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流亡

52. 流亡

1985年1月20日，旧金山，卡斯特罗街

卡斯特罗大街上人来人往，大家吹着喇叭，挥舞着旗帜，口号声不绝于耳：“我们最棒！我们最棒！”

一整天，卡斯特罗街的酒吧跟全美各地的酒吧一样，挤满了等待着最后一次触地得分的球迷。在华盛顿，刚刚宣誓开始第二届任期的里根总统被安排在电视机前观看旧金山“49人队”和迈阿密“海豚队”在“超级碗”的对决。卡斯特罗街在与外界的短暂交流中得到了些许安慰；由于目前同性恋正承受着大多数异性恋体会不到的重压，因此这种感觉越来越罕见。

随着“49人队”的最后一次传球，他们夺得了3年里的第二个“超级碗”冠军，旧金山陷入了二战结束当日以来最疯狂的庆祝活动。卡斯特罗街区的狂热尤甚于任何一个社区，这里的人们对任何值得庆祝的事都心存感激。警察迅速封锁了卡斯特罗街的交通，以便越来越多的人挥舞着红、金两色的横幅涌入街道。他们爬上路灯杆，甚至在一辆被困在人群中的无轨电车顶上排出了康康舞队形。

克里夫·琼斯在“熊洞”（Bear Hollow）门口向人群欢呼。他一点也不关心足球，但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让他兴奋不已。克里夫还因为21岁的托德·科尔曼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激动。托德有一头漂亮的棕发，一双迷人的眼睛，精致的容貌令克里夫神魂颠倒。托德还是克里夫的铁杆粉丝，对他的生活几乎了如指掌，这种好事克里夫根本无法抗拒。

克里夫是在“超级碗”比赛中场休息时，在“熊洞”遇到的托德。克里夫追着这个年轻人要电话号码，托德却闪烁其辞，于是克里夫一直粘着他。当托德和一帮朋友找地方狂欢时，克里夫也跟着去了。几小时后，他们俩回到了克里夫位于卡斯特罗街外的公寓，一起过了一夜。

几天后，克里夫又去“熊洞”喝伏特加，看见托德和一群朋友一起进了酒吧。

克里夫得意洋洋地对一个熟人说：“看到那边那个小可爱了吗，我和他一起玩过。”

克里夫的朋友说：“哦，他得了艾滋病。”

“什么？”

克里夫的朋友说托德住在“香缇计划”为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提供的宿舍里。

突然之间，一切都讲得通了。克里夫明白了为什么托德躲躲闪闪不给他电话号码，也明白了为什么托德会那么了解他在组织艾滋病基金会方面所做的工作。

克里夫惊骇至极，后来去找托德对质。这个年轻人承认自己得了艾滋病，他解释说他一直崇拜克里夫，已经追随他的事业多年，也读了关于他的所有资料。他在“超级碗之夜”一见到克里夫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克里夫没有引诱他，是他引诱了克里夫。

克里夫追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有责任让你的伴侣知道你患了艾滋病。更重要的是，你有责任保护自己。”

托德说：“在‘香缇计划’时，他们说性生活对我很重要。”

克里夫感到绝望再次从他的胃里升腾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快疯了。

几个月来，克里夫的情绪一直低落，几乎每天都有亲密的朋友或男友被确诊，他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一年来也在艾滋病的边缘徘徊。他想了几个月，想逃往夏威夷。与托德·科尔曼的一夜情坚定了他离开旧金山的决心。每个人不是快死了，就是快疯了，如果他留下来，他也注定如此。

克里夫定期给亚利桑那州的母亲打电话，让沉甸甸的心空下来；1月时，他也打了电话，跟她说了他前男友费利克斯·维拉德－穆尼奥斯的死讯。玛丽安·琼斯温柔地谈起了40多年前从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当时正值二战的至暗时刻。她说：“我认识的所有男孩都去打仗了，大多数人都没回来。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都被毁了。你现在肯定也是这样的感觉。”

