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战争

50. 战争

1984年11月

11月6日，里根再次当选总统，其选举人票数为近50年来最大的压倒性优势。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岱尔只获得了其家乡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票，余下的全归了里根。整个大选过程中，迅速发展的艾滋病疫情从未被当作重要问题来讨论。两位候选人谁也没有公开讨论过政府的“头号卫生问题”，也没有记者认为这个问题重要到不得不提。事实上，里根总统从未公开说过“艾滋病”一词，也从没提到过他意识到艾滋病的存在。

大选之夜，当宣布里根总统获胜时，他对欢呼的人群说：“美国的明天会更好。”然而，正是在他再次当任的那个月，美国的艾滋病患者超过了7 000人。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法国和美国的艾滋病研究人员之间的针锋相对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丑态，在科学界并不常见，但问题还在继续恶化。受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或与罗伯特·加罗合作的大多数科学家都站在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边。由于科学合作的路线常常沿着大西洋海岸的美国东方航空的航线，因此，西海岸各研究中心——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与法国科学家合作更多，并同情他们在这场分歧中的立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戈特利布率先报告了艾滋病疫情，他认为自己应该是艾滋病研究的元老。现在，艾滋病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东海岸的实验室，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了病毒学方面的行动之外。加罗和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曝光度常常使法国人黯然失色，因此，法国人但凡在研究上获得一点认可都会欣喜若狂，而且对戈特利布11月的来访表示欢迎。

巴斯德团队的热情以及他们利用极其有限的资源取得的成就，令戈特利布印象深刻。和大多数欧洲政府一样，法国政府在艾滋病研究上并没有投入，他们认为庞大的美国科学机构会在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世界各国都能从中受益。巴斯德研究所的全部艾滋病研究预算只有几百万美元。靠着这点钱，巴斯德正在协调对非洲的血清进行广泛检测，法国和比利时的研究人员正在非洲追查这种疾病在异性间的传播途径，还有一些法国人在巴黎的实验室里探究艾滋病病毒的遗传特性。

因为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美国科学机构仍然忽视对艾滋病治疗的研究，巴斯德研究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治疗研究中心。法国人迫不及待地在艾滋病患者身上实验各种药物，所有受试病人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知道，要么治疗，要么等死。威利·罗森鲍姆和多米尼克·多尔芒医生都对HPA-23的成功兴奋不已，多尔芒已经用它治疗了戈特利布的病人洛克·哈德森。

法国人的关注点给戈特利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最令医生沮丧的莫过于无法让病人看到治疗的希望。美国政府在艾滋病治疗方法上采取了一贯的做法，比如，美国食药局最近批准异丙肌苷用于实验性治疗，但只允许在全国范围内对200名患者用药。根据标准的科学程序，测试包括可控方式和双盲方式，一半受试者服用异丙肌苷，另一半服用安慰剂。为了确保个人期望不会导致结果偏差，医生和病人都不允许知道谁服用了什么。这种方案具有科学意义。控制参与者人数，能确保有可能会造成严重毒副作用的、未经测试的药物不会对很多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只有通过这样的受控实验，科学才能真实地并相对迅速地确定一种药物是否真能用于治疗艾滋病。

然而，很难向死到临头的病人解释这些科学原则。戈特利布知道，很多洛杉矶的病人开车去墨西哥购买异丙肌苷和利巴韦林，后者是另一种被认为具有抑制病毒作用的药物，尽管它在美国没有获得许可。每周都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巴黎，请求接受HPA-23治疗，因为艾滋病人之间都在传播这种小道消息。

巴斯德的医生们认为，美国人没有积极寻求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这是缺乏人性的。他们认为，双盲研究是残忍和不人道的；接受安慰剂的病人被排除了存活的可能性。法国人说，每个想活下去的病人都应得到某种治疗。那年秋天，罗森鲍姆对一位加州记者说：“你们美国人听任病人不抱任何希望地死去，这些人还能再失去什么呢？”

