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清算

53. 清算

1985年2月8日，纽约，哈雷酒店

约瑟夫·索纳本德医生看起来心事重重。这群记者——其中包括国内大部分报道艾滋病疫情的记者——看起来也是一脸困惑。

“它的影响极其重要。”索纳本德谨慎地说。

索纳本德是纽约顶尖的艾滋病医生之一，他正试图解释吕克·蒙塔尼耶医生在艾滋病研讨会上所作演讲的重要性。该研讨会为期一天，由艾滋病医学基金会和科学家公共信息研究所共同赞助。

蒙塔尼耶以一种显赫的专业风范描述了巴斯德研究所对三种艾滋病病毒原型所做的基因测序，这三种病毒分别是LAV、HTLV-Ⅲ以及杰伊·列维的ARV。法国人的LAV与ARV的基因序列差异约为6%，与会科学家都同意这是正常值。任何两株艾滋病病毒分离菌的基因都会有所偏差，偏差值通常在6%至20%。然而，当蒙塔尼耶咬定HTLV-Ⅲ原型分离菌的基因序列与LAV的基因序列相差不到1%时，他抿紧了嘴唇。

这些话引得在场的艾滋病研究人员开始嘀嘀咕咕，与此同时，记者们打起了呵欠。记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HTLV-Ⅲ、LAV和ARV是同一种病毒的不同名称。然而，记者们没有抓住要领。

索纳本德小心翼翼地提到了根本问题：“看起来，HTLV和LAV太一致了。它们与同一科属的两个独立分离菌所预期的一致性相同。”

记者们仍没有听懂。医生们倒是懂了，但不敢大声说出来。

一个医生对索纳本德喊道：“你有胆量挑明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吗？”

索纳本德说：“不，我不能说。这话不该我说。”

另一个医生说：“也不该我说。”

美联社记者问：“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知道一些你们不能说的事？”

索纳本德终于开口道：“它们看起来像是同一株分离菌，要么就是特别奇怪的巧合。”

有人问：“你在暗示什么？”

会议组织者玛蒂尔达·克里姆医生走到了麦克风前。

她说：“蒙塔尼耶医生觉得他不适宜指出这一点。”

一位恼怒的记者说：“并没有人确切指出什么呀。”

克里姆说：“对你们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过我认为你差不多理解了。”

《费城问讯报》的资深科普作家唐纳德·德雷克是现场少数几个听明白索纳本德言外之意的记者之一。

德雷克问：“你的意思是加罗偷了法国人的病毒？”

索纳本德圆滑地说：“也可能是蒙塔尼耶偷了加罗的病毒，要不然就是特别奇怪的巧合。”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说：“这下明白了。”

记者们现在明白了科学家们一整天在哈雷酒店走廊上讨论的内容。在病毒学的世界里，两种不同的病毒分离株之间只有不到1%的基因差异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像去找两片相同的雪花。根本不可能。

此外，分离LAV和HTLV-Ⅲ原型的时间相差了17个月，且病毒来自两个大陆的两名男性，因而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致性。对于这两个病毒原型如此一致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是来自同一个人身上的同一种病毒。

蒙塔尼耶很了解加罗发现HTLV-Ⅲ的时间表，尽管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质疑过。按照加罗自己的说法，他在1983年底才成功分离HTLV-Ⅲ，也就是说，是在1983年9月巴斯德研究所给他寄去LAV样本之后。在当天参加会议的法国研究人员和许多艾滋病医生看来，蒙塔尼耶的对比表明，1984年4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的HTLV-Ⅲ有可能是在法国人1983年1月培养出的同一细胞中长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科学界的惊天丑闻。

在许多方面，2月这个寒冷的周五在纽约举行的艾滋病医学基金会会议传递出这场流行病接下来会出现的第一个迹象。屠夫的账单如此之长，为艾滋病付出的代价如此之高，以至于长期被容忍的违法行为再也无法被忽视了。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克里姆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让记者对艾滋病产生兴趣；她召集此次会议，就是为了把最优秀的艾滋病科学家和艾滋病记者聚到一起。背后的动机有很多，而很多最初答应来开会的重要艾滋病工作者突然决定不来了。

例如，哈克勒部长在最后一分钟以流感为由，取消了她的主题演讲。也许是因为她听说克里姆有意谈一谈联邦政府为证明其为艾滋病研究投入了足够的资金而“捏造的数据”。罗伯特·加罗医生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

