不愿意卷入政治纷争，但在浴场的问题上他们无法再假装冷静和客观了。诊所助理主任唐·艾布拉姆斯医生日复一日地记录着那些来诊所的男性患者的性史以及他们首次出现病灶或呼吸急促的时间，然后听这些年轻人日复一日地说着自己在浴场的经历。许多人的性生活并不活跃，他们住在远离那种及时行乐的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郊区。但是，当他们有欲望的时候就会去浴场。浴场就是比酒吧方便。

艾滋病诊所的流行病学家安德鲁·莫斯经常说，唯一能让顾客在知情后接受的浴场警示海报应该是一个人在患病晚期的彩色照片。2月21日，莫斯给默文·希弗曼写了封信，敦促其发布更直接主动的公共信息，并且继续公开讨论浴场的未来。他写道：“如你所知，一切证据表明一旦媒体不再关注此事，同性恋的性活动水平又会恢复原样。因此，我认为不应持等待和观望态度。”

浴场问题正在逐步发酵，唐·艾布拉姆斯和保罗·沃伯丁决定邀请浴场老板到艾滋病诊所来谈谈艾滋病。沃伯丁认为浴场之所以还在营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营者不了解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他推断这些人一旦了解肯定会主动关闭。

浴场老板都带着敌意而来。一些人来只是迫于压力，因为旧金山综合医院是旧金山公共卫生部门的下属机构。另一些人根本不在乎，只派了他们的律师来。当一位浴场老板看到沃伯丁为此次谈话准备了幻灯机，立刻变得很不高兴，他说他不想看到任何艾滋病患者的照片。艾布拉姆斯和沃伯丁原本确实打算让他们看照片的，但后来改变了主意。

艾布拉姆斯和沃伯丁发完言之后，最大型浴场的一位老板把他们拉到一边，试图理论一番。他说：“我们的工作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赚钱。他们来浴场，我们从他们身上赚钱；他们来这里，你们就从他们身上赚钱。”

保罗·沃伯丁惊得说不出话来。这家伙谈的不是公民自由；他在说贪欲。沃伯丁觉得自己天真至极。浴场老板们还在营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浴场在让死亡蔓延。他们非常明白。浴场还开着是因为只要开了就有钱赚。

1984年2月17日，旧金山，戴维斯医疗中心，北二病区213室

盖瑞对马修·克里格和露·蔡金说：“我决定不再进行治疗。我的身体吃不消了。这些药的副作用太厉害，我放弃了。”

马修和露表示理解。愤怒、拒绝、挣扎和沮丧的时刻早已过去；现在只剩下接受了。

“我理解你的决定，我也尊重你的决定。”马修说。

他是真心诚意说这话的，但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在演戏。这些话、这些想法和他以前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沾边。

2月18日，马修·克里格的日记

杂记。

“我不知道我的决定对不对。其他人都是奋战到底，我却在给自己找容易的出路。”

“盖瑞，你的决定是非常勇敢顽强的。你没有在给自己找容易的出路。此刻你仍然在像以前一样为自己选择美好的生活。你如此清醒地面对死亡，这是件无比勇敢的事。非常不容易。”

“真的吗？”

“吗啡带走了所有的痛苦。我感觉很好。感觉一好，我就动摇了。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没有吗啡的时候是如何痛苦。”

他安排了与乔·布鲁尔见面，然后对我说：“行了，这个钟头有安排了。”我们都笑了。

他［盖瑞］告诉［侄子］瑞克，周一晚上来可能就太晚了。我要死了。明天就来吧。

他大汗淋漓，床上湿得好像有人泼了一加仑的水上去。他这样来来回回醒了3次。

他非常平静。感觉不到痛苦。他时醒时睡。有时候他完全清醒，敏锐、有趣、机智，还有点孩子气。

有时，他神志不清，眼睛半睁着，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什么。

他非常幽默，对他人充满兴趣，这一点自始至终未变。

有位护士告诉露：“我们不觉得是我们在照顾盖瑞，倒觉得盖瑞是为我们而来。”

另一位护士告诉我：“看护他是一种享受。每次我走进去，他都会说一些特别深刻的话。让人想接近他，想知道‘他是不是个圣人？’”

我问他要不要我在另一张床上陪他过夜。他说，如果他要勇敢地经历这一切，就得独自过夜。

他说：“我很害怕，我害怕死亡。如果恐惧就是死亡的全部我该怎么办？如果那边是地狱我怎么办？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以前做过的可怕的事。”

我问他，你觉得你将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当我离得比较远的时候，感觉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我说不上来。”

