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郁闷

49. 郁闷

1984年10月，旧金山

现在，这么多人得了艾滋病，原先的公共卫生局附属医院改成了艾滋病医院。比尔·纳尔逊惊讶地发现，旧金山综合医院艾滋病病房的熟练员工们都来这里当管理员了。他们又在一起了，就像以前在5B病区，后者那时是个只有12张床位的艾滋病病区。

纳尔逊注意到，曾在5B病区担任护士长的艾丽森·莫德呼吸困难；她得了肺囊虫肺炎。另一名护士得了弓形虫病，而护理部协调员克里夫·莫里森得了肺结核。

经过一面镜子时，比尔打量了一下自己。他的脸布满了卡波西肉瘤的病灶。

“我不能这样走出去，”比尔说，“我不能在公共场合露面。”

纳尔逊笔直地坐在床上，一脸冷汗。当天早些时候，他读了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声称据马科斯·柯南特估计，到1988年，旧金山的艾滋病病人会多到需要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医院，而市里应该考虑将公共卫生局附属医院改为艾滋病医院。每个人都在谈论柯南特有多疯狂，比尔·纳尔逊的梦就是因为这个。

他又躺下睡去。早上，他还要回艾滋病病房做护理工作，噩梦又将开始。

10月4日

比尔·克劳斯驾驶着敞篷车，沿旧金山北部的丘陵地带飞驰，一路经过纳帕县的间歇喷泉和葡萄园，还有索诺马县的红杉林和灯塔。汽车音响隆隆播放着披头士、至高无上乐队（Supremes）和“杰斐逊飞机”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歌。

比尔说：“我照着镜子，回想起过去20年的事。”

这些音乐以及无所事事的日子，让比尔的朋友丹尼斯·西利忆起了往事。1974年他遇到比尔时，俩人都是游荡在卡斯特罗街的失业嬉皮士。丹尼斯认识比尔时，比尔还没有参与同性恋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丹尼斯把比尔介绍给了哈维·米尔克。如今，当比尔要找他成为同性恋政治名人前认识的朋友时，就会问丹尼斯·西利。在比尔打电话给马科斯·柯南特了解活检结果前，他们就这样打发时间。

比尔说：“我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了以后会怎么样。”

丹尼斯不相信比尔真的得了艾滋病。毕竟，比尔比他认识的所有人都更早约束自己的生活方式。198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比尔都在算日子，到12月他坚持完全安全的性行为就满2年了，然后他就可以回家了。现在离两周年只有6周。丹尼斯想，如果比尔现在得了艾滋病，那简直是个残酷的宇宙玩笑。

丹尼斯说：“你怎么可能生这病呢？你都没怎么跟人上床——除非你有事瞒着我。”

“就剩6个星期了，”比尔说，“这不公平。我停止了性生活，别人骂我是‘反性爱分子’；还叫我‘性爱法西斯’，可我居然得了艾滋病。”

回到丹尼斯的公寓，比尔不想给柯南特打电话，丹尼斯就哄他打。丹尼斯以为柯南特会告诉比尔没问题，然后比尔会出门，那他就能打个盹了。但是，柯南特的护士叫比尔务必过去一趟，说柯南特要检查他的伤口绷带。比尔哭了起来。

比尔说：“他们不需要检查什么绷带。这就是个很小的活检。我得了艾滋病。”

丹尼斯说：“别那么夸张。”

当他们到达柯南特的候诊室时，比尔要了一粒安定。护士问比尔要不要来杯咖啡。

“你看到她看我的眼神了吗？”比尔问，说着又哭了起来。

丹尼斯说：“她那么看你是因为你看起来就是想要一杯咖啡的样子。”

比尔说：“我得了这病了，我就知道。”

他俩一起走进柯南特的办公室。进去后，柯南特把手搭在了比尔的肩头。

“我让他们再检查一遍，因为我难以相信，”他说，“你得了卡波西肉瘤。”