尽管法国人热情高涨，戈特利布还是认为他们在科学领域是糟糕的玩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难在美国发表和被接受，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缺乏撰写符合美国科学期刊口味的论文的经验。而且不像美国同行那样展示数据，巴斯德的首席发言人吕克·蒙塔尼耶医生也缺乏加罗那样的魅力和强悍个性。

在巴黎，巴斯德研究人员请求戈特利布帮他们把HPA-23早期成就的论文搭出个框架来。法国人急于发表此文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加罗在苏拉明疗法方面的研究会再次盖过他们的风头。

巴斯德团队仍对他们的成就得不到认可感到沮丧。他们一次次地参加研讨会，一次次看到他们的工作被忽视，他们发现的病毒被归为他人的功劳。到了年底，蒙塔尼耶叹道：“我在此间学到的东西，政治上的远多于科学上的。我从没想过，我必须成为一个出色的推销员才能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场罗森鲍姆所谓的“战争”，也在美国前线酝酿着。加罗正与疾控中心开战，因为疾控中心仍在备忘录上称艾滋病病毒为LAV/HTLV-Ⅲ。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杰伊·列维医生的论文被多家医学杂志退回，因为他将这种病毒称为ARV，而对方指出应该称为HTLV-Ⅲ。列维注意到，要求他改名的一般都是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的科学家。加罗本人就曾建议大家“摈弃艾滋病这个叫法”，改称“HTLV-Ⅲ病”；认为这将消除“艾滋病”一词附含的耻辱感。

旧金山，加州大学

上大学时，马科斯·柯南特曾跟他笃信天主教的母亲说他不再相信上帝了，母亲责备了他，“等你快要死的那天，你会需要它。你会重返教堂的。”她说。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柯南特心头。天主教神秘主义或许会再次战胜他良好的判断力，这个想法与他的科学理性主义格格不入。他甚至在杜克大学辅修了神学，希望通过了解宗教图腾避免屈从于迷信。柯南特一直担心他有一天会倒向神秘主义，这种担心使得比尔·克劳斯去巴黎治疗的决定更让他心烦意乱。

在比尔·克劳斯身上，马科斯·柯南特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和柯南特一样，比尔头脑灵活，口齿伶俐，很早就放弃了否认艾滋病的存在。现在比尔去找一个神秘的治疗者治病，还想去遥远的异国他乡寻求一些未经测试的药物。柯南特想，这是在否认艾滋病、做垂死挣扎。这样做太不明智了。

比尔对巴黎之行同样坚定不移。他是在11月，第二个病灶出现后做出这个决定的。沿着“兰兹角步道”海风吹拂的峭壁前行，太平洋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脚下的岩石，他曾告诉凯瑟琳·丘西克他害怕旧金山同性恋社区笼罩的消沉萎靡。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听到她建议去和“香缇计划”的悲伤治疗师谈一谈，比尔跳了起来；过去他常称这个组织为“死亡天使”。比尔告诉凯瑟琳：“他们教人们如何去死——可我想活下去。我要去巴黎。”

凯瑟琳不得不承认，整个卡斯特罗街区确实弥漫着对死亡的病态迷恋。同性恋报纸上的讣告越来越多，人们不再只是死于艾滋病。相反，他们离开了这个阶段，摆脱了肉身，或者去了另一边。当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比尔，如果他得了艾滋病，他希望讣告上写他“翘辫子”时，比尔哈哈大笑。然而，比尔还是向神秘主义屈服了，他花几个钟头来想象自己是健康的，幻想HPA-23治好了他。

尽管比尔的许多朋友都不赞成他日益高涨的玄学倾向，但大家都注意到，在决定去巴黎后，他的情绪好了不少。他们计划资助他的巴黎之行，并开始安排行程，这样比尔就不必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了。这些事很快便一一落实。比尔的政治人脉会让人得到最好的待遇。由于他在申请资金的过程中尽过力，研究才得以在美国继续。他会从他帮忙组织起来的同性恋社团中获得支持。