露和我一整天都跟他在一起。没什么不愉快的感觉。就像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一样充实，充满欢笑、趣味，还有爱。

我知道我并没有真正接受他的死亡，也不知道对我的影响会有多大。我睡在他的公寓里，感觉他不过又去住院了，很快就会回来。

我的胃和心脏感到一种麻木的、痉挛的疼痛。

2月19日

马修·克里格在医院的电梯里遇到了瑞克·沃什和他的妻子安琪。瑞克的爸爸——也就是盖瑞的哥哥——也来了。盖瑞和他哥哥最近几年不太亲近，但是当他走进房间，看见盖瑞躺在床上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

盖瑞说：“就这样了，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快死了，我想在临走前告诉你，我爱你，我会想你的。”

看完盖瑞，就在病房外，瑞克抱着马修哭了起来。他看到他父亲也在哭；以前他从未见父亲哭过。

安琪看着这一家人团聚的场景，惊讶地发现瑞克和盖瑞竟长得如此相像，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瑞克·沃什也没想到盖瑞最要好的朋友露·蔡金长得竟跟盖瑞的母亲那么像，几乎一模一样。

当晚

露·蔡金一直爱着盖瑞，即使在他任性、自我，偶尔咄咄逼人时，因为她看到了盖瑞·沃什的本质，看到了他的好。正因为如此，盖瑞才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他人接受自我、完善自我的事业中去，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未偏离过“花童”的信条，即如果人们关心彼此就像关心自己一样，这世界没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在确诊艾滋病后的一年里，露目睹了这个不幸如何改变了她的朋友。身上的伪装一层层卸下，利他主义的天性依然存在。盖瑞忘记了作为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在成长中受到的伤害以及作为一个同性恋遭受的虐待，现在他给朋友们无私的爱。人们与盖瑞谈完话后离开，犹如朝圣者离开圣地。露不确定盖瑞是否知道他对别人的影响；她不确定他是否明白，他已经完全成为了他自己，一个无比美好的自己。

当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走了之后，露回到盖瑞的房间，想再次把之前想对他说的话告诉他。盖瑞淘气地做了个鬼脸，打断了她。

“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了，”他说，“我是爱，我是光，我不过是做我自己，然后改变了别人。”

盖瑞一字一句地说着，就像一个正在努力掌握难学的功课的学生。露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

盖瑞伸手从床边的桌上拿了个小铜像递给露，是个魔术师，一手拿着水晶球，一手拿着本书。盖瑞知道露很喜欢它。

他说：“我想趁活着把这个给你。你应该拿着。”

露感觉一阵火焰掠过。她知道他们的关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月20日，第二天下午

盖瑞说：“以前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现在我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

马修问：“他们是谁？”

盖瑞说：“感染艾滋病的人。得了艾滋病快死的人。我就要死于艾滋病了。我见过尸体之类的什么东西。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盖瑞神志不清了。马修看得出来，他在疼痛中煎熬，尽管他每小时被注射50毫克吗啡，而昨天早上的用量还只是30毫克。他的每次呼吸都很费劲，而且极其短促。

在喘气的当儿，盖瑞告诉马修：“我正在离开我的身体。”

马修说：“也许吧。我要你知道，虽然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但我也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走的话就走吧。”

盖瑞睡到下午，其间清醒了一小会儿，跟露和马修说了几句话。

他说：“有意识地自然死亡太难了，比我想的要难多了，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死神就在不远处。我知道。没有你们俩我做不到。我会放弃。别人说的关于死亡的一切听起来都是陈词滥调。但他们说的都是真的。我看到了楼梯。”

黄昏时分，他又醒了。

他说：“我想走了，我要走了。”

盖瑞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现在他的表情和声音都很呆板，一个劲地恳求让他出去。露和马修试图劝阻他，因为他显然没有力气站起来。但他很坚持。两个朋友和三名护士把他的上半身扶了起来，这样他可以坐在床沿。他们扶着他坐了一会儿之后，盖瑞不再恳求，让大家扶自己躺下了。

3个小时后他又醒了，再次哀求让他离开自己的床。露、马修和护士帮盖瑞站了起来。他虚弱得连头都抬不起来。然而，他用双臂环绕着马修的脖子，还是向前迈了三步。当他的头再次落在枕头上时，立刻陷入了深睡。

那天晚上，盖瑞的肺部充满了液体。马修负责把一根管子伸进他的喉咙，把液体排干。盖瑞陷入了昏迷。他呼吸急促，但不再费力。露回忆起一个古老的催眠戏法，她抓住了盖瑞的手。