丹尼斯哭了起来。比尔一动不动，眼角涌起了泪水。

比尔对丹尼斯说：“我想把房子留给你和基科。”

丹尼斯一边哭，一边强撑着想开个玩笑，他说：“我可不想和基科共有那个房子。他那么不负责任，永远不会付他那份开销的。”

比尔坚持道：“你得和他一起住那个房子，因为我要把它留给你俩……”

“等一下，”柯南特插话，“用不着考虑谁得房子的事。比尔，你还有别的事可以做。你为萨拉工作，以你的职位可以要求更多的资金，你可以利用你的职位成为一个活动家。坏消息是，这种病有生命危险；但也有人已经活了3年。很多事都可能发生。”

比尔没有听进去。

他说：“然后我就死了。”

柯南特怔住了。

“我们都会死，”半晌之后他这样说道，语气变得阴沉起来，“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都将死路一条。”

比尔·克劳斯是第728位被诊断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旧金山人。

比尔·克劳斯回到家时，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已经聚集在了他的维多利亚式公寓里——他最近刚刚和“米尔克俱乐部”的副主席罗恩·胡伯曼一起购买这栋两层楼面的房子。他的老朋友格温·克雷格也来了。比尔的朋友们立即筹划，利用竞选捐款名单，筹集足够的资金，这样比尔在受疾病折磨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经济之虞。他们一直待到深夜，围着比尔的餐桌喝酒、追忆往事。

比尔说：“我多希望自己不用生病就能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喜欢我。”

基科·戈凡特斯迟到了，他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葬礼——当然，大家哀悼的那个人还活着。

比尔哭了，基科抱着他，他意识到现在他俩的角色互换了。过去几年里，总是他需要比尔；现在比尔需要他了。

第二天早上，比尔醒来时心里充满了恐惧。每个动作都需要拼尽全力。自从父亲去世后，他再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是真的吗？他有点困惑。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意识到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将在每一天，在他活着的所有日子里清楚知道自己随时会死。在微观世界里，一个生物军团控制了他的身体；他只能任其摆布。

“你不是非死不可。”

确诊后的几天里，比尔·克劳斯的老朋友莎朗·约翰逊看着他越来越闷闷不乐。很久以前，莎朗就意识到比尔有一种殉道者情结。和比尔一样，莎朗也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长大，她知道殉道者的结局都一样：他们死了。他会郁郁而终的，莎朗想，于是她带比尔去见了她认识的心理医生乔斯林·内尔森。

比尔·克劳斯既愤愤不平，也绝望至极。他和内尔森一起才待了几分钟，她就开始谈论他父亲的死，还谈到15个月前另一个人的死，这个人和比尔非常亲，就像他的父亲。这是内尔森的经验，被诊断出患了绝症的人通常在症状出现前的15个月里经历过某种创伤。

比尔惊呆了。很显然，她不可能知道他父亲25年就去世了，她还准确地描述了他对菲利普·波顿去世的情感反应。比尔把心事向内尔森和盘托出。他告诉她，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想象自己的追悼会。所有人都聚在礼堂里谈论他，而他却不在那里。那种场景让他害怕。

内尔森让比尔冥想，然后说出他看到了什么。比尔进入了恍惚状态，但很快被吓得坐立不安。

他说：“我看到蛇了。它们准备攻击我。想杀了我。”

内尔森说：“你可以害怕它们，也可以掌控它们。和蛇做朋友。别害怕它们。”

然后，内尔森对比尔说了几个字：“你不是非死不可。”

她说，病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可以自愈。

比尔听到这个想法欣喜若狂。他虔诚地采纳了她制定的饮食疗法和冥想疗法。他把所有黑色、灰色的衣服都送给丹尼斯·西利。内尔森说，如果他只穿大地色会更健康。比尔全身心地投入自救，通常他只会为政治竞选这样卖力。他要求所有的朋友想象他安然无恙，他在场的时候再也没有人谈论死亡。