颇为讽刺的是，曾因迷信而成为比尔笑柄的基科·戈凡特斯，现在成了比尔的倾诉对象，在他面前，比尔可以畅所欲言自己对灵性的态度转变。因为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所以当比尔意识到灵魂确实存在，意识到他拥有能赐予他力量的纯粹心灵时，他是心怀敬畏的。一天晚上，基科在比尔的床边看到一本《薄伽梵歌》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比尔立即辩解道：“这是本好书。”基科提醒比尔，4年前当比尔在他床上看到同一本书时是如何笑话他的。他告诉比尔，他们就是在那晚相遇的。

“4年前，”比尔若有所思地说，声音里充满了对所有失去的和正在发现的东西的惊奇，“才4年啊。”

11月28日，旧金山

在肃静的法庭上，旧金山高等法院法官罗伊·旺达宣布了一项旨在平衡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的裁决。旺达说，浴池可以重新开放，前提是雇监察员每隔10分钟检查一次，并驱逐所有从事危险性行为的人。此外，浴池必须拆除所有的门和私密空间，避免危险行为的发生。任何违反这项裁决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营业场所被关闭。

有了这份裁决，默文·希弗曼4月中旬提出的反对危险性行为的条例将得以实施。同性恋律师称这个裁决取得了部分胜利，当然，浴场老板不这么想。在希弗曼下令关闭浴场两个月后，好几家倒闭了。虽然有人说同性恋到浴场消费符合《第一修正案》提到的结社自由，但浴场老板比任何人都明白，同性恋来这里只是为了性交。旺达法官的裁决宣布几周后，大部分浴场都不打算重新开放了。有的重开了，但生意大幅下滑。浴场和性爱俱乐部开始一个接一个关门，这个问题基本上也从城市的意识中消失了。

随着浴场问题得到解决，旧金山公共卫生局终于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教育计划，直言不讳地告诫同性恋们改变性行为。广告牌、同性恋报纸上的大幅广告，公共电视网的公告都成为这一重量级项目的一部分，很快全国都照样做了起来。比尔·克劳斯的朋友们注意到，1984年末发起的这项活动，其实与比尔·克劳斯在16个月前，即1983年中期的某个周末制订的计划一模一样。

澳大利亚

在最近一次有关美国总统选举的新闻分析出炉时，艾滋病突然在一场原本平淡无奇的联邦选举中成为重大议题。这场争议始于里根连任一周后。当时，昆士兰州卫生局长宣布4名婴儿因输入一名布里斯班男子献的血而感染了艾滋病。这名男子是在2月献的血，4名接受输血的婴儿，3人已死，还有一个奄奄一息。这名27岁的同性恋献血者并未出现艾滋病症状，尽管随后的检测显示他携带HTLV-Ⅲ抗体。截至当时，这个洲只报告了26个艾滋病病例，其中9个已死。然而，这起首次出现在同性恋群体之外的死亡事件把总理鲍勃·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推上了风口浪尖。昆士兰州议会在一天内通过了一项法律，决定对献血的高危人群处以高额罚款并监禁两年。

反对党保守党立即谴责工党支持废除该国原来的鸡奸法。右翼国家党领导人伊恩·辛克莱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工党推动同性恋行为成为社会常态，我相信这种事不会发生，这3个可怜的孩子不会死。”一名国家党议会候选人主张以过失杀人罪起诉任何去献血的男同性恋，另一些人则说应该指控他们犯有谋杀罪。

知名宗教激进主义者表示，如果国家听从他们1983年的建议对所有去美国旅行的男同性恋进行隔离，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同性恋权利组织报告了多起针对男同性恋的帮派袭击，这显然是艾滋病恐慌引发的。

全国各地呼声高涨，霍克总理中断了一次竞选巡演，与艾滋病专家和州卫生官员在墨尔本召开紧急会议。现场气氛激烈，根据一份报告，昆士兰州卫生局长拒绝走进一个有出柜同性恋在场的房间。会议成立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和工作组，卫生部官员们同意在全国实施指导方针，严惩那些在填写是否属于高危人群的调查问卷时误导血库的人。霍克呼吁全国各地的女性去献血。