巴斯德的研究员让－克洛德·彻尔曼出席了这次会议，展示了HPA-23实验性疗效的相关数据。并非巧合的是，克里姆和纽约的其他临床医生正在花大量时间恳求极不情愿的食药局加快对艾滋病药物实验性治疗的批准。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蒙塔尼耶有关LAV遗传特性的观点，即LAV不是与HTLV家族相关的白血病病毒，而是一种慢病毒。这也是法国方面长期坚持的观点。这个问题——鉴于一些艾滋病研究人员转向了HTLV-Ⅰ和HTLV-Ⅱ的研究，希望这些相关病毒可以解开HTLV-Ⅲ感染之谜——现在已不单单是学术问题了。显然，假如HTLV-Ⅲ与其他HTLV完全无关的话，那么上述工作就白做了。由于艾滋病研究人员的圈子现在已经刮起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风，因而此事还涉及个人声誉。

当然，彻尔曼和蒙塔尼耶来参加会议，也是试图弥合巴斯德研究所和国家癌症研究所之间不断升温的敌意。加罗医生突然就不来了，这让克里姆非常生气，她在会议一开始就说：“这种较劲有碍于阐明真相、互相理解。”

多年来，克里姆一直在努力让纽约市政府对疫情应对计划产生兴趣，她还希望公开播出纽约市卫生专员大卫·森瑟和默文·希弗曼医生就地方公共卫生政策进行的对谈。希弗曼医生3周前辞去了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局长一职。随着浴场问题得到解决，全国——尤其是纽约——的艾滋病临床医生越来越认为希弗曼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毕竟，希弗曼真的把钱花在了艾滋病治疗设施和教育计划上。与森瑟相比，他过去的优柔寡断简直微不足道。森瑟被要求解释为什么在艾滋病教育、病人服务或治疗设施协调上不肯花一分钱的公共政策，竟然敢说是好政策。为了让大家明了希弗曼—森瑟组合所蕴含的讽刺意味，拉里·克莱默被安排在房间后面，随时对森瑟的表现发表不太冷静的评论。希弗曼为森瑟感到尴尬，他自己也不太舒服，感觉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设计成了捉弄纽约市卫生专员的一颗棋子。然而结果证明，森瑟的丢脸不过才刚刚开始。

曼哈顿，公共剧院

坐在轮椅上的艾玛·布鲁克纳医生抬起了头，她的声音游移在疲倦和绝望之间，就像多年来在这个城市照顾艾滋病人却缺乏真心的医生一样。

她说：“在发现疫苗之前，几乎所有的男同性恋都会被感染。奈德，你那个组织毫无用处。我昨晚在克里斯托弗街来回走了走，看见男人们一个个独自走进酒吧，出来时却都成双成对。浴场门口，成排的男人等着进去。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跟他们说‘停！’你一天不提醒他们，就多一些互相感染的人。”

奈德·维克斯理解她的沮丧。

他说：“别对我说教，忘了吗，咱俩是一伙的。”

布鲁克纳反驳道：“别跟我一伙，我不需要你跟我一伙。你得有你自己的立场。我已经看了238个病人——我，一个人。你说起来好像这事并不比麻疹更糟糕。”

奈德坦陈：“他们不会把我写的东西印出来，绝不会。”

突然，表演停了下来，演员们开始休息，拉里·克莱默注视着空荡荡的舞台。有时，排练《凡俗的心灵》给克莱默一种超现实的感觉。这是他的生活。当然，他也是主角奈德·维克斯，在纽约市艾滋病爆发的头几年里暴怒、喊叫。艾玛·布鲁克纳医生的原型是坐在轮椅上工作的艾滋病工作开拓者琳达·罗本斯坦因医生，她跟反应迟钝的联邦政府、跟僵化的市卫生机构做斗争。该剧忠实地再现了克莱默多年来在艾滋病运动中面临的每个障碍，他还特别详细地描绘了“男同性恋健康危机”及其领导人的缺点和过失。

克莱默迫切希望他能以剧作家的身份完成作为同性恋活动家的他未能做到的事——将纽约及其同性恋社区推向对抗艾滋病的行动中。该剧严厉地控诉了市政官员的冷漠。市长科赫的支持者散布消息说，约瑟夫·帕普制作该剧，只是为了扯平以前和市长的个人恩怨。克莱默怀疑科赫政府对这一最新攻击的回应可能与过去几年其应对关于艾滋病政策的批评并无二致，要么忽视，要么设置障碍。他还知道，各种事件终将汇集到一起，迫使这个城市拿起武器抗击艾滋病。