比尔告诉基科·戈凡特斯：“生病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能打败它。”

10月9日，旧金山公共卫生局

默文·希弗曼大步走进礼堂，在一大堆麦克风前坐下，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抢占位置。6个月前，他走进这里，面对同一批记者，就浴场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他那句“无可奉告”如今成了名言。今天，他的讲话有着不同以往的果断，直接把浴场比作“俄罗斯轮盘赌场”。他说，在家玩俄罗斯轮盘赌也许合法，但你不能做这种生意，对来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每人收5美元。

“今天，我已经下令关闭14家商业机构，他们促进了艾滋病这种性传播的致命疾病的蔓延，并从中获利。”希弗曼说，“这些企业已被检查多次，显然他们公然无视其顾客和社区的健康。如果某种行为会对公众造成危险，但仍在商业环境中发生，那么卫生部门就有义务干预并停止其经营。别搞错了：这14家企业并不是在促进同性恋的解放，他们正在加速患病和死亡。”

不到一小时，卫生督察托马斯·佩蒂就在福尔森街“槽口浴场”的大门上贴出了公共卫生通告，上面写着：“上述业务的继续经营对公众健康造成了危害，也构成了威胁。”佩蒂找到经理，向他解释说：“我受公共卫生部门主管指派，要求你今天中午停业。”几个街区外的旧金山“俱乐部浴场”，广播里通知顾客归还浴巾。

当天下午，愤怒的同性恋组织在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这一行动。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称浴场为“艾滋病教育的领导者”，同性恋组织“金门商业协会”表示，关闭是对私有企业的侵犯。同性恋律师团体“湾区律师个人自由协会”的几位知名成员是浴场老板的法律顾问，他们声称，全国的同性恋因希弗曼的行为而丧失了公民权。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坚持认为，关闭浴场不会减少、反而将推高艾滋病患病率。到最后，支持希弗曼的同性恋团体唯有“米尔克同性恋民主俱乐部”。

那天下午稍晚时，6家浴场的老板违抗希弗曼的命令重新开张。他们的律师希望在召开听证会充分讨论关闭浴场势在必行之前，法院能同意它们继续营业。然而，律师们高估了司法体系的容忍度，私自重开破坏了公共卫生秩序。法院很快签发了临时限制令，要求关闭浴场；不过，法官也遵照第一修正案，只要被关的几家色情剧院停用聚淫屋和“鸟洞”，它们就可以重新开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旧金山浴场关闭后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同性恋都很在意此事。在卡斯特罗街集会抗议关闭浴场，他们计划了三个星期，结果只来了300名示威者。原以为同性恋的抗议会使卫生部门陷入瘫痪，令政客胆战心惊，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旧金山浴场的关闭在其他城市引发了一系列骚动。在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和县监事埃德·埃德尔曼就关闭浴场问题召集了一个工作组。这两名政客基本上都对同性恋群体的政治支持心存感激，因此他们都不想让这个工作组只是装装样子。工作组主席是尼尔·施拉姆医生，“美国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前主席。两年来，施拉姆一直支持浴场事业。所以，当他的工作组最终得出浴场应该继续营业的结论时，无人感到惊讶。

洛杉矶县传染病控制局副局长雪莉·范宁医生在阐述该县立场时，用了一个在纽约和洛杉矶卫生官员中日益流行的论点。“一切可能已成定局，”范宁说，“所有可能在浴场感染艾滋病的人估计早已感染了。”纽约州艾滋病研究所所长梅尔·罗森表示，关闭浴场就跟“马都跑了再去关马厩的门”是一个道理。

最终，旧金山关闭浴场事件虎头蛇尾地落幕了，就像这场艾滋病大戏中的所有次要情节的结局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希弗曼医生的命令引发了许多法律纠纷，但真正重要的一幕已在10月那天早上希弗曼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演完了。一位地方公共卫生官员最后表示，艾滋病是一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的特殊情况。政治辞令让位于生物现实；拯救生命比挽回脸面更重要。