克里夫点点头。那就是他现在的感觉。

同性恋群体中的其他思想家认为，同性恋的困境与其说是处于战争状态，倒不如说是生活在恐怖主义中。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相互连贯的理由，病毒就会在受害者的血液中冒出来，攫取他们的生命。这种流行病毫无道德意识，远比战争中对立的意识形态更可怕。

在以色列等国经历过恐怖主义的同性恋认为，艾滋病是个更阴险的敌人。他们说，生活在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的人有一种同志情谊，一种意识，那就是团结在一起才能活下去。

但是，美国同性恋群体中感染艾滋病的人成了流亡者。大多数异性恋只有在这种疾病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时，才关心它的存在。这场流行病非但没有让美国人更加团结，反而使他们彼此更加疏远。对于那些每天到主流社会去工作的同性恋来说，异性恋的生活方式似乎是超现实的。那里的人想的是自己能否买得起第二台彩电，或者是否该要个孩子。同性恋现在的生活也是一堆乏味的问题，比如你的爱人是否会在下周死去，或者如果某天你醒来会不会发现一个紫色的、预示着死亡的斑点。

此外，对于那些困在这种残酷的新现实里的同性恋而言，没人叫他们“坚持住”；相反，大家普遍表示同情或怜悯，但仍然是超然置身事外的，说到底，大家都漠不关心，好像是在暗示：这团乱麻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1月23日

比尔·克劳斯的哥哥迈克租了辆豪华轿车，里面有香槟，还有伊迪丝·琵雅芙的磁带，他把比尔及其朋友们送到旧金山国际机场。出于心理作用，比尔起初不想坐黑色的车，觉得它看起来像灵车，是个坏兆头。可他还是被哄上了后座，一边呷着香槟，一边开玩笑说，如果他要流亡的话，最好是去巴黎。

比尔的朋友们知道他是在掩饰恐惧。他不知道是否能有机会试用HPA-23。更重要的是，他还不知道药物是否有效。

第二天，巴黎

当比尔和他的朋友莎朗·约翰逊到达巴黎时，正赶上巴黎半个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这俩人当天就找到了公寓，第二天就去了位于巴黎郊区的一战美军医院，向多米尼克·多尔芒医生咨询HPA-23的事。

多尔芒已经听说了比尔·克劳斯的病情。令莎朗印象深刻的是，法国人超乎寻常地重视比尔，这是一种比尔不愿打破的幻象。多尔芒描述了各种艾滋病药物在临床试验中的相对优势，包括异丙肌苷、干扰素、利巴韦林和HPA-23等。

“这些药物并不能治愈。”他警告说，它们只能阻止病毒的发展，而且比尔很可能不得不长期依赖它们。一旦停药，很可能复发并导致死亡。

“我想试试，”比尔说，“我想活下去。”

多尔芒说，比尔可以在下周进行第一次注射。

在美国，1985年的头几个月，没什么比拿不出实验性治疗方案给艾滋病患者更让艾滋病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沮丧了。在艾滋病研究的任何领域，没什么比资金短缺的破坏性更大。

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的唐娜·米德文医生每天接到5个电话，都是艾滋病患者的爱人、朋友和亲戚打来的，请求对病人进行任何可能的治疗。每天都有一位母亲抽泣着哀求：“求求你，医生，救救我的儿子吧。”

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向所有人保证，他们正在对所有可能用于艾滋病患者的实验性治疗药物进行筛选。他们没有透露的是，这个联邦筛选项目的工作人员只有萨姆·布罗德和两名技术人员；联邦政府要求冻结招聘，这让国家癌症研究所无法扩大这个项目的规模。

缺乏训练有素的逆转录病毒学家以及逆转录病毒实验室的研究经费，的确是药物测试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确定抗病毒药物能否阻止病毒复制，科学家需要分别对每个病人进行病毒分离，其成本是700美元一次。即便是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样世界上预算最多的医疗研究机构，也发现大量药物测试和病毒分离的成本贵得令人望而却步。即使真有这笔经费，也没有多少研究机构能进行这种分离，能完成这项工作的逆转录病毒学家更是少之又少。比如在纽约，仅有一个实验室能够分离LAV。

