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暴露

54. 暴露

1985年3月2日，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

夜幕降临旧金山，一辆黑色雪佛兰驶来，车里装着艾滋病的未来。雅培公司已将全美首次公开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所用的试剂空运到欧文纪念血库。毕竟，这家血库供应的被艾滋病污染的血液比国内其他任何血库都要多。雅培公司地区代表雷·普莱斯将6箱米色塑料试剂包搬上了他在机场的雪佛兰轿车，以便其更快送到血库。

几小时前，卫生部长玛格丽特·哈克勒在华盛顿宣布发给雅培公司测试许可证，允许其将试剂分发到全美2 300家血库和血浆站。其他4家制药公司也在争取检测许可证；美国所有的血液和血浆都需要检测，一个每年7 500万美元的市场由此而生，他们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

从技术上讲，这项检测的机制与用于肝炎及其他许多疾病的抗体测试并没有什么不同。塑料小颗粒外面包裹着艾滋病病毒片段，当一滴血滴入颗粒敞开的小口时，HTLV-Ⅲ的抗体就会抓住病毒片段，经过各种染料和化学物质的洗涤，如果有抗体存在，塑料颗粒就会变成紫色。自此以后，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机会就被有效地消除了，或者说，终于真的减少到百万分之一。检测过程很简单，但考虑到这个米色塑料试剂包对艾滋病疫情的未来，尤其对同性恋群体的巨大影响，这可能是唯一简单的方面。

当联邦政府明确表示会支付用于替代测试地点的费用，公共卫生组织便不再反对测试，但同性恋团体在整个2月间继续威胁采取法律行动。最后，在检测延期后，美国食药局和疾控中心于2月22日举行了一次联合研讨会。在产品获得实际许可之前，制药公司通常要对有关各种检测试剂准确性的数据予以保密，但它们还是公布了测试结果，以平息人们对该检测结果无效的担忧。事实上，结果显示，雅培公司的试剂灵敏度高达95%，这意味着它能从20个感染者中检测出19人；试剂的特异性为99%，这意味着每检测100人抗体假阳性率仅为1人。这样的统计数据表明，该检测的可靠性远远超过了其他疾病的可比分析，并能让存有疑虑的人相信检测的医学效用。

然而，这些都没有平息同性恋社区领袖们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这项检测可能会变成一种歧视工具。在疾控中心—食药局的联合会议上，佛罗里达州卫生官员史蒂芬·金医生指出，已经有学区联系他，迫切希望清除同性恋教师，乡村俱乐部也表示希望利用该检测排查食品加工人员。军方会拿检测结果作何用途也是个问题，因为军队一向是歧视同性恋的。而联邦政府也依然没有承诺将保证血库筛查结果是保密的。

就在哈克勒宣布雅培公司获得许可证前48小时，全国同性恋工作组和兰姆达法律辩护基金会向联邦法院提交了请愿书，要求叫停抗体筛查许可证的发放，直到确认验证检测的精确度为止，并要求保证测试瓶上的标签不会意味着将开始对男同性恋实施大规模HTLV-Ⅲ筛查。

哈克勒部长正在政府内部为个人政治生涯而战，她迫切希望启动测试，并最终通过击败艾滋病获得公共关系上的益处。压力来了。在请愿书提交后数小时，兰姆达的律师和全国同性恋工作组的负责人会见了食药局局长弗兰克·扬，后者很快同意了同性恋对于测试瓶标签的要求。根据协议，每份检测试剂都贴上了如下警示：“将此项检测用于艾滋病筛查或普通人中的艾滋病高危人群筛查都是不合适的。”由此，检测被明确限用于血库或实验室，同性恋希望此举能防止它成为测定同性恋性取向的血液测试。

尽管这解决了短期的忧虑，但并不能解决同性恋将要长期面临的负面影响。一项调查表明，在研究过程中得知自身抗体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有14%考虑过自杀。接不接受检测，将成为大多数男同性恋在成年后做出的最重要的个人决定。接受的话，意味着发现自己随时可能成为一种致命疾病的受害者；这是异性恋很难体会的心理负担。而不接受的话，意味着你可能携带了一种致命的、有可能传染给他人的病毒；许多研究表明，如果同性恋知道自己被感染了并可能感染他人，那么他们发生不安全性行为的可能性会小很多。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问题：如果不找出受感染者，这种疾病该如何控制。

