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

达·芬奇及其童年的回忆

（奥）西格蒙 · 弗洛伊德 著

张杰 张明权 张璘 译

刘荣跃 主编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附录1男人目标选择的一个特殊类型

附录2论性爱领域最普遍的衰退趋势

附录3处女的禁忌

附录4心理分析观下的心因性视觉障碍

附录5“疯狂的”的心理分析

附录6心理分析治疗的未来前景

附录7原始词汇的悖反意义

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关注由来已久。这一点可以从他1898年10月9日写给弗里斯的信中的一句话中看出来。在信中，他说“也许最着名的左撇子就是列奥纳多了，据信他没有过任何风流韵事。” 而且，他的这种关注并非稍纵即逝，因为我们发现，在回答关于最喜爱的书籍的调查问卷（1907）时，弗洛伊德提到了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对列奥纳多的研究。不过看起来促使他立刻动手写作这本书的动机却是在1909年秋天，因为他的一位病人。那年的10月17日，他在写给荣格的一封信中，说这位病人的身体结构好像和列奥纳多的并无二致，只不过没有他的天赋而已。他又补充说，有一本关于列奥纳多青年时期的书正从意大利给他寄来，这本书是[原书]第82页注释中所提到的斯科格纳米格利奥（Scognamiglio）的一本专着。阅读了这本书以及其他关于列奥纳多的着作后，他于12月1日向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提出了这一研究课题；不过，直到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了研究工作，并于5月底出版。

在这部书的后续出版中，弗洛伊德进行了大量的修正和补充。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关于割礼的简短脚注，摘录自雷特勒（Reitler）以及菲斯特（Pfister）的长篇引用，所有这些都在1919年补充到了书里；1923年增加了关于伦敦卡通的讨论。

这一成果并非是第一次利用临床精神分析法来研究过去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其他人已经在这方面做过试验。着名的有塞吉尔（Sadger），他先后出版了关于康拉德？菲迪南？迈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908）、莱瑙（Lenau）（1909）和克莱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 不过弗洛伊德本人此前尽管曾经依据文学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零散的作家分析，但是从来没有开展过这种类型的完整的传记研究。多年前，实际上是1898年6月20日，他送给弗里斯一本有关C·F·迈耶的短篇小说之一《女法官》的研究——这篇小说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迈耶的早期生活。然而，弗洛伊德关于列奥纳多的这部专着，是他唯一一次大规模地涉足传记领域。这本书遭到了异乎寻常的谴责和诽谤。在第六章开头，弗洛伊德不得不为自己事先进行了辩护。很明显，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甚至在今天，对于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们而言，这种辩护仍然普遍适用。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直到最近，好像还没有一个评论家已经有把握地找出了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一个显着的部分是列奥纳多有关猛禽的记忆或者幻想：这只鸟落在他的摇篮上。在他的记事本中，列奥纳多把这只鸟称为“nibio”（现在拼写为“nibbio”），是一个普通意大利词，“鸢”。在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语的“Geier”，这个词对应的英语只能是“秃鹫”。

弗洛伊德的错误好像源自他所利用的一些德文译作。例如，翻译摇篮幻想时，玛丽·赫茨菲尔德有一次用“Geier”来代替“Milan”，一个普通的德文单词，“鸢”。但是，对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着作的德文译本。这一点可以从弗洛伊德书房里一本作满记号的藏书上看出来。这本译作为他提供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的资料，他很有可能从中第一次读到了这个故事。尽管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俄语中的“鸢”）一词，但是这个译本用来描写摇篮幻想的德文单词也是“Geier”。

由于这一错误，有些读者可能觉得整个研究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不过，更加冷静地研究一下他的处境，仔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那些已经无效的论据和结论的具体细节，仍然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首先，必须放弃列奥纳多画中的“暗藏着的鸟”。如果那是一只鸟，那就是一只秃鹫；它一点都不像鸢。然而，这一“发现”是菲斯特的贡献，而非弗洛伊德的。他在译作的第二版中才引入了这一说法，弗洛伊德相当勉强地接受了它。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和埃及语的联系。埃及语是象形文字，埃及语“母亲”（mut）一词非常肯定地象征着一只秃鹫，而不是鸢。在他的权威着作《埃及语法》（第二版，1950，469）中，加德纳确认“Gyps fulvus”就是狮身鹫首兽。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这一观点——在埃及神话中并没有直接的支持证据，而且他熟悉埃及神话的问题和这件事情之间也无关系。 幻想与神话之间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不管怎样，如果独立地看，两者都会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古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解释说，这仅仅是偶然的语音巧合；这是问题的正确答案吗？如果不是，暂且不论他的讨论和列奥纳多的情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弗洛伊德关于“双性同体”的母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所以，列奥纳多曾幻想一只鸟落到他的摇篮上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也迫切需要一个解释。我们这一纠正和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并不矛盾，只是使它失去了一条有力证据。

那么，除了关于埃及语讨论导致的离题以外——尽管这一讨论仍然具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弗洛伊德的错误并未影响到他研究的主体：从早年开始的列奥纳多的感情生活，他的艺术冲动和科学冲动之间的冲突的描述，和他的性心理历史的深刻剖析。另外，这一研究还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同样重要的次主题：关于创造性艺术家的心理本质和活动的一次更广泛的讨论，一个关于某种特殊类型同性恋起源的概述，以及——对研究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自恋症概念的第一次完整出现。

通常情况下，精神病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那些比较脆弱的人。当它选择一位伟人作为研究对象时，这样做的理由并非是外行人经常认为的那样。“使辉煌黯然失色，令崇高归于凡尘”， 这根本不是研究的目的。伟人的完美与该研究通常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的缺点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缩小这一鸿沟并不会给研究者带来满足感。但是，研究必定会发现，理解那些杰出人士可以被辨认出的一切都值得去做，而且相信不论一个人多么伟大，他都同样受到那些支配正常活动和病态活动的规律的控制，并不会因之而蒙羞。

甚至连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的同时代人都夸赞他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然而，在当时他就已经变得像个谜，就像我们今天看他一样。他是一个全面的天才，“我们只能揣测其轮廓——永远都无法明确地界定其范围。” 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主要影响是在绘画方面。现在，我们认识到他身上兼具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的伟大。尽管他留下了许多绘画杰作，他的科学发现却一直没能够发表和应用。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调查研究的天性从来没有让他完全自由，而且经常侵扰他的艺术创作，或许最终抑制了他的艺术创作。按照瓦萨里（Vasari）的话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列奥纳多责备自己未能在艺术创作中尽职尽责，结果触怒了上帝和人类。 即使瓦萨里的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言，没有任何外在的或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编造它了——但是，作为那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

列奥纳多为什么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呢？肯定不是因为他多方面的才能和渊博的知识。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公爵卢多维克·斯佛萨（Lodovico Sforza），人们称之为依·莫罗（Il Moro）。他是把自己作为其所发明的一种琵琶的弹奏者自荐给公爵的。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着名的信，吹嘘他在建筑和军事工程方面的成就。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一个人兼具多种不同才能的情形十分常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列奥纳多是其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也不属于那类大自然赋予其平庸的外表，本人也不修边幅，终日郁郁寡欢，不问世事的天才。恰恰相反，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他拥有无可挑剔的完美相貌，异于常人的体力；他举止优雅，口才一流，总是神情愉悦，和蔼可亲。他热爱周围事物的美丽，喜爱华丽的衣服和珍爱生活中的每一份精巧雅致。他的一部绘画专着暴露了他强烈的享乐特性。在这部专着的一段中，他比较了绘画和它的姊妹艺术；并且描述了等待在雕塑家前面的种种艰难困苦：“因为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使他看起来像个面包师；身上布满了大理石碎片，好像背上下了一场雪；房间里到处都是碎石和尘土。画家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他可以非常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衣着讲究，手握轻巧的画笔，蘸着赏心悦目的颜料。他身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房间里挂满了令人愉悦、一尘不染的画作。他经常欣赏音乐或者聆听别人为他朗读的各种佳作。他可以带着浓厚的兴趣，在没有震耳欲聋的锤声和其它嘈杂声的情况下，享受这一切。”

实际上非常可能的是，仅仅在他的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和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列奥纳多陶醉在幸福之中，过着享乐的日子。后来，路德维格·莫罗的统治垮台后，列奥纳多被迫离开了米兰，这里曾是他的活动中心，在这个城堡中他曾享有一定的地位。于是他开始过着一种没有保障、鲜有成就的生活。这一切一直延续到他在法国找到自己的最后栖身之处。这时，他气质中的光彩可能已经变得黯淡，天性中的某些古怪可能已经突现出来。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而且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些必定使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在他们看来，他本来可以勤奋地接订单为客户绘画，变得非常富有（比如，像他以前的同学佩鲁吉诺那样）；他却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所有努力去做那些只不过反复无常的琐事。他们甚至怀疑他在搞“妖术邪术”。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他，因为从他的笔记里我们知道了他当时所从事的技艺。在那个时代，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的权威，人们还不熟悉任何一种没有假定前提为基础的研究形式。列奥纳多这个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提并论的先驱者必然是孤立的。在他解剖马和人时，在他建造飞行器时，在他研究植物的营养以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当然与那些评解亚里士多德的人相去甚远，反而更接近于一个被人鄙视的炼丹术士了。在他的实验室里，至少在那个不利科学发展的年代，列奥纳多可以进行一些试验性的研究。

这一切严重影响了他的绘画，他越来越不愿意执笔绘画，也就画得越来越少。绝大部分已经开始创作的画作都半途而废，他对它们的最终命运也漠然置之。他的同时代人为此而指责他：对他们而言，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列奥纳多后来的一些崇拜者试图为他解脱，认为他的性格没有反复无常的缺陷。为了维护他，他们声称人们对他的那些指责正是伟大艺术家们共有的特性：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献身于工作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工的作品。在这样相似的情况下，列奥纳多的错误并不比米开朗基罗更严重。而且，就某些画作而言，他们竭力赞同列奥纳多的说法，那些画就是那个样子，不存在未完成的说法。外行人眼中的杰作，对艺术品作者而言，从来都不是令其满意的他的本来意图的具体化体现；他朦朦胧胧地有一些关于完美的想法，但又一次次对在作品中重现这种完美感到绝望。他们认为，尤其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申辩的某些内容可能是令人信服的，但仍然不能解释我们面对的有关列奥纳多的全部。痛苦地反复创作同一幅作品，最后从中脱身，对画作的未来命运漠不关心，这种事情可能反复地出现在许多其他艺术家身上。然而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这种行为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索尔密引用了他的一个学生的谈话：“当他进行绘画时，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他极为尊重艺术的伟大，他总能在那些别人看起来是奇迹的作品中发现缺陷。”索尔密继续说，他最后的画作，如《丽达》、《圣母玛丽亚》、《酒神巴克斯》、《年轻的圣徒圣·约翰》，都是未完工的作品。“差不多和他所有作品的情形一样。”他全部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情况。曾经复制过《最后的晚餐》的罗马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谈及了众人皆知的列奥纳多的未完成作品的这种坏情形：

“普罗托哲尼斯，他从不停下他的画笔，

他堪与天才的芬奇相比，

后者的每部作品都不彻底。”

众所周知，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很慢。经过最详尽的准备和研究工作之后，他用整整三年时间为米兰的圣玛丽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和他同时代的小说家马泰奥·班德理（Matteo Bandelli）当时是修道院中的一位年轻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一大早就爬上脚手架，一直在上面呆到黄昏；他不停手地绘画，不思饮食。然后，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再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驻留几个小时，只在头脑中研究它。那时，他正在米兰城堡的宫廷里为弗朗西斯科·斯弗萨（Francesco Sforza）制作他的骑马者雕像的模型。为了给画中的一个人物添上几笔，他有时会直接从那里来到修道院，然后又立刻中断了。 据瓦萨里所说，列奥纳多为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戴尔·乔孔多（Francesco del Giocondo）的妻子蒙娜丽莎画像，用了四年的时间也没能够最终完工。这种情形可以解释一个事实，即这幅画为什么从来没有交付给委托人，而是一直留在列奥纳多的手中，并被他带到了法国。 后来，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了它。今天，这幅画成了卢浮宫最有影响力的瑰宝之一。

列奥纳多身后留下了数量众多的素描和研究成果。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示了他绘画中的每一个主题。如果我们对比那些有关他的工作方式的说法和这一切的话，我们一定会完全否认草率和多变的性格丝毫没有影响列奥纳多和他的艺术创作的这种看法。相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非同一般的深奥、犹豫再三之后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所做出的决定，几乎未能得到满足的要求，以及在实际创作中妨碍画家表达他的思想、画家本人也解释不清楚的制约因素。列奥纳多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缓慢。这被看作是妨碍他绘画的一个迹象，也是他后来退出画坛的预兆。 他的缓慢创作也决定了《最后的晚餐》的命运——它所应该得到的命运。壁画创作要求在底色未干的情况下迅速作画。列奥纳多不能接受这种画法。于是，他选择了油画颜料。油画颜料变干的过程使他能够延长作品的创作时间，这和他的心境与闲适正相宜。然而，涂在底子上的颜料会自行脱落，底子也会和墙壁分离。除此之外，墙壁的缺陷，以及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了绘画不可避免被毁的命运。

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在佛罗伦萨市政会议大厅的墙上开始创作《安吉里之战》。列奥纳多也是在没有完工的情况下放弃了这幅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类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导致了《安吉里之战》的毁坏。在这里，好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兴趣——实验法—— 在开始时增援了绘画兴趣，只是到了后来才破坏了他的这次创作。

列奥纳多的性格表现出一些其它不同寻常的特点和明显的矛盾。他身上好像明显具有某种消极和漠然。如果不咄咄逼人就无法达成目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人都极力争取获得最大的活动范围时，列奥纳多却平静温和，避免一切对立和争议。他待人和蔼可亲；据说，他拒不吃肉，因为他认为没有理由剥夺动物的生命。他特别高兴做的事情是到市场上买鸟，然后放飞它们。 他谴责战争和流血。他所描绘的人不是动物之王，而是最坏的野兽。 但是，这种女性柔情并没有妨碍他在罪犯们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这样他就可以研究他们因害怕而扭曲的面孔，并且在笔记本上把他们勾画下来；也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性武器和作为一个总军事工程师为切撒尔·博基亚（Cesare Borgia）服务。他经常表现出对善恶漠不关心或者坚持以一个特殊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在那场使罗马涅（Romagna）陷入最残忍、最没有信用的敌人手中的战役中，他以一个权威的身份伴随在切撒尔左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没有一行文字批评或者提到发生在那些日子里的这些事件。此种情形使人想起了法兰西战役期间的歌德。

如果在一部传记的研究中真正想要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那它就不能——作为慎重或者过于正经的结果，绝大多数传记都是如此——对主人公的性行为或性嗜好只字不提。人们对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但那点情况却具有重大意义。在那个淫欲横流与压制人性的禁欲主义相互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冷漠地拒绝了性欲——这是在一位艺术家和表现女性美的画家身上鲜有的情形。索尔密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句话来证明他的性欲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那么令人作呕，如果没有沿袭已久的风俗、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满足感观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了。” 他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研究了最重要的科学问题，而且也包含了一些琐事，不值得他这么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富有寓意的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等）。 这些作品都是正派的——有人可能说甚至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纯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正派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如此坚定地回避所有关于性的事情。看起来，单单一个爱神厄洛斯，这位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在列奥纳多对知识的追求中并非值得他研究的材料。 众所周知，伟大的艺术家们经常乐于通过一些色情的、甚至是淫秽的画作来表达他们的幻想。与此相反，在列奥纳多方面，我们只有一些关于女性内部生殖器、胚胎的子宫位置等的解剖图。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满怀激情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过任何亲密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科隆纳的关系那样。当他作为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导师韦罗基奥（Verrocchio）家里时，有人指控他和其他一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他最终被判无罪。他之所以有这一嫌疑，好像是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声名狼藉的男孩做模特。 做了师傅之后，整天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那些他收做学生的英俊男孩和年轻人。这些学生中的最后一位，即梅尔奇（Melzi）随同他到了法国，一直到他去世都陪伴着他。列奥纳多指定梅尔奇为他的继承人。很自然地，列奥纳多的现代传记作家们否认他和学生们之间存在着性关系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那是对这位伟人的毫无根据的侮辱。我们不能苟同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很可能的情况是，列奥纳多和那些年轻人生活在一起——当时的学生都是如此—— 但他们的亲密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性的程度。而且，极度的性行为也不属于他。

联系到列奥纳多既是画家又是科学研究者的双重性，我们只有通过一种方法才能理解他的情感生活和性生活的特殊性。对于他的传记作者而言，心理学研究通常是非常陌生的。据我所知，他们中间只有一人，埃德蒙多·索尔密（Edmondo Solmi）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是，作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Sergeyevich Merezhkovsky）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他对这位非凡的人做了同样的解读，以作为刻画他的形象的基础，作家（通过想象）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 索尔密关于列奥纳多的结论如下（1908，46）：“但是，不断渴求理解周围一切的、以及冷静超然地探寻完美的最深奥秘的欲望，已经注定列奥纳多的作品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段话，描述了他的信仰自白，给出了一个关于他的本性的解答：“Nessuna cosa si puo amare ne odiare, se prima non si ha cognition diquella.” 换句话说：如果不完全了解其本质，一个人就没有理由热爱或憎恨某一事物。在一篇关于绘画的专着的一个段落中，列奥纳多重申了这一说法。他好像是在为自己受到的漠视宗教的指控而辩护。“但是，像这样挑剔的评论家们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行为方式）是熟悉创造了美好万物的造物主的方式，也是热爱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钟爱之物的深刻认识；如果你知之甚少，那你也只能爱之甚微或者根本无爱可言……”

列奥纳多的这些话并没有传达多少重要的心理事实，因为它们所坚持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列奥纳多一定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人们首先研究和熟悉某物，然后再去热爱或者憎恨它，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地，人们因为感情而冲动地去爱，和知识毫不相关。反复考察和深思熟虑顶多使人变得犹豫不决而已。那么，列奥纳多所要表达的意思只能是，人们的爱不尽完善并仍有许多可争议之处。一个人应该这样去爱：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深思熟虑之后再去爱。我们同时明白他希望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正是这种情况；其他人像他那样对待爱情和仇恨是值得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看起来的确如此。他支配着感情，将之投入到自己的研究本能中；他既没有去爱也没有去恨，而是要探讨爱或恨的对象的根源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咋看起来，他必定表现得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爱与恨不再意味着赞成或者反对。二者都同样地变成了他研究的智力兴趣。实际上，列奥纳多并非全无激情；他也不缺乏神圣的火花这一人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他只是把激情转化为对知识的渴求，然后带着从激情中获得的执着、忠诚和敏锐，投身到研究工作中。当智力劳动到了顶峰，获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释放长期束缚的激情，任其自由奔流，正像从江河中抽取的流水在完成工作后任其四处流淌一样。在一项发现的巅峰，当他可以纵览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欣喜若狂地赞美他研究的那部分创造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说，造物主的伟大。索尔密正确地理解了列奥纳多的这种转化过程。在引用了列奥纳多赞美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之后，他写道（1910，11）：“把自然科学美化成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做法是列奥纳多原稿中的一个特色，有关的例证成百上千……”

因为他永无止境地、孜孜不倦地渴求知识，人们称列奥纳多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排除了有关研究本能转化为享乐生活——这一转化正是浮士德悲剧的基础——的可能性之后，那我们可以斗胆提出“列奥纳多的发展接近于斯宾诺莎（Spinoza）的思维模式”这一观点。

同体力的转化一样，心理本能力转化为各种活动方式的过程中必定要有损失。列奥纳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其它事情。充分的了解之后才去热爱他，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取代了前者。我们无法恰如其分地说一个畅游于知识国度的人在爱和恨，他总是超然于爱和恨之外。他的研究工作取代了爱情。这很可能是为什么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远不如其他伟人和其他艺术家的原因。天性能够赋予人灵感和消磨人生命的猛烈激情，使得许多其他人享有最丰富的人生经历的激情，好像并没有打动他。

（这种转化）还有一些其它的结果。研究本能也取代了行动和创造。一个略知宇宙的伟大以及它的复杂性和规律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忘记他自身的渺小存在；沉浸于对宇宙的敬畏和对自身的卑微感之中，他非常容易忘记自己也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一分子，忘记了一条为他敞开着的路：通过这条路，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尝试改变这个已经注定的世界发展进程的一小部分。在这个世界上，小世界和大世界同样精彩和有意义。

正如索尔密所相信的那样，列奥纳多的研究最初很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 为了确保能够掌握对自然的模仿，他的所有努力都用于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律。他也建议别人这样去做。很可能，他当时高估了这些知识对艺术家的价值。尽管如此，在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下，他又去研究画家的创作题材、动物和植物、人体的比例等等。研究了它们的外部特征后，他又进一步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实际上，这些都表现在它们的外部特征上，理应在作品中被描绘出来。最终，研究本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完全切断了他和他的艺术需求之间的联系。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测出阿尔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变成化石的历史，在书上用大字记下如下的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研究工作延伸到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在每一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一个预言家和倡导者。 不过，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使他总是远离对人类精神的研究。他为“芬奇研究院”画了一些精致的交织缠结的标志，在那里几乎没有心理学研究的机会。

那么，当他试图结束研究工作，重新回到起点从事艺术时，他发现新兴趣和已经变化了的心理活动本性总是妨碍着自己。首先，他对一幅画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他看到无数其它问题正涌现出来，就如同他过去进行无休止的、无穷无尽的自然研究中碰到的情形一样。他无法再限定自己的需要范围；无法再孤立地看待艺术作品；更无法把它从他所知道的、它所隶属的广泛联系中割裂开来。他殚精竭虑地要把他的思想中和与主题相关的一切内容都在作品上表现出来，最终还是被迫在作品未完成时放弃它或者宣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经在绘画中借助自己的研究才能；现在，这位仆人（研究）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超过和压制了他的主人（绘画）。

在一幅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的画作中，当我们发现某一本能已经发展了一种超常的力量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总是解释为那是一种特殊生理特性——尽管我们几乎不知道任何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那很可能是器官的）。不过，我们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研究让我们形成了两个更深层的预期。对于每一个预期，如果能够得到证实，我们都会感到非常满意。我们认为，像这种具有超常力量的本能，很可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建立了这个本能的至高优势。我们进一步假设，原来的性本能力量强化了这种本能。结果，后来它取代了这人的性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种类型的人将会，比如，在其他人把身心投入到爱情中时，以同样强烈的激情献身于研究工作。这样，他就会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谈情说爱。我们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中有性本能的强化因素，而且，绝大多数的特别强烈的本能也是如此。

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观察表明，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性本能力量的很大一部分都应用到了他们的专业活动上。因为性本能生来就具有升华的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样的贡献；换句话说，它具备让其他价值更高的、非性欲的目的来取代自身的直接目的之能力。每当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史——表明，在他童年里，这个无比强大的本能服务于性兴趣，我们就认为这一过程得到了证明。如果成年期的性生活显着衰退，好像那部分性活动已经被这无比强大的本能的活动取代了，这又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观点。

在研究这一强有力的本能时，应用这些预想好像特别困难。因为正是在孩童方面，没人愿意相信孩子们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都容易克服。小孩子们的好奇心表现在他们不知疲倦地爱提问题上；只要成年人不能理解这些只是旁敲侧击、永远没有穷尽的问题——孩子只是在用这些问题来代替那些他想问而没有问的问题，成年人就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些，变得更加懂事后，好奇心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突然停止。精神分析研究向我们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解释。它告诉我们，许多儿童，很可能是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从大约三岁时起，他们会经历一个阶段，一个可以被称作“幼儿性研究”的阶段。就我们所知，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我觉醒，而是被某些重大事件的印象所唤醒——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事实；或者，基于外部经历而产生的对这件事的恐惧——在其中，小孩认识到他的私利受到了威胁。研究的注意力指向了孩子的来源这一问题，好像孩子确实在寻找方法和方式来阻止如此不受欢迎的一件事情发生。在这方面，我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拒绝相信我们给他们的那点信息。例如，他们强烈地拒绝接受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把这种怀疑行为看作是自己智力独立的开始。他们经常感觉到和大人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实际上，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决不谅解大人在有关事实的真相上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猜想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在性欲冲动的引导下，得出婴儿源自吃饭、通过肠子出生、以及父亲的模糊作用等的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那是有害的、粗暴的事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结构还没有发育到生儿育女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来源的调查研究也就难免成为泡影，只能不了了之。第一次智力独立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这一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长久的和非常沮丧的。

当强烈的性压抑终止了幼儿性研究阶段时，由于和性兴趣的早期联系，研究本能面临着三个明显不同的变化类型。在其中的第一个类型中，研究本能和性欲有着同样的命运。从那时起，此人的好奇心一直被抑制，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他的一生中都受到限制，特别是因为在此后不久所受到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宗教思想禁锢。这是一种具有神经官能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由此造成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官能症。在第二个类型中，智力得以充分发展，具有足够的力量来忍受性压抑。幼儿性研究阶段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已经更加强大的智力回想起了过去的联系并试图帮助它逃避性压抑。我们所研究的被抑制的性活动从潜意识中以强迫性的冥思苦想的形式再次出现，当然也是以一种扭曲的、不自由的形式。然而，它强大到足以使研究者思考性问题，并使其智力活动蒙上了一层完全只属于性过程的愉悦和焦虑的色彩。在这里，研究变成了一种性活动，而且常常是排他的活动。通过思考来解决和解释事情的感觉代替了性满足。但是，在这些事实中——孩子永不停止的苦思冥想和渐行渐远的寻找到答案的智力感觉——孩子无休止的研究活动仍然在重复着。