缺乏这样的实验室是里根政府任内最初几年削减开支的后遗症。1980年代初，当逆转录病毒研究经费枯竭后，科学家们就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了。这个领域毫无前途。现在，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都急需逆转录病毒学家，但根本雇不到人。就算资金到位，培养科学家和建实验室也要耗时数年。

当国家卫生研究院在贝塞斯达开会讨论药物研究时，唐纳德·弗朗西斯抱怨说：“我们不需要再开什么会了。我们要的是实验室，还有钱。”

然而，这两样都遥不可及。

旧金山，都柏林街

“我觉得自己像个麻风病人，”出院回家的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对她丈夫和孩子们说，“没有亲戚会来看我。我也不想出家门。”

凯茜·博尔切特回答道：“别灰心，妈妈。打起精神，我们会好起来的。”

弗朗西丝没有斗志。她感到疲惫、不适、孤独。虽然在抗生素治疗她的肺囊虫肺炎时牛皮癣已经消退，可是弗朗西丝到家后，它又杀回来了。凯茜帮出院后的母亲洗第一次澡时，母亲的状态令她震惊。她瘦得只剩98磅，尾椎骨从松弛的皮肤上突出来，凯茜觉得她看起来就像书上照片里的二战集中营受害者。

这个家庭很快就陷入了男同性恋所面临的那种困境，即这家人很可能会患上这种综合征。医生让他们采取预防措施，不要用弗朗西丝用过的盘子，洗碗洗衣时要戴上手套。在他们看来，自己说不定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没有检测可以平息他们的恐惧。

凯茜开始研究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信息。马科斯·柯南特医生跟她讲了斯坦福大学的T细胞检测，还有关于肝炎核心抗体检测的争议；并且告诉她，他们家应该请个律师。

凯茜问朋友：“为什么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

巧的是，1985年的头几个月，旧金山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中一个说的是罗马天主教的罗曼娜·玛丽·瑞恩修女，她在垒球比赛进本垒时滑倒，以致髋部骨折。1983年7月，这位66岁的修女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输入了受感染的血液。宣布她的死讯时，牧师说，瑞恩在临终前“痛苦不堪”地为输血给她的人以及所有遭受艾滋病折磨的人祈祷。

围绕着是否进行HTLV-Ⅲ抗体测试发生的很多事进一步强化了其中的利害关系。1月31日，默文·希弗曼医生兑现了他的承诺，宣布了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和美国地方卫生官员会议的反对意见。他说，这些组织希望为艾滋病的血液替代测试点提供资金，但遭到联邦政府的拒绝，这可能会导致血液供应受到污染。

在几个月的谈判中，哈克勒部长办公室以及食药局的官员都在回避就替代检测点的经费问题做出任何决定，但是希弗曼的新闻发布会在媒体上出现还不到一小时，他们就打电话给他，承诺将为该项目提供1 200万美元。然后，他们把血库检测推迟了两周，这样希弗曼的项目就可以到位了。

尽管这解决了围绕检测许可的公众卫生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困扰同性恋领导人的民权问题。联邦政府没有对血液检测结果的保密问题做出任何规定。随着战线的日益分明，双方的对立变成了公共卫生和公民自由的经典对抗。总部设在纽约的同性恋法律团体“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威胁要上法庭阻止该测试的启动。他们问，政府怎么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开始一项对如此多的美国人的生活造成灾难性影响的测试？在疾控中心，从事输血感染艾滋病研究的医生惊得目瞪口呆。这些人怎么可以威胁要阻止一项显然能挽救生命的测试呢？到2月中旬，对峙双方陷入僵局。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过去一年里，马科斯·柯南特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和旧金山综合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逐渐瓦解。随着综合医院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其研究人员已经能自己争取到政府资助。他们还注意到，当地艾滋病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县医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官员对该校医学中心成为艾滋病研究的核心区感到不安。