艾滋病在城市中不断出现变化，这预示着如果艾滋病预防方案继续推迟，后果将不堪设想。相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纽约的艾滋病已经不仅仅是同性恋问题了。异性恋静脉注射吸毒者病例在一年里增加了三分之一，随着艾滋病开始在社会底层蔓延，1985年1月的最新艾滋病统计数据首次显示，纽约的艾滋病人中有54%是非白人。

瘾君子大量罹患艾滋病，酿成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因为吸毒者是把艾滋病扩散到异性恋人群的主要媒介。该市大部分艾滋病婴儿都有瘾君子父母，而且几乎所有异性恋感染病例都是少数族裔吸毒者的女性性伴侣。治疗瘾君子艾滋病患者的临床医生担心这种疾病会在东海岸的穷人中蔓延，埃尔·鲁宾斯坦医生害怕这种病毒会通过瘾君子传进高中，在性行为活跃的青少年群体中扩散。他呼吁学校积极开展艾滋病教育，却因此被斥责为“危言耸听”。

最终，关注这个城市该如何组织起来处理不断增加的艾滋病患者的不只有艾滋病临床医生，市政府也出手了。1月下旬，7人组成的一个城市卫生官员代表团前往加州调研旧金山的艾滋病患者服务网络及社区计划。去年年底，克里姆医生曾率领一个非官方实地考察团去过，和他们一样，城市卫生代表团返回纽约后提出了基于旧金山模式的艾滋病教育和治疗方案。他们把一份长达59页的报告交给了卫生专员森瑟，报告直接指出，纽约市“必须”开始长期及短期的规划，并警告说艾滋病“极有可能摧毁城市医疗卫生系统”。

与此同时，该市的浴场政策也面临更严格的审查。最近才开始报道艾滋病的《村声》杂志，做了一件同性恋媒体不敢做的事——把正反两方的观点都发表在杂志上，引发了关于浴场的争议。曾在纽约州艾滋病咨询委员会工作的艾滋病患者迈克尔·卡伦在《村声》杂志上发表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同性恋政治领袖们是如何破坏他在州议会上讨论关闭浴场的各种努力的。但这么说也于事无补，因为森瑟依据城市流行病学家艾伦·克里斯托的研究，指出关闭浴场只能将艾滋病的感染率降低四分之一。后来发现，克里斯托此项研究部分是由北加州浴场业主协会资助的。

对大卫·森瑟的朋友们来说，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受到了诅咒——时运不佳，还老是出错。之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时，他主持过对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内部调查。这项实验的对象是一群贫穷的、患有梅毒的南方黑人，医生希望通过他们研究这种疾病的长期影响。即使被披露后几乎成了一桩丑闻，但森瑟还是反对终止它。后来，森瑟主持了猪流感研究，并亲自说服当时在任的福特总统开展了雄心勃勃的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不幸的是，猪流感疫情并未发生，死于疫苗接种的人多过死于该疾病的人。由于冒进，森瑟丢了饭碗。

1982年初，当几个艾滋病病例出现，预示着一种新的流行病即将到来时，森瑟来到纽约市担任卫生专员一职。几乎从一开始，科赫市长就把该市的艾滋病政策全权委托给了森瑟。时至1985年2月，科赫仍然拒绝回答记者关于纽约市如何处理艾滋病的问题，并把所有询问都转给了森瑟。就他而言，这位卫生专员在整个疫情发展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了他不会再犯让他失去疾控中心工作的那种错误。森瑟倒是没在行动上犯错，但他错在不作为，还宽慰自己说至少他没有引起恐慌。多年来，森瑟采取的这种姿态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同性恋群体的愤怒——拉里·克莱默的除外；因为当地同性恋更关心艾滋病的政治层面，而非其医学层面。而且，森瑟很少成为媒体攻击的牺牲品，因为主流报纸上没多少关于艾滋病的文章。

然而，1985年的头几个月里，森瑟的日子越来越难过。1月，市议会成员担心这个问题可能会在选举中出现，因而召集了一次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受到了严厉质询。当被问及该市在艾滋病方面的支出金额时，森瑟说“大约每年100万美元”。可他说不清钱都花在了哪里，并且坚称不可能这样做决定。