虽然1984年的澳大利亚是艾滋病恐慌的热点，但其他地区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1984年西欧的艾滋病病例增加了3倍，14个国家确诊了762例病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在法国发现，丹麦和瑞士的同性恋最喜欢旅行，这两个国家报告的人均艾滋病发病率是整个欧洲大陆最高的。

血液检测进而显示出艾滋病病毒正在向尚未报告高发病率的国家蔓延。例如，只报告了5例患者的芬兰，所有病人都是在1984年下半年确诊的。然而，对175名芬兰同性恋的检测显示，有10%感染了HTLV-Ⅲ，其中三分之一已发展成ARC。

欧洲第二大受灾国是西德，检查发现有三分之二的血友病患者、20%的静脉注射吸毒者和三分之一的男同性恋携带HTLV-Ⅲ抗体。西德当局估计，到1990年该国艾滋病患者将达1万例。这种预测引发了第一批建议——对艾滋病患者采取与梅毒或淋病患者同样的限制。根据在北欧国家几乎都有效的性病法，性病患者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是一种犯罪。

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速度很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尽管还没有确切数字来证明这一点。非洲各国政府还是跟原来一样，不愿承认这种流行病存在于他们境内。因此，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欧洲最明显——那里六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是非洲人。这些病例可以追溯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18个非洲国家。然而，欧洲三分之二的非洲艾滋病病人来自同一个国家——扎伊尔，11%来自其邻国刚果。比利时科学家报告说，这些国家只存在一个主要危险因素：异性滥交。

12月，英国卫生当局报告55名英国人在治疗过程中接受了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对艾滋病的担忧。没过几天，英国宣布其首例输血感染病例是一名婴儿，其母亲在怀孕期间输入了被感染的血液。医生们焦急地观察着这位母亲是否有患病迹象。

在美国，疾控中心在1984年底报告了90例输血艾滋病。另有49名血友病患者因为被感染的第八因子得病。

12月10日，加州，戴利市，西顿医疗中心

一位医生表示，弗朗西丝·博尔切特此次住院是因为患了鹦鹉热。他说，也许是她家里的长尾鹦鹉让她染上了这种病。弗朗西丝的女儿凯茜研究过艾滋病宣传册，相信母亲得的是艾滋病，但医生们坚称她没有任何症状。

他们培养了弗朗西丝·博尔切特的血液，检测了她的骨髓，用上了核医学的每个装置，想找出问题所在。与此同时，这位老祖母一天天衰弱，呼吸变得极其困难。

12月23日，弗朗西丝出现呼吸衰竭，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弗朗西丝戴着呼吸机，努力通过在纸上涂画与焦急的丈夫和孩子们交流。她指出，这是她大女儿去世一周年纪念日，离她父亲去世周年还有一天。在护理员给弗朗西丝准备紧急手术时，这个极为迷信的女人说：“这次轮到我了。”

圣诞前夜

比尔·克劳斯的母亲玛丽早已盼着圣诞节时去看望在旧金山的两个儿子。比尔被确诊后，她彻底垮了，而且感到孤独，因为没人能和她聊聊比尔的困境。和朋友谈论艾滋病让她感到不自在。多年来，她甚至不敢说她的两个儿子住在旧金山，担心这样一来别人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没结婚。

圣诞节前夕，比尔得了感冒，躺在床上。他情绪不稳，和母亲说话时似乎很不安。

比尔说：“我总是梦到我面前有一堵冰墙。”

玛丽建议道：“你就想象这堵墙正在融化，让它消失。”

比尔犹豫了一会儿，对母亲坦言：“它让我害怕。”

圣诞节

弗朗西丝·博尔切特戴着呼吸器，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她又成了那个一贯发号施令的人，给凯茜写条子告诉她如何做烤牛肉和土豆泥。通常情况下，圣诞节是博尔切特的大戏，到时候弗朗西丝会统治厨房，宠溺孙辈们。这家人努力让彼此感受到圣诞节的愉快，尽管护士坚持要他们在探望弗朗西丝之前穿上长袍、戴上手套。老祖母的两个孙女留在候诊室；大家都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弗朗西丝戴着呼吸机又虚弱又消瘦的样子。