她说：“如果你能听到我说话，就抬一下食指。”

盖瑞一动不动。

露又说了一次，盖瑞的手指动了。

深夜，马修和露在盖瑞的耳边喃喃地诉说着对他的爱。午夜过后，露再次要求盖瑞动动手指，但没有任何回应。

2月21日，次日早上

第二天一早，一片凉爽的白雾笼罩着卡斯特罗区，马修和露醒了。马修摸了摸盖瑞的额头，发现他的皮肤摸起来很冷，也失去了弹性。时间慢慢过去，盖瑞的呼吸变得不那么规律，间隔也变长了。大约在早上8点40分左右，盖瑞连喘了几口短气，然后停止了呼吸。

露和马修在盖瑞的遗体旁坐了5分钟，最后一次和他交谈。露再次告诉他，自己有多么爱他，会有多想念他，他的去世会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大的空虚。

当马修和护士一起回来时，盖瑞的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马修把盖瑞的东西装进了一个购物袋。露对护士说自己是盖瑞的姨妈，并交代如何处理遗体。

当露和马修离开医院时，太阳已经驱散了雾气。露回到家，累得失去了知觉。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她自然而然地想到应该给盖瑞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每当有重要的事发生时她总是给盖瑞打电话。然后她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给盖瑞打电话了，空虚迎面袭来，她开始哭泣。

瑞克·沃什在他的牧场里，电话铃一响，他就知道是马修。听到这个消息，瑞克近乎崩溃，安琪坐下来向他们4岁的女儿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盖瑞是你爸爸最喜欢的人之一。但他现在去了很远的地方。他死了。”

小女孩问：“为什么？”

安琪·沃什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小女孩看看她的爸爸，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爸爸哭。

稍微平静了一点之后，瑞克给在苏城的爷爷奶奶打了电话，告诉他们盖瑞——他们的小儿子——已经死了。盖瑞的父母一直在不安地等电话，一旦接到电话，他们也没有和瑞克多说什么；他们不习惯那样。

瑞克只跟最亲密的朋友说过他叔叔患有艾滋病。第二天，他感到自己被生活中的熟人疏远了。没人能分享他的悲伤，因为这需要大费周章地解释。你不能到处跟人说自己的叔叔刚刚死于这种同性恋疾病。

盖瑞·弗朗西斯·沃什去世的这一天，是《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首次报告在洛杉矶男同性恋中发现不明原因的肺囊虫肺炎的第997天。盖瑞死后约1小时，疾控中心发布了每周最新报告。截至1984年2月21日，约有3 515名美国人被确诊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其中有1 506人死亡。39岁的心理治疗师盖瑞是旧金山市第164位死于这种病的人。

就在一年前，盖瑞·沃什曾与另外34名艾滋病患者联名写信，要求《湾区记者报》解雇其编辑保罗·洛赫。当洛赫听到盖瑞去世的消息后，在名单上划掉了盖瑞的名字。

2月24日

盖瑞希望在他的追思会上播放披头士乐队的歌曲，所以在“香缇计划”为其在社区中心小礼堂举行的追思会上，300名吊唁者一进门就听到了《随他去吧》（Let It Be）。如今，艾滋病患者的葬礼对同性恋社区的很多人而言已经办成了社交活动。前来吊唁的人包括一些有抱负的同性恋政客，他们可能不认识盖瑞，但他们明白来就对了。不过，到场的大多数人都和盖瑞的生活有过交集——他的前男友们，他进行过心理治疗的客户、朋友以及他全力支持过的艾滋病患者。

鉴于当时艾滋病人的葬礼已经采用了高科技手段，所以盖瑞得以出现在自己的葬礼上——这是他3个月前接受采访的一段彩色的录像。盖瑞谈到了那些答应到了“那边”会帮助他的人，他的话让大家感到温暖。看到人们笑着听一个曾因怒怼杰瑞·法威尔而出名的人谈论神秘的幻象，这真是个奇怪的悖论。

瑞克和安琪·沃什不太理解这种已经非常流行的艾滋病人追思会方式。尽管如此，当露·蔡金在追思会结尾致悼词的时候，瑞克还是当场流下了眼泪。

“你会如何形容一颗一闪而过却照亮了无数人生命的星星呢？”露问，“现在我要对我最亲爱的朋友说，一路走好，平安幸福。正如我们经常承诺的那样，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永远相亲相爱。”

大家一起唱起了《奇异恩典》，等他们都走了以后，马修放了盖瑞最喜欢的披头士歌曲《你所需要的只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