浴场的支持者们认为，下令关闭是出于政治动机。如果只是因为政治原因浴场被允许单独开放，这么说也有道理。从历史上看，政府当局最终会采取行动，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城市的浴场将被全部关闭。在希弗曼下令后的一年里，纽约和洛杉矶的浴场都关闭了，而且这两地的政治压力比旧金山的大得多。

然而，导致旧金山的关闭行动如此虎头蛇尾的原因，人们很久以后才知道。绝大多数在1984年下半年还光顾旧金山浴场的人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关闭行动拯救的很可能是上千名毫不知情的同性恋游客的生命。事实上，当浴场全面关闭，一个真正全面的教育项目在旧金山开始实施时，当地已有约三分之二的同性恋携带LAV/HTLV-Ⅲ病毒，纵然艾滋病教育或浴场关闭取得了些许胜利，终究得不偿失。

卫生官员为自己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不作为找理由时，提到了上述观点，这既说出了真相，也是在忏悔他们铸成的大错。实际上，他们是在承认他们本可以在马跑出去之前关上马厩的门。相反，他们什么也没做，任由感染失控，还为接下来的不作为找理由，辩称现在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因为病毒感染已经铺天盖地。

后来，人人都认为——应该早点关闭浴场；健康教育应该更直接、更及时；血库应该更早开始检测血液；研究者应该更早开始寻找艾滋病病毒；科学家应该把自己小算盘搁在一边；新闻媒体应该早点提供更确切的疫情报道；联邦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然而，当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切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因此，很多人丧命。成千上万。

1984年底，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地方像卡斯特罗街那样对未来充满绝望。当比尔·克劳斯得病的消息传开，人们想的与其说是这对比尔意味着什么，不如说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在同性恋群体中，比尔比任何人都更早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连比尔都得病了，那所有人都难逃厄运。当大家得知这个消息时，许多人说出了马科斯·柯南特私下说过的那句话：“我们都将死路一条。”

通过比尔·克劳斯，这场疫病也提前向旧金山的同性恋传递了一个事实：它将在未来几年引起全球数百万人的恐慌。就算是那些对疫情迅速做出反应的人，也可能行动已晚。同性恋如今意识到，你无法否认、争辩或与这种病毒讨价还价。随着1984年冬天的临近，整个社区笼罩在沉重的气氛中，旧金山同性恋聚集区那些欢快活泼的维多利亚式房屋一片萧条景象。

在卡斯特罗区，至少一半的男同性恋被诊断患有艾滋病；研究人员警告说这个数字一年内就会翻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该地区男同性恋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得出了更令人不安的数据。近40%的男同性恋感染了HTLV-Ⅲ病毒。七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患有淋巴结病或ARC。昨天的可怕预言正在变成今天的悲惨现实。

对于大多数男同性恋来说，更让他们抓狂的是他们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无能为力。到10月，一项针对500名男同性恋的调查发现，为有效避免罹患这种综合征，三分之二的男性已经改变了性习惯。颇为讽刺的是，最不可能改变自己行为习惯的是那些30多岁、受过更好教育的高级专业人士。约翰·加尔文肯定会引以为豪，这帮人似乎以为他们的成功让他们拥有艾滋病的免疫力。此外，经历了卡斯特罗街区同性恋性行为的“糖果屋”时代，他们的性行为模式已经根深蒂固。而年轻一代对那个肉欲横流的时代不甚了解，改变起来也相对容易。

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想不出别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未来，也没有什么积极的想法来疏导日益增长的焦虑。于是，许多人转而求助于神秘主义。当地的保健食品店靠卖录像带生意兴隆，路易斯·海之类的治疗师在录像带里引导受众在冥想中观察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有好几千人加入艾滋病组织成为志愿者，以减轻自身焦虑。但这一切并没有驱散笼罩在卡斯特罗街的阴郁气氛以及无处可逃的感觉。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庞大的科学机构能够创造奇迹，挽救生命。