在随后与希弗曼医生的对谈中，森瑟也表现得极其尴尬。几天后，森瑟的公关助理告诉记者，如果他们打算直接拿纽约跟旧金山比的话，森瑟不会接受采访。

2月12日上午，卫生专员森瑟同意与《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会面，讨论纽约市公共卫生部门对艾滋病疫情的反应。在进专员办公室前，记者遇到了玛蒂尔达·克里姆、迈克尔·兰格和乔伊斯·华莱士等人。过去几天，这3位医生已经向该记者详述了由于纽约反应迟钝，噩运正在弥漫。他们在离开办公室时悄声告诉记者，过去1小时里他们一直在试图说服森瑟做点什么，但毫无进展。一进森瑟的办公室，记者就对这座城市提出了批评，他的话跟森瑟刚刚听到的几乎没什么区别。

森瑟面无表情：“我没注意到这些问题。从没有人跟我提过。”

至于艾滋病教育，森瑟认为这个城市已经做得够多了。他说：“有必要知道的纽约居民已经获得了他们需要知道的所有艾滋病知识。”

森瑟驳斥了有关艾滋病已成纽约市“危机”的说法。他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985年2月的那个星期，尽管纽约市官方认为艾滋病疫情尚未发展成一场危机，但该市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已超过3 000人。

一周后，第一批调查纽约的艾滋病反应的报道公之于众；但没在纽约见报，而是上了《旧金山纪事报》。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城市里，艾滋病教育已成敏感问题。虽然保守的洛杉矶县监事会仍没有为艾滋病教育拨款，但州政府资助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洛杉矶在乎你”的广告攻势，宣传艾滋病信息。在广告牌、海报和同性恋报纸广告上，一个系着围裙的矮小母亲对着她年轻健壮的儿子摇晃木勺，警告他“玩要玩得安全”“不要忘记戴套”。

然而，根据定义，这种艾滋病防治运动坦诚地讨论了一个让主流社会心惊胆战的话题——性。“洛杉矶艾滋病项目”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快速公交系统”会谈，然后才被批准在公共汽车上张贴警示。只有一个电视台愿意播放“洛杉矶艾滋病项目”制作的艾滋病公益广告，洛杉矶地区的其他所有电视台都以低级趣味为由拒绝播放。在艾滋病圈子里这成了个笑话，说这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同性恋死于没品位。

当“圣地亚哥艾滋病项目”开始其名为“阻止艾滋病”的运动时，发现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反对者。强生公司申请“停止并终止”来叫停这一运动，声称“阻止艾滋病”的口号冒犯了他们的标志性产品“创可贴”。

2月21日，华盛顿，雷伯恩众议院大厦

艾滋病正在成为一个足够大的新闻话题。电视台的摄像机9点45分准时到达，准备录制由参众两院的小组委员会联合举行的一场不同寻常的国会听证会，主持人是亨利·威克斯曼和特德·维斯。自从爱德华·布兰特辞职以后，疾控中心主任詹姆斯·梅森一直代理卫生部助理部长一职，现在他与其他政府官员坐在一起，感觉很不安。他知道威克斯曼和维斯此次是有备而来，不会像平时那样代表民主党的立场指责政府漠不关心；相反，他们将出示一份由技术评估办公室起草的强有力的报告，这是一个备受国会尊重的机构，有权就复杂的科学问题为立法机构提供不带党派立场的分析。技术评估办公室这份长达158页的报告，名为“关于公共卫生署应对艾滋病问题的述评”，是对联邦政府的艾滋病政策所做的最广泛的调查。这也是梅森医生在听证会上不安的原因。

“技术评估办公室发现，虽然联邦政府已将艾滋病列为我国头号卫生问题，但专门针对艾滋病活动的资金在国会的倡议下才得以增加；此外，由于预算及人员分配的不确定性，公共卫生署下属各机构在规划与艾滋病相关的活动时遇到诸多困难。”报告这样总结。

通过大量的脚注、表格和图形，该报告详尽叙述了在争取联邦艾滋病经费的悲惨经历中的每个曲折细节，而这项研究记录了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疫情蔓延期间历年为获得资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即使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义正词严地指出防治艾滋病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联邦政府下属各艾滋病研究机构都卷入其中的激烈竞争也暴露无遗，尤其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疾控中心之间悬而未决的争端。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报告显示，政府至今仍未制定出任何深思熟虑的长远计划来打击和预防艾滋病。相反，这几年以来似乎都是在随意处理该疫病，制订计划的并非是卫生官员，而是由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负责削减预算的官员。