马科斯·柯南特继续争辩说，医疗中心应该承担市里更多的艾滋病医疗工作，且不说其他原因，单看其地理位置就正巧处在西方世界最大的同性恋群体的旁边。然而，柯南特个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自从他越过加州大学的行政领导，直接向立法机关申请州研究经费，他就成了大学里的异类。因此，在寒冷的1月，当他在某次会议上被告知如果他辞去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对大学来说再好不过了，他并不感到意外。当然，学校对于柯南特为什么应该辞职给出了合理的理由。他们说，他是一名临床教授，如果把主任的头衔授予一位拥有更广泛的科研资历的全职教授，会使该中心更有声望。

然而，几乎每个与艾滋病研究相关的人都知道这种变动的真正原因。大学的官员们还是担心，由于旧金山是赫赫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优秀的实习生将不会申请来此实习。4年来，柯南特屡屡做出可怕的预测，已经成功地使大学官员相信，附近卡斯特罗街区的艾滋病病例将会暴增，因此在焦虑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管理者看来，未来看起来并不那么有希望。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其他科学家被告知要少谈艾滋病，大学官员对艾滋病研究的热情也下降了。赶走柯南特能让学校摆脱一个麻烦的特立独行者，一个不优先考虑学术政治的人。

这所大学再也不用担心柯南特的离开带给同性恋社区的政治后果。柯南特在反对浴场、推动积极的教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使他成了大多数同性恋政治领袖和“湾区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不欢迎的人。每一期《湾区记者报》几乎都会对柯南特进行人身攻击。

接受柯南特辞职的院长安慰他说，这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柯南特回忆起这位院长还说，“至少有了艾滋病，许多不良分子会被消灭。”

洛杉矶，加州大学

迈克尔·戈特利布医生过去两年里一直在申请成立一个艾滋病诊所，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管理人员却不愿卷入此事。当他们最终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让他接待病人时，戈特利布简直不敢相信，它就在过去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一隅，隔壁的新医院造起来后，这里基本上就废弃了。如果病人要到戈特利布的办公室找他，得经过一个布满灰尘的空荡荡大厅，沿着潮湿的走廊经过一间间破屋，听到脚步声，巨大的蟑螂会从满是裂缝的墙上窜出来。患者一看就明白，学校对治疗这些病人兴趣不大。戈特利布则不得不提醒自己，对于艾滋病研究而言，加州大学并不是最糟的地方之一，而是最好的地方之一。

1月29日，旧金山公共卫生局

新成立的旧金山健康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成员吉姆·福斯特疲倦地看着一群公民自由律师和同性恋活动人士，这些人是来抗议在本市浴场里禁止“高危性行为”的。福斯特知道，这场辩论正在迅速变得毫无意义。该市11家浴场中仅有3家还在营业，而这3家的老板是新成立的“维护性与公民自由委员会”的资助人，他们是来反对禁止性行为的规定的。

吉姆·福斯特当然理解该组织的说辞。作为旧金山同性恋政治之父、“个人权利协会”和“托克拉斯民主俱乐部”的开创者，福斯特一手缔造了浴场老板现在所倡导的大部分性解放意识形态。

但是，他们说的话在今天听起来很空洞，福斯特很奇怪，男同性恋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要求公共委员会为其争取无节制性行为的权利。

在委员会开会前30小时，吉姆·福斯特一直待在埃迪街那栋舒适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里，拉着情人拉里·路德维奇的手，他俩在一起12年了。被卡波西肉瘤折磨了17个月后，拉里陷入了昏迷。午夜时分，拉里喘了四口粗气，便再也没了呼吸。

吉姆·福斯特心想，这是个可怕的时刻，也是个美好的时刻。他参与组建一个同性恋群体，并不是为了让这一代人在中年时为死去的亲友守灵。然而，通过这场考验，福斯特从拉里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勇气，也体会到了同性恋在这场集体创伤中的互相帮助和关爱。福斯特意识到，一个新的社群正在艾滋病的悲剧中涌现出来。其中的成员不是政客或为了浴场问题争论不休的激进派，而是那些学会了为自己和对方负责的人。

