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 屠夫的账单：1985年

第八部分 屠夫的账单：1985年

……这疲劳，热病，和焦躁，

这使人对坐而悲叹的世界；

在这里，青春，苍白，削瘦，死亡，

而瘫痪有几根白发在摇摆，

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

忧伤和灰暗的绝望……

——约翰·济慈《夜莺颂》

1985年1月，纽约

在格林威治村圣文森特医院的急诊室里，病人躺在轮床上，因为肺囊虫肺炎的缘故而呼哧呼哧地喘气。他已经在那里躺了24小时，希望等到一间病房。正常情况下，他的医生会给医院打电话，安排他住院。但医院管理方不愿再接受任何艾滋病患者；他们已经人满为患了。这名男子的医生教他绕过标准程序，直接出现在急诊室，根据纽约的法律，他们不能将他拒之门外。

这就是1985年初纽约医生给那些需要住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的建议。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每天都要应付绝望的医生打来的电话，想帮他们的病人找到病房。鉴于过去一段时间某些医院对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医生们不敢将病人送去；而那些声誉良好的艾滋病治疗机构已经不堪重负。

纽约上城的圣卢克－罗斯福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医院里一半的单人病房里都住满了奄奄一息的艾滋病患者。在纽约一家著名的医院里，纽约一家最大的公司的副总裁患了卡波西肉瘤，也没有床位，不得不通过急诊室住进了医院。即使到了那里，在高烧104华氏度的情况下，他也得等上7个小时才得到一间病房。艾滋病临床医生之间流传过这样的事：一名艾滋病患者在等待入住曼哈顿最有名的大学医院的病房时死了。放眼这座城市，艾滋病临床医生无法想象在未来几个月，当数量庞大的患者攻陷这座资源有限的医院时他们该怎么办。

圣卢克－罗斯福医院的艾滋病专家迈克尔·兰格医生说：“我们并不是在谈将要发生的噩梦，现在已然是一场噩梦了。”

在布朗克斯区的雅可比医院，3岁的黛安娜有气无力地朝埃尔·鲁宾斯坦医生挥了挥手——他是她生命中认识的仅有的几张面孔之一。从1983年起，她就住在医院里，不是因为她需要住院，而是因为纽约没有别的地方安置艾滋病患者。在纽约和新泽西的医院，至少有25个像她这样的孩子；每个月，由于父母去世或遭到遗弃，还会再进来几个孩子。当然，大家都清楚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没有人真正计划过要做点什么。

纽约艾滋病治疗的危机标志着艾滋病流行进入了新阶段。1983年，无人在意警告；1984年，机会渐渐丧失；1985年，悲惨的故事正在成为现实。艾滋病的未来冲击正在到来；“屠夫的账单”到了该兑现的时候了。

1月3日，旧金山，田德隆区

街灯和闪烁的霓虹在年轻女子的脸上投下阴影。当便衣警察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时，她故意噘起了嘴。其他女人见状纷纷作鸟兽散，离开埃利斯街，离开旧金山肮脏的拉客地。当然，在这座城市的这个角落，如此逮捕人并不罕见。

实施逮捕的警官正在等待无线电通知他这名34岁的褐发女子是否有被捕记录，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则假装不知道过往司机在盯着她看。结果发现，就算在城市的这个角落她的记录也很可观。过去5年里，她总共被逮捕了32次，被控犯有13项重罪、39项轻罪，包括抢劫、盗窃以及今晚的“占据人行道”。

西尔瓦娜把长长的直发从眼睛前移开，逮捕她的警官注意到她手臂上有深棕色的针眼儿，那是注射海洛因留下的。他知道她的事，她和在田德隆区谋生的其他妓女没有什么不同。

西尔瓦娜被戴上手铐，押到警车后座坐下。她立刻注意到逮捕她的警察似乎过于健谈。他们没有宣读“米兰达警告”，而是想谈谈西尔瓦娜的男朋友兼皮条客托尼·福特。他们在街上听说托尼得了艾滋病。这是不是真的？

沉迷海洛因多年，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已经忘了如何谨言慎行，她承认托尼刚刚从艾滋病病房出院。她担心自己是不是也得了艾滋病。

就在这时，西尔瓦娜注意到巡逻车并没有朝法院开，而是驶过了教会区。午夜时分，警察把戴着手铐的囚犯带进了旧金山综合医院的急诊室。

其中一名警官说：“我们想让你们给她做个艾滋病检查。”

医院的工作人员对这个要求感到惊讶。他们认真地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艾滋病检测。HTLV-Ⅲ抗体筛查尚未获得许可，而且它也不是艾滋病检测。此外，他们不能强迫一个戴手铐的囚犯接受任何检查，并把结果交给警察。也许这个女人可以在艾滋病诊所开门时再来，届时自己决定她想做什么。