因为一种特殊的生理特性，最少见、最完美的第三个类型既避免了思想抑制也没有神经官能性强迫思考的症状。确实的，这里也有性压抑发生，但是它没有成功地把性欲的部分本能压制到潜意识中。反之，性欲通过在起初时升华为好奇心以及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联合在一起来加强自己，躲过了被压抑的命运。这里，在某种程度上，研究活动也变成了强制性的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根本的心理过程迥然不同（升华，而不是潜意识的闯入），仍然缺少神经官能症的特性。和婴儿性研究的原始情节没有任何关联，本能能够自由地服务于智力兴趣。通过增加升华了的性欲，性压抑使本能变得如此强大。性压抑仍然和本能密切相关，因为它逃避任何与性主题的联系。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超强的研究本能和衰萎的性生活（当时被限制为所谓的“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我们倾向于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一个典范。在他的好奇心于婴儿时期被激活后，他的天性的核心与秘密看起来是在满足性兴趣方面，他成功地将大部分的性欲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毫无疑问，要证明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很不容易。要证明它，我们应该需要关于他童年早期的心智发展的一些资料。现在，有关他生活的记述非常缺乏，而且极不可靠，甚至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察家们都忽视了有关环境信息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找到那方面的资料的想法好像有些愚蠢。

关于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1452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芬奇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私生子是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瑟·皮埃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其本人是公证人和农夫家庭的后代。他们的姓氏来源于他们的所在地――芬奇。他的母亲，卡特琳娜，很可能是一个佃农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另一个姓芬奇的当地人。这位母亲在列奥纳多的生活中没有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相信他自己成功地找到了她的一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确凿的资料出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一份用于征税的佛罗伦萨地籍簿。簿中提到了芬奇家的成员，列奥纳多是瑟·皮埃罗的5岁的私生子。 瑟·皮埃罗与唐娜·艾碧拉婚后无子。因此，小列奥纳多可能是在他父亲的家里长大的。他一直住在这个家里，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 他作为一名学徒进入了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的画室。在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Compagnia dei Pittori”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这些。

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记事本中，只在一处记录了有关他的孩童时期的情况。在一段关于秃鹫的飞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断了叙述，开始缅怀一段涌现在脑海里的早年记忆：

“好像我命中注定了始终要和秃鹫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记得当我还在摇篮里时，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并用它的尾巴撬开了我的嘴，还多次用它的尾巴拍打我的嘴唇。”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童年记忆；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离奇的一种。它之所以离奇，是因为这个记忆的内容及它所属的年龄。一个人能够保留他在哺乳期的记忆大概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记忆都不能被看作是确定无疑的。列奥纳多的这个记忆所声称的故事——即一只秃鹫用尾巴撬开小孩的嘴——听起来太不可能、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对这一回忆的另外一种看法，在我们看来，可以解决这两个难点，更值得我们介绍一下。按照这一说法，有秃鹫的这一幕并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的幻想，一个后来形成的、并且被转移到他的童年时期的幻想。

孩童时代的记忆往往源于这种方式。完全不同于成熟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在经历这些事件和以后的重复叙述时，这些孩童记忆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是在孩童时代结束以后，在年龄稍长后才逐渐回忆起来的。在回忆过程中，它们被不断地改变和歪曲，并被用在以后的发展趋势中。所以总体来说，不能非常清晰地把它们从幻想中区别开来。比较一下远古人类史的着述方式，或许能够最好地说明这些幻想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她就不会想到记载自己的历史。人们耕田种地，为了生存同他们的邻国争斗，拼力去争夺土地和获得财富。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们的时代。接着，另一个时代来临，这是一个反省沉思的时代。人们过去想要富强，而现在觉得有必要知道他们的起源和他们的发展历程。历史着述——起初用于保留一份现状的持续纪录，现在也可以借以回顾过去——收集了许多传统和传说，解释风俗和习惯中保留的古代痕迹，并以这种方式创建了过去的历史。所以，这种早期的历史是（历史学者的）信仰和愿望的表述，而并非过去的真实画面，这一点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许多事情已经在这个民族的记忆中被遗漏，而另外一些事情则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了迎合现在的观念而被错误地解释了。而且，人们写史的动机不是出于公正的好奇心，而是希望借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励和激发他们，或者在他们面前竖立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熟期事件的有意识的记忆，在各个方面都可以与第一类的历史着述[有关时事的记述]相提并论；而他的孩童时代的记忆，就其起源和可靠性而言，应该和一个民族的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似的，因为这些历史都是后来编写的和带有偏见的。

如果列奥纳多关于秃鹫落到他的摇篮上的故事仅仅是他长大后的一个幻想，那么一个人就会认为在它上面花大量时间是不值得的。列奥纳多倾向于认为他对鸟的飞行的关注是命运的预先安排。有人可能满足于以他的这一倾向为基础来解释这个幻想。然而，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对列奥纳多有失公允，就好像一个人随便地否定那些在一个民族的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说、传统和解释一样。尽管存在着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由一个民族的早期经历构成，并曾经受到非常强烈的今天仍然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如果利用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影响力的知识，可以纠正这些歪曲的事实，那么就可以轻易地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了。同理，这也适用于一个人的孩童记忆或幻想。一个人以为他所记得的童年往事并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他自己也不甚了解的残存记忆中隐匿着有关他的心理发展中的最重要特征的极其珍贵的证据。 现在，在精神分析技术方面，我们拥有了优秀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发觉这些隐含的材料。我们可以冒昧地，通过分析他的孩童年时代的幻想，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所获得的确定性感到不满意，我们就要这样来安慰自己：如此众多的关于这位伟大而又高深莫测的人的其他研究的命运都没有比这更好。

如果我们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时间久了，它看起来并不那么离奇。我们好像能够回想起在许多地方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事情，比如在睡梦中；所以，我们可以冒昧地把幻想从它自有的特殊语言翻译成大家都能理解的文字。而人们都把这个翻译看作所指的是性欲的内容。一只尾巴，“Coda”，是男性性器官的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和它的代名词，在意大利语和其它语言中都是如此。 这个幻想中的情形——秃鹫用尾巴撬开孩子的嘴巴，并在里面用力地四处拍打 ——与含阳，即把阴茎放进性爱对象的嘴里的性行为，是相似的。这个幻想在特征上如此完全地被动，这点是很奇怪的；而且，它非常像在女人或被动的同性恋者（指在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人的那个）的身上发现的某些梦和幻想。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自己，不要让一时的气愤而妨碍他继续关注这一精神分析，因为第一次将精神分析应用到一位伟大而又纯洁的人的记忆上，结果将是对他记忆的无法原谅的诽谤中伤。很清楚，这种气愤永远都不能够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意义；与此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明白无误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预期，或者，听起来更恰当些，我们的偏见——即这种幻想必定有某种特定的含义，正如任何其它的心理创造活动：一场梦、一个幻像或者一句谵妄。因此，让我们暂时先公正地了解一下分析工作吧，实际上它还没有最后发言呢。

在高雅社会里，把男人的性器官放进嘴里并吮吸它的爱好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这种事却频频发生——在古代也是如此，就像古代雕像所表现的那样——对于处在爱欲中的人而言，这一爱好好像完全失去了令人反感的特征。医生们发现，甚至那些读过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或者从其他信息渠道中也没有意识到以口淫的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发现了因这种爱好而产生的幻想。看起来女性可以毫不费力地自发地产生这种意愿的幻想。 进一步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的情形之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最纯洁的状态。它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我们都曾经感受到愉悦的一种情形——当我们还处在哺乳期时，把妈妈的（或者奶妈的）乳头含在嘴里并且吮吸它。这一经历的感官刺激，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快乐源泉——在我们的心中毫无疑问地印上了无法抹掉的痕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奶牛的乳房，它与人的乳房的功能并无二致，但它的形状与它在腹部下的位置使它像一根阴茎。孩童实现了他的性意识的初级阶段。这使他产生了令人厌恶的性幻想。

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列奥纳多认为他想象的那段与秃鹫的经历发生在他的哺乳期了。这个幻想暗含的内容只不过是对在母亲怀中哺乳——或者被哺乳——的回忆。像许多艺术家一样，以圣母和她的孩子为幌子，他试图用画笔把哺乳——人类美丽的一幕——描绘下来。实际上，还有我们没有理解、而又不能忽视的一点：这种回忆——对两性而言都是同等重要的——被列奥纳多这个男人转化成了一个被动的同性恋的幻想。我们暂时把同性恋和在母亲怀中哺乳的联系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回想一下，事实上传统的观点的确把列奥纳多看作是一个具有同性恋情感的人。在这种联系中，那些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是否公正和我们的目的是互不相干的。我们判定某个人是否是一个同性恋者（invert） 的依据并不是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的情绪姿态。

下面，我们感兴趣的是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特征。我们这样解读这个幻想：这是她的母亲进行哺乳的一个幻想，而我们发现秃鹫代替了他的母亲。这只秃鹫从哪里来呢？它又如何碰巧在现在的地方被发现呢？

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来自远方的想法涌上心头。把它弃置一旁，真是太引诱人了。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用秃鹫的画像来表示母亲。 埃及人还崇拜一位母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头、或者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头。 这位女神的名字读作姆特（Mut）。我们的单词Mutter （“母亲”）和它的读音相似，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秃鹫与母亲之间具有某种真正的联系——但是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知道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弗朗索瓦·商博良（Francois Champollion）（1790 — 1832），我们有什么权利指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呢？

古埃及人选择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探究这一点的来历将是非常有趣的。现在，甚至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的宗教和文明都是科学的好奇心之对象：早在我们能够读懂埃及的历史遗迹以前，从尚存的经典古代文字记载中，我们就已经掌握了关于他们的某些信息。这些记载的某些作者非常有名，比如斯特拉波（Strabo）、普卢塔克（Plutarch）和安密阿那斯·马塞林纳斯（Ammianus Marcellinus）；而其它着作的作家都是无名小辈，而且资料出处和写作日期都不明确，就像贺拉波洛·尼洛斯的《象形文字》和那本流传至今的、以赫米斯·特里斯麦奇多士，一位神的名义的关于东方僧侣智慧的书。从这些资料中，我们获知秃鹫之所以被当成母亲的象征，是因为那时人们相信只有雌秃鹫存在；人们认为这一物种没有雄性。 在古代自然史中，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单性的物种还有：圣甲虫——埃及人奉之为神灵——据信只有雄圣甲虫存在。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那么，人们猜想，它们是怎么受孕的呢？贺拉波洛在一篇文章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些鸟会在飞行中停留，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现在，我们非常意外地到了一种境地。仅仅在不久前我们还认为荒谬并拒绝接受的东西，现在变得很有可能了。列奥纳多对一则有关埃及人用秃鹫来代表母亲的科学寓言非常熟悉，这一点是非常有可能的。他阅读广泛，他的兴趣涵盖了文学和学识的所有分支。在《大西洋古抄本》中，我们找到了一本他在某个特定日期所拥有的全部图书的目录，还有数不清的阅读笔记（都是有关他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的）。如果我们可以依据里克特[1883] 摘录的笔记来判断，列奥纳多博览群书。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着作在其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图书当时都已出版。实际上，在意大利，米兰是新印刷艺术的最主要城市。

在进一步的探讨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条信息。这个发现使得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变得确定无疑。贺拉波洛的博学的编辑和评论家，针对上面的引文（利曼斯，1835，172），做了如下的注解：“但是，为了反驳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教会的神父们急切地接受了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作为从自然秩序中获得的一个证据。因此，在他们之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话题。”

所以，秃鹫的单性的寓言和他们的受孕模式绝非琐碎次要的趣闻轶事。它不同于那个和它相类似的圣甲虫的传说；教会的神父们紧紧抓住这个证据，这样他们就有了来自自然史的证据来随时对证那些怀疑宗教史的人。如果在关于古代的最好记载里有秃鹫受孕于风的描述，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不能在一个人类女子身上发生一次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可能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讲述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通过这个如此广受关注的寓言，列奥纳多也获知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推想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碰巧在一位神父那里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叙述，并且可以不依靠雄性秃鹫的任何进行繁殖。读到这里时，一个记忆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个记忆转化成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幻想。然而，这个幻想意味着他也曾经是这样的一只小秃鹫——他曾有过母亲，但没有父亲。这个记忆，以唯一的、可以表达这么重要的年龄的印象之方式，和他在母亲怀中哺乳时的快乐联系在了一起。教会的神父们所作的关于圣母及其孩子的暗喻——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一个观点——在帮助幻想显得对他非常有价值和重要方面，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把自己看成和小基督一样，并不只是这一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在剖析一个童年幻想时，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其中的那些真实记忆和后来修改、歪曲它的那些动机区分开来。在列奥纳多的案例中，我们现在相信我们了解了这个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了他的母亲，表明这个孩子意识到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私生子的事实正好符合他的秃鹫幻想；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把自己比作一个小秃鹫。但是，我们掌握的关于他的童年时代的下一个可靠情况是，大约到5岁时，他被接到了父亲的家里。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件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呢，还是在地籍簿（第81页）拟定前的几周呢？关于秃鹫的幻想，在这里是这样解释的：它似乎想告诉我们，在一生中关键的头几年里，列奥纳多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而是和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同生活。因此，他有时间感受到父亲的不在。这似乎是我们从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的、而有些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而增加。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个结论的确定性又得到了加强。资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年，他的父亲瑟·皮埃罗·达·芬奇与出身豪门的唐娜·艾碧拉小姐结婚。他们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所以他就被父亲的（更确切些，是他祖父的）家庭收养了——一件在他5岁时发生的事情，现存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让一个结婚不久的、仍然盼望着生养自己的孩子的新娘在婚后不久就来抚养一个私生子，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一定是在失望中度过了几年之后，他们才决定收养这个私生子——他很可能长成一个有魅力的小伙子——作为对他们没有所希望生养的合法孩子的补偿。如果列奥纳多与独居的母亲一起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然后才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种情形就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完全吻合起来了。到那时，已经太迟了。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经定型，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确立了。以后的经历永远都无法剥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人的难以理解的孩童记忆和以此为基础的幻想，都同样地加强了他的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成分。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秃鹫幻想证实的事实——即列奥纳多的最初几年是和他的生母共同生活的这一事实——将会在塑造他的内心生活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事态的一种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的早年生活中，比其他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特别紧张地思考这个困扰他的问题。这样，在他还年幼时，他已经是一个研究者了。婴儿的来源、父亲与婴儿的起源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一直使他苦恼不已。 这是一个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的童年历史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这促使他在后来声称，他还躺在摇篮里时，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注定要调查研究鸟的飞翔问题。在下文里，要说明他对鸟飞行的好奇心如何起源于他童年时的性研究，就不困难了。

在列奥纳多的童年幻想中，我们只取出了秃鹫这个因素来代表他记忆中的真实内容，而这个幻想的发生背景有助于说明幻想的内容在他以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继续进行的解释工作中，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改变成为一个同性恋的情景。哺育孩子的母亲——或者说得明白些，孩子吮吸她的乳房——变成了一只把尾巴放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断言，按照语言使用替代物的通常方式，除了男性生殖器阴茎以外，秃鹫的“尾巴”（coda）不大，只能象征任何其它东西。但是，我们不明白，想象活动是怎样成功地把男性的显着特征准确地赋予了这只象征着母亲的鸟；鉴于这一不合理的现象，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列奥纳多的这一幻想创作归入到任何理性意义中去。

不管怎样，仔细想想那些明显荒诞的、过去我们被迫放弃解释其含义的梦的数目，我们就不应该感到绝望。为什么一个童年记忆应该比一场梦更难解释？有什么理由吗？

别忘了这样一点，当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那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让我们赶快添加上另外一个甚至更惊人的特性吧。

按照罗雪尔的词汇手册中德雷克斯勒的文章的说法，秃鹫头埃及女神姆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神。她经常结合在其他个性特别鲜明的母神身上，如伊希斯（Isis, 古埃及神话中的生育女神）和哈索尔（Hathor，爱神）。与此同时，她又继续维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信徒。埃及众神的一个特点是，在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各神并没有消失。在和其他神融合时，各神依然独自存在。现在，埃及人描绘的秃鹫头母神常常带有一个男性生殖器； 她的身体是女性的，乳房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接下来，在女神姆特身上，我们发现了结合在一起的女性和男性特征，和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的情形一样。我们可否这样解释这一巧合，假设列奥纳多读了他的书后，也获知了母秃鹫的雌雄同体的本性？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靠不住的；看起来，他所接触到的材料中都没有关于这个奇异特征的内容。更加可行的办法是，追查出可以解释两种情形的、依然不为我们所知的一个共同因素。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雌雄同体的结构，一个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体，不仅是姆特的一个特性，而且也是其他神灵的特性，像伊希斯和哈索尔——虽然对这些神而言，可能指的仅仅是他们也有母性的一面以及与姆特结合在一起（雷默，1903）。神话进一步告诉我们，其他的埃及神灵，例如塞斯（Sais）的奈特女神（Neith）——后来，希腊的雅典娜女神由她衍生而来——最初也被认为是雌雄同体，即两性神。许多希腊神都是如此，尤其是那些与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有关系的神；而且还有和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有关系的神。她后来的身份只限为女性爱神。那么，神话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在女性的身上添加男性生殖器是想要表达大自然的原始创造力，而且所有这些雌雄同体的神都表达了一个思想：只有男女两性要素的结合才配得上表现神的完美。然而，这些意见都没有解释那个令人困惑的心理事实：即，在一个想要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上，人类的想象力毫不犹豫地赋予了与母性的一切相反的男性性能力之标志。

婴儿性理论对此做出了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生殖器与母亲的形象和谐共存。 当一个男孩开始对性生活之谜感到好奇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生殖器上。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部分对他太有价值、太重要了，以致于他不能相信在与自己非常相似的其他人身上会缺少它。由于他不能够猜想出还有另外一种同等重要的生殖器结构，他不得不设想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都有一个像他自己那样的阴茎。这种先入之见在年轻的研究者心中牢牢地扎下根，甚至当他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也没有动摇他的这种想法。他的直觉告诉他，女孩身上的某种东西不同于他的，这是真的。然而，他不能向自己承认这一点：他的直觉是在女孩子们身上不能找到阴茎。这个想法——阴茎可能不见了——是怪诞的、令他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试图做出折衷，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仍然很小；以后会长大的。 如果看起来，在以后的观察中，他的这个期望没有实现，他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想法：小女孩也有一个阴茎，但是被割掉了，在那个地方留下了一道伤口。这个理论的进步已经包含了令人痛苦的个人经验：那时，大人吓唬这个男孩说，如果他清楚地显露出对他的那个如此宝贵的器官感兴趣，它就会被拿走。受到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他现在对已经获得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概念有了新的看法。从此以后，他为他的男性生殖器官感到焦虑。而与此同时，他会藐视那些不幸的人，如他猜想的那样，残酷的惩罚已经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孩子尚未受到阉割情结的支配之前——在他仍然完全看重女人时——他开始表现出强烈的窥视欲望，这是一种性欲的本能表现。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最初很可能是要比较它们和自己的生殖器。来自母亲的性吸引力很快达到极点，变成了对她的生殖器的渴望，他以为那是一根阴茎。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时，他的这种渴望常常发生逆转，取而代之以厌恶感。在青春期，这种厌恶感可能成为神经性阳痿、厌女症和永久性的同性恋等的原因。然而，他对这一对象——女人的阴茎——曾经非常强烈地迷恋。这一固恋在男孩的精神生活上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印痕。他曾经特别彻底地进行了这一部分的婴儿性研究。他对女人的脚和鞋产生了恋物癖，好像他仅仅是把脚当作了自己曾经崇拜过的、后来又无法见到的女人阴茎的替代性象征。由于没有了解这一点，“喜欢剪掉女人头发的性变态者”（coufeurs de nattes） 充当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角色。

我们的文明轻视生殖器和性功能。只要人们固守这种态度，就无法恰当地理解儿童的性欲活动，并可能借口说这里所说的话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为了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我们需要一些来自原始时期的类比。经历了无数代人后，我们一直把把生殖器看成是“阴部”，这是可耻的，甚至是（作为性压抑进一步成功的结果）令人厌恶的东西。如果有人广泛地调查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生活，特别是那些维护人类文明的阶层的人之性生活，他大概会宣称说今天生活着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受命（于父母等）才极不情愿地繁衍后代的。他们感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了损害、蒙受了屈辱。在我们中间，还存在有另外一种性生活的观点，它仅限于未开化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之中。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在上层的和更高雅的社会中，它是隐秘的，因为它在文化上被看作是低俗的，人们只能冒着不良意识的风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它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文明研究者们曾汇编的资料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起初生殖器是生命的骄傲与希望；人们把它们当作神灵来崇拜，并且把它们的功能的神性传送给所有新学会的人类活动。作为它们的基本属性升华的结果，无数的神灵出现了。当法定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从人们的共同意识中隐去时，那些秘密的信徒们便致力于在新入门者们中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活力。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许多神圣的和庄严的东西最终被从性欲中抽取出来，无用的残余部分成了人们羞于启齿的东西。但是，考虑到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具有无法消除的特性，在最近的时代中仍然能够看到甚至最原始的生殖器崇拜形式，而且今天在人类的语言、习俗和迷信中都包含着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残存物，这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生物学中的深刻生动的类比使我们发现，个人的心理发展以简化的形式重复着人类的发展过程。因此，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关于婴儿高度看重生殖器的结论，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孩子关于母亲有一根阴茎的想法就这样成了共同的来源。雌雄同体的母神，比如埃及的姆特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的秃鹫的“尾巴”都是由此而来。实际上，只是因为一场误解，使我们从单词的医学意义上把这些神描写为两性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身上具有真正的两性生殖器的结合——令观看者感到厌恶的那种在某些畸形人身上才能找到的那种结合。已经发生的所有情况是男性器官被添加到了作为母性标志的乳房上，正像在儿童关于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出现的那样。母亲身体的这种外形——原始幻想中的备受尊崇的创造物——在神话中被忠实地保存了下来。在列奥纳多的幻想中，秃鹫的尾巴是它的重点。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它：“有一段时间，我的愚蠢的好奇心指向了母亲，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像我自己的生殖器官。”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又一证据。我们认为，这对他以后的整个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稍微仔细考虑一下，就会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满足于这样解释列奥纳多的童年幻想中的秃鹫尾巴。似乎其中还包含着更多的我们还未理解的东西。毕竟，它的最显着的特征是，把在母亲怀中吃奶变成了母亲哺乳；也就是说，变成了被动性，即变成了一种勿容置疑的同性恋的情境。当我们想到情感上是同性恋的列奥纳多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做出的行为时，我们就被迫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幻想是否暗示：童年时列奥纳多与母亲的关系，和他后来明显的——如果完美的话（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得知，这种联系确实存在，而且实际上是一种亲密的和必要的联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冒昧地根据列奥纳多被曲解的记忆得出存在这种联系的结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男人们已经采取强烈的行动反对强加在他们的性行为上的法律限制。通过他们的理论发言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说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特的性类型，是处于中间的性阶段，是“第三性别”。他们声称，他们是器官因素决定了的天生就只能被迫从男人身上寻找快乐的男人。他们无法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基于人性的理由，尽管人们非常想认可他们的说法，但人们必须有所保留地看待他们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的提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和检验同性恋者的主张的方法。这个方法只在分析一小部分人病案例的任务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调查研究都产生了同样令人惊讶的结果。 在所有男性同性恋案例中，在童年的早期，他们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有过一种非常强烈的后来被忘记的性依恋。在他们的孩童时代，母亲本人太多的柔情唤起或者鼓励了这种依恋，父亲的微小作用又进一步强化了它。塞吉尔强调了这一事实，他的同性恋患者的母亲经常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具有精力旺盛的性格特质的女人，能够取代属于父亲的位置的人。我偶尔也碰到过同样的事情。但是，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这些案例：一开始就缺少父亲，或者父亲很早就离他而去，这样男孩就发现他完全处在女性的影响之下了。毫无疑问，几乎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强壮的父亲的存在将会保证儿子在选择某对象时，即异性对象，做出正确的决定。

经过了初步阶段之后，转化过程开始了。我们了解它的机制，但仍然不清楚它的动机。孩子对母亲的爱恋不能再继续有意识地向前发展了；它只好屈服，被压抑起来。孩子压抑了对母亲的爱恋：他使自己处于母亲的位置，使自己等同于母亲；他又以自己为原型，选择与自己相像的新对象作为他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又退回到了自恋：因为，随着他长大成人，他现在爱恋的男孩仍然只是他的替身和他孩童时代自我的复活。他用小时候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男孩。正如我们所说，他沿着自恋的途径找到了他的爱恋对象。因为，在希腊传说中，那喀索斯（Narcissus）是一位宁愿喜爱自己的倒影也不喜爱任何其他东西的青年，最后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希腊语中的水仙花因他而得名。）

更深层的心理学思考证明了这个论断：以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潜意识中仍然固恋着记忆中的母亲形象。通过压抑对母亲的爱恋，他把它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从此一直忠诚于她。当他似乎在追求男孩和成为他们的情人时，实际上他是在逃避其他女人，因为这些女人可能使他变得对母亲不忠。在个别案例中，直接观察也使我们能够证明一点：一个看上去容易被男人的魅力吸引的男人，实际上也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会同样地被女人吸引。但是，每次他都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匆忙地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身上。他一次次地重复着这种做法，就这样变成了同性恋。