在检测启动前的几个月里，卫生官员和艾滋病研究人员对试剂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鉴于阳性结果造成的心理影响，他们最初建议男同性恋不要接受检测。现在，许多人都相信：这种检测可能是控制艾滋病传播的有效工具。在旧金山，意见分歧导致艾滋病基金会决定不对任何一方表示异议，反倒是在同性恋报纸上发起了激进的广告宣传，将测试的利弊一一列出。男同性恋不得不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并自己做出决定。

然而，其他绝大多数城市的同性恋领导人认为这种中立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背叛，很快，讨论要不要检测的问题时用的全是政治术语。保密成了头等大事。人们担心测试结果可能成为获得工作或保险的条件，加剧了人们的恐慌。不过，实在走投无路时，最坚定的反对检测者通常会抛出一种更可怕的末日预言，即有一天，所有查出艾滋病抗体阳性的人都会被关到某个医疗集中营去。

这种恐惧很少会传达给异性恋，但它在1985年早期继续在同性恋噩梦中活灵活现。尽管科赫市长对艾滋病问题的反应不尽人意，但《纽约人》的出版商查尔斯·奥特莱布还是决定该报将全力支持科赫在1985年竞选连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奥特莱布相信，如果联邦政府大规模隔离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这位喜欢据理力争的市长会站起来坚决反对。3月下旬，“全员抗击艾滋病”组织在旧金山开了个会，与会者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武力抵抗任何试图软禁抗体呈阳性的同性恋的行为。

对大多数异性恋来说，这些言论听起来匪夷所思，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但大多数异性恋并不了解偏见在受压迫人民心里留下的永久烙印。在主流社会一辈子受到非理性偏见对待的人，生出包藏着不合理的恐惧是情有可原的。美国社会对艾滋病表现出的普遍冷漠只会加深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不信任。联邦政府在过去4年间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艾滋病的蔓延，同性恋对其意图产生怀疑一点都不难理解。

在这种糟糕的气氛下，控制感染的长期后果的细微差别在同性恋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中排得很后。政治术语再次被拿来讨论一个关键的艾滋病问题。抗体检测问题被政治化，那么就需要对“艾滋语”进行补充。

要把抗体检测在医学方面的重要性降到最低，就要削弱检测本身的意义。因此，“艾滋语”的新口号变成了“检测并不能真的说明什么”。这种想法源于大家相信抗体呈阳性的男性中只有5%到10%会感染艾滋病。许多研究人员怀疑，要将HTLV-Ⅲ感染转化为完全的艾滋病，可能还需要一种尚未确认的辅助因子，他们指出该测试没有揭示这种辅助因子的存在。因此，检测能查出你有没有抗体，但查不出你究竟有没有不幸地感染了艾滋病。

根据这一思路，病毒让人感染的情形跟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兵一样——很多人入围，很少人入选。大众普遍接受“检测并不能真的说明什么”这种言论，反映出“艾滋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脱离现实。按照大多数人的标准，如果一项检测表明某人在几年内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死亡概率，该检测还是有意义的。

然而，“艾滋语”中新增的最恶毒的词汇或许是“暴露”。艾滋病组织解释说，携带HTLV-Ⅲ抗体意味着你已经“暴露”在病毒面前；这个词很快受到全国各地卫生官员的青睐。圣地亚哥微生物学家布鲁斯·沃勒尔博士曾是美国同性恋工作组的执行主任，他毫不留情地嘲笑了这种委婉的说法。沃勒尔赞成在同性恋群体中开展广泛、自愿的检测，他说：“如果你携带某种病毒的抗体，你就是被感染了——而不只是‘暴露’在这种病毒中，有感染的可能。我查阅了医书，根本没有‘暴露’这个词。当人们说‘暴露’时，我感觉他们认为病毒就像栀子花的香气在房间里飘荡，然后不知怎的，他们就‘暴露’在其中了。原理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携带抗体，那病毒就在你的血液里。你被感染了。”

纽约的艾滋病活动人士尚未摆脱对旧金山关闭浴场行动的惊恐，西海岸在检测问题上表现出的更为开放的态度令他们感到震惊。保密问题在加州从来都不像在纽约那样让人头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金山人不太热衷于维护未出柜者的权益。关于抗体检测，加州和纽约分别制定了公共政策，由此反映出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处理方式上的天壤之别。