失望的警官押着西尔瓦娜回到巡逻车里，给她开了一张“占据人行道”的传票，然后开车回到了田德隆。他们告诉西尔瓦娜，她应该回到艾滋病诊所做任何能做的检查，拿到书面诊断结果。他们会回来查看医生的诊断意见。

西尔瓦娜哆哆嗦嗦地从车里出来，找毒贩买了些海洛因，然后回到她那破烂不堪的房间，托尼·福特正在等她。像往常一样，他们共用一个针头注射海洛因。很快，两人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得到某位急救室工作人员的线报，敲响了西尔瓦娜家的门。

托尼嘟囔道：“让他滚。”

“我要搭车去诊所。”西尔瓦娜边说边在蓝色牛仔服外披了条破披肩。

在艾滋病诊所，护士长盖玲·吉调整了自己的日程安排，以便和西尔瓦娜交谈，而这名妓女对自己的困境过于尴尬，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请求记者跟吉谈一下自己的职业、警察的事以及她迫切需要进行艾滋病筛查。吉和诊所的其他工作人员听了她的故事都傻眼了。他们对保密原则和公民权利等问题感到担心。

西尔瓦娜不想听这个。她只想要一张纸，上面写着她没得艾滋病。她可以把它给警官看，然后继续接客赚钱、买海洛因。吉帮她预约了下周的检查。

记者开车把西尔瓦娜送回她在琼斯街旅馆的房间，并问她：“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西尔瓦娜调高了汽车音响的音量，里面正播放“穆迪布鲁斯乐队”（Moody Blues）的歌，她叹了口气，说自己在旧金山郊区一个优渥的意大利家庭长大。1968年从一所天主教高中毕业时，她对一个貌似即将迎来新时代的世界有着无限憧憬。接下来的几年里，理想主义逐渐消退，她开始吸毒，然后遇到了托尼，并生下了他的孩子。卖淫来钱快，现在的生活就是接完这个嫖客再接下一个，打完这针海洛因再等下一针。

当这两口子听说艾滋病与共用针头、性交有关时，已经太晚了。托尼已经出现了免疫紊乱的先期症状，然而一旦他需要海洛因舒缓焦虑，未来的健康问题就被远远抛到脑后。她又补充了一句，在田德隆区没人在意这种疾病。几个星期前，当托尼躺在艾滋病病房时，附近街区的人还把毒品带到他床边。他们会关上门，拿同性恋男护士开玩笑，然后用同一个针头注射毒品。

当然，毫无疑问，西尔瓦娜今晚还会做一样的事。托尼无法工作。他肯定也不希望她停止工作，那将意味着他的海洛因断供了。

“都是毒品惹的祸，”她说，“就像他们在电视上说的那样，你进去就出不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西尔瓦娜那天晚上要回到街上去。没错，她担心传播艾滋病。事实上，她淋巴结肿大，夜间盗汗，始终觉得筋疲力尽。但她必须工作，除此之外，她不知道还能怎么赚钱。

第二天早上，关于一名妓女的头版报道引爆了深层的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隐含在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站街妓女身上。保罗·沃伯丁医生谈了这个妓女为何会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怪物”，而且还带有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典型冲突。然而，其他有关西尔瓦娜·斯特勒斯的新闻报道就没那么温和了。

“行走在旧金山街道上的一颗人肉定时炸弹。”当晚的旧金山晚间新闻头条中，播音员严肃地宣布。另一位新闻主持人则把她比作“伤寒玛丽”。

整个周末，电视台工作人员开着装有“实时眼”设备的面包车游走于田德隆区，试图采访焦虑的行人。惊慌失措的人们打电话给谈话类节目，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警察应该把这名女子锁起来，并立即扔掉钥匙。

一时间，西尔瓦娜在她居住的社区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4个愤怒的妓女在路上追赶她，冲进她住的旅馆大厅，并威胁说：如果她再离开酒店就刺死她。事实证明，这些新闻报道对性交易有所影响。那个周末，似乎每个出来寻欢的男人在谈交易之前都会问：“你是那个得艾滋病的人吗？”

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深刻揭示了主导新闻媒体的异性恋男子的偏见。毕竟，多年来，上千名同性恋一直在互相感染，但并未能促使新闻机构对城市施压，开展积极的艾滋病教育活动。不过，一个异性恋妓女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可能会传染给异性恋男子。这是新闻界所关心的；于是成了新闻。