我们决不是要夸大这些关于同性恋心理起源的解释的重要性。很显然，它们与那些为同性恋者辩护的人的正统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我们知道，它们还不够全面，不大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结论性的解释。为了实用的原因，我们所说的同性恋可能是起于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我们挑选出的这个特别过程也许只是无数情形中的一个，而且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这种同性恋类型的案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案例的数目远远超过我们推测结果的实际发生的数目。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未知的构成因素所起的作用。所有的同性恋现象通常都可追溯到这些因素上。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如果我们没有坚定地假设他恰恰就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那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来讨论我们所研究的这种同性恋的心理起源。

有关这位伟大的画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详细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同时代人关于他的言论不会完全是错误的。那么，根据这些传说，他是一个性需要和性活动异常减退的人，好像一种更高的渴望使他超越了共同的人的动物性需要。我们可以怀疑他是否寻求过直接的性满足——如果是，采用的什么方式呢——或者，他是否能够彻底地不需要它。无论如何，我们有正当的理由在他身上寻找那种驱使其他男人迫切实施性行为的情感流。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这种精神生活：在它的形成中，最广泛意义上的性欲望——性本能——一点都没有参与，即使是这种本能欲望远离了它的最初目标，或者抑制住自己而没有发生作用。

除了没有改变的性倾向的迹象外，我们不能指望在列奥纳多身上找到更多其它的东西。但是，这些迹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且使得人们猜想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人们总是强调他只收那些非常英俊的男孩和年轻人作学生。他对待他们亲切而又体贴，照顾他们。当他们生病时，他亲自护理，就像一个妈妈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像他的母亲可能曾经照顾他的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美貌，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切撒尔·达·塞斯托（Cesare da Sesto）、伯特拉费欧（Boltraffio）、安德烈亚·沙莱诺（Andrea Salaino）、弗朗西斯科·梅尔奇（Francesco Melzi）和其他人等都没有成为重要的画家。一般他们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老师。在他死后，他们都销声匿迹，没有在艺术史上留下任何明显的标记。其他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的人，如卢伊尼（Luini）和巴兹，被人称作“索多玛”，不过他可能自己并不知道。

我们意识到，必然会有人反对说，列奥纳多对他学生的行为与他的性动机毫不相干，不能因此而得出关于他的特殊性倾向的结论。针对这一点，我们希望谨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看法解释了这位画家的某些古怪的行为特征，不然的话它们将永远都是一个谜。列奥纳多习惯记日记；他用他的小手记录（从右向左写），内容都是写给他自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日记里，他用第二人称来称呼自己。“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乘法。”（索尔密，1908,152）“请教阿巴克师傅如何把圆变方。”（出处同上）或者关于一次旅途中的事件：“我去米兰办一些关于我的花园的事情……准备了两只行李箱。让波特拉菲奥示范旋床并请他在上面磨光一块石头。把这本书留给安德烈亚·伊·托德斯克师傅。”（同上，203） 或者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重要的决定：“你必须在论文中表明地球是一颗恒星，就像月亮或类似它的物体，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高贵。”（赫兹斐尔德，1906，141）。

顺便一提，这本日记，像其他普通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用几个字一带而过，或者根本就只字不提。在这本日记中，有些账目非常奇怪，因此所有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都引用了它们。这些账目是这位艺术家花费的一些小账的记录——内容非常精细，就像是一位迂腐而又节俭的管家的账本。另一方面，没有大笔花费的记录，也没有任何其他这位画家的家庭账本的证据。其中有一项记录是关于他给学生安德烈亚·沙莱诺买的新斗篷：

银丝锦缎15里拉4索尔多

装饰用的深红色天鹅绒9里拉

穗带9索尔多

钮扣12索尔多，

另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是因为另一个学生的不良性格和偷窃习惯而使他蒙受的全部费用：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新开始做马的雕像。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那天，吉格蒙来找我，他10岁了。”（边注：“偷窃、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请人为他裁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当我攒钱准备支付这些衣物时，他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这些钱。尽管我完全有把握是他干的，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承认。”（边注：“4里拉……”）有关这个孩子的恶劣行为的记录就像这样拖沓繁琐，最后以这些费用的结算结束：“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上衣，6里拉；4双袜子，7里拉；等等。”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从他的小缺点和怪癖出发，尝试解答他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对于这些奇怪的账目，他们通常的评价都把重点放在他对学生的慈爱和体贴上。他们忘记了，需要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身后留下的这些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因为我们不大可能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性的证据落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假定是另外的动机，一个情感动机，使他写下了这些记录。我们很难猜出他的这种动机是什么。如果没有在列奥纳多的文件中发现另一笔账目——因为这个，我们清楚地明白了这些关于他的学生的衣服之类的、奇怪的琐碎账目的意义——我们就不能猜想他的动机。

卡特琳娜死后的葬礼费用27弗罗林

2磅蜡18 弗罗林

运费和竖立十字架12 弗罗林

灵车4 弗罗林

抬棺人8 弗罗林

4个神父和4个神职人员20 弗罗林

敲钟2 弗罗林

挖墓人16 弗罗林

许可证——给官员的费用 1 弗罗林

共计：108 弗罗林

先期费用

付给医生4弗罗林

糖和蜡烛12弗罗林

共计：16 弗罗林

总计费用：124弗罗林

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自己就能够告诉我们这位卡特琳娜是谁。从另外两段简短的笔记中，他推断是列奥纳多的母亲。1493年，芬奇的这位贫穷农妇到米兰来看望她的儿子。那年她41岁；她在那儿患病，列奥纳多把她送进了医院。她死后，列奥纳多用这个昂贵的葬礼来表达对母亲的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种解读无法得到证实。然而，它确实有许多的内在可能性，与我们通过其他渠道获知的所有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一致的。因此，我不能不认为它是正确的。他成功地控制了感情，致力于研究工作，没有让感情自由表达。但是即使对他来说，有时候他也不得不表达那些被压抑的情感。他曾经挚爱的母亲的去世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面前的这份关于葬礼费用的账单就是一种表达——已经被曲解得面目全非了——表达他对母亲的悼念。我们不清楚这种曲解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正常的精神过程来处理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但是，在神经官能症和特别是被称之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异常情形中的相似过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强烈的情感——通过压抑变成了潜意识——被琐碎的和甚至是愚蠢的行动所代替。对立的力量把这些情感的表达降低到这样一个程度，使得一个人不得不认为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已经微不足道了。但是，一个人在这些琐碎的表达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专横的强制性，泄露了这种本能倾向的真正力量—— 一种植根于潜意识中、而意识清醒时常极力否认的力量。只有通过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者身上所发生的情况进行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解释列奥纳多的母亲的葬礼费用的账单。在潜意识中，带有性色彩的感情仍然把他和她联系在一起，就像他的孩童时代。由于后续的孩童时代爱恋的压抑之阻挠，他不能够在日记中为她建立一座不同的和更有价值的纪念碑。但是，这一神经性冲突的妥协结果必须得以实现；这样就有了日记中的葬礼账目，在后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从葬礼账目中获得的结论应用到那些学生花费的账单上，这似乎不算过分。那么，它们将是列奥纳多的性冲动，以强迫的方式和扭曲的形式，寻求表达的零星遗留物的又一例证。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他自己的少年英俊的相像者，都曾是他的性恋对象——就支配他的天性的性压抑允许我们描述的范围而言——他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学生费用账目的强迫性冲动，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暴露了他的基本冲突。从这一点上，看起来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确实真的属于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其精神发展的那种同性恋类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了：因为它的意义恰恰就是我们已经断言的那种类型。因此，我们必须这样解释它：“正是由于与母亲的这种性欲关系，我才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

我们还没有讨论完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用非常直白的使人想起性行为描写的词汇（“多次用尾巴敲打我的嘴唇”），列奥纳多强调了母子之间的性欲关系的强度。从他母亲（秃鹫）的活动与重要的嘴部之间的联系，我们不难猜测到幻想中还包含着另一个记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它：“我的母亲无数次地热烈地亲吻我的嘴。”这个幻想混合了他对母亲哺乳和母亲亲吻的记忆。

大自然仁慈地赋予了画家——通过他创作的作品——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甚至连他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的能力。这些作品强烈影响了那些画家不认识的其他人，以及不清楚自己的情感来源的人。难道在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东西能够证明他记忆中所保留的他孩童时代的最强烈印象吗？人们当然期望有某种东西。一个生活中的印象必须经过深刻的转变，画家才能够将其融入到他的一幅画作中。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一深刻的转变，人们一定会在宣称自己论证的可靠性时非常谨慎，在列奥纳多方面尤其如此。

一提到列奥纳多的油画，任何人都会想到一个不寻常的微笑，一个富有魅力而又令人困惑的微笑。他魔法般地把这个微笑画在了他的女主角的嘴上。这是一个挂在细长而又弯曲的嘴唇上的永恒微笑；它已经成了作者风格的一个标志和被称作的“列奥纳多风格”。 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戴尔·乔孔多的美丽非凡的面孔，在任何观赏者的身上，都能产生那种最强烈的和令人困惑的效果。这个微笑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解读。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许多解释，但是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几乎快4个世纪了，现在，蒙娜丽莎仍然使那些久久凝视过她的人谈论她，迷失于其中。”

穆德（Muther，1909，1，314）写道：“特别令观赏者着迷的是这个微笑的神奇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都描写过这个女人。她好像在那么富有诱惑力地冲我们微笑，又好像在冷冷地、目空一切地凝望着远方。没有人解开她的微笑之谜，也没有人读懂她的思想。一切物体，甚至（她身后的）风景，都神秘如梦，好像都在某种淫荡的肉欲中颤动。”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凝结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几个评论家对此都有同感。因此，他们发现，在这位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反衬对比都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矜持与诱惑之间、最真挚的温情与最残酷苛求的情欲（彻底将男人毁灭的情欲，好像他们是异类生物）之间的反衬。下面是芒茨（1889，317）的观点：“我们知道，在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对簇拥在她面前的赞赏者们来说，蒙娜丽莎·乔孔多一直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充满吸引力的谜。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我借用一位笔名为皮埃尔·德·科雷（Pierre de Corlay）的敏感作家的话）‘曾如此充分地表达女人的真正本质：温柔娇弱与风情万种，端庄质朴与隐秘的感官快乐，冷漠超然的神秘心灵和沉思默想的头脑，一种克制内敛的、永远微笑的个性。’”2在卢浮宫里，意大利作家安吉罗·康迪（Angelo Conti）（1910，93）看到，在一束阳光照耀下，这幅画变得栩栩如生：“这位夫人庄重肃静地微笑着：她的征服本能，凶恶本性，女性的所有遗传特征，吸引和诱惑的意愿，欺诈的魅力，隐藏着残忍目的的亲切仁慈——所有这些都在微笑面纱的背后交替地忽隐忽现，埋藏在她微笑的诗歌中……善良和邪恶，无情和同情，优雅得体和狡猾阴险，她笑着……”

列奥纳多花了4年的时间画这幅画，可能是从1503年到1507年，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段时期，当时他已经年过五十。根据瓦萨里的说法，他采用了精心设计的方式使那位女士一直愉快开心地坐着，脸上保持着那个着名的微笑。当时，他用画笔在画布上再现了所有的微妙细节；在目前状态中的这幅画中，这些都难觅踪迹了。当还在绘制时，它就被视为事业艺术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列奥纳多自己对它并不满意。他说这幅画尚未完工，也没有把它送交给委托他做这幅画的人，而是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的保护人弗朗西斯一世从他那里为卢浮宫获得了这幅画。

我们先不解答蒙娜丽莎的面部表情之谜，来谈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在画家本人身上与过去的400年间在所有观赏过它的人身上同样强烈。从那天起，这个充满魅力的微笑便反复地出现在他的所有画作以及他的学生们的画作中。由于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画像，我们不能假定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她的脸上添加了这样一个表情丰富的特征——一个她自己并不具有的特征。看起来难免会得出这个结论：他在模特的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并被它迷住了；从那时起，他便把这个微笑应用到了他的幻想中的自由创作上。例如，康斯坦丁诺娃提出了这种不能算作牵强的解释（1907，44）：

“在画家为蒙娜丽莎·戴尔·乔孔多画像的那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以赞赏的心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描绘这位夫人面部特征的微妙细节中。他把她的容貌，尤其是那神秘的微笑和不同寻常的凝视，都转移到后来他所绘画的全部面孔上了。乔孔多的奇特面部表情甚至能够在卢浮宫的《施洗者约翰》上看到。但是，尤其是在‘圣母、圣子与圣安娜’中玛丽的脸上，这种表情可能更加亲切可辨。”

然而，这种情况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乔孔多的微笑令列奥纳多如此心动，以至于他永远都没有再摆脱它。不止一位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都觉得有必要发掘隐藏在这一微笑的迷人魅力后面的更深层原因。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了一种“容貌……那种表达了千百年来男人们一直朝思暮想的万千风情的容貌。”（1873，118）他极为敏感地写道：“那深不可测的微笑，总带着一丝罪恶，出现在所有列奥纳多的作品中。”（同上，117）他的下面这段声明把我们引向了另一条线索（出处同上）：

“而且，这幅画是一张画像。从童年时代起，我们看到这个形象，并且认为勾画的是列奥纳多的梦境；如果不是详细明确的历史证据，我们很可能认为这是我们最终看到的他的理想女士的形象体现……”

毫无疑问，玛丽·赫兹斐尔德（1906，88）的心中有着非常类似的看法。她宣称在蒙娜丽莎中，列奥纳多找到了他的自我；因为这一点，他才能够把他自己的许多天性融入到画中。“她的特征在列奥纳多的心中一直有着神秘的共感。”

让我们尝试着理清这里暗示的意义。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列奥纳多为蒙娜丽莎的微笑着迷，因为它唤醒了他心中长期以来一直沉睡未醒的东西——很可能是一个陈旧记忆。这个记忆对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旦再现，列奥纳多就无法再忘记她。他被迫不断地给它以新的表现形式。佩特的这个信心十足的断言：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能够看到根据他的梦境勾画的、一张像蒙娜丽莎的面孔，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值得我们完全地接受。

瓦萨里提到，“微笑女人的头部” 组成了列奥纳多的首批艺术活动的主题。这段话——因为它没有打算证明任何东西，所以是无可怀疑的——根据肖恩（Schorn）的译文（1843，3，6），更详细的内容是：“年轻时，他用泥塑造了一些微笑着的女人头，后来又用石膏复制，有些孩子的头部分漂亮，好像是出自某位大师之手的模型……”

这样，我们就获知了列奥纳多的艺术生涯始于绘画两种实物。这些使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从分析他的秃鹫幻想中推断出来的两种性实物。如果漂亮孩子的头部是他本人孩童时期的头部之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就不是别人，而是他的母亲卡特琳娜的再现。我们现在开始怀疑这个可能性，即他的母亲拥有这神秘的微笑——他曾忘记了这种微笑。在这位佛罗伦萨的女士身上再次发现它时，他被深深地迷住了。

在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就时间而言，与《蒙娜丽莎》最近的是那幅所谓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即“圣安妮与圣母和圣子”。画中，列奥纳多风格的微笑最优美地和最显着地画在两个女性的脸上。我们不可能弄清楚列奥纳多是在蒙娜丽莎画像之前还是之后的多长时间开始创作这幅画。因为两幅作品的创作都持续了几年。我想，或许我们可以设想画家同时创作了它们。如果列奥纳多对蒙娜丽莎的面貌特征的强烈的全神贯注激励他根据幻想构思和创作了圣安妮，那就与我们的预期最吻合不过了。因为，如果乔孔多的微笑唤起了他心中对母亲的记忆，那就容易理解这个微笑怎样驱使他立刻创作一幅赞颂母亲的画作，把在这位贵妇人脸上发现的微笑重新归还于母亲。因此，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兴趣从蒙娜丽莎的画像转移到这另外一幅画上——它的美丽几乎不逊于蒙娜丽萨，现在也悬挂在卢浮宫里。

在意大利绘画中，圣安妮以及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是极少有人绘画的主题。无论如何，列奥纳多对它的处理很不同于所有其他已知的版本。穆德（1909，1，309）写道：

“某些画家，像汉斯·弗利斯（Hans Fries）、老霍尔班（Holbein）和吉尔拉莫·戴·拉布里（Girolamo dai Libri），都让安妮坐在玛丽的边上，把孩子放在他们中间。另外一些艺术家，就像雅各布·科尼利斯（Jakob Cornelisz）在他的柏林画中，则描画了一个真正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 换句话说，他们把她画成用胳膊抱着年轻的玛丽，更年幼的小耶稣正坐在玛丽的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中，玛丽坐在他母亲的膝头上，身体向前倾斜，正在将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和一只小羊羔玩耍，而且可能对它不太友好。外祖母坐在那里，露在外面的一只胳膊放在大腿上，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地注视着另外两人。当然，这个组合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但是，尽管这两个女人唇边的微笑明白地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一样，却失去了它的离奇和神秘的特点。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情感和宁静的幸福。”

研究了这幅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明白过来：只有列奥纳多才能够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能够创作出秃鹫幻想一样。这幅画综合了他的童年经历：只有引证列奥纳多生活中最个人的印象，我们才能解释这幅画的细节。在他父亲的家里，他不仅见到了他善良的继母唐娜·艾碧拉，还见到了他的奶奶，他父亲的母亲，蒙娜·露西娅（Monna Lucia）；我们这样认为，她，像祖母通常地那样，待他非常温柔。这些情形可能使他想要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在母亲和奶奶的照看下的他的童年生活。这幅画的另一显着特征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她一定曾经是一位女管家。在画中，她被塑造得比圣母玛利亚更加成熟和更严肃，但仍然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在事实这一点上，列奥纳多给了男孩两个母亲，一个向他伸出了双臂，另一个在背景中；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洋溢着母亲快乐的幸福微笑。这幅画的这种独特性着实令它的评论家们感到意外。例如，穆德认为列奥纳多不忍心画满是皱纹的老年人。由于这个理由，圣安妮被画成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美女。但是，我们能够满意于这个解释吗？其他人否认说母女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像。 但肯定无疑的是，穆德的解释尝试足以证明：圣安妮被画的更年轻的印象来自于画像，而且这一印象并非为了某种隐秘目的的虚构。

值得注意的是，列奥纳多的孩童时期与画中的情景正好是一样的。他曾有过两位母亲：第一位，他真正的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到五岁时，他被迫和她分开；然后是一位年轻而又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艾碧拉。通过把这个关于他孩童时期的事实与上面提到的那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 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它们浓缩成一个复合的整体，他构思的“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形象——那位外祖母——对应着他的较早的和真正的母亲，卡特琳娜，不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都是如此。画家好像利用了圣安妮的幸福微笑来否认和掩盖一种嫉妒——一位不幸的女人，在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感受到的嫉妒，就像当初她放弃孩子的父亲时那样。

这样，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我们找到了证实我们猜想的内容：蒙娜丽莎·戴尔·乔孔多的微笑唤醒了他，已经成年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女士和贵妇们都被画成谦卑地低着头、脸上带着卡特琳娜的那种奇特而又幸福的微笑的样子。这位可怜的农家女为这个世界生养了一个杰出的儿子。他命中注定要绘画、研究和受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的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的双重含义——无限柔情的许诺和阴险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原话）——那么，他在这里也真实地保留了他最早的记忆。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的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之所有记忆和对新的爱抚之渴望。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失去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没有得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意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汉特征。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孩子后来的成长付出的爱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企及的一种人类幸福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对抗的开始，这种对抗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他，很难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

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他或者亲自来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一类型的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美丽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到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性生活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有一条吸引了读者的视线，因为它所记的内容很重要，而且还有一处小小的形式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Adi 9 di Luglio 1504 mercoledi a ore 7 mod Ser Piero da Vinci, notalio al palazzo del Potesta, mio padre, a ore 7. Era d'eta d'anni 80, lasci6 10 figlioli maschi e 2 femmine.'

我们看到，这条笔记提到了他父亲的去世。形式上的小错误包括对当时的时间，在七点[a ore 7]的重复，共出现了两次，在句子的结尾列奥纳多似乎忘记了在开始他已经写过了一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不搞心理分析的人是不会重视它的。他们甚至不会注意这一点，而且即使他们关注了它，也会说任何人精力分散或遭遇强烈感情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错误，所以它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

心理分析家持有不同意见。对他们而言，再小的事也能展示潜在的心理过程。他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这种遗忘或重复情况的重要性，而且正是“分心”使本来潜藏的冲动被揭示出来。

我们要说，记述卡特雷纳（Caterina）的葬礼和学生的学费账单就是一个案例，它显示列奥纳多没有成功抑制的情感，以及被强迫隐藏的某种东西的歪曲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的学究气的精确，同样对数字的突现

我们把这种重复叫做一种持续言语。它是显示情感色彩的精彩手段。比如，我们想起了但丁的《天堂篇》中，圣彼得斯（St. Peters）的长篇演讲对他不合格的世俗代表的谴责：

Quegli ch'usurpa in terra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il luogo mio, che vaca]

Nella presenza del Figliuol di Dio,

Fatto ha del cimiterio mio cloaca.

如果列奥纳多没有对情感的抑制，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下的可能是以下文字：“今天七点我父亲过世了——瑟·皮埃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然而，取而代之的是用持续言语对父亲死亡记述上的最冷漠的细节，死亡的时间，这一切都使该条记录变得了无感情，并进一步让我们看清了在这里被隐藏和抑制的东西。

瑟·皮埃罗·达·芬奇是一个出生公证员之家的公证员，精力十分旺盛，享有崇高的地位和财富。他结过四次婚。他的前两位妻子没有给他留下子嗣，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才给他带来了第一个婚生子。那是1476年，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早已拿他父亲的房子换了他老师维罗齐奥（Verrocchio）的画室。他跟第四任结婚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她又给生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不可否认，达·芬奇的父亲在列奥纳多的心理性发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负面的，在他童年时光的早期父亲不在他身边，而且也有直接的，在他童年时光的后半期，他出现了。凡是做孩子时对母亲充满渴望的人，都不可避免想把自己放到父亲的位置上，不可避免会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自己的父亲，而且在后来会把超越父亲作为自己的任务。当列奥纳多五岁前，被他的祖父家收留的时候，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当然已经取代了他母亲的地位，就他的感情而言，他不知不觉中肯定陷入了那种与父亲竞争的正常关系中。我们知道，决定同性恋倾向的时间通常是在青春期那几年。在列奥纳多身上，当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他把自己视同于父亲的行为在他的性生活中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然而它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的活动领域中。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和优美的衣服，拥有仆人和马，尽管按照瓦萨里的说法：“他就会没有任何财产，也很少工作。” 这些嗜好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美感：与此同时，我们在其中也发现了一种摹仿父亲和超越父亲的强迫性冲动。对可怜的农村女孩而言，他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因此儿子从来也不断受刺激要扮演一位绅士的角色，并要胜过“希律王”， 从而向他父亲表明真正伟大的绅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毫无疑问，创造性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感受就像对父亲一样。列奥纳多把自己视同于父亲的结果也作用在他的绘画上，并大大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创作了这些作品，然而就不再管它们了，就像父亲不再关心他这个儿子一样。他的父亲后来对他的关心丝毫也不能改变这种强迫性冲动；因为它源于童年时光早期的那些印象，已经被抑制的和藏于潜意识的东西是后来的经验无法改变的。

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甚至很多年以后——每一位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位显贵的绅士、赞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资金，并掌握着他的命运。列奥纳多的保护人是卢多维克？斯佛萨，人称之为依？莫罗，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上机敏过人，但性格古怪，不可靠。在米兰他的宫廷中，列奥纳多度过人生最辉煌的岁月，而且在给他创作的作品中，列奥纳多的创造力达到了无限的扩张，《最后的晚餐》和弗朗西斯科？斯弗萨骑马的雕像就是明证。在卢多维克？斯佛萨大难临头之前，列奥纳多离开了米兰，斯佛萨后来被监禁并死于法国的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的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公爵失去了自己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所从事的工作一项也没有完成。” 不同寻常，当然也不是没有的意义的是，他在这儿对自己的保护人的指责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他好像是想从他的父亲那一辈的人中找个人来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作品这一事实承担责任。就事实而言，他对公爵的指责是错误的。

然而如果他对父亲的模仿确实伤害了作为艺术家的他，然而他对父亲的反叛早在童年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会做出几乎同样光辉的成就。在蒙娜丽莎令人倾倒的微笑中（1903, 348），他就像一个在黑夜中早早醒来的人，而别人仍在酣睡。他敢于发出大胆的声明，它本身就是对独立研究的支持：“一有不同意见就向权威求助的人，是用记忆工作而不是用理智工作的。” 因此他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是自古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单凭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探寻自然秘密的人，作为对他的勇气的奖励，他取得了大量的发现和提出了大量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然而这样做他只是在重复着——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一面性的观点，那是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就已经侵入他的头脑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回过头放入具体的个人经验中，我们发现“古人”和权威正好对应着他的父亲，自然再一次成了抚养他的温柔和善良的母亲。在大多数其他人那儿——无论是现代还是原始社会——对某种权威支撑的需要都是强制性的，如果权威受到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动摇。只有列奥纳多无需这样的支持，如果不是他早年没有父亲的抚养，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后来的科学研究，那样大胆和独立，都预示婴儿期没有被他父亲禁止的性研究的存在，而且是这种排除了性成分的这些研究的延伸。

当任何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童年早期没有受到父亲的威胁，在自己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羁绊，如果他仍然是一位信教者，仍然不能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那一定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心理分析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神的信仰之间的亲密联系。它表明了，从心理学上讲，个人的神就是尊贵的父亲，而且分析还带给我们日常生活的证据，有多少年轻人在父亲的权威解体以后，就失去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认识到，对宗教的需要的根源就在于父亲情结，万能的、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对我而言似乎就是父亲和母亲的伟大升华，或者说是幼儿时期关于他们的观念的复苏和恢复。从生物学来讲， 宗教笃信可以追溯到幼小的人类早年持久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后来他发现在面对生活的伟大力量的时候，他是多么孤独和虚弱，他就感受到和童年时期同样的处境，并通过对保护自己幼年的力量的回归性复苏，来否定自己的失望。宗教总是许诺使信仰者免受神经病的困扰，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解释：它移走了他们的父母情结，那是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的负罪感之所在，并且清除了它，而那些不信教的人不得不自己和这个问题作斗争。