3天后，家庭医生告诉鲍勃·博尔切特，肺部活检显示弗朗西丝感染了肺囊虫肺炎。他提到艾滋病患者也会得这种肺炎，但没有继续谈及此话背后的恐怖。当鲍勃告诉凯茜时，她想尖叫。

她说：“爸爸，那是艾滋病！妈妈得了艾滋病！”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尚未决定是否发放国会在两个多月前批准的840万美元，以推进血库的HTLV-Ⅲ抗体检测。一名白宫发言人表示，此事“仍在讨论中”。

年末，试图让其他国家机构关注该流行病的影响的各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国防部长加斯帕·温伯格拒绝会见即将离任的助理卫生部长爱德华·布兰特，后者认为美国军人感染艾滋病势必会引发问题，对此，军方需要正视。与此同时，在与保险业游说人士的私下讨论中，国会助理蒂姆·韦斯特摩兰德警告说，他们应该利用其强大的政治力量申请更多的艾滋病资金。他预测，未来几年会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医疗开支，企业将因此陷入瘫痪。然而，跟大多数大企业一样，保险公司都支持那些赞成减少而非增加政府开支的保守派领导人。他们还没打算开始考虑像艾滋病这样的同性恋问题，所以韦斯特摩兰德几乎找不到愿意倾听的人。

1984年，电影《阿玛迪斯》和《紫雨》上映。蒂娜·特纳戏剧性地复出，其装扮引得全国各地的“变装皇后”在除夕夜纷纷效仿。各电视新闻节目里，似乎都有巨幅美国国旗飘扬在洛杉矶奥运会和共和党全国大会会场的画面；配的是年度最畅销专辑《生于美国》。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这张专辑里的歌，讲的都是默默无闻的美国人的故事，美国梦把他们遗漏了，他们生活在绝望中。它表达了20年来最强烈的不满情绪，但不知为何，《生于美国》却被视为狂热爱国主义的一部分，那一年，全美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1984年的反常现象很容易被忽视。里根总统主政期间，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政府赤字，他却因承诺以赤字开支违宪为竞选纲领而赢得连任。每个人都认为，美国的未来一片光明。12月31日，美国疾控中心报告，7 699名美国人死于或将要死于一种他们闻所未闻的疾病，而在里根总统宣誓就职、开始第一个任期时，没人注意到疾控中心的警告：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结束时，将有成千上万人死亡。

旧金山

在旧金山，艾滋病公共卫生政策的最后阶段也在12月出现，就在默文·希弗曼医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令所有人意外的声明时。在担任助理卫生部长7年后，他需要“做点别的”。他这是在宣布辞职。

敦促希弗曼离开的大字报已在市政厅墙上贴了好几个星期了。11月，选民通过了一项提议，将卫生部门的控制权从市执政官转移到由市长任命的新的卫生委员会手上。三天后，范斯坦市长宣布成立一个高级工作组来负责交接；显然，她没有任命希弗曼。

如今，希弗曼在市里得不到什么支持。支持对艾滋病做出积极回应的医生和政治家认为希弗曼行动太慢；与此同时，许多同性恋觉得希弗曼做得太多了。他们尖锐地指出，卫生部门的新教育计划不过稍微改了下马科斯·柯南特医生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行为修正”计划。几个月来，同性恋报纸上充斥着刻薄的社论和恶毒的来信，谴责希弗曼是“恐同症患者”。当然，这些批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希弗曼的许多问题恰恰出于他不愿做任何有可能被认为是反同性恋的事。

无论如何，年底时的希弗曼身心俱疲，期待得到休息。他并非因为丢脸而离职。毕竟，他留给继任者一个艾滋病项目，这个项目现在在国际上被视为评估其他城市未来工作的标准。可以肯定的是，教育和预防项目在旧金山高度紧张的公共卫生政治氛围中耗时数年，现在终于完成了。希弗曼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如果能再做一次，他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同。

在希弗曼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他“在疫病蔓延的中间阶段”离职感觉如何。

希弗曼答道：“恐怕还没到疫病蔓延的中间阶段，这只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