尽管艾滋病在异性恋之间传播的证据可以追溯到疾控中心1981年夏天首次开展的流行病学研究，但直到1985年初，其间的直接联系才引起了很多关注。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中非，在那里，艾滋病被直接称为“恐怖性病”。尽管注重形象的非洲政府决意要让在其境内工作的研究人员守口如瓶，但泄露的消息证实，数千名患有免疫抑制的人正在黑非洲地区奄奄一息，通常的死因是胃肠道寄生虫——该地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乌干达人不知道国外叫它什么，他们称艾滋病为“瘦身病”，因为这种致命的寄生虫病的特征就是病人日渐消瘦。

在科学界，与中非团队密切合作的欧洲研究人员最直言不讳艾滋病通过异性恋传播的现象。这些医生大部分来自比利时和法国，他们向来认为把艾滋病看成同性恋独有的疾病是一种奇怪的美国特色。鉴于扎伊尔、卢旺达等国的情形，这些医生警告说，西方世界不应沾沾自喜，因为这种新型性传播疾病对所有人都是威胁。

在美国，对异性间艾滋病传播最激进的研究来自一个最不可能的领域——美国军队。在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工作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的文件中，男女之间通过性传播艾滋病相当容易。例如，在7名罹患艾滋病和ARC的已婚男性中，雷德菲尔德发现有5人的妻子感染了HTLV-Ⅲ病毒。而在这5名妻子中，有3个已出现临床症状。军队中罹患艾滋病及ARC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声称接触妓女是他们唯一的危险行为，这一事实也使得雷德菲尔德极为支持女—男性行为会传染艾滋病的结论。但是，他的论据也有副作用，因为军方现在已经习惯性地把患有这种综合征的同性恋军人解职。这也极大地鼓励军事人员将感染归咎于妓女，而不是同性恋。

此前不久，女—男艾滋病传播问题在旧金山炸开了锅。当时，艾滋病诊所的保罗·沃伯丁医生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当地异性恋男子中出现了首批2例艾滋病病例，这两人声称除了与静脉注射毒品的妓女发生性关系外，并无其他可能导致感染的高危行为。在旧金山，新病例带来某种新启示，因为艾滋病在该市一向几乎仅限于同性恋。旧金山的艾滋病人超过98%是同性恋或双性恋；除了输血感染病例和5名吸毒感染病例外，一切都证明艾滋病在这里是同性恋疾病。

沃伯丁在宣布两名异性恋男子通过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同时也承认：“通常我们不会专门为宣布一个新的艾滋病病例而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我们不能贻误战机，这也许就是我们阻止疫病在异性恋人群中蔓延的最后机会了。”

几天后，沃伯丁的担忧应验了，当地确诊了第一例通过异性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女性。没几天她住进了5B病区，成了艾滋病病房的首位女病人。在凝视窗外荒凉的风景时，她不明白几年前跟一个双性恋男子幽会怎么就让她落到了这步田地。

默文·希弗曼医生在他担任卫生局局长的最后几周宣布，卫生部门将开始更新宣传册，把异性恋感染的风险加进去。一个新的工作组刚刚成立，为将来制定更详细的教育计划打下基础。沃伯丁提议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即由城市流行病学家开始追踪每位异性恋艾滋病患者的性接触。而接替塞尔玛·德里兹在传染病控制局的职位的迪恩·艾森伯格医生，以目前俨然已成标准说法的公共卫生观念表示反对；说即使通过追踪发现了受感染者，也没有医疗服务可以提供给他们。“最后你可能好事没办成，反倒惹出大麻烦。”艾森伯格说。沃伯丁反驳他，那些后来可能因此类接触而感染的人可不会这么看。

他的医学观点并没有占上风。“艾滋语”仍主导着公共卫生决策，这种语法要求，即使在致命的流行病蔓延期间，你也不应该做任何可能伤害他人感情的事。

尽管对异性间传播艾滋病有各种担心（还担心妓女在传播疾病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但这场流行病中可能没有哪个方面比这些事实更值得商榷了。截至此时，全国只有50例艾滋病病例与异性间传播相关。其中45人是女性，只有5人是男性，这些男性除了与受感染女性有过性接触外，并无其他风险。全国报告了近8 000例艾滋病病例，仅有5例的话并不构成疫情。这5名男子中有2个住在旧金山，还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羞于承认性取向的同性恋。