列奥纳多的例证似乎不可能证明这种宗教信仰是错误的。基督教对他不信教或（当时是一回事）叛教的指控，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瓦萨里[1550]为他写的第一部传记中有清楚的描述（芒茨，1899,292ff.）。在他的《传记》的第二版（1568）里，瓦萨里省略了这些内容，考虑到他那个年代，谈论宗教事务的极度敏感性，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即是是在列奥纳多的记事本中，他也没有直接表明自己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允许自己受到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叙述的丝毫影响，比如说，他对全球大洪水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而且在地质学中，他对成百上千年时间的计算，和现代人一样没有丝毫的含糊。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东西肯定会激怒基督教信徒敏感的感情。比如，在“论面对圣徒肖像的祈祷”，他说：

“人们会对一无所知的人、睁着眼睛什么也看不到的人说话；他们向他们提问，却得不到回答；他们会祈求这些长着耳朵什么也听不到的人听他们说话；他们会为一个失明的点灯。（据赫兹斐尔德英译本， 1906, 292.）

或者“在耶稣受难日的哀悼上”：

“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伟人们都会为在东方去世的某一个人痛苦。”（同上， 297.）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也存在上述同样的观点，即他拿走了圣徒身上和教会的最后一丝联系，把他们变成了人，以便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伟大和美丽的人类感情。穆德颂扬他克服了弥漫的腐朽气息，恢复了人为肉欲的战斗，和生活的欢乐。在反映列奥纳多痴迷于破解伟大自然之谜的日记中，并不缺少表现他对造物主的尊敬的段落，他是所有这一切崇高的秘密的终极起源；然而没有任何文字表明他希望维持和这一神圣的力量的个人关系。记录他晚年生活的深刻智慧的思考，散发着让自己匍匐在自然规律（Avaykn）面前，希望上帝不要减少对自己的丝毫眷顾的人类的顺从气息。几乎不要怀疑，列奥纳多在专断的和个人的宗教上都胜人一筹，通过他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远离基督教徒观察世界方式的地方。

上面提到，我们做出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发展的发现并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在列奥纳多的个案中，他儿童时代首先进行的研究也是关于性问题的。 实际上，他本人的一个明显的伪装反而暴露了自己，他把自己对研究的渴望和关于秃鹫的幻想联系在了一起，把鸟类飞翔的问题单独挑了出来，作为他一定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是特殊的事实链条上的一环带来的结果。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文字相当模糊，那是关于鸟的飞翔的，听起来像一个预言，很好地展示了他的情感兴趣的度，正是这一点使他坚持自己成功模拟飞行艺术的愿望：“伟大的鸟儿第一次将从大天鹅的背上起飞，它将使宇宙惊愕不已，使所有的写作声名远扬，给自己出生其中的巢穴带来永恒的光荣。” 他很可能期望自己有一天能飞起来，而且我们从已经实现的梦想中了解到，他会带着喜悦期望实现那一希望。

然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梦想能飞呢？心理分析提供的答案是，飞翔或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包装，而且有不止一种途径，包括词语或失误，引导我们认识这种途径。当我们思考好问的孩子被告知婴儿是一只大鸟带来的时候，比如鹳；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生殖器画成有翅膀的样子时；发现德语中表示男性性活动最常见的词语是 “vogel” （德语飞翔的意识）；发现男性的器官在意大利语中就叫做 “l'uccell”' （鸟）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一大堆相关概念的几个小小的碎片，从中我们了解到在梦中，能够飞行的愿望将恰好被理解为对能够进行性交的渴望。 这就是婴儿早期的一个希望。当成年人回忆童年时光，他那时似乎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当时他玩得很开心，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正是这一原因使成人嫉妒孩子们。然而如果孩子自己能够早一点给我们提供信息， 他们很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时光似乎并不是幸福的田园诗，那是我们再回首往事时扭曲的认识，相反，孩子们在整个童年时期都被一种希望长大，做成年人做的事的愿望引诱着。这种愿望就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每当孩子们感到在他们研究性的过程中，在那个神秘却如此重要的领域，有一种精彩的东西，只有成年人才能得到，而孩子们是被禁止知道和去做的，他们就会产生想去做这件事的疯狂愿望，他们以梦见飞行的方式梦见它，或者准备把他们的希望伪装起来，以便在后来的飞行梦想中能用到。这种今天我们最终已经实现的飞行愿望，却是有着婴儿期性欲根源的。

列奥纳多向我们透露，他从童年时期起，就感到自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飞行的问题捆绑在了一起，他还向我们证实，他童年的研究就是以性事为导向的；而且这就是对我们这一时代的儿童研究的结果的必然期待。这里有一个问题，至少已经躲过了后来使他远离性爱的抑制。随着意义的稍微改变，同样的主题继续吸引着他，从他的童年时光一直到他的智力完全成熟；很可能，他期望得到的技能不是原始的性的意义上的实现，当然也不是机械方面的，而且他在两个方面都是受挫的。

实际上，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不止一种方式上，整个一生都是个孩子；据说所有伟人都注定会保留某些婴儿特征。甚至在成年时，他仍然在玩耍，这也是为什么伟人在他的同时代人看，经常显得既奇怪又不可理解。列奥纳多为宫廷欢宴和仪式接待建造了最精美的机械玩具，我们对这一点很不满，因为我们不愿看到这位艺术家把自己的精力花在这样的琐事上。他本人似乎没有因为把时光花在这里而有任何不情愿，因为瓦萨里告诉我们说，列奥纳多制造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别人委任他去做的：“在那儿（罗马），他搞到了一块软腊，用它制作出了很精美的动物，里面充满了气，他一往里吹起，那些动物就到处飞，而当气跑完了，它们就会落到地上。贝维迪尔（Belvedere）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独特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动起来。后来他又给它做了眼睛、胡须和触角，驯养它，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并用它吓唬所有的朋友。” 这样独特的创造性经常用来表现严肃地思想。“他经常把一头羊的肠子细心地洗干净，使它们可以放在手心里。他把肠子拿进一个大房间，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肠子拴在鼓风机上，并往里面充气，直到它们占满整个房间，迫使人躲到一个角落里。就这样他向人们演示了羊肠是怎样变透明，并充满气的。羊肠最初只占一个很小的空间，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 他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用寓言和谜语表现了同样的幽默和快乐。后者采用了“预言”的形式：几乎无一例外的观点丰富，却显然缺少任何智慧成分。

列奥纳多给他的想象安排的游戏和恶作剧，在某些情况下令他的传记作者痛苦又迷惑，因为他对列奥纳多性格的这一面不理解。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手稿中，有一些写给“叙利亚领主，巴比伦神圣苏丹的总督”的书信草稿，在这些信中，列奥纳多介绍自己是派往东方那些地区建造某些工程的工程师，为别人指责自己的懒惰辩解，提供了塔和山脉的地理描述，结尾还有对他在那儿时发生的伟大自然现象的描述。

在1883年，J. P. 理查德（Richter）试图证明用这些文件，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为苏丹服务的时候，确确实实做过这些观察，而且他在东方时，甚至还接受了伊斯兰教。按照这种观点，他的访问发生在1843年之前的一段时期——也就是说，在他在米兰大公的宫廷里定居下来之前，然而其他睿智的作者毫不困难地就发现证据显示，列奥纳多假设地东方之旅的真实面貌——那是年轻的艺术家想像的产物，是他为了自娱自乐所创造的，其中他也许表达了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并体验一下冒险的愿望。

另一个很有可能是他的想象力的创造的例子是所谓的“芬奇研究院”， 那是从五六个符号，一些异常精美的交织图案，的存在中推导出来的，它们包含了研究院的名字。瓦萨里提到了这些图案，但没有提到学院。 芒茨把其中的一种装饰放在了他研究列奥纳多的大部头着作的封面上，他也是少数几个相信“芬奇研究院”真的存在的作者。

很有可能，列奥纳多玩耍的本能在成年以后消失了，也有可能这种本性进入了代表他的性格最新和最高扩张的研究活动中。然而它的长时间存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大的性爱快乐的人，要割断与童年的联系的努力是多么漫长啊，而且这种快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现代读者发现所有的病史记录都是索然寡味的，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毫无用处。他们的抱怨中包含着厌恶，认为通过病史记录研究伟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重要性和成就，因此研究那些无论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谁都能轻易找到的材料，既没有用，也不合适。然而这种批评显然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它只能理解为一种托词和掩饰。病史记录的目的从来就不在于使人理解伟人的成就，当然一个人不应该为未完成自己没有承诺去做的事而受到指责。反对的真实动机也不一样。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牢记传记作家注视他们的主人公的方式是非常独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动机。在很多个案中，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研究的主体，是因为——由于他们个人的情感生活——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他们于是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对人物理想化的任务上，目的在于把这位伟人放入他们婴儿时期的偶像之列——也许目的在于在他身上复现了孩子心中的父亲形象。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抹去了他们的偶像相貌中的个人特征；他们用内在和外在的抵制抹平了他的生活斗争的痕迹，他们不能容忍他身上有任何人类的弱点和不完美的痕迹。因此，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上是冷漠的、陌生的、理想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感觉上跟我们的关系很近的人。很遗憾他们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他们就为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婴儿时期的幻想放弃了深入探讨最迷人的人性秘密的机会。

尽管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望知识，他的本性不会阻拦他把琐碎的怪癖和谜语作为出发点，去发现决定他的心理和智力发展的努力。我们向他致敬，就要向他学习。我们研究他的童年发展必然带来的牺牲，把给他打上失败的悲剧烙印的因素收集在一起，并不会减损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我们从没有把列奥纳多看成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或“神经病病例”，那是一个难堪的字眼。那些抗议我们胆大妄为，竟敢用病理学的发现研究他的人，仍然持有我们现在应该放弃了的偏见。我们不再认为健康和疾病、正常人和神经病人彼此之间有着显着的区别，而且也不认为神经质性格一定是低人一等的证明。现在我们知道神经病症状，是我们从儿童发展到文明人的过程中，必须实施的抑制的某些成就的替代结构。我们也知道，我们都在生产这样的替代结构，我们使用的实践的疾病概念，以及推导是否存在本质的低人一等，正确与否要看这些结构的数量、强度和分布情况。从我们获得的关于列奥纳多性格的少量证据，我们倾向于把他放在接近被我们描述成“强迫性的”的那一类神经官能症类型；我们把他的研究比作神经官能症中的“强迫性思考”，把他的抑制比作我们所说的“意志力丧失”。

我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解释列奥纳多的性生活和他的艺术活动的抑制。带着这种观念，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能够发现的关于他的精神发展过程的一切。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环境的信息；一方面我们已经发现他童年时期的意外状况对他有着深远的干扰性影响。他的私生子出身也许至少在五岁前，剥夺了他父亲对他影响，使他完全沉浸于母亲一人的温柔诱惑中，母亲是他唯一的安慰。在妈妈的吻中他获得了性早熟，之后他毫无疑问已经进入了婴儿性活动阶段，关于这一点只有一种表现得到了确实的证明——他幼年时对性研究的强烈兴趣。看的本能和获得知识的本能受到了童年早期印象的最强烈的激发；嘴唇的性勃起区得到强化，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他后来相反方向的行为，比如他对动物的夸张的同情，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他这一段童年时光中，并不缺少强烈的性虐狂特征。

强烈的抑制浪潮过早结束了他的童年时期，建立了青春期才会表现出的倾向。这一转变最明显的结果是回避任何残酷的性欲活动，列奥纳多这时能够过着节欲的生活，给人一种成了没有性欲的人的印象。然而，当青春期的躁动洪水般地向这个男孩子涌来的时候，它们没有通过强迫他发展一种昂贵的、有害的替代结构把他击倒。由于他很早就对产生的好奇倾向，他的性本能需要的一大部分被升华成了一种对知识的普通渴望，因此逃脱了抑制。他的利比多中一小部分继续献给性爱目的，表现为一种发育不全的成年性生活。因为他对母亲的爱曾受到抑制，这一部分被迫采取了同性恋的方式，表现为男孩子们的理想爱情。对母亲和对母亲的关系的幸福回忆的固恋，继续保留在无意识中，暂时处于不活跃的状态。在这种方式上，固恋、抑制和升华在配置性本能给列奥纳多心理生活做出的贡献上都起着自己的作用。

列奥纳多在童年模糊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刻家的理想中成长，因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它得到了童年早期的窥阴癖本能早早苏醒的强化。如果我们在这儿不是由于能力所限，我们非常乐意去叙述艺术活动从原始本能中产生的方式。我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再怀疑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艺术家的创作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发泄；在列奥纳多的个案中，我们能够指向瓦萨里提供的信息，大小的妇女和漂亮的男孩子的头——换句话说，性爱目标的表现——在他的艺术努力中是很显着的。在列奥纳多的青春岁月里，刚开始他的创作似乎可以随心所欲。正如在他的生活的外部行为中，他总是以父亲为榜样，在米兰他也经历一段男性创造力和艺术多产的阶段，在那里仁慈的命运使他能够在卢多维克·莫罗公爵身上发现自己的父亲代理人。然而不久我们发现，正如我们的经验所证实的，对真正性生活的完全抑制并没有给他的升华的性趋势的实践带来最好的条件。性生活强加的形式自我显示了出来。他的活动和做出迅速决定的能力开始遭遇失败。他的沉思和拖延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表现为一种干扰的因素，而且通过影响他的技巧，对那幅伟大的绘画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身上慢慢出现了一种过程，唯一可以类比的只有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那种衰退。在青春期把他变成一位艺术家的发展，此时被导致他成为调查人的过程压倒，决定这一过程的因素就在幼年早期。他的性欲本能的第二次升华，让位给了原始升华，在第一次抑制发生的时候，已经为它铺好了路。他成了一位调查者，首先是在为他的艺术服务上，后来摆脱并远离了它。失去了他的保护人，他的父亲代理人以后，并且随着他的生活不断呈现出的忧郁色彩，这种衰退的轮换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开始厌倦绘画，正如伊撒贝拉？埃斯特（Isabella d'Este）女伯爵的一位通讯员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位女士特别渴望从他手里弄到一幅画。他的幼年历史控制了他。然而此刻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似乎已经包含用来区别无意识本能活动的特征——即贪得无厌、不可改变的僵硬以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

在他生命的顶点上，当他五十多岁时——那是女人的性特征已经开始回归，而男人的利比多仍在频繁积极提升自己的时候——他迎来一种新的转变。他的思想内容中较深的层次再一次开始活跃起来；然而这种进一步的回归对他的艺术是有利的，在此过程中他的艺术正变得发育不良。他遇到了唤醒他对母亲带着肉欲狂喜的幸福微笑的回忆，而且在这种复苏的记忆的影响下，他重新获得了在他的艺术创作之初引导他的那种刺激，那是他模拟女性微笑的时候。他绘制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以及一系列的神秘绘画，它们统统带有深不可测的微笑。在他最初的性欲冲动的帮助下，他获得了胜利，再一次克服艺术中的抑制。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阴影中，我们的眼睛无法看清这最后的发展。因此在此之前，他的智力已经达到了世界观的最高点，他把自己的时代远远甩在了后边。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表明了对列奥纳多的发展历程作如此描述——提出了对他的人生的这些划分，以及解释了他在艺术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的方式——的正当理由。如果说，我们在做出这些陈述的时候，引发了批评，甚至是从事心理分析的朋友和那些心理分析专家的批评，说我是在写一部心理分析小说，我的回答是，我根本没有过分估计这些结果的确定性。和别人一样，我也受到了这位伟大而又神秘的人物的吸引，在他的本性中我们似乎发现了强大的本能激情，然而它们的表现方式又是如此的温柔。

然而不管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可能停止探索对它进行心理分析解释的努力，直到我们完成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像通常那样划出界限，界定出心理分析在传记领域能取得的成就：否则我们就会把每一种不受欢迎的解释斥为一种失败。心理分析研究掌握的材料包括一个人的生命史资料：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处境，和背景影响，另一方面是所报告的受试者反应。在它的精神机制知识的支撑下，它开始致力于在他的反应力量上，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动态的基础，去揭示他的思想的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后来的转化和发展。如果这方面是成功的，人生命中的性格行为就可以从体质和命运，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的交互作用上得到解释。如果这样的努力不能带来任何确定的结果——这也许正如列奥纳多个案中的情形——该指责的就不是心理分析方法的不正确或不完备，而是传统提供的、跟他相关的材料的不确定和破碎本质。因此，传记作家应该为这种失败负责，他强迫心理分析在这么不充分的资料上做出专业的结论。

然而即使我们能利用的历史材料非常丰富，如果对精神机制的处理也有最大的把握，仍然有重要的两点，是通过心理分析研究无法让我们弄明白的，当事人为什么结果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这一点是怎样的不可避免。在列奥纳多的例子中，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碰巧具有的私生子身份以及母亲给他的过分温柔，对他的性格形成和后来的运气有着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童年阶段过后到来的性压抑使他的利比多得到升华，变成了对知识的渴望，并造成了他后来整个一生的性冷淡。然而在童年时期最初的性满足以后的这种抑制不一定必须发生；换一个人，这件事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反映在这么广泛的领域中。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不能进一步通过心理分析手段解决的。同理，我们没有权力宣称，这种抑制浪潮的结果是唯一的可能性。也许换一个人，很可能无法成功地把自己大部分的利比多从抑制中抽出来，把它升华为对知识的渴望。在同样的影响下，他可能会造成对自己的智力活动的永恒伤害，或者会形成不可克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倾向。这样列奥纳多就给我们留下了两种无法用心理分析解释的性格特征：他对本能抑制的特殊倾向性，以及他升华原是本能的独特能力。

本能和它们的转化处在心理分析可以辨析的边界上。在那一点上，它让位于生物研究。我们被迫在性格的生理基础中，寻找抑制倾向和升华的源泉，而心理结构是在生理基础建立以后才建立的。因为艺术天赋和能力和升华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承认，通过心理分析我们是无法进入艺术功能的本质的。现代生物研究的倾向性是把一个人的器官结构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和女性倾向混合的产物，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体格健美和左撇子的习惯可以用来支撑这种观点。 然而，我们将不会离开纯粹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仍然是，展示在本能活动的道路上，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使心理分析无法揭示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这一事实，它至少使我们明白了它的种种表现和局限。无论如何，似乎只有一个拥有列奥纳多的童年体验的人，才可能绘制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这样的作品，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悲伤的命运，才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如此惊人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人们能否接受关于发现“恋亲丛（parental constellation）”的这个发现吗？它强调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私生子身份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人们没有权利反对这样的研究。如果我们认为偶然性对决定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就会陷入一种列奥纳多试图推翻的虔诚宇宙观中，那是在他写下“太阳是不动的”这句话时[p. 76]。在我们的生命最缺乏防御能力的时候，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影响，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委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从我们自身起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开始——然而，偶然是自然规律和必然性的一部分，只是缺少和我们的愿望和幻想的联系而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构成我们身体的“必需品”和我们的童年的“偶然遭遇”之间的决定性因素的分配，它们的细节也许仍然是不确定的；然而总的来说，我们的童年早期时光的重要性已经是不可怀疑的了。我们对自然的尊重仍然太少，用列奥纳多模糊的话（它使人想起哈姆雷特的诗句）说：“（自然）中充满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数“领域”。”

作为人类，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与无数的实验中的一个相对应，在实验中，这些自然的“领域”会强制进入我们的经验。

（爱情心理学之一）

（1910）

该文和以下两篇论文是在数年间写成和出版的，后来由弗洛伊德本人收集在他的短篇论文集第四辑中，上面所印的是文集的书名。我们从欧内斯特？琼斯（Earnest Jones）（1955，333）那儿了解到，弗洛伊德曾在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过写作这样一些论文的目的，那是1906年11月28日。目前这篇论文的精要在上述学会1909年5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宣读过，并在一个星期后得到讨论。然而这篇文章真正的写作时间是次年的初夏。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依赖创作性作家的描述来了解支配人的目标选择的“恋爱的必要条件”，以及人们使想象的需求与现实调和的方式。作家确实能够利用某些使他胜任这项工作的品质：首先是使他能够发现他人思想中的潜在冲动的敏感性，其次是让他自己的无意识说话的勇气。然而有一种情形减弱了他的被动发言的证据价值。作家有义务除了制造某些情感效果外，还要制造智力和美学的享受。因此，他们不能原封不动地复制现实材料，反而必须有某些部分的违反，去除那些干扰的联想，缓和整个事件的色调，并填补缺失的材料。这些都是所谓的“诗的破格”的特权。而且他们对用完整形式描述的心理状态的起源和发展可能只有很少的一点兴趣。结果不可避免的是，科学必须关注那些几千年来经艺术家处理后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一些同样的材料，尽管科学的处理一定是比较笨拙的，所产生的愉悦性也没有那么多。我希望，这些观察能够证明，我们把严格的科学手段延伸到人类的爱情领域是正确的。毕竟，科学是最不受支配我们的心理活动的愉悦原则干扰的。

在心理分析处理的过程中，有足够多的机会收集对神经病患者的性爱行为方式的印象；与此同时，我们能够回忆曾经观察或听说过的健康良好的人，或者甚至那些有着杰出品性的人的行为。如果材料碰巧令人满意，因此会导致这些印象的积累，明显区别的特征就会清晰地表现出来。我首先将描述一个这样的目标选择的类型——它发生在男人身上——因为它的特征包含许多“恋爱的必要条件”，它们的组合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令人困惑的；还因为它是可以用心理分析来给出朴素解释的。

（1）这些恋爱的前提条件的第一条可以得到极其明确的描述：不管这种类型出现在什么地方，它的其他特征都是可以期待的。它的先决条件可以描述成，必须有一个“受伤的第三人”；它规定当事人永远不会选择一个没有婚约的人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也就是说，未婚少女或独立的已婚妇女——而仅仅会选择另一个作为丈夫、未婚夫或朋友的男人，会宣称对她的占用权的女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先决条件证明是非常有力的，以至于只要这位妇女不属于任何男人，她就可能忽视，甚至被拒绝，然而一旦她跟另一个男人建立上述任一种关系，她就成为激情迸发的对象。

（2）第二个先决条件也许是不太恒定的一条，然而它同样是显着的。要满足这一类型的要求，它必须是与第一个条件并存的，然而第一条似乎更多是单独发生的。第二个先决条件的大意是，贞洁的或名声没有瑕疵的妇女从来都不能产生诱惑力，不能使她的地位提高到恋爱对象的地位，而只有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上与性丑闻相关联的女性，那些忠贞和可信赖一定程度上是可疑的女性，才有可能。这后一特征的实质内容是不同的，从与已婚女性相关的、对调情不反感的轻度不检点，到妓女或情场老手公开的糜烂生活不一而足；然而如果没有上述之一的丑闻，我们谈论的这种类型的男人是不会满意的。第二条必要条件也可以大致称为，“对妓女的爱”。

一方面，第一先决条件会带来机会，满足对跟被爱的女人有染的男人的敌对和仇视的冲动；另一方面，第二先决条件，即所爱的妇女像妓女，是跟嫉妒的经验有关的，有着这种类型的情人似乎是一种必要条件。只有当他们产生嫉妒的时候，他们的激情才能达到顶点，这个女人才能获得她全部的价值，而且他们从来不会放弃让他们感受到这种极其强烈的感情的机会。奇怪的是，变成嫉妒目标的人并非所爱的女人的法律占有者，而是陌生人，他们只是第一次露面，与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关系似有可疑。在突出的个案中，这位情人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女性的独占，似乎完全满足于这种三角关系。我的一位病人，曾因为他太太的异常出轨遭受可怕的打击，他不反对她结婚，而且尽自己所能促成她的婚姻；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他从没有对她的丈夫产生任何嫉妒。实际上，另一个典型的病人，在他第一次偷情时，非常嫉妒其情人的丈夫，甚至强迫她断绝和丈夫的婚姻关系；然而在后来数不清的偷情中，他表现得就像这种类型的其他病人一样，不再把合法的丈夫看成是一种障碍。

关于恋爱目标的必要条件就谈这么多。下面分几点描述情人在选择对象上表现出的行为。

（3）在正常恋爱中，女性的价值是通过性忠诚来度量的，凡是接近妓女的特征的行为都会降低她的价值。 因此带有这种特征的女性被我们讨论中的这种类型的男人看成了具有最高价值的恋爱对象，这一事实似乎显着偏离了正轨。他们跟这些女人的恋爱关系耗费了他们所有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失去了任何其他兴趣。感觉上他们是唯一懂得爱的人，情人对自己的忠诚要求被一遍遍地重复，尽管在现实中它可能经常被打破。我在这儿描写的这些恋爱关系的特征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它们强制的本性，尽管那是每一个坠入爱河的人都会在一定程度遇到的东西。然而标志着这种关系的忠诚和强烈程度，一定不要让我们期待这儿的某一特定类型的恋爱关系会构成当事人一生全部的情爱生活，或者一生只发生一次。相反，这样的激情关系会一次次重复，带有相同的特征——每一次都是对前面各次的精确复制——在这种男人的一生中一次次复现；事实上，由于外部的因素，比如居所和环境的改变，恋爱目标会一个接着一个更换，如此频繁最终她们可以排成一个长队。