“里根政府假装艾滋病只是图表上的一个暂时异常，他们希望这些统计数据会消失，”威克斯曼在听证会开场发言中说。“根据最乐观的流行病预测，在下届总统竞选开始之前，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跟死于越战的人一样多。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那些美国人死去。”

私下里，梅森医生长期以来一直因为艾滋病经费问题备受煎熬。他觉得忠于里根政府是他的职责，但他也知道解决艾滋病问题需要更多的资源。他很清楚政府下一年预算给艾滋病的拨款严重不足。至少在布兰特医生担任助理卫生部长时，梅森可以确信有一个人在华盛顿为争取艾滋病资金不懈努力。然而，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卖力地寻找布兰特的长期继任者，只是让梅森去抵挡枪林弹雨。梅森就像个好士兵一样承受着这一切。

“我们同意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报告，即艾滋病患者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而且这种感染有可能蔓延到现有的高危人群之外，”梅森作证说，“我们正准备与艾滋病作长期斗争。”

梅森指出了应对该疾病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他说：“医学史上还从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对一种全新的疾病达到这种程度的了解。”至于政府将在下一年削减1 000万美元的艾滋病经费，梅森只能底气不足地辩称，经费不必与艾滋病患者的数量“一对一地”递增。

威克斯曼的助手蒂姆·韦斯特摩兰德经历了4年的艾滋病工作，他目睹了政府在艾滋病政策上的表里不一，这一点在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报告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这下子记者再也没有理由忽视此事了。

虽然最激烈的部分——交叉询问，在听证会开始30分钟后才进行，但电视摄制组已经开始打包了。两分钟的报道已经有了足够的素材，这就是他们要的。

摄制组撤离时，威克斯曼正在斥责梅森削减预算。威克斯曼问，是谁决定了支出额度，公共卫生署的医生还是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会计？

至于艾滋病经费的数额，梅森说：“数字不是我们写的，它们本来就写在那里。”

然而，记者们并没有听到这句话。媒体对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报告及其听证会的反应再一次令人感到失望。《华盛顿邮报》完全忽略了这份报告，《纽约时报》则在报告发布4天后，才在第14版用6个段落提及。

虽然政府不必担心记者调查他们的决策过程，但接下来几周这份报告确实在华盛顿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评估办公室在政府中的可信度。面对如此确凿充分的证据，梅森还是不得不为政府辩护，他感到难堪。听证会结束后，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联合主任杰夫·利维无意中听到梅森嘀咕：“我再也不想陷入这种境地了。”他不再满足于把艾滋病预算问题留给显然在政府中几乎没有影响力的哈克勒部长，而是开始出入于新行政办公大楼——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会计师们就是在那里做各种数据表格的。他警告他们，艾滋病就像山上滚下来的雪球，会越滚越大，而且不会消失。

自从让－克洛德·彻尔曼在艾滋病医学基金会会议上介绍了HPA-23，不到几周，每天就有上百个电话打进基金会办公室。在巴黎，多米尼克·多尔芒半夜被急盼治疗的美国艾滋病患者打到家里的电话吵醒，为这些人不顾欧洲时差而恼火。一名美国男子从机场打来电话，请求治疗。他要求救护车送他去医院，结果因病情太重，已无药可救，10天后在巴黎去世。

法国科学家警告说，巴斯德研究所并不是神庙，没有立即治愈艾滋病的灵丹妙药，有些人对美国政府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太不重视艾滋病治疗，以致美国人都奔向海外寻求HPA-23。巴斯德研究所的菲利普·桑索尼蒂医生说：“美国不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不希望我们这里变成像卢尔德。”

让－克洛德·彻尔曼、唐娜·米德文和迈克尔·兰格去华盛顿与食药局的官员会过面，讨论加速批准HPA-23和其他药物的进程，但是联邦机构并不着急。全国各地的艾滋病科学家都相信：食药局会要求艾滋病药物像其他所有药物一样不急不忙地进行实验。食药局指出，缓慢的早期试验旨在排除可能产生毒副作用的物质。而艾滋病医生指出，如果是减肥药或治疗中年女性高血压的药物，如此慎重并不为过；但很明显，无论这些药物的长期副作用是什么，都不会比未经治疗的艾滋病的长期副作用更有害。