女传男的机制也存在疑点。在阴道性交或肛交过程中，哪些女性体液会侵入男性，产生与精液相同的作用？在非洲，当阴道分泌物接触到未经治疗的性病引起的开放性溃疡流出的血液时，疾病可能就这样传播了。在美国，性病几乎总能得到治疗，女性对男性的传播很少。当然，这种传播途径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感染了这种病毒，感染者数量可能会增加。然而，异性恋没有类似于同性恋浴场这样的放大系统来加速病毒在全国的传播。未来，异性间传播的艾滋病对已感染者而言仍是个问题，静脉注射吸毒者的性伴侣主要集中于东部城市的穷人和少数群体中。这种疾病似乎不太可能像席卷同性恋社区那样突然重创异性恋群体。

在这一点上，也许没有哪个方面比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妓女更能说明问题。西尔瓦娜·斯特勒斯的故事占据头版的当儿，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论文，内容是关于美国第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他们说，第一个记录在案的病毒携带者并非同性恋，而是一个旧金山妓女。她和斯特勒斯一样，曾因在田德隆区卖淫及静脉注射毒品多次被捕。1977年，当时25岁的她产下一名女婴，11个月后，婴儿开始出现免疫缺陷症状。婴儿病情恶化期间，这位母亲又于1979年产下第二个女孩，后者也出现免疫异常的迹象，包括慢性腹泻和淋巴结肿大。第三个女儿1982年4月出生，2个月后婴儿的口腔和阴道都出现念珠菌病，3个月后医生将她的呼吸问题归咎于肺囊虫肺炎。到了1984年，3个孩子已经死了2个。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对他们储存的血液样本进行HTLV-Ⅲ抗体检测后，她们的免疫问题之谜解开了。3个孩子都被感染了。这位母亲在1982年患了淋巴结肿大，显然她早在1977年——甚至可能是在病毒到达美国后不久的1976年——就感染了这种病毒。

直到1987年5月去世前，这名女子在被感染后的这些年里一直在田德隆区卖淫。如果她很容易地把病毒传播给顾客，那么受感染的男子早该浮出水面了，可是旧金山只统计了2名异性恋男性感染病例。同样，纽约市也没有多少异性恋将责任归咎于妓女，尽管该市有大批吸毒妓女，数量令西海岸相形见绌。综合来看，在卖淫引发艾滋病的辩论中，流言似乎多过事实。

然而，1985年初官方对仅有的几例异性恋艾滋病病例的关注，被证明是未来两年中决定艾滋病的辩论方向的关键事件。曾经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让政府和媒体关注艾滋病疫情的卫生官员和艾滋病研究人员，现在明白了，没什么能比艾滋病在异性间广泛传播更能引起编辑和新闻主管们注意的了。讨论这样的话题可以保证节目时长和新闻空间，而在艾滋病相关事务上它能迅速转化为经费和资源。因此，尽管对于艾滋病在异性恋群体中传播的担心并没有获得多少流行病学上的支持，但很少有研究人员公开这样说。这么说毫无裨益，即使它最终证明是实话实说。5年来的惨痛经验教育了所有卷入这场疫情的人：在艾滋病政策中，真相并不重要。

1月10日

当一位同事递给凯茜·博尔切特一份《旧金山纪事报》，问她有没有读过第8版的内容时，她正在旧金山警察局的档案室干活。报上是一份欧文纪念血库的声明，称1983年8月一位不知名的女病人在西顿医疗中心输入了欧文血库提供的血液，感染了艾滋病。

“那是你妈妈吗？”

这是博尔切特家的人首次得知弗朗西丝确实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

凯茜一边浏览报纸，一边说：“我一直有点怀疑，因为医生说她得了肺囊虫肺炎。”

她的同事表示同意：“现在到处都是肺囊虫肺炎。”

凯茜知道她母亲是注重隐私的人，不想在报纸上看到任何关于她的事，不指名道姓也不行。凯茜打电话给医院，确保她的房间里没有这份《旧金山纪事报》。

那天晚上在医院，凯茜和弗朗西丝一起在看电视，当新闻播音员开始谈论西顿医疗中心的新输血病例时，弗朗西丝·博尔切特难过地摇了摇头。

“那个女人真可怜，”她说，“换作是我，一定告他们。”

凯茜吃了一惊。显然，没人告诉她妈妈得了艾滋病。那天晚上，鲍勃·博尔切特坚持要医生们告诉弗朗西丝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弗朗西丝对于她和医生的谈话只字未提，尽管家人注意到她看起来很沮丧。

西顿医疗中心的这名女子是第100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美国人，欧文血库的总裁布莱恩·麦克多诺第二天说。作为新的透明政策的一部分，欧文血库现在将公布每一起新的输血感染病例，以打消人们对血库掩饰输血感染艾滋病问题的怀疑。除了透露弗朗西丝的诊断结果外，麦克多诺还说，近年有32名艾滋病患者在欧文血库献过血，至少72名当地人接受了这些献血者的血液制品。这家血库预计，明年还将有24起因接受艾滋病患者的血液而感染的病例。