在旧金山，国会议员阿特·艾格诺斯的助手拉里·布什已经花了4个月时间起草法规，以确保抗体检测结果不外泄。当检测获得许可时，州议会已经通过法案，禁止向任何人公开抗体检测结果，哪怕通过传票索要也不行。雇主和保险公司不得要求求职者和申请人接受检测。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检测。任何未经允许进行检测或者公开他人抗体检测结果的医生，都将面临刑事处罚。为了让想要检测的人可以接受检测，州政府迅速为替代检测站点提供了资金。2月，一项拨款500万美元用于检测的法案出台。考虑到一个人得知抗体检测结果后可能产生的心理打击，该法案还要求进行后续疏导。

为了保障这些检测中心建成以前的全国血液供应，州卫生部门主管在检测许可发布的第二天动用应急权，禁止血库透露抗体检测结果。红十字会也旋即宣布了这项政策，旨在防止男同性恋去血库了解自己的抗体状况。

在纽约市，同性恋领袖害怕公民自由受到侵犯，仍坚决反对男同性恋接受检测。要在纽约颁布保护公民权利的法令，其难度远远超过加州，所以他们转而采取策略，根本不让同性恋接受检测。卫生专员大卫·森瑟在没有征集任何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公开下令，除科学研究以外，纽约市的任何实验室都不得进行抗体检测。血库不在禁止范围。

虽然纽约市的禁令消除了滥用检测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将那些可能出于个人原因想接受检测的人拒之门外。一些同性恋医生惊呆了。他们期待这项检测，想看看它能否用于诊断那些症状奇怪的ARC病人。抗体检测能引导他们发现免疫功能障碍，而阴性结果可能会帮助他们得出艾滋病之外的其他诊断结果。此外，有吸毒史而考虑生育的妇女也是个问题。受感染的妇女所生的孩子很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并且像那些失去父母的婴儿一样面临生而向死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检测的价值无法估量，但医生们被禁止对病人实施检测，因为少数同性恋艾滋病活动人士和政治领导人说服了卫生专员，后者出于政治考虑下了禁令。

无论是浴场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对于一群基于“知情选择”理念开展全部艾滋病活动的人而言，这是一项颇有讽刺意味的政策。批评者指出，当同性恋的选择与精英们认为合适的选择相吻合时，同性恋领导人似乎就倾向于认为符合“知情选择”。

也许森瑟医生的命令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当地媒体根本不以为意。尽管报纸对抗体检测的未来影响进行了广泛报道，但却一以贯之地忽略了检测对于地方公共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只有一份主流报纸报道了森瑟那项异常的命令，仍旧是旧金山的报纸，不是纽约的。

与此同时，加州关于抗体检测的立法很快成为全国的榜样。同性恋记者拉里·布什敏锐地意识到，检测在未来数年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向全国宣传该法案，以期其他各州也考虑类似的提案。威斯康星州和佛罗里达州迅速效仿，但布什发现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莫毫无兴趣。最终，来自犹他州的摩门教参议员、保守派的奥林·哈奇成为立法的主要支持者，并以此作为各地应效仿的样板给其他立法者传阅。哈奇看到了检测的价值，并意识到要求同性恋自愿检测是行不通的，除非他们确信接受检测不会毁掉自己的生活。这其中的道理再次让布什明白了，对艾滋病问题在不在意，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而是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关心公众健康。

旧金山，《旧金山纪事报》

“我太太去做头发，她的美发师说，加州大学医疗中心某个大人物的太太头天来染发，她丈夫说他听闻一个大牌电影明星正在那儿接受治疗。”

“治什么……？”

“……艾滋病。”

记者已经听说了。这是他一小时里接到的第五通关于这个猛料的电话。

“这个大明星是伯特·雷诺茨，对吧？”

“你已经知道了？”

多年来，没有什么流言能像伯特·雷诺茨的这个一样在旧金山传得沸沸扬扬，他在无数B级片里演过男子汉，据传如今得了艾滋病，正在加州大学医疗中心或旧金山综合医院接受治疗。有些传言甚至提到是谁传染给他的，至于他是如何掩饰自己身份的，每个人的版本都不同。最普遍的说法是他没戴假发。

有段时间，旧金山各家日报以及4家当地电视台中的3家都试图追查这些谣言的出处。许多人私下认为，这种流言之所以无法遏制，是因为雷诺茨极具阳刚之气。想到他可能患有艾滋病，每个人潜意识里暗藏的关于性别角色的原始意象便得到了满足。当时有位电视节目编辑说：“伯特·雷诺茨是条真汉子，跟李伯拉斯可不一样。”他想不到历史会赋予这句评价怎样的讽刺意味。

