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经济法论

第40章 经济法论

不过朱由榔倒也不只是针对大学生

另外还拿出一笔每年两万四千元，用于奖励每年在格物、数学、医学、农学、工程、经济六个领域，具有突出发现的前沿学者。

每人奖金四千元，在这年代是相当一笔巨款了，比首辅瞿式耜一年俸禄还要多。

当然，更重要的是荣誉

相较于金陵大学的奖学金，这一奖项更加盛大和重要

因为颁奖仪式的地方，是奉天殿

评比工作由大明翰林院院士联席会议，投票决定

参与投票的不能被提名

而提名资格的认证，也很麻烦，需金陵大学教授和翰林院院士提名，当然，也可以自荐，但理论成果必须向翰林院投稿后审阅。

每届从上一年十一月开始提名，七月份召开翰林院院士会议，九月前表决

经由翰林院联席会议表决通过，交由皇家批准

并下达圣旨，经中书署、内阁署名后，宣示天下

当年十月初十，君臣于奉天殿召开大朝会，由天子亲自向获奖者颁发奖项。

获得此项奖金的学者，哪怕无官无职，但却有权直接向天子、内阁上疏陈事。

从此之后，“奉天承旨”，就变成了大明学术界最高荣誉

而获得此项荣誉的学者，被誉为“奉天学士”，其名誉地位，怕是不比什么公侯将相低半分。

不过许多大臣还是很有意见的

倒不是天子对这些学者的礼遇，而是因为这个奖项设置的方向

六个奖项里，并没有文史、理学类，甚至连文学都没有

而诸如医学、农学、经济也就罢了，也算经世济民之术吗，至于数学、格物，可以看做天子的个人爱好。

那工程是什么鬼？此等低贱的“百工之人”，也能登大雅之堂了？

很显然，朱由榔是故意的

毕竟文史学类在大明文化界本来就处于统治地位，甚至都过热了，当然不再“鼓励”的范围内。

即使朱由榔要培养文科人才，也是培养财政、经济和社会学类的进步青年，而不是什么“理学大家”。

故而唯一和文科相关的奖项，经济奖，也是颁发给对前沿经济、财政、金融理论有所突出贡献的。

对于许多传统士人而言，更是要了老命，毕竟“君子不言利”嘛。

第一届的奉天承旨，已经开始提名了

不过作为“神通广大”的天子，朱由榔大体已经能猜到是哪几个人获奖了。

工程奖是宋应星，格物是编著有关光学原理的《镜史》的孙云球（制作简易显微镜的明末光学家），农学奖是修订了《补农书》的杨园。

经济奖倒是有点竞争难度，不过就近来看，黄宗羲由于是翰林院士，不能参与，故而所有人都更看好近两年思想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出身四川的唐甄。

至于医学奖，吴有性被调入翰林院医学所主持工作，不过还没有出任院士，故而还是能被提名的。

他编著的《瘟疫论》，首先发现并提出了有关鼠疫的防范和治疗方法，当之无愧。

不过需注意的是，奉天承旨奖项的颁发，并不是以人，而是以具体成就的。

比如宋应星，虽然在大明科研界已经威名赫赫，但这次被提名，是因为前两年对方刚刚出版的《天工开物》。

对于金陵大学的视察，朱由榔心情还是不错的

这些年轻的面孔，给他对自己的事业，增添了不少信心

政治路线这种东西，最关键就在于要后继有人

朱由榔从来不放心，将自己的政治遗产完全交给后继之君来实现

那既不靠谱，也不现实

他能管得到自己儿子、孙子，能管得到曾孙、重孙吗？

就说儿孙，朱祁镇还是“仁宣之治”的明宣宗朱瞻基儿子呢！

唯有把自己的意志交给更广阔的青年人，如同火种般，深深埋在这片土壤里。

让他们在自己的保护下，沁入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体制当中。

终有一日，就算真的有哪个不肖儿孙敢开历史倒车，也自然会众叛亲离，为万夫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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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金陵大学，朱由榔最近还有许多事情

自从幕府山回来以后，朱由榔就忙起来

先是台湾问题，然后又是军制改革，金陵大学

现在又有新的事情要做

便是有关拟定提名奉天经济奖的唐甄，最新在南京《金陵学报》发行的著作《经济法论》，有所阐述的研究成果。

这个时代的唐甄，和历史上有些偏了

历史上的唐甄，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启蒙家”，主要成果是在哲学和文学思想方面。

但在这个时代，由于朱由榔鼓励新学，而唐甄本就思想较为激进（代表思想，批判君权天授，主张人权平等），于是逐渐就转变为了一个社会经济学家。

当然，不同于那些坐在书斋里空想的“理学大家”们，唐甄在进士及第后，先后在财部，银行，市舶司和地方边缘府县系统干了几年。

对如今大明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个具体认识

这篇《经济法论》，是他在山西长治县知县任上写的

在文中，唐甄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即大明如今的经济改革陷入了这样一个瓶颈

表面上看，这一瓶颈，是以进出口的极端不平衡，和手工业生产外向，导致的通货膨胀。

但更深入的分析，为什么国内的市场培育如此缓慢，难以承担大任呢？

唐甄和朱由榔这个接受过后世基本政治经济常识教育的天子，达成了共识。

这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内敛型导致的

可有关如何解决，或者说让小农经济有序解体的方法上，唐甄提到了非常有意思，却击中关键的一点。

那便是经济法规范

过去，商业作为意识形态中，最为低下的存在，事实上，是处于一种“大而无律”的状态。

简单来说，过去万历以来的衮衮诸公，看起来口中一个个“重义轻利”，但事实上，商业规模在明中后期是在快速扩张的。

也就是说，商业处于一种“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很庞大、重要，在国内影响力很大，但嘴上却都说不值一提”的东西。

而体现在实践上

大明国内的工商业发展，规模庞大，却极度扭曲，归根到底，因为没有一条法律明定的“界限”。

大家为什么热衷于出口，而忽略国内市场？

因为国内市场不稳定啊！

在这年头，一个商人在异地行商，谁能保证不会被当地士绅官员，一个“义利之争”给吞了？

如果和地方地主士绅、官僚发生冲突，有申诉的地方吗？人家听你申诉吗？

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提审官员，要是敢判你赢，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还混不混了？

这一观点，用朱由榔理解的话来说就是：

大明已经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却运行在一个封建法制体系当中，没有相关的资产阶级司法体制和所有权来保护，也就是落后的上层建筑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然，这也是朱由榔存在的意义

拿破仑之于欧洲，之于人类，其贡献不在于征服了多少土地，而在于《民法典》。