欧文血库的坦白策略激怒了其他血库经营者，他们要么对输血感染问题三缄其口，要么仍然坚持“感染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说法。血库经营者急于摆脱所有的艾滋病问题，这件事将随着HTLV-Ⅲ抗体筛查的开始得到解决，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宣布其血液供应没有受到艾滋病的影响。

美国食药局已于2月15日宣布了开始筛查的日期，而当地公共卫生官员和同性恋组织仍在担心这项政策将造成的巨大影响。鲜有议题像这样集社会、政治、心理和医疗等各种变量于一身，形成了政策上的僵局。

对男同性恋的调查显示，多达75%的人打算抗体筛查一开始就去检测。有人担心，一旦血库开始筛查，这些人就会去血库献血，借机了解自己的抗体情况。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对检测的准确性还存有疑虑。罗伯特·加罗医生1月初说，5%到30%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能无法通过检测发现，这不仅是因为检测的准确度问题，还因为在感染6周后感染者才会产生可检测到的HTLV-Ⅲ抗体。因此，最近才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的抗体检测结果不会呈阳性。这使得卫生官员担心，如果同性恋通过献血来了解抗体情况的话，一些已受感染的血液可能会通过艾滋病筛查，以致进一步污染血液供应。

除了这些担忧之外，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同性恋血液检测会有损公民自由。在一些研究中，有多达一半的男同性恋血液测试呈HTLV-Ⅲ阳性，显然这项检测很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性取向测试。检测结果外泄的话，可能会导致雇主、保险公司或政府普遍歧视同性恋，甚而在未来几年打压同性恋。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即使测试的医学价值仍存在疑问。官方的估计依然是，抗体检测呈阳性的人当中，只有5%到10%会发展成艾滋病——尽管依然无法预测具体是哪些人群。因为这个检测无法提供这方面的预测，因此，“艾滋语”的最新格言是“检测没有任何意义”。

将所有这些问题转化为政策，成了美国地方卫生官员会议主席默文·希弗曼医生的任务。希弗曼提出了一项建议，似乎满足了每个人的需求——筹款建立替代检测点，让男同性恋和其他相关人士在血库之外的地方接受测试。希弗曼还希望政府出台相关规定，确保血库检测结果保密，这样一来，雇主或政府机构就不能将其用于与保护血液供应无关的目的。

这些提议受到了疾控中心的热情欢迎，后者一直在与艾滋病政策的复杂性作斗争。然而，在与联邦官员的会晤中，希弗曼踢到了墙。他被告知，建替代测试点需要花钱，而联邦政府并不打算在艾滋病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事实上，里根政府仍未发放国会在去年10月拨出的、用于加快血库抗体检测的800多万美元。此外，政府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确保血库测试结果不外泄。官员们说，这事应该在地方一级处理。

1月15日与食药局代表会面时，希弗曼变得强硬起来，他表示，如果政府不为替代测试点提供资金，他将公开宣布联邦官员正在对血液供应构成新的威胁。他给了食药局两周期限。政府官员对他的最后通牒感到愤怒，他们告诉希弗曼，他只是在想法子让他所在的卫生部门中饱私囊而已。这一指控令希弗曼好笑，因为这是他担任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的最后一天。

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的社会服务部门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快就帮西尔瓦娜·斯特勒斯加入了美沙酮戒毒项目，并帮她解决了食品券和一般援助资金的问题，因此她无需再靠卖淫来付房租。西尔瓦娜似乎悔悟了，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她泪流满面地说：“大家不该看到我在田德隆过着那种生活，至少现在我开始看到这一切要结束了。”

不过，西尔瓦娜故事的结尾并不是开始新生活，而是反映出了静脉注射吸毒者在艾滋病中呈现的复杂问题。这些人并不是乐观的同性恋，同性恋人会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和“香缇计划”志愿者一起进行白光冥想，而他们是瘾君子。

被诊断出患有绝症后，托尼·福特根本无意戒毒，也没有给西尔瓦娜什么鼓励。几周后，西尔瓦娜从她的戒毒康复项目中消失了。2个月后，她因小偷小摸被捕，第二年她因卖淫和毒品相关指控被逮捕了5次，而这是第一次。

1985年6月20日，托尼·福特死于肾衰竭，之前他经历了4次肺囊虫肺炎发作。

1986年1月24日，隐球菌病首次在西尔瓦娜·斯特勒斯身上发作，11天后，她死了，她的遗体被安葬在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旧金山郊区。她在那里开始她的人生，当时她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的女儿，而且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