福斯特想，这才是社群的真正含义。说到底，这就是他多年来在同性恋政治活动中孜孜以求的：让同性恋有机会体会到这个集体的好。如今，在这场悲剧中，这个社区正在铸成。

在“维护性与公民自由委员会”的领导们向卫生委员会陈述完之后，这位旧金山同性恋政治元老驳斥说，他们的担忧“微不足道”。领导们当场呆住了。

1月31日，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唐纳德·弗朗西斯终于完成了9页的“艾滋病控制计划”。他警告说“未来几年”，可能会有2万至5万人死于艾滋病，并设计了一项计划，其中用到了卫生当局可以对抗该疫病的仅有的两种武器——血液检测和教育。弗朗西斯希望启动为期6个月的一项计划，检测药物治疗中心和性病诊所收集来的血液。即将获得的HTLV-Ⅲ测试许可，意味着疾控中心终于能准确掌握病毒在美国社会的渗透程度。他们还可以开始警告感染者：他们不但自身携带病毒，最要命的是，还能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弗朗西斯还建议为高危人群，如男同性恋、吸毒者以及滥交的异性恋“量身定制”教育项目，以减少性传播。为了减缓艾滋病婴儿的激增，政府必须着手教育女性静脉注射吸毒者如何避孕。弗朗西斯写道，应鼓励男同性恋了解他们的抗体状况，并通过血库之外的保密程序进行测试。当局只有在确定哪些人被感染、哪些人没被感染之后，才能开始利用教育项目减少新感染者的数量。

弗朗西斯知道他的提议都牵扯到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将反对他提出的对同性恋进行广泛的检测。保守派会反对艾滋病教育计划。他已经注意到，联邦政府几乎拒绝启动任何艾滋病教育项目，因为他们担心保守派会反对政府就安全的同性性行为指手画脚。迄今政府仅为教育项目买过一次单，是通过“美国市长会议”提供了一小笔钱。

疾控中心就壬苯醇醚-9可能的用途公布了一些数据，就连这个也引发了争议。1984年底，弗朗西斯实验室的一名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测试，其结果显示，避孕泡沫中的杀精成分壬苯醇醚-9成功地杀死了试管中的艾滋病病毒。弗朗西斯对这一发现兴奋不已，因为它终于向同性恋提供了某种可以保住性命的有效手段。他认为把壬苯醇醚-9和安全套一起使用有助于防止传播，希望立即发布这一发现。但詹姆斯·科伦搁置了此事，因为一部分被列为此文资深作者的科学家吃不准这项研究的方法。科伦不希望给人落下不严谨的口实，并以此攻击疾控中心的研究；弗朗西斯怀疑是政治原因在作祟。联邦政府不愿承认壬苯醇醚-9的价值，因为这可能被解读为纵容肛交行为。

疾控中心的其他工作人员指出，某种程度上，唐纳德·弗朗西斯和詹姆斯·科伦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他们在对待疫情的态度上的潜在矛盾。在科伦的领导下，疾控中心在收集艾滋病数据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他采用了他认为在保守的政府管理下所能做到的最大可能来指导疾控中心的艾滋病研究。

弗朗西斯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目标就是阻止艾滋病的蔓延。他认为疾控中心已经放弃了控制疾病的职能，转而热衷于提供最新的死亡人数统计数字。他也明白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斗。“艾滋病控制计划”是他希望让疾控中心发挥其“控制”职能的最后一项努力。该计划将耗资3 280万美元，远远超过联邦政府去年一年为疾控中心所有艾滋病项目支付的开销，但弗朗西斯认为，如果政府今天不严肃对待艾滋病问题，未来几年将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和预防费用，相比之下，这笔费用是合理的。

1月30日，也就是弗朗西斯提交计划的当天，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上周，美国的艾滋病患者已超过8 000人。