（4）最令观察者震惊的是这种类型的情人所表现出的“拯救”他所爱之人的强烈愿望。这个人确信她需要他，没有他，她就会失去道德控制，迅速堕落到可悲的地步。因此，他通过不放弃她来拯救她。在一些个别案例中，不得不拯救她的观念是通过谈论她的不可靠的性爱和她的社会地位的危险来证实的：然而在没有这样基础的现实中，情况同样是清晰可见的。我所描述的一个这种类型的男人，他知道怎样通过聪明的勾引方法和难以琢磨的辩论赢得他的女人的芳心，在接下来的偷情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努力使那个他当时爱着的女人不会走下“美德”的道路，他的方法是给她看他自己写的文章。

如果我们纵览一下这里展示的画面——这些强加在这类男人身上的条件，包括他所爱的人不应该是没有婚约的，应该像一个妓女，他赋予她的高贵价值，他对嫉妒感的需要，他的忠诚（然而那是可以分解成一长串例证的），以及拯救这位妇女的强烈欲望——这一切似乎根本不可能是从同一来源产生的。然而对这类男人的生活史的探察很容易表明，有这样一个单一的来源。受到如此奇怪的条件限制的目标选择，以及这种独特的恋爱行为方式，与我们在恋爱中的普通人身上发现的情形有着同样的精神起源。它们皆源于幼年时期对母亲的温柔的依恋之情，而且代表了这种依恋的一种结果。在正常的爱中，只有少数几种留存下来的特征，确定无疑地反映了目标选择的母性原型，比如年轻男性对较成熟的女性的偏爱；与母亲分离的利比多相对较快地得到实现。在我们这一类型中，利比多长时间依附着母亲，甚至延续到青春期开始以后，所以母性特征依然烙印在后来选择的恋爱对象上，而且所有这一切很容易地转变成了可以辨认的母亲代理人。与新生婴儿头盖骨的形成（shaped） 之间的比较这时出现在我们的脑际：经过长时间的分娩，头盖骨总是会带上母亲的骨盆的狭窄部分的特定形式。

我们现在必须说明如此断言的理由，我们的断言是这一类型的特定特征——它的进入恋爱的条件和恋爱中的行为——事实上是源于跟母亲相关的精神丛的。关于第一个先决条件似乎很容易说明——即这个女人不能是没有婚约的，或者应该有一个受害的第三人。以下的情形立刻就清楚了，对在家庭的生活圈子里长大的孩子而言，母亲属于父亲的事实成了母亲本质的一部分，受伤害的第三人就是父亲本人。过高估计所爱的人的价值，把她看成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这一特征，可以发现刚好自然地融入了孩子的经验中，因为没有人有两个以上的母亲，和母亲的关系是以一种毫无疑义的和不可重复的事件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要把此类人选择的恋爱目标理解为恋爱代理人的话，那么一系列母亲代理人的形成，现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了，这种结果似乎与对一个人的忠诚的条件完全相反。我们从其他案例的心理分析中了解到，某种不可替代的概念一旦在无意识中活跃起来，通常似乎会被分解成一个没有终点的系列：没有终点是因为总没有一个代理人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对孩子在一定的年龄所表现出的无法满足的提问欲望的解释：他们有一个独特的问题要问，然而它总没有说出口。 它也解释了患神经官能症的一些人为什么都是喋喋不休；他们受到了一种燃烧着需要揭示的秘密的压力，然而尽管有各种诱惑，却始终没有说出来。

另一方面，恋爱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即选择的对象应该像一个妓女——似乎有力地回击了恋母情结来源说。成年人的有意识的思维喜欢把母亲看成是一个道德上纯洁得无懈可击的人；而且有一些来自别人的观念，使他感到非常讨厌；如果是从自己的心中产生的话，又让他感到非常痛苦，比如对他母亲可疑的这一方面的说辞。然而，正是这种“母亲”和“妓女”之间的最显着对照的关系，鼓励了我们去探讨这两种情结的发展历史，以及它们之间潜意识的关系，因为我们很久以前就发现，在意义中可见的分成对立的一组的概念，在无意识中经常是一个统一体。 后来的调查把我们带回到了男孩子生活的一个时期，那时他或多或少得到了关于成年人之间的性爱关系的完整知识，那大约是在他的青春期。残酷的信息碎片试图毫不掩饰地引发憎恨和反叛，却反而使他了解了性爱生活的秘密，并摧毁了成年人的权威，这与他们的性爱活动的启示似乎是格格不入的。表露出的这一方面会对刚刚开始了解性的孩子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然而它也正是自己的父母使用的方式。这一点经常会被他断然拒绝，他可能会这样说：“你们的父母和他人彼此之间也许会作那种事，但我的父母决不会这样做。”

这种性爱启示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个男孩同时了解到，世上有某些妇女把进行性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因此遭到世人的轻蔑。男孩本人一定是不大会感受到这种轻蔑的：一旦当他了解到这些不幸的人也可以引导他进入性生活，他对这些女人的看法就剩下渴望和恐惧了，尽管到那时为止他都认为这种事只是“成年人”的专利。此后当他不再相信自己的父母是独立于共同的、可憎的性活动范式之外的时候，他就会以愤世嫉俗的逻辑告诉自己，他的父母和妓女的区别根本就不是很大的，因为本质上他们在做着同样的事。他所接受到的启发信息事实上唤醒了他对幼年早期的印象和愿望的记忆痕迹，而且这些痕迹又导致了他的某些心理冲动的复活。他开始以刚刚熟悉的那种感觉渴望自己的母亲，而且重新开始憎恨他的父亲，把他看成一个阻挡他的这种欲望的对手；用我们的话说，他受到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控制。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把性交的恩惠给了自己的父亲而不是自己，而且他会把这看成是一种不忠的行为。如果这些冲动不能很快消除，除了幻想就没有其他的方式来发泄这些冲动，而幻想的主题就是他的母亲在各种各样情况下的性活动；而且由此造成的精神紧张，特别容易造成他通过手淫自我发泄。在两股驱动力——欲望和复仇的渴望——的持续的共同作用下，对母亲不忠的幻想成了他最大的偏好；跟母亲发生不忠行为的情人几乎总是展现出男孩自己的自我特征，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他自己的理想化的人格形象，他已长大成人，开始与父亲平起平坐。在其他地方 被我描述成“家庭浪漫史”的事情，包括了这种想象活动的多种衍生，以及它们和这一时期的生活的各种自我兴趣绞缠在一起的方式。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种心理发展有了一种认识，我们不再可以把下面的情形看成是矛盾的和不可理解的，即被爱的人应该像一个妓女这个先决条件应该是直接来源于恋母情结的。我们所描述的这种男性的爱，带有这种演变的痕迹，很容易理解成男孩子在青春期形成的对幻想的固恋——那些幻想后来在生活中找到了真正的出口。可以毫不困难地假设，在青春期不辞辛劳的手淫实践在对幻想的固恋中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对于这些成功地控制着男人现实生活的爱情的幻想，拯救爱着的人的强烈愿望似乎仅仅跟它们建立了一种松散的和虚假的关系，而且它只能在有意识的原因中得到完全解释。由于她的轻浮和不忠的习性，她使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情人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守护她的贞操和阻止她的不良倾向，保护她免遭危险的侵害。然而，对人们的屏蔽记忆、幻想和夜梦的研究表明，我们在这里对无意识的动机进行了巧妙的“合理化”，那是一个可以比作对梦的成功的再次修正。事实上，“拯救主题”拥有自己的意义和历史，是恋母情结的一个独立的衍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父母情结的衍生。当一个孩子听说他的生命是属于父母的时，或者他的妈妈给了他生命，他的温柔的情感就会跟争取权利和独立的冲动统一起来，它们就激发了把这一礼物回馈父母，并用同样价值的礼物报答父母的希望。男孩的反叛意识似乎会使他说：“我不想从父亲那儿得到任何东西；我要把我花他的钱都还给他。”他于是形成了拯救父亲脱离危险和拯救他的生命的幻想；就这样他跟他结清了账单。这种幻想通常总是被移植到皇帝、国王或某一个伟人身上；如此歪曲以后它就被允许进入意识中，而且甚至会被创作性作家所利用。在把它应用到男孩子的父亲身上时，正是拯救的反叛含义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凡是与母亲有关的地方，通常是它的柔情意义。母亲生育了孩子，这样一个独特的赐予是很难找到同样价值的替代物的。稍稍改变一点含义，比如在无意识中容易引发的，可以比作意识中概念的互相转变的方式，拯救母亲就产生了给母亲一个孩子或为她造一个孩子的意义——不用说，那是像他本人的孩子。这一概念离拯救的概念并不遥远，而且意义的改变也不是随意的。他的母亲给了他生命——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他给母亲另一个生命，即一个跟自己最相像的孩子。这个儿子通过希望和他母亲生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样的儿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换句话说，在拯救的幻想中，他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自己的父亲。他的一切本能，那些柔情、感激、欲望、反叛和独立，都在这个独特的，希望成为他自己的父亲的愿望中实现了。甚至危险的因素也在意义的变化中消失了；因为生育的行为本身就是他被母亲的努力所拯救时遭遇的危险。出生既是生命中的第一个危险，也是是我们感到焦虑的后来危险的原型，而且可能正是出生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我们称之为焦虑的情感表现。苏格兰传说中的马卡多夫（Macduff），不是妈妈生下来的，而是破开母亲的子宫拿出来的，因此不知焦虑为何物。

古代的解梦人阿蒂米德洛斯（Artemidorus）坚持梦的意义决定于做梦的人是谁，这当然是正确的。在支配无意识思想的规律下，拯救的意义可能会改变，那要看幻想的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它可能意味着（在男人那儿）制造一个孩子，也就是使孩子生下来，或者（在女人那儿）意味着自己生一个孩子。这些梦中和幻想中的不同意义，在跟水相关的地方，可以看得最为清楚。把女人从水中救出的男人，意味着他把她当成了母亲，根据前面的讨论，那意味着他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把某个人（一个孩子）从水中救出的妇女，承认自己作为母亲就是这样生下他的，就像关于摩西的传说中的法老的女儿那样（兰克，1909）。有时在指向父亲的幻想中，也有一种柔情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目的在于表现主体要把父亲看成一个儿子的愿望——也就是，要生一个像自己的父亲的儿子。

正是由于拯救主题和父母情结之间的诸多关联，拯救自己爱的人的强烈愿望形成了本类型恋爱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正是我正在讨论的。

我感到没有必要证明我在该主题上采用的方法；正如我在对肛欲的阐述中那样，在这儿我首先也是致力于从观察的材料中挑选出极端的和严格定义的类型。在两种情况中，我们更多地发现了一大批个体，在他们身上只能看到该类型的少数几种特征，或者仅仅能看到没有明显标记的特征，而且对这些类型的正确理解在它们所属类型的语境得到全部考察之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爱情心理学之二）

（1912）

在本论文的前半部分关于两种性爱流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性爱三论》（1905d）的一个补充，在1915年的版本中，确实还有包括了对该文的简短概括（标准版，7，200）。对精神性无能的分析占了论文的中间部分，那是弗洛伊德对此主题的主要阐述。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是他对文明和本能生活的对立主题的一系列详细阐释中的一部分，另一个例子见于他的《五篇演讲》。关于该主题他最全面的论证见于他的论文，“‘文明的’性道德和现代精神疾病”（1908d）以及很久以后的着作《文明和它的不满》（1930a）。

如果执业的心理分析师自问一下，人们都是因为什么样的精神紊乱到他那儿求医的，他的回答一定是——不考虑很多形式的焦虑——精神性无能。这种独特的障碍影响利比多本性很强的男人，表现为性的执行器官拒绝完成性行为，尽管此前或此后他们可能会表现正常，是能够进行性生活的，尽管他拥有完成该行为的强烈精神倾向。理解他的这一状况的第一条线索来自于患者本人发现，这种失败仅仅在试图跟特定的个人性交的时候才会出现；然而跟其他人却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现在意识到是性爱对象的某些特征造成了对他的男性能力的抑制，而且有时他会报告说，他的体内有一种障碍感，那是一种结果干涉了他的有意识的意图的反意志力感觉。然而，他猜不出这种内在的障碍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性爱对象特征造成了这种情形。如果他反复出来这种失败的经历，他就可能通过“错误链接”的熟悉过程， 2 判定对第一次的回忆唤起了这种烦人的焦虑观念，而且因此造成了每一次重复的失败；与此同时他把第一次的失败归咎于某种“偶然的”印象。

已经有几位作家完成了对精神性无能的精神分析研究并出版了着作。 每个分析家都从他自己的临床经验证实了这些作家提供的解释。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从患者的知识中抽出的某种精神情结造成的抑制性影响。对母亲或姐妹的乱伦固恋从来都没有被超越过，它在这一致病的原因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而且是病因中的共同内容。另外，还要考虑的影响是跟幼年的性行为有关的偶然的烦恼印象，以及那些通常会减少作用在女性性爱目标上的利比多的因素。

当通过精神分析的手段，对精神性无能的显着病例进行穷尽性研究以后，就获得了关于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精神性爱过程的以下信息。这里再一次——很可能正如在所有神经紊乱的情形中一样——紊乱的基础是由利比多的发展史提供的，那是在被我们看成是正常的利比多形式形成之前。有两种流的统一是确保完全正常的恋爱态度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研究的病例中，都没有统一。这两种流可以区分为亲情流和肉欲流。

亲情流是二者中较古老的一个。它源于儿童生活的早期；它是在自我防护本能的利益基础上形成，作用方向是家庭成员和那些照看孩子的人。从一开始，它就带着性爱本能的成分——性爱兴趣成分——它们甚至在儿童时期或多或少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而且在后来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中是无论如何无法掩饰的。它对应于儿童的首次目标选择。我们因此了解到性爱本能通过使自己依附于自我本能制造的价值发现它们的第一组目标，完全等同于跟为了保存生命必需的身体功能有关的第一次性满足的方式。 孩子的父母和那些照看孩子的人表现出的“亲情”，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情爱的本质（“孩子是一个情爱玩物”），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性爱倾向对自我本能的情欲发泄的贡献，而且把它们增加到一定的量，从而一定会在他的后来发展中扮演一个角色，特别是当某种其他的状况适宜的时候。

孩子的这些亲情固恋贯彻整个儿童时期，并总是伴随着性爱倾向，使倾向结果被人为隔离不能实现性爱目的。后来在青春期，又加入了强大的“肉欲”流，而它再也不会错失自己的目标。显然，它总是沿着早期的道路，将现在更强大的利比多配额集中在初次的幼年选择的目标上。然而，这里它迎着那些与此同时设立起的反乱伦障碍上；结果它将努力放弃这些在现实中不合适的目标，尽可能快地找到通向别的、外部目标的道路，那是可以真正进行性生活的目标。这些新的目标仍将会按照幼儿时期目标的模式（意象）进行选择，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把跟早期目标相关的亲情吸引到自己的身边。一个男人会离开他的父亲和母亲——根据《圣经》的训示，而且会依赖于自己的妻子；亲情和肉欲结合在了一起。最强烈的肉欲与激情将带来对目标的最高的精神估价——这就是男人正常情况下对性爱目标的过高估价。

两种事实将决定利比多在发展道路上的这种进步是否会失败。首先是反对新的目标选择和减少对当事人的估价的现实挫折的多少。毕竟，如果不允许任何目标的选择，或者没有任何选择合适目标的前景，谈论目标选择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第二是幼儿时期不得不放弃的目标所能造成的吸引力的多少，它是与孩提时代的目标相关的色情关注成正比的。如果这两个因素足够强大，神经症形成的一般机制就会产生作用。利比多远离了现实，被想象的活动所代替（内省性过程），强化了第一批性爱目标的意象，并固着在它们上。然而，反对乱伦带来的障碍迫使已经转向这些目标的利比多留在无意识中。由肉欲流完成的手淫活动，作为无意识的一部分，对强化这种固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这种事情的状态中，如果在现实中失败的进步现在是在想象中完成的，而且如果在想象——导致手淫满足的情形中，原始的性爱目标被不同的目标代替了，那么什么也不会改变。由于这种替代，幻想得到了意识的认可，然而现实中的利比多分配并没有取得进步。在这种方式下，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年轻人的全部好色性在无意识中与乱伦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或者换句话说，开始固着于无意识的乱伦幻想上。结果造成了完全性无能，那也许会因为实施性行为的器官的实际削弱的同步开始而固定下来。

造成特别称为精神性无能的条件并不是这么苛刻的。这儿肉欲流的命运不必是这样的情形，它的整个诉求都必须躲藏在亲情流的背后；它也许已经足够强大或者被禁止，以至于可以确保得到一个现实中的出口。然而，这些人的性活动带有最清晰的标记，所以它的背后并没有本能的全部精神驱动力。它是反复无常的，容易受到干扰，经常无法正常完成，而且并没有伴随很多的享受。然而首先它是被迫去避开亲情流的。因此已经对目标选择造成了限制。仍然活跃的肉欲流仅仅寻求那些，不会回忆它被禁止接触的乱伦人物的目标。如果有人造成了影响，可能导致对她的高度的精神评估，这种印象不是在任何肉欲的激动，而是在没有色情效果的亲情中释放出来。这些人的整个爱情范围仍然分成两个方向，在艺术中分别化身为神圣和渎神的（或动物的）爱。在他们有爱的地方，他们就没有欲望，反之在他们有欲望的地方，他们就不能有爱。他们追求不需要去爱的目标，以便使他们的肉欲远离他们爱着的目标。而且根据“情结的敏感性”和压抑回报的原理，每当一个带着避免乱伦被选中的目标通过某一特征，经常是不算明显的特征，回忆起了被禁止的目标，反映在精神性无能中的奇怪的失败就会发生。

在他们的爱的分离中，男人可以依赖其来避免这一障碍的主要保护措施，在于性爱目标的精神堕落，即通常与留给乱伦目标和它的代表的性爱目标关联的过高估价。一旦堕落的条件得到满足，肉欲性就能得到自由的表达，并且重要的性爱能力和高度的享乐就能够产生。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因素会造成这一结果。那些身上没有亲情流和肉欲流汇合的人们，在他们爱的行为方式中通常不会出现很多的高雅之举。他们保留了不正当的性爱目的，一旦不能实现就会感到严重的享乐损失，另一方面这些目标只有在下贱的和令人轻视的性爱目标中才有可能实现。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在这些“稿件”的第一篇中提到的那个男孩的幻想背后的动机了，它把母亲贬低到了妓女的层次上。这些努力是沟通爱情的两种流之间的桥梁，至少在幻想中，而且通过贬低母亲来把她变成一个肉欲的目标。

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已经从医学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对精神性无能的研究，关于这一角度本文的标题没有给出任何暗示。然而很清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引言来为我们的正文主题 提供一个方法。

我们已经把精神性无能的原因归咎于爱中的亲情流和肉欲流没有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一发展抑制又得到了它的解释，它受到了强烈的儿童时期的固恋，和后来现实中通过给乱伦设置的障碍干预而产生的挫折的影响。对我们提出的理论有一种主要的反对是，它的范围太宽了。它解释了为什么某些人患有精神性无能，然而它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明显的谜，别人是怎样避免这一紊乱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知的所有相关的因素——强烈的童年期固恋，乱伦障碍和青春期后的发展岁月的挫折——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人类中都会发现，我们应该有理由期待精神性无能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普遍痛苦，而不是局限于某些个人的病痛。

通过指向疾病的成因的量化因素——指向决定可识别的一种疾病是否产生的各种因素带来的或多或少的贡献，要避免这一结论是很容易的。然而尽管我们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拒绝这一结论本身并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将提出以下观点，精神性无能比设想的情形要宽广的多，而且一定程度的这种行为事实上赋予了文明人的爱的特征。

如果精神性无能的概念扩大，并不限于在存在获得快感的欲望以及生殖器未受损的情况下不能完成交媾行为，我们首先会加入所有那些被描述成神经麻醉的人：他们的性交从没有失败过，但丝毫不能从中获得任何快感——这种状况比人们设想的要普遍得多。对这些病例的心理分析揭示出的病理学因素，跟我们在狭义的性无能中发现的原因相同，然而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关于他们的症状的差异的解释。人们很容易找到理由把这些麻痹的男人跟大量的性冷淡的妇女类比。而且把这种情况和男性的精神性无能这种更明显的障碍比较，也是描述或理解她们的性爱行为的最好的方式。

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关注精神性无能概念的扩展，而是关注它的症候学的等级区分的话，我们就无法避免得出结论，文明世界的男性性爱行为总而言之都带有性无能的印记。只有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身上亲情流和肉欲流才完全汇合；男性总是感到他对女性的尊重是对他的性活动的限制，而且只有在跟堕落的性爱目标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完全发挥性潜能；而这又部分是不正当的因素进入他的性爱目的造成的，这种目的使他不敢冒险从他尊敬的女人那儿得到满足。他只有在能够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对性满足的追求中时，他才能确保得到完全的性爱享受，举个例子，这种满足是他不敢向他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要求的。这就是他需要一个堕落的性爱目标的根源，他的目标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女人，一个不需要他给予任何审美关注的人，而且她不知道他的其他社会关系，也不能根据它们判断他。正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会让他更愿意付出自己的性潜能，即使他的情感是属于一个较高层次的女人的。也有可能，在最高的社会阶层中观察到的这种选择较低阶层的女性作为固定情人或者是妻子的倾向，只是他们对堕落的性爱目标的需要造成一种结果，从心理上说，这一目标是跟完全性满足相关联的。我毫不犹豫地断言在严格意义上起作用的两种精神性无能因素——童年时期强烈的乱伦固恋和青春期的现实挫折——同样应该对文明男人的这种极其普遍的性爱特征负责。它听起来既令人不舒服，又很荒谬，然而必须说即将得到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爱情的人都一定超越了对女性的尊敬，默认了跟母亲或姐妹乱伦的观点。任何愿意亲身去认真自我考察这一要求的诱因的人，一定会将发现他会把性爱的本质看成某种堕落的东西，它污染的不仅是肉体。这种鄙俗的观念的根源当然不是他愿意承认的，然而在他的青春期又是他不得不探寻的，那时他的肉欲流已经得到强大的发展，然而能满足它的家庭之外的目标几乎是完全被禁止的，就像乱伦被禁止一样。

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女性受到相同的教养余波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了她们对男性行为的反映的影响。男人带着不完全的性能力接近她，就像男人起初对她评价很高，但在占有了她以后就不再重视她，这自然都是同样不利的事情。在女性的例证中，没有迹象表明她们需要贬低他们的性爱目标。这毫无疑义是与她们通常缺乏类似于男人那样过高评价异性的倾向有关的。然而她们对性欲的长期抑制与她们的性欲在幻想中的迁延会对她们造成另一种影响。她们因此经常不能够切断性活动和禁止之间的联系，结果当他们最终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在精神上成了性无能，即性冷淡。这就是许多妇女努力为自己的合法关系保密一段时间的根源所在；这也是其他一些妇女在一旦秘密的偷情重新建立了禁止的条件的时候就拥有了正常的情欲的原因：虽然对丈夫不忠，但他们能够保持对他们的情人的另一层次的忠诚。

我认为，女性的性生活中的禁止条件可以比作男人对堕落的性爱目标的需求。二者都是性成熟和性活动之间的长期延误的结果，那是为了获得文化的教育要求的。二者的目的都在于消除亲情流和性欲流不能结合造成的精神性无能。同样的原因对男性和女性造成影响差异如此之大，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两性行为的另一种差异。文明人通常在他们需要等待的时间内不会超越对性活动的禁止，因此他们抓住了禁止和色情之间的亲密联系。男人如果能够满足贬低目标的条件通常就会突破这一禁止，因此他们会把这种条件贯彻到他们后来性爱生活中。

考虑到现代文明世界所做的改革性生活的艰苦努力，以下提醒并不是多余的，心理分析研究就像其它任何研究一样，还远远没有形成倾向性。它除了通过外显的事物追溯潜藏的事物的方式揭示事物的规律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目的。如果改革能够用它的发现去以某种有利的东西取代有害的东西的话，它就十分满足了；然而它无法预测其它制度会不会导致其它的，或者是更严重的牺牲。

文明对爱施加的限制牵涉到贬低性爱目标的这个普遍趋势，这一事实也许将会引导我们把注意力从目标转向它们自己的本能。起初在性快感上遭受的挫折造成的损害可见于以下事实，亦即后来在婚姻中给予那种享乐的自由不再能够带来完全的满足。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性自由的限制来自外部，结果同样糟糕。可以很容易看到，性爱需要一旦很容易得到满足时，它的精神价值就会削弱。要提升利比多就需要一种障碍；而且，在对满足的自然限制不足的地方，男人一直就会利用传统方法使自己获得爱的享受。这一点对个人和国家同样适用。有时在获得性爱享受的道路上没有任何苦难存在，比如也许是在古代文明衰落的时候，爱情没有了价值，生活则变得空虚，这时就需要强烈的逆动反映来恢复不可或缺的情感价值。从这儿来看，也许可以说，基督教中的禁欲流创造了爱情的精神价值，那是异教徒的遗产从来无法赋予爱情的。这种流对禁欲的僧侣的意义最大，他们的生活几乎完全被与利比多的斗争占据。

