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面孔
我们在看一幅画,读一本书,陷入一场事件之中时都会相应地去改变自己的面孔,脸上一副悲剧面孔是很自然的事情。荷马时代的悲剧是遥远的,人们想象荷马时代的悲剧时总是听从于那些早期诠释者的声音,这声音流动在面孔上时似乎荷马年代的悲剧也就重现在今天的人们的面孔上,于是,才有了读卡夫卡、曹雪芹时的悲剧意识。比如,我们阅读时的面孔参与了《审判》,K经历的一切阅读者已正在经历,阅读者经历了K的场景:“K目不转睛地瞧着监察官。难道他需要让一个可能比自己还年轻的人教训自己应该怎样为人处世吗?难道他会因为直言不讳而遭人指责,受到惩处吗?难道他确实打听不出为什么会被捕以及是谁派人来逮捕他的吗?”还有K:“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这个早晨K陷入的东西让阅读者的面孔开始有了一种悲剧的色彩。
目睹一场事件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一种悲剧的挑战,那些猝然而至的事件使在场者的面孔迅速地弥漫着,面孔的被看见就像隐居者的灯光,在一种既隐蔽又有想象力的时间里,我们最终总是会与一种面孔的悲剧不谋而合,由此,我看到了陶丽亚的面孔,她漂亮,她忧虑,她被爱情笼罩着,她又没有勇气将自己的残肢展现在陈斌面前。她垂下头去,她痛苦地看着那假肢,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的人生经常陷入这样的困境。
约翰?霍克斯说
我该谈一个具体情况:母亲无法忍受那致命的枪声,枪声就像钻进父亲脑袋的子弹一样钻进了她的脑袋,因此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她在绝望和痛苦中把餐厅里的一支蜡烛融化后灌进了自己那两只秀丽的耳朵里。可是现在还是沿着蜂鸟行踪不定的飞行轨迹一一沿着我坦诚历史的重要情节——继续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