2月4日，华盛顿，国会大厦

当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公布1986年财年所拟的艾滋病预算时，连里根政府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感到震惊。政府不仅没有增加艾滋病研究资金，而且要求下一财年的艾滋病开支从目前的9 600万美元减少到8 550万美元。艾滋病研究整体被削减10%，疾控中心则被削减了20%，仅为1 870万美元，是受冲击最严重的。政府计划专门拨款25万美元作为同性恋社区的教育经费，并再次通过“美国市长会议”发放，以确保联邦机构不被牵扯进教同性恋“如何安全地进行肛交”这样的事。总之，约5%的艾滋病预算将用于艾滋病预防和教育工作。

预算削减来得真不是时候。卫生部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已经告知同性恋领导人，当她知道国会打算增加拨款时，她不想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在政府中为艾滋病争取资金。事实上，她在政府中的声望已急剧下降。与玛格丽特·哈克勒结婚31年的丈夫正在弗吉尼亚州起诉离婚，他声称，姑且不论其他，玛格丽特22年前就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他说，玛格丽特是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她拒绝离婚是怕有损于她的政治生涯。一个显然从1963年起就不再有性行为的人居然在主持政府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同性恋领袖觉得这太匪夷所思了，据说政府也感到尴尬。讽刺的是，在政府内部，哈克勒部长因为在艾滋病问题上做得太多而受到批评。其他保守的政府官员对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高调表示愤怒。传言纷飞，说卫生部长即将下台。

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反复要求增加预算，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不胜其烦。在他们看来，有了政府分配给全国所有卫生机构的80亿美元资金，哈克勒想做什么都行。不是他们不愿意给她更多的钱去对付艾滋病；他们只是不想给她更多的钱。预算官员认为，国家癌症研究所、疾控中心以及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之所以要为艾滋病研究争取新的资金，是因为他们太懦弱，不敢告诉自己的科学家必须砍掉其钟爱的项目以支持艾滋病研究。

在国会，许多国会助手开始畏缩不前。过去几年里，由于他们的幕后操纵，艾滋病研究获得了追加拨款，其中一些人现在向全国同性恋工作组联席主任杰夫·利维透露，他们已厌倦为里根总统遮掩。似乎政府官员无论有多反对国会的资助计划，一旦资金到位、研究取得进展，他们就会占别人的功劳为己有。

参众两院都还没有出现艾滋病问题方面的国会发言人。大多数艾滋病立法是洛杉矶众议员亨利·威克斯曼和纽约众议员特德·维斯处理的，但他们俩都是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还有其他职责。旧金山的两位众议员芭芭拉·伯克瑟和萨拉·波顿都没有把艾滋病作为她们的首要任务；她们更关注环境问题和国防问题。如果没有立法机构发言人，争取艾滋病资金的工作将再次落到杰夫·利维这样的同性恋说客和蒂姆·韦斯特摩兰德这样的一小撮主要的国会助手手上。在国会，艾滋病问题仍然无人关注；无论是艾滋病病例的惊人数量，还是对未来死亡人数将激增的预测，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就在里根政府公布预算的当天，香港卫生部门宣布，亚洲大陆确诊了首例艾滋病病例。官方称，这名46岁的中国海员去年在迈阿密度过假，目前在香港一家医院奄奄一息。

艾滋病现在已经蔓延到地球上每个有人居住的大陆。

亚特兰大，疾控中心

传染病中心主任沃尔特·道达尔医生的首席助理在疾控中心总部的走廊上遇到了唐纳德·弗朗西斯。

他说出了对弗朗西斯那个雄心勃勃的“艾滋病控制计划”的结论。疾控中心无力提供资助。

给弗朗西斯的建议是，“尽量少做事，但要让自己看起来做了很多。”

弗朗西斯早已决定如果他无法启动艾滋病控制工作，他会怎么办。他不想再花时间凭一己之力去跟政府抗争了。事实上，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工作正在重组为一个单独部门，流行病学研究和实验室工作正在合并。这是他离开的好时机。他已经有了新的工作意向：担任疾控中心在加州卫生局的艾滋病联络员。他将离开亚特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