10月11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由于国会议员急于回到国会大厦参加最后一个月的竞选活动，参众两院的与会者不需要就艾滋病研究的最终开支法案进行冗长的谈判。在国会休会前夕，众议院领袖同意将其对艾滋病的拨款增加到9 300万美元，金额与布兰特医生备忘录泄露后参议院的拨款数额一致。事实证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从未将布兰特的任何申请转给国会考虑，这促使众议员亨利·威克斯曼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其实不过是借此狠狠批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

威克斯曼痛斥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预算主管：“每天都有人死去，你的不负责任将被钉在这根耻辱柱上。”

会议谈判数小时后通过的最终拨款，比里根总统提议的艾滋病经费增加了60%。这标志着在第四个财年里，国会不顾政府的反对制定了自己的艾滋病预算，其中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的5 800万美元和疾控中心的2 300万美元。

国会拨款第二天，爱德华·布兰特医生宣布他年底将从政府机构离职。

然而，休会几天后，国会和政府之间爆发了另一场争端。最终拨款中包含额外拨给食药局的835万美元，旨在加快发展HTLV-Ⅲ抗体测试。但政府要求他们只能用47.5万美元进行血液测试，余下的钱归还财政部。政府曾在4月承诺，6个月内将在血库开展血液检测，目前已然落后，政府居然还不愿花钱来加快行动，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都惊呆了。然而，随后的强烈抗议却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兴趣，也没有得到当局的回应。

10月25日，旧金山，卡斯特罗剧院

一部关于哈维·米尔克的纪录片的首映，让比尔·克劳斯在某一刻回想起旧金山同性恋运动的光辉岁月，当时的敌人是安妮塔·布莱恩特，而不是某种病毒，往日的场景似乎很清晰。灯光亮起，掌声散去，大家都向比尔表示祝贺，称赞他好口才——他在影片中描述了走在前往市政厅的烛光游行队伍中是什么感觉。

在剧院的另一边，克里夫·琼斯看着比尔被崇拜者包围。克里夫听说比尔已被确诊，但比尔的朋友们也明确告诉克里夫，比尔不想见到他。比尔的朋友们仍不能原谅克里夫6个月前撤回对关闭浴场的支持。克里夫每天都沉浸在绝望的情绪中，比尔的确诊对他来说是又一次打击。他1980年的4名室友中，已有2人死于艾滋病，另一人患有ARC。让克里夫痛苦无比的带状疱疹已经消失，但淋巴结仍然肿大。现在，轮到比尔了。

走出剧院时，克里夫想知道比尔是否还记得哈维·米尔克和乔治·莫斯克尼被杀当晚的事。那天晚上，结束烛光游行后，克里夫和比尔做爱了。以比尔的个性来说，他对这种事并不那么感情用事，觉得自己只是偶尔偏离常态。但从那晚起，克里夫对比尔产生了好感，而且此心不改。现在比尔恨他。这场疫病就像一头狂暴的公牛突然闯入所有人的生活，到处一片狼藉。克里夫在街头乱逛，他决定去“象步”酒吧喝一杯。

比尔在离开剧院时遇到一个老朋友，他也被诊断出患有艾滋病。史蒂夫·德尔·雷告诉比尔，法国人正在使用一种名为HPA-23的实验药物治疗艾滋病，他要去巴黎试药。比尔或许也想去试试。

万圣节那天，比尔与马科斯·柯南特以及一位记者朋友共进晚餐，后者最近去巴黎采访了巴斯德研究所的人，于是当场播放了一段采访威利·罗森鲍姆医生的录音，谈论的是一位输血感染艾滋病血液病患者的免疫问题。

罗森鲍姆说：“他的免疫系统像正常人一样。这药起作用了。”

比尔·克劳斯欣喜若狂。他所有的否认和挣扎现在有了个新名字：HPA-23。他会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