人们首先毫无疑问会倾向于追溯，这儿揭示的困难是对我们的器官本能的普遍特征的影响。通常也是完全正确的是，本能的精神性无能与它受到的挫折成正比。假设一定数量的完全不同的人都同样面临饥饿的考验。随着他们对食物强制性需要的增加，所有的个体不同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就会发现未加掩饰的本能的同样展现。然而难道说本能满足以后它的精神价值的堕落同样是明显的这一断言也同样是真的吗？比如我们考虑一下饮酒者和酒的关系。难道说总是给饮酒者带来同样的醉酒满足是不正确的，而在诗歌中这种满足经常被比作性满足——这种比较从科学的角度也是可以接受的吗？人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个饮酒者总是被迫换酒是因为他很快就厌倦了喝同一种酒吗？相反，习惯总是强化一个人和他所饮的酒的种类之间的联系纽带。有人曾听说过饮酒者需要到一个酒比较贵或者禁酒的国家，以便再通过设置障碍使他能够加强他所获得的正在减少的满足吗？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听一下伟大的酗酒者，比如伯克林（Bocklin）， 诉说他们与酒的关系，那听起来就是最完美的和谐，那就是幸福婚姻的模范。为什么恋人和他性爱目标之间的关系如此不同呢？

我相信，尽管听起来可能很奇怪，我们必须设想在性本能本身的本质中可能有某种东西，不利于完全性满足的实现。如果我们考虑本能的长期和艰难的发展史，有两个因素会立刻映入我们的脑际，他们可能会对这种苦难负责。首先，随着目标选择的相应启动，反对乱伦的障碍的设置，性本能的最终目标将再也不是原始的目标，而是它的替代物。心理分析已经向我们表明，当向往的冲动的原始目标在压抑中消失以后，它通常会被没有终点的一系列替代物代表，然而它们没有一个能带来完全的满足。这也许可以解释目标选择的反复无常，那是对“刺激的渴望”，它通常是成人的爱情的一种特征。

其次，我们知道性本能原来可分成许多成分——或者说它是从它们中发展而来的——有些成分以它后来的形式是不能被本能吸收的，然而在早期是不得不压抑或做其他用途的。这些首先就是肉欲本能的成分，它们已经证明是与我们的文化美学标准不兼容的，也许是因为在我们采取了直立行走以后，我们把自己的嗅觉器官抬离了地面。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作为性生活一大部分的虐待狂冲动。然而所有这些发展过程仅仅影响情结结构的上层。产生性激动的基础过程仍然没有改变。排泄物与性如此亲密和不可分割地捆绑在一起；生殖器的位置——在尿道和肛门之间——仍然是决定性的和不可改变的因素。人们也许会化用伟人拿破仑的一句话说：“解剖就是天命。”生殖器没有参与人类的身体在美的方向上的发展：它们仍然是动物的，因此爱情本质也仍然是一如既往是动物的。爱的本能是很难接受教育的；对它们的教育有时成就颇丰，有时收效甚微。文明利用本能的目标似乎并没有实现，除了不惜牺牲明显的享乐；从性活动的不满足形式中可以发现性冲动不可利用的顽固性。

因此我们也许会被迫妥协，承认按照文明的要求调整性本能的需要是完全不可能的观点；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果，人类不可避免会遭受自我克制的痛苦，以及在遥远的未来灭绝的危险。真的，这种悲观的预言就在于这一独特的假设，伴随文明的性的不满足是某些特征的必然结果，这些特征是性本能在文化的压力下呈现出来的。然而，性本能在屈服于文明的第一批要求后，就成了无能，成了不断扩展本能成分的崇高性带来的最高贵的文化成就。因为如果人类通过性爱本能力量的分配，不是去获得完全满意的性享乐，那么人类还有动力把这些力量用在其他用途上吗？他们永远不会放弃那种快乐，他们永远也不愿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步。因此，在两种本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差异——性本能和自我本能——似乎已经使人类取得了更高的成就，尽管实际上总是面临着危险，在今天弱者正成为危险的牺牲品，表现为神经官能症的形式。

科学的目的即不是制造恐惧也不是安慰。然而我自己却完全乐意承认，我所做出的这些意义深远的结论应该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而且也许在其他方向的发展能够使人类克服我孤陋寡闻设想的人类发展的结果中的错误。

（爱情心理学之三）

（1918[1917]）

这篇论文是1917年九月份写成的，然而直到来年才出版。尽管这本篇论文和前两篇之间相隔了几年时间，似乎还是应该把它们收在一起，因为弗洛伊德自己曾把它们收在同一标题下。自从系列论文中的第二篇出版以来，中间出版了《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而从一种角度看，这第三篇论文可以看成是对那部着作中的第二篇论文的补充。然而，另一方面，它包括了对女性性冷淡的临床障碍的讨论，在这一方面是对系列论文中的第二篇关于男性性无能的研究的副本。（见上文184页及以下）。

原始人的性生活中最令我们感觉陌生的几种细节是它们对处女的看法，处女是指未被男人碰过的女人。求婚者对女性的童贞价值的看重在我们的观念中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在试图说明这种观念的时候几乎一片茫然。女孩被要求不能带着对跟另一男人的性爱关系的回忆跟一个男人结婚，实际上这恰好是对女性的绝对占有权的逻辑延续，它构成了一夫一妻制的本质，把这种独占一并延伸到过去。

从这一观点来看，通过讨论我们对女性的性生活的观点，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证明起初看起来是偏见的东西的正确性。处女对爱情的渴望受到长久的和艰苦的克制，第一个满足这种愿望的男人，在这样做时需要克服处女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的影响为她建立起来的抵抗，那个男人将成为她的终生伴侣，这种关系也许将再也不会向任何别人开放。这种经验成了女性的一种束缚的状态，将保证对她的占有将一直不受干涉，使她能够抵御外来的新影响和诱惑。

“性的束缚”这个词汇是被冯·克拉夫特·埃宾（1892）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在跟自己有性关系的人的关系中，一个人通常会产生一种高度依赖和缺少自立。这种束缚有时会延伸得很远，甚至会达到失去全部的独立意志，以及造成一个人承受个人利益的最大的牺牲；然而作者也没有忘记指出，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希望这种联系延续下去的话。”实际上，有些程度的性爱束缚对于维持文明的婚姻，对于阻击威胁它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趋势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这一因素被考虑的。

冯·克拉夫特·埃宾关于性爱束缚的形成的观念来源于，一个人“陷入罕见的恋爱和性格弱化的状态”与另一个无限的自私会同时发生。然而分析经验将使我们不会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努力。我们更会发现决定性的因素是需要克服的性抵抗的多少，以及克服抵抗的过程是一次性的，不会再次发生的这一事实。这种束缚的状态，因此在女性比在男性身上更常见，也更强烈，尽管实际上在后者身上现在比古代发生的频率要大得多了。在我们能够研究男性性束缚的地方，这种束缚本身已表明它是试图通过一个特定的女人克服精神性无能造成的结果，涉及到的这个男人结果依然被这个女人束缚。 许多奇怪的婚姻，其中很多是悲剧——甚至有一些造成了深远意义的结果——似乎都是可以从这一根源找到解释的。

转到原始人的态度上，要通过宣称他们认为童贞没有价值，并通过举出以下事实来证明来描述它是不正确的，这一事实是原始人通过婚姻以外的方式，并在第一次婚内性交发生前就破坏了贞操。相反，对他们而言，破坏贞操似乎也是有意义的行为；然而它已变成了一种禁忌——成了一种可以描述成宗教的禁止主题。习俗不是把贞操留给女孩的新郎和未来的婚姻伴侣，而是要求他避免去做这件事。

收集所有的文献证据来证明这种禁忌习俗的存在，去探寻它的地理分布以及历数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并非我的目的。因此我将仅仅陈述一个事实，以这种方式通过婚姻以外的手段撕裂处女膜在现存世界上的原始民族中非常普遍。正如克劳里（Crawley）所说：“这种婚姻仪式包括有某一个指定的人而不是丈夫破坏处女膜；它在低层次的文化中很常见，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克劳里，1902，347）。

然而，如果破坏处女膜不是由第一次性交带来的结果，那么它就必须事先进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有谁了做这件事。我将从克劳里的书中摘取几段，就是上文提到的那本书，它可以提供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而且还为批评性观察搭建了平台。

（同上，191。）“因此在第厄里（Dieri）和附近的氏族中（在澳大利亚）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当一个女孩到了可以破坏处女膜的青春期的时候（《皇家人类学学院学报》，24，169）。在伯特兰（Portland）和戈兰内格（Glenelg）氏族中，它是由一位老妇女来为新娘做的；因此有时会邀请白人来为处女开处（布鲁格？史密斯（Brough Smith），[1878]，2，319）。”

（同上，307。）“人为破坏处女膜有时会发生婴儿时期，然而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像在澳大利亚那样，通常会伴随着一种仪式性的性交行为。”

（同上，348。）（根据斯宾塞（Spencer）和吉兰（Gillen）[1899]之间的通信，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着名的仍然禁止异族婚姻的氏族中，“处女膜被人为破坏，然后协助的男人可以按照一种既定的顺序接近那个女孩（注意，是仪式上的）……这种行为分两部分，破坏处女膜和性交。”

（同上，349。）“在马赛人（位于赤道非洲）中婚姻的一个重要前奏就是对女孩实施这一行动（J. 汤姆森（Thomson），[1887]，2，258）。在萨凯（Sakais）（马来西亚），巴塔（Battas）（苏门答腊岛），以及西里伯斯岛（印尼苏拉威西岛之旧称）的阿尔佛尔（Alfoers）人中，破坏处女膜是由新娘的父亲完成（普洛斯（Ploss）和巴特尔斯（Bartels），[1891]，2，490）。在菲律宾有一些人专职就是破坏新娘的处女膜，如果它没有被儿童时期时常请来破坏处女膜的老妇女破坏掉的话（费得曼（Featherman），[1882-91]，2，474）。在一些爱斯基摩人中，破坏新娘的处女膜是交给牧师来做的（同上，3， 406）。”

我所提到的批评性意见与两点有关。首先，可惜的是在这些报告中，没有能够更仔细区分不通过性交的简单破坏处女膜，和为了达到破坏目的进行性交。只有一段文字特别告诉我们，这一过程分成两种行动：破坏处女膜（用手或者某种工具来完成）以及随着而来的性交行为。在普洛斯和巴特尔斯（1891）的材料中，虽然其他方面很丰富，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在他们的对这件事的陈述中，破坏处女膜的心理学意义完全让位于了它的解剖学结果。第二，我们应该高兴的是，了解了“仪式性的”性交（纯粹形式的、仪式的或按部就班的），跟普通的性交是怎样的区别的，前者就发生上述情况下。我所能读到的这位作者，要么太害羞，从而不好意思讨论这件事，要么再一次低估了这种性爱细节的心理学意义。我们希望旅行者和传教士的第一手叙述能够更完整和少一点模糊性，然而，因为这种文献目前大部分是国外的，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也不能就这一主题做出明确的讨论。 另外，我们可以绕过在第二点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记住这一事实，一种仪式性的模拟性交毕竟仅仅代表了对先前需要不折不扣地完成的行为的替代或完全取代。

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因素来解释这种处女的禁忌，下面我即将列举一下，并简要阐述之。当处女膜被破坏的时候，通常会流血；所以解释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把血液看成是生命之所在的原始民族对血液的恐怖。这种血液禁忌与性没有任何关系；它明显是跟对谋杀的禁止有关的，形成了一种反对嗜血本性，反对原始人的杀戮快感的保护性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处女的禁忌是跟月经的禁忌相关的，后者的禁忌是普遍存在的。原始民族无法把这种每月流出血液的令人迷惑的现象跟虐待狂的观念脱钩。月经，特别是第一次出现，被解释成是被某种动物精灵咬了一口，或许是被解释成与这种精灵发生了性交的迹象。偶尔有的报告会提供证据，认出了这位精灵就是一位祖先的灵魂，现在结合其他发现，我们理解这位来月经的女孩成了禁忌是因为她成这位祖先灵魂的财产。

然而，其他因素警告我们不要过高估计像对血液的恐惧这样一种因素的影响。毕竟，它还没有强大到抑制这样一些习惯，对男孩子进行包皮环切以及更残酷的相应地发生在女孩身上的手术（切除阴蒂和大阴唇），一定程度上这些习俗在上述民族中存在着；它也没有强大到废除其他一些涉及流血的仪式的盛行。因此，如果说是为了消除丈夫在第一次同居的时候的恐惧才这样做的，并不令人吃惊。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也是跟性无关的，它比第一种解释的解释范畴更为广大。它暗示原始男性总是永恒的潜在恐惧情绪的牺牲品，这就像我们在关于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理论中，归入受焦虑神经症困扰的人的情况。这种恐惧情绪在跟日常生活有任何不同的场景下，都会强烈表现出来，只要这种情况涉及任何新的或不可期待的，任何不可理解或神秘的东西时。这一点也是在后来的宗教中广泛采用的习俗的来源，这些习俗与任何新的工作开始有关，与任何新的时间期限开始有关，与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第一次生育有关。焦虑的人认为正在威胁他的危险在危险的处境的门槛上时在他的期待中显现得最清晰，那也是保护他的措施不再生效的时候。婚姻中的第一次性交当然，从重要性而言，可以要求以这些预防性措施为前提。这两种解释的努力，即以血液恐怖为基础和对第一次发生的事的恐惧，相互并不矛盾，而是互相强化的。第一次性交当然是关键的行动，如果它涉及流血的话就更加如此。

第三种解释——也是克劳里偏爱的——让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处女的禁忌是包括全部性生活的大环境的一部分。不仅是跟妇女的第一次性交成了禁忌，而且所有的性交都是；人们也许几乎会说女人都是禁忌。女人不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是禁忌，包括源于她的性生活的月经、怀孕、生孩子和坐月子；除了以上情况，跟女性的性交也是会受到严肃的诸多限制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野蛮人是充分享有性自由的。在特定情况下，原始人的性生活事实上超越了所有的禁止；然而大多数时候，它所受到的限制似乎比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还要强烈得多。每当一个人开始某种特殊的事业的时候，比如踏上一次探险的旅程、去打猎或打仗，他就不得不远离他的妻子，特别是不能和她性交；否则她就会使他的力量无法发挥或者给他带来不好的运气。在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也有一种清楚不过的远离性爱的倾向。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男人和男人在一起；从我们的观点看，家庭生活在原始氏族中似乎并不存在。这种分离有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种性别的人不允许大声说出另一性别成员的个人姓名，而女性则形成了拥有特殊词汇的一种语言。性要求有时会重新突破这种分离的障碍，然而在一些氏族中，甚至丈夫和妻子的见面都不得在野外、秘密地进行。

凡是原始人建立禁忌的地方，就是他担心会发生危险的地方。毫无争议的是在所有这些回避的规则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女性的恐惧。也许这种恐惧是建立以下事实基础上，那就是女性不同于男性，总是不可理解和神秘的，奇怪的显然因此也是敌视的。男性害怕被女人弱化，会感染女性特征，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性交拥有的消除压力和造成无能的影响，也许正是男人的恐惧的原型；对女性通过性交对他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女性因此强迫他付出的对她的关注，也许证明了这种恐惧是可以延伸的。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过时，所有这一切对我们都还有影响。

对现存的原始民族观察的许多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的性冲动相对是比较弱的，从来没有达到我们在文明人身上习惯上见到的一定的强度。其他一些观察者提出过相反的意见，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禁忌的习俗证明了一种通过把女性看成是奇怪的和敌视的来反对性爱的力量。

通过跟目前使用的心理分析稍微不同的语言，克劳里宣称每一个个人都被“个人隔离的禁忌”和其他人分隔开来，而且正是拥有很多相似性的人之间的细微差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异样感和敌对感。探求这一观念，从中找出“细微差别的自恋”是怎样导致敌视的是很诱人的，因为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我们都发现了这种敌视，它成功战胜了友爱的感情，压制了人应该彼此相爱的训令。心理分析认为它已经发现了男性对女性自恋式的拒绝下的一大部分规律，这些东西跟对她们憎恨混合在一起，引起人们对阉割情结以及它对我们对女性的看法的影响。

然而我们发现，后面的这些思考已经导致我们远远偏离了我们的主题。对女性的一般禁忌使我们明白了涉及和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的特殊规则。就它们而言，我们还没有偏离一开始的两种解释，即以对血液的恐惧为基础以及对第一次发生的事的恐惧，但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些解释也没有触及禁忌问题的核心。很清楚，这种禁忌潜在的目的是使未来的丈夫接触不到或者完全免除了无法从第一次性行为中消除的东西，尽管根据我们开始的观察，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妇女被这个特定的男人所束缚。

在本文中，我们不打算讨论禁忌习俗的根源和终极意义。在《图腾与禁忌》（1912-13）一书中，我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该书中我已经详细地讨论了原始的矛盾感情对决定禁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并从导致家庭建立的史前事件上探寻了禁忌的起源。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出原始人遵循的禁忌的这种原始的意义。我们太容易忘记一切，竟然期望发现这样的事，殊不知即使是原始民族生活在其中的文化也与远远不同与原初时代的文化，从时间的角度看，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一样古老，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对应着一个后期的发展阶段，尽管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发现原始民族中的禁忌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特性，就像我们自己的神经病患者在他们的恐惧中发展出的那一套，而且我们发现旧的主题已被新的主题代替，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些主题。那么抛开这些遗传的问题，我们将回到这样的观念，原始人在害怕危险的地方就建立一种禁忌。总的来看，这是一种精神的危险，因为原始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被迫做出二元区分，尽管对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不可忽视的。他不区分物质和精神的危险，也不区分现实的和想象的危险。他总是使用万物有灵论的观点看这个宇宙，他认为任何危险都源于像他一样有灵魂的生命的敌对意图，这就是同样适用于那些自然力量给他造成的危险，以及其他人类或动物给他带来的危险。然而另一方面，他习惯了把自己的内在的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上，也就是把它们归咎于那些在他看来是不自在的，或者仅仅是奇怪的目标上。就这样，女性也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来源，跟女人的第一次性交变成了特别强烈的一种危险。

现在我相信我们将得到某种暗示，这种强化的危险是什么，为什么它正好会威胁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阶段的女性在相同处境下的行为的话。作为这种考察的结果，我首先将承认这种危险的确存在，所以通过处女的禁忌，原始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尽管是精神的，却可以正确感知的危险的侵害。

我们把妇女性交以后拥抱男性，在兴高潮来临的时候把男人紧紧抱在怀里视为一种正常的反应，我们把这看成是她的一种感激的表示，和持久约束的象征。然而我们知道这决不是说，第一次性交应该带来这种行为；通常它仅仅意味着女性的失望，她仍然是冷淡的和不满足的，要使女性得到满足，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多次重复的性交。从很快消失的单纯的第一次性交冷淡，到无论丈夫用怎样的柔情也无法化解的毫无快乐的持续的、顽固的性冷淡，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序列病例。我认为这种女性的性冷淡还没有得到透彻的理解，除了那些责任归咎于男性的性无能的病例外，它们还需要阐明，也许需要通过关联的现象。

在这儿我不想引用那些从第一次性交出发的研究努力——尽管很多研究如此，因为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而且主要应该从女性通常会选择保护立场的倾向的表现上来理解，尽管并不全是这样。与此相反，我相信某些病理学的案例已经揭示了女性性冷淡的谜，在第一次，实际上在每一次重复的性交以后，女性都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男性的仇视，她会羞辱他，抬起手来制止他，或者干脆打他。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个案，我已经对它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尽管这里的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过去也会主动要求性交，而且每一次都会得到性满足。我认为这一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反应，是由同样的冲动造成的，这些冲动通常只由通过性冷淡才能得到表现——也就是说，它能够阻止柔情的反应，而不会同时把冲动释放出来。在病理学案例中，我们发现在那些普通得多的性冷淡案例中统一起来产生抑制效果的过程，可以说自我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就像我们很早就在所谓的“强迫的神经官能症”的“二元性症状”中发现的那样。 通过破环女性的处女膜唤起的危险，就在于把她的敌视性消耗在她自己身上，而未来的丈夫则是那个无论如何应该避免这种敌意的人。

现在分析是我们能够毫无困难地推定，是女性身上什么样冲动参与引发了这种矛盾的行为，这正是我希望从中找出性冷淡的原因的行为。第一次性交行为集合了许多希望得到的女性态度中不适当的冲动，顺便提一下，有些是随后的性交中不必出现的。首先我们想到了破坏处女膜给处女造成的疼痛，而且我们也许会认为这种因素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对其他因素的探寻。然而我们不应当过分看重这种痛苦，相反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着重由器官损害带来的自恋性伤害，以及以失去贞操会造成性爱价值的减少的知识为代表的合理化形式。然而，原始民族的婚姻习俗隐含着对这种过高估计的警告。我们已经听说了在某些病例中，仪式分成了两个阶段：在处女膜被刺破以后（通过手或某种工具），接下来后有一场和丈夫的代表进行的仪式性的性交或模拟性交，而且这也向我们表明了禁忌习俗的目的不是通过解剖学的破坏处女膜来完成的，而且丈夫摆脱的不仅是女性对痛苦的伤害的反应，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我们发现第一次性交经历的遗憾仅有一个进一步的原因是这样的事实，至少对于文明的妇女而言，满足与期望是不对应的。在此之前，性交已经和禁止建立了最强烈的联系；因此，合法的或许可的性交在感觉上又是另一回事。这种联系是怎样的紧密，可以通过一个几乎是全世界共同的风俗显示出来，如此众多即将结婚的女孩总是试图为他们新的恋爱关系保密，不让任何外人知道，实际上甚至不让父母知道，实际上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他们也是不会反对的。女孩子经常公开说，如果别人知道了，她们的爱的价值就丧失了。有时这种感情可能会起支配作用，甚至完全能够完全阻碍婚姻中的爱情能力的发展。女性只有在必须保密的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中才能恢复她们对温柔情感的敏感性，而且只有在这里她才确切知道她自己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这种动机同样不是太深；而且，因为是和文明的条件捆绑在一起的，它不能够跟原始民族的情势进行满意的连接。因此，更重要的是以下事实，它是建立在利比多的演化基础上。从分析性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早前的利比多配给是多么的普遍存在和强大。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关心的是固恋的婴儿期的性愿望（在女性中，通常是对父亲或者取代父亲的兄长的利比多的固恋）——那些通常是足够多的愿望作用在性交以外的其他事情上，或者仅仅把性交作为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可以说，丈夫几乎总是仅仅作为替代物存在，从来都不是理想的那个男人；是另一个男人——在特殊案例中是父亲——占有了女人的第一爱人的位置，而丈夫的位置最多排在第二。替代物是否会因为不满意而被拒绝，取决于这种固恋的强烈程度以及对它的维护是多么的坚定。因此性冷淡是神经官能症的遗传决定因子之一。精神因素在女性的性生活中越强大，她的利比多的配给反映出的对第一次性行为的巨变的抵抗的能力就会越大，对她的身体占有能够产生的效果的强度就会减少。那时性冷淡可能固定成为一种神经抑制，或者奠定发展其他神经症的基础，而且男性的性能力的哪怕一点点减少都会大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

原始民族的习俗似乎是通过把破坏处女膜的任务交给一位长者、牧师或圣人，也就是父亲的替代者来考虑这一早期性愿望的主题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从这种习俗通向那个非常恼人的问题中世纪庄园主的初夜权的问题的一条直径。A. J. 斯多弗（Storfer）（1911）已经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而且就像荣格（1909）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还把广泛存在的“多比亚司之夜（Tobias nights）”的习俗（即在结婚的头三晚连续禁欲的习俗）解释为对族长的特权的认可。因此，当我们发现神的形象就包括在被委托完成破坏处女膜的父亲代理人中，它是符合我们的期待的。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新婚的妇女被迫把自己的处女膜献给木头的男性生殖器像，而且根据圣奥古斯丁的叙述，同样的习俗在罗马的婚姻习俗中也存在（在他的那个时代？），然而被弱化成年轻的妇女只要坐在男性生殖神的巨大石头阴茎上。

还有一种动机，深入到更深的层面，可以显示为承担着对男性的矛盾反应的主要责任，在我看来，进一步使它的影响在女性的性冷淡中表现出来。第一次性交行为引发了女性身上的上述描述过的以及其他长期存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与她的女性作用和功能是完全对立的。

从对很多神经症的妇女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她们经历一个早期阶段，那时她们嫉妒自己的兄弟的男性特征的标记，感到自己处于劣势，受到屈辱，因为她们自己没有（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太小）。我们把这种对“阴茎的嫉妒”归入“阉割情结”。如果我们理解的“男性的”包括希望成为男性的观念，那么“男性的反叛”这一名称就适合描述这种行为；这个词语是奥尔德（Alder）[1910]创造的，他的目的是宣称这一因素应该对一般的神经官能症负责。在这一阶段，小女孩经常毫不掩饰她们的嫉妒，也不掩饰她们对由于这一特性处于优势中的兄弟的仇视。她们甚至试图像她们的兄弟那样站着小便，以便证明他们宣称拥有的平等。在以描述过的病例中，那位妇女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她的丈夫的不可控制的敌视，除此之外她是爱他的，在这里我可以断言这一阶段在目标选择的阶段之前已经存在了。只是后来那个小女孩的利比多指向了她的父亲，那时她不再想要阴茎，而是想要——一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病例中这种冲动的发生顺序是反过来的，而且阉割情结这一部分只有在目标选择成功完成以后才生效，我也不应该感到吃惊。然而女孩子身上的男性阶段，即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阴茎嫉妒的阶段，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早的发展阶段的，而且它与原始的自恋比和目标选择的距离更近。