不过，美国官员对急于到巴黎接受艾滋病治疗也有怀疑。梅森医生认为，法国人之所以希望将HPA-23引入美国，是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食药局将要求进行各种对照研究，而这是法国人无法做到的。只有经过如此严格监督的检测才能确定HPA-23是否真的有效。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法国人允许美国人参与HPA-23试验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知道这会增加美国当局的政治压力，最终允许此药进入美国。

治疗困境也使医生群体出现严重分歧，有些人认为，每个艾滋病患者都应该得到某种治疗，即便其治疗效果尚未得到证实。《纽约人》甚至呼吁，如果政府不把治疗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同性恋就应停止与联邦政府的流行病学研究合作。该报社论称：“这似乎是个公平交易。我们配合他们的流行病学研究，他们在治疗上也快马加鞭。”不过，也有医生倾向于回归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本原则：“首先，不伤害病人（Primum，non nocere）”。

这些医生认为，哪怕只对15名患者进行有限的实验性药物研究，实际上已足以确定药物是否有效。与其大量分发药物，到后来发现很多人由于之前未发现的副作用而早早丧命，不如限制药物实验的人数。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法国，卢尔德

比尔·克劳斯和他的朋友莎朗·约翰逊一起待在法国快一个月了，他们疏远天主教已久，讨论诸如神迹、圣母马利亚之类的事在他们的圈子里很不搭调。这使得他们在刚到卢尔德的头几个钟头里感到不适，因为他们都不想先承认那里有多令人敬畏。他俩的童年都在天主教学校度过，都听过修女谈论“天堂之门”，还有伯纳黛特在圣母马利亚显灵的岩洞里看到的神迹。他们当然很兴奋。

当莎朗提议坐火车去卢尔德看看时，比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便，”他说，“对我又没什么损失。”

即使下了火车，他还是不愿承认自己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而且和很多人一样，来这里期盼奇迹。

比尔和莎朗走过大教堂，穿过广场，两旁都是纪念品商店，里面有来自岩洞的圣水。现在是淡季，所以没有平常那么拥挤。比尔打量着前往岩洞的人们，看到了为这次朝圣攒了20年积蓄的葡萄牙家庭主妇，看到一个修女手捧摩托车头盔，虔诚地跪在那里。当比尔和莎朗走近岩洞时，他们经过大厅，看见那里摆放着此前经年被治愈的瘸子用过的拐杖。

比尔说：“这些拐杖看起来放了40年了。也许她在1945年以后就不再给瘸子治病了。”

当他们到达泉水叮咚的岩洞时，比尔沉默了。莎朗找了个借口去旁边转悠。比尔独自一人坐在石凳上，注视着洞里圣母马利亚的雕像。“耶稣”和“上帝”这两个词交替出现在他的脑海，而他自然而然地按多年来的习惯，他想把它们从脑海中推开。比尔看着其他朝圣者，不禁对着雕像陷入沉思，他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排斥这个想法，就好像耶稣是个讨厌鬼。无论基督教如何败坏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本意是爱和慈悲。

比尔盯着圣母像，渐渐感到她不再是神的字面上的母亲，而是典型的母亲，是所有生存养料和希望的源泉。他可以和这个母亲说说话，而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他终于能够祈祷了，而这些祈祷不是空洞的。

他意识到，由于对教会怀有怨恨，他已疏远了这种最根本的力量之源。他被隔绝在耶稣普世的爱和宽恕之外，这是不对的。上帝知道这一点。现在比尔很清楚这一切，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祈祷。

莎朗·约翰逊很享受此地的宁静，她在附近漫步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岩洞，看见比尔还坐在她离开时的位置上。她从没见过比尔的神情如此温柔，他的焦虑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很少见到的平静。

他们俩决定去附近的大教堂参加弥撒。不过在那里，魔法失灵了。彰显卢尔德的神圣的是百姓的信仰，而非教堂的仪式。

当莎朗和比尔离开教堂和岩洞时，夜幕已降临。蜿蜒的老街上一片漆黑，因为是淡季，没人指引他们回旅馆的路，商店和餐馆都关着。莎朗·约翰逊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他们俩迷了路，漆黑的夜里在卢尔德混乱难辨的街道上徘徊，想找到回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