有关里根总统的儿子罗恩得艾滋病的谣言也到处都是。此外，很多痴迷电视剧《豪门恩怨》的同性恋惊讶地发现洛克·哈德森近来明显消瘦了。不过，在旧金山、好莱坞和纽约流传最广的还是关于雷诺茨的八卦。3月初，雷诺茨的新闻发言人坚决否认这位明星得了艾滋病，而雷诺茨在伯班克环球影城的短暂露面还是平息了流言蜚语，尽管旧金山的许多同性恋群体依然认为，除非有名人感染艾滋病，不然疫情不会获得新闻界和联邦政府的密切重视。

“我不希望这不是真的。”当地一家同性恋报纸的专栏作家艾伦·怀特私下透露。怀特说的并不是雷诺茨的健康问题，而是暗指名人得了艾滋病以后会产生的社会动力。“如果我们要活下去，这些事就得是真的。”

到目前为止，这场疫病已经杀死了许多杰出人士，但是受害者至死仍因为患有这种同性恋疾病而感到尴尬，以至于他们不愿承认。医生则通过伪造死亡证明来配合隐瞒真相。

《广告时代》的特约编辑詹姆斯·布雷迪在一篇社论中洋洋洒洒地写道：“我厌倦了整理死者名单。他们中有演员、作家、设计师、舞者、编辑、零售商和置景师，有时，当你在《纽约时报》讣告栏看到他们的名字，你会想，哦，我认识那个家伙……死的都是感染了艾滋病并会死于艾滋病的人。几乎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出于高尚和爱，他们恪守秘密，否认现实。男人们正在死去，而我们媒体人礼貌地咳嗽一两声，谨慎地为真相拉上帷幕。不要伤害任何人。保护他们的名字、家庭、声誉。还有对他们的记忆。所以，我们出于善意杜撰了死亡原因……谎言会成为死因吗？”

旧金山，加州大学

整个3月，马科斯·柯南特都感觉处在崩溃边缘。他曾希望全国卡波西肉瘤／艾滋病研究和教育基金会能发展成像美国癌症协会那样的艾滋病组织，现在它却因为没人感兴趣而解散了。他还被摘去了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的头衔，同性恋报纸频繁地批评他，以致他无法在同性恋社区发挥任何影响。而身为旧金山顶尖的艾滋病医生之一，他的私人诊所也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

3月，柯南特手下那位年轻活跃的接待员吉姆·谢里登告诉他，自己因为呼吸困难无法来上班。几年前，吉姆·谢里登的情人死于肺囊虫肺炎时，他还是个电脑奇才，后来他放弃了前途无量的事业转而学医。在医学院的头几年，他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在柯南特的诊所兼职——在那里他一向热情开朗。

如今他也患上了肺囊虫肺炎，还告诉柯南特他放弃治疗。“我见过这些人是怎么死的，”他说，“我不想重蹈他们的覆辙。假如我得了这病，我希望死得快一点。”

马科斯·柯南特和吉姆的姐姐最终说服了这个32岁的小伙去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院治疗，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这给了柯南特极大的鼓舞。一天清晨，在去上班的路上，柯南特临时起意去了吉姆的病房，想分享自己的好心情。

然而，当柯南特打开门时，发现床上空无一物，所有的床上用品都塞进了一个篮子里。吉姆·谢里登在一个黑色塑料收尸袋里，柯南特能认得出这个年轻人的模样。

在过去4年里，柯南特大部分时间都在警告人们死亡即将降临，但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现在，死亡的现实一丝不苟地呈现在他面前，如同一幅日本水墨画。正是破晓时分，医院窗外的山坡上树木葱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个装在收尸袋里的年轻人的轮廓。此时此刻，马科斯·柯南特不是在设想未来，而是感受到了未来，多年来他第一次想哭。

3月23日，唐纳德·弗朗西斯的日记

现在是早上5点。4点我就起了，过去两年里我经常因为艾滋病的事而失眠。今天早上，我没有回复大量的邮件，也没有写备忘录或手稿，而是读了《旧金山纪事报》的艾滋病特稿。其中描述了一个名叫费利克斯·穆尼奥斯的人，读得我泪流满面。他是个年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律师，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伯克利念的本科生，哈佛读了研究生。他一定是个好人——现在死了，因为他是同性恋。这篇文章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艾滋病带给个人、地方乃至国家的难以置信的悲剧。我既同情，又为每个细节而愤怒……