一段时间以前，我碰巧有机会深入考察了一位新婚的女人的一个梦，它可以看出是对失去贞操的一种反应。它本能地暴露了这位女性想阉割她的年轻的丈夫，并把她的阴茎据为己有的愿望。当然，也存在更天真的解释的空间，说她希望得到的是性行为的延长和重复，然而有几个梦中的细节与这种意义不相符，而且这位做梦的妇女的性格和由此造成的行为为更严肃的观点提供了证据。在这种对阴茎的嫉妒背后，还暴露了妇女对男人的敌视的痛苦，它在男女关系中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而且它清晰地反映在“被解放了的妇女”的斗争和文字产品中。在史前生物学研究中，弗伦茨已经把女性的这种敌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追溯到了两性开始分化的时期。首先，在他看来，性交发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然而一个变得更强大，并强迫弱小的一方屈从于性的结合。感情源于这种屈从的痛苦感情仍然表现在当今妇女的性情中。我认为进行这样的思考没有任何害处，只要我们避免赋予它们太高的价值。

妇女对破坏处女膜的矛盾反应的动机的痕迹依然留存在性冷淡中，在对这些动机进行列举之后，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女性的不成熟的性爱被释放在使她第一次认识性行为的男人身上。正因为如此，处女的禁忌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指令，它要求恰好要和女人建立共同生活的男人应该避免这些危险。在高级的文明阶段中，赋予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在面临她的依从和毫无疑问没有其他动机和诱惑的许诺时，降低了；贞操被看成是丈夫的财产，没有人可以要求他放弃。然而对于有障碍的婚姻的分析告诉我们，试图驱使妇女报复她的贞操丧失的动机在文明妇女的精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我认为它一定给观察者留下了影响，在如此众多的病例中，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仍然是性冷淡的，会感到不幸福，然而在这种情况消失以后，她就会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能够使她的第二任丈夫幸福。可以说，原始的反应在第一个目标上消耗殆尽。

然而，处女的禁忌，甚至在别的方面，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也没有完全消亡。这是众所周知的，作家有时会利用这些材料。安真格鲁伯（Anzengruber） 的一部喜剧写道，一个朴素的农村青年不敢和他喜欢的新娘结婚，就因为她是一个“会夺走她的第一任丈夫生命的女人”。因为这一原因，他同意她先跟另一个男人结婚，并愿意在她成为寡妇以后，不再危险的时候再娶她。这部喜剧的标题，《处女的毒药》，使我们想起了玩蛇人的习惯，他们先让毒蛇咬一块布，以便在之后自己拿着它不再有危险。

处女的禁忌以及它的某些方面的动机在下面这个着名的戏剧人物身上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刻画，它就是赫伯尔（Hebbel）的悲剧《朱迪斯（Judith）和赫罗夫恩（Holoferne）》中的朱迪斯。朱迪斯是一个贞操受到一种禁忌保护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紧张瘫痪了，再也不敢碰她一下。“我的美就像颠茄，吃了它非死即疯。”当亚述人将军包围了她的城市，她想到了用她的美丽勾引并摧毁他的方案，于是用一种爱国的动机掩盖了性爱的动机。在她的贞操被这位强人夺取了以后，她一怒之下发现自己拥有了砍下他的头的力量，尽管这个强人曾吹嘘自己的力量和残忍，因此她也成了她的人民的解放者。砍头作为阉割的象征替代是我们都知道的；朱迪斯因此成了阉割了那个夺取了她的贞操的男人的女人，那正是我所报告的那位新婚妇女在梦中表达的希望。很清楚赫伯尔有意识地来自《旧约》伪书中的爱国叙事性欲化，因为这儿朱迪斯回来以后可以吹嘘她并没有失去贞操，而在圣经文本中也没有提到她离奇的新婚之夜。然而很可能，由于诗人细致的洞察力，他感受到了古人的这一动机，它已经淹没在有偏见的叙事中，而且他只是恢复了材料的本来面目。

塞杰（1912）通过深入分析表明了赫伯尔在选择材料时是怎样受到父母情结制约的，他又是怎样站在通常生活在两性斗争的挣扎的女性那一边的，而且使自己深入到了女性心理深处最隐秘的冲动的。他还引用了诗人本人改写材料的动机，他恰好发现这些动机的虚假，而且似乎有意识地去从外部证明诗人本人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是正确的，而从心底又在掩饰它。我不想反驳塞杰对为什么朱迪斯必须成为一位处女寡妇的解释，尽管根据圣经的叙述她是一位寡妇。他提到了在否认父母的性交，把母亲想象成一位纯洁无瑕的处女的孩子气的幻想中隐藏的目的。然而我还要补充：在诗人建立了他的女主人公的贞操以后，他的敏感的想象力就全部放在了对她的贞操的破坏释放出的敌对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结论，破坏处女膜不仅是把女人永远束缚在男人身上的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且它还释放了一种古代的对他的敌视的反应，它可能呈现出通常表现为婚姻生活的性的一面的禁忌形式的病理学形式，而且我们通常会把第二次婚姻通常比第一次幸福归咎于它。处女的禁忌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它是一种恐惧，在原始民族中，由于这种恐惧丈夫避免做破坏处女膜之事，这些都在这种敌视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

很有趣，一个分析家用自己的能力，能发现那种依赖和敌视的相反反应集于一身的，但仍然能和谐相处的女人。有些这种女人，似乎已经和她们的丈夫完全闹翻了，但仍然无法解放自己。正如她们经常努力把自己的爱引导到某一个男人身上，第一个男人的形象，仍然在发挥着阻止的效果，尽管她已经不爱那个男人了。分析于是教导我们这些妇女，说实在的，仍然在以一种捆绑的方式，而不再是通过情感，粘着她们的第一任丈夫。她们无法远离他们，因为她们还没有完成对他们的复仇计划，在一些显着的病例中，她们还没有把复仇的冲动带入意识中。

（1910）

这是一篇为了纪念维也纳着名的眼科专家，雷波尔德？康尼斯坦（Leopold Konigstein）给一本叫做《Festchrift》的杂志的投稿，这位专家也是弗洛伊德的一位老朋友。他在1910年4月12日写给弗伦茨的一封信中描述过这篇文章，说它只是一篇应时之作，并没有任何价值（琼斯，1955，274）。然而它至少包括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使用了“自我本能”这个术语，把它完全等同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并认为它在抑制的功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关弗洛伊德关于本能的观点的一些叙述可以参见《标准版》的第14卷中编者给“本能和它们的兴衰”（1915c）。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后面几段中（第217页以后），弗洛伊德特别肯定地表示他相信心理现象最终是建立在生理现象的基础上的。

先生们——我在这里提出心因性视觉障碍这个例证，是为了向你们说明在心理分析的调查方法影响下，我们对这种紊乱的起源的观点发生的改变。大家知道，癔症性失明被看成是一种心因性的视觉障碍，是法兰西学派（包括查科特（Charcot）、詹尼特（Janet）、宾内特（Binet）等人）的研究结果。人们通常相信，他们已经了解这些病例的成因。因为我们能够找到一位易患夜游症的人帮忙，我们就能够在实验室再现这种失明。如果我们对他进行深度催眠，并向他暗示说他的一只眼什么也看不到，他事实上就会做出好像自己的那只眼瞎了一样的行为，这就像一个自发产生视觉障碍的癔症患者一样。我们因此可以在受暗示被催眠的人的模式上，建构起自发的癔症视觉障碍的机制。在癔症患者那儿，失明的观念不是源于催眠者的催眠，而是自发的——正如人们所说的，是通过自我暗示；而且在两种情况下，这样的观念都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会转换成现实，恰好就像一种暗示的幻觉、麻痹等等。

这一点似乎完全正确，可以令任何能够忽视潜藏在催眠、暗示和自我暗示背后的诸多未解之谜的人满意。特别是自我暗示，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一种观念才会变得如此有力，以至于它会表现为一种暗示的行为，并不费更多的力气就会转化成现实？更仔细的观察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借助于“无意识”的帮助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许多哲学家激烈反对这种心理无意识的假设，因为他们并没有去关注使我们被迫做出这一假设的现象。精神病理学家已经发现他们不可避免要应对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有意识的观念这样的事情。

然而，适当的实验已经表明那些患有癔症性失明的人们，在一定意义上确实能看见东西，尽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对失明的眼睛的刺激也会产生某些精神的效果（例如，他们可能会产生效果），尽管是他们意识不到的。因此癔症性失明的人只是在与意识有关的地方才是失明的；在他们的无意识中，他们是能看见的。正是这样的观察迫使我们区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

这些看不见的人又是怎样发展了无意识的“自我暗示”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无意中又是可以看见的呢？法兰西研究人员做出的回答是为了解释，在易患癔症症的病人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分裂的倾向——即心理领域的连接的分离——结果有些无意识的过程不再能延续到有意识中。让我们把这种解释的努力可能给对这种现象的理解带来的价值完全放在一边，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看到，通过暗示激发失明的癔症性失明同一性现在被放弃了，尽管在刚开始的时候对它如此着重。癔症患者是看不见的，不是因为一种关于他看不见的暗示性观念，而是因为在看见的行为中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分裂；他那看不见的观念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基础坚实的表现，而不是它的结果。

先生们，如果你们抱怨这种论述模糊不清，我也很难为自己辩解。我只是试图为您概述一下不同调查者的观点，也许在次过程中，我把它们结合得太紧密。我本想把这些为了理解心因性障碍而提出观念压缩成一个整体——包括它们异常强大的观念起源，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区分，以及关于心理分裂的假设。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法兰西作家一样不成功，皮埃尔？詹尼特是法兰西作家的头。因此，我希望你们不仅能够原谅我的阐述的模糊性，而且也要原谅它的不准确，而且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心理分析是怎样引导我们，得到一种跟自我一致，而且也许是更接近事实的关于心因性视觉障碍的观点。

心理分析也接受关于分裂和无意识的假设，但是在它们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不同的联系。它的观点是动态的，把心理生活追溯到互相支持或禁止的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上。如果在任何例证中，有一组观念仍然处于无意识中，心理分析不会推理说，有一种结构性的不可分析，在这种特定的分裂中自我表现出来，而是会说这组观念的分离和无意识状态是由在其他组观念上活跃的对立造成的。造成这种命运发生的过程称为“抑制”，我们把它看成是可以与逻辑领域的谴责性判断类比的东西。心理分析指出这种抑制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也会经常失去作用，这种抑制的失效是症状形成的先决条件。

那么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癔症性视觉障碍依赖于某些与视觉跟意识的分离有关的观念，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假设这些观念已经成了其他一些更强大的观念的对立面，我们因此使用“自我”的集合概念来称呼它们——这是一个不同时间拼凑的各种观念的复合——而且由于那种原因这些观念受到了抑制。然而这种对立物的起源又是什么呢，它接近于抑制，介于自我和各种各样的观念之间？毫无疑问你将注意到在心理分析到来之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前我们对精神冲突和抑制一无所知。然而我们的研究者已经为我们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得到理想的答案。现在我们被吸引到观念生活中的本能的重要性上来。我们已经发现每一种本能都试图通过激发与目标保持一致的观念发挥自己的效果。这些本能并不是互相兼容的；它们的兴趣经常互相冲突。观念之间的对立只是各种本能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从我们努力解释的观念出发，这种颠覆性能力、性快感的实现和其他那些本能的本能之间不可否认的对立起着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本能的目标就是对个体的自我保护——即自我本能。 正如诗人说的，早我们的思维中运作的所有器官本能也可以分成“饥饿”和“爱”。我们已经从“性本能”在儿童身上的第一次展示追踪到它的最终形式，即被描述成“正常”的形式。我们已经发现它是由各种跟刺激身体的不同区域相关的“分支本能”结合而成的，我们渐渐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本能，在能够被有效地用来实现繁殖目的之前，不得不经历一种复杂的发展。 心理学对文明进化的启示已经为我们表明，文明的起源主要是以牺牲性方面的本能为代价的，而且这些必须抑制、限制、转变并导向更高的目的，以便文明的心理结构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研究的有价值的成果中辨认某些我们的同事们还不愿意相信的东西，也就是被称为“神经症”的人类疾患是从各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在这些方式下性方面的本能中的这些转变过程也可能流产。“自我”感到受到了性本能要求的威胁，就用抑制来挡开他们；然而这些抑制并非总是可以得到理想的效果的，反而会导致被抑制的事物的危险的替代物的产生，以及在自我方面的负担反应。从放在一起的这两类现象来看，就会出现我们称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我们已经大大偏离了我们讨论的问题，尽管这样做我们已经触及了神经病理状况和我们整体的心理生活关联的方式。然而现在让我们转到更狭义的问题。性爱和自我的本能通常可以支配同样的器官和器官的系统。性快感不仅是与生殖器的功能相关的。嘴除了吃饭和语言交流的功能还可以接吻；眼睛不仅能观察到外部世界对保护生命十分重要的变化，而且也能发现导致某些目标被选为爱情目标的特征——即它们的魅力。 这也证实了那句谚语：“一仆难从二主。”一个器官和这种主要的本能之一的关系变得越亲密，它就和另一种本能离得越远。这一原则一定会导致病理学的后果，如果两种基本的本性是分离的，而且自我维持着对有关的性方面的本能的抑制的话。这一点也可以很容易地应用到眼睛和视力上。让我们假设利用视觉的性方面的本能——视觉中的性快感[窥阴癖]——由于它过多的需求，通过自我本能为自己采取了保护性行动，结果这种本能的欲望得到表达的观念受到抑制，无法进入意识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就会产生眼睛和看的行为与自我和意识的关系的一般障碍。这种自我失去了对器官的支配，这是器官整个被受压抑的性本能所左右。看起来压抑似乎已经被自我带得太远，好像它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也泼了出去：自我拒绝去看任何东西，既然对视觉的性爱兴趣使它的地位变得如此突出。然而另一种画面似乎更能切中要点。这反而把能动的作用归到了视觉的被压抑的快感上。被压抑的本能由于得不到进一步的精神扩展开始采取报复行动，开始把自己的控制延伸到为人服务中的器官上。对器官的有意识支配成了抑制的有害的替代物，而这种抑制已经流产，只能以此为代价才有可能。

器官于对器官的双重要求之间的关系——它和有意识的自我以及被压抑的性欲之间的关系——在运动器官中比在眼睛中表现得甚至更加清晰：正如，比如说，当一只试图实施某种性侵害行为的手，由于癔症发作已经麻痹了，在那种行为被禁止以后，也就不能做任何别的事了——它似乎正在倔强地坚持实施一种抑制性干预；或者正如，当那些放弃了手淫的人的手指拒绝学习弹奏钢琴或拉小提琴所需的精巧的动作时那样。就眼睛而言，我们习惯去解释涉及性欲窥阴癖的抑制和心因性视觉障碍的发展的模糊的精神过程，好像有一种惩罚的声音从主题的内部传来，说：“因为你试图把你的视觉器官滥用在邪恶的性欲享受上，你活该以后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好像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批准了这一过程的结果。这里牵涉到以牙还牙的报复性惩罚的观念，而且事实上我们对心因性视觉障碍的解释与神话传说中暗示的东西刚好一致。戈迪娃女士（Lady Godiva）的美丽传说讲述了全城的居民是怎样躲在他们的百叶窗后面，以便使这位女士在大白天裸体骑马穿过大街的行为容易实现，只有一个透过百叶窗偷窥了她裸露的魅力的男人遭到惩罚，变成了瞎子。这也不是暗示神经疾病握有打开神话之谜的秘密钥匙的唯一例证。

先生们，精神分析受到不公平的指责，说它单纯使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病理学问题。它重视性欲的心因性作用，这本身就应该使得它摆脱这种指责，性欲的心因性作用毕竟不可能完全是精神因素的。心理分析家从来没有忘记心理是以生理为基础的，尽管他们的工作只能在这一基础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越它。因此心理分析乐于承认，而且实际上会规定，不是所有的视觉障碍都是心因性的，它们不同于那些由对色情偷窥狂的抑制引发的障碍。如果为两种本能服务的器官增加了它的性勃起作用，总体上可以期待的是，没有正在发生变化的器官的可刺激性和神经兴奋过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它们表现为在为自我服务的时候，器官功能的紊乱。实际上，如果我们发现，当器官的勃起作用增加以后，通常起感觉作用的器官开始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生殖器时，我们将不再认为其中并没有发生有毒的变化是可能的了。由于缺少更好的术语，我们必须保留这个原来不合适的术语，“神经官能症的”紊乱来表示两种类型的功能障碍——包括毒源造成的和生理的障碍——这种紊乱是性勃起因素的增加造成的。一般来说，视觉的神经官能症紊乱和心因性的紊乱之间的关系，和“真正的神经官能症”与精神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心因性视觉障碍的发生毫无疑问从来离不开神经官能障碍，但是后者的发生并不以前者的发生为条件。很遗憾对这些神经官能病症的认识和理解至今很少，因为它们不能直接应用心里分析来解决，而其它的研究方法则没有考虑性欲的视角。

延伸到器官研究的又一个流派的思想从精神分析中分化出来。我们也许要自问对由环境影响造成的性方面的本能的压制本身是否足以造成器官的功能性紊乱，或者特殊的体质性条件是否会出现，以至于器官可能会被导向扩大它们的性勃起的作用的方向，结果引发了本能的压制。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看到在那些条件下，易患心因性的和神经官能紊乱的体质性部分。这就是我临时命名为“肉体的顺从”的因素，正如在癔症上的应用。

这篇论文（1910年12月出版）的基本主题六年前在弗洛伊德关于心理治疗（1905a），（标准版，7，261-2）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有所触及。除了它的主要主题以外，这篇论文值得关注还因为它包含了弗洛伊德后来很少提到的“真正的神经官能症”，以及对焦虑神经官能症和焦虑癔症的区别的提醒。

几天前，一位中年女士在一位女性朋友的保护下，前来找我咨询，主述是焦虑状态。她有四十大几岁，保养得很好，很明显她的女人气质还没有丧失殆尽。她的焦虑状态的诱因是和上一任丈夫的离婚；然而根据她的叙述，她的焦虑已经变得非常强烈，自从她去咨询了住在郊区的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因为医生说她焦虑的原因是缺少性满足。他说她不能忍受失去了丈夫的性交，所以只有三种方式可以使她恢复健康——她必须回到她丈夫身边，或者找一位情人，或者采用自我满足的方式。从那时起，她就确信自己没救了，因为她不愿意回到她丈夫那儿，而后两种方式又是她的道德和宗教感情无法接受的。然而她来找我，是因为医生跟他说过这是我应该负责的一个新发现，而且她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请我证实那位医生的说法，而且我必须告诉她这一点和任何别的说法都不是真的。跟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龄较大的，干枯的，面容不健康的妇女，她央求我向病人保证这位医生的说法是不对的；并说这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她本人就已经寡居多年，却没有受到任何焦虑的影响，仍然是受人尊重的。

我不想详述自己在面对这次访问时的尴尬和矛盾的场面，相反我将会思考把这位女士送到我这来的那位执业医师的行为。然而，首先让我们在心里牢记，那些东西可能不是多余的——实际上我也希望如此。很多年的经验已经告诉我——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的那样——不要不假思索地把病人，特别是神经病病人关于他们的医生的叙述当成是真话。神经专家不仅容易成为他的许多病人仇恨情感的发泄对象，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病人；而且有时他也必须心甘情愿去为他的神经病病人潜藏的、压抑的愿望承担责任，那是一种投射。 病人最容易向其他内科医生倾诉这种指控是一件可悲的然而又是有意义的事。

因此我有理由希望这位女士给我讲述的关于其医生告诉她的话是有偏见的和歪曲的，而且我把自己关于“疯狂的”的心理分析的论述和这一事件联系起来，这样做对一位我不了解的人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样做我也许会阻止其他人伤害他们的父母。

因此让我假设医生对她说的话正是她报告的那样。每个人立刻就会提出批评说，如果医生认为必须和一位妇女讨论性的问题，他必须讲究技巧和方法。然而，顺从这一要求与采用一些心理分析的技术规则是相一致的。再者，这位医生忽视了几条心理分析的科学理论，或者误解了它们，因此表明了他对心理分析的本质和目的的理解是多么肤浅。

让我们先看一下后者，科学的错误。医生给这位女士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了他所理解的“性的生活”这个词语的含义——也就是大众理解的意思，即性需要仅仅意味着对性交或产生高潮和分泌性物质的类似行为。然而，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心理分析通常受到的指责是远远夸大了有关性是什么的概念的一般范围。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这种指责的理由是否恰当。在心理分析中，有关性是什么的概念包括的很多；它比大众理解的含义要低得多、又高得多。这种扩展从遗传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我们把所有把原始的性冲动作为来源的温柔情感的活动都归到了“性的生活”里，甚至那些冲动原来的性目的已经被禁止，或者已经转换成了与性无关的目的的时候。因此我们更愿意说心理性爱，因此强调以下观点，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不应被忽视或低估。我们使用“性爱（sexuality）”这个词的综合含义，就像德语中使用lieben [去爱]那样。我们早就知道缺少心理满足的所有结果可能存在于任何不缺少正常性交的地方；而且作为临床医学家，我们总是牢记不满意的性倾向（我们反对神经病症状形式出现的它们的替代性满足）在交媾和其他性行为中经常只能得到不完全的发泄。

任何同意这种心理性爱观点的人，都没有权利引证讨论性爱的病因学重要性的心理分析论文。通过绝对强调性爱中的肉体因素，他毫无疑问大大简化了这一问题，然而他仍然必须对自己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在这位医生的建议中还可看到另一个同样重大的误解。

心理分析确实把缺少性满足作为造成神经紊乱的原因。然而难道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吗？它宣称过神经病症状是由两种力量：一方面是利比多（它总的来说是过多的），另一方面是过于严重的抑制之间的冲突造成的，难道这种教导因为太复杂就被忽略不问了吗？这第二个因素决不是次要的，凡是记住它的人，都不会相信性满足本身就是对神经官能症患者痛苦的一贴可以普遍信赖的良药。实际上，这些人中的很多或者在实际情况下，或者一般来说，是得不到性满足的。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他们没有内在的抵抗，本能自身的力量就会指出满足的方法，即使没有医生的指导。因此像那种据说是给那位女士所提的医学建议又有什么用呢？

即使从科学上它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不是她能够实施的建议。如果她对手淫或者找情人没有内在抵制，她当然早就接受了其中的一条措施。或者说那位医生认为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就意识不到人可以找个情人，或者说他过高估计了他的影响，以至于认为没有医生的认可，这位女士就无法做出这样一步决定？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很清楚，而且必须承认，有一种因素经常让人无法做出判断。有些神经病状态，即我们叫做“真正的神经官能症”，比如神经衰弱症和纯粹的焦虑神经官能症，明显由性生活的肉体因素决定的，同时我们不能确定，在这些病症中，精神性的因素和抑制是否也起到自己的作用。 在这些病例中，自然医生首先应该考虑某种“真正的”治疗，改变病人的某些肉体性活动，而且他在这样做时，必须完全确认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咨询了那位年轻医生的女士主要的症状是焦虑状态，因此他也许假定她正受到焦虑神经官能症的困扰，感到给她提出肉体治疗方案是正确的。又一个不假思索的误解！患有焦虑症的人不一定就会因此患上焦虑神经官能症；这样一种诊断与那种[症状的]称呼不符合；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样的焦虑神经官能症的症状，能够把它们和焦虑同样会表现出的病理状态区分开来。我的印象是，这位女士患的是焦虑癔症， 而且这样一种病情学的区分的全部价值，也是同样证明了区别的正确性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表明了不同的病因和不同的治疗的事实。在这一病例中，凡是考虑了焦虑癔症的人，都不会犯忽视心理因素的错误，不会像这位医生这样给病人三种选择。

奇怪的很，这种所谓的心理分析的三种治疗选择竟然没有给心理分析本身留下空间！这位妇女明显只能通过回到她丈夫的身边，通过手淫或找情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治疗自己的焦虑。那么分析治疗又在哪儿呢？那可是我们提倡的焦虑状态的主要治疗手段哦！

这就把我们带入了这个所说的病例中医生使用的程序中的技术性错误。这是一种早已被淘汰的观念，也是从虚假的表面想象中得出的观念，说病人存在某种无知，而且如果我们通过为他提供信息（关于他的疾病和他的生活的偶然联系，以及他孩童时代的经历等）来消除他的无知，他就一定会康复。病理学的因素不是他的无知本身，而是这种内在抵制中的无知的根源；正是这种抵制首先使无知得以产生，而且把它维持到现在。治疗的任务就在于与这种抵制作斗争。告诉病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是因为被他抑制了，只是治疗的必要的前提之一。如果关于无意识的知识对于病人的重要性就像不了解心理分析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听演讲或读书就足以治好他的病。然而，这些措施对于消除神经疾病的症状的作用就像在饥荒年月发放菜单卡片一样无法消除饥饿。这一类比的应用甚至超越了当前的范围；因为总是告诉病人他的无意识情况，会导致强化他心中的冲突和他的症状的恶化。

然而，既然心理分析不能以提供信息为药方，它规定在完成以下两种条件之前就不能这样做。首先，通过准备，病人本人必须自己抵达被他抑制的事物的附近；第二，他必须对医生形成足够的依赖（移情作用），以便让他和医生的情感关系能使他重新启航。

只有当这些条件实现以后，才能确认和掌握导致抑制和无知的那些抵制。因此，心理分析干预绝对需要和病人相当长时间的接触。试图在第一次见面时就通过唐突地告诉他那些医生发现的秘密来“突击治疗”他的努力，在技术上是应该反对的。这些努力大多会使医生受到自我惩罚，在病人身上激发起对医生很大的敌意，并使他在再也无法对病人施加任何影响。

除了以上这些，有时人们也会做出错误的推测，而人永远也无法发现所有的真理。心理分析提供了这些代替被看成某种特殊天赋的不确定的“医疗技巧”的确定的技术规则。

因此，医生只了解少量的心理分析发现是不够的，他必须使自己熟知它的技巧，如果他希望能够用心理分析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医疗过程的话。这种技巧从书本中是学不到的，当然没有巨大的时间、劳动和成功的牺牲也是不可能发现的。因此，我不认识那位据说给那位女士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对于形成关于我在论述开始时提到的这一事件的判断，当然是有一定意义。

我本人，朋友和一起工作的人都认为，不应该对如何使用这种医学技巧有任何专断。然而面对可能给病人以及心理分析事业造成的危险，我们别无选择，这种危险就在医学实践中，可以预见会成为“疯狂的”心理分析。在1910年春天，我们建立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协会的成员公布了他们的名字以示对协会的忠诚，也是为了避免为那些非本会会员，却声称他们在使用心理分析这一医疗过程的人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因为，这种“疯狂的”心理分析者对心理分析事业比对个别病人造成的危害更大。我经常发现这种笨拙的程序，尽管开始的时候损害了病人的健康，但最终导致了病人的康复。不是每一次，但经常如此。当他把医生羞辱到一定程度，感到离开他的影响已经足够远了，他的症状就消失了；或者他会决定采取导向康复道路的某种步骤。最后的康复“自己”到来了，或者被归功于这位病人后来访问过的另一位医生采取的完全无关紧要的治疗。在我们听说的这位抱怨她的医生的女士的例子中，我必须说，无论如何，这位“疯狂的”心理分析者对她的贡献比某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权威还大，那位权威告诉她患上了“血管收缩神经官能症”。他迫使她开始关注她的疾患的真正原因，或者把它引导到这个方向上。尽管她的种种反对，他的这种干涉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好的结果。然而他伤害了自己，由于病人自然的情感抵抗，强化了病人的对心理分析的偏见。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应该避免的。

先生们，既然我们今天大会的话题大都是实际问题，因此我也以一个实际问题来作为开场白，旨在医疗上面吸引大家的兴趣，而不是吸引大家的科学兴趣。我可以想象你们对我们的治疗结果会持何种观点，我假定在座各位大都已经跨过了初学者所经历的两个阶段，也就是对我们的治疗成果出乎意料地大增而热情高涨阶段，以及因为前进道路上困难重重而沮丧阶段。无论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位于本学科发展的那一阶段，我今天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和神经官能症的这场斗争中，我们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相反，不久我们在治疗方面将会取得长足进展。

我认为我们将从三方面得到加强：

一是内部进展；

二是更加具有权威性；

三是我们的努力的一般影响。

I.在“内部进展”方面，我指的是（1）我们分析知识的发展；（2）我们的技术的发展。

（1）知识的发展。当然，就理解病人的前意识而所需的知识而言，我们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很显然，知识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我们治疗能力的增长。只要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也就一事无成；我们懂得越多，我们的成就就越大。刚开始，心理分析治疗不仅深奥莫测，而且令人疲倦。病人必须把一切都说出来，医生则要不停地催促。如今，心理分析治疗的氛围要友好得多。治疗分为两部分：医生把自己的推测告诉病人，病人则检验自己听到的内容。我们的帮助机制很好懂：我们把有意识的预期的东西（病人期待着发现的东西）告诉病人，然后他在与预期的结果的相似的基础上，找到自己被压制的无意识。这是一种智力帮助，让病人更容易克服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阻碍。我顺便说一下，这并非分析治疗所使用的唯一机制；在座各位都知道更强有力的是“移情”的使用。不久的将来，我在《心理分析的一般方法》一书中，我将对理解分析治疗十分重要的各种因素。之后，我再向你们演讲时，对于那种认为我们今天所崇奉的分析治疗模糊了对我们的假说的正确性的支持的说法，以及那种认为治疗过程不能以理论调查的方式进行的说法，我就不用再反驳了。

下面请让我们来谈一谈一两个每天都有新东西要学、有新东西要发现的领域。首先是有关梦境和无意识中的象征主义的领域。众所周知，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在研究梦境和象征符号方面，我们的同事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面对反对者的种种责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领域，的确有许多还有待研究；我本人于1899年出版的《梦的解析》一书也等待着有关象征主义方面的成果而进行重要的扩充。

我想稍微谈一谈最近才被认识的象征符号。前不久，我听说有一个观点与我们有不同的心理学家，他对我们当中的一位说我们的确夸大梦中所隐藏的性的意义了：他最常做的梦就是上楼，而这毫无疑问好性没有关系。这一驳斥让我们警觉起来，于是开始留心梦中台阶、楼梯和梯子的出现，并且很快就证明楼梯（以及类似的东西）无疑是交媾的象征。这种比较的基础不难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有节奏的运动，越来越气喘，到达顶端，然后几下一跳，我们可就可以飞快到达底部。这样，交媾的节奏模式在爬楼时得到了复制。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语言使用中的例证。语言使用显示“上”是性交的对等词。在德语中，我们说男人是steiger（往上爬的人）和nachsteigen（在后爬的人）。在法语中，楼梯上的台阶叫做marches，而爬楼梯的人就是“荡子”，和德语类似。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集体研究象征符号，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将新发现这些象征的符号的梦境材料公布给大家。在我们的论文集第二卷中，诸位将会发现有关另一个有权的象征符号、“拯救”以及其意义的变化的一些评述。不过此处我不能再多说了，要不然我就没时间谈论其他内容了。

在座诸位都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当自己完全掌握了几个典型病例的结构后，对新病例会有怎样不同的态度。想象一下，就像我们迄今为止在癔症方面所做的那样，就通常用来构建神经官能症的种种形式的要素而言，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个简洁的公式，那么请想一想这一公式对我们的诊断会有多大的影响！就像产科医生通过检查胎盘，就可以知道是否已经完全排出，还是还留有一些有毒碎片一样，我们不管最终结果和病人当时的情况如何，也应当能够指出我们的治疗已经成功，或者病人还会复发。

（2）下面我们将谈谈技术领域的创新。的确，在技术领域，几乎一切都还有待于最后验证，直至今日很多东西才逐渐被弄明白。心理分析技术如今有两个目标：替医生省力和让病人不受限制地释放其无意识。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们的技术已经经历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宣泄治疗时代，我们的目标就是对病症进行阐释；而后我们离开病症，转而去发现“情结”——这个词因为荣格而成为本学科不可或缺的术语。如今，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并克服“阻力”，一旦阻力被发现、被清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情结会毫不费力地出现。在座的诸位当中，有一些已经感到有必要对这些阻力进行调查和分类。我请各位检查一下自己的资料，看看能否下列总结：在男性病人中，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阻力似乎来自父亲情结，其表现形式为害怕父亲，反抗父亲，不信任父亲。

技术上的其他创新和医生本人有关。我们已经知道“反移情”的存在，说到底“反移情”是作为病人对医生的无意识情感的影响结果之一而出现在医生身上。我们往往都认为医生应该认识到这种“反移情”，克服这种反向移情作用。由于为数众多的人在从事心理分析，彼此交流观察结果，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任何心理分析师都走不出其自身情结和内在阻力允许范围，因此我们要求医生应该首先进行自我分析，然后在对病人进行观察时，再进一步进行自我分析。凡是在这种自我分析中不能获得任何结果者也许应当立刻放弃能够通过分析而给病人进行治疗的念头。

我们如今还认为，分析技术应视病情和病人主要的本能而进行适当的调整。我们从转换性癔症说起；在治疗焦虑癔症时，我们必须适当改变我们的治疗程序。这是因为，只要这些病人通过服从癔症条件而感到受到保护，就不能够提供解决自身焦虑所必需的材料。毫无疑问，从一开始，由于病人受焦虑的影响，医生无法让病人放弃其保护措施和工作。因此，医生必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无意识解释给他们，直到他们下决心放弃其焦虑的保护，把自己向已经大大减轻了的焦虑敞开。他们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到一旦被掌握，就能解决焦虑而所需的材料。在治疗强迫性神经病时，还需要技术方面的其他调整，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调整尚不成熟，此处不宜讨论。在这方面，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尝试过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一直在压制的本能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得到满足？；另外，这些冲动究竟是积极的（虐待的）还是被动的（受虐的），这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我希望你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印象：当你们彻底了解我们目前还仅仅作为猜测结果的一切时，当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对病人更深层的观察所必不可少的改进时，我们的医疗程序将会达到某种程度的精确，肯定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而这种精确和成功不见于任何专门化的医疗领域。

II 我已经说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权威性将大大增加。我不需要向诸位大谈权威的重要性。只有少数文明人才能够不依赖他人而生存，甚至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意见。普通人内心缺乏决断，渴望权威，其程度怎么夸张也不为过。自从宗教力量削弱之后，神经病异乎寻常的增多也许可以让人感受到这种程度。文明要求每个人律己，由于律己耗费大量的精力，从而导致自我的贫乏，这也许是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迄今为止，这种极具暗示性的权威一直对我们不利。我们在治疗上取得的一切成功都不得不面对这种暗示：实际上，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取得成功，这本身就是件令人称奇的事。我曾独自一个人代表着心理分析，对当时那些令人不快的经历我不想描述。我只想说，当我告诉病人们我知道如何让他们一劳永逸地摆脱痛苦时，他们环顾我那简陋的寓所，心中想到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因此望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是望着赌馆的老板一样，用人们的话说，这种人要是能言行一致的话，他就不是他自己了。另外，当本该提供帮助的同时却偏爱乱插手时，或者一看见血迹或不安，病人家属就进行威胁时，进行心理手术真不是件愉快的事。手术肯定会产生反应；在外科手术中，我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当时人们根本不信任我们，就像至今人们仍然不太信任我们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治疗肯定要失败。在我们已经获得普遍认可后，要想估计我们的治疗前景，请你们想一想妇科医生在土耳其和西方的地位。在土耳其，妇科医生能做的只是给从墙上的洞中伸过来的手臂把一把脉，其治疗效果当然和能够接触到病人的程度成反比。我们在西方的对手只希望我们像土耳其的妇科医生那样接触病人的大脑。不过既然社会暗示的力量迫使生病的妇女去看妇科医生，那么医生就成为了她们的帮助者和救命恩人。我相信你们肯定不会说帮助我们、极大增加我们的成功率的社会权威无助于证明我们的假设，声称既然暗示无所不能，我们的成功实际上是暗示的成功，而不是心理分析的成功。社会暗示目前主张用水疗、食疗和电疗来医治神经病人，但是这并不能者使得这些治疗方法在治疗神经官能症方面更加有效。时间将会证明心理分析治疗可以做得更多。

不过我却要再一次扫你们的兴。社会并不会急于给我们提供这种权威，相反却肯定会给我们提供阻力，因为我们对社会持批评态度。我们向社会指出：正是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神经官能症的产生。正如我们因为揭人老底而与人结仇一样，对于无情揭露其有害的影响及不足行为，社会也不可能同情。因为我们打破了幻想，所以有人指责我们危及理想。因此，我期待着能够为心理治疗前景提供如此巨大优势的条件似乎永远也不会实现。不过目前的情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人的情感和自我兴趣尽管很强大，不过理智也很强大——的确，理智的力量并不会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但是终了却更加强大。最后，最残酷的现实在它们伤害了的利益及激起的情感全都耗尽了其怒气后，终于得到了听闻，得到了承认。事实总是如此，心理分析师必须向世人讲述的那些令人难堪的事实也将面临同样命运，只是这样命运来得很慢，我们必须耐心等待。

III 最后，我得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一般影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对它抱有希望。我们今天在此所展出的是一批很可观的医疗结果，这在别处也许看不到，你们咋看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不过等你们从中发现了早已熟悉了的东西，你们就不会奇怪了。当然，你们都知道神经病是对某种本能的替换性满足，而这种本能在本人及他人面前都受到抑制。其满足能力取决于扭曲程度和不被认出。当它们所代表的谜被解开，其解决方式得到病人的接受之后，这些疾病就不再存在。尽管在童话中，你们曾听说过恶魔都藏着自己的名字，一旦说出其名字，其魔力就会立刻消失，但是在医疗过程中，这种事却难得一见。

尽管社会由病人和健康人共同组成，但是让我们假设是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患有精神病；本该是个人接受问题，让我们假设它是总体认同问题。在个人身上取得的医治成功，对社会也应当成功。假如他们不希望知道其大脑活动过程的亲朋和路人都晓得了这些病症的一般意义，假如他们自己晓得在展示自己病症的过程中，他们所产生的一切都立刻为别人所知，病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种种疾病为世人了解的——他们焦虑，过于温柔，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其憎恨；他们的恐旷症反映了其受挫的雄心；他们专注的行为表示对心中的恶意的自我谴责和防范。不过，一般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掩藏病症——病症往往不可掩藏，想要掩藏就不能得病。揭秘会深深伤及精神病赖以产生的“病源等式”，从病中所获就会变得虚无缥缈，从而导致因为医生的不谨慎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所带来的最终后果只能是疾病的产生过程被终止。

假如这一希望过于理想化，你们也许应当记住，尽管是在一些非常孤立的例子中，这种方法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神经病现象。想一想从前的农村女孩当中经常出现有关圣母的幻觉。只能这种现象把很多信徒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一座小教堂在那个圣迹上建立，那么这些女孩的幻觉状态就不可能在受到外在影响。如今，甚至连我们的神职人员对这样的事件也改变了态度；他们允许警察和医生这些幻想者，因此如今的圣母只偶或出现。

或者让我用类比的方法总结一下这些我在前面描述过将要产生发展——我不想做大规模的总结，因此其结果也更容易接受些。假设一个文明社会里有一群先生和女士打算在一家小酒店举行野餐。女士们约定：谁要想去卫生间，就说去摘花。某个心怀不轨的人听说了这个秘密，于是在散发给全体成员的节目单上印着：“凡想放松一下的女士请说去摘花。”这样一来，女士们谁都不愿意用摘花这一借口；同样，其他类似的客套话尽管刚刚约定好，但是也会被放弃。结果怎么样？女士们会坦承要上卫生间而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男人们也不会反对。

让我们再回到更严肃的例子上来。有这么一些人，他们面临一生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患上了精神病，加以逃避，这样就从疾病当中有所收获，尽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代价太大。倘若因为心理分析不小心揭露了秘密而不能逃避，这些人会怎么做？他们就会变得老实，向他们的本能坦白，然后直面矛盾，力争获得其所需，或者加以摆脱，而整个社会随着心理分析方面的启蒙，将会变得更加容忍，从而为这些病人提供帮助。

不过请我们记住，我们的人生态度应当是渴望卫生或治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心中理想的精神病防治办法并非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在我们假设的条件下，很多精神病人并不支持矛盾，而是迅速屈服，或者造成比自身疾病所造成的更大的错误。精神病实际上有其生理功能，旨在作为一种防护措施，因此尤其社会合理性：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获”并非总是主观的。你们当中难道没有人曾经研究过某一精神病例的成因，但是却不得不承认那实际上是最温和的结果？当世上还充满其他无可避免的不幸之时，我们还应该做出如此巨大牺牲来特地根除精神病吗？

那么我们应当放弃努力，不再把精神病的隐含意义解释为危及个人、伤害社会运作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吗？我们应当放弃，不再从科学的洞见之中得出可行的结论吗？不；我认为除了这些，我们的义务刚好相反。精神病所提供的“病中所获”最终在总体上不仅妨碍社会，也妨碍个人。我们的启蒙工作所造成的不幸只会影响某些人而已。这些牺牲所带来的整个社会态度的变化——更趋实际、更值得称道，其代价不会太高。不过不管怎么说，如今产生精神病症、服务于不同于现实的幻想世界的能量即使不能一下子都得到应用，也将有助于加强对我们文明变革的呼声，我们可通过这些变革来谋求子孙后代的健康。

所以，我想向在座诸位保证：你们在对病人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你们实际上是在多重意义上尽自己的义务。你们不仅仅通过利用唯一的发现神经病秘密的机会来服务于科学；你们不仅仅为病人提供他们今天所能获得的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你们全都在为社会进行启蒙，通过启蒙我们期待着在社会权威的间接道路上，能够对精神病进行最根本的预防。

在我的《梦的解析》一书中，我曾提到过我在分析过程中的一些发现，但是我当时却不明白。此处我将以本评论前言的形式，进行复述：

“梦境处理矛盾和对立的方式很值得注意，但是却往往被忽视。就梦而言，似乎从不存在着‘不’。梦似乎偏爱将对立变成统一，或者将对立的事物表现为统一的事物。无论是什么元素，梦都似乎更加随心所欲地用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乍看起来，根本无法确定含有对立要素的任何元素在梦中似乎存在——无法确定究竟是积极思想，还是消极思想。”

古时候的解梦之人似乎常常利用一个概念：梦中之物和现实刚好相反。现代研究梦的学者有时候也承认这种可能性，最起码认为梦有意义，可以解释。此外，倘若我假设那些追随我用科学来解释梦境的人已经证实了上述论点，我想也不会有人反驳。梦境有一种奇特的倾向，往往忽视反面因素，利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现对立的事物，这一点我知道偶然读了语文学家卡尔·阿贝尔（Karl Abel）的一部着作之后，才弄明白。1884年，这本着作除了单行本，翌年被收入作者的《语文论集》中。该着作很有意思，除了大部分例证外，我在此处将全文引用阿贝尔的一些关键段落。我们从书中获悉一些惊人的信息：我刚刚描述的梦的行为和我们所了解的最古老的语言中的一个特点一模一样。

阿贝尔首先强调埃及语言的古老，认为它在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就早已经存在。接下来他写道：

“如今在埃及语中，在这个原始社会唯一的遗物之中，有很多双义词，两个含义恰巧相反。假若我们可以想象存在这样无意义的话语，那么请让我们假设的语中有个词同时表示‘强壮’和‘羸弱’，假设在柏林有个名词同时表示‘光明’和‘黑暗’，假设有个慕尼黑人称啤酒为‘啤酒’，而另一个人却用‘啤酒’来称呼水，那么这就是古埃及人常用而让我们感到震惊的语言惯用法。如此一来，又怎能怪别人摇头难以置信呢？……”

“从这些以及诸类似的多具有悖反意义的例子来看，毫无疑问，在任何语言中，最起码都有大量的词汇即表示一事物，同时又表示其对立面。尽管难以置信，这却是事实，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接下来，阿贝尔进行反驳，反对将这种的现象解释为恰巧有两个词同音不同义，同时还驳斥了那种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古埃及人大脑不发达的企图。

“古埃及绝不是无意义词语之家；相反，它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摇篮之一……当我们今天承载着文明之人还在屠戮生灵，用以祭祀嗜血的偶像时，古埃及人就已经有了纯洁而尊严的伦理道德，制定了‘十戒’中的大部分律法。一个在黑暗时代点燃了正义与文化之火炬的民族在日常语言和思想中，不可能愚蠢透顶……懂得制造玻璃并且能够利用机械抬起或移动巨石的人绝不会愚蠢到将某一事物同时看作是其本身和其对立面。诚如是，那么对古埃及人使用如此奇怪而充满矛盾的语言这一事实，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如何解释他们常常用同一语音载体来表述对立的思想，将南辕北辙的事物用最牢固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在进行解释之前，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古埃及语言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的下一个阶段。“在古埃及词汇中，最古怪的莫过于除了具有悖反词义的词汇外，还有一些合成词，有两个具有相反词义的词素组成，但是却形成一个只具有其中一个词素意义的复合词。因此，在这种奇特的语言中，不仅有同时表示 ‘强壮’和‘羸弱’或者‘命令’和‘服从’这样的词汇，也有‘老少’、‘远近’、‘里外’这样的合成词，这些词尽管由具有相反意义的词素构成，但是却仅仅表示‘少’、‘近’和‘里’。……所以，在这些合成词中，矛盾的概念被有意绑扎在一起，并非像汉语中偶尔出现的那样，是为了产生第三个概念，而是用合成词仅仅表示矛盾体的一个意义——即使没有其对立面，这一部分也可以表示同样的意义……”

不过这个谜团看似困难，其实不难解决。“假如只有‘光明’，我们就无法区分‘光明’与‘黑暗’，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光明’的概念或者‘光明’一词……”“很显然，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只能在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彼此区分开来，从而独立存在……”“由于每一个概念都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体，除了相对于其对立面，人们又怎能首先想到它？又怎能把它传递给他人？”“由于强壮的概念只能作为羸弱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包含‘强壮’意义的词汇必然同时反映‘羸弱’，并通过‘羸弱’而存在。实际上，这个词汇既不表示‘强壮’也不表示‘羸弱’，而是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不同，正是这种关系和不同造就了‘强壮’和‘羸弱’两个词……”“除了作为其对立面的对立面，人实际上无法掌握最古老、最简单的概念，人只能逐步学会怎样却分矛盾体的两极，学会考虑其中一极而不用有意和另一极进行比较。”

既然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表达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在这些思想传递给别人，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埃及人如何让邻居明白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想表达的究竟是概念的那一极。在书面语中，这可以借助于所谓的指示符来完成，将指示符至于字母之后，指示词义，但是本身却不发音。“假如古埃及词汇ken的意思是‘强壮’，其声音用字母记录下来之后，就在后面画一幅画，画中是个直立的全副武装的男子；假如这个词表示‘羸弱’，字母后面则也画一幅画，画中是一个下蹲的瘸子。大多数具有悖反双义的词汇都通过类似的解释性图画来标注。”阿贝尔认为在言谈中，所要传达的意思通过手势来指示。

根据阿贝尔的说法，悖反双义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这一歧义现象消失了，不过在古埃及语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语言发展的中央阶段，并且一直追溯到不具有歧义的现代词汇。“本来具有双义的词汇在后来的语言中分裂出了两个单义词，而在此过程中，两个相反意义中的每一个都对原词在声音进行独特的‘简约’。”比如，表示“强弱”的象形文字ken被分解为“ken”、“强”和“kan”、“弱”。换句话说，原先只有通过对立才能表示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使得每一部分能够独立存在。

这种矛盾的原始意义的存在在古埃及语中很容易找到证据，按照阿贝尔的说法，这一证据也可以推及闪语和印欧语系。在其他语系中是否存在同样情况还有待观察，因为尽管每一个民族当初都可能熟悉这种悖反的双义，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辨认出来，或者到处保留。

Abel还进一步提醒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哲学家贝恩（Bain）尽管很显然不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但是却从纯理论的角度声称此语具有这种恰好相反的双义是逻辑上的必然。他的论述是这样开始的：

“一切知识、思想或意思其本质上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只能体现在语言中。倘若我们所能理解的每一件事物都被看作是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过渡，那么每一次体现就都具有其两面性，要么每一个名称都具有双重意义，要么每一种意义都必须有两个名称。”

从“古埃及、印度-日尔曼和阿拉伯悖反双义实例附录”一文中，我精选了几个例子，它们也许会让那些不懂语文学的人也留下深刻印象。拉丁文altus意思是“高”和“深”，sacer意思是“神圣的”和“被诅咒的”，这样我们就有了意义完全相反但是发音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词汇。通过语音改变来区分相反的词义可见下列例子：clamare（哭喊）-clam（轻柔的、秘密的）；siccus（干）-succus（汁）。在德语中，boden（阁楼或地面）仍然同时表示房屋的最高处和最低处。英语中的bos（坏）也有其对应的词汇bass（好）；在古撒克逊语中，bat（好）对英语的bad（坏），而英语中的to lock（锁门）对德语中liicke或loch（洞）。我们将德语中的kleben（粘）和英语中的cleave（劈）进行比较，将德语中stumm（哑）和stimme（声音）进行比较，等等。这样，甚至连经常受到嘲笑的lucus a non lucendol也不无道理。

在其论文“语言的起源”中，阿贝尔让读者留心古代思维困难的更多的痕迹。甚至在今天，英国人为了表示“ohne（无）”时，使用without（其在德语中的对应词是mitohne，相当于英语中的with-without）；东普鲁士人也这么做。With一词今天和德语中的mit对应，而它却既表示without（无），有表示with（有），这一点从withdraw（撤退）和withhold（扣留）中就可以看出。同样的变化也出现在德语wider（反对）和wieder（赞同）中。

为了和梦进行比较，古埃及语言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但是却很有意义。在古埃及语中，词汇不仅意义可以逆转，而且读音也可以颠倒。让我们来假设德语词汇gut（好）是个古埃及词汇，那么它既可以表示“好”，也可以表示“坏”，既可以读作gut，也可以读作tug。雅利安语和闪语也有很多这样可以倒读的词汇，多得不能解释为巧合。我们谨以日尔曼语为例，就会发现：topf（罐）-pot（罐）；boat（船）-tub（洗澡桶）；wait（等待）-tauwen（延迟）；hurry（催促）-Ruhe（休息）；care（关心）-reck（考虑）；Balken（梁）-Kiobe（园木）。我们再考虑其他印欧语系，相关的例子会相应增加，比如拉丁语capere（拿）-德语packen（抓）；拉丁语ten（肾）-德语viere（肾）；英语的leaf（叶子）-拉丁语的folium（叶子）；俄语duma（思想）；希腊语ovuos（精神、勇气）；梵语的medh和mudha（心灵、思想），德语的mut（勇气）；德语中的rauchen（吸烟）-俄语中的Kurtt（吸烟）；德语中的kreischen（尖叫），等等。

阿贝尔把这种倒读现象解释为词根的复制。此处我们发现有些难以理解这位语文学家的观点。在这件事上，我们都记得儿童如何喜欢玩倒读，梦也常常出于各种目的而将表现材料颠倒（拉丁文lucus（树林）据说是从lucere（照耀）派生出来的，因为阳光照耀不到树林中）。（此处颠倒的不过不是字母，而是图像。）因此，由于更深层的原因，我们应当更喜欢颠倒声音。

从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梦的特殊性与最古老的语言中发现的用法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我们关于梦境具有复古特征这一观点的肯定。因此，我们心理分析工作者不禁猜想，倘若我们更了解语言的发展史，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和翻译们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