我们做了什么来阻止这场可怕的灾难？比我们应该做的少得多。我们看着灾难降临；我们这些一向跟传染病打交道的人，在1982年中期看着疫情发生。把疫情控制计划推广到地方层面为何如此困难呢？个中缘由很复杂，我不能完全理解。如果必须归咎于谁，那就是权欲熏心。我们没能在寻求理解艾滋病的过程中的某个地方扭转危机，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确实理解它而且采取了一些行动。我最想谴责的是华盛顿的统治集团，他们更愿意把科学发现解读为政治手段，而非公共卫生方面的突破……缺乏远见的疾控中心也难辞其咎，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华盛顿的同一帮人压制任何预防疾病的新建议……于是，费利克斯·穆尼奥斯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那一周里，全美艾滋病病例超过9 000例。其中4 300多人死亡。

巴黎

跟大多数欧洲卫生官员一样，法国当局将艾滋病视为美国人的问题，认为对他们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政府鲜少关注艾滋病研究，当巴斯德研究所设计出自己的LAV抗体检测试剂包时，当局并没有要求血库采用。

雅克·莱博维奇医生认为这么做不合理，于是自己开始对巴黎人实施随机抽样检测。对7 500人进行检测后，发现每200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位个性张扬的科学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他估计，仅巴黎一地，每周就有大约50人在医院被感染。直到此时，政府才宣布将要求对献血进行检测。

1985年4月，旧金山

凯茜·博尔切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欧文纪念血库的总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血库预计本地在未来几年将出现72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

“那百万分之一是怎么回事？”她问道。

的确，在旧金山和全国实施血液检测后，第一个月的结果显示，即使在1985年中期，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也远远超过百万分之一。3月，欧文血库接受的5 300单位献血中，有12单位感染了艾滋病，这意味着在旧金山因接受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概率约为1/440。

美国红十字会也发布了类似报告，称全国每500名献血者中就有1人的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男同性恋都会去献血，显然，自我延期献血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这也预示着未来情况堪忧。考虑到近年来有数百万美国人接受了输血，很明显，即使是1/500的感染率也意味着会有上千人死亡。例如，随后的回顾性筛查显示，在HTLV-Ⅲ检测开始前的最后几周，有150名已感染的献血者的血液输进了200人的静脉。4月2日，欧文血库通过一份新闻稿明确宣布，3月报告了4例因输入欧文血库血液而感染的新增病例，情况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最重要的是，欧文血库报告的所有这些病例中无一是在1984年5月血库开始乙肝核心抗体检测后输血造成的。

此时，博尔切特家的律师正在准备起诉欧文血库。与之前那些愤愤不平的输血受害者家属提起的诉讼不同，博尔切特家不打算追究产品责任——因为血库受特殊法规的保护，能免于此项指控。相反，他们起诉血液行业玩忽职守，称其意识到问题存在之后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应对。案情摘要追溯了艾滋病公共政策的进程，回想起1983年1月的亚特兰大会议，当时唐纳德·弗朗西斯用拳头猛击桌子，问：“有多少人会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死去？”现在，弗朗西丝·博尔切特显然就是其中一员，既然是这样，她的家人希望得到赔偿。

弗朗西丝·博尔切特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羞愤交加。而凯茜依然在尽可能了解关于这场疫病的一切消息。4月，她在美国公共电视网的《新星》上看到关于艾滋病的那期节目里有人谈起1982年春天的早期血友病艾滋病患者，得知几个月后在旧金山发现了美国首例输血感染艾滋病病例。凯茜大怒。

她对每个愿意听的人说：“他们早在1982年就知道输血会感染艾滋病！他们为什么不做点什么？”

莎朗·约翰逊一下子就听出电话那头是比尔·克劳斯。他刚从恶梦中醒来。

梦里，比尔正穿过一片墓地，一只枯瘦如柴的手突然从地下伸出来，抓住他的裤脚，握住他的脚踝，试图把他拽到地下去。比尔开始奔跑，穿过墓碑往安全的地方跑去，但坟墓里跃出一些鬼影，他们紧追不放，双手继续拉扯他。

“冥想吧，”莎朗说，“脑子里想一个安全的地方。我陪着你呢。”

慢慢地，莎朗让比尔摆脱了歇斯底里。

比尔解释说医生正考虑给他换药。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他很害怕。他还担心一旦他回到旧金山——如果还能回去的话，朋友们会抛弃他。他说，他爱过的每个人都抛弃了他。他不想再一个人待着了。他在巴黎感到无比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